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本文摘自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一、前言
1948年一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生长在大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叫“三座大山”，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日本和苏联侵略打击国民党说”,“美国责任说”等等，能说到的都说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中心内容是20世纪40
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有的还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又让我想起这些问题，再翻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思前想后，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作者曾写过著名的《雪白雪红》，上本书写的是“四野”在东北，新书则是全景写“四野”南下的过程，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二、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后者只有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
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至于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更没想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抗战胜利，中国进人“五强”,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在东北，因长期遭受日本统治，老百姓的“正统观”更为强烈。张正隆的书中引述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揭.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在辽宁海城起义，一份调查材料显示，由于受“正统”观念影响，在该师一个有139名士兵的连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人”。
至于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然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的问题。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
1945年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不满，甚至是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也不完全了解或支持中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程。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倾思想逐渐传播，牟宗三担优时局将有巨变，经常与左倾学生争论，甚至担心未来会落于王船山、朱舜水之处境，而唐君毅则认为不至于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中间派为数更多。1943年4月4日，蒋介石前往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而已。
两年后的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会见两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受到热烈欢迎，这可能是他在大陆时代最后一次得到青年的欢呼。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秋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学生又拥挤而上，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法”，她的书中还例举了当时的调查资料：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学生中，也就只有3.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
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是有批评也有期待，中间派知识分子占多数。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同情国民党的，至于其他知识分子，更多抱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宜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完全不占优势，但是，中共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日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10万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没有负担，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民党军队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于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人北朝鲜避难。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
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一1946年的骄傲是虚火上升。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军打日本侵略军常有重大战果，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军队打中共军队就节节失败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内外
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三、1947年后，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造成不可挽回的军事失败，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持续的战争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1947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而在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截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等事件。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概叹“经济窘迫，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资料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阅之落泪，1945年后，蒋果然之。
蒋介石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有意愿，即便是半心半意，这也给中共提供了机会。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
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毛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文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胡秋原说，“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提及一石米价已达4000万元(l948年8月14日)。8月15日，王云五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始情况不错，胡秋原说：“一时全国人民热忱反应，甚至乡下的老太婆也将所藏金耳环送到银行换取金圆券”，他认为，“这表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谓“国家还有可恃的人心”。蒋介石日记也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而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
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蒋介石认为，应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的优势。
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趋于麻木”。刘述先回忆道：那时的知识分子流行看《观察》杂志，舆论普遍僧恶国民党贪污腐败，他那时虽是中学生，也感知国民党的江山将不保。
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当局对一些军、公、教人员还实行实物配给。张正隆的书上引用当年解放军干部的口述资料写道，解放军打下天津，某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
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宜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
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精神几乎崩溃。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5.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分细腻。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1949年6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
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介石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傍惶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他在日记中还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豪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城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内战初，蒋介石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介石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 ,“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他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
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机动的重要，但是蒋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蒋介石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幸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间题上有不同意见，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陈诚语)，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解放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
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钩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人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祟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
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1949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
几年来，蒋介石主持了许多会议，诸如六省剿共检讨会议，也多次组合军事指挥机关，把绥靖公署改成绥靖区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先从速战速决，到全面戡乱，再到分区防御，又到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全都无济于事。
四、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
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这就是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经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红军的保护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
