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长安的商人_薛平拴
2004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 ar.,2004第33卷第2期Jo urnal of Shaanx i N o rmal U niv ersity(P hilo sophy a 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 n)Vo l.33N o.2□唐史研究
论隋唐长安的商人
薛平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由于长安是隋唐两代国都,高官显贵云集于此,居民众多,流动人口为数甚巨,因而各种商品的消费需求非常大,在此经商也就更容易获取厚利;加之长安又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起点,从而使长安成为中小商人、富商大贾以及周边各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聚集之地。长安商人人数众多,经营内容十分广泛,其致富途径堪称多种多样,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相当活跃,这些都标志着长安的商业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隋唐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隋唐经济;长安商人;城市商业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4)02-0069-07
收稿日期:2003-10-26
作者简介:薛平拴(1959—),男,陕西兴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学术界曾对隋唐长安的商业有过一些研究,但全面系统地研究长安商人的论著尚不多见。商人是古代商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商人的来源、数量、经营状况、致富之道、商人资本的积累与出路、商人的社会地位等等方面,可以显示出一个地区或一个时期的商业发展状况。本文试图通过对隋唐长安商人群体的分析,以便更深入地了解长安商业的发展状况。
一、中小商人
中小商人属于商人阶层的中下层,财力有限,经营规模较小,社会地位也较低。隋唐长安的中小商人在整个商人群体中占有相当比重,其经营活动是长安商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其来源或自身构成看,他们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城内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各种中小手工业作坊主、小手工业者;第二类是来自长安附近或更远地区的弃农经商者,他们已完全脱离农村,不再经营农业,而以经商为业;第三类是来自长安郊区的半农半商型商人,他们尚未完全脱离农业,但经商活动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三类商人在隋唐时期都有显著增加。
隋唐时期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是长安中小商人得以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长安手工业可分为官府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两大类,前者主要为宫廷、贵族、官僚、官府提供消费品,基本上不属于商品生产;私营手工业则完全属于商品生产。大致说来,天宝以前,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以短番匠为主;天宝以后,和雇匠人数大增,并出现了“纳资代役”[1](《册府元龟》卷487),手工业者人身依附关系较前大为减弱,经营活动的自由更多。这对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极为有利。此外,由于长安是隋唐国都,聚积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这对长安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长安私营手工业店铺之多远远超过前代,这些店铺当时通常叫作“坊”、“作”、“铺”或作坊等,如油坊、染坊、醋坊、酒坊、纸坊、铜坊、锻垆(铁匠铺)、石器店铺、木器作坊、玉器作坊、金银铺、糖坊等。由于城中有不少油坊,以至于在居民区小巷中都有卖油的小商人,如宣平坊小曲中即有卖油者,“里人有买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2](《太平广记》卷417)。唐代粮食加工业空前发达,经营磨坊者甚多,甚至出现了“磨行”、“米面行”等手工业行会。长安周围河渠上的私家碾业作坊多达100所以上,其经营者大多是富商大贾、官僚贵族、寺观等,当然也可能有少量中小商人经营磨坊。此外,在长安城内及郊区附近,中小商人经营的畜力磨坊更为常见,经营米面生意的中小商人颇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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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时,长安城内一斗米不到20文,一斗面卖32文[3](《通典》卷7)。大中六年(852),宣宗诏称:“近断京兆斛斗入京,如闻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货易。”[4](《唐会要》卷90)说明长安附近从事粮食加工业的中小商人的确不少,进城卖面者很多。随着丝织业的不断发展,经营丝织品的中小商人也日趋增多。长安东城老父贾昌之子就经常“贩缯于洛阳市,往来于长安、洛阳”[2](《太平广记》卷485)。玄宗时,长安的棉纺织业也日渐发达,中小商人“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廛间”[2](《太平广记》卷485),棉布和衣服的产量和销量都很可观,卖白衫和棉布的中小商人为之遍布京城。长安的造车业很活跃,车坊不少,如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2](《太平广记》卷84)。这实际上是一个木车作坊,召募木匠造车,显然属于商品生产,且从业工匠不少。这个作坊规模不小,至于中小型木器作坊应当更多。唐代在织物上印染各种图案、花纹的技术远比以前发达,并已普遍推广,以至于印花织物“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5](《唐语林》卷4《贤媛》)。长安作为国都所在,印花织物需求量必然很大,染坊的经营者自然不少。新兴的印刷业在唐代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唐以后,私人开始印刷诗文、书籍、日历、佛经等,卖以求利。文宗时,剑南道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6](《全唐文》卷624,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说明剑南、两川及淮南地区的市场上已经有印刷的日历出售。曾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两件遗书,可以证明长安东市的雕版印刷业相当发达,其中一件是大约属于公元9世纪的印本日历残片,上面印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的字样,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另一件是咸通二年(861)根据印刷本传抄的《新集备急灸经》,该经题记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2675)。上述两件文物说明,长安东市的印刷业相当发达,从事雕版印刷业的作坊不少。印刷业的发达使日历、诗文、书籍、佛经等成为日益普遍的商品,所以城市中的书市也渐趋增多,长安就有“鬻坟典之肆”[2](《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即出售五经及各种书籍的书市。此外,长安的酒坊、酒肆等也颇为不少,不仅东、西二市有酒坊、酒肆,居民区中也有酒坊和酒肆。西市出产的“西市腔”、常乐坊出产的“郎官清”、“阿婆清”等酒都是名闻遐迩的美酒。从东门到曲江池一带,沿途的酒肆、酒店不可胜计,许多文人墨客常到这里对饮,留下了大量诗篇。唐人诗云:“陌上秋风动酒旗,江上丝竹竞相追”;“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估客”。这些诗充分反映了曲江一带酒肆之多,而且酒肆、酒馆门前往往还悬挂着酒旗。据《通鉴》载,光宅元年(684)“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说明坊曲(居民区)小巷中也有酒肆。酒肆既从事生产,也从事酒的销售。大致说来,酒肆、酒馆的经营者一般都属于中小商人。至于铁器铺、金银铺、毯坊、乐器作坊、皮货铺等类手工业作坊在长安也不少见。总之,隋唐长安私营作坊门类齐全,从业人数比前代显著增加。这些手工业者既是商品生产者,同时也是商人,他们是中小商人的典型代表。
长安的中小商人有相当部分是由弃农经商者演变而来。隋唐时期,长安附近地区的农民在弃农经商的大潮中纷纷脱离农村,不再以务农为生,而以经商为业。他们有的涌入州县市场,有些则进入长安,从事各种小本生意。《隋书·地理志》称:“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由于京兆府为国都所在,“去农经商”之风颇盛。唐人杜佑说:关中“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他伎”[6](《全唐文》卷477,杜佑《御夷狄论》)。弃农经商之风为何如此兴盛?首先,关中地区农业的发展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条件,使农民有可能提供剩余产品投放市场。其次,唐代货币税比以前大为增加,唐前期的大税、小税、户税,唐后期的两税、青苗钱、地头钱等均属货币税,这就必然促使农民去垅亩而经商。其三,由于我国古代的市场机制不够健全,农业、手工业、商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别很大,从事农业辛苦而获利甚薄,而经商则获利甚厚。故白居易说:当时“懋力者轻用而愈贫,射利者(即经商)贱收而愈富,致使农人益困,游手益繁矣”[6](《全唐文》卷669,白居易《进士策问五道》),这也是弃农经商者日渐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长安的中小商人还有一部分是来自郊区的农民,他们家住郊区,尚未完全脱离农村,其户籍仍属于农民,但经商活动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虽然家居郊区,但却“多牟利于市”,属于典型的小商小贩。在他们当中,以经营各种蔬菜、水果、药材、柴薪、粮食(如米、麦、豆、面等)及各种小商品为多。贞元年间,长安附近曾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7](《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三年)。白居易《卖炭翁》诗云:“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8](《全唐诗》卷427)这位卖炭翁与卖柴农夫正是长安城中小商小贩的典型代表。
中小商人由于资金有限,经营规模一般都不大,所经营的商品也大多属于低值商品或日常生活用品等,有的则经营规模较小的店铺如小商店、小饭馆、小酒馆、茶肆、饼肆、杂货店等。有的则深入大街小巷,沿街叫卖,并无固定店铺。不仅东、西二市有中小商人开设的沿街小店铺,就是在居民区也有不少小商小贩经营的摊点,他们所出售的商品正是广大市民所需求的。他们频繁而广泛的商业活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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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内普通市民的生活需求,大大丰富了长安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力地促进了长安商业的繁荣。
