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
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Ξ
龙佳解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 要]关帝信仰是中国特有的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的实质是对关羽身上所体现的“忠、义、礼、节、勇”的道德规范的崇拜。它是一种被历史上统治阶级标准化了的儒家伦理规范。关帝信仰由民众自发信仰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内,既说明了民间信仰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
[关键词]关帝信仰;道德崇拜;北宋士风
[中图分类号]B82-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5)04—0043—05
B elief in G u an -G od and Worship of Morality
L ON G Jia 2jie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 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China )
Abstract :The belief in Guan -G od is a peculiar Chinese folk -belief.The folk -belief is worship of le 2
gal ,justice ,manners ,moral integrit y and bravery embodied by Guan Yu in essence.It is t he Conf ucian code of et hics standardized by t he ruling class in history.The belief in Guan -G od was brought f rom t he spontaneous folk belief into ruling class ideology ,t hat showed not only t he exploitation of t he folk -belief ,but also t he deep political crisis faced wit h by t he ruling class at once.
K ey words :belief in Guan -G od ;worship of moralit y ;Nort h Song Dynast y scholar -bureaucrat st yle 我国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崇拜是我国独有的特殊的一种民间信仰。它是历史人物向神的转化。这种历史人物是英雄加圣贤的双重人格的叠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仁、智、勇”三达德。因而,关帝崇拜的实质是一种道德崇拜。
一 从民间祭祀到帝王册封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民间祭祀关羽最初起源于
关羽故里。关羽故里为今山西运城常平乡常平村,它地处晋、豫、陕三省交界,是华夏民族发源地之一,孕育出无数英雄豪杰,有着崇尚侠义的民风民俗。关羽出于行侠仗义,为民除恶,杀了当地恶财主吕熊之后,亡命异乡。其族人避祸匿于四十里外东古村,其父母年迈,无力逃生则双双投井自尽。关羽之义举,双亲之惨死,深深感动了乡中父老,自发地为其看家护院。关羽被害之后,噩耗传来,乡民念其德,
自发地供奉香案,悼其亡灵,里人争拜,络绎不绝。移居东古村的关姓族亲改关羽之故居为宗祠,祭祀
关羽则由此而生。[1](P76-80)
公元567-568年,南陈光大年间,湖北当阳人追念关羽之忠义,在其遇害地建庙立祀兴起了民间祭拜关羽的风潮。随后隋唐期间,首先传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凯大师遇关羽在湖北当阳玉泉寺显圣的传说。唐代禅宗北宗创始人神
秀于玉泉传法时,先是拒斥关公显圣之说,但后来又不得不接受显圣之说,在当地建寺奉关公为本寺伽蓝护法神。至此关羽由亡灵演化为神灵。
北宋末,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追封关羽为“忠惠公”。由此开启了官方朝廷对民间祭祀的关公进行册封的情势,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将这一民间信仰开始提升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关羽又被晋封为“崇宁真君”。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再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并建有武安
Ξ[收稿日期]2005-02-28
[作者简介]龙佳解(1953—
),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第19卷 第4期2005年07月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19,No.4J ul.2005
王庙。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再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增加了关羽死后,刘备追谥为“壮缪侯”的“壮缪”称号。宋孝宗赵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又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前后约85年,连续加封,由“忠惠公”、
“崇宁真君”及“武安王”,逐步递增享受到了王庙祭祀。明代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关公被敕封为“协天大帝”, 8年后又加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正式登上了历史亡灵的最高位“帝”的宝座。到1604年,明代神宗皇帝再次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圣帝君”,并敬上了冠冕袍带,举行三日大典,皇帝亲献祝词。清代以来历朝皇帝也对关帝信仰极力加以提倡。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敕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康熙皇帝驾谒关羽故里关帝庙,亲笔题“义炳乾坤”。雍正三年(公元1725后),雍正帝追封关羽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为“公”。以后历代清朝皇帝都对关羽有追谥、加封。乾隆朝加封谥号“神勇”、“灵佑”;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加封“仁勇”;道光朝再加“威显”;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加封“护国”,翌年加封“保民”,转年再加封“精诚绥靖”,同时将雍正帝追封关公父、祖、曾祖三代的“公”提升为“王”。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再加谥号“翊赞”;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又加谥号“宣德”。仅仅清朝一代关羽被追加的封号总括为“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2](P192-193)
从以上追述可以看出,民间祭祀关羽原本只是立足于对关羽的忠、义、勇人格的钦敬而产生的对其亡灵的礼拜。这种祭祀活动最初也仅限于在关羽的故里。但是在这里关羽已经由正义的维护者变成为正义的化身。到了隋代(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由于佛教首先将关公显圣的神异转化为佛门的护法神,宋以降道教也开始宣扬关公降妖的神功,这才使得关公由亡灵演化为神灵,成为普及中国的民间信仰。由此可见,关公由亡灵转化为神灵离不开正统宗教对其的利用。但是正统宗教利用民间信仰的这一资源,其目的还主要是借助于亡灵关公所具有的神功来保护自身,而不是为了宣扬关公的忠义勇武的道德人格。
然而,北宋末宋徽宗始于崇宁元年对关羽的追封则主要是宣扬其道德人格对人们实施道德教化。在这里,关公亡灵是形式,其忠义勇武的道德人格才是实质性内容。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关公的道德人格除了具备仁、义、忠、孝之外,又独占一个“勇”
字。这是圣贤人格和英雄人格的综合,正是统治阶级求之不得的护驾神祗。[1](P76-80)
明清两代帝王将历史亡灵关羽由“王”提升为“帝”。一方面,使亡灵关羽的地位提升到无以复加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其不再是历史人物,彻底转变为神而且是最高的神;另一方面,仍然沿袭宋代皇帝注重于其道德人格的方面。其所加封的下列封号:“护国忠义”、
“保民”、
“精诚绥靖”、
“翊赞”、
“宣德”等均是对其道德人格的褒奖,而且这类封号数量最多。可以说,宋、明、清等历代帝王对历史亡灵关羽的追封以及一步步将其在历史亡灵中的地位提高,实质上是将关羽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道德人格的社会地位提高,是对这种道德人格的一种吹捧乃至于崇拜。
二 关帝崇拜的实质是道德崇拜
分析关公崇拜中的具体内涵,可以看出,关公崇拜的实质乃是体现为英雄人格加圣贤人格的道德崇拜。因为关羽一身几乎具备了古代社会大丈夫的所有美德,即以勇立功、以忠事主、以义待友,且熟读诗书,是文韬武略皆备的道德楷模。在某种意义上,对关公的顶礼膜拜就是对忠、义、礼、节、勇等伦理观念的崇拜。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主张道德崇拜的文化,这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了道德崇拜的特征。依据儒家文化的道德内涵,所谓道德崇拜是指从人的道德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出发,将人的道德存在视作为人的终极实在,从而形成对其认可的理想道德人格的崇仰与追求,并由此生发出将德治作为治国安邦的最佳模式的政治理念。
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及意识形态化造就了关公形象,产生了关公崇拜。关公则成为儒家伦理在民间的人格偶像。儒家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所以关公崇拜也是中国独有的。这也意味着一种民间信仰即使自发地产生于下层群众之中,虽然它主要反映社会底层群众的利益与愿望,但同时也会反映整个社会具有的普遍性道德伦理,即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因此民间信仰经过调整可以纳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精神工具。而一种民间信仰要普及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也需要吸纳统治阶级的思想。
