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

北宋时期的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

杨思炯

【期刊名称】《《绿色中国B版》》

【年(卷),期】2019(000)004

【总页数】8页(P68-75)

【作者】杨思炯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北宋时期产生的宋学是儒家学术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派别，北宋时期宋学兴起并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形成于北宋时期。北宋时期的宋学对金石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初期宋学促进了金石学萌芽的出现，欧阳修、刘敞二大家奠定宋代金石学的基础。荆公新学、关学、洛学、苏门蜀学等宋学主流学派提供了多元化的思想来源，陆佃、李公麟、黄伯思、吕大忠、吕大临、李清照、赵明诚等金石学家在宋学各学派的影响下创造出各具特色的金石学研究成果，为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初期宋学开雏形

初期宋学的兴起并不与宋王朝的建立相同步，至太祖建宋八十余年后，宋朝自己的学术才渐次发展起来。宋代儒学复兴初具规模当从“宋初三先生”开始，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新宋学，须到胡瑗、孙复才像样”。这一阶段的宋学，旨在打破

佛老思想的主导局面，复兴疲敝已久的儒学。故其主要学术观点在于排斥佛老、弘扬古文、重振师道这几个方面，可以说韩昌黎、柳河东首倡的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到这一时期真正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新思潮。

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性格刚健，其对佛老之大力批判开宋学之先。《儒辱》一文中说，“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对儒、释、道三家并立的现实情况大为不满。身为泰山高足的石介与其师声气相通，《怪说》三篇亦是排佛老的代表作。其中说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观、佛寺徧满天下，可怪也”。这里就体现出，排佛老不仅是其时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要求，更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这与宋代强敌环伺的周边形势有关。石介的《中国论》借助当时作为社会热点问题的周边民族矛盾来彰显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也是其学习《春秋》之“尊王攘夷”思想的体现。他在文中说：“闻乃有巨人日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日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将老子也叙述成为外来之胡人，可见其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

在这一思想氛围下，其实发迹的金石学亦体现着这样的时代特征。宋代金石学的发端当从欧阳修与刘敞看起，正如赵明诚所说，“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而集录前

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欧阳修与石

介交往匪浅。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人于同年中进士。其后欧、石二人亦有

书信往来，甚至石介的墓志铭也是欧阳修所写。欧阳修的金石学研究实践充分体现了初期宋学的风气：为了树立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其在金石学研究领域选择的研究方式是通过整理与保存古器物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论述体系。所以，尽管采取的途径不同，但是如韩、柳及三先生一样，欧阳修的研究目的之一亦是树立一个儒家的

道统。自两汉以来，儒学的侧重点有所变化，但是作为核心的道德心性论一直被保留下来。所以晚唐以来，儒学被再次期望作为一种可以挽救世道、匡正人心的学说而被重新发扬。韩愈们急欲创立一种道统，欲对“变异”的儒学进行“纯化”。儒者要通过“道统”的建立，来给自己树立一种话语权，建立“道统”的同时，其实就是对自我解读儒家经典、发扬儒家思想的权威的一种树立。

一种为弘扬自身思想而树立的道统，必会产生对以往经典和历史的怀疑。而欧阳修的金石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怀疑思潮。欧阳修的主要金石学成就体现在其《集古录》一书中，《宋史》载其“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集古录》中有许多辨证古史的例子，在研究古代碑刻的时候，他认为，“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尔。”，“二碑当时故吏所作,必不误,盖史之缪也。”。通过研究碑刻，欧阳修对许多正史中所载的史事做了精密的考据，例如“隋郎茂碑”中所记录的郎茂去世之处与《隋书》不同,欧阳修谓之，“《隋书》列传言“茂卒于京师”,此碑云“从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缪,当以碑为正。”又，“唐孔颖达碑”上记载孔颖达的字为“冲远”,《唐书》本传云其字“仲达”,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

尚未见到此碑文,所以依袭前人谓孔颖达字“仲达”,直至见到古碑刻,方校订出史实流传之误，“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着。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此段文字不仅展现了欧阳修的考据功夫，同时还表明了其金石考据学的志趣，“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

其益岂不博哉！”正是在这种“非徒玩好”的经世致用态度上，宋代金石学开始渐有雏形。

与欧阳修并称之金石学家刘敞，其亦是一极重儒家尊严的宋学大家。史载“方议定大乐，使中贵人参其间。敞谏曰：‘王事莫重于乐。今儒学满朝，辨论有馀，而使若赵谈者参之，臣惧为袁盎笑也。’”其强调“儒学满朝”，针对宫中佞臣宦官的排斥正彰显儒家、士大夫之尊严气节。刘敞对金石碑刻之学十分着迷，“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在儒学志向和金石学志趣的两者结合下，刘敞成为一代研究礼乐制度之大家，“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其水平高乎至此，令人叹服。其《先秦古器记》有云:“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太息者矣。”面对上古史实资料的匮乏,他还提出以金石古器的款识、铭文等来做历

史考据的方法:“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方法分类详细。

初期宋学在怀疑精神之后似乎还产生了创新精神，这在金石学上亦有所体现。三先生之胡瑗精通古乐之学，“景佑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胡瑗）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等以为非古制，罢之”，这似乎又是初期宋学家与金石学缘分的一则逸事了。史正浩认为，此事“一方面使学者对古器物的重视涉及到了实用领域，也加深了文人阶层对古器物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在参考古器物的过程中，也使学者对古器物形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研究，这就为后来古器物学研究的兴起开启了先声”，此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随着初期宋学的影响扩大，追求儒道的思想风气蔚然成型，正如包弼德所说，“道先于文的观念同时使人确信，如果掌握了道，文就随之进益。”所以，金石之学亦是在一种形上儒道的指引下发展，而非仅仅停留在器物的研究层面。这种学以载道的风气是包含了内心与外物两个方面的。研究典章制度、礼乐文章、经史百家，最

后的落脚点应该在自己的心上。河南先生尹洙说“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远哉，得诸心而已。心无苟焉，可以制事；心无弊焉，可以立言”，便是一面要将古道落于经世致用，另一面亦将古道用于提升心性涵养，初期宋学之宏大广阔可见一斑。

司马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初期宋学较正统的后继者，作为史学家的他更注重现实政治的稳固。故欧阳修与刘敞的金石学研究中不乏对当下政治的暗讽和意指。正如孙泰山与范文正的书信中所言，“既俾吾宋之学为尧舜文武之学，是将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初期宋学实有统一士大夫思想的用意在。

二、荆公新学广视野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是北宋诸派儒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最久，或者可以说是北宋唯一曾占据过主导地位的宋学流派。对比初期宋学，荆公新学在内在性理方面更加深入，将宋学推向了更精微的层次。其在《大人论》中说，“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夫神虽至矣，不圣则不显。圣虽显矣，不大则不形。称其事业以大人，则其道之为神，德之为圣可知。故神之所为，当在乎盛德大业。德则所谓圣，业则所谓大也。”。这一番论述，将事业功劳摆在了很高的位置，没有神圣是不成大事业的，所以他要力行变法，匡正天下。当然，这也正是从更高的层次反对佛老。他的理论“和佛家理论，正成颠倒相反。……在辟佛理论上，实是愈转愈深了”。

