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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论文丛】略论明代的马政

【明清史论文丛】略论明代的马政
【明清史论文丛】略论明代的马政

略论明代的马政

■唐克军

[摘要]马政是明代国家重务,政府将牧养官马的任务以政府权威强加给人民,牧马民为此耗尽劳力,却未能增加收入,结果因牧马而困;政府亦陷入行政困难,最终不得不取消强加于人民头上的这一义务。这说明政府把人民视为国家当然的义务主体,这种义务趋向的行政不仅给人民带来困苦,而且导致行政困难。只有走出“义务”趋向,政府与人民方得自由。

[关键词]义务;政府;明代;马政

[中图分类号] K248;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3)03—0000—00

人民的义务即人民当为之行为。人民何以当为?在我国古代,人民的义务来自政府的权威,政府的命令就是人民的义务。政府习惯于将人民视为国家当然的义务主体,以政府的权威强加于人民的义务。这种义务趋向的行政必然把政府引向行政误区,不仅损害人民的利益,而且导致行政的困难。明代视马政为国家重务,政府将牧养官马的任务以较少的交换条件交给人民,人民为此耗尽了劳动力却未增加收入,结果因养马而困,无以营生;政府亦使自己陷入了行政困难,最终不得不减免此项义务。

马与戎事相联,马的数量是国家富强的象征,因而为朱氏皇帝所重视。朱元璋说:“昔人问国之富,即数马以对者何?盖事在戎。其戎始轩辕。其马载甲士,代涉劳,备边御辱,足折冲,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爱育乎!所以古人先马而钱粮,故数马以对。马之功不但备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则马之力牵犁耜驾粪车,辟上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为此也。”[1]洪武八年2月,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申明马政。谕之曰,“马政国之所重。近命设太仆寺陴畿甸之民养马,期于蕃息,恐所司因循牧养失宜,或巡视之时,扰善养马之民。此皆当告戒之。昔汉初一马直百金,天子不能具均驷,及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成群,遂能北伐强夷,威服戎狄。……此非官得其人,马政修举故耶。……”[2]洪武十年2月,增置涂阳、仪真等五牧监。上谓中书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之富者,必数马以对。周礼六卿夏官以司马为职,特重其事也……国以民为本,若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3]成祖登极后即问马政,洪武三十五年12月,上问兵部尚书刘俊曰:“今天下畜马几何?”何俊对曰:“比年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上曰:“古者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重。”[4]

既然马政为国家重务,马政即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养马即成为百姓的重要义务。此项义务从明初开始。“太祖高皇帝武功定天下……皆民间孳牧,官牧改民牧,在初制即然。”[5]明代民间养马有三种形式:种马、表马、寄养马。“种马者以马为种,视母骡驹,选驹搭配,余则变卖入官,会典所称孳牧也。”[6]“表马者以种马骡驹表其良者起解以备用也。”[7]“寄养马者以解表者发寄民间牧养以备用者也。”[8]种马应孳息,表马必良,寄养马必能用,做不到则赔。宣德3年奏准,北直隶每三丁养骒马一匹,二丁养儿马一匹。免粮草之半,儿马病,同群共治,死则均赔,若因走失及别故死者,止追赔本户。[9]如此,民为马累。“《太仆寺志》曰:祖宗于屯田、盐法、马政,其深思远虑皆调,行之数年,则边方自能足用,可以不烦内地。今至竭百姓之力以奉穷边输挽,岁岁益甚,天下于是始困也。”[10]民之所以困在于难尽此义务,要么因养马而废本业,要么因包赔而破产。养马之害何在?隆庆2年太仆少卿武金说:“种马有编审之害,有杂役之害,有岁例之害,有交兑之害,有轮养之害,有赔偿之害,重之以官吏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穷,沿袭至今滋弊尤甚。”[11] 赔偿之苦。民间养官马,马户不仅要保证马的健壮,而且完成孳息之额,否则要如数赔偿。洪武6年2月,定养马之法就规定了养马的数量与孳息数。“命应天、卢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和等

州民养马,江北以便水草,一户养一匹。江南民十一户养一马。岁课一驹。牧饲不如法,至缺驹换毙者偿之。其牧地,择旁近水草丰旷之地。春夏牧放游放,秋冬而入。导官以时巡行群牧,视马肥瘦而劝惩之。任满,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为殿最焉。”[12]一岁一驹,几乎是马的生育极限,马户因不得其数而赔即是必然的事。洪熙元年不得不改为二岁纳一驹。马户不仅保证驹的数额,而且保证马的健壮,若马有倒失老病不堪表者同样赔偿。“孳牧种马一有倒失,随即买补,相因无穷。孳生马驹今年印记,明年搭配,又明年算驹,相继不绝。算驹之中,有定驹未成者,有显驹而未坠胎者,总为亏欠,俱在赔偿。官吏畏责,未免追并。小民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13]“民间官马为累,一马在家,朝夕喂养,至缚其身,不得奔走衣食。”[14]而赔偿一匹马,银价高达24两,民何以堪?