从历史文化的视域分析关公崇拜产生的一般文化根源,可以发现关公崇拜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相关联,另一方面扎根于中国人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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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我们看到帝王立庙祭祀的关帝身上所体现的道德伦理是一种已经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驯化、被其认可的道德人格。在这里,“忠顺”的人格被置于首位,“护国”、“翊赞”等对现成封建政权的捍卫与维护成为祭祀的最终目的。这意味着儒家伦理当以帝王敕命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必然会丧失其原有的道德自由和道德理想。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中的关羽形象也同帝王祭祀的关帝形象有别。民间信仰中注重的是关羽的行侠救危、重信有义的品格,由此将司命禄、佑选举、治病祛灾、驱邪除恶、巡察冥司等诸多职能加在其名下,在工商行业中关公竟由忠义神勇的象征化为助人发财的武财神。因为“一旦一种对象被神化,那么这个对象就不仅仅与人们赋予它的原初观念相联系,而且成为人的所有生命内容的一个全能的监护神”。[3](P122)这就意味着,在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其身上的道德品格仅仅成为帮助祭拜者解决人生历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与困难的工具。在这里,实用性的功能是第一位的,道德教化仅是内含于其中,处于从属地位。
三 北宋士风与关帝信仰
关于北宋关公被朝廷首次追封的原因,阴法鲁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文化史》中认为是因为在北宋及以后,建立在程朱理学基础上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忠”、
“孝”、
“节”、
“义”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关羽则是集中体现这些道德规范的典范。[4](P436)
严格说来,宋代只是重新恢复了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德伦理在整个社会的绝对权威。因为“忠、孝、节、义”在西汉中期就已经成为社会标准化的儒家伦理规范,即成为当时全社会士人刻意追求的价值准则和全社会衡量人的行为的普遍化的行为规范[5](P145)。应该说宋代对已经社会标准化的儒家伦理规范———“忠、孝、节、义”的绝对权威的重新恢复只是关公在北宋末被追封的外缘。
台湾学者方豪在其著作《宋史》中评议说:“宋太祖得天下於孤儿寡妇之手,徼亻幸事也。”[6](P22)赵匡胤篡夺后周君位成功,一般史家认为实赖众将士所拥立。所以,北宋立国之初便是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内忧为“思所以对付骄将之道”,释藩镇兵权,将精兵
归之于中央。地方驻军实行“更戌法”使“将不专兵,兵不专将”。这种防将弱兵政策一方面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宋代在历史上是比唐代更为专权的朝代;另一方面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卒使宋亡於金与蒙古”。宋代外患有三:初期受辽(契丹)之欺;中期受西夏之侵;末期被金所败。为了对付强大的外患,宋代只能保持数量巨大的兵员和庞大的军费开支。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军与厢军总计1068688人,[6](P56)神宗熙宁十年人口最多时为30807211人,[6](P300)人口总数与兵员数之比为28.8:1,即约29个人要负担1个兵员的费用。所以,北宋一代,国家经济大多耗费于外患。
宋代对士大夫采取优遇政策。其一是,科举取士,于常科之外,又设特科。至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开设了十科①,官吏可应前六科考试,后四科则专为平民而设。这样为士大夫出身增设了若干新途径。其二,宋代官户有免役免税之特权。其三,大臣致仕时有“致仕恩泽”,死后有“遗表恩泽”,皆可荫庇若干人不经科举而有任官之机会。其四,为官者俸禄甚厚,兼职兼薪,且所带随从、 人均由朝廷付给衣粮,即“随 人衣粮”。此外尚有“职田”、“茶酒厨料”、
“薪蒿炭盐”、“米面羊口”等费用。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以北宋时最廉洁的范仲淹为例,当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朝廷付给的俸禄等能购买苏州近郊上等田1000亩,以养同族人,名为范氏义庄。[6](P95)此外史载,宋太祖立下一训谕,文曰“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要求传于子孙。新帝登基,应当独自取阅此谕[6](P95)。由于北宋外患严重造成军费开支巨大,对士大夫待遇优厚,官员编制混乱,冗官甚多,愈益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因而造成民众承受的赋税十分沉重。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防止民变,因此北宋初中期的皇帝十分注重对朝廷官吏和民众的道德教化,用儒家的“忠、孝、节、义”的观念来维持其政权。宋代建国之初,袭五代之遗风,大功臣亦多有务殖货财,与民争利者。宋太祖以降,屡下诏禁止。宋真宗以后,士风变好。《宋史?忠义传序》评述曰:“真、仁之世,田锡、王禹 、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傥论倡于朝,於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史载,田锡为真宗时侍御史,曾于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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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范仲淹上执政书,极力主张恢复制举。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下诏开设下列十科:1)贤良方正能
直言极谏科;2)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3)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4)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5)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6)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
7)书判拔萃科;8)高蹈邱园科;9)沉沦草泽科;10)茂材异等科。见方豪.宋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
第4期龙佳解: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
疏曰:“以贪化下,安得风俗淳和?忘国忧家,岂令官吏廉洁?今敕命施行之后,兼文武豪富之家,可於禄书更布新令:食厚禄者不得与民争利,居崇官者不得在处 图。”特别是居宋代英宗(公元1064～1067年)和神宗(公元1068～1085年)两朝的北宋理学家的人品更是堪称后世士人楷模。黄庭坚称赞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於取名而锐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茕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道学传(一)》)此后的二程及其弟子人称伊洛诸子,也是儒家中高风亮节的代表。现代学者将其道德人格概括为五个方面:1)尚志节,重操守,轻仕进,薄富贵。如程颐入宫讲筵,为皇帝抬举,但他却“不言禄”,也不为其妻求封诰。2)贵正直、重人格。伊洛诸子都有议论褒贬、无所顾避的磊落作风,从不阿世求容。如程颐弟子杨时上书反对蔡京在余杭夺占良田为其母建风水宝地的恶行。3)清正爱民,重视教化。如程颢为救治水灾而违反朝廷常规,计功调役。同时又在当地兴办学校,实施教化,使当地道德风貌大变。4)尊师重道。程颐对其师胡瑗,非“安定先生”不称,弟子对程亦礼敬有加,如杨时的程门立雪传为佳话。5)主战爱国。面临辽金的压迫,程门诸子大都力主抗战,反对投降,上书朝廷,陈其“不可屈意降心”之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①可以说,北宋自真宗咸平初年(公元998年)至神宗元丰末年(公元1085年)近90年,朝廷士风总体上都比较好,有一大批高风亮节之士子。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身体力行儒家道德伦理的士人,这才克服了五代时期的士人道德堕落状况,使得“忠、孝、节、义”的儒家道德伦理在宋代社会又重新恢复了绝对权威。这就为北宋末在宋徽宗朝首开朝廷对关公的追封创造了社会基础。
但是自宋哲宗时代始,士风变坏。史载此时士人“群相意进,但求作官,於是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迟重,以静退为卑弱”。[6](P146)宋徽宗时又重用蔡京、童贯等道德卑劣之人。蔡京四度当国,累朝所储,被其挥霍殆尽。“阴置应奉局,擅用全国之财,四方官吏所进异珍之物,皆入其家”。[6](P148)童贯“累官至检校司空,颇恃功骄恣,选置将吏,不复问朝廷”。[6]并且,伪造田地买卖文契以强占民田,增征租税以自肥,无恶不作。蔡京、童贯投徵宗之所好,曲意逢迎。徽宗好花石,命浙中进贡珍异花石。起初每岁进贡三次,至徽宗政和年间时,则装载奇珍异石之舳舻相望,号“花石纲”。一花费钱数千贯,一石费数万缗钱。逼迫百姓拆屋毁墙或鬻卖子女,苦不堪言。花石之灾垂二十年。宫廷生活淫奢。宋神宗以后,国家收入渐增,帝王享受亦随之而高。花石纲之起,即由于宫中增建壮丽殿宇。宋徽宗宣和遗事记其时行乐曰:“春乘宝马,芳径闲 ”、“夏泛画船,长湖恣赏”、
“秋辰采菊,龙山登高”、
“冬月观梅,兽炉畅饮”。[6](P166)皇帝大臣流连风月,不事朝政。政治腐败必然引起民变。在宋徽宗一代发生了宋代历史上最有名的宋江和方腊农民起义。
如果将“忠、孝、节、义”的道德伦理规范在宋代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宋代皇帝册封关公的根本原因,那么这种册封不应该是发生在北宋徽宗之时,而应该是北宋中期,即真宗、仁宗或神宗之时。然而正是在北宋中期由于朝廷士风较好,无论是在朝或在野的士人都能够身体力行“忠、孝、节、义”的儒家道德伦理规范。所以,朝廷反而用不着借助关公作为其护驾神祗,因为当时理性主义的道德规范占据了统治地位。也用不着借助于关帝信仰来对民众实行教化,因为当时有一批在朝或在野的士人主动兴办书院,自觉担当起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的责任。他们自身高尚的道德人格也对淳化当时社会风气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可以说,倘若社会具备了一大批具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人格的在朝或是在野的士人,那么,该社会就不缺乏道德教育的资源,该社会民众的道德水准的提高就无需借助非理性的信仰来实现。相反在北宋中后期,当政治腐败引起士风变坏之时,原有的士人的道德人格和自觉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的道德责任感丧失殆尽,朝廷再也无原先的道德资源可以利用,那么利用民间信仰就只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所以北宋末宋徽宗首开朝廷册封祭祀关公之风气,并且不断加封,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当时的政治腐败。在政治腐败之时,士人之进退完全不在本人之品质与能力,百姓遭受官吏欺压凌辱无处申诉,正直廉洁之人受压抑,人们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前景在哪里,就只有选择铤而走险或者到各种非理性信仰中寻找寄托。因此,此时非理性的信仰必然在全社会泛滥。这也就为官方利用民间信仰准备好了社会基础。朝廷利用神道设教来稳定民心,又通过宣扬神道来掩盖吏治腐败,两者交相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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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杨丙安:《伊洛诸子与两宋士风》.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