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
抗战军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共产党确实比较亲密和友善，“中统”原来是全部对付中共的，但在抗战后，“中统”将对共产党的工作压缩为一科，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原来专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转向”人员，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余飞、王云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许其离开各奔前程。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张浩《党的建设》小册子的刺激，以及由敌后八路军的发展、扩张而带来的两党关系的摩擦。但是国民党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苏联、英美和国内社会舆论的相当的牵制。
于是，1938一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人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一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的耍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作，总之兰教九流，全面撤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为党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中共西安情报处庞智(王超北)系统下的中统陕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转变人员”，李1926年参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后加入“中统”，从1941年开始就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功月后才作为特例，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党，并由康生代表中央，当着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争取李茂堂为党工作，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有资格出席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极机密的、出席者均须化名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李茂堂将每次的会议记录“都按期交给西情处”,“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了许多敌人的重要军事情报”。
为什么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发展中共情报人员很不顺利，但在1938年后，有许多人不为名利，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国统区有许多人敬慕八路军；
2.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钦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显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迫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
5，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左翼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6.地方实力派害怕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兼并自己，他们要联共以制蒋。
而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显的，中共在抗战后高举的民主和民生这两面旗帜，让中共站在了制高点，吸引了不少人。
从技术层面而言，国民党也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国民党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里非常“中国化”的党，微信：历史尘封档案。早年号称学苏俄，但始终学不会，国民党的“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施政、办事十分“人情化”，蒋给其部下，也是其黄埔的学生的电报，多称对方为“弟”就是一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垮，军队虽有政工部门，但形同虚设，发挥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或带兵，他的同乡，同学、七叔八侄皆可引人军中。如此情况下，国民党的情报和机要部门就如大门洞开，中共地下人员渗人极为便利。
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
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粤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夹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庸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杨尚昆所言极是，事实也正是如此，甚至蒋介石的身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1938年就潜伏在蒋的身边，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脱身。
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
刘为章即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郭汝瑰身居国防部三厅厅长的要职，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重用，抗战后期就萌生归队意识(郭原为大革命时期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脱党)，曾几次秘密和中共情报工作首脑之一的董必武见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为党提供机密情报，作为党对其的考验。郭汝瑰在淮海战役刚打响的关键时刻，以九份绝密情报带出交给联系人，希望尽速交给解放军，因交接情报的渠道不畅，联系人被抓，情报被毁，郭汝瑰未及暴露。郭汝瑰后在宜宾率七十四军起义，即向李大章提出人党要求，李回答：阶级队伍，谈何容易。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虽名气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郭汝瑰写信给董必武要求人党，董回信要他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1957年郭汝瑰还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直到1980年，历经35年的考验，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现在有资料显示，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抗战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触，在1947年卫立煌从法国回国之际，也曾和中共沟通，表示“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1948
年1月，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还急电巴黎，将其老友汪德昭召回国内，让汪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
1948年3月后，东北战事已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人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
在国民党军队中位居要职，却为共产党做事的，还有一位是韩炼成。他于1942年加入中共情报系统，1947年2月莱芜战役时，在中共联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华东野战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部。韩炼成本拟率四十六师战场起义，由于他的僚属多系白崇禧的亲信，条件还不成熟。中共联络人员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劝告韩炼成突围时，秘密离开部队，退出战场，使所部自溃。这个建议被韩炼成接受了。果然在华东野战部队发起总攻后，韩炼成离队使其率领的四十六师失去指挥，造成七十四军长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万余人被歼灭，韩浚等21名将级军官被俘。事后韩炼成又谢辞陈毅的挽留，表示愿回南京继续为中共工作，陈毅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与韩炼成串联，编好说辞，让他假装败仗后只身逃脱。为保障韩炼成的安全，陈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军营级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释放。韩炼成由共方情报人员陪同并在其身边掩护，利用曾在中原大战时救蒋介石一命的特殊关系，再度潜回南京到蒋介石的身边工作，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甚至飞赴各个战场，韩炼成常在随行之列。送蒋介石看的战报要经韩炼成之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将刺探到大量情报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党接头人员，并利用其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有意误导国民党的剿共战争。
蒋介石用人有强烈的主观性，他对一些和自己有渊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蒋介石的这个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的身边。这些人虽有国民党情洽人员的多次举报，蒋介石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例如：在韩炼成被解放军派回南京后，莱芜战役被俘的国军整编第四十六师一个受伤团长也逃回南京治伤，对韩有所怀疑;华东野战军有个干部叛变，都谈到韩炼成在莱芜战役中的反常表现，从而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高层注意。中统局长叶秀峰也对韩炼成旁敲侧击，甚至杜聿明向蒋介石密报，说韩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蒋介石都未听进去，只是在1948年4月改派韩任甘肃省保安司令。1948年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炼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调韩炼成回南京，准备向他下手。韩炼成在友人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掩护下，利用国民党上层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于1949年1月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毛泽东对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
正是因为有了韩炼成、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人共军包围圈.蒋介石焉能不败？
五、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厦将倾，蒋介石就是尽人事却无力“补天”了
1948年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虽还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但是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中共胜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我国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介石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责美国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l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苏俄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美必后侮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蒋介石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z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3月7日，又大骂李、白：“革命纪律与党德全为李宗仁等扫地殆尽，白逆之罪恶更大”。到该年底，蒋介石设局以阁揆之位诱白祟禧去台，还派人携其信函及金砖去海口慰问白崇禧及部下，白崇禧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李被蒋的假象菠骗，白崇潜遂在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台湾，从此没离开台岛一步，以后在台的十多年一直受到保密局特务的监控。