荆公新学对《诗》、《书》、《周礼》三部经典特别注意，王安石甚至专门写作《三经新义》作为科举取士的范本。由于变法的需要，新学在典志方面有特别的强调，其学问在义理方面的创新似乎在名义上以一种“复古”的面貌出现。王安石对上古似有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虽然他的思想实质与所谓的“复古”全不沾边，但其行似乎是要以一种古代的圣人价值观来统一当今士大夫的思想，实亦与初期宋学之

范仲淹的思想一脉相承。此一观点对应的金石学研究便多注重先秦古器物铭文的考释。陆佃是荆公高足，其少时，“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蹑屩从师，不远千里。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虽然日后二人在政治上因为对变法的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是在学术上仍是一脉相承。陆佃对礼学十分精通，亦对金石考据有所研究，史谓“每有所议，神宗辄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进讲《周官》，神宗称善”。

经陆佃举荐的李公麟则更是一代金石大家。虽然李公麟被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画家，但其金石学造诣亦非同寻常。李公麟“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可见李公麟在青铜器研究、古文字学研究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并且其自身亦热衷于金石之学。材料的收集是金石学研究的必要过程，也是与宋学的创立、经史研究的发展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新学术的建立过程中，寻找可供其佐证的新材料是必要的辅助手段。故以往为学人们所忽视的金石文献便渐渐为宋学各家所注意，而收集活动本身又带来一种性情上的愉悦与满足，这也与宋学的修养论有莫大联系。李公麟对古器物材质、文字的考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李公麟根据自己的收藏编撰了《考古图》、《古器图》二书，此二书虽已亡佚，但开一代金石学著作体例之先，吕大临便学此二书体例甚多。李公麟的《考古图》之所以精彩，与他精湛的绘画技巧也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己在绘画艺术上独创的白描技法对各种金石文物的外观进行描绘,用简单的几笔便复原古

器物形象跃然纸上,解决了宋代金石学研究者缺少对比材料的困难,开创了金石学与

考古学器物绘图技术的先河。

新法派黄履之孙黄伯思亦是一金石学大家。“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观其学术旨趣似乎与李公麟有相似之处，所长之处亦在于古文字研究。虽然其学术并不尽与荆公同，但是其视野之广博实承荆公之余风。黄伯思“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赝，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自以为不及也”，可见其考据功夫亦甚高，且涉猎广泛，并且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儒家的经学、古文。此并包佛老，落脚儒学的特征正得荆公新学之余昧。黄伯思的笔记《东观余论》虽为论书法之名著，但其中多篇关于金文的考辨文字亦属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其又有《古器说》被收录于《宣和博古图》，《地志说》被收录于《元丰九域志》，可见其眼界之开阔，学问之广博。

王安石在给曾巩的书信中提到，“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实可管窥新学一派之视野开阔的特征，此对金石学发展影响亦大。

三、身兼关、洛扬金石

洛学由于南宋朱子的光大，遂成为后世眼中之宋学正宗。然其在北宋时期并未有超出其他诸学派很高的地位。张载之关学亦是北宋宋学诸派中极重要的一派，但张载早逝，其弟子多有再投二程门下者，故本段将关、洛二学合而论之。

身兼关、洛二派之传而于金石学造诣颇高者，蓝田吕大忠、大临兄弟当仁不让。横渠和二程的学问多集中于内在道德的修养上。张子多言气，其于变化气质之说当为首倡。张子曰：“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在修养的基础上，张载又要求穷理，其所谓“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实有开朱子学之先声。在穷理的基础之上，“努力扩展自

己的思维，超越感官的局限，以彻底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从而达到所谓尽心的境界。大程子与张载的书信中有一篇后人谓之《定性书》，其中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实可见二程在内在修养上的境界似乎较张载又要更深一层。张载又在《订顽》一篇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出仁的境界当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大程子在仁学上与张载亦有同合处，其谓“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充分肯定了张载的仁学观。

在关、洛二学的学术背景下，吕氏兄弟的金石学研究也体现出了兼济天下的外在仁德和内在的道德修养提升两方面的需求。吕氏长兄大忠受其弟大临影响，先投张载门下求学，张载殁后，其仍不满自己的学问，遂又东投洛阳二程门下继续学业。元佑二年（1087），吕大忠任陕西运转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十三经》等碑刻移至城墙内南侧，统一保存，并供百姓观瞻，形成了西安碑林的最早雏形。《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载大忠主持移碑之时，诸碑原所在地已经“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霖潦冲注,随立辄仆,埋没腐壤,岁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经而重道”,可见其不仅注意到客观的保存条件，同时将尊经重道的宋学理念灌注到金石

之收集与保存中，由此观之，宋代金石学并非文人士大夫好古之玩物，而具有崇敬之意味在。碑文又云:“厥既视图,则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沟堑而基之,筑其浮虚而实之。凡石刻而偃仆者,悉辇置于其地,洗剔尘土,补锢残缺”，对石经之尊重可见一斑。将诸多经典碑刻统一保存，供众人观瞻，似乎践履着横渠民胞物与的教导，求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心。

吕氏兄弟中排行第四的吕大临是诸兄弟中学术造诣最高的一位。大临先学于横渠，再学于二程，学问颇得洛派精髓，故与谢佐良、游酢、杨时并称“四先生”。然大

临身兼二家学问之特点终生未改，小程子也不禁感慨道：“吕舆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吕大临在心之未发已发的问题上颇承关学之旨，“大临以赤子之心为未发，先生以赤子之心为已发，……大临初谓

‘赤子之心’，止取纯一无伪与圣人同一有处字，……固未尝以已发不同处为大本也，先生谓‘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然则未发之前谓之无心，可乎？’窃谓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也。”有学者认为此观点可看做吕大临“以关学为底色，融合洛学对‘中’与心性的关系予以创造性的诠释，以大本之‘中’统摄心性”，是“北宋道学思潮下乃至中国哲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心性思想”的一种体现。窃以为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过誉，对大临这段话的辨析朱子早有言：“吕氏未发之前心体昭昭俱在，说得亦好”，但他夸赞的基础是“伊川所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吕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后来又救前说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此语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观其所见如何。此语甚圆，无病。”说明此理论在吕大临时并无定论，只是一种讨论，并且讨论的范围也是集中在“辨此一句”的个例之内，当至朱子得“中和新说”之时，未发已发之说方有一定论。是故大临身兼关、洛二学并未明确提出一统合二家之新思想，而是着重于践履实践二家共同注重之儒道功夫上。吕大临的金石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其“通六经，尤邃于礼”践履实践的一部分。吕大临的礼学思想不仅把礼看做外在的规范，亦将其看做内在道德的修养。这种礼学观点与朱子学、心学内求式的礼学观遥相呼应，不光注重礼仪条文的复原与考辨，其意义当回归人心之本身。

大临的金石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上。《考古图》虽非最早之古器图录，但由于其幸得保存，体例全面，详细记录了各古器物的大小、重量、出土地点、递藏情况，遂成为后世金石学著作的典范。其根据器物形制与铭识对其进行了大体的分类：卷一为鼎属，卷二为鬲、甗，鬵，卷三为簋属，卷四为彝、卣、

