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学研究论文
明代史学研究论文
明代史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觉得没什么成绩可言,其实明代史学着作的数量是惊人的,其质量也是不可轻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本文将在综述明代史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一些探讨。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年代至17世纪7年代,这3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 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着《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那么远,程朱理学
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学的异军突起,多少给沉闷的史学局面带来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成分在当时的史界占的份额不大,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
总的说来,明代前期虽然也出了一些史着,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思想一统,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史学的理学化扼杀了前期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从史家队伍结构来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动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层官员的史家队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陈诚、费信、蒋谊、许浩等人,他们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后期的史家群体相提并论。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了,学术自然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二)明中叶,史学转型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明朝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由理学向非理学转变。一方面,理学化史学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通史、断代史的改写方面,纲常正统论仍是其指导思想。
宋元史的改写,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成书不少,至今留下来的仍有《宋史质》、《宋史新编》,此外,五代史方面还有《唐余纪传》,通史方面有《弘简录》、《左编》、《函史》,这些作品的指导思想,其一是化繁为简,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
其二,是宣传华夷之辨,振兴民族精神。《宋史质》、《唐余纪传》、《弘简录》比较典型。《宋史质》在讲道德正统之余,能兼顾到学术性,这是它的长处,也是此书仍受今人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左编》是一部讲治理的书,同时贯穿了较强的正统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统化比较高的史着。《函史》是一部从理学家提倡的天人相应关系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史着。有较强的正统、道德色彩,同时也讲道德评判。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作品,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来理学化史学仍有较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叙事考信传统受到学者的追捧。正统、嘉靖年间,是明朝学术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经济的进步,引起了学术上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学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理学受人鄙视,传统的经史文重新受人推崇。这也就是明中叶所谓的史学复古,史学复古就是否定理学化史学,提倡传统的叙事考信史学。
新范型史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学化史学。正德、嘉靖时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万历初期,有王世贞,此外,李梦明、杨慎等人也有批评宋学的言论。批判旧范型史学,为新范型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信的兴起。考信由古籍考据开始,进而延伸到当代史领域。前者的代表是杨慎,胡应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贞。考信的兴起,表明了明代史学的学术色彩强了。
第三,叙事理论受人重视。新史学的确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明中叶以来,虽然没有产生《史通》那样的史学理论专着,但明中叶的史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编汉唐经典史学理论之作《史通》,如陆深《史通会要》;或对历代名着编纂的得失进行系统的思考,寻求合适的修史模式,这方面梁梦龙、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汇编,宣传传统史学名着中蕴含的理论精义。明中叶人“取节”古人的史学理论,偏重史法、史体、考信、纪事。这些思想遗产的吸收,对明代史学的转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新范型理论下的编纂实践。明中期的当代史编纂,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建为代表的编年史派,讲究资治,以继《通鉴》为已任;一是以郑晓、王世贞、魏显国为代表的马班风格派,以恢复综合体为已任。“新史学”讲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学术研究,史学的社会功能、学术功能结合得比较好,从影响来说,这一派显然占据上风,作品也多。程朱理学一统局面的打破,为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学术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学者群体得以崛起。从史学队伍结构来说,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员型学者为主,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是
由一批上层学者带动起来的,学者群体的崛起,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使中国史学走上了正常发的道路。公务员之家
(三)明末清初,史学日趋多元化
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开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开馆,是我们所说的明未清初时期。这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讲,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更替,统治民族也经历了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交替。但从史学的发展来说,它们之间却是连贯的。
明末清初史学的主旋律无疑是明史(当代史)的编纂。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史有两项重大的活动:即重修《大明会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会重修《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与以前的《明会典》相比,万历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万间事例。它以六部为纲,详述了诸司职掌与事例,内容丰富,“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万历中期,大学士陈于陛建议政府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陈于陛、沈一贯、冯琦等人负责,开馆纂修。“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二十四年陈于陛病死,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它在着录书籍时,注重分类,颇有参考价值。《国朝献征录》是一部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按官爵、地位分列,收录了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人物,材料相当丰富。
万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败,促使私人纷纷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也促进了明史的编修。在通史、断代史编纂方面,成绩仍不理想,因为正统论是宋明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没有随着实学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部分学人那儿,反而越陷越深。叶向高认为“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统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徐奋鹏、郑郊是二统论者,在他们的着作《古今治统》、《史统》中,他们将正统论付诸了实践。