中小商人势单力薄,常常成为贪官污吏的盘剥对象,在政治日趋腐败的唐后期就更是如此。中唐以后,中小商人所受的侵害集中体现在宫市之害上。贞元以后,“京都多中官市物于廛肆,谓之宫市”[4](《唐会要》卷86《市》)。这些中官(宦官)依仗权势,肆意敲诈勒索商人钱财。他们为皇宫采购货物时根本不是照价付钱,而是“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东、西二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7](《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三年)。在此情况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其中受害最深的当然是那些中小商人。德宗时,为皇帝饲养鹰犬的宦官,即所谓“五坊小儿”,也横行于坊市之间,对中小商人肆意欺凌和盘剥。他们“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7](《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受欺凌的显然都是中小商人。顺宗即位后,对宫市及五坊小儿之害大加整顿,中小商人的处境略有好转,但整顿的效果未能持久。会昌六年(846),宣宗下诏说:“如闻十六宅置宫市以来,稍苦于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以后,所出市一物以上,并依三宫直市,不得令损刻百姓”[4](《唐会要》卷86《市》),说明宫市对中小商人的侵害尚未完全消除。
二、富商大贾的活跃
富商大贾属于商人阶层的上层分子,资金雄厚,经营规模较大,从商经验丰富,其社会地位亦远非中小商人所能比拟。隋唐以来特别是中唐以来,商品生产和交换日趋发达,对外贸易日益活跃,城市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长安不仅中小商人大增,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资财雄厚的富商大贾。这些富商在商业领域大显身手的同时,在政治方面也相当活跃。
长安作为隋唐国都,高官显贵云集于此,加之居民众多,流动人口也为数甚巨,各种商品的消费需求量非常大,为此吸引了大批富商巨贾来此经营各种生意。正如元稹《估客乐》所说:各地富商“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8](《全唐诗》卷418)在长安的富商大贾中,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商巨贾,还有来自周边地区各少数民族以及外国富商。长安的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也有人因经营得方而上升为富商大贾,贞观时期的裴明礼和德宗时的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长安的富商大贾可谓层出不穷,其中著名的主要有:唐初的裴明礼、邹凤炽等;中唐有郭行先、杨崇义、任宗、郭万金、任令方、刘逸、李闲、卫旷等;
唐后期有窦、王布、王酒胡、李泳、王宗等。
富商大贾的经营活动和经营内容十分广泛,致富途径也堪称多种多样。大致说来,其经营内容几乎遍及粮食贩运、纺织品、水产品、木材、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医药、畜牧业、养殖业、茶叶、盐、酒业、粮食加工业、金银珠宝业等高档奢侈品、奴婢买卖、高利贷、质库、邸店等等。总之,凡是能够获取厚利的,都在其经营范围之列。唐太宗时,长安富商裴明礼的经营之道和致富途径就颇具特色,他“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他在金光门外购买一块廉价的不毛之地,将地中瓦砾等杂物彻底清理,“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2](《太平广记》卷243《裴明礼》)。其经营之道不能不令人叹服,像这样的富商在当时绝非个别事例。高宗时,巨商邹凤炽家住长安怀德坊南门之东,史称其“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2](《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唐律疏议·名例律》:“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可知“邸”相当于货栈,“店”即商店。正由于他主要经营货栈和商店,所以才能做到“四方物尽为所收”。随着国内商业交换的日趋活跃,长安的外来客商也越来越多,邸店便成为接待外来客商的重要场所。经营邸店的富商大贾不仅为客商提供堆存货物的便利,也组织居间贸易,或坐地收购来自各地的货物。据《长安志》载,长安东、西二市设置的邸相当多,所以经营邸店的富商颇为不少。德宗时,巨商窦
的致富历程及经营之道也颇具特色。起初,他将亲戚赠送的一双丝鞋卖掉,得钱500文,用此钱在铁匠铺打造两个小锸,用小锸在嘉会坊庙院开垦隙地,种植榆树。等到秋天时,“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他用斧子伐其树枝,“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直十余钱”。次年“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后他又收购破麻鞋、槐子、油靛,用出售榆木的钱作资本,广召雇工,以槐子、油靛和破麻鞋等制造“法烛”万余条。建中初,他出售法烛,每条100文,“又获无穷之利”。后来他用3万钱在西市秤行之南购得一块低洼地,将其平整后,“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2](《太平广记》卷243《窦》)。其后他又经营房产、珠玉、木材等,获利甚丰,以致成为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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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的巨商。这样的巨商在长安绝非少数,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已,史籍中未留下姓名的富商大贾肯定还有不少。
富商大贾有不少人经营粮食加工业,即碾业。
唐长安周围河渠上的私家碾
业作坊多达100所以
上,经营者当中就有长安的富商大贾。《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称:“关中沃野千里,旧资郑、白二渠,为豪家贵戚壅隔上流,置私碾百余所,以收末利”。这里说的“豪家”即包括长安的富商。永徽六年(656),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
竞造碾,止溉一万
许顷”[9](《元和郡县志》卷1《关内道》)
。可知长安富商大贾经营
碾
者颇为不少。高宗下令拆毁郑白
渠上的私碾,但不久又都恢复了。广德二年(764),李栖筠又
奏请拆去私碾
70余所,不料一年后又都恢复设
置。不仅富商大贾经营碾业,就是王公百官、宦官、寺观也都竞相经营碾以获取厚利,这当然难以
禁止。
富商大贾还常常利用物价波动来获取厚利。每当丰收之际,他们便乘机压价贱收,从中渔利;而在歉收时他们又囤积居奇,高价出售。所以杜佑说:“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
竭”[3](
《通典》卷12)
。不少富商大贾还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以获取高额利润。天宝初,“府县不许好钱加价回博,令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南,每一钱货得私铸恶钱五文,假托公钱,将入京私
用,京城钱日加碎恶”[3](
《通典》卷9)
。这些富商奸人用1枚好钱换取5枚私铸的恶钱,在这一金融投机中可获利4倍。德宗以后,货币流通领域出现了“钱重物轻”现象,富商大贾们更是乘机以逐轻重,以牟取暴利。《新唐书·食货志》指出:“自建中初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豪商大贾,积钱以逐轻重”。除以上所述外,长安富商大贾还经营飞钱、柜坊、质库、高利贷、金玉珠宝、茶叶、盐等。
由于商业日趋活跃,长安的富商大贾大获其利,积累了惊人的货币资本和金银财富。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据说他曾拜见唐高宗,请求购买终南山中的树,每棵树估价一匹绢,他向高宗夸
口说:“山树虽尽,臣绢未竭”[2](
《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
,其财力之雄厚实在令人惊叹。玄宗时,长安的富商大贾更是层出不穷,杨崇义“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于
王公”[10](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王元宝亦为“都中巨豪”,“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时人称之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
僭于王
公”[10](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开元二十二年(734),唐政府下令没收长安富商任令方资财60余万
贯[11](
《旧唐书》卷8《玄宗纪》)
。据《新唐书》卷54《食货志》,唐代每年最多铸钱———即货币发行量为32.7万贯,而任令方被没收的资财竟达60余万贯,他拥有的资产值约等于全国两年的货币发行量之和,足见其财力之雄厚。安史之乱后,富商的财力更为雄厚。顺宗时,长安东市巨商王布“藏钱千万,商旅多宾
之”[2](《太平广记》卷436《王布》)
。宪宗时,“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2](《太平广记》卷436《张高》)
。昭宗时,巨商王
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后又纳钱10万贯助修安国寺,足见其富。
商人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如此雄厚的商业资本和财富,这些巨额资本的处境和出路如何?首先,商人的财富是封建政府和贪官污吏的重点掠夺对象之一。代宗时,宦官鱼朝恩在神策军北军设置监狱,“罗织城内富人,诬以违法,捕置狱中,忍酷考讯,录
其家产,并没于军”[11](
《旧唐书》卷184《刘希暹传》)
。这些“富人”有不少人就是长安的富商大贾。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每当财政拮据之时,便常常以“借商”、“贷商”、“括商”等名义百般搜括商人钱财。建中初,韦都宾等认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
者,贷其余以供军”[7](
《通鉴》卷227,建中三年)
。德宗遂下令“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
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11](
《旧唐书》卷12《德宗纪》)
。结果在长安共搜刮商人钱达200万贯之多。875年,由于唐政府财政空虚,田令孜又劝说僖宗“籍两市商
旅宝货,悉入内库”[7](
《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
。这次“籍商”仍在长安东、西二市进行。这些事例说明,封建时代商人的货币资本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
商人积累的商业资本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继续充当商业资本在流通领域中存在和发展。巨商窦
就是如此,在有一定资本后,便投资开设商
