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与远人：小斯当东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 (1793-184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9期（民國99年9月），1-4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天朝與遠人
─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1793-1840)*
游博清**、黃一農***
摘 要
十八世紀末起，大英帝國為拓展商貿利益，日益重視中國市場，因而與大清帝國展開前所未有的接觸。在來華英人中，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自12歲跟隨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華開始，便接續以東印度公司職員、外交使節、國會議員
等身分，經歷外交協商、自由貿易、鴉片銷華等影響雙邊關係的重要議
題，其一生幾乎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相互呼應。本文將探究小斯當
東對大清帝國觀感的變化及其在英國對華政策中所產生的影響，並討論
他面對中英兩大帝國互異的文明認知與文化傳統時，如何尋求個人的調
適與定位。
關鍵詞：小斯當東、中英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戰爭、外交史
*收稿日期：2010年3月9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8月5日。
此研究乃國科會計畫「龍與獅對望的世界：英使馬戛爾尼來華事件個案研究」(NSC92-2411-H- 007-015)成果之一，特此致謝；亦感謝教育部中綱計畫「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商館史料檔案研究」的贊助，使作者得赴大英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蒐集相關史料。最後並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對文章的修改建議。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九期
一、前 言
鴉片戰爭前約半世紀，東方最強大的大清帝國與西方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經歷了一段由外交協商、派遣官員到武力衝突的曲折過程。1793年的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團、1816年的阿美士德(William P. Amherst, 1773-1857)使團、1834年的律勞卑(William J. Napier, 1786-1834)事件，直至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均留下這兩大帝國相互摩擦並角力的明顯痕跡。1
英人來華所進行的官方接觸，其動因均與貿易攸關。1780年代後期，由於英國實施《折抵法案》(Commutation Act)，加上英人飲茶風氣盛行，中英間的茶葉貿易額大增，英國迅速成為清朝最大的貿易國。2豐厚的稅收使英人頗重視中國市場，至1830年代，英政府每年茶葉稅約有三百三十萬鎊，約佔國家總稅收的十分之一；而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藉茶葉貿易也約可獲利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鎊。3十九世紀初，鴉片逐漸成為英人另一項重要財源，據估計，1821-1830年間每年平均賣給中國的鴉片數額約一萬箱，1838年更已遞增為四萬箱（總值約四百餘萬鎊）。4
英人在與清廷交涉時，不時需面對大清帝國天朝觀的衝擊與挑戰。清朝自認是天朝上國，是天下的共主，中國以外的地區則為蠻夷。此一嚴格的華夷之別觀念，導致中外貿易僅限於廣州，在華外商遇事陳情，僅能透過行商向廣州官員「稟告」；他們只能在貿易季節時，才獲准停留廣州；其住所僅限於「夷」
1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周振鶴編，《跨越空間的文化：16-19世紀中西文化的相遇與調適》（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頁275。
2折抵法案中規定將茶葉關稅統一降為12.5%，完全免除通過稅，有效降低當時英國茶葉走私的現象。參見陳國棟，〈1780-1800，中西貿易的關鍵年代〉，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
展史論文集（第六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頁249-280。
3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3-4.
4 Michael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pp. 112-113.
Gre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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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之內，且不准攜眷。5為改善貿易條件，英人陸續派遣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使團來華，惟因外國使節團均被視為朝貢，使臣皆被要求行三跪九叩的大禮，導致雙方因覲禮問題產生許多爭議。61834年後，英國改派具官方身分的駐華商務監督(Superintendent for Trade with China)來廣州，英人所追求的對等關係依然成為其與清朝官員接觸時的衝突點。
英國社會對自身以及中國的主觀認知也牽動中英關係的發展，因不僅清廷自稱天朝上國，英人亦頗自負其文明的程度，蘇格蘭啟蒙運動中著名的「歷史哲學」學派，即將世界各地社會進化的程度分為文明、半文明、野蠻等不同階段，認為西歐社會處於人類文明發展的頂端。馬戛爾尼使團雖僅短暫停留中國內地，但在回國後所出版的各種書籍中便對以往耶穌會士宣揚的中國印象大打折扣，7該使團結束後，英國社會也因不同政治立場、社會階級或個人經驗的影響，對中國的評價出現極大落差。8此外，英人階級意識的抬頭，也使他們觀察中國的重心由菁英階層轉移到一般中下層人民，進一步產生對中國文明的貶抑。9
在上述背景下來華的英人當中，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或許是最深刻見證這半個世紀中英關係史的個人，我們在許多重要的歷史場景中都可見到其蹤影。10如1793年他擔任馬戛爾尼的見習侍童(page
5吳建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對外關係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頁37。
6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86-191、219-224。7Jane Rendall, “Scottish Orientalism: From Robertson to James Mill,”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5:1
(1982), pp. 43-46；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故宮學術季刊》，卷21期2（2003年冬季號），頁265-297。
8 Shunhong Zhang（張順洪）, “British Views o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Embassies of Lord
Macartney and Lord Amherst, 1790-1820,” (Ph. D. thesis,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1990), pp.
281-282.
