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罗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低于社会常规生活水准。由以上几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学术上基本与国际的多元贫困观相同,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意义上的意含,但是在实践领域加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主要使用的是绝对的、核心的、客观的贫困概念。
(二)新贫困的概念
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而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倾向于把因城市化、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尹志刚认为源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刘家强等在此基础上将新贫困人口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差,因而缺少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支持摆脱困境的群体。显而易见,我国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是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从国内学者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既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与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相联系的时代意含。无论概念分歧有多大,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概念的演化过程,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甚至社会排斥,由一元到多元,都体现了外延的扩展与内涵的充盈,体现了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过程。
二、类型学的贫困研究:贫困的测量、类型与特征
(一)贫困测量方法与贫困标准的制定
国内一些学者评介了国外的贫困测量方法。如屈锡华、左齐详细地介绍过关于贫困的基础测量指标、标准化度量以及洛仑兹曲线与基尼系数。贫困人口的测量依据贫困线的确定而确定,与不同的测量方法直接关联,国际上度量贫困线的主要方法有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贫困标准和生活形态法。我国贫困人口的测量方法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探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为自80年代中期反贫困工作的正式开展以来,客观要求对贫困人口进行测算以实施救助措施。笔者考虑到我国主要是针对贫困标准的确定来测量贫困人口的现实,因此集中考察关于城乡贫困线制定的研究。
农村贫困线的确定。国家统计局1986年对6.7万户农村家庭消费支出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计算出1984年绝对贫困线为119.73元。方法是根据专家的意见确定最低热量摄入量(2100大卡),最后计算最低食品费用支出为119.73元;以最低食品费用支出除以基本食品支出的比重(0.6)即是贫困线。杨钟认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相比是很低的。比如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1985年平价购买力的1人1天消费1美元即年收入365美元,如果低于270美元,则称为赤贫;再如按照比例法计算,将居民户人均收入七等分组,其中最低收入户(通常占全部居民户的5%或者10%)为贫困户,贫困户中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的上限即为贫困线,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显示,收入占全部居民户的最低5%贫困户,2005年农村贫困线约为861元,但是以10%的标准则约为1028元;如果按国际通行的收入比例法,以一个国际或地区社会中位(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线,收入低于该标准可以认为是处于贫困状态,200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225元,按平均收入的50%测算贫困线为1628元。后面几种方法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对贫困线的测量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学者林闽钢对于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适研究表明,当前农村贫困检测中使用的贫困标准存在不少问题,如贫困标准层次单一、贫困标准变动性差以及现行贫困标准已经不能正确反映农村的贫困状况,需要调整和修正。
城市贫困线的确定。19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城市出现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这样以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角色出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上了日程,低保标准的制定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1999年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利用国际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上先进的收入/支出指标法和国家统计局的城市调查数据测算了全国的城市贫困线。曹艳春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各省市制定低保的方法主要有:抽样调查型、部门协商型、参照制定型、主观判断型和混合型等。
由上述贫困线的制定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对于贫困人口的测量还主要是以经济标准来确定的,而且方法多采用国际通行的方法,不过标准相对较低,这在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
(二)贫困的类型与组成
我国贫困的种类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分割结构,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贫困时首先要考虑城乡的分野。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视野中,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把贫困分为不同的类型。
按照贫困的标准可以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学者林闽钢认为,绝对贫困是指基本生活还没有保证,温饱还没有解决,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者维持有困难的状态。康晓光则认为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
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相对贫困一方面指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贫困,另一方面指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贫困。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比较而言相对偏低。按照国际惯例,不管物价和经济走势如何,一般是将一个国家或地区20%的最低收入阶层或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1/2的群体作为相对贫困人口。