晚明史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史学现象,李贽是明代启蒙史学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说》不仅表现了李贽的文学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统阐述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张燧是一个实学化的学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与史评之间的晚明史学杰作。钟惺的《史怀》是晚明优秀的史评着作。钟惺以破坏纲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贽齐名,被顾炎武、王夫之认为是“导天下于乱的洪水猛兽式人物”。《史纠》
开了历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学工具书的编纂、科学文化下的教科书编纂、通俗史学走向民间值得注意。明代编纂了不少史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晚明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最值得注意。王氏是专门编纂工具书的学者,于此可见,晚明的工具书编纂有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应试的群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应试用书市场也很大,为适应种种科考局面,晚明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但它传播历史之功不可忽,这是促使史学走向民间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通俗史学兴盛,通俗史学的主要形式是讲史与历史演义。高层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学,不过,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创作历史味更浓的意义。
谈到明末清初的史学,不能不提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黄宗羲的学术史成就,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顾炎武的考据学成就,无疑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修史队伍来看,私修强、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从私修队伍结构来看,晚明史家群体官员型史家与职业史家群体并重,职业史家群体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明代史学日趋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学何以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普及、出版业的发达、实学思潮、启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官修正史的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则促进了当代史编纂的繁荣。总之,自明中叶社会松动以后,统治者就再也统不住了,于是各种思想就显得异彩纷呈了。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史学的转型
文化的变化,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来源,明朝中叶史学领域的变化,是由明代中期剧烈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明朝经济,在停滞了1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时期,开始繁荣。“至于弘治,盖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细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苏州“出吴阊门,迤月城而南,当商货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栉比,人习市侩,操奇赢以为常。”正德后,南京“商贾挟货,大者巨万,少者千百”城内各种商行,多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点”嘉靖间,杭州“四方商贾咸辏焉”因市场经
济的逐渐发达,嘉靖以后,明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贫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区“出贾既多,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已猾侵牟”追求物质欲望似乎成了时尚。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魔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有诗云:“君不见,长安城内大户家,昔日贫贱今豪华。方其贫时,穷巷人不知,即今富贵年,海内慕其贤。周身皆绮罗,结室亘术陌,出门拥车骑,入门奏管弦”。五侯夜过骅骝马,七贵夕开玳瑁筵。旧时贫贱相交客,今日不敢论畴昔。人生意气当如此,何为贫困守经史!君不见,杨子草玄遭客骂,稽康养生亦横死。明朝拔剑拂衣去,不作寻常儿女子。”[11]这首《行路难》可以看出崇尚财富,已成当时的一种时尚。
相应地,知识分子对于金钱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李贽说:“县城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门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当时,部分文人,不仅观念变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业活动。“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今天,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我们发现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认识明朝社会,也许会更准确一些。贫富分化、靠能力吃饭、追求物质生活、金钱崇拜、知识分子不再羞于言利,所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下才有的现象。具体来说,在史学上表现为经世史学,这是促使明中叶史学由理学化史学走向非理学化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的进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变动。正德、嘉靖是明代学术新旧更替时期,表现为旧的宋学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学风不断涌现,哲学上,王学兴起,文学上表现为复古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业发达,使史学真正走向民间
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大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着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制度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着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平均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名增至1451至155年间,每三年29名和15名至1643年间每三年33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也与之相等”[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启蒙史学思想家李贽的《藏书》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贽的新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封建社会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识分子圈内引起轰动。据朱国祯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全不读《四书》本经。”平时聊天,“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这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新论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们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业发达,给史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若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又怎能人手一册李氏《藏书》、
《焚书》呢?
(三)实学思潮、启蒙思潮的影响,推动了明代史学的多元化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与宋明理学末流相对应的进步的实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空淡心性,具体表现为四种精神:
1、批判精神;
2、经世思想;
3、科学精神;
4、启蒙思想这四种精神可谓给沉闷僵化的明代史学带来了一些凉爽的风。[14]
当时地主阶段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批评“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之学”。于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乃是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在考据学和诸子学上,明代进步学者从“明道救世”目的出发,针对明儒“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的恶劣学风,开始复兴子学,倡导考据之风。杨慎(1488—1559)广搜见闻,考证事物,考据之学已开其端,梅鹜针对经书的绝对权威,着有《尚书考异》、《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陈耀文着有《正杨》、《翼杨》等书,以纠杨慎之谬。万历年间,又出现了陈建(1493—1567)、陈第(1541—1617)为代表的一批着名考据学家。陈建着《学部通辨》指斥王学骛虚好高之弊,痛斥王学剿窃禅学,“乱道误人”。陈第着《毛诗古音考》、《杂封传古音考》、《谈诗拙言》、《屈宋古音考》、《尚书疏衍》等。他在经书的真伪、传注等方面,反对“匡坐而谈,暝目而证”,主张用“本证”,“旁证”等科学方法给予考证。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所撰写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两部主要的实学之作。他集中阐述了“六经皆史”的基本论点。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他还是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黄宗羲治史也着眼于经世,他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术所以经世,亦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史学经世和“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明清进步思想家投向经学的一把匕首,为清代浙东学派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