尊、壶、壘，卷五为爵属、豆属、杂食器，卷六包括盘、匜、盂等，卷八为玉器，卷九、卷十为秦汉器。这样的一个分类比之欧阳修《集古录》按年代依次记述的分类方法在金石学研究上又高明了一层。盖欧阳修之时仅具雏形的金石学仍多被视作史学的附庸，而吕大临所作之《考古图》似乎代表宋代金石学的真正成熟，渐从史学中独立，而具有了自己的一番特征。《考古图释文》则偏重于古文字学考证，从金石学中专门注重古文字的考释，吕大临亦立一新门户。南宋诸金石学著作多有集中于古文字考释方面者，如洪适《隶释》、《隶韵》，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或奉其体例为圭臬。王国维也高度赞扬《考古图》曰：“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

在吕大临的金石学研究实践中，经典和古礼的考证已经从具体的名物训诂和礼仪制度内化至天道心性的境界。这样的心与物、内与外合一的思想，在其《考古图》中多有体现。大临在后记中写道，“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谓古者，虽先王之陈迹，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所精义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变者。”可见吕氏实欲通过金石学研究追寻古今不变的圣人精义，这也是关、洛二学背景下，金石学旨趣内向化的体现了。

四、蜀学再传《金石录》

苏氏蜀学亦是宋学之一大派。虽然前人多谓蜀学驳杂无宗是一杂学，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其“儒学为本”的内质。对《金石录》的研究，在金石学领域中已经相当完备，故本节所论之重点在于试辨明苏氏蜀学对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的影响以及《金石录》中所体现出的蜀学特征，这是前辈研究者多未关注到的地方。

首先从家学渊源上来看，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便是苏轼门人。《宋史》载李格非“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李格非不仅被苏轼赏识，还深得苏轼学问之真传，时人将其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苏门“后四学士”以与大名鼎鼎的“苏门四学士”并列。李格非所著有《洛阳名园记》，其将人文景观和个人经历

与广阔的历史兴衰相联系的技术方法，似乎传承了苏氏蜀学注重家国情怀和人生现实的学风特征，这种特征也深深影响了李清照。李清照的母亲王氏，史称“亦善文”，其祖父王拱辰与欧阳修、石介同年中进士，且荣登状元，可见宋学渊源亦深厚。赵明诚也出身官宦之门，其父赵挺之为一实干官吏，持梃入郡府，开府库发军饷；河流绝堤，力主不徙他县以害民。然而有意思的是，赵挺之由蔡京举荐成为右相，颇提倡绍述王安石新法，而后又与蔡京交恶，导致挺之死后赵明诚亦丢官下野。赵挺之欲实行新法之时，甚至受到了苏轼的批评，谓“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李、赵两家的长辈们竟然这样阴差阳错地聚到了一起。赵明诚对金石学的爱好似乎早已有之，他在《金石录》的自序中言明其从小就热衷于金石收藏，并且受欧阳修《集古录》的影响甚大。欧阳修对三苏的奖掖提携以及学术影响亦不容忽视，且苏轼又师承欧阳修，于嘉佑二年（1057）在欧阳修主持的科举中金榜

题名。包弼德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指代苏轼和程颐）同欧阳修一样，也关心个人如何培养以德接物的能力，还进一步设想一个人如何能够学为圣人。”从此亦可管窥从初期宋学至宋学分派的过程中，各家之言虽有异有同，宋学诸芳有同一所谓“心性道德”之根本。

从赵、李伉俪的学术背景出发，我们可以从《金石录》中发现一些蜀学特征。赵明诚的金石收藏范围是极广的，较之其他儒者的金石考据，其研究似乎并不局限于从金石中寻找辨正儒家经典和礼乐典章制度。赵说：“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仅存者，略无遗矣”，可见其金石研究范围之广。而其最终仍突出对“三代以来，圣贤遗迹”的保存，并且引用孔子的话来阐发己志，足见其儒学为本的内涵。李序中也提到：“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足见二人会通诸家，以儒为本的蜀学特征。苏门之学素重文辞章句，赵明诚与李清照之《金石录》亦是文采斐然，赵特别提到“至于文词之美恶，字画之工掘，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论”，虽有自谦之意，但可见其对文章词

句有一特别的重视。苏轼的人生观念也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面向。他的诗词中颇多如“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这样的感慨人生之句，充满悲剧意识。或是人生坎坷经历的相似性，李序中亦言：“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而东坡悲剧意识下的乐天观念同样影响了李清照，她在后面接着说：“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又有一种对悲剧的超越性在了。《金石录》中不光有以往金石学研究中的文字、典志、史实的考据，更有关于历史的感慨，不乏一些议论之处，这也是其比较独到的地方之一。如“予尝谓石刻当时所书，其名字、官爵不应差误，可信无疑，至于善恶大节，当以史氏为据，今此，传首尾颠倒错缪如此，然则史之所载是非褒贬，失其实者多矣，果可尽信邪。”这种论史的风格或亦与苏洵、苏轼父子之学问有关。从《金石录》与苏学的这些同声共气之处看，在学术源流上将《金石录》视为苏门蜀学的再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结语

本文尝试考察北宋时期的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从纵向看，整个北宋时期，宋学与金石学都在不断发展。从横向上看，宋学不断伸展出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各美其美而又各事其事，故各派思想影响下的金石学研究亦体现出同中有异的学术路径。

从初期宋学对金石学草创的影响到荆公新学、关学、洛学、苏氏蜀学等北宋宋学大流对金石学发展的影响中我们再次印证了宋学充斥着北宋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果说职官、地理、目录、年代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那么宋学就是研究宋代文化史的一把钥匙。通过研究北宋时期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我们对宋代金石学研究、宋代金石学家有了一个更完整的认识。

初期宋学规模宏大，且有一特别的疑古、疑经典的思潮在，故金石之学在此时依附于经学、史学的考据发出萌芽。欧阳修、刘敞二大家在范文正、宋初三先生、司马

光、刘攽的学术影响下，通过《集古录》和《先秦古器记》等金石学著作，奠定了宋代金石学的基础。在荆公新学广阔的视野下，陆佃、李公麟、黄伯思将金石研究的范围继续扩大，对儒释道三教的相关古器物均有不少研究。李公麟更是将自己高超的绘画技巧融入其金石学研究之中，开创出金石图谱之学。身兼关、洛二家之长的吕氏兄弟，将心性道德修养与金石学研究相结合，将社会责任感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吕大临《考古图》提出以外在的金石考据培养内在的道德修养，吕大忠将金石碑刻收集并向大众开放，教育百姓，推己及人。李清照、赵明诚的《金石录》则是苏门蜀学之再传。其不仅继承了苏学特重文采的特点，更将苏轼博大的人生哲学融入进金石学研究之中，成为北宋金石学研究当之无愧的最后一峰。

