从林语堂的_文化变译_看文学翻译中的改写
第２９卷第５期２０１１年９月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１
从林语堂的“文化变译”看文学翻译中的改写
王友琴
（泉州师范学院应用科技学院，福建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他的力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的理
论，文章分析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如何受到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和操控，从而使翻译结果不同。不过，翻译
毕竟是译者的行为，其中也有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然。
关键词：文学翻译；意识形态；“文化变译”
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２２４（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３３－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３
作者简介：王友琴（１９７９—），女，福建泉港人，讲师，硕士，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曾被美国的文化界列为２０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他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英文的驾驭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在《四十自叙》中曾说自己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１９７５年因其名作《京华烟云》在中国乃至西方的巨大影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林语堂用他特殊的方式①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个全面的中国———中国的“孔孟之道”、中国文字、中国社会生活、中国妇女、中国的饮食等。可以说，直到如今，美国大多数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林语堂作品的阶段。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０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到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内心感受良深。布什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受用［１］２。《纽约时报》在他逝世时报道：“ＬｉｎＹｕｔａｎｇ ｈａｄ ｎｏ ｐｅｅｒ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ｐｅｏｐｌｅ．”台湾的《中华时报》也同时报道说：“Ｄｏｃｔｏｒ Ｌｉｎ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１００ｙｅａｒｓ．”［２］２０
林语堂并不以翻译作品著称，但他用英文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含很多的节译或编译。例如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ｙ Ｐｅｏｐｌｅ（《吾国吾民》）、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生活的艺术》）、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京华烟云》），并翻译了沈复的《浮生六记》（Ｓｉｘ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ｆ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编译了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孔子的智慧》）、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Ｌａｏｔｓｅ（《老子的智慧》）等。林语堂在文学历史中扮演的是一个文化译介的角色。他在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时，为何选择此文本而非彼文本，选用此策略而非彼策略，是受他个人意识形态和所处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对他一生起关键作用但到最后又彻底决裂的赛珍珠的影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翻译研究开始走向更为宏观的视角，即文化转向。该学派由Ｊ．霍姆斯创立，并经
①卞建华在《对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上海翻译》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一文中指出，按照雅格布逊（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语内翻译”（ｉｎ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语际翻译”（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ｇ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和“符际翻译”（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的分类和曼塔利（Ｊｕｓｔａ Ｈｏｌｚ Ｍａｎｔｔａｒｉ）对“翻译行为”的界定，林语堂“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要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翻译活动———“文化变译”。本文借用这一术语进行论述。
多元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和Ｇ．Ｔｏｕｒｙ以及目的派（ｓｋｏｐｏｔｈｅｏｒｙ
）代表人物Ｔｈｅｏ Ｈｅｒｍａｎｓ的发展，到Ａｎｄｒｅ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时已经比较成熟。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将翻译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中，指出翻译不仅是翻译词句，更重要的是翻译意识。Ａｎｄｒｅ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和Ｓｕｓａｎ
Ｂａｓｓｎｎｅｔ是倡导翻译应该放在特定的语言文化环境中，主张翻译文化转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的代表人物。Ａｎｄｒｅ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他的翻译学术著作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ｅ中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他指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方面的限制，同时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也受到赞助人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两方面进行论述。
译者在翻译中受到个人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翻译历史上屡见不鲜。从文化翻译的角度看，并不难理解像严复、林纾、鲁迅等一大批翻译家、学者的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应用以及文学翻译中的删节、增添、文体形式的转换，背后有一只隐形的手在操纵着，这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
影响在晚清的翻译界表现得尤为突出，
各大翻译家、学者受个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同时也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纷纷开始文化翻译。梁启超是爱国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和评论家。他把兴西学、译西学作为维新变法的“强国”之道。他在《论译书》中强调：“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考西法
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能从事也。”梁启超翻译强国的目的性极为明确，一以贯之［
３］４３。晚清这样一个遭欺凌、遭侵略的社会背景激起很多仁人义士以各种方式发起救亡图存的运动。文学界
翻译界兴起一股介绍西学的热潮，
目的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严复主要是介绍西学，如《天演论》、《原富》等；林纾主要是翻译文学作品，最典型的就是《块肉余生述》、《黑奴吁天录》
。林纾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作品而非其他也是受到他自身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林纾和他同时代的翻译家
对于译作效果都有一个预设，即翻译首先要关乎世道人心。只要能令国人想到“自强保种”，能令国力强
盛，这个翻译就是成功的［３］５５。“五四”之后也出现了一大批的翻译家如冰心、鲁迅、林语堂，虽然每人所提倡
的翻译策略不同，但从文本的选择，译作中所体现的译者的特殊用语都可透视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美”的翻译。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
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
美术之一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ｆｉｎｅ
ａｒｔ）。”［４］４２９林语堂在翻译或用英文创作时均受他“美”译思想的影响。林语堂一生中近３５年是在国外度过的，
他用功力颇深的英文向西方人讲述东方文化，并时时用地道的西方譬喻来解释东方典故。林语堂追求闲适、自然，崇尚本真、近情，认为现世就是人生的“乐园”
，“大自然的景色、声音、气味和味道与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有一种完美的，几乎是神秘的
协调”
。他在《浮生六记》的“译者序”里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
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中最美丽的东西。”［５］１７－１９这种崇尚自然、追求本真的情
怀促使他翻译清代小说家沈复的《浮生六记》。林语堂的作品和言谈都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尤
其是中国的道家文化精神和处世之道。他欣赏道家哲学，寻求庄子“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