轮养之害。政府令民共养马匹,洪武二十八年榜示:

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皆系同乡同里丁力多寡田产厚薄,彼此相知,富者助贫,贫者安业,不待官府号令,自能相助,岂不人情和睦,风俗淳美。进有丁多之家倚恃豪强欺压良善者,令丁少人户一般轮养,靠损小民,甚至略无人心,着令幼儿寡妇笃疾残废一概出备马钱,有伤风化,榜谕之。后务要照依原编人户内尽丁多之家做马头,养马一匹或两三人丁相等富贵之家喂养,并不许著令丁少人户轮流,设有倒损亏欠,其余人户止是津贴钱钞买马。其丁多大户敢有不行自养马匹,仍钱轮流,靠损小民者及著各幼儿寡妇笃残废病,一概出办买马者,许诸人绑缚赴京,全家迁发边卫充军,如马头家牲畜不旺,许令贴户家着养。凡儿马一匹配骒驷为一群,立头一人,五群立群长一人,每群下选聪明子弟二三人习学医兽看治马匹。[15]

敕谕只是主观愿望而已,因为贫弱者是不可能绑缚豪强的。洪武之后不断有申令者,从侧面说明贫弱者受轮养之苦。成化十三年奏轮养马人户每十年一次编审,先上户,次中户,单丁寡妇不许概令。[16]弘治二年,兵部有人提出凡派养马匹先尽上户,次中户,其间鳏寡贫困者一切优免。[17]政府保证不了贫弱者受轮养之累,于是禁止轮养。正德十六年奏准马匹派上户领养,中户量帖草粮,给予由帖,不许轮养,瘦损只罪马头,其因而倒死亦与本犯名下追补。[18]嘉靖四十五年奏准,种马人户宜如寄养事例五年一编,务择丁田相应之家编充马头,责令专养,其余充贴户,不得轮养。由法令变化可见,先轮养有累鳏寡废疾者之弊;次免鳏寡废疾之义务,但轮养之弊未除,中户亦不免受累;后派上户,中户为贴,如此上户也免不了受累致贫。

解马之苦。成年马得送解太仆寺验收。解马是耗费户大量人力和财力的过程,马匹堪表,其费已高;若不堪表,等于徒劳,若倒死补解,更是雪上加霜。“备用马匹近来堪表者少,往往朋合买补。况收买之际,价值颇高,多或十六七两,次者或十三四两,至于路途草料之资,马户往来之费,计马一匹,用银二十两。及到京赴寺听验,十退四五,往来之程,动以千计,弱民嬴马,相向而泣。归候来年再表,劳费如前。若其齿岁梢过,终摈不用,又转而求他矣。民被表马之害,有何纪极!”[19]“南方跋涉万里,疾苦万状。”[20]万历《镇江府志》卷9记江北表马一匹费银六十两,“江北列郡岁派起大马,每马直价至六十两,炎月征行,中途倒死,因而破产补解,恒又以失期被逮,民不堪命。”

点视之害。清点马匹是政府的行政事务,也是官吏科敛百姓的借口。“每季点视印烙,管马之官皆有常例,而吏胥里老以纸札罚赎供应之类,科扰穷民。”[21]

