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和他的利益集团理论

奥尔森和他的利益集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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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1]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Yegor Gaidar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 Peter Murrell教授也感慨的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2]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

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 ），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3]解答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利联盟”，也就是我们讲

的利益集团理论。所以，要了解利益集团理论必须把这三本著作联系起来看。从集体行动到利益集团分利行为再到国家兴衰，奥尔森的思想是前后贯通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1965）实际是奥尔森的博士论文。集体行动理论是其利益集团理论的逻辑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应用。所以，谈利益集团理论首先要讲的就是集体行动理论。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之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如果属于某一集团或某一阶级的个人之间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均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该集团或阶级便会自然地团结起来为其集团利益而奋斗。比如，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一系列观点。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当经济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理性的个人是不会有人去缩减自己的支出并以此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理，在经济萧条时期亦没人会增加支出以求经济增长的。由于每个人知道自己得力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微乎其微，所以人们往往选择对整个社会似乎是不负责任得做法，这种现象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称之为“理性的无知”，因为希望别人都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实乃理性人之本性－－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搭便车”或“外部性”问题的一类，所以，价格稳定这类对大家均有益处的集体理性无法自发地出现。奥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了集体行动产生的两种特定条件：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不对称”说的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共容利益的概念也由此产生。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

后来，行为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六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是“理性利己主义者”。“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一种叫“条件合作者”，另一种叫“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作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可是，“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搭便车的人越多，“条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

“条件合作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选择。“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自发志愿地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不惜。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着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义者”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对集体有益的公共物品就生产不出来。[4]

《国家兴衰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在该书的开篇，奥尔森列举了国家兴衰的诸多先例，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能迅速崛起，而英国却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欧共体六国为什么比其他成员国增长迅速？为什么在美国国内也会出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别？奥尔森认为，并没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说明这种时运逆转现象。对于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角度解释国家以及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增长差别的经济学家及其著作，奥尔森认为他们都没有追溯到造成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他评价到：“它们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受到阻碍。”奥尔森认为，是由于存在着大量的试图搭便车的分利集团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奥尔森指出，集体中有搭便车的个人，国家中也有搭便车的群体。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寻租活动”（rent seeking）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这些政策包括税收、补贴政策，禁止企业进入、禁止资金和人才的流动，竖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主义政策等。比如，英国就有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美国各式各样的“院外活动”就是利益集团游说参众两院、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寻租活动。而且各国的

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有很大不同。

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当多个分利联盟串通共谋、取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成为这些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深受其害。分利联盟就像是闯进瓷器店里哄抢的几帮强盗，他们抢走的少，打烂的多。分利联盟通过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的狭隘利益。为什么受害的人们会任由他们这么做呢？奥尔森指出，这还是搭便车的行为在作怪。当国家、社会蒙受损失时，群体、个人的利益也受损。不过，如果将由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其数目就微不足道。这时候，个人的搭便车

行为是理性的选择。造成英、美等国家经济发展呆滞的主要原因是数目繁多的分利联盟进行了大量寻租活动。这些活动将收入转移给利益集团，但是每一种转移都是以牺牲国家和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其结果使体制僵化，经济缺乏活力。同时，奥尔森还以以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解释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与英国、美国相比较，日本与德国战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战争对原有利益集团的破坏，因为任何对社会组织的重组、任何对分利联盟和它们特

殊利益来源的破坏，都会加快经济发展。这也体现在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里面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讨论。

对于不同国家的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的不同，奥尔森对比了北欧国家工会和英美国家工会。英国和美国的工会多半是行业性组织，它们在要求提高工资时，从不考虑这些要求对劳工市场、对出口产品竞争力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些组织存在搭便车的心态，希望别的行业不会跟风、希望自己的工资要求不会带来工资的轮番上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而瑞典和挪威的工会组织则不同。这些国家的工会是全国性的组织，涵盖面很大。工会的行动对宏观经济有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因此，这些工会的行为就十分慎重，对国家利益比较照顾。奥尔森由此又回到了他提出的关于分利集团的推论：较小的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论3）。这就说明，很多比较小的特殊利益组织（如英国和美国的同业工会）可能都是工业化初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成立较晚的特殊利益集团，部分地汲取了较早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就可能建成如资助者或发起者所希望的那种规模。由于交通和通讯以及组织大型团体所需其他技术的进步，使得近代比过去更有可能组成这种团体。显然，小的及比较单一的社会比起大的和花样多的社会更有可能组织起综合性的团体。所以，奥尔森从中总结出“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与“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根本区别。“狭隘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企图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共容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在争取收入再分配时比较有节制，注意减少对社会利益的危害。

《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是奥尔森生前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对他前两部著作研究的深化。在分析了利益集团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之后，奥尔森试图提出国家实现繁荣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说前两部著作目的在于解释问题的话，那么这部著作就目的就在于解决问题。其实，《权力与繁荣》的主要观点其实已经体现在奥尔森1996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中。[5]奥尔森认为，不管一个社会是贫穷还是富裕，它都有经济和政治组织。经济推动政治，并且政治控制经济。忽略掉政府的市场理论──或者把经济看作是外生的政治思想──都具有天生的局限性，是不可靠的。这些理论不能说明政府形式和经济财富间的关系，不能解释为甚么有些社会富裕而有些社会贫穷。奥尔森发现，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别的道理虽然有千条万絮，只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投资、分工、合作等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就不发达，社会就贫穷。在《权力与繁荣》这部著作中，奥尔森分析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有的市场经济国家贫穷，有的富裕？为甚么市场经济不是保证国家繁荣的唯一条件？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经济繁荣？奥尔森还特别分析了前苏联共产主义在早期取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而在转向民主改革、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后反而不如改革以前的经济状况。前共产主义国家存在大量的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奥尔森分析了苏联型共产主义国家的演进与转型。他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国家选择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是其领导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的结果。斯大林通过