店(窦家店),每日可获利数千。大量的盐商、茶商、木材商、粮商等都是如此。他们把已有资本作为起点,购买商品,然后出卖,使商业资本一直在流通领域中发展,以便积累起更大的商业资本。其次,把商业资本作为货币财富贮藏起来,或用于奢侈性消费。唐代商人积藏货币现象一直存在,富商大贾更是积钱成风。中唐以后,唐政府曾把这种现象作为“钱荒”的原因来看待,强迫商人出钱易货,禁止商人把巨额现金“积藏私室”。商人积累的大量货币资本还有相当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如营造豪华住宅、购置车马、金玉珠宝、奴婢等,或参与赌博,或用于狎妓、纳妾等。如王元宝“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常于寝帐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暝焚
香彻晓,其骄贵如此”[10](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富商刘逸、李闲、卫旷等人“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迭相延请,
为避暑之会”[10](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这种奢侈性消费必然使商业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减缓。第三,商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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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转向高利贷。在古代,作为货币财富形式存在的商业资本在贮藏起来以后,很容易转向高利贷。长安富商大贾从事高利贷的现象十分普遍,其放债对象有官僚、禁军将领、士人、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及农民。第四,商人经商致富后,往往将大量资金用来购置田产。这种现象早在汉代就有,即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唐初实行均田制时,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从而为商人购买土地提供了方便。在唐代,商人一直是兼并农民土地的一支重要力量。玄宗下诏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田庄,恣行吞并,莫惧章程”[1](《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可见富商大贾和王公百官一样喜欢购置田产。第五,也有部分商人将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生产和种植业等,但其数量和规模并不大。
长安的富商大贾在极力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政治利益的争取,他们在政治上也很活跃。唐初,商人在政治上受到诸多限制和歧视。武德时,唐政府规定:“工商杂类,无预士伍”[7](《通鉴》卷190,武德七年)。有唐一代,商人入仕始终受到排挤。面对这种现实,商人特别是富商并没有望而止步,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力图冲破种种限制,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各种途径入仕,是长安富商大贾政治实力壮大的一个重要标志。唐代商人入仕主要通过买官、交结王公百官等途径。德宗时,长安巨商窦竭力结交权臣李晟,并通过李晟将五六个大商子弟安排在“诸道膏腴之地重职”[2](《太平广记》卷243《窦》)。文宗时,长安商人李泳也“以贿赂交通,遂至方镇”[1](《册府元龟》卷455《将帅部·贪黩》),后任河阳节度使。一些富商子弟则通过科举应试的途径进入仕途。商人在积极谋求仕进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与达官贵族、士大夫等频繁交往,以便谋求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如邹凤炽就“常与朝贵游”,后来“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2](《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中宗时,长安“有富商抵罪,万年令李令质按之。(韦)濯驰救,令质不从,毁于帝”[12](《新唐书》卷206《外戚传》)。韦濯是中宗韦皇后的族人,权势显赫。这位富商犯罪,竟能得到外戚韦濯的紧急援救,足见其交往之深。开元、天宝时,有些巨商为了更广泛地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甚至还专门在家中设有“礼贤堂”,遂使“四方宾客,所至如归”。富商王元宝、郭万金、杨崇义等人无不如此,他们“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士,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10](《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富窟》,卷上《豪友》)。富商接纳文人学士,供送举人,与其结为“豪友”,显然已不再是简单的礼节性交往。这一现象充分显示了商人浓厚的参政意识和对政治的关心。开元十八年(730),玄宗下诏说:“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迭相凭嘱,求居下等”[4](《唐会要》卷85《定户等第》)。其实富商们与官吏往来并不仅限于为了降低户等以减税,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即寻求政治后台和靠山。德宗时,富商窦处心积虑地与权臣李晟拉关系。李晟住宅附近有处房地产,窦遂用200贯钱买下此宅,将其整饰一新,然后选择适当时机将其送给李晟作马球场。李晟颇为高兴,说:“不要某微力乎?”窦
答曰:“犹恐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2](《太平广记》卷243《窦》),一语道破商人交结官僚贵族的真正意图。文宗时,长安药商宋清也颇热心与官僚交往。每当“朝官出入移贬,(宋)清辄迎送之”。无论朝官升降出入他都积极与其交往,足见其交往之广泛。中唐以后,不少富商还与禁军将领有密切往来。德宗时,长安的一些富商子弟“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7](《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不少富商子弟因勾结禁军将领而混迹禁军。
总之,长安富商大贾在积极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在政治上也日趋活跃。富商大贾政治经济实力的壮大,必然会给予封建等级制以猛烈冲击,从而使其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商人势力的壮大无疑是长安商业空前繁荣的结果,标志着长安商业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三、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交通发达,特别是唐朝推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视同周边少数民族及外国通商。在此形势下,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商人纷纷来内地经商,不少外国商人不远万里来唐贸易。长安作为隋唐两代国都,又是著名的贸易干线———丝绸之路的起点,从而使长安成为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聚集之地。
隋末丧乱,西域商路又遭堵塞。唐初统治者力图打通西域以开商路。打败西突厥后,唐太宗对安国使臣说:“西突厥既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12](《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西域商路的通畅为西域诸族商人和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等外国商人来中国内地贸易提供了良好条件。史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域、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1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在“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14](《唐大诏令集》卷130《讨高昌麴文泰诏》)。说明通过西域商路来内地的少数民族商人乃至中亚、西亚商人颇为不少。昭武九姓分布于今中亚地区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及我国新疆地区。史书盛称其颇善于经商,“男子年二十,即远至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11](《旧唐书》卷198《西戎传》)。他们沿丝绸之路东进,前后相继,不绝于途,长安便是他们的重要聚集之地。近年来,昭武九姓诸族墓志在西安的大量出土即可说明这一点。
唐代北方诸少数民族商人也颇为活跃。他们包括突厥、薛延陀、回纥、契丹、党项等族商人,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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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实力的当属回纥商人。贞观初,突厥人“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11](《旧唐书》卷61《温彦博传》),每户若按5口计,那么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则多达近5万人。这些人有的就在长安经商。安史之乱后,“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包括回纥族在内的诸少数民族商人在长安“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尽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7](《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足见回纥商人人数众多,颇具实力。787年,李泌奏请检括滞留长安的西域“胡客”,“凡得四千人”[7](《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安史之乱后,昭武九姓商人“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7](《通鉴》卷226,建中元年),长安的昭武九姓商人之多不难想见。寓居长安的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也不少,如西市就有波斯商人开设的“波斯邸”、波斯店等。
由于外国商人在长安日趋增多,以至于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在长安迅速传播开来,长安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寺庙。西市附近各坊,自武德四年以来陆续修建了若干中亚、西亚一带人民所信奉的祆教和景教寺庙。据韦述记载,长安布政坊、礼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即设有“祆祠”,即祆教寺庙。另据在西安发现的天宝三年(744)《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萨宝)墓志》载,西市西南临崇化坊也有“祆寺”一所,可知西市及其附近各坊聚集了为数不少的中亚、西亚商人。此外,在义宁坊、礼泉坊还设有波斯寺,即景教寺庙。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回纥人信奉者尤多。长安即有摩尼教的寺庙“摩尼寺”,摩尼教徒在长安也很不少,其中有些人就在长安经商,故史书说:“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12](《新唐书》卷217《回纥传》)。