北宋时期的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

北宋时期的宋学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影响 杨思炯 【期刊名称】《《绿色中国B版》》 【年(卷),期】2019(000)004 【总页数】8页(P68-75) 【作者】杨思炯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北宋时期产生的宋学是儒家学术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派别，北宋时期宋学兴起并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形成于北宋时期。北宋时期的宋学对金石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初期宋学促进了金石学萌芽的出现，欧阳修、刘敞二大家奠定宋代金石学的基础。荆公新学、关学、洛学、苏门蜀学等宋学主流学派提供了多元化的思想来源，陆佃、李公麟、黄伯思、吕大忠、吕大临、李清照、赵明诚等金石学家在宋学各学派的影响下创造出各具特色的金石学研究成果，为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初期宋学开雏形 初期宋学的兴起并不与宋王朝的建立相同步，至太祖建宋八十余年后，宋朝自己的学术才渐次发展起来。宋代儒学复兴初具规模当从“宋初三先生”开始，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所谓新宋学，须到胡瑗、孙复才像样”。这一阶段的宋学，旨在打破

佛老思想的主导局面，复兴疲敝已久的儒学。故其主要学术观点在于排斥佛老、弘扬古文、重振师道这几个方面，可以说韩昌黎、柳河东首倡的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到这一时期真正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新思潮。 三先生之一的孙复性格刚健，其对佛老之大力批判开宋学之先。《儒辱》一文中说，“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对儒、释、道三家并立的现实情况大为不满。身为泰山高足的石介与其师声气相通，《怪说》三篇亦是排佛老的代表作。其中说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观、佛寺徧满天下，可怪也”。这里就体现出，排佛老不仅是其时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要求，更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这与宋代强敌环伺的周边形势有关。石介的《中国论》借助当时作为社会热点问题的周边民族矛盾来彰显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也是其学习《春秋》之“尊王攘夷”思想的体现。他在文中说：“闻乃有巨人日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日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将老子也叙述成为外来之胡人，可见其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 在这一思想氛围下，其实发迹的金石学亦体现着这样的时代特征。宋代金石学的发端当从欧阳修与刘敞看起，正如赵明诚所说，“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而集录前 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欧阳修与石 介交往匪浅。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人于同年中进士。其后欧、石二人亦有 书信往来，甚至石介的墓志铭也是欧阳修所写。欧阳修的金石学研究实践充分体现了初期宋学的风气：为了树立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其在金石学研究领域选择的研究方式是通过整理与保存古器物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论述体系。所以，尽管采取的途径不同，但是如韩、柳及三先生一样，欧阳修的研究目的之一亦是树立一个儒家的

从宋学发展谈宋学与理学的关系

从宋学发展谈宋学与理学的关系 漆侠在其《宋学的发展和演变》里指出“宋学研究存在两个偏向”，其中一个是把理学等同于宋学。而邓广铭在其《宋史十讲》中则明确提出“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本文主要从宋学的发展来谈其与理学的关系，宋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理学是宋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作为宋学的一个分支，理学与宋学的前两阶段有其联系与区别。通过对宋学与理学关系的了解，有利于对两者的概念加以区分，对理学的地位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宋学家与理学家的评价也有一个较准确的定位。 周敦颐的太极学说（太极学派）、张载的气本论学说（气学派）、二程朱熹理本论学说（理学派）、陆九渊的心本论学说（心学派）、叶适陈亮的功利学说（功利学派） 自汉儒至于庆历（公元1402）间，谈经者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宋·刘敞著）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于《三经义》（宋·王安石著）行，视汉儒之学弱土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宋史·道学传·程颢传》 宋初经学大抵沿汉学脉承，一些阁僚大臣多用于经世通政，以欧、苏、司马(光)、王(安石)等为代表。庆历后，一方面开始出现疑经非古的倾向，直到朱熹、王柏、俞庭椿甚至元·吴澄，对古籍删改去增;另一方面，自二程、张载逐渐形成道学(亦称理学或心学)，专门研究格物、穷理、诚身、致知，对元明理学有很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对经典的诠释研究，有重要贡献，成就以朱熹为最。 宋学在南宋时逐步演变成理学，但是浙东事功学派还是应列入宋学学派。 理学亦称义理之学，性理之学。也是宋元明清时期以研讨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伦理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于元、明、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伦理学思潮、狭义的理学，专指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唐中叶以后，一些名儒如唐代的韩愈、李翱，北宋初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胡瑷、孙复、石介等举起批判佛教的旗帜，力图全面恢复儒学的权威，揭开了理学的序幕。随着儒家批判并融合佛、道思想过程的展开，到北宋中期，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当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各自形成学派，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他们自称其道为“圣人之道”，其学为“圣人之学”，这时的学说称为道学。后来理学研究渐盛。理学在北宋和南宋初、中期曾受到压制，一度被指斥

明清时期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 金石学是研究古代铭刻文字和石刻文化的学科，早在唐代就有了很高的发展， 但是在明清时期，金石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了当时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这其中的历史背景、研究内容、学术成果等方面，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明清时期金石学的历史背景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领域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金石学作为其 中的一个分支，也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和重视。当时，文化艺术的热情吹遍了全国各地，金石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研究。 明朝初期，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推崇律己之道，所以律书石刻浮雕逐渐出现，这 些刻石成为了世人学术品格的借鉴，金石学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时，南京开设的国子监和福州、漳州、福建等地设立的府学，都有以金石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安排。因此，金石学成为了当时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流行文化。 随着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和利益分配，一批私人藏品日益壮大，金石收藏也 成了时尚，大量的藏品流传至今，丰富了现代人们的文化艺术体验，也为今人深入了解明清时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明清时期金石学的研究内容 明清时期的金石学研究内容很丰富，不仅涵盖了金石收藏、鉴定、考证等方面，还涉及到金石文学、金石读法、金石制度、金石同调、金石同科、金石制作工艺、中国金石学的发展历程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内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深度。 1. 金石收藏 明清时期的金石收藏者对金石文化的热爱使金石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成 为了很多藏家的重要收藏品。比如，明代著名的金石藏家王灏，他收藏的金石文物

共有1047件，至今仍被故宫博物院藏有350件，成为了金石学研究一个性质很重 要的金石收藏家。 2. 鉴定考证 在金石鉴定方面，明清时期的专家们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发展了一系列的鉴 定方法和技巧。同时，从历史、文化、文字、艺术等多个角度出发，深入考证了很多金石文物的来源、年代、制作者、主人公、意义等内容，这为后代的金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3. 金石文学 明清时期的金石学研究者，将金石学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 文学作品。比如，清代著名学者郑振铎所著《金石录》，是一部极其珍贵的金石文献，为后人研究金石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4. 金石制度 在政治制度方面，明清时期金石学的发展也有一定关系。明清时期，皇帝和官 员为了留念功勋，会特意制作专门的金石文物，如赐婚、封爵、感谢、记功等事宜。这些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也成为金石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三、明清时期金石学的学术成果 明清时期金石学研究的成果丰硕，从文物的收集、研究到学术的推广和创新，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金石收藏方面，王灏的金石收藏品成为了故宫的重要资产之一，敦煌、麦积山、莫高窟等地的金石题跋成为了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金石鉴定考证方面，很多藏家的考证成果都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学术成果也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在金石文学方面，著名学者郑振铎的《金石录》不仅是金石学研究的一部重要文献，还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珍贵的古籍之一。在金石制度方面，皇家府第、宫殿、祠堂