的境界。他说：“凡做什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徒原素。”“也许在本
性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６］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的道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阐释。
此书共分三大部分，在每一节的开端都是以道家思想概括大意。如：
Ｔｏ Ｔａｏ，ｔｈｅ ｚｅｎｉｔｈ ｉｓ ｎｏｔ ｈｉｇｈ，ｎ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ｄｉｒ ｌｏｗ；ｎｏ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ｔｉｍｅ ｉｓ ｌｏｎｇ ａｇｏ，ｎｏｒ ｂｙ
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ａｇｅｓｈａｓ ｉｔ ｇｒｏｗｎ ｏｌ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ｏｎ“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ｂｙ Ｃｈｕａｎｇｔｓｅ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ｑ
ｕｅｔ ｗａｋｅ ｔｏ ｌ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ｒｒｏｗ．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ｄｒｅａｍ ｏｆｌ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ｒｒｏｗ ｗａｋｅ ｔ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ｎｔ…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ａ ｓａｇｅ ｍａｙ
ａｒｉｓｅ 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 ｉｔ；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ｔｉｌ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ｂｙ．Ｙｅｔ ｙｏｕ ｍａｙｍｅｅｔ ｈｉｍ ａｎｙ ｄａｙ ｊｕｓ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ｓａｙ
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ｙ Ｃｈｕａｎｇｔｓ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ｏｎｅ．Ｗｈａｔ ｗｅ ｌｏｖ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Ｗ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ｔｅ ｉ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ａｔｈ．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 ｉｎ ｉｔｓ ｔｕｒ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ｌｉｆｅ，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ｍｙ
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ｌｉｆｅ ｏｎｃｅ ｍｏｒｅ４３１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９月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ｙ Ｃｈｕａｎｇ
ｔｓｅ［２］２０林语堂的翻译遵循“忠实、通顺、美”的原则，这和同时期的鲁迅（主张“硬译”）的思想完全不同。鲁
迅视翻译为解救国民思想愚昧、自我为中心的重要工具，希望通过翻译改变国民的意识形态。他在翻译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时说：我以为这个剧本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的痼疾，因
此也很有翻译成中文的意义［３］４３。林语堂对“美”译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他的《论翻译》中说道：“译艺术文
最重要的，就是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而且须注意怎么说法。一作家
有一作家之风度文体，
此风度文体乃其文之所以为贵……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嗜好之作者作品，无论其所言为何物，每每不忍释手，因为所爱的是风格个性而已。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
格调预先认明，于译时复极力模仿，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７］相较鲁迅，林译更注重的是文体的风格
和个人对作者风格的喜好。这一点从林选译清朝沈复的《
浮生六记》可见一斑。作者喜爱“芸”这个艺术形象，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子，故喜将读阅作品所获得的良好感受与西方读者分享。
林译有着个人思想意识的痕迹，同时也受美国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当时美国国民在“一战”后出现了迷茫和困惑，加上追求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重压，他们希望从中国文化里寻找到精神的家园，
希望回归自然，崇尚田园生活［
８］。林语堂当时翻译沈复的这部描写家庭生活的个人自传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必然的，符合当时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因此，他的译作广受欢迎（当然，其翻
译原则也是译作受欢迎的因素）
。林语堂学贯中西，是中西文化的结合体，对文化的掌握使他在翻译中能把握自如，既很好地传达中国文化又满足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喜好，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中国的“孔孟
之道”、处世哲学是西方读者对东方的阅读期待。林译少了尖锐的批判与讽刺的味道，更多的是充当文
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角色，
这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当时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他译介的主要目的不像鲁迅那样以激励国民的思想为主，而主要是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都
和中国文化相关。林语堂曾经打算翻译中国的古典文化名著《红楼梦》，但因《红楼梦》所涉的事情年代
已久，
再加上西方国家希望了解当时中国的状况，感于当时中国抗战的局势，林语堂用英文写成了后来奠定他文学地位的力作《京华烟云》。与鲁迅和同时期的其他翻译家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译作战斗性和
革命性明显减弱。这也进一步说明翻译除因译者个人喜好之外，还与社会背景和社会需求紧密相关。
当然，林语堂在向西方译介中国人的生活观、处世观时，并不是用传统的翻译方式来句句翻译《论语》
、《道德经》、《庄子》，而是采用了一种“文化变译”的方式来译介中国文化，变译后的文章语言通俗简洁、逻辑较严密、可读性更强，很受西方读者的青睐。正是通过这种文化翻译的变通，林语堂成功介绍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
在林语堂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翻译还是编译、节译，都体现他很深的对自然、对和谐的追求。正
如陆洋博士在他的论文中引用罗曼·罗兰的话对林语堂的一生所概括的那样———“和谐是我毕生的梦！
”［７］林语堂又是一个懂得把握机遇的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
他及时抓住赛珍珠所给予的机会使他本人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赛珍珠（１８９２－１９７３
）是一位中国通。刚出生４个月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体验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以及中国农民的单纯、善良与朴实。１９３８年的《
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林语堂去美国之前，她的《大地》已畅销美国，版税４０万美元，
使她成为非常富有的女人。赛珍珠花了５年的时间将《水浒传》（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ｒ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译成英文，林语堂十分欣赏赛译的《水浒传》。他们都熟悉中西文化，因此有许多的共同话题。赛珍珠十分希望有一部真正阐释中国人精神的著作，不过她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作者“在这混乱的时代并没有迷失方向。他们的幽默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生活，这是多少代人用世故和学
问培养出来的幽默。他们机智到足以理解自己，
足以理解别人的文明。他们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东西，既能真实地袒露中国文化的优根和劣根，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又要在技巧上具有
适合西方读者口味的那种幽默和轻松笔调”
［１］１１７－１１８。这正好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所一直期盼的，也能够胜任的。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由于赛珍珠的物质和精神的鼓励，促使了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以及之后一系列作品的诞生。
５３１ 第５期
王友琴：从林语堂的“文化变译”看文学翻译中的改写
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与赛夫妇有很大的关系。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ｌｓｈ是一名精明的
出版商，
他和纽约的文化圈关系密切，再加上赛珍珠当时的名气，他们夫妇的大力推介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林语堂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林语堂对译作的选择大多和赛夫妇的意见和建议分不开。在很多情况下，译者需要在自己的翻译目的和发起人或赞助人的翻译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与其达成共识或做出妥协，否则，翻译作品无法出版，
从小处说，会影响译者自身的谋生之计，从大处说，会最终影响到文化译介目的的实现［
９］。林语堂在谈及他的《生活的艺术》的写作时说：“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篇名著……然书局老板意