9Jeng-Guo S. Chen（陳正國）, “The British View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45:2 (June 2004), pp. 193-205. 10小斯當東在其幼年日記《小書論路從英吉利國到中國：第二部》[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1793-1794)] 上曾自稱多瑪斯當東。為有所區隔，下文將稱呼其父George Leonardo Staunton為大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為小斯當東。又，本文中西名之漢譯，均儘可能採用當時文獻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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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曾蒙乾隆帝親手賞賜荷包，獲得特殊的禮遇。1816年，他出任阿美士德使團副使，堅決反對行叩頭禮，導致雙方不歡而散。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他是英國下議院的議員，強烈支持對清開戰，其觀點獲得不少的認同。11此外，小斯當東更具有十餘年中英貿易的實務經驗；他且為出色的中國通，曾譯註《大清律例》以及《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等重要著作。12
目前學界對小斯當東的研究約可分為兩個面向：政治方面，或因對馬戛爾尼覲見時是否行三跪九叩的爭論，使小斯當東幼年日記中對覲禮的相關描述得到重視。13新近研究中，黃一農依情理判斷，認為小斯當東此舉並非有意竄改掩飾；並延伸剖析小斯當東於阿美士德使團再度面對此問題時的心態，認為當時因事涉國家尊嚴，故其對清廷所稱忘記馬戛爾尼所行的覲禮方式，乃出於刻意的隱匿。14貿易方面，Lydia L. Spivey運用小斯當東在中國工作時(1800-1816)的家書檔案，指出他在這段期間努力的目標是賺飽財富、精通中文、尋求升遷，並希望自己能擔任第二次使華團的大使等，唯Spivey極少使用中文文獻及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等原始材料。15劉熾楷則討論小斯當東於1833年和1840年
11 Alain 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sations, trans. Jon Rothschi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2), pp. 223-231, 504-525.
12George T. 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London: T. Cadell & W. Davis, 1810; repr.,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66)；跛臣(Alexander Pearson)著，小斯當東譯，《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清嘉慶十年刊本，英國皇家學會藏）。
13 Nigel Cameron應最早提及小斯當東日記中有關三跪九叩禮的描述遭刪除的情形。又，戴廷杰
(Pierre-Henri Durand)認為“bowed our heads down to the ground”的記載並無額頭觸地之意。參見Nigel Cameron,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 (New York: John Weatherhill, Inc., 1970), pp. 303-304；戴廷杰著，許明龍譯，〈兼聽則明：馬戛爾尼使華再探〉，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89-150。
14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本第1分（2007年3月），頁50-51、58-63。
15Lydia L.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gent for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1798-1817,” (M. A. the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1968). 下文簡稱此文為“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目前東印度公司相關檔案存於大英圖書館印度事務部檔案（India Office Records，簡稱IOR），其中與廣州商館(Canton factory)直接相關的是IOR/G/12和IOR/R/10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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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說，釐清他對自由貿易、鴉片銷華等議題的觀點。16然而學界關於小斯當東回英後對中英關係的見解（如東印度公司中國貿易特許權、律勞卑事件、鴉片問題等），目前大多仍只停留在概略式的陳述，忽略與其中國實務經驗作聯結。且以往研究也較聚焦於小斯當東的外交表現，較缺乏探討貿易經驗在其中國意象裡所扮演的角色。
此外，在中外文獻的考證與融通上，亦頗需要加強。本文因此將使用一些目前尚未被有效利用的文獻：西文方面，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有助於理解小斯當東在華的貿易工作；小斯當東的家書則透露其對大清帝國的觀感變化；小斯當東留下的相關文集裡也記載了他對中英外交、貿易的許多見解。至於中文史料，除使用《文獻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等材料外，17亦將參照阿美士德使團裡由英人撰寫的中文信件，18以探析小斯當東在該使團裡的表現。
小斯當東的一生與鴉片戰爭前半個世紀的中英關係，不僅是點狀的接觸，而是有著幾乎平行連續的關連，是探討此一時期中英雙方對文明認知的差異、英國社會對中國的論述等課題極佳的個案。下文將嘗試勾勒此一特殊歷史人物的一生，探究在他生命的不同階段中，如何針對中英外交、自由貿易、鴉片銷華等議題，尋求個人的調適與定位，並直接或間接影響了許多英人的中國觀。文中首先談及小斯當東的幼年教育，其學習中文和參加馬戛爾尼使節團的過程。接著，探討他與大清帝國的實際接觸經歷，尤其是其對中國觀感的轉變。其次，將分析在1830年代起英國朝野一系列關於中國問題的論戰中，小斯當東如何積極地評論時事、剖析利弊。最後則探討鴉片戰爭前夕，小斯當東對華態度轉變的原因，並評估其在國會的影響力。
16劉熾楷，〈第一次改革後之英國國會與1839-1842年中英戰爭的關係〉（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64）；故宮博物院輯，《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台北：成
文出版社，1968）。
18這批中文信件現藏於英國倫敦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中，檔案編號為FO/10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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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大清帝國的首度接觸
小斯當東生於1781年5月，祖籍是愛爾蘭。其父大斯當東曾於馬戛爾尼任馬德拉斯總督時，擔任其機要秘書，並因在代表東印度公司和印度南部Tippoo蘇丹的談判中表現傑出，受封為從男爵(Baronet)。19
大斯當東對兒子的教育非常重視，尤其注重科學及語言的學習。在小斯當東8歲至16歲期間，陸續聘請了古典文學和數學的家教，包括德國籍家教伊登勒(John C. Hüttner, 1765-1847)和巴龍(John Barrow, 1764-1848)。小斯當東自述其幼時便需知道各種基礎的科學知識，不時跟父親參加科學演講和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的聚會。在父親嚴格要求下，他自小便知曉許多科學知識，且學會拉丁文、法文和希臘文，對語文的掌握和科學的認知遠遠超過同年紀的小孩。巴龍初見他時，印象便非常深刻，認為小斯當東優異的才能遠遠超過他的想像。20
1792年春，大斯當東被任命為即將成行的馬戛爾尼使節團副使，他要求或建議兒子、伊登勒和巴龍等人都能參與這次使節團。接著，他聽聞義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文華書院(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有通曉中文的翻譯人才，便帶著兒子經過法國、日耳曼等地，直到那不勒斯，21小斯當東應在文華書院首度接觸到中國人。22不久，同年9月，馬戛爾尼使團便出發，小斯當東
19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76；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London: L. Booth, 1856), pp. 31-32, 197-199. 下文以Memoirs簡稱此書。
20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76-277。21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pp. 9-11. 此次歐陸之旅類似一次「大遊歷」(Grand Tour)。17世紀以來，英國貴族子弟間流行花幾個月至數年的時間到歐陸旅遊，見識各國的文化、政治情勢以開拓視野。參見Jeremy Black, The British Abroad: The Grand Tou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roud: Sutton, 2003).