南宋时期的金石学风与文化影响

南宋时期的金石学风与文化影响南宋时期（1127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 时期。在这个时期，南宋政权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文化、艺 术和科学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金石学是南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中国后来的学术界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金石学是研究印章和石刻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包括石碑、铜器、官印、私印等与文字有关的物品，是古代中国书法、篆刻研 究的重要基础。南宋时期，金石学在诸多方面得到了重大的发展。 南宋时期对金石学的探索和研究是非常热烈的，许多学者致力 于金石学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学者是明嘉靖年间的陈汝逊，他 致力于收集整理所见的碑刻，保存了大量古代的文物。此外还有 戴震、何去非等金石学方面的著名学者。 南宋时期在学术界中有一种非常注重实证的理论。在金石学方面，它表现在对于文物和文字的确切、准确的研究和掌握。南宋 时期的金石学家要求准确记录和保存文物，掌握文物的原貌，以 便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南宋时期的金石学家事先就制 作了“拓片”，以便在后续的研究和理解中使用。拓片是指把字迹 或图像放在图纸上，通过笔划或图案的反转方式制成的复制物。

拓片的制作需要耐心和协作，南宋时期的金石学家尤其注重拓片 的质量和准确性。 南宋时期的金石学家也非常注重对文化和风俗的研究。他们通 过对碑刻和文字的研究，掌握了古代的风俗、经济和社会状况，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明嘉 靖年间的陈汝逊就从金石中发现了古代诗词歌赋和文化风俗，对 于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金石学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中国后来的文化、艺术和学 术界的发展。南宋时期的金石学家坚持实证、严谨的学术精神， 对于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明清 诗文革命”时期，学术界对于金石学的研究引发了文化的全面变革。南宋时期对于金石学的研究和探索，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和学 术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总之，南宋时期的金石学风与文化影响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南宋时期的金石学家通过对于碑刻和文字的研究， 发掘并重振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精神，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成语、历史、人物等方面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中国金石学的发展与历史价值

中国金石学的发展与历史价值 金石学是研究古代铭文、石刻、墓志、铜器、玉器等器物的学科。随着中国历 史的漫长，金石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十分悠久。中国金石学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 一. 中国金石学的发展历史 金石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刻石雕墓的工作就已经开 始了。汉代时期，金石学家贾谊开创了汉代金石学，系统地记录、考证篆刻、铭文、器物等金石文物，并根据石刻的文字、画像等资料进行研究。随着时间推移，唐代以后，金石学家们又陆续出现，如王羲之、颜真卿等人的名字至今仍家喻户晓。 自唐以后，金石学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时期，金石学更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宋代，梁懿祥、蔡襄对碑刻字体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世子体”等概念，对于字体的整理规范做了很多的工作。元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创办了《秦汉石刻拾遗考证》，对于当时已经出土的金石文物进行了研究。明代的重要金石学家有朱权、徐渭、张瑞图等人。而到了清代，欧洲的考古学开始进入中国，开启了中国金石学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 二. 中国金石学的现今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石学发展的一些经典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在中国，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的金石文物尚未被发掘和研究，而且许多许多珍贵的金石文物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消失，这说明金石学研究还有很强的研究需要和发展前景。 而随着新技术导入，金石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现代技术的进步，为金石学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通过对金石文物进行X光扫描、三维数字化重组呈像， 可以更好地呈现出文物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形式。这些先进技术的引入，对金石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于文化遗产做数字保存和传承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在宋代《尚书》学史上，《大学》《中庸》思想与《尚书》的融合展现了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宋代《尚书》学史上，《大学》《中庸》思想与《尚书》的 融合展现了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陈良中：宋代《尚书》学成就及影响 2016年03月16日14:39 宋代《尚书》学成果丰富，经学家对《尚书》的阐释成为建构一己思想的重要方式，也是思想论争的依据，经书阐释建构推动着时代思潮的演进。宋人在《尚书》研究一域开启了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尚书》隶古定文字的汇集研究、汉代《尚书》资料的辑佚、科举试册式解经模式以及对《尚书》的疑辨研究等。从发展脉络看，宋代《尚书》学主要围绕王安石《书》学和朱子《书》学的论争展开。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尚书新义》颁行以前为第一期，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此时经学“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学术研究主流的理念和方法承汉唐旧制，但刘敞《书小传》疑经改经，渐开宋学新风。熙宁八年至宋高宗朝为第二期，王安石《尚书新义》被朝廷定为科举用书。孝宗朝至蔡沈《书集传》颁行前为第三期，理学、心学、浙学诸派各援经典以申己说。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固守古学，朱子为代表的道学全面疑《书》，又以《尚书》阐释建构其心性论、修养论、道统论，批驳异端邪说，努力重建儒学的一统地位。杨简、袁燮、钱时解《书》则阐明心学思想。蔡沈《书集传》出而大有众流归一之势，成为南宋《书》学的转捩点，是为第四期。此一时期理学解《书》成为范式。 宋代《尚书》学与时代思潮 在经学时代，经书的阐释与时代思想的演进紧密相连，宋代《尚书》学史上这种关联尤为明显，先后展现为王安石新学与诸派之间、理学与心学之间围绕《尚书》阐释展开的激烈思想论争。 围绕王安石《尚书新义》的思想论争。作为科举考试用书，《尚书新义》统治科场60余年，对当时解经的方法和思想的阐释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以解经为变法之思想基础，杂刑名法术之学，背离儒家仁政民本思想，诸家对其猛政多有批评。维护王安石《书》学者

金石学与考古学

金石学与考古学 关键词：金石学，发展历程，考古学，发展历程，两者关系 提要：金石学源于唐宋时期，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考古学较之金石学更为科学、完整、系统、严密。 一．金石学及其发展历程 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第一：金石学的萌芽时期（东周~北宋） 中国金石学的萌芽大约可以上溯到东周时代。据《荀子》及《论语》记述，孔子曾到太庙研究过欹器。例如“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司马迁在《史记·自叙》中说：“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上会稽、探禹穴；窥九薿，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鄱、薛彭城，过楚、梁以归。”司马迁在旅途中注意采访文物古迹。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对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遗迹都有过记载，至今对考古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隋唐五代时期的知识分子注意力多集中于诗文方面，从而影响了金石学的发展。但也有

一些知识分子继续研究金石学。但北宋以前基本上没有金石学的专门著作问世。 第二：金石学的产生、发展时期（北宋~清末） 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对宋代金石学有开创之功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刘敞。他的《先秦古器图碑》和《先秦古器记》是古代最著名的金石学著作。北宋元祐七年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则是现存年代最早且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30年后《宣和博古图》成书，该书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充分了宋代古器物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此外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都是金石学的著作。金石学盛极一时。元明两代金石学少有成就。 第三：金石学的成熟时期 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清代乾隆以后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王鸣剑、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名称，研究偏重于石刻，研究的人多，著录多；研究范围较广，玉器、镜鉴、兵符和砖瓦、封泥等也都开始专门研究。此外，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的研究，也有专著问世。清末明初，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不再限于文字，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兼收明器和各种杂器。马衡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总之，金石学自宋代创建，到清代鼎盛，入民国后，虽是余韵尤存，还是出现了不少辉煌成果。由于种种原因如：未曾对花纹、形制

宋朝手抄报大全

宋朝手抄报大全 手抄报一：宋朝的基本介绍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宋真宗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4年联蒙灭金，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