从纵向层面看,明清实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其它社会思潮(魏晋的玄学思潮等)一样,有其产生、发展、鼎盛和衰颓的过程,它只是明中叶至清中时这一时期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市民意识的表现和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实学思潮对明代史学到底产生多大作用时,要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明清实学的社会内容和它赖以产生发展和存在的时代,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实学思潮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内容。而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史学就把这种时代精神就寓于实学思潮之中。明清史学的变迁过程和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是统一的。
谈到明代的启蒙史学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贽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史学家。“李贽读书治学,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观思考;强调自得,“以我观之始得”。关键的是,李氏论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础。[15]李贽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正是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市民阶层逐步成长。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就出现了市民文学艺术和市民史学等。李贽生活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家族又有经商传统,这些大小环境的熏陶,就使李贽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说,没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础,李贽就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学家。启蒙史学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会为广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进了明代的史学真正走进了市民阶层,对史学的普及功不可没。
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条件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启蒙史学存在。李贽的
思想是一种“空谷足音”,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较合拍,而在中国,则超前了近3个世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贽成为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但他毕竟出现过,从李贽开始,晚明的史论史考以
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张大龄《玄羽外编》、贺祥《史取》、张燧《千百年眼》、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论作品。其中的钟惺,对纲常的冲击,仅次于李贽。“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败,促使了明代私修的发展。如果说官修本朝的史促进了这一时期私修本朝史的发达,那么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尤是促进私修本朝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前后历时二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政府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誊写,但因为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经常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
实录的大量流传,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们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为官修实录的记载受当时政治时局、人缘关系影响,存在许多失实的现象。比如太祖实录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当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将朱元璋沉韩林儿以及建国后杀戮功臣等事实完全隐瞒不书。特别是与靖难之役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所记更严重失实。”[16]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朝实录中时有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们希望重修本朝史,纠正官修史书的谬误之处。加之当时的野史,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抱有成见而着书,使之“挟隙而多诬”,有的缺乏史学修养而着书,使之“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这也使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实的本朝史极为重要。这样,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动,便不仅在民间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出现了注重史实考核的可贵风气,从而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当代史着作。在这些着作当中,比较有名的是:王世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别集》一百卷,它们将永乐时期国修太祖实录而湮灭的太祖、建文两朝的一些事实等考证、记述下来,有许多方面可补实录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体出现
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清时统治者乘机进关入京定鼎中原,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明清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
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当时出现了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着作。
这一时期私人进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7]
第一,在国破家亡之时,许多人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学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际的史学具有显着的民主性,将传统的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分析明朝上层建筑出发,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张,在《置相》篇中,他指责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张恢复和加重相权,用以限制君权。“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张将最高的权力下移到内阁和培养人才、评议朝政的学校。他的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许多汉族文人站在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耳闻目睹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加以记录,整理成书,以此来鞭鞑他们感情上的敌人,即满州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并对刚刚灭亡的南明政权,表示哀悼。这样,当时的私人着述中,便出现了如下三大类史书:一是揭露清军入关
残暴的,如《扬州十日记》,一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的,如《绥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专记南明史和抗清斗争的如《国寿录》、《隆武纪平》等。