不少学者从发展的角度把贫困分为生存型贫困、温饱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生存型贫困表现为最低生活难以满足;温饱型贫困表现为人们基本解决了温饱,但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经济上还相当困难,抵御灾祸的能力较弱,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发展型贫困是指在稳定解决温饱之后,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贫困人口。这种分类方法正体现贫困的层次性与社会发展的纬度。
按照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对贫困进行分类,将贫困分为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由社会制度决定生活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某些社会、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区域性贫困是指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区域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差异,致使某些区域生活资源的供给相对贫乏、贫困人口相对集中而导致的贫困。阶层性贫困是指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中,在大约均质的空间区域或行政区域内,某些群体、家庭或个人,由于身体素质较差、文化程度不高、家庭劳动力少、生产资料不足、缺乏社会关系等原因,竞争有限的生活资源的能力较差而导致的贫困状态。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方法体现了贫困成因的多元性。
有些学者在研究时往往不是严格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来做区分,而一般是按照列举法列举城乡贫困人口的组成部分。与传统的城市贫困人口等同于城市学术界2007.6学界观察三无对象(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的社会救济对象)不同的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许多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城市新的贫困群体的涌现。一般学者都认同失业人群是城镇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他城镇贫困群体的认识有分歧,如朱国宏认为中国新的城市贫困人群主要有失业人群和退休人群两大类。刘家强等将新贫困人口分为三种:城镇贫困职工、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
在新的贫困群体出现的同时,传统的贫困群体并没有消失,如康晓光曾详细地列举了组成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七个主要社会群体:一是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及其家属;二是竞争力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人;三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四是劳教、劳改后悔过的人员;五是偶发因素所造成的贫困者;六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七是流入城市打工、当保姆,但又务工不着或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
另外,学者分别针对不同的贫困人群进行细致的研究,如对贫困生的研究,女性贫困的研究、贫困老人与贫困儿童的研究、贫困家庭及其网络支持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三)贫困分布的特征
不少学者对于贫困的结构与分布特征作了研究。在90年代中期,康晓光多角度地对贫困分布作了归纳,认为我国贫困具有社会经济结构特征、自然地理区域特征和民族阶层群体特征。近年来,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仍然是一些学者关注的问题,而且展现了变迁的轨迹。
关于贫困的年龄分布特征。慈勤英认为老年人更逼近贫困风险,作者根据尹世洪1997年的调查分析数据和2001年武汉市(徐家鹏)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城市贫困人口的年龄分布具有特征:贫困人口中适龄工作人口比例偏高,贫困人口中低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偏低(倒U 型分布);中年贫困现象突出;出现特殊的2001的40-49岁组贫困现象。并认为造成这一贫困人口年龄分布特征的是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与转型时期的社会改革等社会动荡的冲击造成的。
关于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韩建民、赵永平认为进入新世纪,贫困的存在形式与贫困人
口的分布特征出现了一些变化:由面状分布转变为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批片区)、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局面。刘新民也认为城市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日益普遍化,从全国分布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集中于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市贫困人口分布空间开始蔓延,从中西部地区为主,到老工业基地和矿区等地区;从城市的内部空间分布看,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明显特征。
三、关于发生学的贫困研究:贫困的发生与再生原因的阐释
(一)贫困产生原因的阐释
在中外贫困问题研究的历史上,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受到格外重视,而且这是贫困研究中更具理论性的一部分,形成了不少有影响的理论,如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理论,威尔逊的社会孤立理论,默顿的紧张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等。该部分将从结构的、文化的和个人三个方面作一梳理。
1、结构取向上的解释
结构取向上的贫困研究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外力,而不在于贫困者本身。所谓社会力包含那些为产生或重新产生贫困这样一种特殊社会秩序而运筹的国家、阶级、群体、组织机构和制度。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时在这样的结构语境中讨论的影响贫困的观点主要有:
(1)社会转型说。该理论认为我国贫困人口产生主要由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造成的,主要表现为:在城镇有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的产生;在农村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而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的转移;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所造成的土地征用等因素致贫。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民政部的官员认为城市贫困人口存在的三大原因的首要原因是由于国家经济正处于改革转轨阶段,大量的城市贫困居民在短时间内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消化。田野也认为我国城市贫困人群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我国体制机制的转轨转型导致城市内部出现的大量失业人群和城市传统的三无人群,另一部分是在工业化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扩张的时候,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由此而形成大量新生城市贫困人群。
(2)生产力低下说。一些学者认为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生产力的欠发展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如原华荣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而导致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资料缺乏造成的贫困是生产性贫困。