见，
作《生活的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内容……”［９］从中可得知翻译者在进行文本翻译时，赞助人或发起人的意见对其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
的选择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如，１９１３年，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翻译作品《炭书》被商务印书馆退回，附上的信说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ｗｅ ｈａｖｅｎ’ｔ ｓ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ｓ，ｗ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ｙ
ｏｕ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ｏｔｉｃｎｅｓｓ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ｓ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ｒｅａｄｓ ｌｉｋｅ ａ ｂｏｏｋ 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ｅ ａ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由此可看出，出版商是在社会主流意识支配下选择出版文本的，译者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言论，是和出版商的赞助分不
开的。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他的代表作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ｅ说道：“Ｂｙ‘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ｙ ｋｉｎｄ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ｉ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１５林语堂的翻译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有所不同，侧重“文化变译”
。他的翻译深受个人意识形态和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受到赛珍珠女士和出版商的影响—
——赞助人也是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来选择所资助的文本。不过，
翻译主要还是译者的行为，无论外界的影响有多大，始终还是以一定的文本为基础的译者的个人行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还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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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２］ 郑玲．从目的论角度看汉英翻译中的文化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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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６］ 葛校琴，季正明．人生态度取向与翻译的选择及策略———谈林语堂《浮生六记》的翻译［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４）：７１－７４．［７］ 陆洋．论美译———林语堂翻译研究［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５（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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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１０］ 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ｅ［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责任编辑 思之）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Ｌｉｎ Ｙｕｔａｎｇ
’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ＡＮＧ Ｙｏｕ－ｑ
ｉｎ（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ｊ
ｉａｎ ３６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ｈｉｓ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Ｆａｍ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ｉｎ ｈ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ｐｏ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ｉ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Ｙｅｔ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ｗｏｒｋ，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６３１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９月
浅谈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实践
一、引言 林语堂先生（1895-1976）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林语堂，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南部平和县坂仔乡人。林氏自幼便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主流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伴随他的一生，其原因主要有二：家庭和教育。其父林至诚是当地的基督教牧师，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乐天派。林语堂家10个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全体家庭成员晚上都会轮番诵读《圣经》，然后一同祈祷。因此，基督教对年幼的林语堂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13岁时，林语堂进入厦门鼓浪屿的一所教会学校———寻源中学。中学毕业后，林语堂进入同是教会学校的圣约翰大学。和其他的教会学校一样，这里同样是西方文化的世界。牧师家庭的熏陶和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一个熏染在中国乡土文化中的基督教徒。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对林语堂有着全方位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影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生活环境及其对本国文化的热爱。林语堂称自己有“高地的人生观”，林语堂曾说对他童年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家乡的山景。从本质上说，家乡的山景，即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积淀，是本土的儒道文化。虽然从中学开始就在教会办的学校就读，但与身俱来的对本国文化的狂热却无法因此被阻挡。在寻源中学读书时，林语堂私底下偷偷读《史记》，读苏轼的诗词。即便后来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到北京的清华学校任英语教员，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用林语堂的话说：“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幽默是林语堂的魅力。现在我们看见或听到的“幽默”二字，如果不是林语堂的话，可能便不叫幽默，而是叫“诙谐”、“揶揄”等。林语堂是把英文humor 译作“幽默”的第一人。林语堂《假定我是一个土匪》一文就是林氏幽默文章的代表作，其对当时官僚政治的揶揄可谓酣畅淋漓。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林氏作为“幽默大师”的魅力。 二、译学基础 王秉钦(2005)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的十大学说：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不难看出，在中国传统翻译的发展历程中，林语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内，他是最早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人，也是最早把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纳入翻译研究视角的人。 1919年，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 活。在哈佛，林语堂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并接触了皮尔斯·皮瑞、尔文·白碧德等知名教授。后从德国耶拿大学申请转入以语言学研究闻名的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比较语法学的发源地，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林语堂研究语言学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学成归国的林语堂踏入了北大校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大学教授。作为一名英文学系的老师，他努力将所学用于学术研究。在这个时期，他研究了语言学、音韵学、方言学，并发表了多篇有建树性的文章，如《科学与经书》、《古有复辅音说》等等。 三、翻译观 林语堂先生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 浅谈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实践 何苏明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6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62010 摘要:林语堂提出了对翻译者的三条要求和翻译的三条标准等翻译观，这些翻译观即便在现在也值得借鉴。在翻译实践层面，他很少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却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观；翻译实践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0）16-0103-02 作者简介：何苏明（1985-），女，四川南充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0-04-26 —103—