蒋介石下野后隐息于奉化，遥控各地，最关键的事，还是细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陈诚为台省最高负责人，统领三军，俾使白己和“党国”保有一后方基地。蒋对空军，更是亲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见空军司令王叔铭，更指令陈诚，对撤退来台的空军及其眷属，应特别协助安置，如有必要，经费可先津贴，准予报销。此举极为重要，当“两航”宣布在香港起义后，国民党能用上的就是军机，若没有军机往返台北和大陆，不知有多少国民党军政大员要落人解放军之手。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5月23日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已没兵可打了，中共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将失信心，兵无斗志”，兵败如山倒。毛泽东最清楚，把国民党军队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泽东原以为用五年时间打败国民党，是从1946年7月算起，但到1948年11月，毛泽东看到新形势了，就改说：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但到了国民党那里，毛泽东的“五年说”在国民党内部盛传就成为中共预定以五年时间夺取全国，他们以这句话做救生圈，侥幸以为还有两三年时间，让国民党“从容做好充分准备”，但实际上，“大家对军事都缺乏信心，各人做各人的打算”。
解放军渡江后，“四野”南下，直扑华中、华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两个主力军团：
1.白崇禧还有5个军团，约25万人，占据着湖北和广西;
2.胡宗南集团，占据川、陕、康等地，下辖3个兵团，共12个军，总兵力40万。
白崇禧部号称善战，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林彪以“四野”90多万对付白祟禧部。毛泽东说;“白匪本钱小，极机灵”。毛在1949年9月9尽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白崇禧有实力，毛泽东看重他，对其尽量争取，毛泽东对白祟禧派去特使，也是前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长期在桂系和共产党之间协调沟通的刘仲容说，白建生很喜欢带军队，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我
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让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毛泽东甚至说，我们过江后……只要白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至于湖南的程潜，有号召力却无实力，毛泽东给林彪等的电报中说，“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熟读史书的毛泽东顺手拈来一个古代官职，用于对他当年从军时的老长官搞统战，但在对部下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程潜、陈明仁“就范”。毛泽东两手并用，很快实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从背后给了白崇禧沉重一击。
毛泽东指示用大迂回，包抄白祟禧的后方广西的战略战术来消灭白部。1949年9月，“四野”在衡宝战役中消灭白部精锐第七、四十八军的4个师，约4 . 7万多人，极大挫败白崇禧部的锐气，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贵的道路。随后，“四野”寻机在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残军逃往海南岛，两万多家属在钦州被解放军截住，而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逃难到那儿的一千多家属被当地村民剥去衣物，裸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片哭嚎声。白祟禧和蒋介石虽然矛盾甚深，最后还是归去台湾，白祟禧没有相信毛泽东所说的，“三年不进广西”的口头承诺。
胡宗南部则由“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解决。毛泽东鉴于胡宗南重点防守秦岭，下令以大迂回，从贵州、川东南人川，以断其南逃之路。1949年11月，胡宗南已开始南撤，进入川北。蒋介石一向偏爱胡宗南，在1948一1949年，曾亲笔写信给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请王为他本人帮忙，把胡宗南部的缺额补齐，王陵基无奈，只得将其好不容易强征的、准备留给自己保命的保安团共8万人送给胡宗南。蒋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介石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从解放军渡江后的1949年4一12月，蒋介石奔波各地，部署军防，举大要者，有东南防卫计划，广州保卫战，还有西南保卫战，说起来轰轰烈烈，其实也就是尽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陈诚拟“我军今后作战计划”，提出国军以持久战为目的，将确保广州和重庆两大陪都，沿浙赣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区准备第二抵抗地带，但此时国民党军已是“兵败如山倒”，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
蒋介石还向白祟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的计划：调胡宗南从陕西后撤人川北，以宋希濂部护卫川东，调华中的黄杰增援贵州，使川黔与两广联系起来，再使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肩顾湘南和粤北，调驻海南的刘安棋兵团的两个师到广州驻防。蒋介石的这个方案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1949年6月，阎锡山内阁成立前，专程赴台向蒋介石请教，蒋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在解放军大举进攻之际，蒋介石说不出来什么具体对策，却空谈发展，述孔迂阔，完全不切实际。
进人10月，大陆河山已大半易手，10月12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11月14日，蒋介石亲临重庆坐镇指挥，蒋口称保卫大西南，却让阎锡山内阁财政部长徐堪从台北直飞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银行的仅有的周转资金80万银元。此时蒋介石已众叛亲离，手下都做叛蒋起义的准备，蒋介石心中全知。11月28日解放军逼近重庆郊区，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巡视重庆市区，当天日记记载：沿途车辆梗塞，宪警已无法维持秩序，一般民众更焦急仿徨，令人不忍卒睹。同日，解放军攻抵南温泉，蒋不得已决赴机场宿营，“此时山洞林园前，
汽车拥挤，路不通行，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蒋介石抵机场后，即登“中美号”上夜宿。第二天一早，“中美号”专机自白市驿机场起飞时，与解放军相距仅20里。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之前，10万银元因送不上飞机而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送给了解放军。连陈立夫、谷正纲等一批部长，也抢不上飞机，而是坐卡车逃到成都的，差一点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1949年12月l一10日，是蒋介石一生在大陆的最后10天。王陵基每天见蒋介石几次，蒋总是讳莫如深，听不出他一点口气，他身边的亲信也闭口不谈，王陵基只是每天见着蒋介石对着军事地图发呆。
蒋介石在成都，指令他的专机成员不准下机，随时准备逃跑，新近披露的蒋介石的日记提到，文武官员要他尽早离蓉去台，而蒋之所以多留在成都四五天，乃是“为了掩护胡宗南部队的集中”，但因卢汉、邓锡侯和刘文辉起义，微信：历史尘封档案。他对胡宗南的掩护作用已失，他才飞返回台。12月10日下午2点，蒋介石自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往台北。从此没再踏上故土一步，也是应了那句著名的诗词：“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限江山!”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含泪挥毫写下这句诗后，搭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大/陆/中/国，从此没再踏上故土一步。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
蒋介石虽然心情悲痛，可是他有飞机，说走就飞走，其他高官都在为一个机位而发狂，“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的工作就是分配飞机座位，200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部长、次长、司长，包围阎锡山大吵大闹，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真无法用笔墨形容”。所幸，阎锡山有“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腕”，最后答应拨五驾次包机，让这些“国大代表”成行，每人还发给黄金一两、银元40做生活费，使他们去台湾后成为“法统”的象征。
在蒋介石离开前一天，“行政院长”阎锡山等一批要员也飞离成都逃往台北。阎锡山在太原解放、解放大军已渡江、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1949年6月，出任行政院长，后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和成都。12月9日，阎内阁的“财长”关吉玉和“次长”陈良通知王陵基去领几万两黄金，王不想去，因为他觉得此时黄金也没啥用了。这笔钱，原是在阎锡山和顾祝同的要求下，陈诚每月从台北拨5万两黄金做西南国民党军队的经费和其他开支，首批10万两于11月23日运到成都，改铸小条。到11月底重庆易手后，台北方面就不给了，由于阎锡山和顾祝同力争，蒋介石也同意，陈诚才如数又拨来，阎锡山交给王陵基4万两，留在成都制币厂化整为零进行改铸，因为还没改铸好，想运回台湾又没有飞机，就留给王陵基。就在12月9日，陈立夫、朱家骅与阎锡山搭同一班机离成都逃台时，在川与鄂交界处，遇到气流，飞机两翼结成厚冰，往下堕落七百尺，不能前飞，只能回返成都，机师将情况宜布，陈立夫望见机下灯火一片，还以为要降落在已解放的汉口，掏出手枪，准备一落地就自杀，当发现还是飞回了成都，才放下心来。后来方知，阎锡山在机上载金条几十箱，使飞机超重才险些出事。第二天再起飞，阎锡山宁可减少卫士数人，也坚持要把金条全带上。
1949年12月6日，“二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而后合围敌于成都地区，以军事进攻和分化、劝降两手，争取胡宗南部大部分起义、投诚。1949年12月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因西昌气候不好改飞海南岛，在榆林港机场降落。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后，没有立即飞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龙无首，更加混乱。此时解放军大军
压境，加之成功策反，使国民党军大批倒戈，正所谓“一片降蟠出石头”，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个兵团，共20多万全部战场起义，至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
胡宗南部不战而降使蒋介石大受刺激，在12月5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把一切责任推给胡宗南：“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绝望矣”。12月28日，胡宗南派罗列飞台湾面见蒋介石，报告其离蓉赴琼的经过，蒋并亲笔手书指示胡宗南：“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全在吾弟一人之身”，命胡宗南速飞西昌，“单刀前往，坐镇其间”。胡宗南于30日飞回西昌，其时他的部队尚未到达，只有此前从汉中空运至此的700余人，到了1950年1月中旬，才有l万胡宗南的残部集中到西昌。1950年l月2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飞西昌传达死守命令，要胡宗南“死中求生”，并转告胡：“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从1950年2月8日起到3月23日，台北向西昌空运弹药七次，共40架次。只是国民党大势已去，1950年3月中旬，解放军完全包围西昌，国民党军只剩下l万多人。
要不要派飞机救出已陷人绝境的国民党高级指挥官，蒋介石是有考量的，12月16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走了顾祝同，但是王陵基和台北通上无线电电话后，请求派飞机来接他，却没有得到回音，王陵基只得和胡宗南的部下第五兵团的李文会合一起往西边逃，但在新津、大邑一带的李文部已被解放军包围。本来在12月9日，王陵基还是有机会随杨森、孙震同机逃台的，以后顾祝同也叫他同机走，但他不敢不听蒋叫他和胡会合的命令，谢绝登机，没想到和胡宗南已失去联系，王陵基最后被解放军活捉。
蒋介石本来对胡宗南极为恼怒，一度想丢下他，要他与残军共存亡。直到3月26日，蒋介石才默许派出两架飞机前往西昌。次日胡宗南和贺国光飞海南岛返台湾，而贺国光言，胡宗南有自备专机，另台湾飞来一机，1950年3月26日晚，在西昌当地土司的掩护下，当解放军逼近时，适遇地方土司截击，将其阻于河对岸数小时之久，彼等始得起飞，否则实无法脱逃。胡宗南、贺国光下台，留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罗列指挥余部。3月30日至4月1日，西昌残军全部覆没，罗列化装继续流窜大陆4个月，才辗转逃回台湾，后获蒋介石重用。