差役之苦。政府不仅要马户当差,而且征用所养之马。嘉靖二年7月,直隶监察御史谢汝佯上言:“岁用马坐派既多,中外交病,宜少裁省。”[22]嘉靖二十三年10月,辽东苑马寺卿张鏊要求禁止派扰马户以舒民困,苑民“止监苑银力二差,一切赋役各卫所边堡不得借派”。[23]嘉靖四十年正月,巡按直隶御史罗复要求“禁调拨。谓种马本资繁育,借给民兵骑征,致多损耗”。[24] 以上所列马户之苦并非遍及,就上所列,已令马户难当,且不说编审不公、豪强侵占草场,无处放养。对马户来说,承担养马义务是利益损失,不承担也是损失,在比较利益损失上,承当义务是最大的利益损失,所以马户往往选择利益损失小的方面,他们要么消极喂养,要么逃离,要么拖欠。正德初,王济奏“百姓恐一有孳生,故将骒马饥饿坐践,瘦病倒死,即今各处额数,亏损太多。其见在者间有定驹,则又谋买群医人为隐讳,有显驹则以凉水酸泔,为之冲落,永(求)为亏欠,照例不过纳银二两。亏欠不得,孳生既出,虽报在官,饥饿作践,求为倒死,不过照例纳银三两。倒死不得,则骒马既瘦,终皆矮小。”[25]百姓宁愿出银,不愿养马。“民困于马,莫知所逃,生驹则为求倒死,无驹则欣以相庆。此其故何也?积有生驹,则刍牧重大,差点频繁,宁复出银,不愿养马。”[26]拖欠政府马匹就就是情理中的事。弘治三年4月,太仆寺卿王霁言:“南北直隶并河南山

东等处自成化四年以来民逋欠官马万五百余匹,贫者无所于征。”[27]

民间养马不仅拖累了人民,而且困扰了政府。政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一、使行政事务繁重。马政事项包括督养、点视、印烙、编马户、交兑、发表等。而且每项事务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如督养要勤,编审要公平。《明实录》中关于马政的奏章可谓连篇累牍,即可见马政之难之繁。

其二、加大制度成本。马政繁杂,难以应付,官员往往就轻避重,如令下户养马,不行验印,不行编审马户。嘉靖十年4月,太仆寺卿冼光条陈马政,“马头之编系于地亩,而地亩之数载于马册,所以验人户之消长,稽地亩之典,责也。今郡县马册经久不编,地亩人丁,漫不可考。”[28]为提高马政效率,明政府加强对管马管的监督,如重处渎职官员、兵部官亲临督察、太仆寺官复查马匹,成化十六年4月,“申严马政之禁”就要求重处不尽职者、兵部官监收马价,“凡马非管马太仆寺丞等官印验者不收,其通同作弊者以枷项编戍之罪,而折收马价之际必兵部官亲莅之,仍交盘其存留者以数上闻。”[29]而且对马匹的数目进行复查,《明世宗实录》就记有太仆寺官先后查验马匹之事。嘉靖二年6月兵部言:“国家养马,民间岁遣,太仆寺卿佐行所部,分理其事,顷寺丞徐宪等验报七分膘马一万六千余匹,越三四月,责令李浑复验则止一千六百三十八匹,升降相去什百,法当究治。”[30]这些制度无疑加大了执行成本。

其三、难以调和马政与民政的矛盾。在行马政之初,太仆寺官管马,府州县官管民,似乎各有所职。其实马为民牧,二职难分。太仆寺官责在马,地方官责在民。因民而困马政,为太仆寺官不容;因马而疲民,是地方官所不忍,双方难以调和。“洪武二十八年,以府州县理民事,牧监群专理马户,府州县重民牧监重马,各有所责,权势不一,法令牵制互争未定,乃遂以牧监群马马归有司,专佥民间孳牧,太仆寺专督马,而牧监群革,监正等官俱永罢。”[31]改太仆寺督马,地方官免不了受制于太仆寺官。有明一代,地方官受制于太仆寺的局面也未变。成化21年奏准南京太仆寺所属地方备用马匹从各府州县经解北京交表,如拖欠,补完之数,仍行南京太仆寺照查。[32]太仆寺有照查之权,地方官受制其下。不仅有照查权,而且将地方官督民养马的成效作为升迁的依据。嘉靖三十三年,从太仆寺少卿黄懋官奏:“提督寄养少卿每岁报满,将所属府通判、州县掌印并管马官贤否甄别举劾。”[33]隆庆四年太仆寺卿顾存仁奏准:“管马官当责廉平干济之人,责之久任,又勿许营别差以分职业,而府州县正官亦以此课其绩,毋使玩视怠废,以判、丞既革,州县正官或不能兼摄马政,宜责官马通判照旧出巡,每年本寺卿出巡得以贤否呈转咨吏部以为殿最。”[34]地方官受制于太仆寺,马政必重于民政,民何以从马困中解脱?身为亲民官的地方官要么乞求于上,要么逼于下。成化二十二年2月,直隶凤阳知府章锐奏:“本年牧孳官马增至六万一千四百余匹,多有倒失老病者,有司追赔以致小民破产。乞量留种马而以孳生者改派别处,倒失者止令赔价,年老者许变卖马为便。”[35]