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四 结 语
道德是一种理性主义文化。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是通过一批社会精英对道德伦理规范的亲身践履和道德理想的执着追求所形成的人格感染力以及他们借助于各种形式教育活动所实施的道德教化活动。虽然从神道设教的立场来看,对广大民众的道德教化也可以借助于各种非理性的形式———民间信仰、正统宗教等进行。但是,各种非理性信仰本质上与道德理性相冲突。因为各种非理性的崇拜都提倡盲从,同道德选择的前提———自由意志相对立。所以,在先秦儒家荀子那里“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神道设教的立场在宋代已为当时的理学家所抛弃。儒家文化是一种崇拜道德的文化,但又是理性主义文化。倘若儒家的道德理念有一批士人予以真正落实,那么它就能防止非理性的各种信仰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主流。因此,儒家伦理仍然是我们今天对治各种非理性信仰的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但是另一方面,,在君主专制制度下道德崇拜不能防止吏治腐败。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伦理文化已经制度化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然而历史上官吏腐败却层出不穷,道德崇拜与道德堕落互为表里。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是双重道德标准。一般来说,专制君主由于高居所有人之上、享有各种特权,因而对其的道德要求总是低于臣民。君主的道德水准必然影响到其臣僚。由此形成了朝廷官吏的道德要求低于对普遍民众的道德要求。这种双重道德标准的存在使得儒家的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不可能实现。可以说,君主专制制度是历史上政治腐败、道德腐败之总根源,也是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不能实现的决定性因素。相反,只有借助于政治民主制度,道德崇拜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官员们不得不接受普遍民众的监督,双重道德标准问题才得以消除。人们才有可能用同样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又去约束官员。只有在这种社会制度中,道德规范才能得到全社会的真正尊重。
[参 考 文 献]
[1] 汤锦程.关公文化与宗教[J].宗教.1992,(2):72-80.
[2]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黄伦生.东方天国的神秘之门———中国巫术文化探秘[M].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4]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M]第三册.北京: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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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立群等.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M].天津:天津人民
出版社,1992.
[6] 方豪.宋史[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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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龙佳解: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
道德感悟 演讲稿
道德感悟演讲稿 道德感悟演讲稿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说过： “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也有人说： “生命如水，撞击岩石能溅出美丽的水花;跌下悬崖则形成壮观的瀑布;即使在平坦的地面，亦是点点滴滴，奉献万物”。我觉得，如果用这两种事物比喻教师，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此我愿做绿叶，奉献无言;我愿化水滴，润物无声。回首多年的教学生涯，我的内心一直被一种幸福充盈着。我不是诗人，不能用漂亮的诗句讴歌我的职业;我也不是学者，不能用深邃的思想思考我的价值。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请允许我用最朴实的话语讲述我教学工作中的点滴感悟。 一、让教育充满爱,以心灵赢得心灵。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首先应该对自己的教育事业，对自己的学生倾注满腔的热爱。记得一位教育家说过： “教育的全部艺术在于对学生的爱”。离开了师爱，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而爱学生，就必须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十几年来，我全面关心爱护学生，视学生如兄弟姐妹,和学生做最真诚的朋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常和学生一起畅谈理想，激励他们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坚忍不拔的毅力，教育他们具有开阔大度的胸襟。我曾教过一名叫王涛的学生，父母离异了，他很受打击，意志消沉，成绩下滑。我得知情况后，及时找他谈心，开导她，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
很多，但是并不能因为自己生活的境遇不好，就怨天尤人，就觉得上天待自己不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笔很好的精神财富，是对人生的经历的一次丰富,是磨练意志的一次考验,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通过多次的和他交心谈心，从而化解了他心中的包袱。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重点高中。此外，学生生病后，我带他上医院，亲自守护在病床前;对于家庭有困难的同学，我总是热心予以资助，鼓励他们安心学习。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开心的是，真情确有回报，我以自己的真诚和爱心，赢得了班上学生的绝对信任。 二、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养。其次，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业务素养。以前,我总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就够用了,加之工作繁忙,忽略了理论学习,后来在区教育局组织的“分层拓展”系列读书活动中,我先后读了《爱心与教育》、《国际教育新理念》、《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等，并撰写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与心得。其中给我感动最深的是《爱心与教育》中对“后进学生”的认识和转化，李镇西的教育的艺术性使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转变,视野得到开拓,理论得以更新,更让我对学习有了更深的认识,让我深深明白： “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该是一条河。”因此,不管平时有多忙，我总会挤出时间来学习。我自费订阅了等多种杂志，并参与了学校及盛市的多个课题研究工作。我不懈地努力，不停地汲取，力求把理论运用到教学实践。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十几年来，我有数十篇教学论文获国家级、省市级奖，参加了六本国家级教辅用书的编写，并于08年获“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信仰与道德
信仰与道德 视点：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构筑大国之魂 编者按：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道德滑坡现象却日益突出，食品安全、医疗贿赂、官商贿赂、诚信缺失、行为失范……当前，这些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讲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于1989年1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五届大会上指出：“佛教所强调的慈悲、平等的精神，对于提高人类道德的情操，促进人类和平友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文化、制度、教育相比较，信仰，尤其是佛教信仰对道德建设的独特价值在哪里？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惟贤长老：一、宗教信仰提倡抑制私欲和贪心，可以淡化某些人一味追求钱财而忽视道德的倾向。二、宗教的自督、自责、自尊的戒律，提倡仁慈、悲悯，有助于社会的稳定，降低社会的犯罪率；三、宗教主张物我一体，普敬飞潜动植物，可以创造和谐优美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四、宗教的利他主义无我精神，可以使人们崇尚理性，从善去恶，提高道德修养，有助于社会融洽祥和。……详细 净慧长老：佛教认为，不仅持戒是道德修养，修定和修慧同时也是道德修养。慧力和定力的提高，同时就是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力量的提高。道德的本质——自律，既是戒（远离恶法，持行善法），又是定（安住善法，心不动摇），又是慧（念念观照，处处自觉），是戒定慧的统一。……详细 纯一法师：尤其重要的是，佛教经典中关于“心”的教义与智慧，可以直接对治呈下堕趋势的人类道德，并挽救物化的人类命运。救世始于净心，始于净心的信仰与修持。……详细 杨曾文教授：佛教自成立以来在面对社会实施的各种教化中，最重视的是从思想上进行教化，也就是净化人心，引导信众自我净心。那么，佛教以什么来净化人心呢？自然是佛教的基本教理，主要是佛教哲理和伦理。……详细 凯朝博士：只讲信仰和道德，不了解其内涵的话，这个社会还是和谐不了。以佛教的观点来讲，信仰首先必须要了解因果关系。那什么是因果关系呢？那就要追溯源头：我是谁？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我是怎么长大成人的；我的父母是谁？我的国家等问题。还有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要时时刻刻心存一种感恩，要知恩，不要忘恩；要感恩，不要以德报怨；……详细