陈立夫晚年曾议论，他说，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备最好的美式装备，结果竟没打什么仗，就败退下来，真不为人谅解。一直跟随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也说，胡宗南过早离蓉，使其几十万部队不战而降，使他“感到愤慨”。
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主力军队全部被消灭，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土地。
六、面对大失败，蒋介石强忍支撑
国民党统治的覆亡，使蒋介石痛苦万端，他实际上几次想寻死。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飞澎湖，见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难忍，在日记上写道几乎想“循迹绝世了此一生”，他又在1949年6月13日的日记写道：“念大势忧心如焚，几乎不知人生有何意义矣，抑郁闷损莫可言状，1949年10月10日下午，蒋介石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均面黄骨瘦，不见一强健之人，病兵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蒋介石极为痛苦，“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这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年12月2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但是蒋介石的意志力和自我调节的本领也是罕见的，他居然还能在土崩瓦解之际随时体会环境之美，1949年5月25日，蒋介石自澎湖马公飞高雄。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清，当天日记记载：“到冈山下机……直上高雄要塞之寿山官邸，背山面海，坐北向南，林木葱笼，神悦心怡，不胜自得之至。”同年12月10日，蒋介石最后辞别大陆，从成都飞往台湾，虽然心惰沉重，以致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但当天的日记记载：“十八时半抵台北，与辞修(陈诚——作者注)同车到草卢寓(今阳明山招待所——作者注)。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1949年12月底，蒋介石偕家人到日月潭，他心有所感地在日记写道：“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
现在知道，使蒋介石在大难当头坚持下来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日记显示，宗教信仰，是支持蒋介石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支柱。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他即在日记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愈者必皆成功也。”1947年5月，长春之战进人关键时刻，蒋介石在每日的早祷和晚祷之外，“午未之间与子丑之间又各增加祷告一次”。日记中记载：“自觉对天父、对基督皆专诚无贰，故时势虽艰危万分，而心神安定如常。”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优惧，夜间安眠胜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1949年l月1日，就在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已准备再度下野的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脸，过遇无数的凶险，叶于上帝和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汤之盘铭曰：“苟日断，日日新，又日新。”令日又是一年之始!我之德性心灵，果有进步否?去年一年之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保佑，德以平安渡过，自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愧为基督的信徒自誉。
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而言，微信：历史尘封档案。1949年堪称是“存亡绝续之交”，是其在大陆的统治总崩溃的一年，蒋介石以宗教为支撑，也以宗教为安慰。面对大失败，1949年12月底，蒋介石竟然还有心情游日月潭，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能在台湾有一块安身之地“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
同日，在国内外时局感言中，蒋介石写道：本年忧患重重，于内奸外敌包围之下，而竞能出死入生，坚韧不撼者，实由于上仓之眷佑，乃得抗拒魔力，脱离此无比之艰险，而《荒漠甘泉》一书，对余亦大有助益，因此信心益为坚定，毫不为之动摇也。
有资料透露，在当年“党国”前途命悬一线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也似有似无地预留了退路，他的机要秘书周宏涛曾让驻日使团团长朱世明在日本安排一下，后朱世明回复，在箱根找了一处前亲王的故宅，蒋介石没回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林彪在武汉，彭德怀在西安，他们都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很快战争结束，开国将帅都面临一个适应新环境的任务，林彪先在广州后在北京休养，刘伯承主动辞去在重庆担任的西南党政军第二把手的职务，来到南京担
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在这之后，“刘伯承看电视从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上出现战争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他说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农民的子弟，他实在不忍看。刘伯承宅心仁厚，堪称“儒帅”，也应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战。
以枪杆子夺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1946年3月23日，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4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党内若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1949年7 — 8月，“四野”南下两湖两广，东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热暑，仅十五兵团在9天中就热死25人。
“四野”在7月，仅病亡就有652人。几年战争，特别是三大会战，双方死伤都重，无数士兵的牺牲，成就了革命胜利的基石。
很快蒋介石就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计九点，其中之一乃是“军队投机、投降”,“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共产党马上得天下，继而马上治天下，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一页
七、结论
蒋介石是一个有高度争议的政治人物，日记显示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本文不去综论他一生的成败，而是集中谈了他在内战后期军事上的失败，在那个年代，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特别是他亲掌国军“戡乱”行动，就像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和统帅，亲掌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一样，他们两人的见识、气局、才能对国共的兴衰胜败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否认，蒋介石的个性有许多缺点，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缺点，例如：在需要做决断时，有时优柔寡断，但是他确实又具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素养——有强烈的使命感，个性执着，在许多时候，也颇有战略眼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预测和判断都是准确的。蒋介石也有着很强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甚至也懂辩证法。1944年5月，华中对日作战战场情况紧急，他在日记中写道：
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生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世，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无难事，凡事有效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之恶果，在昔日反认为是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者耳，何自苦乃尔。
他就是这样，把矛盾论和修身结合了起来。
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和古之圣贤钦慕者，关公是他心中的榜样，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叹一生不能如关公之大雅，但此心此志无不以关公之志节自勉。”尽管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地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对他的学生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他教导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学员，要有“数”的观念，注重时间和空间。蒋介石甚至不厌其烦地叮嘱他的学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仪容、态度、精神和气概”，然而，他的军队——有文化、有仪容的军官率领的国民党军最终却战胜不了由文盲和半文盲组成的解放军。
1949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63岁生日，他在蒋经国陪同下来到台湾宜南县小憩，亲作《六三自箴》云：
虚度六三，受耻遭败，勿恼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他在该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从上述日记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对白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自我激励，自我打气，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应该说，他心目中的“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执着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陆江山易手，蒋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岛。
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驱赶到台湾岛的，微信：历史尘封档案。他们是真正的局中之人，而蒋介石与毛泽东都认为.决定胜败的最终原因是军事，当然，他们也都提及军事背后的政治等因素。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蒋介石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却尽量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错误，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第四十五师拉夫抢劫，应解散彻办。然而在大陆时代，却未见他对此类问题的严令制止。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有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如果把蒋介石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着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蒋介石是从帝制时代向宪政民主时代过渡的人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随他一生的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多少都和这种经历有关。蒋介石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蒋介石一生尊奉曾国落，走的也是“理学经世”(理学行动派)的路线。在中年之前，蒋介石暴戾之气很重，他发动了“41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以后又杀邓演达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产党，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渐成为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大无畏的唯物论者”。从中年起，蒋介石开始自我道德修炼，反复阅读《中庸》，以后甚至还自撰有“五箴”(曰养天自乐;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强;日希天自复)，以儒家信条自律自奉。抗战后，蒋介石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大的制约，许多事，如消灭共产党，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军力在八年抗战中已发展壮大成势，解放军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时代和万里长征时代的弱势，尤其在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转弱为强，吃掉了对手。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 , “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