世。”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外患，是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 国号 赵匡胤因其发迹在宋州，故国号曰“宋”，因皇室姓赵，故也称作赵宋，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又别称“火宋”、“炎宋”，尊称为大宋。宋朝定都开封，称为东京。后逐步统一中国，由于疆域相对南宋而言到达黄河以北，所以被后世称之为北宋。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北宋亡。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继承皇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赵构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绍兴八年（1138年），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为行都，称为行在。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称宋朝为“天水一朝”。 手抄报二：宋朝的文化 科技 宋代，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推动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四大发明，在宋代得到改进并应用。提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

北宋的金石学与碑刻文化

北宋的金石学与碑刻文化 北宋时期，金石学和碑刻文化在中国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和繁荣。金 石学是一门研究古代金石铭文的学科，而碑刻文化则是指以碑刻为代 表的文化形态和艺术表达。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为北宋 时期的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金石学的兴盛 北宋时期，金石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重视。金石学家们大力 收集、研究和整理了大量的金石文献，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分类体系 和研究方法。金石学家们通过对铭文的解读、睡眠、校勘和考证，遗 存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成果。他们将碑刻上的文字与历史、人物、地 理等联系起来，逐渐揭示了许多古代文化的底蕴和内涵。 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家主要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他们对金石 学的研究和贡献不可忽视。欧阳修提出了“植物石”、“湿札石”等分类法，为后代学者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重要方法；苏轼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 金石学家之一，他的《木石图》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金石学著作；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积极研究金石学 的学者，他的《金石录》被誉为金石学的经典之作。 金石学的兴盛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突破，还对社会文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金石学的发展促进了文人雅士对古代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许多文人墨客在碑刻上题诗题画，使得金石碑刻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 的瑰宝。

二、碑刻文化的繁荣 北宋时期，碑刻文化经历了繁荣期。大量的碑刻涌现出来，囊括了 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蕴含着时代的风貌和社会的 变迁。 北宋时期的碑刻艺术注重文字的设计和装饰，碑文采用更加简洁明 快的字体，排版工整、端庄，给人以美的享受。此外，碑刻艺术还注 重结构的安排和形式的创新，碑刻的形状和风格上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北宋时期的碑刻文化与金石学紧密相连，金石家们通过研究和整理 碑刻，使得碑刻文化得以流传和发展。他们不仅重视碑刻的艺术价值，还将碑刻视为一种反映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宝贵资料。 三、金石学与碑刻文化的影响 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和碑刻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金 石学的发展为后世的古文字学、古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方法论。其次，碑刻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文化艺术的融合与发展，对后世的 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产生了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金石学 和碑刻文化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对历史文 化的热爱和尊重。 总之，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和碑刻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和作用。金石学的兴盛和碑刻文化的繁荣，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 的内涵，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我们应当倍加

宋代金石学对清代碑学的影响

宋代金石学对清代碑学的影响 宋代金石学之大兴，对明、清文字源流的研究，篆刻学的发展，书法 史的探讨、书法创作的继承革新、碑学的兴起，书法艺术的鉴赏等，都起 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实在宋代时，金石学就已经影响到了学术界。朱 熹曾说过："予少好金石文字，家贫不能多致，独时取欧阳公所集录，观其序跋辩证以为乐，后又得赵氏《金石录》读之，大约亦如欧阳子书，然序 次益条理，辩证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18〕宋代金石学的兴盛，还带动了宋、元印学的发展。虽然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证"设官分职废置之由"、文字和印制的演变，但在"遗文旧典"之中，文人士大夫却发现秦玺汉印的"庄雅朴厚之意"，引出了欣赏的价值。随之是摹集古印制作印谱之风 盛行。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宋徽宗的《宣和印谱》、王俅的《啸堂 集古印录》、王顺伯的《复斋印谱》、颜叔夏的《古印谱》、姜夔的《集 古印谱》、赵孟頫的《印史》等。 元代印学家吾丘衍也深受宋代金石学的影响。他在《学古编·三十五举》中谈到： 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 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 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王俅《啸堂集古录》所藏古印，正与相合。凡屈 曲盘回，唐篆始如此。" 至清代，金石学已开始影响到书法创作。清代碑学书法的兴起并非凭 空而来，它可上溯到宋、明，并与清代金石学的发展纠葛在一起。明末， 金石篆刻之学开始复兴，明代的金石学家和篆刻家们不遗余力地搜集印章，摹刻印章，汇成三十多部印谱。如顾从德的《集古印谱》、范汝桐的《集 古印谱》、郭宗昌的《松谈阁印史》等。而且此期的印学还形成了诸多流派，如以文彭为代表的三桥派、以何震为代表的雪渔派和以苏宣为代表的 泗水派等。[19]清代较早受金石学影响且导致隶书中兴和碑学萌芽的乾、 嘉时期的隶书创作潮流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最先接受学术界影响并 投入临习汉碑实践的书家，大多都与篆刻有缘。如金农、丁敬、桂馥、黄易、董洵、巴慰祖、奚冈等人在当时都是以篆刻名于世，同时他们的隶书 也在取法追求和风格面貌上保持着基本的一致。又由于一批具有新变思想 的文人渐次提出古拙为美，北碑遂逐步受到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受金石学

宋元时期的金石学研究

宋元时期的金石学研究 金石学作为中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历史已经有数千 年了。在宋元时期，金石学不仅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也成为了 一种文化传承和研究的手段。本文将探讨宋元时期的金石学研究，包括其发展背景、特点、成就以及对后来的影响。 一、发展背景 宋元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特点主 要包括对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及对非汉族文化的接纳。金 石学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学科，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宋朝的金石学主要得益于官府的重视和私人收藏家的支持， 而元朝则更多地受到士人的热爱和推广。这些因素都促进了金石 学的发展，也使得金石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二、研究特点 宋元时期的金石学研究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宋朝的金石 学注重文字的研究，而元朝则注重图案的研究。这种分别反映了

当时的学术特点和审美趋向，也为后来的金石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宋元时期的金石学研究注重实证和琢磨，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在当时的学术界非常受欢迎，并为后来的学术规范树立了榜样。再次，宋元时期的金石学研究兼容并蓄，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相互借鉴、相互启迪，从而增加了这一学科的内涵和广度。 三、研究成就 宋元时期的金石学研究成就广泛而深刻。在宋朝，有诸如赵孟頫、黄庭坚、云公旭等名家作为代表，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得到了官方认可和广泛传颂。元朝的金石学研究更是盛行于全国，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们共同推动着这一学科的发展。例如，元代的韩干卿著有《元刻经史石录》、张芝表著有《元杂册》等作品，都是当时金石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同时，宋元时期的金石学研究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参考资料和研究方法，使得金石学一直保持着不断发展的态势。 四、对后世的影响