2018届上海市长宁区高三4月教学质量检测(二模)语文试题【附答案】
2017学年第二学期高三语文教学质量检测试卷 一积累应用10分 1．按要求填空。（5分） （1）虽无丝竹管弦之盛，_____________，亦足以畅情，（王羲之《兰亭集序》） （2）_______________，千营共一呼。（________《塞下曲》） （3）陶渊明《饮酒（其五）》中，以设问方式道出道理的一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按要求选择。（5分） （1）小明要在某长辈八十寿辰时送一副寿联，以下适合他选用的一项是（2分） A．燕挂谢兰年经半甲，桑弧蓬矢志在四方。 B．半百光阴人未老，一世风霜志更坚。 C．阳春正献瑶池瑞，耋老频添海屋筹。 D．桑输晚景休嫌少，日落红霞尚满天。 （2）填入下面语段空白处的词句，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由于三国故事的传入和“壬辰倭乱”时荆明朝东征将士的文化输入，_________，而且愈加流行。 A．朝鲜半岛不但萌生了关公信仰 B．朝鲜半岛因此萌生了关公信仰 C．关公信仰因此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 D．关公信仰不但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 二阅读70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3-7题（16分） 创客运动与传统文化 林少雄 ①所谓“创客”，是英文“ Maker”的意与音综合翻译，又结合了汉语语意创造的一个新词，主要指当代社会酷爱科技、富于创意、热衷实践、立志创业的特定社会人群，以创客为主体的创客运动，以分享技术、交流思想为其乐趣所在，以创意孵化、技术实践、产品研发为其介人或促进社会、参与或抗拒政治的行为。创客运动是创意产业的强有力推手及有机组成部分，但其不必然形成创意产业。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思潮及其行亍为，创客运动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②作为创客运动的重要内涵，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封闭的、单向的、固形的物质形态，更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多元的、活态的观念、精神形态，所以它不仅随时发展、与时俱进，同时也不断自我进化、自我形塑。正是这一属性，使得传统文化不仅为创客运动提供重要内容，更成为创客运动向着高远目标迈进的精神、灵魂及重要动力来源。人类文明在创意中产生，在创新中发展，在创造中延续，如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的发展，从爬行到直立，从语言、图画到文字，从步行、骑行、坐行到飞行，人际距离由可视可闻、电话电视到虚拟现实（VR）等现象，都充分说明创客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联。在创客运动者看来，传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当下进行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当下即传统，传统即创造。由此角度看，创客运动及创意文化为传统文化发展至少带来以下变化。 ③其一，创客运动促成传统文化的功能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物质创造的功能观念，首先是“由用至艺”或“先用后艺”，亦即所有的发现、发明与创造，首先，在于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物质需要，在满足这一物质基本需要的前
运城地区关帝信仰的调查
学士学位论文 系别：中文系 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仝其林 运城学院 2015年5 月
毕业论文 题目：运城地区关帝信仰的调查系别：中文系 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仝其林 指导教师：刘国蓉 运城学院 2015年5月
运城关帝信仰的调查 摘要：本课题借鉴《关公文化旅游志》的研究成果，根据运城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运城地区关帝信仰的影响，结合解州关帝庙自身的地位，通过对100名运城人民的随机调查，经过整理分析得出结论。受民俗变迁和时代变化的影响，不同年龄的人对关帝信仰发生的变化揭示着一个现象，那就是：关帝信仰的泛化。这是信仰自由的体现，更是接近人民生活的最实质的关帝信仰。 关键词：关帝；信仰；运城地区；实质
Yuncheng survey emperor belief Abstract:this thesis draws lessons from the Duke Guan culture travel annals "research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Yuncheng area,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method. Analysis Yuncheng Guandi beliefs influence, through the collation and analysis, the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temple's own position, by about 100 people in Yuncheng random survey in.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of folk custom and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of belief change reveals a phenomenon, that is: the belief in Guandi generalization.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it is close to people's life the most substantial the belief. Key words: Guandishan; belief; Yuncheng area; essence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道德讲堂
“道德讲堂——热爱祖国”主持稿 主持人：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德讲堂。 道德讲堂，讲述身边的道德故事，我是主持人王庆宏。 古往今来，社会在不断变革，时代在不断进步，但不论如何变迁，每个社会和时代都有一座永恒的丰碑 ?那就是道德。道德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重要航标，是民众心灵中衡量善与恶的天平，是社会群体遵循恪守的生活法则和行为规范，是国家民族进步图强的重要保障。当时空的号角迎来了二十一世纪的曙光，我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文化强国的号召，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作为老师，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我们不容推卸的责任。为此，学校特别设立了?道德讲堂?，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 身边事教身边人?的方式，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让我们一起聆听道德故事，沐浴道德洗礼，品悟道德力量，让心灵在道德讲堂净化，让好心在道德讲堂滋长，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构建?善行义举、大义沁水?的浓厚道德氛围。道德讲堂有八个环节，问自己、唱歌曲、学模范、学礼仪、诵经典、谈感悟、发善心、送吉祥。 市委书记把“热爱祖国、孝敬父母、关爱他人”确定为全市人民践行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去热爱祖国。首先，进入我们“道德讲堂”的第一个环节-----唱一首歌。
祖国就是我们的家，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要懂得如何去爱这个家，这样才会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用歌声传播我们对祖国的爱。下面就让我们在优美的伴奏声中，一起唱响这首《歌唱祖国》。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道德是中华瑰宝、是文明之光，数千年来，它一直是激励中华儿女砥砺奋进的精神支柱。我们的道德讲堂正是以此为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二个环节——看短片，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中国的繁荣发展。 甲：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远眺。 乙：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 甲：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乙：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合：我们肩负沉甸甸的嘱托，我们憧憬美好的未来。 甲：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挥笔成就经典名篇。 乙：中华经典的铿锵音韵在我们耳边回响。 甲：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在我们心头荡漾。 让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诵经典，下面有请李静玉同学带领大家齐诵节选：《少年中国说》。
道德信仰及其当代意义