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获得了对全国资源的控制权，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然后将这些资源用于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为此，斯大林取消了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由于官员之间、企业之间的串谋，社会生产呈现出无效率状态，国家能够从社会生产中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按照奥尔森和姆瑞尔(Peter Murrell)解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兴衰的理论，中央计划经济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共容利益主导期，分利联盟发展期，以及体制僵化期。苏联已经到了体制僵化的时期，其社会的僵化已经非常严重，这一时期，没有人关心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经济表现越来越差，贪污、腐败盛行，对国有资产的存大家都抱着“不拿白不拿”的心态。人们的行为表现为从既有的“蛋糕”当中分得一块，而不是努力去做大“蛋糕”。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之后，国有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根本没有自生能力。国有企业的经理和工人们反对私有化，因为他们的生活反而不如改革以前了。另外，奥尔森还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在于改革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消除了利益集团，为改革清除了障碍。[6]奥尔森通过“罪犯比喻”提出了“坐寇－流寇论”，他的这一发现得益于一本关于冯玉祥的书。[7]这本书介绍冯玉祥率领二十万北洋大军围剿白狼，受到百姓的拥戴。白狼是民国初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势力遍及河南、陕西、甘肃的“流寇”。冯玉祥则是统治西北的军阀，盘踞一方的“坐寇”。奥尔森感到不解的是：流寇偶尔来抢，得手就离开。坐寇却反复掠夺同样的人。为什么民众宁愿接受坐寇的统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奥尔森认真地研究政府的起源。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里，原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人组成。由于人数不多，部落内的和平秩序可以通过自发、自愿的协商来实现。而到了农业社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这时，社会无法自动实现和平秩序。通过这个犯罪的隐喻，奥尔森提出了国家起源的流寇定居理论。他认为，存在一群流动帮匪，到处掠夺。后来，这群流动帮匪发现，通过在一固定地区征税，对该地区提供保护等公共产品，能够得到更多利益。于是，他们定居下来，对其成员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严格保护成员产权，不准外来者掠夺该地区，也不准内部成员随意掠夺或盗窃他人财产。这样，国家就产生了。

奥尔森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是深化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目的是要回答什么样的市场能够带来经济繁荣。在大量的贫穷落后国家中，也大量存在市场，例如，在转轨后的苏联，市场无处不在；在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也同样大量存在。仅仅存在市场并不是保证繁荣的条件。“反公地悲剧”的存在说明了即使存在市场而没有好的政策，国家仍然会处于贫穷落后状态。[8]但是市场却是繁荣不可缺少的。能够给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的政府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9]即要存在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强化市场型政府的产生条件是使政府或执政者具有共容利益的条件。奥尔森认为，民主政体，或至少是代议制政体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条件。而民主整体的产生来源于某种特殊情况的出现。当那些促使封建专制王权垮台数量不多的人物、家族或集团之间权力出现了平衡时，也就是说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够强大到使自己成为新的封建专制者时，民主政体也就有了可能。

三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开始关注奥尔森的理论。[10]张宇燕（1994）的《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11]是中国学者对利益集团理论较早的研究。该文指出，利益集团借助政府或曰“公共资源”来获利的途径，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也是最直接和最显而易见的，是从政府那里获得政策性货币补贴。公立大学的校长们强烈吁国家追加教育经费、并且其要求常常部分得到满足，便是一例。不过，由于这种方式过于明显和直接，极易引起寻求补贴方面的激烈竞争，从而即使好不容易得到了补贴或资助，其量也很小。故通过这种途径以达到目的，虽普遍但不甚重要。第二，借助政府管制来阻止新竞争者的进入。由政府主管部门来颁发营业执照或经营许可证、规定进出口配额等作法，恐怕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注意，如果说前一途径带有些一次性、无规律性的味道的话，那么阻碍新竞争者加入的努力之结果，则染有浓厚的制度化色彩。显而易见，保护性关税对本国的生产商而言，无异于一笔隐蔽的政府馈赠，但它是以本国消费者付出的相对高价为代价的。在此，制度非中性亦显露无遗。第三，依靠国家立法来寻求集团利益的实现。1787年各利益集团围绕着制订美国宪法所展开的激烈争夺，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公债券持有者们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要求未来的宪法能够“制造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借助强制税收来保证偿还那数量极大、其时市场价格远远低于票面值的、被少数人所据有的公债券。该文对利益集团的作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当人们大谈利益集团及其活动结果（即非中性制度）之危害时，我却要说任何结论恐怕都是有条件的。在一个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利益集团活动的基本目标是要借政府官员和立法者来排斥竞争、从而使自身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这是因为在市场导向的经济中，往往存在着众多的竞争者，故用非中性制度来排挤打击竞争者、特别是将其他潜在的竞争者拒之门外，通常是有利可图的。然而，在一个正处于由非市场经济（如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经济过渡的、或市场经济极端不发达的国家中，情况可能就会有所（甚至会迥然）不同。”“如果说在市场导向的经济中利益集团之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所起的多是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在一个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经济过渡的国家中，或是在一个市场不甚发达的经济中，新兴利益集团带来的常常是正面效应。”《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则通过中国联通改革的具体案例描述了这一改革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不同的行为和影响。[12]《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13]从利益集团的逐利行动入手，通过构建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将“贾谊问题”放到一个数理分析的框架里，从而对利益集团与治国者或立法者之间的博弈展开理论分析，讨论了中央政府（“立法集团”）对利益集团的最优分化与整合策略，以及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的社会福利涵义。