其四、增加行政难度。民为马困,必然拒绝养马,派养马匹就遇到困难。嘉靖5年,就发生了拒养马匹的事件。

先是巡抚应天都御史关廷举建议:高淳县原养马二百三十一匹,其后又领养蒙城县马三百十九匹。今宁国府独南陵县养马,宣城等县俱无之,而高淳荡田之利,宣城等五县多侵之,宜以高淳县续领马改派宣城等五县,以苏民困。已奉旨允行。至是五县豪民何隆等聚众二万余人大噪。知府及宦恐,白巡抚都御史陈风梧,巡按御史杨鏊移文省谕始散。事闻,下抚按官会议,其改派马匹仍回南京太仆寺审处,务令便民。于是议以五县田荡尽还之高淳,马匹亦不得复累五县,其驿传杂差则令五县朋出,稍分高淳之困。兵部复如其言,因请按隆等劫胁官吏之罪。上是之。都察院具隆等狱,上诏何隆倡乱,按律重拟,为从九人充边卫军,知府及宦调用,应天府尹王广夺俸一月。[36] 反抗者虽未得好下场,但政府亦未能如愿。

民间养官马,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且给政府行政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为此,明代政府不得不步步退让,改变役民的办法,诸如定种马之额、征折色、定寄养之数、变卖种马。

先定种马之额。国家追求马数,人民困于应付,不定额数,民难以承受养马义务。弘治六年7月,兵部议太仆寺卿彭礼等奏准定种马之额:“自古牧马多在监苑,未闻寄养于民间。今寄养马驹岁课无穷而民间户丁生长有限,以有限之丁养无穷之驹,民困何由而苏?请今定种马之额,不复增添,驹存其高壮者以备岁用。其不堪者变卖价银贮之太仆寺以他用。如有物故,今补足,过赦不免。是可为久远之计。”[37]

次改征折色。解送马匹,令民劳苦万状。为苏解民困,政府不得部分改征折色。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兵部复太仆寺言:“备用马匹惟山东沂郯暂许改折,南京太仆寺所隶者征本色三分计三千七百五十匹……”上从其议。[38]嘉靖四十五年,从御史议,“保定等府被灾,其起表马宜以差减,征折色,每马折价八两解部以苏民困。”[39]隆庆二年5月,太常寺少卿武金提出变卖种马之议,“乞命兵部验计每年应解之马若干,某事若干,某州县若干,俱照原数买马,按季查解,……令各州县取前所养无用之种马尽变卖以输兵部。”穆宗独可此议,最终兵部议定变卖种马一半,每马价银十两,征收草料银二两。[40]由本色到折色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征本色是祖制,改折是新制。嘉靖四十年正月,巡按直隶御史罗复以平马价“请以江南江北马匹尽折准改折每匹马征银24两。”而兵部认为“本色马匹资祖宗旧制,不宜尽折,当令如故解表,其近准暂折者方许征银解部。”结果仍从兵部。

[41]

又定寄养马之额。与改征折色同时,确定寄养马数。嘉靖四十五年议准寄养马大约总计止三万匹,此外不许多表。[42]

后变卖种马。马政无论于官于民,皆是困境。摆脱困境就得放弃民养官马。终于在万历九年奏准将存留种马尽行变卖,上等马价无过八两,下等五两,卖完解部,发太仆寺专备马,不得别项支用,每马岁征草料银一两,各府州县类总解。[43]

在官民两疲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更张明初强加在人民身上的义务。其实,明代马政问题并非只有民间孳牧一途。据王崇古记载,当时一匹上等蒙古马只用银八两,中等七两、下等六两,[44]而民间一马折价二十四两。可见易马成本要低得多。朱元璋也认为因马疲民非善政,“国以民为本,若国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45]问题在于要改变义务趋向的行政习惯。事实上,走出役民趋向的误区,政府与人民皆得自由。(作者唐克军,年生;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43007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明太祖集·太仆寺卿诰》,黄山书社,1991年。