第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写有明一代史,当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体裁的有明一代史着,如纪传体,明代史有张岱的《石匮藏书》,傅维鳞的《明书》、查继佐的《罪惟录》,编年体史着有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史着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未》,这些着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写明代历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史学价值。
三、总结
尽管明代的史学出现了进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明代史学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学,由理学化史学到非理学化史学是封建史学的内部范型的转变,不是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明代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学的思想是封建的卫道的。顾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们思想却是落后的、卫道的。他们坚决维护纲常,视李贽、钟惺为天下第一号、第二号异端人物。这样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学者更
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价值观念也是落后的,视野、方法是单一的。
其次,表现为纲常致用的理念太强,学术色彩不够浓。史学有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引导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挥棒是致用,学术研究气息在大部分时期不够浓,明代史学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决定了明代史着的风格。明代通史、断代史大部分属于改编。所谓“改编”,并不是学术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 纲常的需要。另外, 纲常功能观决定了史着内容的选择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唯一。晚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本来是完全可以写出《史记》式的货殖列传,可惜在纲常思想指引下,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在国史中得不到体现。《皇明书.货殖列传》等货殖列传重点不是宣传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发财致富的,而是写他们“富而好德”的事迹。因此,晚明时期的史学风格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为了不折不扣的贯彻纲常精神,史书的书法越来越讲究, 越来越严,历史学成了评判过往人物忠奸、善恶、是非的法庭。
史学作为学术, 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 近代史学学术理念发达,而传统史学相反,致用理念发达,史学失去独立的学术价值, 史学自然难以有大的发展。总之,明代史学中旧势力太强,尽管出现了启蒙史学思潮,但很难发展为近代史学。
明朝历史简介
明朝历史简介 明朝（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是元朝灭亡后，汉族人在华夏大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他的建立改善了汉人的地位，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再一次回到平民的位置上来，为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1368年8月，由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的指挥下一举攻陷元大都--北京，宣告了元朝的灭亡。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是为明太祖。太祖即位后，立刻对以往的制度进行改革，自太祖后，明朝废去中书省和丞相，分政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属于皇帝管辖。这种六部制成为此后明清两代的基本政权组织形式。为了选拔官吏，明朝还扩大了科举的规模，明确规定以程朱理学的四书、五经为内容，以八股文为形式的明科举制度。此外，明朝还用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制订"大明律"，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其后惠帝朱允文即位。此时，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以入京除奸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燕王打败惠帝统治集团，夺取了明朝政权，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成祖为了加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五次亲征，先后打败鞑靼、瓦剌两部蒙古骑兵，并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至北京，以此加强对北方诸族的控制。 明朝自成祖之后，历仁宗、宣宗至英宗一直处于上升的阶段。公元1449年，瓦剌部进军南犯，英宗与宦官王振领兵五十万出击，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军所袭，明军全军覆没，英宗也被俘。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瓦剌军很快就兵临北京城下，这次事件史称"土木之变"。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兵部侍郎于谦果断的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景泰帝），组织全城军民准备与敌决战。经过艰苦的战斗，明军终于打败瓦剌军。使其不得不放英宗回朝，并与明朝议和。英宗回国后，于1457年趁景泰帝病危，在宦官的帮助下夺回了政权，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两朝天子"。在英宗复位之后，立即逮捕于谦，而助其夺权的宦官都被授以爵位。这样一来，使此后历代的皇帝身边宠信的宦官的权利大大超出朝臣的权利，明朝的统治几乎落在他们手中。其中以武宗时的刘谨及熹宗时的魏忠贤最为甚之。 处于明朝中后期的明神宗万历皇帝为了改变当时混乱的政局，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任命张居正为首辅来进行整顿。张居正是当时明朝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于经济、政治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农业的发展，万历六年，张居正不顾大士绅的反对，丈量全国土地，增加了财政税收。此后，他又兴修黄河水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生产逐步稳定下来。此外，张居正还撤裁了冗余的官员，在山海关至居庸关之间建敌台三千余座，加强了北方的防务。自张居正改革之后，经济有了大的起色，政治也相对稳定下来，明朝进入了自英宗以来最繁荣的阶段。
简析明代藏族史学著作《新红史》
简析明代藏族史学著作《新红史》 摘要：明代是藏族史学发展的高峰期，它承元代藏族史学发展之余，达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并出现了一大批史学名著。较著名的有《西藏王统纪》《新红史》《汉藏史集》等著作。《新红史》在历史叙述的结构上体现了元明时期天下统一，蒙汉藏各民族结成统一的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认识。 关键词：《新红史》；明代；藏族史学；史学著作 《新红史》藏文原名为《王统幻化之钥——红色史册新书》，简称《新红史》。《新红史》成书于明朝时期的1538年。“作者是班钦·索南查巴，全名又称泽塘巴夏孜班钦索南查巴。关于索南查巴生平，据《黄琉璃》及《隆多喇嘛全集》载，1478年生于泽塘。父名囊巴朗巴。其后随钦波索南扎西出家，遂名索南查巴。其先后在桑浦尼玛塘及色拉杰求学，依喇嘛屯月贝甸巴学文殊菩萨之道，因而成为一位大学者。后于泽塘又成为广通经义的巡回辩经者。嗣后，索南查巴便进一步求师深造，并不断取得佛学方面的成就。他从约纳之喇嘛桑吉桑波受沙弥戒及具足戒。继之复随上密院之多吉强曲甸洛垂巴习学密咒，并取得大格西学位。后在上密院继续学经和讲述法，长达十四年之久。在他三十六岁时，宣讲他自己的著作《吉祥集密生元二次第大蔬》。1524年索南查巴担任哲蚌寺洛塞林之讲听法台。次年又任甘丹寺夏孜扎仓法台。五十二岁时（1529年）任第十五任甘丹寺犀巴（法台），五十八岁卸任，改任哲蚌寺法台。此后又分别担任过色拉泰钦林寺、久穆隆、帕木寺、尼定、约纳及仁钦林等寺之主管。因此当时宗教界称它‘善业功德甚高’。他曾为三世达赖索南绛措受戒并赠献名号。其七十四岁卸任于哲蚌寺上寝室。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索南查巴去世，终年七十七岁。其银质灵骨塔存于哲蚌寺”。[1] 班钦·索南查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上师精通佛教的显密二宗，尤其精通佛历年表。其著述丰富，除了《新红史》外还有《新旧噶当教史》《佛历表明灯》《俱舍论释》《四续部释》等著作。 索南查巴所处的时代正是帕木竹巴政权由盛转衰的时期，仁蚌家族以重臣外戚双重身份干预王位的继承，宗教派别之争也很严重。而新产生的格鲁派又遭到藏巴政权与红帽系噶玛派的压迫。这些都对索南扎巴极为不利。但索南扎巴并没有因此放弃著述历史著作，而是顺应了当时藏族学者风行编纂和研究历史的浪潮，著述了《新红史》。“当时文化事业几乎被寺院僧侣所独占，凡是较大规模的印刷机构都掌握在僧人手中，而索南扎巴作为寺院的上层高僧，在《新红史》的编纂和出版方面皆占据有利条件。”[5] 《新红史》文字记叙虽然简略，但言简意赅。全书分五个部分，分别叙述印度、香巴拉、西藏、汉地和蒙古王统以及汉地蒙古佛教出现于西藏情况。《新红史》与《红史》相比增加了香巴拉王统部分，对于元朝时期汉蒙在西藏的统治部分则将包括元朝确立的西藏十三万户在内的主要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和家族的历
《历史文献学》复习题