国民党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
国民党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 贾士钊杨梦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4级本科生） 摘要：国民党是我国先进的资产阶级政党，对中国的政治做出过巨大贡献，最终于1949年失利而撤守台湾，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最初的一强一弱、一大一小，经过几十年的纷争，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却又在历史规律之中。国民党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都是海内外政界和史家争论的焦点，形成了人心向背说、经济崩溃说等多种学说和主张，但大多着眼于40年代中后期，研究其直接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国民党的失败并不是仅由几次偶然的决策失误或战争失利而导致的，而是从一开始执政就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隐患。美国学者Lloyd E. Eastman试图阐述“（国民党）为什么一开始就显示出其脆弱和不稳定性，不能实现有效的政治统治，并最终走上了崩溃。”1本文也着重探讨国民党失败的深层原因，总结历史教训，以求对今天能有所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失败原因；南京国民政府 一．国民党革命精神的骤然而逝 国民党在30年代时，中央机构已经显出臃肿的态势，官位被越来越多保守的官僚抓住不放，而这些官僚在她们的岗位上则过着安顿舒适的生活，却绝少关心自己的公共责任、自己的祖国，更不用说统治下的普通百姓了。 然而，国民党从开始绝不缺乏真心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党员和有志青年，例如有参加革命放弃了清政府许诺的高官厚禄的蔡元培，或共同在革命流亡中战斗和生活的汪精卫和胡汉民。但在初期阶段，领导人关心党的规模甚于党的质量，于是在国民党宽松的入党条件下，党员中出现了大量的对党的信念和哲学不了解的新成员，使得基层组织极其涣散2，其中包括许多把入党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的贪官和奸绅，组织的扩张让领袖们越来越难以控制新党员的成分，党的腐化也由此而产生。而这些就是官员的提拔对于那些有理想的党员来说，是令人失望的。 清党运动是国民党的一件大事，又称之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3，为了清除国民党内的“不纯洁”的成分，清洗期间到底有多少人遭到屠杀是不得而知的。“具体的估计由数万到十万多不等，然而不管具体数字是什么，国民党的革命已经沾满了鲜血，而共产主义运动依 1Eastman L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陈明明:《论南京国民政府腐败的政治根源》。《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3 邹沛; 刘真. 中国工人运动史话.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 [17 January 2013].
辛亥革命的意义-失败的原因和启示
辛亥革命的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使民主共和的念头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 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可以从两种角度去认识：一种是从主客观方面去认识，一种是从具体原因方面去认识。从主客观来看，一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一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从具体原因方面来看，可从纲领、农民、政党、军队等四个因素去分析： 第一，资产阶级革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资产阶级革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第三，资产阶级革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
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第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爆发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第二，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 第三，中国革命不能依靠少数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革命才会胜利。 第四，推翻任何制度或者都要先充份准备，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读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读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1） 吴语/文 高华教授是一位体制内的“独立型”历史学者，其代表作自然是“红太阳”一书。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共政治历史，是中共领袖毛泽东。高华教授在军事历史方面的论著不多。近日读高华教授的论文集《革命时代》，其中一篇是《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对于“国民党因何在大陆失败”（或者说“共产党因何取得大陆政权”）这个“大题目”，主研中共政治的高华教授却不认同“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的所谓“失去民心说”、“人 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乃至台湾方面所持的“美国责任说”、“日、俄打 击国民党说”等等。 高教授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 高华教授在《前言》中提及对他影响至深的三本书。他说：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以及著名的《雪白雪红》）。高认为：“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 “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 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当然，从高文可以看出，作者并非简单地根据上述三本书按图索骥，另参考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军队与战将 作为胜利者，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国民党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
国民党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 高华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
分析国民党治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分析国民党治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1.蒋，胡，汪争权分裂 由于国民党分裂成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等几大政治派系,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权力斗争。他们千方百计谋取权力,又千方百计保持权力,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在孙中山逝世后以元老身份，代理大元帅之位，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研究十分精通，在党内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同时他幻想以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在党内成名较早，曾参加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行动，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和起草人之一，早国民党内地位十分重要，曾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等职，蒋介石异军突起之后，他以军事势力为依托，先后打压汪精卫和胡汉民，使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这三派分别以不同的理念和势力为后盾，在国民政府建立后，互相打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通电下野，之后在幕后指挥嫡系东山再起，最后蒋汪合作，达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局面，联手排挤胡汉民，而胡汉民则为西南地方势力为后盾，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半独立于南京国民政府，直到胡汉民病逝。在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派势力相互排挤争夺权利，使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导致党的分裂，严重的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2.各派系之间的斗争 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首先有其历史的渊源。在国民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来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成分复杂,军阀、官僚、政客充塞其中。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吸收了新的成分,以三民主义为党的思想基础,国民党获得了新生。但即便如此,国民党的组织纲领和纪律约束仍谈不上严密统一,加之1926年北阀开始后国民党半年之内席卷半个中国,使得本来成分已经鱼龙混杂的国民党,经过北阀期间蒋介石的“廉价取胜”,就更为泥沙俱下了。许多地方势力和军事势力未经改造便被整合进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形成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军事上有蒋、冯、阎、桂四系,政治上则有蒋、胡、汪三巨头。经过几年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较量,最终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军事政治格局,但派系
缘何失败——著述所见关于国民党丢失大陆的原因探讨