(3)梯度发展说与反梯度发展说。出现于80年代的梯度发展说曾影响过我国反贫困的实践,夏禹龙等提出地区各经济水平与潜力呈现由高到底的梯度排列,应优先发展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再发展不发达地区,遵循技术梯度转移的理论。并认为政府应有意地将各种资源集中在发达地区,推动发达地区优先发展。而反梯度发展理论认为这样不合理,应设法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使之有机会赶超富裕地区。
(4)资源要素说。资源要素说又有资源匮乏、资源分配不公等观点。姜德华等人的研究完成了对于中国区域性贫困的分类和描述,区域性贫困的成因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贫困是由于资金缺乏,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落后而导致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足,从而造成贫困;另一类是把贫困归因于资源匮乏或结构不合理。资源要素说在研究农村贫困中得到广泛的认同。近年来,将人力资源的匮乏也作为贫困的致因之一。
(5)权利缺失说。这是一种从制度层面来探讨贫困原因的观点。屠国玺从资源分配权、社会保障权利和就业机会三个角度分析得出,城市贫困人群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权利缺失是其贫困的根源所在。这种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的认同度。
(6)社会风险与社会支持网络欠缺说。有些学者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性风险,比如上学、疾病、灾害等大事件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对应,出现社会支持网络欠缺的观点,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正式的社会安全支持网络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
2、文化取向的解释
文化解释贫困强调贫困是一种特征:贫困群体的价值规范与行为特征,群体的态度,主观心理感受等。刘易斯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中最早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社会文化方面是相互隔离的,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穷人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后来贫困文化理论在贫困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地运用。
学者吴理财认为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他以中国农村的实际举例论证了:贫困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贫困的环境对人们的人格及心态所造成的影响的表现之一,便是人们对贫困的麻木;穷人文化是自我维护的需要;由于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贫困文化可以通过儿童社会化得以传递,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难以通过一时的物质贫困的消除而根除,因此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阎文学等认为贫困地区人们头脑中的守贫思想和落后的观念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制约。王兆萍也提出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活状态是不流动,穷人的核心价值观:土地至上,面子要紧是贫困文化的基本假设。
3、个体因素
(1)发展权利实现不足说。丘泽奇、李守经在针对十种贫困解释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权利不足说。这种观点认为造成落伍的原因首要是主观原因,是发展主体或发展权利实现者没有很好地把握发展机会,贫困者没有任何理由以贫困自居向国家索要补贴。这明显带有对贫困的成因归因于个人的倾向,而且没有看到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于发展主体的限制作用,更没有考虑到公民权内涵的扩展已经把享受社会保障权利作为公民权之一。实际上研究者是站在上面向下看问题,而没有看到有由于面子的影响,我国有许多贫困者宁愿受苦受累而不愿向政府伸手的一面。
(2)贫困选择说。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理解通过探讨贫困者家庭内部行为和代际行为关系,解释中国贫困在乡村家庭这一社会层面上何以发生、何以再生,以及贫困者的逻辑。作者认为贫困者每一种行为方式中,都存在一定的合理依据,但同时这种行为又直接影响了贫困的产生,比如分家,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贫困选择的结果也未必就是悲惨的生活状态,正如卢周来所描述的我很懒,但我很快乐的乡民以往闲适的贫困生活状态,他反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农村生产效率低下恰是因为农民们农民懒惰的观点,认为贫困也是一种快乐的生活选择。笔者认为农民懒惰的观点固然不恰当,但是穷并快乐着也只是一种怀旧情结而已。
(3)素质低下说。素质贫困说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或者本质特征在于人的素质/智力/能力低下,而不在于经济的因素或者其他外部因素,这种观点曾广泛流行。80年代中期,王小强、白南风在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考察把人口素质确定为贫困的原因、落后的本质规定,认为贫困的本质规定不在于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和收入的多少,而是人的素质差人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素质,并把人的素质量化为进取心量表进行测量。从这一点看来,素质贫困说与贫困文化说具有相似性。90年代中期,阎文学也分析了贫困落后的本质规定在于人的素质差,主要表现在弱智人口所占比重过大,其原因有自然因素中的水质和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外,还有通婚圈狭小而造成的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也是导致人口智力素质低下的后天因素,文化技术的素质低下。这种观点与理查德赫伦斯坦曾提出穷人的智商要低于不贫困的人的观点以及甘斯的观点相似。
素质低下说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观点主要有:采用一种单线因果决定关系来分析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有失偏颇;将贫困根源归咎于人的素质差时,而素质差的原因又在于结构的制约,
结果陷入循环论证;这种个人现代性改变的必要性不能代替其可行性,因为个人现代性是有条件的,尚未解决温饱的小农很难自然地具备这种现代性,也很难有机会培养自己和后代的现代性。
由于贫困的复杂性,过分强调某一种因素,将导致单因素决定论,任何一种贫困成因的解释可能都是片面的、非系统的。这个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重视与反思,罗必良认为从现实与发展的统一角度出发,就发现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隔离-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的、低效率的、无序的、稳定型的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康晓光也认为区域性贫困陷阱就是个反馈回路相互耦合形成的网络系统,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贫困成为区域的持久性状态。
无论是结构的还是文化与个人取向的解释,正如周怡所说关于中国贫困发生与贫困机制的研究都可以归纳为缺乏、限制和选择取向,缺乏取向强调这种贫困者的内在条件的缺乏,选择取向强调贫困是贫困者个人或者家庭选择的结果,限制取向强调外部环境的限制导致贫困。
(二)贫困的再生机制代际传递说