《历史文献学》复习题 第一章：绪论 1、古代“文献”概念中，“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第一章） 2、请阅读下面给出的材料，然后根据提问回答问题。 1）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1）请你根据历史文献学知识，说出古代“文献”的概念。 （2）请你用所掌握文献学知识，评评郯子在这个对话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郯子所说的凤鸟等各种鸟，包括“五鸠”、“五雉”、“九扈”，都是不同的鸟名。你根据郯子所作的阐释，你可以知道郯子是一个么样的人。 2）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1）马端临在这里给“文献”作出的含义是什么意思？ （2）马端临在这里给“文献”作出的含义体现了我国古代“文献”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这里的“献”还有没有古代文献中的“献”的含义？ 3）“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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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 《清华大学历史沿革与文化积淀》学习心得 篇一：清华大学学习心得体会 清华大学晋中市中青年干部 素质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学习体会 第*期中青班学员 ***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9月11日，满怀对前沿知识的渴求、对世界名校的仰慕、对顶级大师的崇敬、对新朋老友的深情，我参加了由市委组织部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为期8天的中青年干部素质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学习。真实地融入到清华的校园，真切地感受到清华的魅力。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学风，让我饱享知识大餐，饱经思维洗礼，如醍醐灌顶，意犹未尽。研修班的学习对本人是一种思想再造过程。 一、圆梦在清华 当我们走进清华这座百年名校，首先看到的是一幅现代建筑与古代园林交织的美景，是天然美、园林美、建筑美与人情美浑然一体。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到“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使我感悟到了“清华”这两个字的厚重和“清华精神”的魅力。这里造就了一代伟人、无数的科学家和世界级名人，好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志都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天，我能有机会到清华学习，感悟厚重的清华文化。使我联想万千，心情非常激动，作为一名学员直接融入其中是 梦寐以求的梦想，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清华所传承的是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人才的教育理念，建校以来，她共培养出近11万名毕业生，其中包括一大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体育馆上“为祖国健康工作四十年”誓言更是真实地凸显了清华学子淳淳报国赤子之心。也正是因为有这样良好的文化传统，为清华园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走进清华园就是清华人，这是清华独特精神和文化魅力，也是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二、学习在清华
科举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
2012年第7期山东社会科学No．7总第203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3 科举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 左桂秋 （临沂大学文学院，山东临沂276000） ［摘要］纲鉴史书兴起于隆庆年间，盛行于万历年间。适应科举需要而产生的纲鉴史书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和明确的为科举服务的主旨。它在明中叶以后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 其影响上至帝王大臣，下至百工村妇，甚至还流传至国外。同时，纲鉴史书的内容还被其他书 籍所引用、论证。纲鉴史书的这种影响力典型地体现出它的史学普及功用。 ［关键词］明代；纲鉴史书；科举；史学普及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7－0042－04 纲鉴史书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合抄到一起，并以“纲鉴”为其名的一种史书。它兴起于隆庆年间，盛行于万历年间。适应科举需要而产生的纲鉴史书在明中叶以后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发挥出比较显著的史学普及功用。 一、科举功能下的明代纲鉴史书之特点 纲鉴史书产生并兴盛于明中叶是有其历史缘由的。明代学者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是有着共识的。“今之学者穷年累月无他求，守温、朱两先生之书而史学之大备而无阙。”①但是《资治通鉴》是一部294卷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纲目》亦有59卷，二者加起来共有353卷的长度。因此，这两部书籍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读而通之，且于经纶康济有所资籍效果的。而最为快捷有效地阅读这两部史书的办法，莫过于将它们合抄到一部书中。合二书之精华且篇幅相对较少的“纲鉴”史书便顺应这一历史需要而产生。 据称，纲鉴史书的始作俑者为嘉靖年间的明代大儒唐顺之，“纲、鉴二书，古未有合编者。合之，自荆川唐老师始。”②纲鉴史书的产生顺应了人们希望阅读简易且权威的史书的心理。标榜着“为举业家祈捷径”，服务于科举士子的明代纲鉴史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纲鉴史书于嘉、万年间盛行一时 纲鉴史书自嘉靖年间产生后，迅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纂修者不断。刊刻于万历年间的题名张鼐所撰的《纲鉴白眉》在其凡例中称“历代纲鉴之刻，近纂修者不啻百种。”③考察这些书目，从纲鉴史书的题名著者的背景及身份来分析，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著者多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著者皆科举出身且名声显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左桂秋，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①程元初《历代二十一传序》，《四库存目丛书》本。 ②袁黄《袁先生合编大方资治纲鉴补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③据《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今尚存明代的纲鉴体史书，有：唐顺之《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46卷、张居正《刻注解标题历朝鉴纲论抄》12卷、王世贞《纲鉴大全》39卷、王世贞《凤洲纲鉴》39卷、王世贞《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23卷、王世贞《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24卷、王世贞《重订王凤洲先生纲鉴会纂》46卷、王世贞、郭子章《纲鉴标题要选》12卷、王锡爵《新刊史学备要纲鉴会编》48卷、王锡爵《新刊史学备要史纲统会》23卷、孙矿《历朝纲鉴辑要》20卷、冯锜《鼎锲纂补标题论策纲鉴正要精抄》20卷、李廷机《新刻九我要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39卷、叶向高《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纲鉴》72卷、袁黄《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39卷、焦竑《新锲国朝三元品节标题纲鉴大观纂要》20卷、汤宾尹《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70卷、张鼐《新鎸张太史注释标题纲鉴白眉》21卷、陈臣忠《纲鉴要编》24卷、乔承诏《鼎锲献荩乔先生纲鉴汇编》91卷、顾锡畴《纲鉴正史约》36卷、汪旦《新刊翰林考正纲目通鉴玉台青史》17卷、冯梦龙《纲鉴统一》39卷。 24
历史文献
编年体 一．概述 1. 编年体：按年月日时间顺序编排记载史实的史书体裁。它可以给人以完整的时间概念并有利于考察各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因果关系。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先秦时各国的编年体史书都叫“春秋”，孔子写的《春秋》是据鲁国的改编而来。 2. 编年体史书的起源：1）编年体是先秦时期的主要的史书体裁2)编年体史书是上古记载史事所普遍使用的一种体裁3）《春秋》之后，出现“春秋三传”，特别是其中的《左传》，对《春秋》的编年体裁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至战国时期，出现了《竹书纪年》，记载从夏朝到战国魏国的史事，此书今有辑本 3. 编年体史书的发展： 汉魏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取得长足发展 1）出现大量编年体史书前所未有，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记》今仍存世；今以亡佚的有：张番《后汉纪》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2）体例的新突破荀悦《汉纪》在编年体例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预先确立编书的凡例（编写时所要遵循的规则方法）《序言》集中明确阐述写作原则和条例，不同于《春秋》《左传》意例散见书中；其次，改纪传为编年创立断代编年史书。《汉纪》约编《汉书》将史事归于十二帝纪中，仅相当于原本四分之一，开缎带编年史书之先河，影响深远后继者很多（汉纪创作原因：给皇帝编一本简明历史教科书，汉献帝命荀悦给他编一本简编教材，是根据《汉书》改编；再次，《汉纪》以前的史论，多随文而发文辞简略，《汉纪》有许多长篇大论，评人评事议论得失，表现作者历史哲学思想，把史论推向一个新高度。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论实源于此。3）编年体类型日趋增多出现了起居注和实录等新的编年体史书，起居注是以时间为顺序的帝王言行录；实录是一代帝王的编年大事记。二者都是修国史的重要材料 隋唐时期编年体进入一个低谷 1）数量少隋唐开始禁止个人修史，魏晋以来的私家修史的风气骤然衰落，官修史书以纪传体为主，因此这个时期所产生的编年体史书数量较少2）质量差未出现卓越的编年体史家和具有特色的编年体史书，所产生的几部编年体史书也没有流传下来 两宋至清明复兴繁荣时期 1）数量空前丰富各朝都有以编年体形式编纂的史书，卷浩繁数量庞大，以往无法比拟2）出现具有典范意义的巨著，北宋时期出现了第一步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从编纂体例、叙事方法、编修凡例、工作程序等多方面都为后世树立了榜样，继承之作丰富，该书起到振兴编年体的作用3）使编年体足以与纪传体相提并论如：刘赎《通鉴外论》司马光《资治通鉴》毕远《续资治通鉴》夏燮《明