22大斯當東從文華書院僱來擔任翻譯的中國人共有二名。之後馬戛爾尼使團出發時，又有兩名中國傳教士跟隨上船。參見George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Adamant Media, 1797), vol. I, p. 41；王宏志，〈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3（2009年3月），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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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是見習侍童。他和巴龍也開始跟船上的中國人學習中文。
使團抵華後，在一些與中國官員交談的場合裡，大斯當東自豪地表示兒子的發音、語調要比巴龍來得清晰與準確。巴龍亦誇獎小斯當東學習中文的迅速，稱使團呈交清朝政府的文書都由他抄寫副本，官員們對其字體的工整感到吃驚。同樣地，馬戛爾尼在日記中也提到小斯當東字跡的清楚與整齊。23小斯當東不俗的中文表現，或使他能跟隨馬戛爾尼到萬樹園覲見皇帝，覲見時，乾隆帝甚至要他說幾句中文，並高興地賜其一把精美的扇子以及刺繡的荷包。24對小斯當東而言，此次中國之旅的重要收穫之一便是其中文能力的進步。
小斯當東也在此次覲見和其他場合碰觸到重要的覲禮問題，其日記中曾多次提及使團所行的覲禮方式，但因他已深刻感受到此問題的敏感性，故均用「照樣」、「照常」、「屈單膝禮」等模糊字詞簡單帶過，不願多加描述。25覲禮問題也在他年幼的心中蒙上一層陰影，並對其往後與清廷的交涉頗有影響。
馬戛爾尼使團返程時，曾遊歷中國內地數月，此一難得機會讓小斯當東除官方的接觸外，也看到大清帝國的一般風貌，他在日記裡描述了對大運河、江南風光、古塔名勝、民生科技的觀察所得。26小斯當東晚年回憶說，參與這次使團對他一生有重大的影響。27
三、在華工作時對清廷觀感的變化
自馬戛爾尼使華後，大斯當東對參與中英外交工作仍抱持高度興趣，非常盼望能夠再度出使，1796年，原本英國政府打算請他擔任另一次中國使團的
23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77。24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1963), p. 138; George T.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fol. 105.
25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本第1分，頁50-51、56。
26George T.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fol.119-140, 155-157, 188.
27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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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但因其健康不佳而無法成行。於是他將出使中國的心願寄託於兒子身上，並向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提出申請，希望能考量其子優異的中文能力，讓他到廣州商館工作。28廣州商館的職缺向來是東印度公司內部搶手的工作機會，非董事的親戚進入不易。或因大斯當東的多方打點，董事會直到1798年4月才通過讓小斯當東前往廣州商館擔任書記。29隔年6月，小斯當東搭乘公司往來中國貿易的商船Hindostan號來華，再次展開其生命中一頁與中國相關的經歷。
（一）充滿理想的青年
小斯當東於1800年1月抵達廣州商館。30董事會派他來華，除擔任書記的工作外，更寄望其中文能力對廣州商館有所助益，在此之前，商館長期欠缺優秀的中文人才，有需要時則請法國駐廣州「代表」的翻譯Jean C. F. Galbert 等人幫忙。312月時，隸屬皇家海軍Madras號的小船天帝號(Providence)，因細故開火誤傷一名華人，不久，中英雙方在廣州城內商議如何解決此事。期間小斯當東數度精確地翻譯了雙方的文書，達成有效溝通，使商館決策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頗讚賞其中文能力。32經此事件，他也開始對清朝的法律產生興趣，11月時他已陸續購得《大清律例》全部的卷數。33
28IOR/B/122, p. 1249.
29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78-279。
重視兒子教育的大斯當東，曾於1797年時短暫安排小斯當東就讀於劍橋大學。
30 Anthony Farrington, Catalogue of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Journals and Logs, 1600-1834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9), p. 323.