论林语堂的翻译
论林语堂的翻译 作者：英语经贸系杨刚加入时间：2007-3-17 9:16:57 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 On Lin Y u-tang’s Translation Abstract: Lin Y 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 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 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 Key words: Lin Y 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随着社会进入E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随性自然率真幽默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竞争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安静的诗意栖居。不过在这些人大谈特谈“性灵”、“幽默”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少会想起是谁在当年扯起大旗为之振臂高呼的。后人在享用前人余荫的时候是不会问是谁栽的树。 可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我们会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绕不开一个名字——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或许这一段话还无法让我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校长给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赞他为“哲学家、作家、才子、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by the magic of your pen, you have portrayed the soul of your great people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a way no person has ever done before. In doing so, 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这一段话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内文章”的“幽默大师”留给后人的其实远不仅仅是
从木兰之美看林语堂的完美女性观
从木兰之美看林语堂的完美女性观 系部：中文与新闻传播系 专业：涉外文秘 班级：09涉外文秘一班 学号：2009064130 姓名：彭清 2010年11月15日
摘要 作为中国新旧交替时代下的一名典型文人，林语堂的思想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融合，既有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处世哲学和生存智慧，又受到了西方现代人文思想的影响。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使林语堂对现代中国完美女性应有的品格有着独特的见解。这种完美女性观在其代表作《京华烟云》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先生的一部扛鼎之作，堪称中国三十年代的红楼，他在书中塑造了一位奇女子——姚木兰，一个融宝钗、黛玉、湘云为一体的完美结合体。本文从姚木兰儒道兼容、中西互补的性格特点入手，具体解析林语堂笔下这位理想女子的美，并从中感悟出林雨堂先生的完美女性观。 本文通过对《京华烟云》中主人公姚木兰的形象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以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作为内心坚守，并拥有现代思想中自由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以道家自然逍遥的思想关注内心，利用儒家的道德操守和生存智慧面对生活，这就是林语堂对完美女性品质的定义。而姚木兰正是林语堂这种中体西用、儒道合一的女性观的集大成者，是作者心中女性的完人，而且对于理想中国人的品格塑造也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林语堂；京华烟云；完美女性；中体西用；儒道结合
目录 摘要 (1) 引言 (3) 一、完美的化身——姚木兰 (3) （一）外在美 (3) 1、容颜之美 (3) （二）内在美 (4) 1、学识之美 (4) 2、传统之美 (5) 3、现代之美 (6) 二、林语堂完美女性观的概括——中体西用，儒道合一 (6) 1.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完美女性观 (6) 2.“西学东渐”中的女性解放思想 (7) 3.林语堂完美女性观的内涵 (7) 三、结论与启示 (7) 参考文献 (8)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关键词：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文学 所属专业：文学研究 字数统计：11836 作者：小九 2014-12-8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最大功绩之一即是发现了“人”，尤其是发现了“女性”。“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成为衡定现代人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周作人说过，“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1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呢？对此，学术界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林语堂不仅尽其一生关注女性，而且有着独特的女性观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过对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详细解读，我们既可理解林语堂对“女性解放”的独特贡献；又可充分认识林语堂的思想、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还可获得关于女性未来发展趋向的某些启迪。 一、迷人的女性世界 林语堂曾自信地说：“我有雄心让我的小说留传后世”。〔2〕确实，林语堂的小说有许多富有价值的内容。而女性形象即是其一。 首先，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性格具有稳定的内涵，没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不一样的。林语堂曾提出危言耸听的女性观，“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越会发现所谓的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研究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3〕这里，林语堂否认中国历史上女性所受的压迫，充分显现政治观的保守和意识形态的迟钝。但另一面，由于中国历史上女性受压迫的非绝对性，也由于文学审视视角和方式的独特性，林语堂塑造的女性形象就别有意义。《京华烟云》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她们有着母女、姐妹、妯娌、主仆等多种关系。其中除了姚太太与银屏的矛盾外，女性间多是和平相处，没有阶级斗争的残酷，主仆间也不是壁垒森严，而是较为平等。姚太太与银屏也不象许多现代作家笔下的主仆间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冲突，而更多的却是女人间的争夺战。就木兰形象而言，她虽是富家女，但丝毫没有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颐指气使，而是和气、温柔、善良、勤劳、质朴。显然，林语堂注重的是发掘女性共同的“人性”光辉。《红牡丹》塑造了光绪年间的女性红牡丹。作者没有赋予牡丹多少阶级内容，只是注重挖掘她与人类相通的人性内容，即对爱情、自由、人性、个性的追求。译者曾言：“本书写寡妇牡丹，纯系自然主义之写法，性的冲动，情之需要，皆人性之本能，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本书主题似乎即在于是”。〔4 〕还有《风声鹤唳》中的丹妮，《朱门》中的柔安，《赖柏英》中的赖柏英，作者
论林语堂的人生观
论林语堂的人生观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这本书里写出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谴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他用轻灵的笔杆向西方人道出了“完美生活的范本，快意人生的典型”，给我们展示出一种别样的人生风情。 林语堂在书中谈到了庄子的淡泊名利，赞美了陶渊明的闲适和谐的完美人格，以及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游山玩水、如何看云鉴石、如何养花赏雪、吟风弄月等。这些无不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快乐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生要获得快乐，就应该会享受生命，享受人生。 林语堂认为现代生活的哲学总带着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人们往往在忙碌的日常生活追求中，迷失了真正的自我。这时候就需要一种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成为我们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是协调了孟子积极的人生观念和老子圆滑和顺的观念的中用哲学。在林语堂心目中，陶渊明就是具备这种和谐人格的生活典型。当然，要享受人生享受生命，就要会调整我们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说到享受人生，那么什么样的人最会享受人生呢？林语堂说：“最合于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个热诚的、悠闲地、无恐惧的人”这样的人具备了情、智、勇的特质，林语堂认为，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乐，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正因为情是如此的重要，所以，以情为出发点的人生，便能充满温暖和活力。可是，由于人生是残酷的，即使是一个有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的