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年老的一代传递给年轻的一代,尤其是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沈红等研究了贫困的户传递,认为分家析产制度使农户家庭的土地与非土地资产趋于细小化,在外部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每一次的分家析产,既是新农户的诞生,也是新论贫困周期的开始。家庭结构也是造成贫困本身及其代际传递的一个基本因素,如家庭中兄弟姊妹多,或父母离异等都可能导致儿童成人后的贫困。
四、关于行动的贫困研究:中国反贫困实践与反贫困战略
(一)反贫困实践
我国反贫困的实践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5年区域性开发扶贫,这是大幅度减少贫困阶段,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贫困人口从2.50亿减少到1.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1986-1993年的全国性开发扶贫,为稳定减少贫困阶段,贫困规模平均每年约减少640万人,速度降低,贫困转移波动较大。1994-2000年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主的农村扶贫攻坚,贫困发生率从9%降低到3%,贫困人口减少至3000万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苦人口的温饱问题的目标。21世纪初叶至今实施城镇反贫困战略,同时进一步开展农村扶贫工作,城镇贫困人口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2006年全国农村贫困标准为人均693元,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3%,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3.7%。
从我国反贫困的实践来看,阶段性特征是明显的,在2000年以前主要以农村反贫困为主,以后以城镇反贫困为主。康晓光认为90年代我国反贫困战略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由快速转向低缓甚至出现反弹,这说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难度在加大。城乡贫困线/低保线的标准越来越高,但一些学者研究表明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线/低保线的提高是不够的。
(二)反贫困战略与对策的研究
学界的关注焦点随着反贫困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在9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学者关注中国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的原因、反贫困经验的总结、以及采取怎样的进一步反贫困行动的探讨。1990中期以后对于城镇新贫困人口的研究增多。关于反贫困战略与对策研究的观点一般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政府的责任。不少学者都认为政府在扶贫中应该承担重要的主体责任,但是对
于应该承担怎样的具体责任方面存在分歧。
二是发展经济。许多学者都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减少贫困,但也有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消减贫困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理由是发展经济学家水涨船高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途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了而贫困人口却减少缓慢。也有人认为富裕人群变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贫困的人群为代价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解决贫困问题关键是资源的再分配问题。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许多学者都公认的对策,应该提高低保标准。曹艳春的研究表明低保标准过低并未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低保标准对于贫困者就业意愿具有较弱的负效应。因此她提出应当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态提高低保标准、施行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以及建立互动支持系统,促进低保受益者就业。
四是创新扶贫模式。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对于某一地域的扶贫难以真正解决贫困问题,他们提出要进行创新扶贫模式。
五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就业机会。另外,发展农业也被认为是解决农村贫困的一种途径,从改变贫困人口自身因素方面,刘新民认为,提高人口素质、改变落后的贫困文化也是有效脱贫途径;还有协调区域经济,缩小城乡权利差距,合理调节社会分配等等反贫困战略。
从现有文献的研究来看,关于行动取向的反贫困实践研究多关注贫困线、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等客观因素,对于主观贫困的研究较少。这也正体现我国反贫困内涵的客观性、经济性,但不免有其狭隘性的一面。
五、结语
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内容丰富,文献繁多,有一些是在一线长期扶贫或者是实地调研基础之上的研究,具有贴近贫困生活的一面,也有一些具有理论层面的学术之作。但是也存在对策研究多,理论研究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一致的声音多,对话的观点少等不足。在贫困概念的研究上基本与国际接轨,但是在贫困测量研究层面主要还是以经济意含为主,对于贫困类型的研究体现出多样性,关于贫困原因的研究体现出较强的理论性,但是大多借鉴了国外贫困理论,在政策取向的研究中体现出与理论相脱离的倾向。
贫困问题研究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正如沈红所言中国的贫困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变迁背景中呈现其社会学意义的,同时贫困问题又是一个多学科的论域,因此在研究时仅靠某一种理论或者某一个学科视野都会失之偏颇。中国地域广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比较大,因而贫困原因也十分复杂,一个地方的贫困原因也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研究中国贫困问题时,难以回避的是贫困问题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在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的背景下,贫困问题的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中国贫困问题
中国城乡贫困问题 材料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2） 汪天平3007208218 李佳悦3007208203 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以上看我国的城乡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而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不可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
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关于黑洞问题研究综述