31Susan R.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9 (1938), pp. 46-51. Galbert約於1789年去世，此文亦提及1793年前商館所僱用精通或略通中文的人士，如1760年代的洪任輝(James Flint)。又，此時法國或美國等的文獻中，常提及他們駐在廣州的代表為「領事」(counsul or consul)，但清廷文獻中則為「夷官」或「夷目」，在此以「代表」稱之。
32參見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1929), vol. II, pp. 334-340. 下文簡稱此書為The Chronicles。33Staunton to Sir G. L. Staunton, March 27 and November 8, 1800, Canton. 小斯當東的家書收入於
微捲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Manuscript Records of Traders, Travellers, Missionaries & Diplomats, 1792-1942, part 1 & 2 (Marlborough, Wiltshire: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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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斯當東為了加強中文能力，剛抵華時便希望有華人願意指導他。1801年5月，透過澳門一位法國傳教士的引介，先前曾賣書給他的中國人Michael Ko答應盡力教他。小斯當東在非貿易季節時，有較多空閒學習中文，他自述一天約固定花兩小時於會話與閱讀，他雖然覺得Michael Ko的程度稱不上優秀，但已可符合此時的需求。34此外，他也練習翻譯官方的《邸報》。至隔年貿易季開始前，其中文程度雖仍稱不上流利，但已有很大進步。35此次來中國，除了追求財富外，小斯當東對中英外交也頗為期待，在家書中曾數度和父親提及使華計畫、學習中文以及派遣大使等細節。他在抵華後不久寫的家書中，就提到傳聞近期英國將派使團來華，認為目前嘉慶帝剛即位，應是祝賀的良機，成功機會也較大。但自評如參與這次的使團，其職位可能僅是翻譯，不會受到重用，與他在乾隆御前所曾受到的特別待遇落差頗大。36因知小斯當東對自己的期望頗高。
不久後，小斯當東聽聞公司來華商船會帶來英王的國書和禮物，他隨即告知大班Richard Hall，希望能由商館職員北上京城遞交國書。Hall覺得以前無此慣例，若萬一失敗，董事會將怪罪於他，因此拒絕小斯當東的提議。實際上，稍後來華的船上並無國書，此事也就無疾而終。但小斯當東仍希望父親能替他打聽英國方面對派遣下次使華團的看法，並盡力促成。隔年，他在家書中也研擬了幾種外交方案，認為大使最好每年皆能呈遞國書。但因兩國距離太遠，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大使無法在一年內往返，故最好能常駐中國；若不行，可以就近待在澳門；否則亦可考慮駐在英屬印度或聖赫勒那(St. Helena)島。37
Reel 27-30.
34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79-280。
此外，商館大班Richard Hall也頗支持小斯當東學習中文，答應用公司的經費購買他所需的中文書籍。
35小斯當東也把此時對《邸報》的翻譯附錄於他所譯的《異域錄》英文版中，在總計40件的譯文中，1800年成稿的有28件，1801年也有9件。參見George T. Staunto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 13, 14, & 15 (London: John Murray, 1821), pp. 258-330.
36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0。37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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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外交語言方面，小斯當東提及最近認識一位能說道地北京官話和滿語的人，他認為藉由向其學習並透過一部滿法字典的幫助，短時間內官話和滿語應該也能進步不少，38這對去北京將會派上大用。通曉法文的他，亦和在北京的法國傳教士Louis de Grammont、Jean Joseph-Marie Amiot（錢德明）等人通信，積極探詢清廷對外國人的態度及宮廷裡的局勢等。39由此可知，剛到中國工作的小斯當東對中英外交充滿熱情，也做了不少準備。但小斯當東在得知其父於1801年1月過世後，便急忙返國奔喪。此後，他在中英外交的主要商議對象，就由父親轉向小時候的家庭教師巴龍。
剛到廣州的前兩年，小斯當東在生活上很不適應，因為商館其他成員都是公司董事們的親戚，只有他因中文能力才被派到中國，所以經常感到周遭的敵意。加上第一次長期離家、自視甚高等因素，他不時覺得孤寂，稱這兩年是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此次回英奔喪讓小斯當東可以暫時忘卻廣州的不愉快，期間他與馬戛爾尼、巴龍等人聯繫密切。40在小斯當東與巴龍的通信中，常見兩人討論中英外交的事務。巴龍曾於1804年出版《中國之旅》(Travels in China)一書，41頗受好評，他對中文、使節團等議題均感興趣，被視為「中國通」之一，他認為小斯當東回中國時是英國遣使的好時機，一來花費較省，且可發揮小斯當東的中文才能。巴龍表示會盡力遊說政府再派使華團，小斯當東也因此草擬了使團的一些細節。42
（二）務實地看待中英關係
小斯當東此次回英休假兩年，在他準備赴華的前夕，公司通知他陞任為貨
38傳教士錢德明(Jean 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曾在1789年至1790年間編著一部《滿法字典》，小斯當東所提及的字典，不知是否即是此部。
39Staunton to Sir George L. Staunton, February 26, 1801, Canton.