缘何失败：著述所见关于国民党丢失大陆的探讨 摘要：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 中国大陆政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变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是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威望最高的时期，但就在国民党蒋介石“如日中天”、威望最高的时候，三年多不到四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就败退到台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这是历史学家也是广大读者、听众们愿意思考、研究的一个问题。 国民党丢掉大陆的速度很快，就三、四年的光景。其原因很多，许多学者从多方面、多角度给予了分析。本文仅就目力所及将之汇集比对，考察各位学者分析的侧重点，以求从中得到些许启示。 关键词：国民党，失败，原因 一、传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解释框架 长期以来，大陆方面受中共作为胜利方的影响，对国民党失败的分析主要是按照“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框架进行诠释。从政治上的腐败、反动；经济上的贪污、崩溃；军事上的士气低落、民心上的人心向背等方面来论述。这方面著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丁永隆、孫宅巍合著的《南京政府的覆亡》一书①。该书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国民党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底最后撤出大陆的过程。作者认为南京政府的覆亡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它内部的分崩离析和国内的天怒人怨经过了多年的积聚”②。它覆亡的开端，就是从抗战胜利时开始算起的。 作者认为早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及其一手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就使其背离了人民大众的和民族的利益。尤其丧失人心的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势力和国民政府各级党政人员，利用手中的特权，通过种种手段大发“国难财”，使自身迅速地腐化起来。作者引用蒋介石的话证明说：自抗战末期以来，“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自身的腐败和大失人心的反共，不仅没有收敛，而且愈益发展，自此，南京政府逐渐走向覆亡。作者指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对敌伪物资的接收，就给收复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致老百姓失望地说：“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当时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曾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象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④。而蒋介石在经历了一系列惨痛的失败后，也他曾在1948年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说：“……在接收 ①丁永隆、孙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丁永隆、孙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第1页。 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附录》第2册，台北：1984年，第1924页。转引自丁永隆、孙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第2页。 ④邵毓麟：《胜利前后》，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76、87页。转引自丁永隆、孙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第17页。
浅析解放战争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浅析解放战争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最终溃败，南逃至台湾。多少年来，国民党溃败的原因一直让很多人深究，到底国民党败在哪里呢？ 1、在政治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顺应了这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建设一个和平和具有广泛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一政策是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的，得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而国民党却要推行一党专制，实行封建的独裁统治，国民党的这一政策违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受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如：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发出了《剿共手本》，并挑起了内战，破坏了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在政治上国民党实行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2、在法律上，国共两党和各界民主人士通过民主协商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停战协定》和《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竟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和《双十协定》，首先挑起了全国范围的内战，这样国民党就失去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 3、在军事和经济上，国民党先是全面进攻，由于占领的地区过多战线拉的过长，缺少民众的支持，导致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失利；以后改为重点进攻，同样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也是缺少民众的支持，国民党重点进攻以失败而告终。相反的共产党转守为攻，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序幕。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扶持民族工商业，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因此，获得土地的农民积极踊跃参军参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军队撤出了祖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以上所述的是政治原因，但是，以往各种著作中述及解放战争时，大多认为1946年夏拥有430万军队。几百架飞机、几百艘舰艇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我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及个人的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讨的。 我个人认为，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有较为强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国的支持、有
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恢复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当时，国民党拥有美式装备的庞大军队，占据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同共产党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仅仅过了四年时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狼狈地逃出大陆。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就迅速崩溃了呢?海内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把它作为国民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终极问题，1.外来因素的作用 首先是美国的影响。美国政府1941—1949年间对中国共产党的“绥靖政策”。这期间国民党同美国政府的合作“成功部分所获之善果，不足以抵消不成功部分的恶果，因而有中华民国被迫退出中国大陆搬迁台湾的悲剧发生”。 苏联的影响也被认为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胡适就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归结为“斯大林征服世界的大战略”。持这种观点的人攻击最厉害的是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对共产党的扶持和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东北对共产党军队的暗中支持，认为这改变了国共力量的对比，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危害。一些苏联学者也把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视为导致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原因。马歇尔在战后初期为实现东北停战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使国民党无法对共产党继续进攻。1946年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使原来有利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在1947年5月解除武器禁运后，也并没有恢复对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援助，这就使得国民党无法摆脱溃败的命运。而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原因，主要是受美苏关系的制约。与此同时，苏联却对共产党进行了大量军事援助，这是使共产党转败为胜的关键。 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造成国民党后来失败的最重要原因的观点，日本侵略华北，使全中国抗日情绪高涨，酿成西安事变，国民党被迫放弃剿共政策，失去了将长征到陕北后力量弱小的红军一举消灭的机会。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统治中心迁至西南，共产党则在敌后建立了大片根据地，利用抗日的机会大大扩充了实力，构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致命威胁。 2.国民党自身的因素 (1)中央政府对全国控制程度过弱。一些美国学者在面对“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这个问题时，首先反问：“国民党究竟有没有统治过大陆?”田洪茂就明确地指出，抗战前国民党政权所能“稳稳掌握”的仅有江浙两省，另外在皖、赣、湘、鄂、豫、陕、甘等省有部分的控制权，其他各省则只不过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而已。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同意这个看法，认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中，实际统治从未遍及全国，所以它“失去”大陆，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它从没有确实掌握过整个大陆。 (2)在农村中缺乏基础。中国主要的社会力量、经济来源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但国民党政权在农村中却没有什么基础。它既无基层政权基础，也无可靠的经济基础。农民不支持它，一般的地主也很难同它真正合作。由于没有来自农村的支持，这个政权最后难免失败。(3)军事上的失误。，1946—1949年间的内战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在战略上屡次出现失误；他对战争进程的直接干涉使前线指挥系统发挥不了正常的效能；坚守东北消耗了最精锐的30万部队，使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在1948年发生巨大转变，最后使形势对于国民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4)经济上的原因。国民党政权下的“工业化”是微弱的，那是官僚资本的垄断化以及成为美国附庸化的过程，而且也是在中国社会中把工业同农业的联系日益削弱的过程，从而使农村萧条落后。 (5)自身的腐败。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腐败、反动及对三民主义的背叛。易劳逸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他认为导致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行为模式，即“权威依附模式”在国民党那里被承袭下来，这使国民党在掌权后很快蜕变，日趋腐败。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们不能统一；国民党除了个人及派系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派系斗争严重；行政工作无效率；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军队官兵素质差，士
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分析
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分析 简介：刘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军事史研究。著有《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等。 背景：1948年是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之年。毛泽东指挥的解放军在这一年举行了三大战役，彻底消灭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主力。从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当年的失败耿耿于怀。受过西方正规训练、肩章闪耀的国民党将军，怎么会败在土里土气的共军手里呢？我们不能简单归咎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须知在战场上面临生死的时刻，谁也不会掉以轻心，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那么，共产党和解放军必定有致命的谋略，使国民党军无法抗拒。 共产党和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大踏步进退，集中优势兵力不断吃掉国民党军主力。国民党军既然拥有优势的兵力和武器，为什么不能集中力量和解放军进行真正的决战？ 短短几年，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实力转化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军从原来的劣势转变为兵力占多数的优势。解放军是怎么改造和转化国民党俘虏兵为自己作战的？国民党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 国民党军队拥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为什么得不到解放军的情