1990年代中期以后，介绍和评介奥尔森理论的文章陆续出现。对奥尔森理论的述评，主要有张宇燕的《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14]；韩向民、赵斌的《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及其现实性》[15]；陈抗在《经济学家茶座》上的对奥尔森经济思想的介绍[16]；刘洪的《集体行动与经济绩效——曼瑟尔·奥尔森经济思想评述》[17]；李增刚的《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18]。易宪容和李增刚还分别对《权

力与繁荣》作出了评论。[19]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从一般的介绍开始了借助奥尔森的理论框架研究实际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实际问题。如用于解释国家兴衰的问题，如刘靖华的《霸权的兴衰及其理论启示》[20]；也有很多学者分析了国外利益集团的演变情况及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如王传兴的《利益集团和美国的外交决策》，胡键的《俄罗斯主导利益集团的演变和制度变迁》，张宇燕的《战争对经济的影响》[21]。郑英梅借助奥尔森的分析框架对政府职能转变进行了分析。[22]在对三农问题上的解释上，有闫威、夏振坤的《利益集团视角的中国三农问题》，管清友的《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制度、利益和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悖论、无组织状态和政治危机：再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王思琦的《农民负担与利益集团》；李成贵的《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23]。也有学者对奥尔森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如张宇燕认为，“奥尔森条件”还漏掉了一些重要内容，比如，掠夺不仅来自国家的无端没收和无政府状态下的侵权，也来自国家间的野蛮掠夺，还来自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文明”盘剥。昔日残暴的殖民者今天都成了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这和它们现在都是“尊重权利”的国家一样，恐怕并非是历史的巧合。[24]“个人权利得到最有效保护的国家同时也是拥有最高人均收入的国家，或者说，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人居收入水平低下是因为它们缺乏可靠的个人权利，便是奥尔森在本书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当今世界的事实应该讲与这种判断相当吻合。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读者，我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损害个人权利的掠夺行经，不仅来自国家的无端没收和无政府状态下的侵权，也来自国家间的野蛮掠夺，特别是那些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文明”盘剥。昔日残暴的殖民者今天都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和它们现在都是“尊重权利”的国家一样，恐怕也并非是历史的巧合。对这个近似于“鸡”与“蛋”的、同时也是重大的问题，奥尔森予以回避了。他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以无从知晓了。”[25]李增刚（2002）指出，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搭便车”之所以发生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成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但是，奥尔森很少使用这两个术语。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1)寻找共同利益成员的信息问题，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与你是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具有共同的利益，要组织起这样的利益集团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2)组织利益集团后能够获得的利益是难以准确计量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预期的；(3)对成员的“搭便车”是难以监督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获得准确的信息来得到哪一个个体没有为集体物品付出代价却享有了它。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阻止了集体行动的达成。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对“交易费用”概念的解释，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对于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李增刚认为，奥尔森在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时候,没有分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原因。在分析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时,奥尔森所界定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问题,与他的理论有重大的矛盾。他所使用的分析图形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假定,就是生产率高的劳动者将首先被雇用。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奥尔森的理论。对于奥尔森提出的取消一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来消除利益集团的建议，李增刚认为,这一政策建议虽

然对消除分利集团有重要作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国家的繁荣。因为分利集团的影响毕竟只是国家兴衰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且,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保护贸易对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是有利的。英国在重商主义时期所采用的就是保护主义政策,德国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也强调保护主义的政策。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并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对这些国家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26]张宇燕(2005)在总结学者们对奥尔森的批评时指出，对奥尔森的主要批评之一是针对他那简化和一以贯之的分析模型。有些人称他为“理论单一”的思想家，即总是用一种简单模型回答所有重大且复杂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这恰恰是奥尔森之所以是奥尔森而非其他经济学家的根本所在，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奥尔森终身恪守如下的学术研究信条：“正如伟大的斗士总是力求刺中敌手的颈动脉那样，伟大的科学家总在寻找能够取得突破和具有强烈诉求的问题。故我以为，探求那些重大和高度简化的命题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战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自认为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这也是我唯一想做的事。”对此肯尼斯·阿罗评价说，奥尔森凭借简单模型对重大命题所做的解释，大都很能说明问题。虽说他的思想形成有许多不同的来源，但我感觉奥尔森心目中的精神英雄却是达尔文。他在多种场合都表达过对达尔文的敬意，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简洁、解释力强、而且覆盖面广阔。[27]

[1]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b10886558.html,/

[2]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b10886558.html,/aboutiris/olson.asp

[3]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读书》，2005年第3期。

[4]陈抗：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一），《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2期。