道德信仰及其当代意义 [ 来源：《求是学刊》荆学民] 一、道德信仰：一个生成的独立而完整的范畴 道德信仰，从理论逻辑上首先涉及“道德”与“信仰”两个具有自身规定性的范畴，因此，人们对“道德信仰”的理解与规范，往往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规范“道德”与“信仰”的关系。梳理目前学术界对道德信仰的讨论，可以归纳为四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把某种道德作为信仰的对象形成所谓道德信仰。这种观点较为流行，是理解和把握道德信仰的所谓“传统观点”。道德信仰在这种观点中被解释为“对某种道德目标及其理论的信服和崇拜。按性质可分为两大类，即有认识基础的科学道德信仰以及无认识基础的盲目道德迷信。有充分可靠的科学依据、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道德才能成为先进的道德，而且成为社会进步势力和广大人民的共同道德信仰”[1] (P90)。显然，这种观点没有达到对“道德信仰”的内涵作出规定的应有高度。因为，“对某种道德目标及其理论的信服和崇拜”，充其量只是对某种道德的一种信仰，即“信仰一种道德”。它不能反过来规定和解释道德信仰。更何况，“道德目标及其理论”并不是道德的全部。 第二种视角：把道德与信仰直接重叠构成所谓道德信仰。这种观点认为，“道德天然地是一种信仰”，“道德，就其存在的方式和发挥作用的形式来说，天生就是一种信仰的活动或信仰的事情。道德的存在是一种信念的存在，调节人与人关系的规范如果仅仅是外在的东西，它就不能算作是道德，而只有为人们的内心所接受，内化为人的信念，才真正成为道德。道德的发挥作用，也是靠内在的道德信念，而主要地不是靠外在的约束。这是道德与法律的一种根本区别。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就是在其道德信念的支配下作出来的，因此在道德评价问题上必须讲究动机，也就是说必须考察人的信念”[2] (P31-32)。这种观点深层地追问了道德信仰，表达了道德与信仰之间重要的内在性联系，但不难看出只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揭示了道德的运作机理，强调的是道德的功能必须经过信念和信仰才能实现。它只是在叙说和论证“道德”，与我们所要论说的“道德信仰”似乎还不是一回事。 第三种视角：认为道德和信仰迥然不同，因而不存在所谓道德信仰。这种观点认为，“道德直接生成一种信念，而不生成信仰。但是，由于人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来自于人的内心自觉的主观信念混同于来自外在压迫力量的信仰，才会把道德与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两种道德行为，一种是世俗的信念行为，另一种是宗教的信仰行为。信仰行为可以造成道德化的结果，而就行为自身来说，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信仰行为总是发生在权力关系和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基础上的，当权力关系出现衰落的地方，信仰行为也会日益式微，代之而发挥作用的应当是世俗性的道德行为。”[3] 在这种观点看来，道德在世俗生活中与“信仰”无关，至多只能与“信念”关联，而信念与信仰则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只有道德信念而没有道德信仰。说到“信仰”的事，那就只能是宗教领域的事情，“是为了个人来世生活的幸福”[3]。显然，这种观点只承认世俗生活中的信念，不
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信仰危机
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信仰危机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宗法制乡村的贵族作家,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俄罗斯那广袤无垠的土地不但给作家提供着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这里的精神资源不但包括风俗人情、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还应包括人的情感寄托和终极关怀,因而大地崇拜中的“大地”不再是物质上或物理意义上的“土地”,而是具有了形而上色彩的理想世界。总的来看,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的主要内涵是人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原始崇拜是人和自然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神秘关系,是人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还要依附于自然,离不开自然这根脐带的标志。关于“大地崇拜情结”弗雷泽在《金枝》中谈道了“阿多尼斯的神话”,把大地看作是一位“男神”,他主宰着大地。在林惠祥的《文学人类学教程》一书中,大地被看作是一种“地母”,生养万物。在这里不管把大地想象成“男神”还是“地母”,都体现着农耕时代对大地的崇拜,并且这种崇拜成了一种情结“遗传”下来。对于这种现象,用黑格尔的艺术理论来讲,人和自然的关系还处在一种象征型关系,属于一种自然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大地不但是人的信仰对象,也是人存在的价值尺度,落实到社会制度层面就是宗法制度,它是古典形态的,前现代的。尽管这种状况带有原始的泛神论色彩,但由于能够形象地反映事物,因此,这无形中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性。由于托尔斯泰毕竟是一个已经文明化了的现代人,因此在上述基础上又可以引申出两层内涵：一层意思是托尔斯泰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把自然看作是人性解放的手段。自然的解放也就意味着人性的解放,在
思想观念上往往意味着人的觉醒和人的个性解放,尽管以自然的名义,但人和自然开始产生分裂,落实到政治制度层面上,就是对自由和民 主的提倡。这一点托尔斯泰是以开拓人的主体世界来体现的。二层意思是进入现代社会,托尔斯泰开始借助自然反对文明对人的异化。对自然赞美,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和张扬。上述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是浑然一体的,不过相来讲,对大地的原始崇拜情结,是最为基本的。大地崇拜情结在俄国知识分子身上存有普遍性,而真正脚踏大地,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对大地崇拜情结,并取得巨 大文学成就的当首推托尔斯泰。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安泰从大地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一样,托尔斯泰也从大地崇拜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和激情四射的创作灵感,为世人创作出了一部部像《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著名的长篇小说,和像《哥萨克》(1862)、《伊万·伊利奇之死》(1886)、《哈吉穆拉特》(1905)等一系列精彩的中、短篇小说。但是没有离开大地并不等于就一直稳稳地站在大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大潮的渐近,现代都市生活的到来,土地似乎渐渐失去了昔日的丰厚和魅力,正日 益变得贫瘠和陌生。此时的大地也似乎不再那么坚实可靠了,作家脚下的大地开始颤动,直至摇晃不止。大地的颤动表明托尔斯泰对大地的崇拜情结已经发生危机,具体表现为作者由对大地的崇拜,开始发 生质疑,并逐渐失掉信仰,抛弃大地,转向对宗法道德的推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托尔斯泰又创作出了不少中篇小说如《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等,以及长篇小说《复活》。应该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性在
关公文化
浅谈关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摘要：关公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的典型和神明的三者复合体。关公崇拜最早体现为亚文化的接受形态，集中表现为社会中弱势群体对于强悍的英雄主义的需求和依赖。关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关羽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他身上综合了忠勇仁义的精神，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需要，关羽逐步被神化，成为一种新形象——关公。关公具备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因此他成为了跨时空、跨地域和跨行业人们的一种共同信仰。关公形象的符号化和影响力贯穿古今，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 关键词：关公文化，关羽，关公崇拜，信仰，历史 关羽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典型和神的三者复合体。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一千多年来，关羽的参天大义、贯日精忠及护佑生民的传说故事盛传不衰，直到现代社会，关羽仍旧被人们当成神明一般供奉。关公的崇拜现象不仅盛行于中国，还传播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外地区。 关公文化的涵义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关公崇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将会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关公文化的内涵 关公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层面，即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其崇拜关公的社会心理，以及关公的典籍和著作、神话与传说等。二是物质层面，即纪念、祭祀关公的庙宇、塑像、陵墓、碑刻、匾额等。前者是关公文化的神，后者是形。形中有神，形神统一，构成了既深刻又生动的完整的关公文化形态。 （一）历史名将关羽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他与张飞同刘备一道起事，协助刘备建立基业，后镇守荆州，为东吴所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三国志·关羽传》加上裴松之注只有2000多字，但却给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三国志》中，关羽、张飞曾被魏、吴双方称为“万人之敌”、“熊虎之将”。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故魏晋南北朝的武将们，都以关羽、张飞自励。 （二）关羽的忠义仁勇
关帝祖祠碑碣资料中蕴含的关公信仰
关帝祖祠碑碣资料中蕴含的关公信仰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常平村是关公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常平关帝祖祠现在保存有丰富的与关公信仰相关的碑碣资料。这些资料蕴含着丰富的关公文化精神，是千百年来关公故里民众崇拜关公、信仰关公的真实反映，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较高的文献价值，是对关公信仰进行文化解读的一把钥匙。 关于关公故里 关公本名关羽，是东汉末期真实的历史人物。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传》说，“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这里的“河东解”就是东汉时期司隶校尉部河东郡之解县。但长期以来，关公故里的具体范围却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历史演变过程。 最初的关公故里就是现在的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常平村在东汉时的名称，根据田福生的说法，“规范的叫法推测为司隶校尉部河东郡解县常平乡下封亭宝池里五甲”。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所立《汉关大王祖宅塔记》落款称“直下封村柳园社王兴立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中称为“下冯村”，并且说“距州东二十里为常平里下冯村，王故宅也”。下冯