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经营活动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主要经营珠宝、绢帛、药材、茶叶、马牛羊、邸店、酒店、饮食业、高利贷等。少数民族商人在长安经营高利贷者不少。德宗时,李晟之子就曾贷回纥钱一万余贯,到期不还,为回纥所讼[11](《旧唐书》卷133《李晟传》)。《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载:唐后期长安城内“衣冠子弟及诸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放高利贷的“蕃客”既包括回纥族等各少数民族商人,也大概包括中亚、西亚地区等外国商人。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也有经营邸店者。据《太平广记》卷16《杜子春》及卷17《卢李二生》记载,长安西市有“波斯邸”和“波斯店”。这些波斯邸、店往往存放有大量现金,它们大概是外国商人在唐贸易的据点。西域胡商在长安经营饮食业者也颇为不少。他们开设的饭馆、酒馆、饼肆等颇受长安各层人士的欢迎。据载,升平坊有胡商卖饼的摊点,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憩其帘下,坐以候鼓”[2](《太平广记》卷452《任氏传》)。长兴坊则有胡人经营的毕罗店。有位明经考生竟一次在此店吃毕罗达2斤之多。据考证,毕罗就是现在中亚、新疆等地伊斯兰教民族中所盛行的“抓饭”[15](P50)。东市也有胡人开设的毕罗店。据载,“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无妻”[2](《太平广记》卷402《鬻饼胡》)。胡商经营的胡饼、烧饼、毕罗、塔纳、煎饼等各种胡食深受长安人民喜爱,因此在当时颇为流行。开成六年(841),武宗“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16](《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说明长安城内不论僧俗皆盛行胡饼。胡商开设的酒馆、酒肆、酒店主要分布在东、西二市及长安东门到曲江池一带。他们经营的酒肆往往都有胡姬侍酒,具有浓厚的异域情调,深受长安士大夫及各层人士喜爱,留下了不少关于胡商酒店的诗篇。王绩《过酒家》诗说:“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渐愧酒家胡。”李白《前有樽酒行》诗云:“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长安城中以歌舞侍酒的胡姬颇为不少。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之一云:“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白《少年行》之二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从这些诗篇来看,文人士大夫成为胡人酒店的常客。胡商卖酒也常采用贳账的办法,以便吸引更多顾客。有唐一代,西域酒在长安颇为流行,唐初有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之葡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浆(其酒法出于波斯),此外还有龙膏酒,大约也出于波斯。这些西域酒皆为长安名酒,颇为时人所称赏。毫无疑问,西域酒在长安盛行,与西域胡商大量经营酒馆业不无关系。来自波斯等国的西域胡商也有不少人经营珠宝、金玉等贵重物品。史书盛称胡商善于辨别珠宝的质量,钱易《南部新书》己部称:“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池珠。蚌珠者蚌所吐也,唯胡人辨之”。据说长安大安国寺有一枚水珠,开元十年,该地僧人将其携至市中出售,结果不为市人所重,后被西域胡人以重金购去,这个西域胡人即为大食商人[2](《太平广记》卷402《水珠》)。在这宗买卖中还曾使用翻译人员,可知长安市场中有专门为胡商服务的翻译人员。这类故事在唐人笔记小说中屡见不鲜,说明胡商经营珠宝者确实不少。此外北方地区和西域地区各少数民族商人经营茶叶、绢帛、马牛等商品者也不少。
总之,隋唐长安的少数民族商人乃至外国商人都拥有相当的实力。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颇善于经营,在社会上也很活跃。玄宗时,“有胡商康谦者,天宝中为安南都护,附杨国忠,官将军。上元中,出家赀佐山南驿廪,肃宗喜其济,许之。累试鸿胪卿”[12](《新唐书》卷225《逆臣传》)。胡商康谦乃是昭武九姓中的康国人,依附权臣杨国忠,以行贿获得将军之位,后又讨好肃宗,取得极高的政治地位。敬宗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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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11](《旧唐书》卷17《敬宗纪》)。作为波斯商人,能和唐朝皇帝拉上关系,足见其能量之大。大中二年(848),大食商人的后裔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由于波斯、大食等外商大多经营珠宝等贵重商品,所以他们与长安的达官贵人关系较为密切。
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在长安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玄宗在给突厥的玺书中说:“国家与突厥和好之时,……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得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宜。”[1](《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商人的经营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加强了内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就外国商人而言,他们将外国的各种商品贩运到长安,促进了长安市场的繁荣;同时他们又把中国的茶叶、丝绸、纸张、药材等商品运往国外,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商业往来。西安南郊唐代窑藏内出土的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及宝石、琥珀、水晶杯、玻璃碗、镶金玛瑙杯等,充分说明长安与波斯有大量的商业往来。
各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商到长安经商,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本民族的宗教宗信仰及服饰、饮食、礼仪等方面的风俗习惯,这对汉族必然产生潜移默化之效。随着胡商的增多,这种影响日益加深,并逐步显示出来,景教、祆教、摩尼教寺庙在长安的日趋增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各种胡食、胡服、胡琴、胡戏等在长安的兴盛与长安胡商的空前壮大与活跃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胡商在长安长期经商,他们在衣食、礼仪、风俗等方面势必受到汉族的强烈影响,并将这些风俗习惯带回本民族。考之史籍,胡商着汉服、娶汉族女子为妻妾、崇尚汉人习俗者亦屡见不鲜。贞观初,长安城中已是“胡着汉帽,汉着胡帽”,颇难辨识[17](《大唐新语》卷10《从善》)。安史之乱后,回纥商人在长安“或衣华服,诱娶妻妾”成为一大时尚。有的胡商久居长安,安居不欲归,成为长安的永久居民。这些都说明,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活动,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长安的少数民族商人主要来自北方地区和西域诸族商人,而外国商人则主要来自中亚、西亚各国。这些商人将周边及各国的诸多特产贩运到长安,又把长安市场上的许多商品如茶叶、丝织品、瓷器等贩运到外地。这些商人的经营活动,不仅说明长安是全国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标志着长安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市。
[参 考 文 献]
[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李.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王谠.唐语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8]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李吉甫.元和郡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1]
刘,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慧立,彦忄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
局,1983.
[1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79.
[16]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7]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 许正文]
An Examination of Businessmen in Chang'an as the
Capital of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
X UE Ping-shuan
(College of Histor y an d Civiliz ation,S haan xi Nor ma l U niversity,X i'an710062,Sh aan xi) Abstract:As the capital of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C hang'an w as densily populated w ith large quantities of high-rank officials,local residents and travellers.H ence huge demand fo r varieties of goods and pro mising pro fits fo r businessmen.In addition,it w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w o rld-know n Silk Way, w hich m ade it a gregarious locatio n for pedlars,businessmen,m ino rity merchants and foreign entrepreneurs.Populous businessmen in Chang'an dealt w ith varie ties o f goo ds and services and m ade fortunes by surprising ly m iscellaneous m eans,w hich made them economic giants and political ag itators.All this indicated an unprecedented stag e of g row th of Chang'an co mm ercial industry as w ell as the high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 merce during the Sui and the T ang Dy nasty.