[5] Mancur Olson， Jr. Big Bills Left on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0，No. 2 (Spring ， 1996). [6]曾经在奥尔森指导下在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张宇燕教授提到了他与奥尔森教授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提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打碎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当时叫“反革命”或“反党”集团），但却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一旦清除阻碍经济增长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时，容忍它们存在或许是合理的选择。他回答说一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他不过是从经验上发现，长期快速经济增长往往步或大或小的“震荡”的后尘，比如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二战后的日本与德国。不管人们喜欢与否，震荡的一个重要后果都是现存利益结构的整合，其中多数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被削弱或击溃，从而引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我说他的这种想法与毛泽东的“从大乱达到大治”异曲同工。这也难怪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呢！听到这句话，奥尔森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严肃且认真地问我，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在哪里讲的。我竟一下子被问住了，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句话出自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此信后来在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时作为主要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事隔三

年，我根据奥尔森的逻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文革”摧毁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又过了五年，我在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也欣慰地看到了同样的论点（英文版第一六七页）。”参见：张宇燕，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常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5页。

[7]张宇燕教授提到了他与奥尔森谈论冯玉祥的事情。“我和奥尔森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马里兰大学校园内的教师餐厅。他约我共进午餐，边吃边聊。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的，是他提到了中国近代将领冯玉祥。关于冯先生的戎马生涯，他居然比我了解得还多，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原来他前不久才读了冯玉祥的传记，并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中国留有极深刻的印象。我们还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问我文革期间在哪里、父母是否受到冲击。后来在阅读奥尔森的著述时我发现，冯玉祥和“文革”都被写入了他的书中。”参见：张宇燕，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常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4页。

[8]“反公地悲剧”指的是，公共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其产权特性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在发展中国家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我用不上，你也别想用。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

[9]奥尔森创造了一个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尽管这个概念没有来得及添加进这部著作的草稿中，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它逐步形成的轨迹。参见：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读书》，2005年第3期。

[10]盛洪指出，虽然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引伸出了整个分析框架，但运用利益集团理论进行分析的张宇燕，却在对中国制度变迁问题研究时发现，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时也有正面意义。他在“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一文中指出，在进入市场的权利被政府垄断的计划经济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新兴利益集团，通过政治过程“撬动”森严壁垒的进入障碍，将竞争引入，会产生市场化的积极结果。他后来依据这一思路考察了联通公司进入电信业的情况，也将在该文中提出的“贾谊定理”，即创造更多的利益集团是对付利益集团的良方，(与他人合作)作了形式化的阐述。美中不足的是，这一命题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展开，后来也没有得到专门的讨论。参见：盛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管理世界》，2002年第6期。

[11]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

[12]张宇燕：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创建为例，《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13]孙广振和张宇燕，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14]这几篇文章可以参见：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载、王焱、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一书，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版。张宇燕，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常识》，2005年1月版。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读书》，2005年第3期。

[15]韩向民、赵斌：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及其现实性，《文史哲》，1999年第5期。

[16]陈抗：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一），《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2期；瓷器店里的哄抢——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二），《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3期；流寇，坐寇，看不见的左手——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三），《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期；外国有个加拿大，外国也有大家拿——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四），《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1期；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兼谈“反公地悲剧”，《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2期。

[17]刘洪：集体行动与经济绩效－曼瑟尔·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7期。

[18]李增刚：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

[19]参见：易宪容，权力运作与经济繁荣，《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3－4期。李增刚，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专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年6月号总第二十七期。

[20]刘靖华：霸权的兴衰及其理论启示，《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21]参见：王传兴，利益集团和美国的外交决策，《国际观察》，2000年第4

期；胡键，俄罗斯主导利益集团的演变和制度变迁，《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5期。张宇燕，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22]郑英梅：浅析奥尔森理论对我们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3]参见：闫威、夏振坤，利益集团视角的中国三农问题，《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5期；管清友、邵鹏，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7期；管清友、王亚峰，制度、利益和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管清友，制度悖论、无组织状态和政治危机：再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王思琦，农民负担与利益集团，《学术探索》，2004年第5期；李成贵，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5期。