40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1。身為長輩的馬戛爾尼安排他晉見喬治三世，也引薦他加入由知名文人組成的文學俱樂部(Literary Club)。
41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
42Lydia L.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M. A. thes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1968), 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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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supercargo)，這意味著更高的年薪並負責更重要的貿易事務。43同時，他亦被託付遞交喬治三世寫給嘉慶帝的國書，希望清廷斷絕與法國的往來；並攜帶英政府管理委員會(Board of Control)主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主席個別寫給大學士、兩廣總督及粵海關監督的信；這些文件都由他譯成中文。他滿懷期待地上船，設想如果順利的話，第二次的使華團不久即將成行。他在航程中所寫的家書裡，也提及打算購買一些物品，以便將來出使時能派上用場。44小斯當東於1804年底抵華，不久，廣州商館將國書等信交給兩廣總督倭什布，希望由他轉呈嘉慶帝。小斯當東期盼得到清廷善意的回應，但結果令其大失所望。首先，倭什布以「天朝國法森嚴，大臣、官員不准與番國交接」為由，只答應轉呈英王的「表文」和「貢單」。451805年5月，嘉慶帝也在上諭中以天朝重視體制，告誡「遠夷」與天朝官員的接觸下不為例，後來給英王的敕書亦了無新意。46這些都使他備感天朝「華夷之防」的嚴格與敵意，故在同年5月的家書裡，小斯當東表示對清廷的現況感到失望。11月的家書中則提及對使節團的任務沒有以前那麼樂觀，原因在於親身經歷清廷許多「傲慢、無能與腐化」的例子後，他相信成功的機率更少了。47若再對照小斯當東此次來華前對中英關係的滿懷期待，此次外交任務的受挫對他來說應是不小的打擊。或約於此時，小斯當東對清廷的態度，由先前的理想浪漫，逐漸地轉以更務實的眼光來看待中英關係。
外交期待的落空加上人際關係仍未見改善，使小斯當東的不滿在家書中表露無遺：「即使能獲得可觀的財富，我也幾乎確信無法忍受待在這裡，……如
43薪水方面，貨監與書記的最大區別在於貨監不領固定的年薪，而是每年由公司分給佣金(commission)，約2,000至10,000英鎊之間，是書記的好幾倍。
44Staunton to Lady Staunton, June 9, 1804; Lydia L.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pp.
50-53. 1834年前，管理委員會主席在處理中英事務上，佔有很大的分量，有關英國政府管理委員會與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之間的關係，參見John William Kay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53), pp. 96-109.
45故宮博物院輯，《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頁48-49。
46故宮博物院輯，《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頁58-59、77-78。
47Staunton to Lady Staunton, May 18, 1805, Macao; Staunton to Lady Staunton, November 5, 1805, Ca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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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能的話，明年去印度休假，甚至回英國。」48原先他打算於1806年貿易季結束時回英，但在商館大班等人的慰留下多待了一年。他此次在華的三年多期間，中英雙方仍不時出現華夷衝突或商務糾紛，其中又以1807年2月的海神號(Neptune)事件最為嚴重。49此事件從中國官員一開始威脅交出兇犯、暫停貿易，繼而雙方對審判相關細節的堅持，到最後的審理過程，小斯當東均負責翻譯與協商。對商館而言，小斯當東的表現兼顧了水手與東印度公司的權益，決策委員會事後向董事會大力讚揚他的表現。50小斯當東在此事件與類似的衝突中，更為熟悉廣東當地的貿易生態，豐富其中國經驗。
小斯當東搭乘公司商船於1808年6月抵英休假兩年。51此次回英，他的一項重要成就便是出版《大清律例》的英譯本，此書可說是小斯當東學習中文多年的成果，他特別在書前表明將此書獻給巴龍，在書中的序言和附錄亦表達其多年觀察大清帝國的心得，如他認為廣東官員管理當地貿易的方式太專橫，使外人在發生衝突時需據理力爭，才能保障權益；也分析中國自恃天朝觀念的起因等。52這些見解也反映了其對清廷的印象已由早期的浪漫理想轉為較務實的批判。《大清律例》英譯本一出版便獲得《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等英國主流期刊的好評，如《愛丁堡評論》的主編Francis Jeffrey認為小斯當東的翻譯很有貢獻，使英人能從《大清律例》條文繁瑣的特徵中，判斷「中國
48Staunton to Lady Staunton, March 18 and December 30, 1805, Canton. 唯一讓他稍感滿意的是能於1806年初擔任商館秘書，有更多與商館高層接觸的機會。參見IOR/G/12/150, p. 252.
49此事件起於1807年2月24日，海神號的水手在廣州買酒時，因細故與當地居民發生激烈的衝突。之後一名中國人廖亞登(Leau A-Ting)傷重死亡，廣州官員要求英人交出兇手，否則停止貿易，事件結果是判罰疑兇Edward Sheen 12.42兩。參見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pp. 26-53.
50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2。
51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p. 41.
52George T. 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pp. xix-xx, 515. 1818年，牛津大學頒給小斯當東榮譽法學博士，以表彰他在中國法律方面的貢獻。近年來對小斯當東翻譯《大清律例》的研究可參見James St. André, “‘But Do They Have a Notion of Justice? ’–Staunton’s 1810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 Qing Code.” Translator 10:1 (April 2004), pp. 1-31; Glenn Henry Timmermans,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Qing Legal Code,” Chinese Cross Currents 2:1 (January-March 2005), pp. 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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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文明程度不高」。53
另一方面，此時中英關係正因1808年英國企圖佔領澳門的軍事行動而陷入僵局，54許多人認為最好能派遣使團來華緩解。1809年，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主席大葛蘭特(Charles Grant, 1746-1823)寫信給小斯當東，55告訴他目前政府正考慮派遣使華團，他將是大使人選之一，希望他草擬一份詳細的計畫以供參考。同年11月10日，巴龍也寫密件通知小斯當東說，管理委員會主席Robert Dundas(1771-1851)告訴他，近期內便會建議政府組織使華團，而小斯當東將擔任大使。11月20日，他在寫給大葛蘭特的信中提出幾點建議，其中希望大使具有流利的中文能力並熟悉中國的習俗，因這將有助於雙方的深入溝通；副使應該也需是使團的秘書，必要時並具有接替大使的資格。至於人數方面，他認為除護衛外，其他人員應介於十至二十人之間，當中應有私人秘書、醫生、製圖家、博物學家等，而為了不要讓清廷有英人在誇耀國力的感覺，護衛人數不應太多。接著，他提到禮物的挑選，並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禮品總價應不少於一萬鎊，藉由這段期間和清廷往來所得的知識和經驗，可以縮減某些品項，他認為這樣將會更容易被清廷接受；在出使路線方面，認為走海路較佳，可節省時間、運費並避免某些中國人或有敵意傳教士的阻撓。56這封信中透露出小斯當東期望的是一個「小巧精緻」的使節團，和馬戛爾尼使團頗有差距。顯示他在多年中國經驗後，自認已能從較實務的角度出發，分辨哪些事物是清廷所重視的。若對照其剛來華工作時，在外交上過於理想的看法，此時他對大葛蘭特的建議也是考慮較為周全的。但不久後，事情卻有所變化，董事會告知他如果派遣赴華使節團，屆時為顧慮清廷的感受，公司職員將無法參與。小斯當東對此非常失望，當他年老回憶起此事時，仍認為自己被
53Francis Jeffrey,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Edinburgh Review 16:32 (1810), pp. 476-499. 54參見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pp. 76-99.