Key Words:econo my in time of the Sui and the Tang Dy nasty;Chang'an businessmen;urban comm 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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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布局
唐长安城经扩建、修缮,城郭呈长方形，东西较长，南北较短。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汉长安城的2．4倍、北魏洛阳城的1．2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据宋《长安志》记载：城内长安、万年两县共有8万户,其中包括人口众多的许多贵族官僚府第，此外尚有寺庙的僧道，教坊的舞伎、乐工，再加上常驻军队约10万人,总人口将近100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帝王都城。 二、街道坊巷的规划 唐长安城的街道坊巷不惧可谓匠心独运，它那整齐划一的结构，使整个皇城都显得落落大方，秩序井然。遥想千百年前威震世界的大唐帝国，其郁郁乎都城风貌尽情显露出一派大国风范。 “千百家似围棋书，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用来描绘这种独特的布局格式的诗句，它形象地概括了唐都长安城内的街坊布局。长安城建筑上的最大特色，是城内街道均为东西或南北向，排列正气、方向端正，宽畅阔达，宛如一块规则明朗的棋盘。仔细想来，那星罗密布的宫殿和街坊群，象天上星星那样罗列，又象棋子似的分布，简直就是一盘下不完的围棋。 长安城有十三座城门，其中东西南三面各有三门，北墙则开四门。阴历闰年有十三个月，故十三座城门象征着一年有闰；北端乃宫城所在，是皇帝起居和办公的处所，将这多出来的一个“闰”门放在北墙，象征着皇家“闰气”。人体阴阳之划分有许多种方式，其中一种即为：阴为静、代表人体的皮肤，阳为动、代表流动的血液。城墙为表面，相当人的皮肤；街道为内部，相当人之血液，这种阴阳之理在唐都长安城的建筑布局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不但城墙、宫墙为方形四周开门，被街道隔列开来的坊，周围也皆用夯土筑成围墙，四面开门，四面临街。 [原创]唐代都城长安到底是什么样子？ 明西安城墙西南角，采用圆形造型，据说唯一保留唐代皇城风格的建筑 城内道路系统为严格的方格网状，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大街十四条。其中，贯穿南面三座城门和东西两面六座城门的六条大街为主干道路，号称“六街”。南北向的三条大街分别为启夏门街、朱雀大街和安化门街，宽度都在百米以上。其中间的朱雀大街宽达一百五十米，是城内最宽的街道。朱雀大街之名有皇城朱雀门而来，它被连朱雀门，南达明德门，贯穿唐长安城的南北，是全城的主轴。其中，北段自朱雀门到宫城正门承天门一段，位于皇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本科毕业论文 学院： 专业： 班级： 论文题目：浅析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完成时间：年月 浅析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摘要唐代的统一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商人作为商品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其社会地位可以反映出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唐初，统治者依旧推行重本抑末的思想，商贾被称为“贱类”“杂类”。①商人处于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末位，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统治者不得不正确的对商人的作用进行定位，加之门阀氏族势力的衰弱和均田制的破坏，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并开始对商人进行扶持，出现了扶商的政策。商人社会地位出现了变化，中唐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慢慢地提高，商人被人们所重视，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唐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变迁 Abstract The unity of the Tang Dynasty f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provides a relatively stable space,the businessman as a commodity economy ①理绥《试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限度》中国知网
indispensable elements, their social status can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rulers still carry out heavy thoughts at the end of this suppression, merchants are called "cheap" and "miscellaneous". The businessmen in the traditional ", not as the ruler of scholar, farmer, artisan and merchant" attention. Later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rulers had to correct on the merchant's role positioning, coupled with aristocratic clan forces of weakness and land equalization system destruction rulers began aware of commercial importance, and began to support of businessmen and business supporting policies. There is a change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businessmen, in the Tang Dynasty merchant's social status slowly improve, the merchant is atten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social statu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commodity economy, has made the indelible contrib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 Tang Dynasty merchants social status changes 目录 第一章唐代前期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一)
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一) 【内容提要】隋唐五代是福建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此前的福建人口稀少，文化落后；而在五代以后的福建，则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闻名于东南。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中唐以后，在全国逐渐进入战乱时期的背景下，福建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局面，北方民众纷纷南迁入闽，他们与本地越人后裔融合，逐渐形成了福建文化的基本特征——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铸为一体，并形成自身的区域文化特点。福建区域文化的形成应是在五代的闽国时期。【关键词】福建/唐五代/中原文化/闽越文化 和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原区域不同，福建的开发主要是在唐代以后。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南下与开发，福建从不发达区域一跃为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之一，从而出现了福建发展史上最关键的转折。一、隋唐五代福建史的发展阶段隋朝是中国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割据后，重新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但隋朝和秦朝一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短命政权，它建立于公元581年，灭亡于公元618年，前后仅存在38年。隋军于589年灭亡统治南方的陈朝，从而将其统治范围覆盖闽中。正如八百多年前秦朝的统一将闽中的命运与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一样，隋朝的统一，也再次将闽中与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此，闽中的变化就与中原地区的政治息息相关。 隋朝是一个著名的刑罚严峻的朝代，隋代的民众动辄受到朝廷的惩罚；隋朝征收的税收也是非常多的，老百姓在朝廷的重压下苟延残喘。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说，隋朝之富为历代所无，朝廷在洛阳的含嘉仓等地方，筑起了巨大的仓库，运来各地缴纳的粮食，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占据含嘉仓的数十万农民军，在这里生活数年，也未将含嘉仓的粮食吃完。然而，国富的另一个极端必然是民穷，隋朝的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隋代的农民起义也是罕见的。隋朝统治福建以后，发生了两次农民大起义，第一次起义，是因为隋朝统一南方后，将其严苛的制度施行于南方，引起了民众的反抗，福建是抗隋军队最后坚持的地方。第二次大起义发生于隋末，燃遍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烈火将隋朝推翻，福建民众也起来攻城略地，共同摧毁了隋朝的统治。总之，在隋朝统治福建的30年内，以动乱为其特点。不过，就像秦末农民大起义将闽中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一样，隋代的两次农民大起义，也使闽中的民众与中原民众的命运息息相关，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将其分开。 隋代福建与台湾的关系大有发展。其时，从中原到闽中沿海多走水路，隋朝在征服闽中过程中建立了一支海师，这支海师巡逻于台湾海峡，有人发现了远方有一大片陆地，即是名为琉球的台湾。大业三年，隋朝的使者来到当地，双方来往数年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注：〔唐〕魏征等：《隋书》卷3之《炀帝杨广纪》，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74页。）。其时，福建人口稀少，掳掠来的台湾人口，应是补充福建地区。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福庐山，……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化里，则皇朝大学士叶向高之乡”（注：何乔远：《闽书》卷6之《方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第139-140页。）。可见，当时隋军从台湾掳掠而来的人口，主要在福清等地定居。至于隋朝究竟从台湾掳得多少人口，《隋书》各章的记载不一，东夷传说是数千人，而上引隋炀帝纪谓17000多人，而《闽书》则说有五千多户，若取其折中的数字，即有17000多人。隋代闽中仅设四县，朝廷所掌握的户数不过12420户，因此，从台湾引来17000余人，是福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唐朝建立的618年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福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隋末割据中，占据江南的李子通将其统治范围伸展到闽中，李子通降于唐朝后，唐军于武德四年进入闽中。唐朝对南方的统治吸取了隋朝失败的教训。隋朝刚统一南方的时候，马上将在北方中原地区实行的统治方法移植到南方，但南方的社会整合程度一向比不上北方，民众习惯了散漫随意的生活。朝廷一下子在南方贯彻北方式的严厉管制政策，南方民众无法适应，从而起来造**。
日本政治文化的个性与特点