报和消息，以至盲目应战？共产党为什么能钻进国民党内部，搞情报，制造起义和策反，把国民党军队搅得一塌糊涂，不战自乱？ 国民党是有权力的政府，为什么不能动员民众为其进行战争，而共产党是怎样动员解放区的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从组织和政策上有什么办法和技巧？ 主讲人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故事解释这些疑问。战争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他与蒋介石的斗智斗勇，依然能给人留下许多思考和启示。 演讲：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化大革命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 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本文摘自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一、前言 1948年一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生长在大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叫“三座大山”，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日本和苏联侵略打击国民党说”,“美国责任说”等等，能说到的都说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中心内容是20世纪40 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有的还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又让我想起这些问题，再翻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思前想后，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作者曾写过著名的《雪白雪红》，上本书写的是“四野”在东北，新书则是全景写“四野”南下的过程，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二、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后者只有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
浅析国民党解放战争失败之原因
得民心者得天下 ——国民党解放战争失败之原因及启示1946年6月至1950年5月，国共两大阵营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战线之间进行殊死较量，在中国这块舞台上演绎出一幕波澜壮阔、充满传奇的历史大剧，短短三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在大陆政权土崩瓦解，其原因是什么？他的失败给了现在的我们哪些启迪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让我们警醒的。 一、领导无方指挥失策 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他的军事素质跟毛相比一个地一个天。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蒋的领导无方、指挥失策确是国民党每战必输的主要原因。表现在 （一）错判形势骄傲轻敌。抗战结束，蒋介石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的主张，匆忙发动内战，扬言五个月消灭解放区，八个月到十个月消灭共军。他错误的认为，其一抗战胜利，国民党军队官兵士气高涨。可以一鼓作气，乘胜出击，解决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其二，日寇投降留下大批武器，美国的支持，其三，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其四、1934年第五次围剿逼迫红军向西突围，1946年春，国名党攻占四平，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不仅蒋介石，其实国民党许多将领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他的错误在于只看表面，未见本质，只重有形，忽略无形，他所谓的这些优势在懂辩证法的毛泽东看来，只有一句话，“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 （二）防城守地丧失主动。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这种保城守地、延线据点的战略战术教条死板，造成兵力分散，顾此失彼，成为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背在身上的包袱。而共产党正相反，失地存人，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三）越级指挥错着连连。蒋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但只要他参与的基本上没有不失败的。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但是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比如四平战役，林彪向北撤退，原想一鼓作气达到哈尔彬的杜聿明被蒋介石的突然下了停战命令。把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调到山东战区。多年以后，国民党军将领一提起内战，都慨叹当年没有乘胜追击林彪将其彻底消灭，以致最终是国民党的政权自东北开始倾覆。 （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士兵士气高，原因是有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有保家卫国的目标，内战爆发，他们不知道为了谁去打仗，没有目标。而且许多士兵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所以当逃兵、当俘虏、不会出现向董存瑞那样的战士就很正常了。加之经济崩溃，军官克扣军饷，后勤保障不到位，前线的战士缺衣少吃，到解放区打仗，老百姓坚壁清野，抢也抢不到，这些情况与共产党支部建在连上，进行了诉苦三查新式整军相比，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焉能不败。 （五）谍影重重，防间不力。间谍战在国共内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有用的间谍胜过百万雄兵，很多战争的结局根本就是靠间
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
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 【摘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点。文章试图着力于自己的思考，对国民党败退台湾原因中的政治因素进行再反思。文章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指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这三个原因分别是：一是国民党政权政策方针的反动；一是国民党政权组织中的分裂；一是国民党官僚的严重腐败。 【关键词】：国民党；失败；政治原因 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历来都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众多的专家学者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进行了有力的研究，到今天，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面对这些前辈的心血结晶，我们在尽力吸取其精华的同时，也要着力于自己的思考，用不同的视角来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剖析。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在思考其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政治上的原因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的。在找出其政治失败的原因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其经济上和军事上失败的原因，从而能够在整体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把握。所以，这篇文章主要是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我自己的思考，来论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政治原因。 一、国民党政权政策方针的反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在经过长达八年的抗战之后，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而作为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言，其威望也达到了顶点。此时国民党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战乱刚刚结束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局面。人民久经战火，人心思定，国家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政治分裂的边缘状态，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内战的爆发势必影响战后的重建，这是当时的人民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民主潮流风起云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信心。政治的民主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亦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呼声，民盟在其报告中指出：”这种国际环境，这种世界潮流，同时亦就确定了中国的前途。明白些说，今后的中国，非成立一个民主国家不可。因为非民主的国家，在今日的世界上，已没有存在的机会。”[1]所以，国民党政府应当承担起建设民主国家的领导重任。恰恰相反，国民党在战后的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重新确立它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继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2]这就使得和平重建国家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此后中国国民党在其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并没有推动民主建设的发展，应该说，这是国民党政权政治上最大的失败。 当国家前途处于重新选择，占有主要权力资源的政治集团在实力上又难分伯仲之际，在社会底层就会形成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浪潮。被战争所动员起来的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在战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干预国事。[3]正因为如此，国内中间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各民主党派空前活跃。1945年8