[24]张宇燕：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常识》，2005年1月版。

[25]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读书》，2005年第3期。

[26]李增刚：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

[27]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读书》，2005年第3期。

中国存在利益集团吗

中国存在利益集团吗 国政二班杜青山学号2009140563 中国是否存在利益集团，这是广泛争议的话题。但是我个人以为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利益集团。中国的“利益集团”仅仅是政府与经济组织(集团)的利益联盟。 何为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使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响，进行非选举性的鼓动和宣传，用以促进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变，以便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主张的松散或严密的组织。 中国市场经济还没有成熟发展，公民社会还处于发育阶段。这反映在社会阶层结构上，就是：1、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工人、农民、一般服务人员占人口的大多数。这些人的文化修养、思想开放度不够，收入较低，生活负担较重。相当多的工人进入市场后，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强，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性还较大。农民的民主意思和自主意识更差，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对权力的依赖性更大，其表现就是向大腕、官员等寻求保护，这与农村市场经济发育缓慢，农业还没有完全摆脱自足自济的地位密切相关。2、中等收入阶层尚未充分发育，只占社会人口的少数，而且不够成熟。一般来说，处于中等收入阶层中的人们文化修养相对较高，思想较开放，对现有体制认同感较强，能够包容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也较强。因此可以说，庞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是公民社会迅速发育的一个基本条件。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人口还较少，而且还不是很成熟。他们，特别是他们中的中老年，思想文化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也没有摆脱对权力的依赖，没有足够的自主和参与意识。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要求和权利愿望还没有在一定规模上形成，还不可能有公民行使自主权利的积极行动和组织自觉。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完善从而公民社会的发育不成熟，社会自主性不高，社会组织自觉不足，因而中国公民社会就难以自主地对社会发展的过程与方向施加应有的影响。 社会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形成权力配置的相对平衡。当公民社会尚未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成熟程度时，权力依赖必将是比较广泛存在的事实。于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就不能不受政府的制约，经济社会秩序和发展方向就不能不由政府主导。而在利益驱动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和资本集团的联盟就会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利益联盟。应该说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与资本集团的利益联盟。因为资本集团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联盟，使其拥有了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而使其他社会组织（集团）的利益诉求难以进入政府决策过程。 利益联盟产生的背景。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其背景，利益联盟现象亦不例外。应该说，利益联盟现象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变迁和权力运作背景的。在过去十几年的"放权让利" 改革过程中，"放权"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另一条是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的放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放权主要是国家向地方、向企业和社会下放经济权。放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利益格局的调整必定创造出自由利益空间。这就吸引了各个利益群体对这种自由利益空间的参与性竞争，吸引了各个方面对改革的积极介入，从而使改革获得了比较高的参与动力。改革初期，农村的放权改革基本上是沿着第二条放权路线进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使国家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卷裹变得不那么严密。乡镇企业在这种环境中得到了飞速发展，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较大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却发生了重新粘合的过程，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愈来愈多地卷入乡镇企业的市场经营活动之中。而在城市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不仅普遍存在地方政府与经济活动的重新粘合，而且还出现了"放权过程中截流现象"，即本来是向企业和社会下放的权力被地方政府截流了。这导致了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使重新粘合现象更趋严重。 这里,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没有（一时也不可能）对它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作全面规范。这就使日益扩大的地方政府权力在许多方面缺乏有效控制。由于要集中力量快速发展生产力（这在指导思想上并不错），国家在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察上强调经济建设成就而相对忽视社会生

利益集团理论研究综述

利益集团理论研究综述 徐加根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成都，610074） 内容摘要：对于利益集团的理论研究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本文主要侧重于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两个角度对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并且阐述了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具有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源的有利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了西方的利益集团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 关键字：利益集团理论 多元主义 政治学 经济学 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研究可以从多学科角度进行，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本文侧重于从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进行梳理。因为政治学和经济学对利益集团的理论研究比较完整和系统，法学和社会学比较侧重对与公平正义有关的社会利益、与社会结构有关的社会阶层的研究，直接针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 一、政治学角度的利益集团理论 政治学研究的是在制度均衡状态下的利益集团，假定政府的角色是在利益集团之间寻找平衡。在美国，利益集团的发展较早，并迅速发展成熟，因此关于利益集团的政治理论内容丰富。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政治生活的现实。 1、早期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詹姆斯·麦迪逊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早在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他就认识到派别或利益集团的存在，给政府带来了“不稳定和不公平的影响”。他以个人的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得出利益集团的活动是“美国政治发展之动力”的结论。他认为美国是建立在利益集团基础上的社会，政策的制定是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多数利益集团可能会在获得权力后损害少数利益集团的权利。 利益 集 团 理 论 利益集团 政治学理论 利益集团 经济学理论 1、早期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2、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3、精英主义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4、多元精英主义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5、后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1、古典经济学关于利益集团的观点 2.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利益集团3. 政府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 4、政治企业家理论 5、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理论

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08-04-30 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高春芽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3) 摘　要: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奥尔森认为理性的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但他没有系统论述利他主义行为和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过程的影响。关键词:奥尔森;理性人;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D 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8)04-0016-03 作者简介:高春芽(1978-),男,江苏宿迁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在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奥尔森是一 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1](P 3)奥尔森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冲击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还在于使用新型方法论,分析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托马斯·谢林认为,奥尔森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人假设。[2](F o r e w o r d )而奥尔森在《经济、行为和逻辑》中指出,他接受并使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但自己并没有使用理性人假设。[3]如何评价理性人假设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已经成为需要明确辨析的问题。 一、理性人的含义理性人(r a t i o n a l m a n )是公共选择学派使用的行为模型,但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人类行为进行理性分析并非始于公共选择学派。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与霍布斯在对市场交易和政府起源的分析中就已经指出,具有自利性的个人能够理性地交换产品或签订社会契约。杜鲁门对此认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若隐若现地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不管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被假设为运用着`理性选择',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独立行动着。”[4](P 14)公共选择学派从经典著作中汲取了思想灵感,明确地提出并使用理性人模型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引起了方法论革命。 理性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个人行为经验特征的描述,而是对个人行为取向的设定。唐斯认为,“理性人仅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P 5)理性人总是采取有效的方法,力图在一定产出下使投入最小化,或在一定投入下使产出最大化。理性人模型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研究者籍此能够以统一的人性观分析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决策行为。理性人假设仅在“逻辑上一致”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无须在在经验上加以反驳。[6](P 160) 和理性人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经济人(e c o n o m -i c m a n ),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这两个概念被互换 使用。经济人是从对市场交易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行为模型,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经济人的适用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由于经济人具有物质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和现实中的社会人相距甚远,一些学者拒绝使用这个概念。唐斯就认为经济人已经“臭名昭彰”,功利主义的经济人“仿佛具有一个计算器似的大脑”。[5](P 6-7)同经济人相比,理性人更有可能受到利他主义、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奥尔森的著作中,他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理性人而不是经济人。 二、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运用 奥尔森的研究方法源于经济学,他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采取行为,均假定其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促进他具有的某种`利益'。”[6](P 160)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以公共选择理论的早期发展为条件。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中运用和延伸。唐斯、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家主要关注选举和立法过程等政治问题,奥尔森比他们更加广泛地使用了理性人假设,他将此方法延伸至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领域,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参与理论。[7](P 13) (一)理性人与自利性 戴维·瑞兹曼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前提,一个是自利假定,另一个是计算理性(c a l c u l a t i v e r a t i o n a l i t y )。[8](P 143)奥尔森对此并不予以承认,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3](P 77)奥尔森试图回避自己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中使用理性人假设,但这和他对集体行动的具体分析并不相符。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命题就是,“理性的个人行为一般不会导致理性的集体结果”。[9](P 873)回避理性人假设,将使集体行动理论缺少方法论支持。 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理性人假 · 16·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 作者：陈潭 ——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 摘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并作出了若干理论阐释。这种非合作博弈下的集体行动逻辑反映在公共事务管理现实中可能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沌无序、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等诸多问题。为此，明晰产权、明确责任、沟通协调、自主治理、理性激励、合理监督等制度安排是解决公共管理危机或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集体行动；非合作博弈；公共管理；制度安排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Overcoming Under Non-cooperation Game CHEN T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a objective social phenomenon. The western scholars create some theoretical patterns about the dilemna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give som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life world. If the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non-cooperation game logically reflects in the reality of governing public affairs, it will appear some problems: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shorted, the public resource overused, the inorder public order,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organization lost, the anomie of pup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us, the possible path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or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such as distinct propertyright, clear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utonomic governance, creating encouragement, reasonable supervision and so on.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non-cooperation game;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文档，谢谢阅读/双击去除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 时间： 20XX-11-04 栏目： 调研报告