55此處的大葛蘭特為下文小葛蘭特之父。
56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3；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pp. 41-43. 此處有敵意的傳教士應指在北京清宮服務的天主教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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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地愚弄，無法釋懷。57
從1810年3月至1814年4月的四年間，小斯當東主要因為受不了中國炎熱的氣候，使他僅從1810年底起在華工作一年又二個月，其餘大部份時間都在英休假。58在華期間，工作之餘，他意外遇到上次接待馬戛爾尼使團的松筠。小斯當東被特別准許前往廣州城裡三度會面已陞任兩廣總督的松筠，並趁此機會探詢清廷對英國派遣使團的態度，松筠不抱樂觀地表示目前的時機並不合適。59小斯當東則認為松筠態度雖友善，但其年事已高，加上對貿易事務不感興趣，對促進中英貿易的效果有限。他寫給巴龍的信中，也抱怨他在廣州城裡時，目睹許多官員對外國事務依舊顯得無知與自大。60小斯當東回英休假後，曾數度考慮是否再出發前往中國，因他多年來已賺得可觀的財富，61然而，當他得知商館幾位資深貨監準備退休的消息時，又覺得有必要前去中國，因為以他的資歷，董事會將會聘其進入決策委員會，管理商館的運作，進一步或能陞任商館主席。若果真如此，對其往後的聲譽將幫助很大，且他亦未放棄外交使節團的可能性。幾番考量之下，決定再度來華。62
（三）期待已久的使節團
1814年9月，小斯當東抵華，並進入決策委員會。此時，中英關係正因英國皇家戰艦Doris號事件陷入貿易停擺的危機。63為化解僵局，他被決策委
57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3-284。
58 Anthony Farrington, Catalogue of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Journals and Logs, 1600-1834, p. 67;
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pp. 56-57; Staunton to Lady Staunton, May 12, 1812.
59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pp. 169-170, p. 173; IOR/G/12/176, pp. 126-135. Lydia
L. Spivey文中誤稱小斯當東僅與松筠會面兩次。
60Staunton to Lady Staunton, July 20, 1811.
61 1812年時，小斯當東擔任貨監分的佣金是4,129鎊。1814年他分得的佣金為7,124鎊，另外還
有私人貿易獲利的5,000鎊，光是這兩年，其收入總計就有約17,000鎊。參見Lydia L.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p. 96; 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p. 177.
62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4。63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pp. 215-219, 221-222; Lydia L.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p. 110. Doris號事件起於1814年3月，英國皇家軍艦Doris號在澳門俘獲美國籍的私掠船(privateer) Hunter號，此時英美正處於戰爭狀態。後來數月間，Doris號因與其他美國船隻追逐，數度違反禁令駛入黃埔，引起兩廣總督的不滿，下令斷絕對Doris號的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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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派為代表，與中國官方進行斡旋，並為商館爭取到不少以往所無的權益，如「英吉利夷商稟帖准用漢文」、同意商館僱用漢人僕役、官員到訪商館前應事先知會等。64
Doris號事件或促成英國第二次的使華團，該事件雖於1815年初結束，但因消息傳回英國需耗時半年以上，在這期間，英政府評估中國貿易或將持續停擺，因此醞釀派遣使節團。巴龍在使團準備過程中提供了許多建言，如寫信給管理委員會主席Robert Hobart(1760-1816)，特別推薦小斯當東，提及他優異的中文能力與對使節團的重要性。65在禮品選擇上，巴龍也與董事會主席大葛蘭特商議許久，他認為雖然仍要重視一些新奇的物品，但清廷會更喜歡實用的禮物，因此在他羅列的禮品清單中，大部份都是高級香水、大吊燈、美酒、貂皮等日常生活用的物品，並強調不要再送馬戛爾尼使節團的武器、馬車等項目，因為它們不為清廷所喜。66
筆者新近發現英國國家檔案館存有一批珍貴文獻，其中即有當年阿美士德使團草擬的中文禮品清單，記載給皇后的禮物為「玻璃盒載玫瑰花香十二個」、「玻璃罇載玫瑰花乳香十個」、「上好的花露水玻璃罇十二個」等。而在此清單中所稱給「皇家人小禮」、「拜相禮物」、「各官員小禮」等品項，則有千里鏡、呢絨、玉石、美酒等物。67至於給皇帝的禮物大致可分為幾類（圖一）：一是英國王室人物（如喬治三世和攝政王）的畫像；二是英國所產的物品，如瓷器、玉石、白布、玻璃做的蠟燭（按：原文為臘燭）臺、山水畫、賽馬畫、鏡子等；其他則為英國地圖、俄羅斯地圖（按：原文為郭羅斯）、滅火用的水車等。68就性質而言，日常生活的物品確實佔有蠻大的比例。
廣州商館因而提出抗議，並主動停止貿易。
64梁廷柟編，《粵海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道光年間刊本影印，1995），收入《續修
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冊834-835，卷29，頁9-16。
65IOR/G/12/197, February 14, 1815, pp. 1-8.