关于黑洞探索研究综述 【摘要】人类总是对神秘的宇宙充满了好奇心。自从黑洞的猜想被提出以来，众多科学研究者纷纷致力于黑洞的探索与研究，许多与黑洞有关的理论被一一提出。而近几年，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也在黑洞研究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终有一天我们会揭开黑洞那神秘的面纱。 【关键词】黑洞研究理论 天文学中很多研究看似和生活毫无干系，但是却能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黑洞，是研究宇宙起源的关键问题之一，自然也是一大研究热门。黑洞是在宇宙空间中存在的一种质量相当大的天体，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在核聚变反应燃料耗尽而死亡后，发生引力坍塌而形成。黑洞质量是如此之大，它产生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任何物质和辐射都无法逃逸，就连光也逃逸不出来。由于类似热力学上完全不反射光线的黑体，故名为黑洞。 一、有关黑洞的著名理论 1.最早的关于黑洞的预言(1783年、1796年) 最早预言黑洞的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监米歇尔（J. Michell）和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P. S. Laplace）。1783年，米歇尔指出，一个质量足够大并足够紧致的恒星会有如此强大的引力场，以致于连光线都不能逃逸——任何从恒星表面发出的光，还没到达远处即会被恒星的引力吸引回来。米歇尔暗示，可能存在大量这样的恒星，虽然会由于从它们那里发出的光不会到达我们这儿而使我们不能看到它
们，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它们的引力的吸引作用。到了1796年，拉普拉斯则提出：“天空中存在着黑暗的天体，像恒星那样大，或许也像恒星那样多。一个具有与地球同样的密度而直径为太阳250倍的明亮星球，它发射的光将被它自身的引力拉住而不能被我们接收。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宇宙中最明亮的天体很可能是看不见的。” 2.广义相对论的黑洞理论(1915年)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认为，物质的存在会造成时空的扭曲，人们通常所说的万有引力就是时空扭曲的表现。由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产生了黑洞的概念：一个核反应完全停止的星体，无力顶住万有引力而坍缩；当原子被压破时，就会变成白矮星，而恒星量较大时，则还会敲开原子核，变成挤成一团、密度更大百万倍的中子星；如果坍缩的恒星质量更大时，则坍缩还会进行下去，所有物质会无可避免、永远坍缩下去，所有质量将集中在一个没有大小的“奇异点”上。广义相对论的中心思想是质量会扭曲其附近的时空；而黑洞本身的特质，是为极大的质量集中在极小的区域内，因此黑洞是一个具有极大质量与引力的星体，其引力大到使光线路径扭曲的程度，足以令光线无法逃跑。 3.霍金的黑洞理论（1975年、2004年） 1975年，霍金以数学计算的方法证明黑洞由于质量巨大，进入其边界的（也即所谓“活动水平线”的物体）都会被其吞噬而永远无
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研究综述(朱晓阳)
摘要与建议 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民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是：“何谓贫困？” 无论如何定义贫困，它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基本。而经济性指标总是用“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s）比较关注“权利贫困”问题。 在分析少数民族贫困成因时，研究者普遍会针对不同区域或侧重不同方面。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1)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 2)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薄弱；3)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欠缺；4)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在关于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方面，一般都认为其深刻意义在于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对权利贫困关注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原居民”的发展权利问题。然而，除少数学者的讨论外，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讨论也没有脱开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局限。一些人类学学者基于人类学关于“后发展”和“发展的人类学”的视角，提出要“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观点，这种观点包含颠覆“贫困”的意图。比这种观点稍平实一些的主张则强调：注重培育发展主体，推动少数民族公民社会建设的责任和意识。 我们认为还可以补充如下两点作为建议：1）从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多样性的幸福”或“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反对用经济或统一的发展尺度来衡量每一个民族或群体，并以此尺度确定“贫穷”或“富裕”。2）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鼓励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本土发展,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者或长期进行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其公共的身份，自觉承当起联系民间与国家的桥梁。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施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措施，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所以，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影响 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及家庭收入增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情况看，边远地区、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居多。这些地区都有生产、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与世隔绝，教育文化、工农业不发达，信息闭塞、商业网点不健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不畅，社会化服务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微薄的特点。这些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也是扶贫开发项目效益低下的最直接原因。“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几乎都在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所以，中国的贫困明显带有区域性的特点，并且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包括其中，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各种自然灾害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2、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由于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东、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富裕程度的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多，比重大，程度深。贫困人口比例在全国约占到8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约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
顿悟问题研究综述