村是与中条山脚下的上冯村相对而称，“后逢兵事，俗称‘伤兵村’。后人以为不祥，关帝庙修建后，谐音取名为常平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常平村重修关王故里祠墓碑记》称“平阳府解州为礼仪事，照得本州常平村系关王故里，祠墓俱存”，这是笔者发现的较早称常平为关公故里的碑记，碑记中“常平村”即今常平关帝祖祠所在的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 之后把盐湖区的解州镇作为关公故里。如，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重修关帝庙记》称“解为帝之故里”；清道光五年（1825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和民国七年（1918年）《创关岳庙碑记》中都把解州称之为关帝的“桑梓乡”。可见，至少在清代，关公故里的范围已经包括整个解州镇了。 现在则把整个盐湖区称为关公故里，并且有继续延伸之势。改革开放以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当地政府为了提升运城的知名度，开发运城的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运城的社会经济，就把整个运城作为关公故里的代名词。 笔者认为，关公故里应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关公故里就是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的常平村，包括常平村东的曲村和常平村西的蚕坊村。 常平关帝祖祠的建筑规制和不断维修是民众信仰心理 的真实反映 一、常平关帝祖祠的规制
道德信仰及其意义
要准确地考察道德信仰，必须把握什么是信仰，要避免在信仰问题上的神秘主义，就要阐明信仰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要突出信仰的主体性和信仰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意义。信仰的确立，并不仅仅表现在对某种抽象观念的追求上，更主要地表现为对人类自身抽象化、幻想化了的本质力量的“崇拜”，表现在对人类生存发展方向的理想化诉求。从个体的心理动机来看，信仰是对人的自然生命有限性的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它作为对待、善待生命的根本态度，既是以承认生命的有限性为事实前提，又是以认同永恒价值或终极意义的“存在”为理论基础。换言之，信仰是人类所独有的精神活动，信仰是主体对人生有限性的一种观念上的提升方式，是理想与现实张力的结果。信仰是对生命不朽的精神追求.它树立的是个体生命终极归宿的理念，因而，信仰是每个有理智的有限生命体安身立命的依托。 信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超现实性。诚然，一方面，信仰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一个没有任何经验性基础的对象不太可能成为热情所钟的信仰客体。另一方面，信仰又不是简单地以当下的事实为根据，而是对它(尤其是其中的遗憾与苦难)的超越，是以理想这一特殊的方式关注着有缺憾的现实。是对至真、至善、至美的一种渴望。信仰某一对象与其说是因为它实际地存在着，毋宁说是由于它美好从而应该存在，黄克剑名之为“虚灵的真实”。二是超功利性。如果说信仰是解决与调和人内心有限与无限、缺憾与完美等矛盾的结果，那么，任何人的信仰都有为个体自我服务的一面，进而是有益于人的精神安顿的(至少信仰主体自身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从广义的功利概念上说，信仰确有其个人功利性动因的。然而，这种功利已经主要不是有赖于个体眼前的物欲满足来实现，而是在对所追求的对象的付出或牺牲中得到精神性的满足。凡信仰都是对眼前的、可变的、有限的功利的超脱，着眼于对长远的、恒定的、无限的功利的追寻，即为了永恒的光荣而舍弃暂时的需求。信仰是把有限的自我投人到无限的存在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自我的超越。三是非逻辑性。按理说，一个合理而有益的信仰应该是理性化的信仰，这是“信”的主要根据。不过，仅有现实的理性，无以产生“仰”的崇高感，只有具有终极意义的对象才会激发人的崇敬情结。所谓“终极”是指因果链之外不能问“为什么”的那个“是什么”。“终极的存在”主要得依靠非理性的情感与意志的体悟，而主要不是由实践来检验和逻辑来证明。因此，任何信仰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可实证性的知识和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它蕴涵着强烈的情感色彩，表现着对于生命的大彻大悟。所以，信仰本身是实践的而非理论逻辑的，它除了有形而上的终极追问，还有基于生活体验的情感共鸣，并以“顿悟”、“启示”、“灵感”诸方式表现和开启自身。这也就为信仰埋下了神秘化和幻想性的伏笔。 总之，信仰是人类的秉性，是对生命不朽的精神追求，信仰旨在开辟从有限到无限的路径，把有极幻化为无极，将相对摧升为绝对。合理的信仰是人类理性的非理性表达。信仰不应以科学与非科学而应以有益与无益来分类。合理的信仰是人赖以生存、自立和发展的意义支撑;共同的信仰既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又是民族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 道德信仰是人们基于对道德于人的生存发展的价值的认知，以及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张力的推动而产生的对道德(包括道德规范、道德理想和道德人格)的笃信与崇敬，并以此设定人生目标和付诸道德行动的特殊情感。这一概念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信仰的对象、基础、动因和意义。道德信仰同样具有信仰的一般特征，不过，道德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特殊类型自有其独特性:其一，它是理智与情感的有机结合。就其情感层面而言，道德信仰是对道德的终极关怀，它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明晰的逻辑实证性。不过，道德信仰之不同于宗教信仰，特别是社会主义的道德信仰之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道德信仰，就在于它不是对某种子虚乌有的神秘之物的非理性的盲目崇拜，而是在现实的道德关系基础上对既有道德状况的超越性把握。正如有学者所论，道德信仰是通过理性来完成并且是对道德理性认同的非理性表达，它是道德理性的非理性存在方式。道德信仰的理智性表明道德信仰是一个自觉能动的过程。基于现实性基础上的理性确保了道德信仰(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的现实性，避免其陷入盲目、迷信与偏执;基于情感基础上的非理性又提供了道德信仰的自愿性、感召力和意志力。然而，道德的鲜明的主体性和情感性表明在理智与非理智的统一中非理智性占据主导地位。 其二，它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道德源于社会生活，道德的现实生活基础确保了道德信仰具有不同于其他信仰，特别是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现实力量;社会主义道德利益基础的普遍性，使其克服了以往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性，克服了由此产生的道德虚幻性乃至虚伪性，确保了社会主义道德信仰具有其
道德信仰问题
形势与政策课程结业论文 论文题目：我国公民道德信仰问题研究 院系班级：化工1104班 姓名：赵强强 学号： 201113010413 辅导老师：张纲 完成日期: 2014年4月7日
论文关键词：道德大学生道德教育道德信仰教育 论文摘要：本文从大学生道德现状入手，分析公民道德信仰问题，研究了影响高校道德教育的因素，提出了高校道德教育实效性不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信仰教育的缺失，并提出了道德信仰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策略。 在精神领域中，现代性所产生的“祛魅”，全球化带来的“多元伦理”、“多元价值”以及市场经济所强调的“经济理性”、实用主义和“泛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及信仰教育的缺失，使高校道德教育面临种种挑战、诱惑及自身存在的问题。高校道德教育只有加强信仰教育，把道德教育从道德知识层面上升到道德信仰层面上，才能有效解决道德教育“无根性”和大学生信仰缺失的问题。 一、大学生道德现状与信仰缺失 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的道德现状，教育部曾发起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联合调查，调查表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价值引领作用，大部分学生拥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对生活充满信心，但也有部分大学生道德水平较低，信仰迷失，道德教育的方式、内容亟待改进。大学生道德状况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第一，道德教育内容空洞、乏味，缺乏现实指导性。在对“道德教育满意程度”的调查中，52.27%的学生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对“两课”、报告、政治学习的喜欢程度均在10%以下。第二，大学生信仰混乱，没有树立一个科学的信仰体系。信仰个人奋斗的比例明显增加，占调查总数的40.88%。在对有信仰，信仰什么的调查中，有24.74%的学生有宗教信仰。第三，信仰的功能或作用。在此项调查中47.21%的学生认为“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动机”是“寻找精神寄托”。第四，在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的调查中，表现为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功利意识浓厚。但“公私兼顾”和“合理的利己主义”被大多数人认同。损人利己太不道德，大公无私则可望不可及，最好是公私兼顾，利己不损人。[1]通过以上的调查数据显示，以政治教育为主的高校道德教育内容缺乏对大学生日常生活有效指导，信仰教育缺失导致部分大学生信仰混乱。 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是贯穿在人的世界观之中的一种意识规范。对于大学生来说，信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大学生精神追求的源泉。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如何信仰，就如何存在，信仰
《当代青少年信仰危机》