分析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分析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由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同努力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而破裂，使国民革命遭到了失败。 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在客观上，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干涉和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的突然叛变，他们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在主观上，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不长，立即以全部力量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缺乏理论准备，来不及系统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理论水平和领导经验都不成熟。那种割裂民主革命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的“二次革命论”，在国民革命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尤为突出，使共产党自愿处于“在野”地位，甘当“苦力”，排除在政权和军队的领导之外。理论的弱点和不成熟，必然会导致革命行动的失误，这是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革命的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自愿地放弃了革命领导权，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幻想拉住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对同盟者中反动集团的叛变革命，既缺乏戒备，又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是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指导上，始终存在着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共产党估计过低的倾向，全力帮助和发展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造成国共两党力量的悬殊，在统一战线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一再无原则地迁就退让。国产国际指导的失误，也是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国民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革命，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唤醒了全国人民；锻练了共产党，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给中国人民以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主要是： 第一，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实力，在振兴中华的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国民革命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利于两党自身的发展。合作两利，分裂有害，国共合作的破裂，使中国革命出现重大的挫折。 第二，中国的民主革命，能否实现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国民革命的历史证明，当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当中国共产党由于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革命就遭到严重挫折，以致失败。为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第三，中国民主革命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必须发动广大农民，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四，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一切。共产党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教育了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郑德荣主编：《中国革命史教科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浅析国民党大路统治失败的原因
经济：1、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国民党是典型的独裁统治，但是在抗战八年 当中，由于民族危亡上升到了矛盾的第一位，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的风气得到了 某种遏制，但是一旦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人有种重新掌权的感觉，有种重新得天 下的感觉，于是党内政府内的贪污腐化之风，迅速地蔓延。历史上有个词叫“接收” 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国民党军赶紧派军队去接收那些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国土，另外 一个意思，就是查收全国的敌产，或者叫逆产，第一个“接收”不言而喻，第二个“接 收”这个范围可就大了。最后形成了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吏，政府官员，军队的高 级将领，疯狂掠夺国家资财的行为。国民党迁都前后，它到底成立了多少接收委员 会，在全国我的估计至少三四百以上。从党政部门，行政部门，行业部门，军队部 门，全有自己的接收委员会，到最后已经不可收拾了。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好， 从房子到汽车，到工厂到企业，贴上牌就能接收。我们要知道个“接收”是完全接收 到了这些政府官员，党政官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私囊之中，这一点蒋介石在丧失 政权之后，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国民党的“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 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时人讽为新的“五子登科”。 2、社会整体经济恶化。这一状况对国民党的打击要比共产党大得多，因为国民党是 当权者，如果国家经济不好，老百姓的怨言要落在它的身上。蒋介石在经济上得 罪了社会的大部分阶层。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盘剥之苦， 对蒋介石不满意，走向了左倾；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 外汇，而后爆发的恶性通胀等于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们对国民 党政权已失去了信心；知识阶层比如教授抗战前可以自己买院子、包车，生活得 很悠闲，抗战后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直接造成了知识阶层的左倾， 甚至一些原来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学者也是如此。恶性通胀对国民党政权的危害 性甚至要大于军事上的失败。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可以再招募训练军队， 但恶性通胀让国民党政权信誉全无，人心散了，谁还愿意为你这个政权卖命 啊。以闻一多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时候，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家里大大小 小的人口，还可以雇几个保姆；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学 兼课、刻图章补贴家用了。后来，他会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义愤，切身的生 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抗 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 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 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 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政治：1、蒋介石反思了国民党：“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 解，彻底崩溃。”他还说：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 取为目的 2、违背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三个普遍要求：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国家民 主化、军队国家化。到了抗战后期，大多数的中国人实际上有几个要求，第一个 要求是停止内战，中国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不能再打了；第二个要求是成立联合
论国民党败亡原因及启示
论国民党败亡大陆的原因及启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灭亡于1949年，短短的二十余年，是什么力量促使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权灭亡的？向来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政治腐败说、经济崩溃说、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全能主义政治推行失败说、腐败说、失去民心说等等各种观点。但我在此想浅谈国民党对于中国的复兴路线的历史缺点，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旨在通过“议会道路”实现“革命理想”，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于1919年改组。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从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骨干力量。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国民政府。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抬头，反对三大革命政策，进行反共分裂党的活动。通过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翼势力掌握了军政大权。并在北伐战争时，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通过“东北易帜”、“北伐战争”，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此时的国民政府，经济上的“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外交上争取“关税自主”，收到较好的效果，增加了税收收入，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进步指导思想的政党和一个庞大的政权，是怎样在二十年间的时间里，走向败亡的呢？ 就我看来，国名党和共产党都是坚持以民族独立、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的复兴路线，只是二者的指导思想，实施手段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因而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而国民党相对落后甚至腐朽的路线的失败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集团蜕变成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权益的代表，这一局限性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违背了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原则，这无疑是国民党在自掘坟墓。而共产党正是看到了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楼的大多数这一国情，采取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的革命热情，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能以农村为根据地，保存并壮大着自身实力，最终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孙中山先生认为，应该按照“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阶段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并因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革命程序论”。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这一理论的固有缺陷和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最终使这一理论无法成功实施。国民政府在遵守某些条例的同时，有严重违背了这一理论。比如，剥夺了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加强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打击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日益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最重要一点，是国民党逐渐失去民心。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国统区出现一系列统治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四大家族疯狂聚敛社会财富，而广大人民则徘徊在生死边缘。国民政府已经无力控制这一局面，统治基础动摇。在政治上，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特征是独裁、内战、卖国。假和平真内战，激怒了带着厌战情绪的人民，也使人民对国民政府彻底失去希望。 国民政府在复兴路线上的政治、经济、人心等等各个方面都犯了严重错误，同时加上理论的不成熟。必然被当时代表更广大的人民的利益的共产党赶下历史舞台。 国名党的溃败给今天我们的政党建设有诸多启示。 第一，加强党的思想理论的建设，要求与时俱进，符合国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