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xx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20XX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XX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

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 组织、兴趣组织等。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

第八讲：利益集团

第八讲：利益集团 一、利益集团政治 （一）利益集团的类型；（二）利益集团的模型；（三）利益集团政治运作的模式 二、结论 一、利益集团政治 某种程度上就像政党一样，现代社会中的利益集团是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主要桥梁之一。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利益集团与政党都是议会民主下的产物，其代表的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社会分歧复杂化的现状。如果说政党只是通过建立对自己支持的联盟和努力扩大号召以赢得选举作为自己的目的，那么，利益集团则是按照其所代表的民众的期望，从而清晰和直接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 利益集团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很难加以准确地说出。早在1787年，英国就已经存在了以反对贩卖奴隶为目的的“废奴协会”（Abolition Society）；而1839年英国出现的“反谷类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则被认为是向政府施压的利益团体活动的先师；到了托克维尔于1830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在他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显示，利益团体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强有力的工具；其后比较著名的是1866年法国成立的女权社

（Society for W omen’s Righ ts），其目的是推动全球妇女普遍选举权为目标；到了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与成熟，大量有关农民和商业利益的利益团体相继出现。不过，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利益团体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压力政治与抗议政治浪潮下，其某种程度上是政党政治衰落的结果，以及现代社会中社会运动已经越来越被视为动员和代表机制一部分的原因。（一）利益集团的类型： 一般人们将利益集团分为社群型集团（communal groups）、制度型集团(institional groups)以及社团型集团(associational groups)三个类型。 1、社群型集团：所谓社群型集团指的是集团的成员是基于一种身份的特征，而不是经过筛选的程序，其被框在社会传统脉络之中。这主要指的是一些家庭、部落、世袭的社会阶级以及族群集团。此类集团一般根植于共享共同的文化遗产、传统的情感联系与忠诚之上。据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类型的利益集团经常是政治事务上的主角。例如在非洲，长久以来，族群、部落与血缘一直是利益表达的最重要的基础。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这种集团也大量存在，例如，遍布西方的天主教团体的势力还有继续增强的趋势。 2、制度型集团：制度型集团被认为是政府机制的一部分，其试图在政府内部透过政府的力量发挥其影响力。例如，政府内部的官僚体系以及国家军队就是制度型集团的最明显的例子。不过，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读书笔记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第一版，2003.3第三次印刷 一、搭便车理论的核心观点以及方法论基础 本书作者奥尔森创造性的在集体行动的研究领域，引入了传统经济学经常强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视角。传统的社会理论家研究集团行为时总是认为，组织或集团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且它们也能有效的做到这一点。而奥尔森从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视角出发，首先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人，而理性人的显著特征就是行为前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和权衡，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目的，即使在组织或集团中也是如此，由此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理性的自利的个人不会积极主动地发动集体行动、提供集体物品以满足所属集团或组织的需要，必须对集团成员实施选择性激励才能提高成员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具体来说，不同规模和性质的集团对其成员行为有不同影响。在集体物品的获取方面，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优势。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数量。而在抱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令人惊讶的倾向。可以说，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人假设是本书所提出的搭便车理论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采取“理性人”的假设，他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自利的、短视的，人们总是寻求最大的收益和最低的成本。从这一假设出发，奥尔森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1页)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

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2页) 奥尔森重点考察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对大集团和小集团做了区分，认为集团规模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组织成本也越高，集体行动越困难。奥尔森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42页)他指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因为这要花费私人的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针对大集团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的困境，为避免搭便车，奥尔森设计建立独立的“选择性的激励”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这些“选择性激励”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即既可以通过惩罚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进行诱导。除了考虑集团规模外，奥尔森还简要分析了集团结构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他指出:“一个集团，如果其成员对一件集体物品的兴趣程度很 不平均，而且它希望获得的集体物品与成本相比极有价值(在一定的供给水平上)，那么比起其他拥有相同数量成员的集团，他更有可能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37页)由于集团成员的特殊性，个体的利益关切度也不同，可能会出现少数剥削多数的现象。 三、基本概念 1、理性人:理性人是指这样的人，他们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根据某个实践理性或者效用最大化的标准，鉴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来选择可用的最佳行动方案。经济人是理性人的典型代表。但奥尔森认为，理性人并不简单等同于经济人，理性人并不一定像经济人那样是完全自利的。(奥尔森，2003:73)