视点文风和社会

视点文风和社会 作者：暂无 来源：《中华儿女》 2014年第3期 刘波 国家二级美术师，全国青联委员。 远离喧闹的市朝，躲进小楼。一杯清茶佐思，享受着字大如钱的古卷所特有的深邃和细腻，玩味着古质而丰富的文言所传达出来的意蕴。精神不觉已然回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文字有限，很多表达需要用“通假字”来代替，而许多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也需要读书人去体会甚至揣测。如果看先秦遗留在青铜器皿上只言片语的文字，更是质朴外加神秘，需要开动我们的想象 力去推论和猜测。《论语》里讲：“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知贤不举，即为窃位。明知别人的贤能而没有察举，就是一种窃位，对人的苛责何其严也；“邦有 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无论社会条件如何，君子都会保持自己“如矢”的耿介裕如。彼时简 约而深厚的社会风气就隐藏在这样的文风后面。 漫长的历史，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汉赋的炜烨磅礴，令人感到那时候的人有使不完 的力量，升天入地，滔滔乎雄词。六朝骈文的精美隽永，不但承袭汉赋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开 始有了个人对生命的细微体察。唐代韩愈、柳宗元意识到文风一度浮泛油滑，乃有复兴古文运动，提倡的是言之有物、文以载道的风气。唐诗里面充盈的家国之思和建功立业的豪迈气概， 令千载而下，观者莫不动容；两宋重文抑武，对于文字的掌控，宋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北宋名家的小令慢词，到宏篇巨构如《资治通鉴》，各擅胜场，怎一个“精”字了得！宋代 成为中国一个文化集大成而有新创制的时代，后世谈到学问往往崇尚“宋学”，从中可窥一斑。 元代不到九十年匆匆而过，文学上杂剧冠绝一时，古文、辞章、骈体又结合了当时的白话，形成新的文风，士人的寄托，通过杂剧的形式来委曲表达。绘画上则是山水画的新面貌。黄公望、倪云林、吴仲圭、王黄鹤诸人，从两宋的格局脱化出来，把笔墨的意象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绘画进入一个纯粹审美的境界。那是一批遗民处在外族统治之下一种消极进取的生 存状态的表现。 明末政治颓丧，纲纪废弛。社会风气奢靡淫乱，对于利欲的追逐，赤裸裸表现在读书人的 文字中。到了清初，学者认识到这种风气的流弊，在学术上希望导入正轨，回归大道。朴学以 此崛起。同时也因为乾隆时期，满清江山巩固之后，开始控制士人的心灵，大兴文字狱。学人 无奈转入故纸堆中讨生活。一时考证、训诂之学大盛。终于在清代中期提振了金石学的全面复兴。金石学对三代古器、石刻文字的考辨，不仅仅是博学鸿儒的必要功夫，更是以物证史、正 本清源的途径。晚清王国维在给罗振玉所藏古器铭文提拔中，就常常指出汉代文字学名著《说 文解字》的讹误，也常常通过对一字一句的释读，旁证史书记载之阙失。这是一个令后世仰望 的时代，段玉裁、陈介祺、黄小松、罗振玉、王国维绵延至于后来者如郭沫若、唐兰诸公，莫 不博物洽闻、通达古今。 对于一个时代文风的解读，庶几可以领略那些逝去年代的精神。而复兴一个民族的文明， 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文字、文风从而恢复那曾经鲜活、淋漓的元气。 责任编辑张向永

宋代的金石学研究及其成就

宋代的金石学研究及其成就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艺术辉煌的时期。在宋代，人们对于艺术和文化的热情和追求达到了一个巅峰，其中包括了很多领域，比如诗词、绘画、建筑和金石学等。其中，金石学是宋代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将会对此进行介绍。 一、金石学的概述 金石学是一门研究古代的铭刻、石刻和青铜器铭文的学科。这一学科最早出现在汉代，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在唐代和宋代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宋代的金石学研究非常活跃，许多学者和文人都对金石文化进行了研究、鉴定和收集。他们认为通过研究铭刻和石刻文字，可以了解到古人们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特点。 二、宋代的金石学研究成就 1、金石籍贯论

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金石籍贯论”上。金石籍贯论是 对于铭刻、石刻和青铜上的文字进行考证，并根据文字的风格和 特点来确定它们的时代和地点。金石籍贯论需要对于历史、文字、文化和地理等多种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在宋代，有许多学 者和文人对于金石籍贯进行研究和探讨，主要有赵善括、何光远、陆游、杨亿等人。他们通过对于铭刻和石刻文字的研究，形成了 自己的金石学学说，为金石学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金石考证技术的提高 宋代的金石考证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在这个时期，人们 对于铭刻和石刻的文字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且吸收了许多前人 的经验和成果。人们通过对于铭刻和石刻的文字进行详细的研究 和比较，确定了不同时代和地区的铭刻和石刻文字的特点，推动 了金石学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也促进了古文 字学和古代文化的研究。 3、金石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不仅是对于古代文化和艺术的研究，同时也 是对于金石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于金石文

古代金石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古代金石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古代金石学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考古学和文字学的 基础，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来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金石 集古印、书法、篆刻、绘画于一体，为后世书法家提供了良好的 学习和借鉴的对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书法艺术。 金石是古代文字的实物载体，是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在古代，金石常用于碑文、刻石、铭文等宣扬政绩、吟诵诗文的刻写。这 些金石作品形态各异，笔画粗旷、刚健有力，是中国书法艺术的 重要组成部分。金石文字不同于印刷或手写文字，它蕴含了艺术 美学和历史文化的底蕴，因此获得了书法家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金石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在古代，书法、篆刻、绘画等艺术形式都与金石息息相关。例如，明代书法大师赵孟頫、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北宋书法家米 芾等都在金石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提高了自己的书法艺术。 他们通过研究金石字形、笔画结构和感性美学等方面，不断探索 和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风格。可以说，金石学为他 们提供了技术和思想的支撑，开启了他们的创作之路。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金石碑刻也是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的 重要载体，它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文化风貌和艺术趣味，也展 示了古人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素养。金石文字不是机械的文字，它 们有着独特的艺术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这种美学和文化内涵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书法的发展与创作。例如，颜真卿的书法 风格特点之一就是以“气韵生动”为主要特征，这与金石碑刻中的“千变万化、精神跃然”的表现形式一脉相承，体现了后世书法与 金石学互通的特点。 除了对书法艺术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影响，金石碑刻还对 于书法技法和艺术修养的提高产生了深远作用。书法艺术的技法 包括了“眼力、手法、运势、骨法”等多个方面。其中“眼力”指的是对文字形态、笔画结构等的洞察力；“手法”则包括了用笔的长短、专一程度、刚柔程度等要素；“运势”指的是书写的决断力和心境；“骨法”则是指笔画的运动方向和劲度等。书法家必须有一定的技 法修养，才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而在金石学的研 究中，这些技法和要素都有所体现。例如，颜真卿曾在参观石鼓 遗址时发现了“取法乎石、追究乎泥”的技法要素，这进一步帮助 了他提高书法技法和艺术修养。