愚弄。所以，林语堂说到“这种慷慨热烈的心情需要有一种哲学加以保护”，这样他很自然地把热情的智勇连接起来，因为只有智勇才能使我们从骗子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大骗子除了名、利、权之外，另一个次等的骗子就是时尚。 林语堂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现实中，由于人们过度繁忙的工作和背负着重大的责任，人们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这些人服役于财富、名誉、权力，这时候如果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入世配合起来，成为自己的生活哲学，过着半隐半显的生活，经济适度宽裕了，生活逍遥自在了，精神才是快乐。这是一种中庸哲学。凡事不能太过于偏激和极端，而应该介于两个极端之间，过着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能为了追求过分的名利而丧失了本真的自我。正如林语堂举了陶渊明的例子，陶渊明就是林语堂心目中，也是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生活简朴，向往自然而冲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留下了《归去来辞》，作为一个乡间诗人，陶渊明无忧无虑、心地坦荡，虽然生活简陋，但是他热爱生活、爱好人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展现的是一幅和谐的画面，但是陶渊明不入世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逃避主义者。他躲的只是黑暗的政治官场，而不是生活的本身。从陶渊明身上，林语堂更加肯定了人生的快乐是需要一种和谐的人格的，而中庸哲学思想也成了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 林语堂说：“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世纪诶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既然我们的生命总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2008-04-19 23:57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最大功绩之一即是发现了“人”，尤其是发现了“女性”。“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成为衡定现代人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周作人说过，“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1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呢？对此，学术界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林语堂不仅尽其一生关注女性，而且有着独特的女性观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过对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详细解读，我们既可理解林语堂对“女性解放”的独特贡献；又可充分认识林语堂的思想、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还可获得关于女性未来发展趋向的某些启迪。 一、迷人的女性世界 林语堂曾自信地说：“我有雄心让我的小说留传后世”。〔2〕确实，林语堂的小说有许多富有价值的内容。而女性形象即是其一。 首先，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性格具有稳定的内涵，没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不一样的。林语堂曾提出危言耸听的女性观，“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越会发现所谓的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研究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3〕这里，林语堂否认中国历史上女性所受的压迫，充分显现政治观的保守和意识形态的迟钝。但另一面，由于中国历史上女性受压迫的非绝对性，也由于文学审视视角和方式的独特性，林语堂塑造的女性形象就别有意义。《京华烟云》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她们有着母女、姐妹、妯娌、主仆等多种关系。其中除了姚太太与银屏的矛盾外，女性间多是和平相处，没有阶级斗争的残酷，主仆间也不是壁垒森严，而是较为平等。姚太太与银屏也不象许多现代作家笔下的主仆间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冲突，而更多的却是女人间的争夺战。就木兰形象而言，她虽是富家女，但丝毫没有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颐指气使，而是和气、温柔、善良、勤劳、质朴。显然，林语堂注重的是发掘女性共同的“人性”光辉。《红牡丹》塑造了光绪年间的女性红牡丹。作者没有赋予牡丹多少阶级内容，只是注重挖掘她与人类相通的人性内容，即对爱情、自由、人性、个性的追求。译者曾言：“本书写寡妇牡丹，纯系自然主义之写法，性的冲动，情之需要，皆人性之本能，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本书主题似乎即在于是”。〔4 〕还有《风声鹤唳》中的丹妮，《朱门》中的柔安，《赖柏英》中的赖柏英，作者的立足点均在于此。另外，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强调女性性格、个性等的发展性、变动性不同，林语堂不注重“成长性”或“衰败性”的把握，而喜爱写女性的“常性”、“稳定性”，她们自始自终保持美好的“人性”不受污染，并把对爱情、自由、个性与美好的追求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意义之所在。 与忽略女性形象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相关，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没有祥林嫂、蘩漪、金子、曾树生、翠凤、曹七巧等的“沉重感”和“悲剧性”，而有着轻灵潇洒、明秀高雅的特征。一是表现女性天姿灵秀的外貌，塑造她们天成的丽质风姿。林语堂描绘了木兰有着巧夺天工的美貌后感叹说：“造物自然赋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5〕当然，林语堂并不是把女性当成“尤物”来鉴赏、玩味，而是用貌美表达女性的自然天成，赞叹女性是上苍自然育化的“精华”。二是表现女性的精神境界，写她们精神世界的超凡脱俗。三是表达女性的“乐天知命”、“心安理得”的处世态度与生活原则。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决非甘作封建专制的奴隶而任凭他人摆布，她们有着个性解放的色彩。然而，她们又不是一味“抗争”，而是表现出某些容忍与顺从。比如木兰，她明知自己更爱立夫，但别人为她安排好与荪亚的婚事，她也并不反对。因为她知道她嫁给荪亚，“没有梦绕魂牵，只是正常青年男女以身相许，互相敬重，做将来生活上的伴侣，只是这么一种自然的情况。只要双方正常健康，其余就是顺乎自然而已矣。”〔6〕表面理解容易得出结论说，木兰个性脆弱，思想保守，缺乏
浅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 [1]
浅析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 摘要：自古以来，对于翻译的标准，国内外许多翻译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比较著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哲罗姆的“意译而非直译”等等。本篇文章主要通过林语堂的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来分析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忠实、通顺、美。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思想；忠实；通顺；美 Abstract:From ancient times，many translators have their own translatio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ory about the criterion of translation. There are some famous translation ideologies and translation theories, for example: Yan Fu advocates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Lu Xun “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St.Jerome “transliteration rather than free translation” and so on. This passage will talk about Linyutang’s translatio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ory: faithfulness, fluency, and beauty. Keywords：林语堂，翻译思想，忠实，通顺，美 1 引言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翻译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各国各民族间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际手段和交往途径。翻译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翻译在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翻译的标准，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浅析的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希望能给一些从事翻译的人员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2 林语堂的生平介绍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福建龙溪人，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贫穷的牧师家庭。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林语堂既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有很高的英文造诣，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3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 3.1忠实于原文 “忠实于原文”这个翻译学的术语，在很多翻译学家的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中都占据着一个中心的地位。如：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信”,“达”,“雅”中的“信”即“忠实于原文”；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宁信而不顺”也强调的是翻译的时候首先要做到忠实于原文，即使可能造成不通顺。这些都能看出“忠实于原文”是翻译之本，如果做不到忠实于原文，就无从谈论翻译。
从审美视角品读林语堂的翻译标准_以林语堂英译_归去来兮辞_为例