顿悟问题研究综述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而伟大的科技发明和科学发现都是通过顿悟解决的，例如阿基米德原理的发现、苯环结构的发现等。顿悟(insight)是一个瞬间实现的、问题解决视角的“新旧交替”过程，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新的有效的问题解决思路如何实现；二是旧的无效的思路如何被抛弃，即打破思维定势（罗劲，2004）。顿悟的研究始于格式塔心理学，兴起较早，但顿悟脑机制的研究直到近年才起步。这使得研究者创造性地设计了各类任务和范式来探讨顿悟的内在发生机制。近年来，研究者们主要从电生理研究和脑成像研究两方面展开，大体定位出了顿悟涉及的脑区。顿悟研究不仅在创造性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促进人类社会以及科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1 顿悟的概念 格式塔心理学最早把顿悟定义为：通过观察，对情景的全局或者对达到目标途径的提示有所了解，从而在主体内部确立起相应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完形的过程。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顿悟是在初始尝试失败以后，通过摆脱原有的思维定势，对事物形成正确判断的过程。也有学者认为顿悟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突然地理解了一个问题，或理解了一条有助于该问题解决的策略。Mayerl (1992) 把顿悟界定为突然知道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Csikszentmihalyii等学者(1995)认为，当个体面对新信息时，若他能以一个新方式看待老问题以使先前未得到理解的特点得到理解的话，顿悟就产生了。 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有顿悟、类比迁移、假设检验、创造想象等（张庆林，邱江，曹贵康，2004）。顿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发生，是创造力的形式之一。纵观国内外学者观点，顿悟更多被理解为一个认知加工的过程并且相应的个体有顿悟能力的差别。顿悟有一些相对明确、易于区分的特点，如：非连续性、突发性、突至性、重构、令人惊讶（聂其阳，罗劲，2012）。有学者认为，顿悟是通过重构问题的心理表征，从而超越困境导向解答，并伴随啊哈体验(Kounios & Beeman, 2014)。 2 顿悟的理论模型 根据文献材料整理和回顾过往研究，顿悟的理论模型主要分为特殊加工观和非特殊加工观两大类。 2.1 特殊加工观 特殊加工加工观首先是早期格式塔学派的观点：Konlei 认为顿悟是生产性思维的典型，要求思维主体打破并超越事物之间固有联系（叶浩生，1998）。在格式塔心理学家们看来，顿悟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加工过程，不同于常规的、线性信息加工思维。但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没有提供这些机制的可信事实，同样他们也没有说明顿悟到底是什么。新格式塔学派的学者Metcalfe (1987)所做的实验显然支持格式塔的观点，即顿悟问题的解决包含有特殊加工过程。事实上这一研究仍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
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贫困的概念及概述
第十三章贫困问题 概述： 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社会发展至今，贫困问题却日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严峻课题。人类社会渴求摆脱贫困，不断地寻找脱贫的出路，但结果并不如人所愿。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本章从贫困的一般概念类型出发，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和中国反贫困政策进行深入剖析。 世界：（观看世界贫困图片）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也日益恶化，据有关国际组织2005后统计，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有10多亿人缺乏安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天有亿人挨饿。目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其人口的1/3以上，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南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50万妇女死于分娩及有关的并发症，700万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800万儿童死于因饮水和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这些数字之和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由于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5000万儿童智力和体能不健全。此外，有亿学龄儿童失去了入学机会，其中80%是女童。 我国：（观看中国贫困图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国现在面临的贫困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最新消息）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2014-12-15日公布的消息，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1年的最新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25年保持低标准，终于接近世界扶贫标准）的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8249万人；按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美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2亿多。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的方法
谈谈文科研究生的读书、研究和论文写作 陈国新赵晓刚 摘要：对文科研究生应如何读书以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论文选题和写作进行了讨论。认为研究生读书要有读书计划，要坚持史、著、论相结合，要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要与做读书笔记相结合，要与社会调查研究相结合。提出研究生要尽早确定研究方向和选题，要妥善处理研究方向和选题的关系，要认真对待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和写作。 关键词：研究生；读书；研究；坤问；选题 作者简介：陈国新，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赵晓刚，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根据我自己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和长期培养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经验，着重谈谈文科研究生怎样读书，怎样搞科学研究，怎样进行论文选题与写作，供新导师和研究生治学参考。 一、研究生读书的特点和要求 １、研究生读书要有读书计划 研究生的读书首先要有读书计划，而且必须完成这个读书计划。没有读书计划，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基本上就是打烂仗，保证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要立足专业，将来靠专业所学安身立命。这是长期的、大的读书计划。研究生读书计划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专业读书计划。研究生专业培养方案管着研究生三年的读书计划。第二个层次是研究方向读书计划。研究生入学就有专业方向，专业方向对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来讲毕竟太大，还要细化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在第二个学期至迟在第三个学期要尽快在导师指导下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生要在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拟订研究方向的读书计划。