[2]《明太祖实录》卷97。

[3]《明太祖实录》卷111。

[4]《明太宗实录》卷15。

[5]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

[6]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2《种马》。

[7]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3《表马》。

[8]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4《寄养马》。

[9]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3《马户》。

[10]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3《马户》。

[11]《明穆宗实录》卷20。

[12]《明太祖实录》卷79。

[13]《明经世文编》卷81徐恪《宽民力以修马政疏》。

[14]嘉靖《海州志》卷3。

[15]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1《马户》。

[16]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2《种马》。

[17]《明孝宗实录》卷28。

[18]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2《种马》。

[19]《明经世文编》卷111王琼《为议处马政大纲兴革官民利病事》。

[20]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1《马户》。

[21]《明经世文编》卷297翁大立《革种马以助军需以祛民害疏》。

[22]《明世宗实录》卷29。

[23]《明世宗实录》卷291。

[24]《明世宗实录》卷492。

[25]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2。

[26]《明经世文编》卷195张衮《题为酌处时宜以期修马政》。

[27]《明孝宗实录》卷37。

[28]《明世宗实录》卷124。

[29]《宪宗实录》卷202。

[30]《明世宗实录》卷28。

[31]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1《马户》。

[32]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3《表马》。

[33]《明世宗实录》卷415。

[34]《明穆宗实录》卷42。

[35]《明宪宗实录》卷275。

[36]《明世宗实录》卷62。

[37]《明孝宗实录》卷78。

[38]《明世宗实录》卷282。

[39]《明穆宗实录》卷4。

[40]《明穆宗实录》卷20。

[41]《明世宗实录》卷492。

[42]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3《表马》。

[43] [明]杨时齐《皇朝马政记》卷2《种马》。

[44]《明经世文编》卷318《条复收胡马疏》。

[45]《明太祖实录》卷111。

中国古代文学史明代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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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台阁体的束缚,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刻画了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他们的诗歌成就不高,但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3. 台阁体:明初流行的文体,因其代表作家杨士奇、杨荣等位太阁大臣而得名。这些作家大都身居高位,远离下层社会,作品大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缺乏丰富社会生活内容和真实情感。格平正典丽,但有肤浅,空泛的弊端,流行几十年,造成不好影响,文学史上评论较低。 4.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均为湖北竟陵人,因而称为竟陵派。竟陵派看重向古人学习,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在艺术上,他们不满于公安末流的浅易风格,力倡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使其作品刁钻古怪,走向了极端。但缩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三.选择题(每小题1分) 1.“吴中四杰”不包括(B)p23 A. 高启 B.刘基 C.杨基 D.张羽 2.生就一副“雷公嘴”,“孤拐脸”是形容( C)的人物形象的。P121 A.猪八戒 B.牛魔王 C.孙悟空 D.沙僧 3.( B)是汤显祖最为得意的剧作,也是戏曲史上最具艺术魅力的剧作之一。P105 A.《南柯记》 B.《牡丹亭》 C.《鸣凤记》 D.《浣纱记》 4.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是( A )P67