从审美视角品读林语堂的翻译标准 ———以林语堂英译《归去来兮辞》为例 许春翎3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07) 〔摘 要〕 林语堂是享誉中外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其国学根底与翻译水准堪称双绝。其翻译生涯中最伟大的贡献,便是以通俗化的策略,把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化,生动地传播到西方世界。1932年初,林氏发表了他最系统、最有名的译论长篇论文《论翻译》,文中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这三条标准在他所译的陶渊明名篇《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通过回顾林语堂的翻译观,特别以他英译的《归去来兮辞》为例,从美学视角看待本部译作,认为该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情感互通的产物,具有准确传神美、句式变化美及音韵节奏美等特点。 〔关键词〕 林语堂的翻译观;《归去来兮辞》;美学欣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940(2007)01-0126-004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翻译"国民性",建立新文化,一直就是翻译家们精心创作的主旋律,它代表了现代性过程中知识分子对于启蒙,科学和理性的追求;然而,翻译的样式也有另一张全然不同的面孔,它书写浪漫、个性、快乐、自由和大千生活,以审美的个人话语汇入到宏大叙事"之中,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这种审美话语的创造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 林语堂的翻译,可以说是沿着现代性的足音,在现代性城市中产生和发展的.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至六十年代的纽约,林语堂历经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美国的反文化运动",而以翻译进入中国文学界和美国文坛的林语堂,赖以生存的艺术形式竟是以日常生活为原料的通俗翻译,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这种熟悉而又鲜见的形式产生一种冲动:它是怎么诞生?有什么样的效果?又是怎样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本文通过回顾林语堂的翻译观,特别以他英译的《归去来兮辞》为例,从审美视角来看,该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情感互通的产物,具有准确传神美、句式变化美及音韵节奏美等特点。 一.林语堂的翻译成就 林语堂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博学型的作家和卓越的语言学家。他兼用祖国和异国语言文字(英文)写作,在国外的声望高于国内,蜚声世界文坛。"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是对林语堂一生思想以及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两条道路上奋斗的真实写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与和谐美学被认为是与时代主旋律极不和谐的噪音,因而被驱入边缘位置。对林语堂的研究,被打上鲜明的阶级分析的印记。国内对林语堂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期进入较为客观的、宽容的、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研究(杨柳!张柏然,2004:44)。但无论欣赏他或是反对他的人,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他作为翻译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在“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林语堂翻译生涯中最伟大的贡献,便是以通俗化的策略,把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化,生动地传播到西方世界。他认为,文化只有亲和才能更好地凝聚人类的灵魂。正是出于此,他的通俗译本以自然清新的风格,小到品茶烧饭,大至儒道美学,在他的笔下都是娓娓道来,亲切自然,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幅轻松自如、亲切备至、平等互爱的生活世界。在美国,林语堂的译本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一直都是热门书籍。林语堂的译本一直都影响欧美人的中国观,甚至前美国总统布什1989年在访问东亚之前还要阅读林语堂的作品。 二.林语堂的翻译观回顾 “30年代非左翼文学家中,对翻译理论作出贡献最大的,当推林语堂。”(陈福康,2000:325)1932年初,林氏发表了他最系统、最有名的译论、长篇论文-----《论翻译》,涉及诸多的翻译理论问题,他在通论翻译标准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美学思想。他认为,翻译艺术所倚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 3收稿日期:2006-07-15 作者简介:许春翎(1983- ),女,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05级研究生
论林语堂的翻译观―以《啼笑皆非》中译本为个案
论林语堂的翻译观一以《啼笑皆非》中译本为个案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 年度学科共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为：GD15XWW08 1 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本的翻译目的和背景人类的活动总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切活动都服务于特定的目的，翻译目的更是对翻译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翻译目的会影响作者对原文的理解，当不同译者带着不同目的审视原文时，他们会因为视角不同而对原文产生不同理解。更主要的是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决定作用，作者想通过译文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时，他就会更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啼笑皆非》的创作背景是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承认对中国抗日援助时间太晚，力度也不足，美国对华政策内幕逐步被披露。林语堂认为美国的绥靖政策是日本肆无忌惮侵华的重要原因，并且对日宣战后美国的对华援助仍有限。他满怀愤怒写作该书，目的就是要露英美政府的自私和虚伪，警醒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实现富强。全书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林语堂自译该书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同胞，激发国内自主抗战的志。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说，《啼笑皆非》的写作翻译一气呵成。1943 年7 月该书在美国出版，年秋天该书中文译本即告完成，其时间紧迫性可见一斑。其次，中译本忠实地传达了原著思想，旨在揭露英美，警醒国人。要达到惊醒国人的目的，译文就必须
易于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因此林语堂在本文的翻译中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再次，完成翻译后林语堂立即携带译本在重庆、桂林等多个城市进行演讲访问，广泛宣传该书思想。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国际国内局势极为复杂，林语堂希望自己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为抗战注入新的动力。 2 林语堂独特的翻译观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提出了翻译应遵循的三个标准：忠实、通顺、美。忠实是对译者的要求，包含三层意思：首先，忠实并非字字对译，而应以句为翻译单位；其次，忠实须传神，表达出文字逻辑意义之外情感上的色彩；再次，林认为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将文字的意义、声音、传神之美和文体、文之美等同时译出。通顺是对译文的要求，要求译者根据译文读者的心理来翻译文章，要对译文读者负责。林语堂提出的翻译的三大标准：忠实、通顺和美，这对《啼笑皆非》的翻译有巨大的影响。 （一）从文化取向分析 林语堂，这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师是翻译界少有的奇才，他多姿多彩的译品与他的文学创作一样，提供给世界完全不同的认识自我，认识自然、剖析灵魂、塑造社会的文化参考，而他，在大半个世纪中都生活在被西方所认同却被国人所误解、误读、误译的意境之中。在《啼笑皆非》林的自译版本中，文化负载词的使用，增添了文本中中华文化的厚度与深度，极具文化厚载力的同时也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林语堂在中西两种文化间的不断切换，这对其自译作品
从林语堂的_文化变译_看文学翻译中的改写
第２９卷第５期２０１１年９月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１ 从林语堂的“文化变译”看文学翻译中的改写 王友琴 （泉州师范学院应用科技学院，福建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在他的力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Ｌｅｆｅｖｅｒｅ的理 论，文章分析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如何受到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和操控，从而使翻译结果不同。不过，翻译 毕竟是译者的行为，其中也有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然。 关键词：文学翻译；意识形态；“文化变译” 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２２４（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３３－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３ 作者简介：王友琴（１９７９—），女，福建泉港人，讲师，硕士，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曾被美国的文化界列为２０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他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中英文的驾驭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在《四十自叙》中曾说自己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１９７５年因其名作《京华烟云》在中国乃至西方的巨大影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林语堂用他特殊的方式①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个全面的中国———中国的“孔孟之道”、中国文字、中国社会生活、中国妇女、中国的饮食等。