摘要: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吸收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从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看，上述三个文化源流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又先后占据主导性地位，使日本文化的发展演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看，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 本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基本要素 林晓光（法学博士） 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有本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浸润，也有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对于古代东方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东、西两大文化在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上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使其政治文化具有多源、多重、多样的特点。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因此日本政治文化的要素构成和结构特征又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而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二是外来文化的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具有压倒性、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三是在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利用、融会贯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了本土的原生性文化的精髓。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主体部分。从这几个角度入手，也许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日本政治文化的整体框架和丰富内涵，但至少揭示了日本政治文化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多少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平台，用于解读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行为特征、日本政府政治运营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外政策的决策思想等政治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内涵。 基于政治文化的考察视点，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主要是文化对于国家政治外交、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问题，因此基本上不涉及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态文化，而是兼及文化的制度、行为、精神等三个层面，并集中于文化思想对于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行为反映出来的文化底蕴。从这一点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我们就不能不将考察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放在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等方面。因为笔者认为：对日本政治、外交，乃至民众心理、
汉长安城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布局差异
汉长安城、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 在规划和布局上的差异 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与自然结合以及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城市规划思想集中体现在都城建设上。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三国时曹魏邺城采用城市功能区分的规划形式。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加强了全面规划，为中国古代前期城市建设的高峰－－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起到了先导作用。长安城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展示了唐代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发展水平。元大都的规划吸取了春秋战国时理想都城的规划思想，而又作了因地制宜的处理，由大都城演变而成的明北京城已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之大成，清代在北京城远近郊区大力经营园林和离宫别馆，成就了北京城中国封建时代规划和建设的辉煌。 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是以秦咸阳 改造重建而来的。故秦咸 阳幸存的建设基础自然对 汉长安空间产生影响。汉 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西北 方向，有渭河流经，为配 合地形及现状，长安城形 制是不规则的斗形，东垣 平直，其余三面墙随地形 河渠曲折，充分体现了设 计师巧用地形、不拘成规、 面对现实、因地制宜的观 念及强烈的现实主义精 神。西汉长安城的总体空 间结构布局显示，因其利 用秦代遗留的建设基础， 形成“前朝后市”的格 局。以市为主，结合手工 作坊和居住闾里等聚集在城北，成为集中的经济区；城南则以宫室以主，联系相关的官署、府库及贵族达官的“甲第”形成政治区。这实质上是继承战国综合城廓分工规划概念传统的产物所形成的有组织的外廓空间结构。 长安城空间结构形态各异：宫室、市集、居住、手工作坊、礼制建筑等，这些分区在城市总体布局框架下形成。建章宫有架空复道与末央宫相通，打破了“择中立宫”的传统布局。城内五宫采用沿长安城中轴线—安门大街呈东西对列的形制来布置，与秦咸阳渭南诸宫沿中轴东西布列的方式相似。长安城实行“一城多市制”，聚集九市于城北，横门附近是长安城工商业重心，规模庞大，可渡渭河组织区域经济。长安城是按阶级，按职业组织聚居的。一般的居住地段称闾里，居住闾里的布局遵循“仕者近宫，工商近市”的传统来安排的，反映封建社
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一)
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选学"之号虽成于李善，但"选学"在隋、唐之际蔚然兴起，殊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汉书》学"为"选学"开创注释路径，其次是"选学"与"类书学"构成文事之两翼，第三是隋唐科举选士的大力推动。嗣后，"选学"作用于唐、宋两代，影响及于后世千百年，绵延不绝。 【关键词】《文选》学李善《汉书》学类书学科举 "《文选》学"（以下简称"选学"）专门名家，始于隋、唐之际，此点已为当今"选学"研究者所熟知。然而"选学"何以兴起，何以成名，迄未见有专题论文进行全面推究。有之，则饶宗颐先生《唐代文选学略述》一文间有涉及（1）。饶氏目光如炬，见解洞彻，惟以其大旨在总括一代之史，力求面面俱到，于"选学"之兴起，一笔带过，并未全力赴之，终不免令人有未得一间之感。兹不揣固陋，拟借饶文先机而作此专题考述，所谓狗尾续貂，恐难幸免也。一"选学"之号成于李善 据骆鸿凯《文选学》，两《唐书》言及《文选》处，计有七条之多。其中"选学"之名两见，而论其归属，最为明确者，当属《新唐书·文艺中·李邕传》: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 成书在前的《旧唐书·文苑中·李邕传》亦叙及其事，但不称其名号: 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令。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2），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所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又《旧唐书·儒学上·曹宪传》亦云: 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宪又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较两《唐书》记载更早的史料，则见于中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其书卷九《著述》云: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 显而易见，两《唐书》乃是剿袭刘肃之说。刘肃尝为江都主簿，于当地学术掌故当有所留意，所言"选学"始末，必非虚言。 综合以上引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选学"之得名，起自曹宪而成于李善。至于"选学"之内涵，细言之，则应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1）曹宪既开风气又为师，为"选学"导夫先路;（2）许淹、李善、公孙罗等激流扬波，使江、淮间成为"选学"的一大重镇;（3）李善晚年"居汴、郑间"，"以讲《文选》为业"，堪称"选学"发展与成熟的最大功臣;（4）"诸生四远至"，且能"传其业"，汴、郑间成为"选学"又一大重镇，其声势与规模亦当不让于江、淮间;（5）李善"敷析渊洽"的《文选注》，集"选学"之大成，并"大行于时"，"选学"亦终因李善而专门名家;（6）
建国以来我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演变
建国以来我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演变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谢舒婷20120201160 【摘要】1949年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的中国，逐步建成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期间，商人阶层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从被取缔到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再到改革开放的空前提高，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以及揭示了中国不断谋求发展的决心。 1949年，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工人阶级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使商人阶层的地位在建国之初被取缔，而后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被抬高，达到空前的高度。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导致商人的社会始终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这一社会现状，即便是“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得到改观，近代工商业的开路者李鸿章就曾言“与其病农, 莫如病商, 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而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这一道理看似简单，但在我国，其先后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改革，才最终被确定。而随着这种观念改变的，便是商人阶层的地位。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沉浮里，商人阶层既有最艰难的时期，但也最终因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背景，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利益。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商人阶层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一定的重视，反而由于阶级矛盾的根深蒂固，商人阶层处于被取缔的状态。1949年3月，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中国阶级力量和由此决定的新中国的建设道路作了进一步阐明。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
论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延边大学（ 二〇一〇年五月 本科毕业论文 本科毕业设计题目：论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学生姓名：玄惠文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专业：国际文化 班级：06级 指导教师：金春 讲师学校代码： 10184学号：2064051539
摘要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赴日传法，还有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唐在当时的东亚是最强大的帝国，而日本作为一个尚未进入封建社会的小国则迫切需要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在诸多国际国内环境的促使下，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得以交流和发展。佛教文化的交流需要以人来做载体，需要人的往来。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典型的有隋朝的隋文帝和日本的圣德太子。还有中国和日本的往来人员也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著名的僧人有东渡日本的鉴真和赴中求法的最澄、空海等。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也同样如此。只看到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既不符合历史规律，更不符合中日佛教交往的史实。 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这种双向互动的佛教文化交流对中日双方的佛教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总结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对现在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字：隋唐背景媒介人物影响