第六章 明代史学
第六章明代史学
第六章明代史学 ——中国封建史学的衰微 对于明代的史学发展状况，自清朝以来，历来评价不高。如明末清初的张岱说：“有明一代，国史之诬，家史之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对明代史学评价很低。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则认为明代史学最盛。 第一节明代史学的特点 一、官方史学没落 明代官方史学没落，既没有设置专门的史馆，对史学活动也不重视。而且中期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连续不断，内阁倾轧、党派纷争等都影响到官方史学的发展。 二、私家修史兴盛，野史发达 谈迁称之为“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全祖望说“不下千家。”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说：“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 1、私修纪传体史书：A．郑晓《吾学编》B．邓元锡《明书》C．何乔远《名山藏》D．朱国桢《皇明史概》:成就很大。 2、私修编年体史书：
政全书》、马一龙《农说》、朱廷立《盐政志》、俞汝为《荒政要览》、周孔教《救荒事宜》、王宗圣《榷政记》等。 3、王圻《续文献通考》含经济史内容42卷，关于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土贡、国用。 四、史学思想活跃 明代前期，思想界沉闷无生气。中期，心学兴起，对明代学术产生很大冲击。在史学上出现了几大思潮：1、启蒙史学思潮：对当时的封建思想进行批判。祝允明：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决于一己之是非。2、经世致用史学思潮：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史家经世意识普遍。3、实证史学思潮（即考据学）。考据学在明朝还是伏流，至清代乾嘉时才成为主流。 五、方志兴盛 明王朝对纂修方志的活动非常重视。各朝中央政府屡有修志之举，并在编纂全国总志的同时，均下诏各地修志。有明一代，十三布政使司都有志书编纂，而且府、州、县等地志也大量出现，有的县志还一修再修。万历年间就已“郡邑莫不有志”。不过，数量虽多，但质量却很成问题。
历史文献学复习资料
历史文献学 题型：填空题20、名词解释40、简答题20、论述题20 王应麟《玉海》；版本学有叶德辉《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专著，辑译之书的鼻祖清末大官僚王懿荣-- 1899年刘鹗，第一部甲骨著录著作《铁云藏龟》 --孙诒让《契文举例》 ---整理和研究甲骨文最有成就的是: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著名地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 宋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是宋太宗时编写完成《册府元龟》宋真宗时完成，都是北宋时编写的，故后世合称此四书为宋朝四大部书，或宋四大书。 目录学开端人物（六分法）成果：六分法即创始于刘歆的《七略》，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目录书籍 史记三家注：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 敦煌三大家：姜亮文、向达、王崇明 正史：指官修的以纪传体为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 双璧: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有解题的书目，在学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名词解释 文献、辨伪、辑译、刘向、三通、校勘、郑玄、四分法、六分法、 底本：是校勘时选用的本子。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无文字讹误，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版本：是相对于以前的抄本，专指雕版印刷复制的书籍。最初指一种书籍经过多次传抄、刻印或以其他方式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随着时代的发展，版本也开始应用于影视、软件等事物上。 尤氏《遂初堂书目》第一部著录版本的书目。
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观与文化传承
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与文化传承 内容摘要：当代大学生，作为四有新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应牢记历史，立足现在，秉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勇担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夙愿！ 关键词：大学生理想责任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学生已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天之骄子，那么当代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应如何处理理想和责任的矛盾呢？诚然，理想对于人来说，是其基于现实生活中一生孜孜以求的美好事情或事物。而责任是现实社会中赋以大学生不可推脱的使命。 当代大学生的理想是建立于服务人民的责任基础之上。 徐本禹，现为华中农业大学校团委为副书记，，中共十七大代表，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华农大石希望小学名誉校长，2008年1月10日荣获“中国第18届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徐本禹以372分的高分考取了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然而，2003年4月16日，徐本禹却作出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去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支教。 徐本禹的事迹不仅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坚定、价值取向正确、积极进取、奋发成才、勇于战胜困难、乐于奉献社会的精神风貌，在徐本禹身上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勤奋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风貌。在徐本禹身上显示了当代大学生关注社会、关爱民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徐本禹始终坚持把个人价值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把高尚的道德情操、远大的理想志向同实实在在的奉献活动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追求崇高的生活意义，把自己融入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之中，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才华和激情，徐本禹的事迹可感、可知、可学，激励当代大学生自强不息，勤奋学习，勇于实践，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关键词：历史使命文化传承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
一花一叶 第九章明代历史演义小说 第一节演义小说及其发展概况 一、什么是演义小说 “演义”一词出自晋代潘岳《西征赋》，原意是援引古事、敷陈其事而加以引伸的意思。大约元末明初开始成为小说体裁的名称。演义小说，简单地说就是敷演历史事实的小说。由于它是敷演所谓“历史事实”的，所以通常称之为历史演义小说。依据郑振铎的意思，这种小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创作主旨在于演绎历史事件，反映历史发展概貌，记述朝代兴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二是所写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多本有其事而添设敷衍，实多虚少，因而创作往往受历史的局限；三是多采用编年体的写法，或记述一代史实，或通演古今事，人物多为帝王将相，具有历史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二、演义小说的发展演变 演义小说由宋代说话的“四家”（吴自牧《梦粱录》计四科为：小说；谈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书；合生。但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各书记载稍异）之一的“讲史”发展而来。讲史的特点是演说“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都城纪胜》《梦粱录》），题材一般取材于正史如《通鉴》，但作一定程度的虚构；也有取材于野史传说的。“讲史”形式上分卷分目，略具后来章回小说雏形。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演义”小说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由于它采用章回的形式，以后的演义小说也都一样一律采用章回的形式。明代是演义小说繁荣昌盛的时代，它的起点就是《三国演义》。 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功，影响了明清两代的演义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不少新的历史演义小说。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到清代，历史演义小说又有发展。这些历史演义小说，影响最大的有四个系统：列国、杨家将、说唐和说岳。其中说岳与杨家府两个系统，说唐的后半——《说唐演义全传》及其续书《说唐后传》、《混唐后传》、《说唐三传》、《粉妆楼全传》等具有英雄传奇小说的特点，所以有的书称为英雄传奇小说。 列国系统： １、宋代讲史平话有《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 ２、明中叶余象斗编撰《列国志传》。 ３、明末冯梦龙在《列国志传》的基础上写成《新列国志》。 ４、清蔡元放将《新列国志》删改润色成《东周列国志》，为最流行的本子。 《东周列国志》是成就仅次于《三国演义》的历史演义小说。 杨家将系统： 1、宋代有其故事流传，如南宋临安说话人即有说《杨令公》《五郎为僧》平话。 2、金院本中有《打王枢密爨》。 ３、元明两代有许多杨家将故事的戏曲作品，如元杂剧有《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楼》，明杂剧有《开诏救忠》《活拿萧天佑》《破天阵》《黄眉翁》