可以说，直到如今，美国大多数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林语堂作品的阶段。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０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到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内心感受良深。布什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受用［１］２。《纽约时报》在他逝世时报道：“ＬｉｎＹｕｔａｎｇ ｈａｄ ｎｏ ｐｅｅｒ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ｐｅｏｐｌｅ．”台湾的《中华时报》也同时报道说：“Ｄｏｃｔｏｒ Ｌｉｎ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１００ｙｅａｒｓ．”［２］２０ 林语堂并不以翻译作品著称，但他用英文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含很多的节译或编译。例如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ｙ Ｐｅｏｐｌｅ（《吾国吾民》）、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生活的艺术》）、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京华烟云》），并翻译了沈复的《浮生六记》（Ｓｉｘ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ｆ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编译了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孔子的智慧》）、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Ｌａｏｔｓｅ（《老子的智慧》）等。林语堂在文学历史中扮演的是一个文化译介的角色。他在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时，为何选择此文本而非彼文本，选用此策略而非彼策略，是受他个人意识形态和所处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对他一生起关键作用但到最后又彻底决裂的赛珍珠的影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翻译研究开始走向更为宏观的视角，即文化转向。该学派由Ｊ．霍姆斯创立，并经 ①卞建华在《对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上海翻译》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一文中指出，按照雅格布逊（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语内翻译”（ｉｎ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语际翻译”（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ｇ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和“符际翻译”（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的分类和曼塔利（Ｊｕｓｔａ Ｈｏｌｚ Ｍａｎｔｔａｒｉ）对“翻译行为”的界定，林语堂“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要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翻译活动———“文化变译”。本文借用这一术语进行论述。
小议林语堂的翻译观
摘要：林语堂是一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他的翻译观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译学的发展。本文以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为指导，来赏析他的译作《声声慢》，揭示其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加深对其翻译观的理解。 关键词：林语堂；《声声慢》；赏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4-0265-01 一、林语堂的翻译观 林语堂学贯中西，深谙东西方文化，语言学、文学造诣极深，一生致力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写作和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林语堂一生中发表过不少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然而最系统最有分量的当数《论翻译》。该文章，是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的绪论，后来又收入写于1933林氏的《语言学论丛》一书中。 (李晓红，2007，p.82)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首先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林语堂提到，“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林语堂还进一步阐述了这三条翻译标准。他提出，“忠实”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林氏认为译者所忠实的是乃零字所组者的话意，并表明译者所能达到的忠实是比较的忠实，而不是绝对的忠实。关于翻译的“通顺标准”，林氏认为译者以句为单位，详细体会其意义，将其翻译成有意义的中国话。关于“美的标准”，林氏说道：“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必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何苏明，2010，p.104) 林语堂将鲁迅的三美扩大为五美，在他看来，“文字有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音乐之美完全同时译出。”他在1923 年所撰的《论翻译》一书中着重强调：“对于诗文小说之类，译者不译此书则已，此等书则与运用之外不得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王明明，2007，p.216) 二、李清照《声声慢》林语堂的英译文赏析 李清照是南宋前期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词婉约清雅，落笔无声，余味悠长，用一个女性敏感而细腻的笔触描景怀，平中见奇，使她的词千百年来至今仍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声声慢》一词一题“秋情”，为李清照晚年所作名篇之一。时值外敌入侵，家破人亡，伤国，悲夫，愁己之情抑郁于胸，诗人借词抒怀，将晚年孤苦无依的愁怀尽释笔端，这首词无论遣词造句还是布局谋篇，均见笔力超群，自然率真，毫无斧凿之痕。虽写个人哀愁，但笔力凌厉，把那种排山倒海的“愁”，表现的铿锵有力，“婉”中“劲”来。词为双调（片，阕），八句，上下片各五仄韵。其音乐性强，善用叠字，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美感。 首先看词牌名：《声声慢》。 原词：声声慢/ 林译：forlorn 对大多数词作来说, 词牌与音乐或词中的内容关系并不大, 词牌在一般意义上不过是表明作者是依哪一种现成的曲谱进行填词而已。“慢”有篇幅较长、语言节奏舒缓、韵脚间隔较大等特点。但,《声声慢》确属例外。词中不过短短20 多字, 却含不少齐齿音和舌尖音, 它们相互交叠, 浅吟低唱。这是词人有意为之, 用这样的声调来诉说自己内心的惆怅。由此可见, 这一词牌不仅关系着词的节奏, 而且还关系着词的内容。此处的“慢”不是指调之长短, 而是指词节奏之快慢。(周舟，2007，p.84) 林语堂将其译为“forlorn”，通过题目就奠定了全词忧伤、凄凉的基调，仿佛浮现出女词人在凄风苦雨中孤苦无依，满目愁容的萧瑟画面。 原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林语堂诗学观与诗词翻译策略_黄宁夏
2012年6月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June．2012第20卷第2期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Vol．20．No．2 林语堂诗学观与诗词翻译策略 黄宁夏 （漳州师范学院外语系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并将许多优秀作品译成英语，在西方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林语堂的诗词翻译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并受到广泛欢迎，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正确的诗学观保证对原作深度的理解，他所创立的翻译美学观为其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译者驾驭中英双语水平则成就其翻译达到高超境界。三者结合使林语堂的诗词翻译成为中国诗词翻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典范。 关键词：林语堂；诗学观；古典诗词；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76（2012）02-0118-05 Abstract：The well－known translator Mr．Lin Yutang loved ancient Chinese poems so much that he put many excellent clas-sics into English，which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in the west．Th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by Lin Yutang have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and prestige in the academic fields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his views on poetics，his aesthetic view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his skilful handling of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Key words：Lin Yutang；view on poetics；Chinese ancient poetry；translation strategy 1．