《当代青少年的信仰危机》 开始这个论题之前有必要对于“信仰”进行一下认知，只有了解了信仰对于个人的作用与意义，才能晓得当出现信仰危机的时候，对于个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甚至于是对一个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 谷歌对于“信仰”的解释是：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由此可见信仰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和作用是极其巨大的。信仰价值的关键在于它的“支柱”作用。信仰支柱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可靠落实，其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能够赋予短暂人生以永恒的意义。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人生价值的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决不能离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人生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信仰支柱的基础之上的。信仰也包含着信仰者对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有信仰与没有信仰是不一样的，信仰的有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没有信仰的人，会失去把握自身命运的力量，其发展的可能性会大大减低。有信仰的人，会为自己的信仰调动自身的一切力量，集中到既定的目标上，其知识、能力、内心世界都会得到充实和提高，从而推动个人及社会的发展。 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信仰的价值作用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类型的社会群体中，青年应该是一个特殊的部分了。之所以“特殊”，是因为青少年正处在一个远离社会又即将进入社会的阶段。对于我自身而言，因为我本身的角色就是一名青少年，身处这样一个“当事人”的角色，所以对于我们当代青少年的特点和特性，心里，价值观等等是有一个大概的体会和认知的。青少年面临的问题，以及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也间接决定了整个社会即将出现和面临的种种问题。 有人评价我们这群人，说“这一代年轻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躁。”的确，我们是躁动的一代，我们的生活处在一个飞速更新换代信息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速、简单、方便、时尚。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大大的提高。可是青少年心中那填补不了的空洞却在日益扩大。青少年们从之前强迫式的学习环境中解放出来之后，以为自己总算找到一片属于自己任意发挥的空间。现在不是流行一句宣言“我的地盘我做主”吗！这样一种自我的思想形态在青少年们心里根生蒂固。这样的一种思想到底是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还是仅仅只是人的私欲膨胀以至想当然地以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可怕的世界观的延伸呢？“人心里怎样思量，他的行为就怎样。”现在的青少年们普遍找不到学习的意义，甚至找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在这个群体内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渴望有一个权威的力量告诉自己人生到底是什么，如此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学习成了社会“压迫”的继续，就业成了谋生手段无奈的选择。任何事物没有了原来真实、真正的意义，除了只是自己存在的理由。于是人们开始选择逃离，学会麻痹自己。网络、酒吧、舞厅、商店……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场所和虚拟世界寻找出口，逃避内心深处无法满足的空洞。但一个人什么都能逃避，却不能逃避自己。最悲惨的结局就是选择死亡，以此做最终绝望的选择和对社会文化力量的对抗。这些人，到底缺少什么？又何以做出许许多多让人费解却又被深深理解的举动？又为何在绝望中选择麻木或者彻底的离去？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想，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缺乏信仰，也就是今天所要探讨的当代青少年的“信仰危机”问题。没有真正的信仰告诉青少年们人生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以及合理性。所以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方向，陷入绝境。 我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所在在于信仰的缺失，青少年们陷入了信仰危机，深究下去，但这样的信仰缺失是如何产生的呢？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信仰对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证社会安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信仰有助于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健全，从而给予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以内在
浅谈中国元素在广告中的运用
浅谈中国元素在广告创意中的运用 何丽珊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环境设计学号：1311390008） 摘要：现代广告创意总是深深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历久弥新的中国元素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在广告传播中大量使用中国元素，并且以中国元素做广告创意与设计的灵感源泉，运用中国元素进行与时代相连的现代式创新，借中国元素在广告作品中抒发情感等，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也必须充分考虑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并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更要积极地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使中国元素现代化，否则会因文化差异而造成认知理解上的偏差，使大量运用中国元素的广告传播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1] 关键词：中国元素；中国本土文化；广告；广告创意 1.定义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的内涵相当丰富。简单地说，凡是被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并体现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或风俗习惯，均可被视为“中国元素”。它是中国独有的，能反映、认知中国的东西。既包括具象的实物如旗袍、长城、书法等，也包括抽象的符号如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习俗习惯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元素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引以骄傲的主要力量来源。[2]中国传统设计元素是东方文化的一处独特景观和宝贵财富，它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历史悠久，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它那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正熠熠生辉。 2.中国元素在广告创意中很受青睐的原因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历史，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体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感、礼仪风俗、艺术表达等方面。 2.1文化根源 独特的文化根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是表征中国及中国特有的文化意味、精神气质、历史沉淀及审美情趣的典型形象、典型事物、
传统的道德信仰,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的关系
宗教信仰和道德信仰的发展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不过,并非任何一种曲折都与前进呈正相关性,更不是曲折本身就意味着进步。人类历史上曾遭受过重大的挫折,经历过漫长的道德黑暗期。如,欧洲曾放弃了古希腊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而接受基督教,中世纪四五百年的宗教统治造成了漫漫的道德黑夜;近现代在全盘否定基督教,以个人主义的实用信仰来代替价值信仰后,又导致了新的精神荒芜,迄今仍让人看不到道德精神复苏的迹象。因此在宗教信仰与道德信仰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就离不开真正洞悉历史必然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当下的中国,克服倒退性、萎缩性的道德信仰危机,消极的宗教信仰，建构真正合乎人性完善和发展需要的道德信仰,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任何道德都是特定时代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在阶级关系还存在的时代里,受制于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道德信仰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道德信仰中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为道德信仰的确立提供了思想政治保证。不论是从道德的超越时空的全人类性或普世性上看,还是从其时代性和阶级性上看,道德都是利益的反映,体现了一定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具有阶级性。它之所以有敢于标明自己理论阶级性的政治勇气,是因为它的无私性,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学说,是关于劳苦大众自我解放的学说。合理的道德对社会和个体都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双重价值和意义。以此为根据道德的信仰化便是道德存在的特有方式,个体合理的道德信仰便既是个体幸福的重要条件又是个体生命价值提升的重要前提和主要标志,社会合理的道德信仰是人类文明的表征。第二,马克思主义确保了道德信仰的科学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对社会邪恶的道德控诉即价值批判。然而,单纯的道德呐喊,其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和不能持久的。道德化的批判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才是真正有力的。道德价值目标的实现,唯有建立在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方是可能的。道德信仰作为对终极目标的虔敬之情,本身就具有非理智性和非逻辑性的一面,如果缺乏正确的哲学世界观的引导,难免陷入盲目性、蒙昧性乃至反理性的宗教信仰泥潭。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强大指导力量不仅来源于其道德的力量,更来源于其科学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辩证法精神,确保了其科学性。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为指导,使我们能够正确揭示道德的社会本质和人性根基,使社会主义道德既由于有其现实的社会存在基础而避免流于抽象与空乏的永恒道德的梦呓,又由于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人文根基和道德发展的总趋势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使我们能够第一次正确而全面地估价道德对社会和个体的功能和意义,免却滑入唯道德论和非道德论之两极;同时,使个体在确立自己的道德信仰时能够自觉地投身到人民群众的道德生活实践中去,避免过去所难以避免的独善其身的狭隘性和唯心主义的心性修炼路径。