利益相关者理论

1984年，弗里曼出版了《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从这个意义讲，企业是一种智力和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回应的质量，而不仅仅取决于股东。这一企业管理思想从理论上阐述了企业绩效评价和管理的中心，为其后的绩效评价理论奠定了基础。 “利益相关者”这一词最早被提出可以追溯到1984年，弗里曼出版了《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分析 1、权力-行为矩阵 分析如下： 图示列出了一个权力/动态性矩阵，在这个矩阵上可以画出各利益相关者的位置。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评估和分析出在新战略的发展过程中在哪儿应该引入“政治力量”。 A、最难应付的团体是处於D区内的那些团体，因为它们可以很好地支持或阻碍新战略，但是它们的观点却很难预测。其隐含的意思非常明显：在已建立一个不可改变的地位前一定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测试这些利益相关者对新战略的态度。 B、相反，在细分市场C内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通过管理人员的参与过程来影响战略，这些管理人员同意他们的’观点’并建立那些代表他们期望的战略。 C、虽然细分市场A和B内的利益相关者权力很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事实上，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支持本身，会对权力更大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产生影响。

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的研究对于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是重点领域之一。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给出了大量的理论解释。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作斗争；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楼道的照明；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持本国货币的坚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奥尔森在这本杰作里，主要通过对美国工会的分析，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三个和尚没水吃”。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想搭便车。“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大。由此可以推论，大集团比小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 勒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思想家，被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生活的年代正值法国政局动荡时期。法国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革命后却政局动荡、专制横行、杀人如麻。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给勒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勒庞整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法则。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但随着聚众的密度增大，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逐渐趋向一致，变得越来越野蛮和非理性，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的控制。这些人同时具有双重道德，既能做出英雄版的献身之举，同时也会残暴无情。他们拜倒在英雄和权威的脚下，同时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因此，在勒庞的眼中，聚集起来的大众往往成为乌合之众，集体行为（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值得肯定的少，因为他们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他的思想开创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为后来布鲁默等人所接受。 早期的美国学者一般都把法国的思想家勒庞看作集体行动研究的鼻祖。勒庞的整个理论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法则: 勒庞认为, 集体行为是人们情绪感染的结果, 群众的特征表现为有意识的人格已经消失, 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主导地位, 情绪因观众的感染、暗示的影响使群众的心理朝着某一个方面发展。在群众中, 个人的文明程度降低, 理性的思考和自我控制减弱甚至消失, 在感染的

新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异同

新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 理论的异同 LG GROUP system office room 【LGA16H-LGYY-LGUA8Q8-LGA162】

现代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异同探析 1、现代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同点： （1）理论假设的不同:①规模报酬不变与规模报酬递增.在李嘉图那里，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是保持不变的，也即规模报酬不变。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内部规模经济理论认为正是规模经济使得各国谋求通过扩大特定产品的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而获得成本优势并进而导致国际贸易。规模经济理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所引起的产业规模的扩大，由于同行业内企业的增加和相对集中，在信息收集、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成本会降低。②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传统理论假定市场完全竞争，但现实中情况却并不如此，同时企业倾向于追求规模经济的追求。差异产品的存在时这种追求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同时，差异产品的消费也带来消费者福利的增加。这些假定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而开展国际贸易能很好的解决这一矛盾。（2）分析角度的不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多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现代贸易理论认为，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需求不同也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地域分工。需求不同的原因可以是偏好不同，也可以是收入不同。前者认为各国偏好受其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而各有不同。后者的典型代表是重叠需求理论。 （3）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的比较优势是固定的，分析是静态的，现代贸易理论则对现实中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和在一些产品中领先地位的变化做出了解释。2、现代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相同点： （1）理论的发展都是现实的反应。前溯至斯密甚至重商主义，贸易理论的发展都是为了回应实践的需要、解释现实和为实践服务。比较优势理论论证了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能够带来财富和福利的增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二战以后的现代贸易理论一个重要的使命是解释现实中大量出现的产业内贸易以及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化。 （2）现代贸易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带来相对成本的差异，并带来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不同产品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带来不同国家在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生产上具有成本优势也即比较优势；规模经济，无论是内部规模经济还是外部规模经济，都是因为规模经济导致了成本差异进而带来了比较利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是解释了比较优势在产品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动态转移；重叠需求导致贸易的原因也在于各国规模生产其代表性需求产品而产生的成本优势导致的比较优势。 （3）在理论的政策意义上来看，目前所有的贸易理论都倾向于支持贸易自由化。依赖于不同的假设，特别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理论对于现实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国际贸易理论都认为各国之间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和交换能够带来福利的增加，这种福利可能表现为消费数量的增加，也可能表现为消费品种的增加。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 1984年，弗里曼出版了《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从这个意义讲，企业是一种智力和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回应的质量，而不仅仅取决于股东。这一企业管理思想从理论上阐述了企业绩效评价和管理的中心，为其后的绩效评价理论奠定了基础。 “利益相关者”这一词最早被提出可以追溯到1984年，弗里曼出版了《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分析 1、权力-行为矩阵