引言 作为一位国学大师，林语堂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爱好与关注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从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高度，他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深刻领略其价值意义。一生中，林语堂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作为人生使命，将中国古代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介绍给西方，为弘扬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林语堂对诗词情有独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文化界出现崇尚新体诗和西洋诗的潮流并出现对中国古典诗词质疑和批判的声音。部分文化精英极力否定古典诗词的价值（郑敏1993：5-20）。具有东西方视野的林语堂虽不否定新体诗和西方诗歌，但却对中国旧体诗词进行潜心钻研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这大大超越了许多形式层面的旧体诗论者，也整体地超越了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的视野、观念和境界”（王兆胜2007：79）。在他的诗论中，林语堂不仅赞美古典诗词的深度内涵和语言魅力，并且充分肯定了中国诗歌的社会功能。 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最高成就，古典诗词自然成了林语堂国学研究和向西方推广的核心部分。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并对西方读者阐释其意义内涵贯穿着这位文学翻译家的艺术人生。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喜爱和深度研究的基础上，林语堂的美学翻译观及高超的双语功底决定了他的诗歌翻译必定会赢得西方读者。 2．林语堂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2．1林语堂的诗学观 林语堂一生热爱中国古典诗词。他认真学习、积极创作、潜心理论钻研，构建自成体系的诗学观。在他的许多论著里，林语堂对于古典中国诗词进行了系统化的诠释和精辟的论述。而最有代表性的诗学论述则出自在引起西方轰动的著作《吾国与吾民》中的第七章中对诗的论述（林语堂2006：230-242）。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诗词具有宗教的功能和人生观教育意义。“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思想”（林语堂2006：230-231）。为什么诗在中国如此重要。林语堂做了以下的解解释：首先归功于中国人的艺术和文学天才。中国人在“具象的描写”和“环境景象的渲染”方面表现卓越，同时擅长于“约言、暗示、联想、凝练和专注”。这种文学才华自然使得中国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卓越（林语堂2006：231）。 中国人与诗的密切联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林语堂（2006：232）认为：“诗完全是思想染上情感的色彩。而中国人常以情感来思考，……” 汉语也是造就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国语言的“活泼清明”非常适宜诗“活泼清明”的表达，汉语的简约和语旨非常适合诗的“含蓄暗示”。汉语的“字面的描摹”有利于“具象的描写”。而中国语言的
林语堂翻译思想与实践解读
兰台世界2012·11月上旬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是中国当代集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林语堂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知名学府。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1976年于香港病逝。林语堂一生著作等身，特别是他的大量中英文翻译作品更是让他扬名海内外，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在国外用英文写书的中国作家[1]86-88。本文拟解读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与实践，以再现这位近现代著名文人文学与翻译创作的光辉形象。 一、林语堂的翻译思想解读 其一，注重翻译艺术与文章风格。林语堂将翻译视为一种艺术，认为翻译与创作不可分割，并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充分运用于他的翻译实践中，使其翻译作品呈现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林语堂认为不仅要注重原著的内容，还要注意保留原著语言的风格，因为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是作品中最为宝贵的东西。林语堂的翻译艺术风格同他与众不同的为人做派也是密不可分的。在与妻子廖翠凤领取结婚证后，林语堂征得妻子的同意，烧掉了刚领回不久的结婚证。他认为只有离婚时才用得上结婚证，烧掉结婚证代表两人白头偕老、永不分离的决心。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及感情婚姻的稳定，铸就了林语堂后来翻译人生的精彩。 其二，选择文本的重要性。翻译中对于文本的选择至关重要，原著与译者价值观契合与否能够对翻译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林语堂在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时，着重选择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他所选择的大多数翻译文本以中国文化和历史为主题，这些主题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曾有一位美国大学校长在看过林语堂的翻译作品后称赞说，林用颇具艺术魅力的笔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例如林语堂在英译汉翻译“幽默”一词时，全然不顾鲁迅、翻译学家和语言学家李清崖、陈望道、唐栩侯等人的异议，坚持选择屈原《九章怀沙》中“孔静幽默”一语作为翻译文本参照，显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而林语堂的这一译法一直被认可沿用至今。 其三，将心理学与语言学作为翻译基础。林语堂认为心理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在《论翻译》中提出，一方面，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会受到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双重影响。翻译中所遇问题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译者的现实心理状况，翻译中译者心理问题的排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译者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其翻译工作。因此，翻译中应通过合理途径解决译者的心理和文字问题，并以行文心理和语言文字为根基从而确立翻译的形式与标准。林语堂本人也善于抓住他人心理。 在一次学校毕业典礼上，由于之前上台的人用无意义的长篇大论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等大家都期待的林语堂上台时时间已无多。他只说了一句话，“作为一个绅士，他的演讲应像女士们的裙子一样，越短越好”，说罢转身下台，赢得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林语堂这种随时抓住众人心理 变化以及机智幽默的风格在他的翻译作品中多有体现。 其四，标准的确立。林语堂在翻译中以原著内容为中心，根据文章的不同内容和语言环境，灵活地将直译、意译和加注译等方法运用到翻译中去。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 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的行文特色与风格，从而实现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林语堂认 为，翻译标准大致确立为忠实标准、通顺标准和美的标准。忠实主要指内容上忠于原著，通顺指形式上的变通，美则是艺术的提升。林语堂的翻译标准不仅包括翻译技巧本身，还将翻译标准与译者所处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 [2]34-36 。林语堂1966年离开美国 定居台湾后，其翻译工作根据语言环境的变 化，无论是中翻英还是英翻中都忠实于台湾闽南文化元素和闽南话本身，不仅使自己的工作入乡随俗，同时也向海外大力传播了颇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闽南文化。 二、林语堂的翻译实践解读 以上述翻译思想为指导，林语堂在翻译 实践中翻译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例如《国民革命外记》、《卖花女》、《励志文集》、《女子 与知识》、《新的文评》、《论语》、《庄子》、《浮生六记》、《板桥家书》、《幽梦影》、《啼笑皆非》、《中国画论：译自国画名家》、《英译重编中国传奇小说》等等。以下将选取几部林语堂的翻译代表作来解读他的翻译实践活动。 1.《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的自传。拥有广泛文学爱好的沈复在这篇自传中也采用了较为广泛的文学体裁，他用生动简洁的文笔记述了山水游乐、闲情逸趣、爱情婚姻、家庭变故等有关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字一句都表达出了沈复的生活态度和追求恬静、怡情的生活理想。林语堂对沈复秉持的纯真、朴素的生活情趣以及沐浴自然、享受自然的生活追求心仪已久，因而决定不辞辛劳地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以达到传播文化、讽喻劝世、激励自我的目的。为使英文译稿准确无误、精益求精，林语堂曾十余次易稿，足见他对这部翻译作品的重视程度。在译序中，林语堂直言不讳地写道：我一直很喜欢《浮生六记》，早就发愿要将其翻译成英文，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一对中国夫妇过着多么可爱恬淡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篇幅并不算太长的薄薄的一本《浮生六记》颇具文化魅力，对《浮生六记》的英译也正好诠释了林语堂自己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好文”的文学境界。 2.《啼笑皆非》。于1943年创作完成并出版的《啼笑皆非》是林语堂试图寻求世界混乱之源和重建人道世界而写。此书有感于中国遭日本野蛮侵略，因封锁而无法获得大量有效援助，还感于西方强权政治的偏见，再感于世界和平精神未立，而对战争所带来的世界混乱、道德沦丧给予了辛辣的讽喻。在《啼笑皆非》的序言结尾处，林语堂提到该书并非全由自己翻译，而是感谢徐成斌对十二章以后部分的翻译工作。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十分注意紧紧抓住翻译的目的，即服务于译入语的受众和文化。例如在词汇方面，林语堂深知历史文化观念和文学语言传统不同所导致的西方读者易懂而东方读者难懂的翻译困境，因此在译文中加入了大量用于说明的中文补充部分，如直接附上英文 林语堂翻译思想与实践解读 □熊萍萍 M ingrendang'an ·名人档案 沉醉在音乐世界中的林语堂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