历史文献史源学
历史文献史源学/解题 史源学是以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始出处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分支。通过考察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始出处，可判定某记载的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从而正确地徵引史料。 文献史源学/功用 1有助于鉴别史料的真伪及其可靠程度 《史记·屈原列传》 2有助于纠正前人著述中的谬误 秦蜀守冰 《汉纪》 3有助于正确地剪裁取舍史料 原始史料 撰述史料 4有助于确切地理解史料 战少利 5有助于树立严谨的治史学风 冯胜 冯国用 历史文献史源学/分析讨论 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的类书《锦绣万花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嘉靖刻本）、成书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的王象之《舆地纪胜》、成书于宋末元初的阴时夫《韵府群玉》（四库全书本）等都明确记载：《陋室铭》，刘禹锡作。 刘禹锡《上杜司徒书》（《刘宾客集》卷十） 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 刘禹锡于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一直住在洛阳。分司官，除御史外皆为闲官，这与《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正相吻合；刘禹锡分司东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谈笑有鸿儒"正相吻合；据《全唐诗》和《刘宾客集》，刘禹锡还喜音乐，通佛学，这与"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正相吻合。 欧阳修、李德裕、刘禹锡都曾作《秋声赋》 古今文集，后人发现佚诗佚文者，并不罕见。 厉鄂《樊榭山房全集》 大前提：《参同契》的本质内容是假借《周易》爻象以 论作丹。 小前提：葛洪《抱朴子》所论作丹的真正含义是外丹。 结论：《参同契》是外丹著作。 《抱朴子》中经常将“金丹”与“大药”连称。“金丹”与“大药”乃同义语。《抱朴子·释滞》：“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炁，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葛洪所论金丹大药除了指外丹外，亦可指“宝精行炁”的内丹 大前提：葛洪之前养性之书，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 小前提：《参同契》在葛洪前。 结论：《参同契》以"还丹金液"为大要。 抱朴子内篇·金丹》："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 葛洪曾经披阅了已见于世的差不多所有的炼丹著作和养性之书，其基本内容莫不皆是还丹金液。 葛洪披阅群书，发现养生长寿的方法虽然很多，但却以"还丹金液"为最重要。 《灵宝毕法》："所谓金液者，肾气合心气而不上升，熏蒸于肺，肺为华盖，下罩二气，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闾穴升上，乃曰飞金晶人肺中，以补泥丸之官。自上复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还丹。"据此，"还丹金液"除指外丹外，亦可指内丹。 养性神仙之术包括：以恬静寡欲为主的养神之道；行呼吸行气之术，以求长生益寿；爱养精气，使无漏泄，以求髓满骨坚；除情去欲，炼养神明等项。
明代史学
明代史学的转型 明代史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觉得没什么成绩可言，其实明代史学著作的数量是惊人的，其质量也是不可轻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本文将在综述明代史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一些探讨。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 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9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那么远，程朱理学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辛德勇古文献学四讲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 在现代社会中，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具备某些必备的基础知识，不然你无法入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则首先需要对于古代文献具有相应的了解。道理很简单，历史已经远去，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献的记载，来尽可能地接近和认识当时的面貌。所谓古代文史，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但严格说来都可以概括在泛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因为文学史、哲学史也都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
明朝历史经典总结
第十八章明朝（1368年－1644年） 1368年，朱元璋灭亡元朝，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永乐时，明成祖迁都北京。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后，明朝逐渐由盛转衰。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 第一节明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明初皇权的高度膨胀 中央机构的变化明初，中央设中书省。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明太祖废丞相后，挑选文臣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及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明成祖以后，阁臣权力渐重，形成了内阁制度，事实上担负了宰相的职权。 明朝中央机构的变化还有：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专职弹劾百司；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还设立锦衣卫，进一步加强对官吏和百姓的控制。 地方组织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废行省，在全国设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布政司之下则为府、县。 军制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节制诸军。后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都督府仅管兵籍和军政，不直接统军。兵部掌握军官的选授权，而军队最高指挥权则由皇帝掌握。 在军队编制方面，则实行卫所制度。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 刑法明政府编定《大明律》，加强了维护君主集权的内容。但《大明律》对保护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太祖又亲自编撰了《大诰》三篇，汇集大量严惩官民贪污索贿、逃税抗租等案例。 明代还实行廷杖制度，以震慑官员，维护皇权。 科举与学校明朝科举考试，三年一科。分乡试、会试和廷试三级。答题必须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依据，文章格式则定为八股文。 明代学校包括中央国子监、府县学和民间社学。学习内容主要有四书、五经及《大诰》、《大明律》等。 文字狱明朝建国后，还大行文字狱，以血腥手段摧残知识分子，维护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打击豪强、贪官的措施明太祖多次下令将地主豪富从本乡迁徙到外地，使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实力。 明太祖非常重视吏治，严禁官吏蠹政害民。他对贪官的惩治尤重，甚至剥皮枭首示众。 杀戮功臣为了防止功臣对皇权造成威胁，朱元璋采取了无情杀戮的手段。一时狱案迭起，其中最大的狱案是"胡蓝之狱"。 "靖难之役" 明太祖时，实行分封制，企图"慎固边防，翼卫王室"。但却造成藩王势力膨胀的后果。建文帝即位后，采取了削藩的措施。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抗。经过史称"靖难之役"的战争，朱棣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明成祖继续实行削藩的政策，铲除了威胁中央的藩王势力，加强了君主集权。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加强对边防和北方广大地区的控制。 二、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初恢复生产的措施朱元璋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积极鼓励、保护生产的政策。
