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读书笔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在双方领导人及和平爱好人士的积极努力下中日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发展的愿望深入人心，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流、希望和未来，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战争、美化战争罪恶的“皇国史观”宣传仍有增无减，作为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会”，至今尚未公开承认侵略战争的罪行，日本也未有任何一份正式文件对中国提出道歉。

近年来，日本政治的发展使得日本政治逐渐右倾化，加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进程，把日本引入了混乱和危机的深谷之中。这种政治的右倾化使得日本在政界、财界、文化教育界以及民间始终存在着歪曲历史、美化战争、，重温“大东亚共荣圈”旧梦复活的情况，表现在修改历史教科书、出版相关宣传书籍、参拜靖国神社等。再结合半个世纪以来的“日本修宪”活动，突破军费开支限额，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向海外派兵以及最近的自卫队变国防军的提议，这种种事实来看不正是日本政治日趋右倾化的表示么？同时，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突出表现在对华政策及历史观的变化和影响中，否定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干涉台海局势、钓鱼岛国有化，正如外国评论那样：“日本正显得越来越敢于与北京对抗了。”这种种挑衅行为使得我们很难对日本产生信任感，不得不担心日本扩军备战、军国主义复活。为了深入研究和批判皇国史观，揭露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种种事实，有必要简单的分析一下历史上日本对华政策的内容及特点。

近代日本的对华政策大致可划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首先是战前，这段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国策是其长期推行的“大陆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陆政策的核心部分就是对华政策。换句话说，要想真正了解和研究日本百年来的所推行的以对华政策为核心的国策，就要先从分析研究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大陆政策”开始。国际学术界也曾对日本的“大陆政策”做过一些研究，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观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始终未能得到一个整体而系统的研究成果，甚至有一些人公开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殖民罪恶开脱罪责，进行辩解。仅以日本学术界的状况为例，老实来讲，日本的学者们对于这一研究本该有一个较为深入而理性的成果问世，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些论著中作者对于侵略行为完全一笔带过，不加任何解释：有的则作出美化大陆政策、否认侵华罪行，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歌功颂德：更有甚者完全支持日本当权者的观点，也就是“皇国史观”。尽管很多日本学者不承认，但事实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明治天皇基本处于独裁状况，连续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都证明了明治天皇对发动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因此，战前日本对华政策的特点是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战后的对华政策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到1972年，在这段时期内日本当局坚持着对中国持敌对态度，“否认中国，承认台湾”，这使得中日长期保持着坚冰状态。第二阶段是1972年7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93年7月为止。在这个时期内，日本数任首相都继承和执行了田中交融首相所开创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阶段是从1993年8月1996年桥本龙太郎的强硬政权执政。在这段时期，日本政府虽然四易其主，但却都不同程度的开始改变自田中角荣以来中日的对华政策。尽管书中并未提及但我认为应该还存在第四阶段，那就是1996年后，日本政府处于一个矛盾期。既希望限制中国，不断进行挑衅，企图获取利益，又尝试得到中国的不断谅解。这样的趋势显示了日本的权利归属与决策过程同战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内阁总理大臣代替天皇成为对外政策的决定者，但内阁总理大臣又受到政党的控制和影响。

在鸦片战争以前，日本对中国一直是保持着隔膜、虚幻的中国崇拜思想。当中国面临着欧洲殖民者来自海上的威胁而闭关锁国时，掌握日本政府的幕府也实行了性质相似的“锁国”政策。在缺少对中国社会直观了解的情况下，历史书籍等书面信息的介绍就成了日本认识中国的重要依据。日本自古以来就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向中国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尤其是《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巨著的流传使得日本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礼仪之邦，是产生了孔子、孟子等圣贤先哲的“圣人君子之国”，把中国当做学习的典范。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痛的失利给近代日本社会的中国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于是，大量介绍鸦片战争的书籍被引进、一些民间的士大夫也撰写了一些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通过对清廷政治、军事上的一些弊端进行批判，立脚点在于通过总结鸦片战争为日本带来一些教训。尽管各种风闻传说，但日本朝野对鸦片战争的情况还是不甚了解，于是派出一行人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这些人的亲身体验，幕府统治末年的日本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的态度就发生了剧变，由尊敬变为不甚尊敬，甚至鄙视。尽管这种观念还限于一部分阶层的一部分人中，但这已经为日本新的世界秩序观的提出、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思想基础。

在幕府统治末年及明治初年出现了“日清提携”“征亚论”这两种主要的政治理论。这两种观点各有其理论道理，“日清提携”论的坚持者认为，尽管鸦片战争中中国清政府面临惨败，大国形象动摇，但在亚洲保持独立国家渐少、日本面临巨大危机的情况下，中国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征亚论”的持有者则对清政府表示失望，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与日本一起抵御外敌，鼓吹以日本为主体的东亚自卫思想。这两种思想学者争论不休，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政府与朝鲜的国书争议使得日本认识到日本如果想要在东亚崛起，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中国在东亚的权威成为日本想歪发展的最大妨碍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成为日本的潜在对手。在此局势下日本政府中“征亚论”大有压倒“日清提携”思想的趋势，明治四年，明治政府官员江藤新平为明治政府设计出了欲保日本、欲得亚洲，首先征服中国的计划。至此，征服亚洲、征服中国的强硬对华政策至此完成其基本雏形。

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形成不仅与中国在亚洲权威的削弱、外来侵略危机相关，日本本国的“武士道精神”精神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明治时代，日本政府不仅将“尚武”作为治国理念，还大力发展武士阶层。日本历史发展事实表明，由“尚武”思想、武士道精神演变成军国主义论，这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军国主义的支持下日本建立了对外侵略，对内军事化、建立强权的政治制度。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日本相继制定了入侵朝鲜、台湾、琉球以及中国东北的政策，为进一步控制中国更是像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此期间，英美等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一再对日本进行退让，使得中国主权一再受到侵犯。但日本的大陆政策最终随着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而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曾长期对中国持敌对态度，并刻意将台湾问题搁置，与国民党政府交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众呼吁，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田中角荣和明仁天皇的访华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中日关系得到发展。随后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外交困，小泉政府欲发展军事大国，中日关系也因为日本政府一再的挑衅而陷入冷淡期。此后，中日关系起起伏伏经历了许多的考验，但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中日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才可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了许多历史上日本对华政策的来源及内容。在我看来，日本的对华政策无论是好是坏，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日本的利益最大化，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其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右倾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因而做出了一些比较激进、极端的行为。这也使得中日关系始终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希望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中日双方可以真正的放下成见，成为关系密切的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