这是中期计划。第三个层次是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计划。在初步完成研究方向读书计划，有了创新观点的基础上，将研究方向细化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而确定自己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计划。导师怎样指导研究生？首先就是指导研究生制定这三个层次的读书计划。 ２、研究生读书要史、著、论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书目的选择，计划的拟定，必须史、著、论相结合。所谓 "史"就是每个专业、每个研究方向甚至每个选题的学说史。研究生研究、做学问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站在前人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向历史学习。每个专业必须搞通本专业学术史。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地产物。”没有史做基础，论文跟工作报告差不多，就没有理论深度，缺乏历史感，轻飘飘的。有史的基础，选题、论文才能变得厚实起来。所以读书计划必须先读专业学说史。所谓"著"指的是古今中外关于这个专业、这个研究方向、这个选题的经典著作、文献。经典著作就是可以称为大家、名家的著作、文献。比如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经典著作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经典著作、文献。读经典名著，掌握第一手资料是研究生读书的基本功。研究生与本科生读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本科生以读教材为主，研究生以读原著、文献为主。原著、文献与教材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研究生掌握了原著、文献，就知道教材内容的出处、来龙去脉，即源头所在，这样研究生就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驾御教材，理解和讲授教材，毕业后也就能够去教本科生。经典著作与史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史"比作一个常青的"藤"，那么经典著作就是在"藤"上结的一个又一个的"瓜"。掌握了史来读名著，就好比"顺藤摸瓜"。所谓 "论"就是学术论文。这也体现研究生与本科生学习的不同要求。教材长期稳定，而学术日新月异。研究生怎样掌握学术动态、学术前沿？主要就是通过日新月异的学术论文。研究生要学会看学术论文，坚持看新杂志、新论文，一周10篇左右，养成习惯，这样知识就永远不会过时，就能把握这个专业、研究方向、选题的学科动态和理论前沿。因为论文总是从理论上探讨最新的东西、体现不断发展的东西。有经验的导师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培养方案，所开课程和书目，就包括史、著、论这三个方面。我们学会了这个方法，按照史、著、论相结合去读书、做学问，由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功底就扎实。就可以避免时下有的青年教师拿一本教材就去开新课误人子弟的做法。 ３、研究生读书要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读书计划，都必须完成。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这么多的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样读好、怎样读完？一般要求研究生平均每周要读500页书。这就有个读书方法的问题。关于读书方法，前人已有许多经验。比如，我国著名文学家杜宣先生认为，天下之书，浩如烟海，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目治之书（看看即可）、
贫困测量方法综述
贫困测量方法综述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何平 摘要：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对于贫困问题的讨论也比较热烈，本文主要从贫困的内涵介入，阐述了贫困测量的不同方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贫困测量方法 Abstract: Poverty problem i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worl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imarily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of poverty, then expatiates different approaches about poverty measurement, also compares and evaluates these approaches. Keywords: poverty measurement approach 一、对贫困的理解。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物质层面和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的，把贫困看成是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状态。早在1901年，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就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里提出的是基本生存要求实际上就为以后确定贫困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涉及到的是绝对贫困的概念。 社会学家则把贫困认为是个人能力（如受教育的程度和健康水平等）缺乏而难以维持人类基本福利水平的一个表现。这其中，一部分社会学家及人口学家把社会、行为和政治因素作为评价福利水平的基础。也就是说，人们不正当的行为，相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人认为，贫困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仅仅需要从物质层面上给予准确的界定，而且还要从人的能力和社会因素方面给予概括。贫困的内涵应该从经济福利（economical well-being）、能力（capability）和社会排他性（social exclusion）这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贫困在经济福利水平上的表现就是贫困人口难以维持包括在经济上、心理上、社会政治方面最低的生存标准。
我国贫困问题和治理对策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企业招聘问题研究综述[文献综述]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文献综述 题目企业招聘问题研究综述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一、前言部分 人员招聘，即企业为了发展的需要，根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工作分析的要求，寻找、吸引那些有能力，有兴趣到企业任职，并从中选出适宜人员予以录用的过程。广义的人员招聘是指企业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安置空缺的岗位，向企业内外吸收、挑选、安置人力资源的全过程。狭义的人员招聘则是指企业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安置空缺的岗位，向企业内外发布有效信息，集合应聘者的全过程，不包括选拔与安置的过程。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做到“人岗匹配”是所追求的目标，而人岗匹配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能招聘到合适的员工。招聘工作是人力资源系统的基础环节，一个合理、科学的招聘制度对企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好的招聘系统可以确保员工素质的优良，它影响着企业的人员流动，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费用。一次成功的招聘活动就是企业的一次成功的公关活动，是对企业形象的绝好宣传。 