《宋代文献学研究》三家评

《宋代文献学研究》三家评 编者按：《宋代文献学研究》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张富祥教授多年研究的力作。序文三篇皆出当代名家，评论本书的认识眼光独特，内容介绍颇多心得。 刘乃和序 近年来，文献学的研究有所发展，也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包括通论和专科的文献学，但比较细致深入的断代文献学研究，还很少有专著。 张富祥同志撰写的《宋代文献学》是一部专写宋朝的综合性的文献学专著。书中分述历史编纂学、方志编纂学和类书、丛书的编纂等等。论述内容，包括书籍文献和金石文献。全书着重对文献学中的目录、校勘、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版本等诸多方面，以及与文献学密切相关的文字学和图谱学，都分类进行探讨。 写作方法，是用断代研究与分类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总结宋人的文献工作，展示两宋时期古典文献学的多方面的成就，弥补了过去文献学研究的某些空白。 作者注意到古代文献的发展源流和理论性说明，每章开始都有对相关学术起源和发展情况的简论；大部分篇章在最后都有对前人文献学理论和方法的阐述，学术性较强。每类的探讨，都注意吸收?K总结前人研究成果，?K能提出自己

独到见解，比前人的研究多有提高。 全书体例完整，线索分明，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分析深邃，文笔流畅，是对宋代文献学的较全面叙述和总结，?K 有所创新，确实难能可贵。 宋代文献学继承汉唐，开启明清，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有了这部较完善的《宋代文献学》，对中国文献学的全面研究和探索，能起重要作用。确实是一部有价值的专著，今特为推荐，请予考虑。 刘乃和 1995年5月22日 【附记】此序原为先师刘乃和先生为本书初稿所写的推荐意见，原题《对张富祥同志的推荐书》。先生生前曾有意主编一套中国文献学史，拟断代为书，分工撰写，由先生总其成，并已作过一些初步的筹划。蒙先生信任，本书初稿亦得预列其中，并多得先生赐教。后因经费等困难，全编撰写工作未能展开，本书遂亦失去出版机会。事隔十年，掇拾旧稿，重加删补，书名及内容均已有所变化。遗憾的是，值本书最后定稿之日，先生已归道山七年零五个月，思之怆然。后学不敏，谨将先生推荐书原文移录于此，称序以志思念，并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 张富祥2005年10月16日于泉城 王绍曾序 宋代是我国文献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上逾汉唐，下启明

宋代理学

略说宋代理学一二 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巅峰，义理之学取代章句之学，成为宋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创立于北宋中期，综合吸收佛、道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与创新的理学，逐渐发展壮大，并在南宋后期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之久。 宋代理学使儒学遗产重获方向并恢复元气，它确应被称作新儒学。在其形成期，曾被从不同的侧面给予过其他几种名称。根据它最杰出的北宋先驱者程颐及其集大成的领袖朱熹，它被称作程朱学派；根据意为“原则”和“推理”的“理”这个词，它又被称为理学，因为它的学说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理永存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且推究可致。总之，这些概念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大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种事业成败与否的无形的精神文化气质。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理学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宋代辉煌灿烂的科技成就，与宋代理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我就简单谈谈宋代理学兴起的背景及其理学对当时科技发展的影响。 宋代理学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宋代理学产生的背景加以阐述。 一、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来看，晚唐古文运动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活水源头”。 晚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佛、道的挑战，韩愈等人提倡运用儒家的“正义”、“道统”抗衡佛家的“法统”，以此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及修身理论。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用儒学取代佛、道，晚唐古文运动应运而生。 北宋建立后，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与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北宋庆历年间实行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改革即“庆历新政”。在庆历新政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依据“儒学”精神特别是“六经”的精神在全围办学、讲学。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发挥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抗佛、道二教的出世思想，反对把儒学凝固化、神学化。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解释，这些为儒学的复兴开创了全新局面。在此之后，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凭借各自对儒学的理解建立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他们有许多共同点：第一，确立了“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突出强调“理”为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第二．在道德修养方面，重建以儒家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第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被重新定位，即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要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标志着理学的产生。因此，晚唐古文运动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活水源头”。 二、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宋代理学是宋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1、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两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两宋时期不仅有开封、杭州等繁华的商业大都市，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镇市和乡村集市。同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商业联系也不断增强，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纸币开始流通。这些都表明宋代商品经济比以前更加繁荣、发达。商品经济的大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而非名物训诂，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学派众多，异彩纷呈，这本身就是儒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决定。因此，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 2、从文化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人们渴望用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迫切需要。北宋实现国家的相对统一，开国君王虽励精图治，却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完成国家相对统一的过程中，北宋王朝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中央集权，

宋儒学复兴

宋儒学在两宋时期的演变过程，大抵经历了萌芽、开创、繁荣、鼎盛、完善五个发展阶段。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 1022），释、道、儒三教并设，学术界以汉唐经典注疏之学为统治，新思潮尚未出现。 北宋中期，仁宗（1022- 1063）前期，是宋儒学的萌芽期。 儒学的复兴起于这时的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长于《春秋》的孙复和刘敞。孙复所著《春秋尊王发微》，被学界公认是宋代经学开风气之作，打破了宋初学术界谨守先儒注疏、不敢异议的局面，开创了弃传从经的疑传之风。训诂学历来将增字为释视作大忌，刘敞却置之不顾并擅添字词，改经就义，开了宋代改经、删经、补经之先。正是这种疑古精神，蕴育了儒学的复兴。 仁宗庆历年间（1041- 1048），是宋儒学的开创期。如果说，孙复、刘敞疑古还是在注疏经典的范围内自出新意，那么，宋儒在这时期已不满足于怀疑经典，而是直接对经典、自出议论了。 仁宗嘉祐至神宗熙宁年间（1056- 1077），是宋儒学的繁荣期。 这个时期，北宋学术界将目光从探讨经典义理转向大谈性命道德，形成了宋儒学的主题思想——性理说。程颐将天地之性上升到天理概念，阐释人伦者，天理也，明确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宋儒学中的其他范畴和命题，如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天理人欲、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也都在这个时期形成完整理论。理学遂成为北宋学术界的主流。 南宋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1165- 1188），是宋儒学的鼎盛期。 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发展，理学达到成熟。朱熹成为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与朱熹同时，还有吕祖谦、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陆九渊开创心学，对修身养性，提高道德境界作了着重发挥。陈亮、叶适则从南宋社会现实出发，重视实事实功，强调了儒学的经世致用。理学、心学、事功之学鼎足而三，构成这个时期学术界的盛况。 南宋宁宗嘉定至宋亡（1208- 1279），是宋儒学的完善期。朱熹理学经庆元学禁（1195- 1200）后，遭到沉重打击，心学、事功学也受牵连，士人不敢以儒自命，学界一片萧条。魏了翁、真德秀竭力倡导朱熹理学，为理学得到政治上的确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理论上，他们将心学的一些观点吸收到理学中，发展了理学心论思想。黄震作为南宋末年的思想家，身体力行儒家的成仁取义道德风范，保持了宋儒的民族气节。在理论上发展道不离器思想，将理学向经世致用方面推进了一步。 宋初三先生 胡瑗（993- 1059），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其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的施教方法，被仁宗钦定推广于官方太学后，其苏湖教法一直为后世理学家所推崇效法。 孙复（992- 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因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在宋初儒学复兴中，与胡瑗齐名，被史家同称为开理学风气之先者。胡瑗崇儒重在讲论辩说，而孙复则侧重疑传治经。孙复治经以其不重训诂，为后世称颂。孙复经学为学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学，今存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 石介（１００５- １０４５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早年在徂徕山讲学，世称徂徕先生。朱熹说：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石介疑古而弃传注，鞭辟郑玄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