ABSTRACT Buddhism exchanges history China-Japan making a general observation of Sui-Tang dynasty period,we can perceive this momentary scheduled time Buddhism exchanging the important content already becoming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 this interactive two-way Buddhism exchanges but Buddhism to China-Japan both sides developing playing have arrived at important promote role.Sum up the history that Buddhism exchanges China-Japan Sui-Tang dynasty period,sum up experience to us,burst forth single-step drive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not without,to enlighten significance and use for reference.But several times,Buddhism culture prosperous and is at a low ebb since Buddhism biography becomes a member of China,change the enormous effect that it brings about without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 culture but. Buddhism enters Japan,here from below all one thousand years since middle of the 6th century or so from Chinese biography,becomes one branch leading force of Japan politics,society. Key words:Sui-Tang dynasty background affects culture
浅谈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知识分享
浅谈日本对外来文化 的吸收
浅谈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摘要】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它对外来文化很少排斥，而是积极地消化、吸收，并且其对外来文化并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国情与民情的实际，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创新，最后使其成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日本的地理环境、开放的社会和日本人的一些思想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并且不止一次地面临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应该说，日本的经验对我们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日本外来文化吸收创新原因中国 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民族，每当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都能够为适应自身的要求，有目的地、系统而又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融合、创新，最终形成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偏居东亚的岛国，四面环海,可谓“远东孤儿”，见闻闭塞，对外来文化素来具有新鲜感，因此有人说：“从特定意义上讲，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1】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经也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一、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 从日本文化史来看，日本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接受外来文化有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是大化革新，吸收了隋唐文化。第二次是明治维新，吸收了西欧文化。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吸收了美国文化。【2】 早在2000多年前，中日两国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友好往来，所以在中国的隋朝、日本的推古朝以前，中日就出现了交流。在日本绳文时代末期，为了躲避战乱等，很多的中国人经朝鲜半岛移民到日本，同时也将先进的文明与生产工具和技术带到了日本，比如说水稻、铁器、青铜器等，促进了日本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公元五六世纪以后，日本更加积极地吸收中国的文化，不仅有物质层面的吸收，还有了精神文化方面的。这个时候日本正是推古朝，圣德太子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吸收中国儒家、法家、道家、佛教文化，在日本进行了推古朝的改革，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604年制定“宪法十七条”，都是引用中国典籍，使用了儒、法、道、佛教的一些规范和思想概念。而且为了更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他还主动派出遣隋使到中国去，这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经久不衰的动力，推到了日本的大化改新。 公元618年，隋亡唐兴。当时日本正处于社会制度变化发展的时期，为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和引进唐朝制度，日本朝廷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而这个时期遣唐使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派遣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中古史上的一大奇观。这个时候也是日本“百事皆仿唐制”的“全盘唐化”的时代，是“唐风”文化盛行的时代。日本学者坂本太郎指出：“这个时代的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唐风的盛行，无论是儒教、佛教、律令政治，还是学问艺术各方面，都是照搬唐朝的样式，或者稍加修改增删，总之，无不与唐风有关。人们认为唐文化具有最高的水平，尽早达到它那样的水平，是当时一般的共同目标。”【3】 当然，日本在吸收、移植中国文化是，还是注意了日本的国情的，是有所变通的。比如说，唐朝的尚书省中除六部外还有九卿，这是沿王制而来的。九卿当中又有大理寺这样的司法官，但刑部也有司法官。于是，与司法有关的官职就产生了重复。另外，尚书省六部之一的工部，与将作监并存，户部与内务大藏并存，礼部与礼仪使并存等等,这样重复的官
唐代的长安城
唐代的长安城 摘自《五千年中华文化大视野--魏晋风流》 袁行霈主编 唐代的都城长安，即今天的陕西西安。唐代的大诗人杜甫赞美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 确实，自西周开始，历经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唐，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先后有10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都曾经在这里上演。这里的山山水水、城镇乡村到处都留存着美妙的文物古迹，流传着令人神往的故事。 长安城所在的渭河盆地，南有属于秦岭山脉的太白山、终南山、骊山、华山等峰峦支脉，北有北山，西有高大的陇山，黄河从它身边流过。唐代诗人杜牧赞美这儿的优美风光“春光绣画秦川明”。 江山如画，我国古代人民用智慧的双手创造出了足以跟江山媲美的灿烂文化，唐代的长安就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颗璀璨的宝石。
雄伟的古都 唐代的长安城是在一定的规划和设计下建筑起来的。它从隋文帝开皇二年开始修建，经过隋唐两代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才逐渐形成格局。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和十一月又修筑了长安城的外郭城，它把整个都城都包围起来。 在从西汉建都到隋朝近八百年时间内，历次战乱使长安屡遭毁坏，加上长安地势低洼，生活污水长期污染，当地水质产生盐碱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宫室占皇城一半和没有城市建筑规划的长安，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发展的需要，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第二年就着手营建新城。隋朝创建长安城规划的宇文恺，唐朝领导修筑工程的工部尚书阎立德，都是当时最有经验的建筑工程师。阎立德的父亲阎毗是有名的工艺师。家学渊源，使阎立德的建筑技术也炉火纯青。《旧唐书》里曾称赞他“机巧有思”。 唐代的长安城可分作三部分：最北部的中央部分叫宫城，是皇帝、后妃和太子所住的地方；宫城的南边叫皇城，是政府官员们办公的地方；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把宫城和皇城包围着，是百姓或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整个长安城大体呈方形，周长约七 十里，城里有14条东西大街，11条南北大街，这些纵横交叉的大街
论隋唐以来中国官服的演变
论隋唐以来中国官服的演变摘要：传统上，中国古代官服是政治的一部份，它既是个人身份的标 志，也是权位的象征，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古代政府对百官，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等，都有详细规定。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服饰制度是古代君王施政的重要制度之一，是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官服、阶级、演变、礼节 前言：隋唐以来是我国封建社会进入顶峰的时期，官府的发展演变也进入了高 峰期，各个朝代的官服都一个时代为背景又体现了一个时代风格，为所在朝代的政治服务，体现阶级性、礼仪性。 隋唐官服：隋唐官僚机构的强化，直接影响着隋唐官服的发展，尤其是唐代 官服。为适应官僚机构的发展，统治者建立比历代更为完备、系统的官服制度。隋唐的官服按礼仪的轻重划分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 1、祭服：祭服即冕旒之服。在唐代祭服的用途不一定只施之于祭祀典礼中，其 他重要的典礼也用到。臣下之冠有五：高山冠、远游冠、进贤冠、獬豸冠、却非冠；冕有五：衮冕、鷩冕、毳冕、浠冕、玄冕；牟有二：舜牟、武牟； 帻有三：介帻、平巾帻、平巾绿帻。可见其种类之丰富，冠帽不同的材料、色泽，不同的穿戴方法，借以区别官阶等级、礼仪轻重。 2、朝服：朝服也称具服。规定一至五品官员的形制组合为：冠、帻、缨、簪导、 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带金钩角枼、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靴、剑、纷、鞶囊、双佩、双绶。 规定六品以下去除剑、佩、绶，六品七品以白笔代簪，八品九品去掉白笔。 其所戴的冠按各官品级而定。 3、公服：公服为古代官吏在衙署内处理公务时所创的服装。中国官吏穿着专门 的公服坐堂办公。公服的形制与祭服朝服相比要简单的多，同时还省略了繁琐的挂佩，故也称为从省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裙、革带金钩角枼、假带、方心、衬履、鞶囊、双佩、白袜、乌皮履。六品以下去掉纷、鞶囊、双佩。在贞观四年厘定公服颜色，分为四等：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 4、常服：常服古称宴服，一般为圆领、右衽、领、袖及襟处有边缘。文官衣略 长而至足踝或及地，武官衣略短至膝下。袖有宽窄之分，多随时尚而异，服色上有严格的规定。 隋唐官服表现了其开放的思想、开拓的精神，充分反映了鲜明的时代个性和强烈的民族性。但其终究是政治的附庸，用颜色、材质来区分官员的等级，礼仪的轻重。 宋代官服：宋代的官服以“存天理”为借口而拟定，依然体现中国古代官服
透过日本传统音乐观中日音乐文化交流
透过日本传统音乐观中日音乐文化交流 李姝 中日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高峰。唐代中日音乐交流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范本。 一、唐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日语中“音乐”一词来源于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中日两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共通性。通过“遣唐使”制度，日本把唐朝先进的文化带回本国，促成了日本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医学等领域的综合发展和并行生长，为音乐艺术的本土化历程创造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空间，确立了文化形态互动转化的全景式的文化生态氛围。 然而，日本传统音乐的疏离感和被日渐冷落，在另外一个层面恰恰使它成为了救星。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音乐世界，一些未受“侵犯”的“另类”音乐反倒开始具有吸引力。从总体上看，日本音乐的历史处于外国音乐的引进—— —外国音乐的日本化—— —日本民族音乐的兴盛—— —外国音乐引进过程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音乐的历史其实就是国际音乐时代与民族音乐时代交替、反复的历史。 在中国宫廷演出的、以燕乐为核心音乐，经过加工构成了日本雅乐的主体。中日文化交流在唐朝时期达到了高峰，这固然是两国间长期经济和文化往来的必然结果，但也和中日两国关系和睦，两国同处于统一、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有深刻的关联。这一时期两国国内都处在相对和平繁荣的阶段，在对外关系方面形成了和谐、积极、自主的文化交流氛围，这使得两国文化呈现为一种健康蓬勃的气象，具有十分明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深刻影响于中日音乐的交流与互动。 