由于我国人力资源起步较晚，各个方面的工作还不是很完善，所以在招聘这一块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许多中、小企业没有专门的招聘人员，即使大企业的招聘人员很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招聘培训。从而使招聘工作一直达不到专业化的效果。 本文将从招聘的招聘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招聘的有效性等方面来进行研究。 二、主题部分 国内外人力资源工作的起步时间相差很大，导致了国内外学者对招聘这个问题的研究有所差异。这部分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来描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招聘的看法。 （一）国内学者有关招聘的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主要从招聘的模型，招聘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提高招聘的有效性，招聘的发展等方面来对招聘进行研究的。 1.招聘模型的研究 有关招聘的模型，张少卿等学者主要从胜任力模型，大五模型等方面来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王芳敏经济学院2009级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引言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属于生存型、数量型消费低水平小康，还未进入到发展型、质量型消费的阶段；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中国1339724852人口中农村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国际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显的尤为重要，而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是对症下药、帮助提高农村扶贫效果的重要前提。 一、郸城县发展现状 （一）郸城县背景简介 郸城县位于河南省东部，茨河上游，北依鹿邑县，西连淮阳县，南接沈丘县，东南和东部与安徽省界首市、太和县，亳州市为邻。县境总面积1471平方公里，辖8镇11乡3个办事处和1个工业区，共518个行政村，总人口131万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耕地面积1637235亩。 县境属黄淮平原，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地势平坦，土质粘重，降水丰富，适宜多种农作物及林木生长。 郸城县既非名胜古迹、又非伟人故乡，经济发展仅靠田地耕种、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人均GDP在同级县中排名较为落后。近年来，郸城县为发展经济，大力开发以亚洲最大的金丹乳酸厂为代表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企业，导致郸城县生态环境恶化，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幅下降。郸城县外来开发商较多，但大都为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政府的庇护下由租用到强制购买农民土地，得到利润后又
大都撤资，是名副其实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并未为郸城县的经济发展做出多少真正的贡献。 （二）郸城县农村贫困状况及特征总结 郸城县各乡镇贫富程度各异，村庄中的富裕人和贫困人并存。富裕农民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越来越富裕，而贫困人口则进入了恶性循环，越来越贫困。从中国宏观形势来看，1987年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2002年已经是0.37，在25年的经济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3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郸城县的农村贫困也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趋势： 1.收入水平低、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郸城县农村居民人均耕地水平较少，加之近年来郸城县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对耕地保护不当，农民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农民可耕种土地大量减少。造成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不到保障。受传统思想影响，每户居民家中大都有2~4个孩子，甚至更多！即使外出务工也很难维持家用，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收支倒挂导致贫困居民的生活处境越来越困难，恩尔格系数大，食物消费量少质差、营养供给不足，消费结构明显不合理。 2.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生活质量不高 与经济水平落后成为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往往又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想通过多生育子女作为生产活动及养老的保障，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境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占有教育资源多，农村占有资源少，资源分配不公平影响教育不平等，从而导致收入的不平等。村镇教育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适龄儿童失学和辍学率较高，且农民的素质、劳动技能低下导致难以获得有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农村卫生资源薄弱，新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困难，医生职业道德素质下降，巨额医疗费用使很多家庭陷入贫困，目前疾病已经成为郸城县农村贫困产生的第二位重要原因。 3.贫困家庭应付意外（如疾病、经济冲击、自然灾害、伤害）的能力低，因而更容易反复陷入贫困，不能自拔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2005年4月3日称：2003年脱贫人口有1460万，返贫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罗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低于社会常规生活水准。由以上几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学术上基本与国际的多元贫困观相同,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意义上的意含,但是在实践领域加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主要使用的是绝对的、核心的、客观的贫困概念。 (二)新贫困的概念 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而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倾向于把因城市化、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尹志刚认为源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刘家强等在此基础上将新贫困人口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差,因而缺少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支持摆脱困境的群体。显而易见,我国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是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从国内学者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既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与我国社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