66IOR/G/12/196, pp. 44-47.
67 FO/1048/16/34, FO/1048/16/35.
68 FO/1048/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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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阿美士德使節團禮品中文清單草稿一部份
資料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外交部檔案，編號FO/1048/16/33。感謝National Archives同意使用該圖。
我們可以再比較鴉片戰爭前兩次英國使華團禮品內容的差異，馬戛爾尼使團時，英國送給清廷的禮品共29種。大致可分三類：一類是英國的工業製品，如刀劍、五金、槍砲、瓷器等；一類是迎合清廷天文需求和藝術品味的科學儀器，如天體儀、七政儀等；其他是歐洲最新奇的發明，如熱氣球、潛水鐘等。藉由展示這些科技性的禮品，試圖展現英國文明的優越性，拓展英國商品的市場。69由阿美士德使節團禮品的內容而言，顯見巴龍的建議確獲採納，而小斯
69常修銘，〈馬戛爾尼使節團的科學任務：以禮品展示與科學調查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21-22、31。關於馬戛爾尼使團的禮品清單，參見中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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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東1808年給大葛蘭特的建議中亦曾提及下次使華團時，可以縮減某些品項，認為這樣將會更容易被清廷接受，此次禮品的安排也可說是與小斯當東的觀點若合符契。
人在中國的小斯當東於1816年初陞任商館大班，並從巴龍及董事會給廣州商館的信件中得知政府正考慮遣使來華。5月24日，他收到使團已出發的正式訓令，得知主要的成員包括阿美士德、商館大班益花臣(John F. Elphinstone)和他在內。但因益花臣此時已退休搭船回英，故小斯當東預期自己將接替益花臣擔任副使。當小斯當東7月12日與阿美士德會面時，卻意外得知Henry Ellis已被任命為副使，認為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去信向阿美士德抗議，阿美士德遂答應讓他擔任副使。小斯當東如此要求的動機，或因對自己在中國外交事務的認知與處理能力深具信心，也想要把握此難得的機會，一展長才。70
出使途中，他也安排、建議了許多細節，期待此次使團能比前次更為成功。由於小斯當東先前即認為第二次使華團人員的中文能力非常重要，故他推薦安排廣州商館內所有中文程度較佳的職員參與此次使團，包含馬禮遜、德庇時(John F. Davis, 1795-1890)、端(Francis H. Toone)等人。71
由於阿美士德不識中文，故相關文件的中譯均由小斯當東主導，他很重視中文的表達方式，如由馬禮遜所翻譯的國書，即先經他檢查與同意，再上交阿美士德。他也不時與馬禮遜討論其他文件的翻譯。72如在將禮品的清單翻譯成中文時，小斯當東憑藉經驗，認為給皇帝和皇后的部份禮物應列在不同名目之下，而給官員、大臣、皇室的禮物則完全不要出現在中文翻譯上，因為依照過去的一些例子，這樣很可能導致不好的印象。73總之，我們由小斯當東的安排
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121-124。
70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5。
71George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 (London: Havant Press, 1824), pp. 8-9.該書以下簡稱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72George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pp. 15-16.
73George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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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多年中國經驗後，他盡力規劃了有助於使團達成任務的相關細節。
這次使節團覲見嘉慶帝時應行的禮儀再度成為外交任務順利與否的關鍵問題，關於馬戛爾尼是否行叩頭禮的記憶遂一再地被喚醒。使團登陸大沽前，小斯當東即主張「即使這次任務會因不行三跪九叩禮而失敗，我仍強烈表達遵行叩頭禮是不明智的」。74對小斯當東來說，他此時已賺取足夠的財富，並早有回英的打算，75東印度公司的在華利益雖重要，但不希望因遵行叩頭禮而對其名譽造成可能的傷害，故堅持反對三跪九叩，以追求自己在歷史上的定位。
正式覲見前，中英雙方在天津和通州曾兩度展開協商，以尋求最大的共識與外交斡旋的空間。在天津時，小斯當東身為馬戛爾尼覲見乾隆帝時的見證人之一，應對當年的過程印象深刻，故很難想像他會宣稱「乾隆五十八年來時，所有禮節雖經目睹，實係年幼不記得」，此應是為了增加談判的空間，而蓄意採取的選擇性失憶，嘉慶帝因而痛斥小斯當東「支吾可惡」、「所言甚屬欺誑」。在協商過程中，小斯當東也試圖努力與清廷達成妥協，願從起初的「九跪一膝、九一俯首」變成「跪一膝三俯首、如此三次」，他認為後一形式與清廷禮儀僅在於「單膝」和「雙膝」的差別而已。但在堅持「不跪雙膝」的原則下，縱使形式非常相似，與天朝禮儀究有不合。在沒有共識之下，嘉慶帝只好派出層級更高的理藩院尚書和世泰、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前往通州處理此事。76在通州時，使團內部曾就三跪九叩禮問題，展開激烈討論。考量到1795年入覲的荷蘭使團，雖叩跪如儀，但並未得到更大利益；而1805年的俄羅斯使團，在抵達蒙古後，雖因不願向代表皇帝的香案行叩跪禮而遭遣返，然中俄貿易依舊，故小斯當東遂以事涉國家尊嚴與個人榮譽，說服阿美士德不應行叩頭禮。之後，和世泰為迎合上意，對使團和嘉慶帝各自隱瞞部份實情，一面催促、威脅阿美士德行禮；一面呈報嘉慶帝「瞻覲時必能成禮，不致失儀」。嘉慶帝原
74George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p. 32.