对日本而言，唐朝时期的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异质文化，在传入本国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冲击、碰撞、吸纳和理性的融合，在日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习俗作用下，最终成为具有其民族历史文化特质、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的风景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中日音乐交流的历史是中国音乐的国际化和日本音乐本土化互相交织的行程。唐朝音乐文化以兼容世界的胸襟建造了民族化的艺术圣殿，日本同样以融合唐代音乐艺术、并使其本土化、民族化的远见创立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基点。日本仿照中国宫廷管理模式建立音乐管理机构，创设了格局宏大、系统完备的音乐体制。这一由政府推动的规模化行为改变了日本音乐的面貌。中日两国的文化先驱以独辟蹊径的智慧交往融合、取长补短，并以文化的互动形成了别开生面的独特风貌。 中日音乐进行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因是中日族群和文化形态明显的共通性。唐代的中国一向将对外文化交流视为一种四海升平的和平景象，其着眼点在于对国力强盛的自我确认以及通过推动地区和平稳定进而达到王朝稳定传承的目的。从表面上看，是对于来自中国唐代的音乐艺术出自一种政治上的崇敬，但就其实质而言，日本所从事的文化交流背后还存有深层次的地区宗主意识和民族自强动机。对于中日音乐文化的交流，日本皇室的目的无疑也是为了显示其作为文化大国的一种象征，同时，对地方豪族要展示出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朝廷优越性与权威性的一种手段。日本虽然引进了儒家的礼乐思想，但是并未引进纯粹的儒家礼乐，而是引进了唐代堪称“国际音乐”的“燕乐”，这也许意味着要与中国礼教有所区别的深层动机。 唐代中日音乐交流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化艺术交流的背后是国家实力的抗衡与博弈。中日音乐交流也正是这样，无论就两国的音乐主从地位还是就音乐形态、容量对比而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都在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它们对于中国音乐的欣赏往往出于对这个东方大国的敬意；而日本实施音乐交流隐含的动机，则是在东亚地区争取与中国同等的国际地位。 二、中国雅乐与日本雅乐相比较 中国雅乐与日本雅乐虽然使用同一个名称，但是却属于性质迥异的两种音乐形态。中国自周代开始，已经奠定了雅乐的根基，并专门在祭祀先祖与宫廷典礼中进行演奏。到了隋、唐时代， 摘要：中日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高峰。唐代中日音乐交流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范本。本文透过日本传统音乐的历史，揭示了中日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就中国与日本音乐文化的异同关系，做了音乐形态方面的比较和梳理。 关键词：日本传统音乐文化交流本土化 艺术论坛
从商人地位看汉朝的兴衰
从商人地位看汉朝的兴衰 摘要：西汉初年社会经济萧条, 再加上政府的抑商政策, 商品经济严重枯萎，西汉国力较弱。西汉中期，惠帝、文、景之时, 实行开关梁, 驰山泽之禁 , 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 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发展, 商品经济亦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时出现了繁荣景象，达到了鼎盛的国力。汉武帝后期推行的一系列抑商政策，使工商业大受打击，西汉国力开始衰退。 关键词：汉朝兴衰商人地位经济政策 一、前言 在两汉四百余年中，由于受到国家工商政策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影响，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经历了—个起伏曲折的过程，而从商人地位的变化也反映汉朝商业的发展水平。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石，社会经济发展的好，人民生活安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二、汉朝是商人地位转变 西汉前期，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自汉惠帝后，为了恢复经济，政府采取了“惠商政策”，商人经济实力增强，社会地位较前有所改善。汉政府改变了刘邦时的贱商政策，对商人经商采取了某种扶植的态度。因此，汉初商人亦工亦商亦农，不仅促进了商业城市繁荣、丰富了市场上商品的类，而且还增强了本身的实力，并通过各种方式，达到自身地位的改变。 武帝时期，采取严历的抑商政策，在政治上贬低商人，“发天下七科”谪,将商人视为如亡命、赘婿等这一类人，商人遭政府贬斥，社会地位低下，政府还剥夺商人财产。《史记·平准书》载杨可告缗，得民财物以亿计。武帝时期的抑商政策，打击了商贾，使商人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西汉后期迄止东汉末，商人势力重新崛起。由于西汉后期，除王莽时期一度病商以外，抑商政策逐渐松驰，官僚、地主、商人之间互相勾结，商人势力又重新抬头。民众倚市门，趋利经商，背本趋末，于是商贾滋众。如《书》卷9 1《货
汉长安城、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布局差异教学文稿
汉长安城、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布局 差异
汉长安城、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 在规划和布局上的差异 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与自然结合以及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城市规划思想集中体现在都城建设上。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三国时曹魏邺城采用城市功能区分的规划形式。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加强了全面规划，为中国古代前期城市建设的高峰－－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起到了先导作用。长安城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展示了唐代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发展水平。元大都的规划吸取了春秋战国时理想都城的规划思想，而又作了因地制宜的处理，由大都城演变而成的明北京城已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之大成，清代在北京城远近郊区大力经营园林和离宫别馆，成就了北京城中国封建时代规划和建设的辉煌。 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是以秦咸阳 改造重建而来的。故秦咸 阳幸存的建设基础自然对 汉长安空间产生影响。汉 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西北 方向，有渭河流经，为配 合地形及现状，长安城形 制是不规则的斗形，东垣 平直，其余三面墙随地形
河渠曲折，充分体现了设计师巧用地形、不拘成规、面对现实、因地制宜的观念及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西汉长安城的总体空间结构布局显示，因其利用秦代遗留的建设基础，形成“前朝后市”的格局。以市为主，结合手工作坊和居住闾里等聚集在城北，成为集中的经济区；城南则以宫室以主，联系相关的官署、府库及贵族达官的“甲第”形成政治区。这实质上是继承战国综合城廓分工规划概念传统的产物所形成的有组织的外廓空间结构。 长安城空间结构形态各异：宫室、市集、居住、手工作坊、礼制建筑等，这些分区在城市总体布局框架下形成。建章宫有架空复道与末央宫相通，打破了“择中立宫”的传统布局。城内五宫采用沿长安城中轴线—安门大街呈东西对列的形制来布置，与秦咸阳渭南诸宫沿中轴东西布列的方式相似。长安城实行“一城多市制”，聚集九市于城北，横门附近是长安城工商业重心，规模庞大，可渡渭河组织区域经济。长安城是按阶级，按职业组织聚居的。一般的居住地段称闾里，居住闾里的布局遵循“仕者近宫，工商近市”的传统来安排的，反映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权贵所居的府邸，多布置在城中及北邻宫地段。一般居民间里则集中在城的东北角，即宣平门大道以北地段，邻近东西二市处。 唐长安城 唐长安城处于关中腹 地，四面有险可依，易守 难攻，便于居高临下，控 制东部中原地区；城址正 处在函谷关东西交通大干
论隋唐王朝经营高丽的策略
第31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1月 Vol.31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9 ──────────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杨向春（1980-），男，陕西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69- 论隋唐王朝经营高丽的策略 杨向春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与中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之际，高丽侵占辽东广大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恶化。隋朝统一全国后，强盛的中原王朝不能容忍高丽桀骜不驯的表现。在公元六至七世纪，隋唐王朝积极展开对高丽的军事外交活动。其经营高丽的策略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隋唐王朝达到了它的战略目标，客观上推动了东北亚国际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隋唐王朝；高丽政权；经营策略 中图分类号： K 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9)01-0069-03 Research o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actics to Gaoli Regime YANG Xiang-ch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Gao Li regime, located in the Korea Peninsula, had a very close relation with China. During the Wei Jin dynasties, Gao Li occupied large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by force. So its relation with China became worse. After Sui dynasty unified the whole country, the strong China couldn’t tolerate the arrogant attitude of Gao Li regime. From the sixth to seventh century,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ctively took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activities towards Gao Li regime. There were also some changes in the tactics conducted to Gao Li. These changes had five stages.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chieved its strategic goals. And these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Northeast Asia to be turn to the good development. Key words: Sui and Tang dynasties; Gao Li regime; conducted tactics 中国历代王朝，向来奉行传统的“天下秩序”政策，即以中国为中心，以“德、礼、政、刑”为纽带，形成若干同心圆，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出去[1]。 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出现了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高丽尤为强大，经常胁迫罗、济二国。此时的中华大地，五胡乱华，割据混战，纷争不已。高丽乘机逐步侵吞辽东地区，臣服东北契丹、靺鞨诸族，不断出兵抄略东北地区，与突厥、吐蕃同为中国边患。隋唐两代王朝，自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至唐高宗仪凤二年（677），运用军事、外交手段，对高丽展开了长达七十多年的征伐经营行动。本文拟分五个阶段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隋文帝震抚兼施 隋初，高丽极盛一时，四出抄掠。隋文帝对高丽采取震、抚兼施政策，以抚为主，辅以威慑。开皇十七年（597），文帝赐高丽王高汤以玺书，责其“驱逼靺鞨，固禁契丹”[2]告 诫他若不诚心服顺，将派兵剿灭。高汤死后，其子高元嗣立。高元于开皇十八年（598）率靺鞨之众寇辽西。文帝大怒，决定给高丽一个威吓，派汉王杨谅率三十万大军讨伐高丽，并黜高元王爵。汉王谅之军，“乏食，复遇疾疫”[3]，死者甚众。水军遇风暴，船多飘没。高元遣使谢罪。文帝本无灭高丽之心，此次出兵，无非是想吓吓不识好歹的高元。这时正好下台阶，恢复了高元王爵，罢兵，待之如初。体现了文帝不愿轻易动兵，坚持以抚为主，软硬兼施的政策，“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4]，用功小，收效大。这是非常高明的。 开皇十八年的出兵，虽说是假戏真唱，却充分暴露出了征伐高丽的诸多难题。其一，高丽地处辽东、朝鲜半岛，远离中原地区。出动大军征讨，将士容易疲劳，粮食、辎重难以跟随，无法补充所需物资。其二，辽东地区气候寒冷，中原战士难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若不能在寒冷到来之前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