分析如下： 圖示列出了一個權力/動態性矩陣，在這個矩陣上可以畫出各利益相關者的位置。利用這種方法可以很好地評估和分析出在新戰略的發展過程中在哪兒應該引入“政治力量”。 A、最難應付的團體是處於D區內的那些團體，因為它們可以很好地支持或阻礙新戰略，但是它們的觀點卻很難預測。其隱含的意思非常明顯：在已建立一個不可改變的地位前一定要找到一種方法，來測試這些利益相關者對新戰略的態度。 B、相反，在細分市場C內的利益相關者，可能會通過管理人員的參與過程來影響戰略，這些管理人員同意他們的’觀點’並建立那些代表他們期望的戰略。 C、雖然細分市場A和B內的利益相關者權力很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不重要。事實上，這些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支持本身，會對權力更大的利益相關者的態度產生影響。 2、权力-利益矩阵 分析如下： 權力/利益矩陣的一個有價值的發展，如圖示中所示，它根據利益相關者與其持有的權力大小的關係，以及從何種程度上表現出對組織戰略的興趣，對其分類。因此稱其為權力/利益矩陣。 這個矩陣指明瞭組織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類型。顯然，在戰略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應重點考慮主要參與者（D區）是否接受該戰略。因為他們既有權力又有興趣。關係最難處理的一類利益相關者是C區內的利益相關者，雖然總的說來他們是相對被卻的，但卻可能因某些特定事件而對戰略產生興趣，並施加有力的影響。因此，全面考慮利益相關者對未來戰略的可能反應非常重要。如果低估了他們的利益而迫使其突然重新定位於D區內，並且阻止戰略變革，那麼情況就會很糟。類似地，需要正確地對待B區中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因為企業的經營業績和戰略，與他們的利益密切相關，而他們並沒有太大的權力，所以可以通過保持信息交流來滿足他們對利益關註的心理要求。 通過權力/利益矩陣可以明確以下一些問題。

奥尔森和他的利益集团理论

奥尔森和他的利益集团理论 (未发表，请勿转载) 一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1]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Yegor Gaidar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 Peter Murrell教授也感慨的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2]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 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 ），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3]解答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利联盟”，也就是我们讲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公共经济学原理】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肖卫政管1000016927 摘要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前提，对集体行动和集团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证，试图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理论应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一些假设和论证过程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奥尔森集体行动集体物品利益集团 内容概述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开篇就否定了“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一传统观念。奥尔森指出“集团会采取行动维护其利益”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理性人”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进而利用理性人假设对集团行动的传统观点进行批判。奥尔森提出：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①理性人意味着人是自私自利的，集团中的个人是理性的，理性人采取行动以寻求个人利益。所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也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以传统的理论假设提出新的集团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主要有两点：一、传统理论认为“集团总是试图增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奥尔森认为，集团增进的利益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其他人对这个物品的消费，而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就不能将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排除在对此物品的消费之外，或者是排除的成本过高。这就使得“搭便车”成为可能并且对理性人产生了“搭便车”的激励；二、传统理论认为，小集团和大集团只是规模上的差别，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奥尔森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大集团和小集团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运作的。奥尔森指出，集团越大，集团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越偏离最优水平。依据市场和非市场的区别，奥尔森提出了利益集团的分类：排他性集团和相容性集团。排他性集团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之间面临的是零和博弈，限制新成员的进入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蛋糕”，相容性集团是一种正和博弈，集团中利益尚未存在，集团吸取成员以“造更大的蛋糕”，但是理性人缺乏为集团利益行动的激励，所以在利益相容性集团要采取“有选择性的激励”，制定奖惩制度，如果激励的实施存在困难，则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奥尔森在本书的第二章讨论了集团规模和集团行动的关系。奥尔森考察了小集团——特权集团和终结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传统理论认为，大集团可以和小集团一样提供集体物品。奥尔森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大集团的组织因成本过高而不能像小集团那样运转。奥尔森分析了个人理性和社会激励之间的关系，这等于承认了经济激励不是促使个人为集体提供集体物品的唯一激励。集团通过提供非集体物品满足理性人来提供“选择性激励”，社会激励的本质是对成员的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个人受到排斥而合作的个人受到奖励。小集团可能受到双重激励，大集团却难以提供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从而造成了大集团和小集团在实现集体利益的水平上的巨大差异。 第三章主要探究了工会发展的动力根源。对于最初的小型的地方工会，可以用小集团能①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2页。

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 读书笔记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 【摘要】：《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这个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用单一的理论去解释全部现象。而且还把集团成员多少是衡量集团规模大小唯一变量等假设，从而导致该理论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集体行动、理性人、搭便车、选择性激励、中国国情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本书是从集团和组织理论的概念入手，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很好地解释了生活中诸多集团及政治问题。以下便是我的相关读书心得：主要内容简介、重要关键词介绍、读后思考。 1、主要内容简介 第1章奥尔森首先阐述了集体行动理论与理性人假设的相关理论，为从微观机制来对集团腐败进行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2章奥尔

森鲜明地反驳了传统理论丝毫不加怀疑地认为正如单独的个人会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行事一样，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会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并随后得出了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更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第3章则考察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则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第6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2、本书重要的关键词 （1）：“搭便车行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2）：增大“搭便车”可能性的因素： 1、群体成员增加意味着对公共物品的分享人数增加，人数越多，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