义——关公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义——关公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摘要] 关公是穿越了中国历史数千年依然被广为敬仰的道德额偶像，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高尚品质中，囊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优秀的品质：忠、义、仁、勇、礼、智、信等内容，其中，最为中国人敬慕的是他“义”的楷模与化身。本文探讨了中国人对“义”的理解与关公何以称“义绝”以及对其信仰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关公义 关公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最具完美人格的道德英雄，对关公的崇信和敬慕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他从群雄纷争中的一名武将到武庙主祀，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道德楷模到士农工商、帝王将相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为何中国历史会穿越千年数代共同塑造了这样一个英雄？又是何原因使关公信仰经久不息，至今传颂呢？ 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关公被封为“忠惠公”开始，关公被历代统治者尊崇，神格地位不断飞升，到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其封号已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可见其神格地位之崇高。从关公封号的不断攀升中可以看出，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精神品质中，基本囊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优秀的品质：忠、义、仁、勇、礼、智、信等内容，正是这些中国人所最为推崇和敬慕的高贵品质在关公身上的集中体现，使其成为道德准则的最高表率。而这将近二十个封号中，与“义”相关的就有六个：北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封“壮缪义勇武安王”，南宋淳熙十四年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清道光八年被崇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还为其御书“义炳乾坤”匾以赐。不难看出，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精神品质中“义”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份额。 一、“义”的含义 “义”，作为一种范畴和理论，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一个道德概念，是做人的最高标准。那么，什么是“义”呢？一般而言，“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表现，指公正、合理而应当的德行和道理。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却始终没有给“义”一个准确的概念，他只说：“义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句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一切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做，有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做，只要怎样做才合理，便怎样做。”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就是说：“有德行的君子，所说的话不一定全部履行，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有结果，但只要所说所做遵询于‘义’。那么，何谓合理？何谓不合理呢？又如何将所说所做遵循于“义”呢？ 《吕氏春秋·察微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春秋时期，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这道律法使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得以重返故国。孔子的弟子
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
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Ξ 龙佳解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 要]关帝信仰是中国特有的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的实质是对关羽身上所体现的“忠、义、礼、节、勇”的道德规范的崇拜。它是一种被历史上统治阶级标准化了的儒家伦理规范。关帝信仰由民众自发信仰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内,既说明了民间信仰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 [关键词]关帝信仰;道德崇拜;北宋士风 [中图分类号]B82-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5)04—0043—05 B elief in G u an -G od and Worship of Morality L ON G Jia 2jie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 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China ) Abstract :The belief in Guan -G od is a peculiar Chinese folk -belief.The folk -belief is worship of le 2 gal ,justice ,manners ,moral integrit y and bravery embodied by Guan Yu in essence.It is t he Conf ucian code of et hics standardized by t he ruling class in history.The belief in Guan -G od was brought f rom t he spontaneous folk belief into ruling class ideology ,t hat showed not only t he exploitation of t he folk -belief ,but also t he deep political crisis faced wit h by t he ruling class at once. K ey words :belief in Guan -G od ;worship of moralit y ;Nort h Song Dynast y scholar -bureaucrat st yle 我国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崇拜是我国独有的特殊的一种民间信仰。它是历史人物向神的转化。这种历史人物是英雄加圣贤的双重人格的叠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仁、智、勇”三达德。因而,关帝崇拜的实质是一种道德崇拜。 一 从民间祭祀到帝王册封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民间祭祀关羽最初起源于 关羽故里。关羽故里为今山西运城常平乡常平村,它地处晋、豫、陕三省交界,是华夏民族发源地之一,孕育出无数英雄豪杰,有着崇尚侠义的民风民俗。关羽出于行侠仗义,为民除恶,杀了当地恶财主吕熊之后,亡命异乡。其族人避祸匿于四十里外东古村,其父母年迈,无力逃生则双双投井自尽。关羽之义举,双亲之惨死,深深感动了乡中父老,自发地为其看家护院。关羽被害之后,噩耗传来,乡民念其德, 自发地供奉香案,悼其亡灵,里人争拜,络绎不绝。移居东古村的关姓族亲改关羽之故居为宗祠,祭祀 关羽则由此而生。[1](P76-80) 公元567-568年,南陈光大年间,湖北当阳人追念关羽之忠义,在其遇害地建庙立祀兴起了民间祭拜关羽的风潮。随后隋唐期间,首先传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凯大师遇关羽在湖北当阳玉泉寺显圣的传说。唐代禅宗北宗创始人神 秀于玉泉传法时,先是拒斥关公显圣之说,但后来又不得不接受显圣之说,在当地建寺奉关公为本寺伽蓝护法神。至此关羽由亡灵演化为神灵。 北宋末,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追封关羽为“忠惠公”。由此开启了官方朝廷对民间祭祀的关公进行册封的情势,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将这一民间信仰开始提升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关羽又被晋封为“崇宁真君”。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再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并建有武安 Ξ[收稿日期]2005-02-28 [作者简介]龙佳解(1953— ),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第19卷 第4期2005年07月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19,No.4J u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