75Staunton to Lady Staunton, February 21, 1816.
76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頁61-62；吳曉鈞，〈阿美士德使節團探析：以天朝觀的實踐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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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不再堅持跪叩禮，但覲見當日凌晨，使節團一行人因連夜趕抵園明園，大使遂以身體不適為藉口，希望能推遲一天入覲。經派御醫探視後發現阿美士德並無大礙，嘉慶帝一怒之下命使團即刻離京，讓這次使節團的任務匆匆結束。77對小斯當東而言，多年的中國實務經驗，使他比父親及馬戛爾尼更能強烈感受到三跪九叩所象徵的政治與文化意涵，故堅持不讓步，我們亦可看出國家的尊嚴在其心中佔有極大的份量。此次出使前，他原本預估應能完成父親對他的外交期待，並預先在人事、禮品做了許多規劃，使團任務的失敗使他的心情跌入谷底，他在回程中遂將失敗原因歸咎於皇帝的「魯莽和狂暴」，認為嘉慶帝接待使節團的言行舉止完全不如乾隆帝。78
回顧小斯當東與大清帝國的接觸過程，前後的差別頗大。馬戛爾尼使節團時，乾隆帝因其略通中文而特別獎賞他，之後他來華工作時，對中英關係原是充滿了熱情與期待，中間隨著處理外交事務、商貿衝突等實際經驗，使他感受到兩大帝國在外交與貿易思維上存在許多歧見，轉以較務實的眼光看待彼此的關係。最後，阿美士德使團時，嘉慶帝因其堅持不跪雙膝，下旨「不准再行來粵」，79此次的失敗使小斯當東長久以來的外交心願落空，也更加深他對清廷自恃天朝的不滿，這樣的情緒在其回英後逐漸發酵。
四、英國社會的「中國問題」專家
1817年6月，小斯當東搭乘的Scaleby Castle號抵英，此後他開始轉入政壇發展。而他在中英關係的角色也有所改變，由實際參與者變成第二線的觀察者。小斯當東剛回國時，本希望能在政府單位裡找到負責中國事務的職位，但
77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頁63-66。
78George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p. 144.
79故宮博物院輯，《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頁633。另一方面，除了乾隆帝、嘉慶帝外，他對道光帝的事蹟也有興趣。1852年，他校訂郭實臘(Karl F. A. Gützlaff)的《道光帝生平：已故的中國皇帝》，其動機應也是想對從他離華到鴉片戰爭之間的歷史做一回顧。參見Karl F. A.
Gü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52), p.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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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如願，遂改以進入國會為目標。1818年，他以購買議員席次的方式，於下議院擔任St. Michael選區之議員。此後至1852年止，除1835年、1837年兩度競選失敗外，他多次代表不同選區。政黨傾向上，他大都支持保守的自由托利黨(Liberal Tories)。80
此外，小斯當東也以作家的身分，繼續傳播他對中國的認知與觀感。1821年，他回英後的第一本著作是將1732年圖理琛出版的《異域錄》譯成英文，其主要動機或是為了理解清朝的外交政策。81由於中英外交的走向是當時英國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使此書在市場上頗為暢銷。隔年，書商John Murray再出版其《中國札記》(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該書有兩部份，分別談論中國文學和中國貿易。由於該書主張維護東印度公司的在華貿易特權，與當時自由貿易的輿論相左，或因此導致銷售情況不佳。82由於他先後寫作、翻譯關於中國的書籍頗多，涵蓋層面亦廣，實足堪稱為十九世紀前葉英國社會的「中國通」之一。83
1830年代起，隨著東印度公司中國貿易專利權終止、律勞卑事件、鴉片問題等一連串影響中英關係走向的發展，小斯當東更積極地以切身的中國經
80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pp. 76, 110-111, 115-47.
81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p. 105. George T. Staunto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 13, 14, & 15, preface. 此書早在1726年即有法文本，之後又陸續有德文本、俄文本等。又，小斯當東於1813年3月26日寫給馬禮遜的信中，提到他早有意翻譯此書，故小斯當東著手翻譯《異域錄》的下限應在1813年之前。參見Elizabeth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 319.
82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p. 105.
83游博清，〈英人小斯當東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收入《跨越空間的文化》，頁286。他於1822年後出版或校訂的書籍，大致有1823年的《喬治?李奧納多?斯當東的家庭與生活回憶錄》(Memoir of the Life and Family of the Late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Bart)、1824年的《阿美士德使團紀行》(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1828年的《中國札記第二部》(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y, Including a F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the Second. (Havant: private circulation only, 1828)、1849年的《探究翻譯上帝一詞的合理方式》(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1854年負責校訂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Juan Gonzále de Mendoza)的名著《中華大帝國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及1856年的自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