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第２９卷第１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ＷＺ２９．Ｎａｌ２００８年２月ＴＳＩＮＧＨＵ ＡＪＣＩＩ瓜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ｅｂ．２００８ 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刘海峰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校史长短往往与一所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学术水平密切相关。大学校史涉及许多 校长和著名人物， 不论历史人物的政治倾向，都应客观地书写其在大学历史上的作为和地位。研究型大 学的历史书写，更应该以 身作则，实事求是。研究型大学的文化底蕴既体现在学术传统和校风校貌上，也体现 在学校的个性和气质上， 体现在校训、校歌、校风、校徽和校园建筑之中。在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与文化中，存 在一种“两校互竞现象”，这 种互竞现象虽有某些负面影响，但也可促使各自学校发奋向上，努力争先，共创双赢。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校史文化，两校互竞现象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５１９（２００８） ０１—００４１—０５ 关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许多学者已发表了大量论文，特别注重从研究型大学的标准、评价指标等方面，用数据来说话。不过，对研究型大学的认识，除了可以量化的指标以外，应该还有一定的内涵要求，包括一些无形的、无法量化的方面，例如大学文化与制度、大 学精神、大学故事、校园氛围、校园优美程度、给人的观感和印象等方面，也就是类似于 软实力或文化力方面的东西。学术声望当然也是一个方面，只是它也被量化作为评价指标了。本文主要以中国研究型大学的角度，谈谈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一、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书写 校史长短往往与一所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学术水平密切相关。悠久的大学历史是一笔无 形资产和精神财富，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大学，与速成建设的大学品位、气质都不一样。 通常一所大学历史越悠久，其培养的学生越多，文化积淀也越深厚，因此产生的影响也越大，学校的声望也越高。据研究，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顶尖大学的成立时间都要早于国家 建立（实行现行政治制度）的时间。通过分析各层次大学的建校时间，可以看出越是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史学
第十章 第一节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 直到有了文字，历史记载方成为可能。 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用以记载历史的文字。这些记载已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完整历史记载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因而可以被看作历史记载的萌芽。 负责记载的史官，则担当起草公文、记录时事、保管文书之责，也担任一些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可以说是最早的史家。 《尚书》是较早且更具有官书性质的历史记载，所记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 《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包含风、稚、颂三个部分。其中《大雅》里的一些诗篇，反映周族和周王朝某些发展阶段的传说和历史，可以视为史诗。 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为基础，编撰成《春秋》一书。《春秋》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代，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大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左传》、《国语》、《战国策》。 秦汉时期则是中国史学成长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点是规模宏富的纪传体通史和继代史的出现。 《史记》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表现形式，概括了 3 000 年历史，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史记》的“成一家之言”标志着史学已卓然成为一家。 班固撰《汉书》，断代为史，由此开创了皇朝史撰述的先河。 荀悦的《汉记》又创编年体断代先例 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初步发展，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就史学门类言，除纪传、编年外，又有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谍、别传以及史论、史注等，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 三、古代史学的发展与完善 隋唐五代时期，统治阶级重视修史，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二十四部正史有八部成书于唐初，便是一个例证当然，设馆修史表明皇家对修史的垄断，私修之风受到抑制。 总结性著作的出现，是此期史学发展的又一个特点。刘知几的《
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下册：第17课明朝的灭亡 知识点汇总及同步课时作业
第17课明朝的灭亡 知识点1 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 1.政治腐败:明朝中后期,皇帝多是沉迷享乐,疏于朝政。皇室内部钩心斗角,纷争不已。大臣们结党营私,争权夺利。 2.社会动荡:朝政的混乱,造成中央对社会的控制力不断下降,法纪松弛,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对民众百般盘剥。皇室贵族、宦官、官僚、地主等疯狂兼并土地,肆意侵占民田,致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知识点2 李自成起义推翻明朝 3.原因 ( 1 )主要原因: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越发严重,国家财政危机深重,朝廷不断加派赋税,民众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 2 )直接原因:当时陕西北部一带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遍野,官府不顾民众死活,催征如故。 4.过程 ( 1 )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入中原以后,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 ( 2 )李自成规定了严明的军纪,还向贫苦民众发放钱粮。 ( 3 )起义军英勇作战,纵横于河南、湖广等10余省。 ( 4 )1643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 5.结果:1644 年4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明朝末帝崇祯自缢。明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知识点3 满洲兴起和清兵入关 6.满洲兴起 ( 1 )后金建立: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2 )清朝建立:1635年,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次年,改国号为清。 7.清兵入关 ( 1 )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后,驻守重镇山海关的明军将领吴三桂降清,引清军入关,并与清军联合夹击李自成的军队。 ( 2 )李自成战败:李自成在山海关交战失利,退回北京,随即离京西行,转战各地,最后失败。 课堂基础达标 知识点1 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 1.明朝的皇帝,有的纵情享乐,把政事交给宦官处理;有的酷爱木工……其中有一位皇帝,他20年不上朝,致使不少机构瘫痪,政事乏力,国势日衰。他是( C ) A.明太祖 B.明成祖 C.明神宗 D.明熹宗 2.明朝中后期中央对社会的控制力不断下降,法纪松弛。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 B ) A.贫苦农民纷纷起义 B.朝政的混乱 C.土地兼并 D.外戚干政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 [日本社会的历史之南北朝阶段下的社会] 专业： 学号：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时间：2012年9月5日
目录 摘要 (2) 第一章 (3) 第1节 (3) 1.1 (3) 1.2 (3) 1.3 (4) 1.4 (5) 第二章 (6) 第1节 (6) 2.1 (6) 2.2 (7) 2.3 (7) 2.4 (8) 结论 (9) 参考文献 (10)
摘要 镰仓幕府灭亡后，1333年（南朝元弘3年、北朝正庆2年）6月后醍醐天皇重新即位，1334年改元“建武”，天皇的权力也进一步得到集中，设置中央最高机关记录所、杂诉决断所，重整天皇亲政的政治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武一直是中兴的象征。近年来的历史学家都记成“建武政权”。 后醍醐天皇在朝廷的一切新政，未能满足武士的要求，只重用京都的公卿贵族，引起武士阶层的普遍不满，北条氏利用后醍醐天皇推行新政的失误，其残党在各地纷纷起事，企图恢复北条的统治。其中以北条高时之子北条时行势力最大。1335年7月北条在信浓地方豪族趣访赖重等支持下举兵，聚集各地残党，在武藏地区大败相模守足利直义的军队，攻下镰仓。8月，尊氏急领大军东征，收复镰仓，趣访赖重等自杀，北条时行逃亡。因时行占领镰仓后，称父高时以前为先代，而自称中先代，史称中先代之乱。1336年（建武3年）、倒幕大将足利尊氏率兵反叛，很快攻陷镰仓、建武政权终告瓦解。 而后醍醐天皇退位后，持着天皇象征的三神器退往大和(今奈良县)的吉野，是为南朝，至此南北朝终于形成，史书还称为“一天二帝南北京”。 经过多次攻防后，南朝的势力衰退。1392年，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逼降南朝，后龟山天皇把三神器（为天照大神所传八尺镜、琼曲玉、天业云剑）交给北朝的天皇，结束了南北朝时代。 关键词：后醍醐专制、中先代之乱、观应之乱、日本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