【明清史论文丛】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明代文学概况

二、明代文学发展概况 (一)明代文学分期 明代文学以嘉靖时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明前期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戏曲、小说成就较高,《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的问世,以及一些南戏改编作品,为明后期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 明后期,小说和戏曲再现辉煌。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如徐渭和《四声猿》、汤显祖和《临川四梦》、吴承恩和《西游记》、兰陵笑笑生和《金瓶梅》、冯梦龙和《三言》、凌濛初和“二拍”等。在诗文方面,最突出的是公安派。 (二)俗文学地位的提高和繁荣 在传统文学观念中,人们一向把诗歌、散文等雅文学视为正宗,而把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视为鄙野之言,甚至是淫邪之辞。明初,朱元璋还制定了压抑通俗文学的政策。但是,后来出于最高统治者自己享乐的需要,他们又往往破坏了某些禁令。朱元璋就喜欢听平话,特别是后来承平日久,荒淫无耻的帝王们在寻欢作乐之余,对小说、戏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正德皇帝爱看《金统残唐记》,万历皇帝爱看《水浒传》,上行下效,朝廷大臣、文人学士也开始爱好俗文学。这为俗文学地位的提高和繁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明代从理论上肯定俗文学的价值从李梦阳赞扬民歌开始,到嘉靖以后,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都为俗文学大声疾呼。李贽把《西厢》《水浒》称作“古今之至文”(《童心说》),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汉》并提,称《水浒》《金瓶梅》为“逸典”(《觞政》)。冯梦龙认为小说比《论语》《孝经》的感染力“捷且深”。这些言论,在当时都无异于振聋发聩,对俗文学繁荣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明代俗文学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小说的勃兴。长篇章回小说的发展,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这“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短篇小说以“三言”“二拍”为突出代表。其次是戏曲的兴盛。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是明代戏曲的主流。明前期传奇,总的色彩比较黯淡。嘉靖以后,“三大传奇”陆续问世;“四大声腔”中,昆山腔、弋阳腔异常火爆。涌现了汤显祖、沈璟等一大批剧作家和曲论家,杰出的《牡丹亭》把传奇剧的创作推向了高峰。随着南戏传奇的繁荣,北区杂剧也开始了蜕变。明初皇室作家朱有炖,率先打破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惯例,开创了对唱、合唱、接唱等形式,甚至有南北合套的体式。明中叶,出现了明代首屈一指的杂剧作家徐渭和他的《四声猿》,展示出明杂剧的特殊风貌。 (三)对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俗文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文学特性的进一步认识。主要表现在:一是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二是清晰认识文学的“虚”“实”关系;三时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四是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 (四)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 1、不同的文学群体形式 明代文学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明初以“三杨”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的群体,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其性质属于兴趣型;中叶以后的文人集团,如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等,都各有鲜明的理论主张,其团体性质属于主张型;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臧否人物,党同伐异,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复社、几社等,这类团体属于政治型。 2、明代文学论争的特点 最受人注目的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的论争。其特点是:各有明确的文学主张;都有较强的革新意识。另外也有故意标新,矫枉过正,拉帮结派,不容异己的霸气倾向存在。当然,正常的论争可以促进文学的创作,如“唐宋派”的创作,“沈汤之争”后的情形都是。

[文学]古代文学考试复习经典-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明代)

[文学]古代文学考试复习经典-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选》(明代) 明代部分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传记文写得很有特色。 本文是一篇赠序。记述了自己幼时家贫,在买书和求师都十分不易的条件下,不畏艰难、刻苦求学的经历,以此勉励后辈应珍惜良好条件,专心学习,刻苦自励。 对比手法的运用:先写自己过去求学的艰苦经历,再写今日太学生读书的优越条件;然后说明,如果“业有不精,德有不成”,那主要是因为自己用心不专,而非他人之过。对比鲜明,词顺理达,颇有说服力。自然使人认识到专心求学、刻苦自励的重要性。 结构布局:全文布局先宾后主,宾详主略,选材精当。先写自己,再写太学生,最后才写马生。写自己过去求学的艰难,引出写今日太学生学习条件的优越,再引出对作为今日太学生之一的马君的夸奖和勉励。这样由宾而主,逐层写来,点明题意,推出主旨,过渡自然,水到渠成。 语言简洁流畅,恳切自然。理明词达,情真意切。 《卖柑者言》 刘基,字伯温,精天文和兵法。 主旨:文章通过卖柑者之口,淋淳酣畅地指斥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饮美酒,食佳肴的文臣武将,不过是一些不懂用兵、不会治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配物,尖锐地揭露了元朝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表现了作者的满腔“愤世嫉邪”之情。

构思巧妙:这是一篇含蓄深刻讽刺小品,以讲故事的形式发表议论,讽刺世态,警戒后人。由买者的责难,提出“欺”字,引出下文的卖柑者之言。又由卖柑者的回答,引出作者的感想,点明题旨。卖柑者的议论是一种自我辩护,但其思想实质是讽刺时政,在自辩中借以揭露邪恶、抒发愤慨,是本文构思巧妙之处。 诘问手法:本文采取了设辞问答的方式,反诘揄,深化题旨。买卖双方的问答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在问答中运用大量排比反诘语,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说理力量。卖柑者边疆反诘展开别开生面的论辩。这种句式不仅显现了文章揄论证的深度,而且使行文跌宕多姿,气势酣畅。 对比鲜明,揭露非常深刻:如柑子“表”与“质”的对比,文臣武将“外”与“中”的对比,皆极显其“败絮其中”的本质。由柑子而文武官僚,又巧妙地构成了自然物体与社会现象的类比关系,把文章题旨推向深处。而以“察”与“不察”作比,进一步指出应该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从“柑”的“小欺”去认识社会的“大欺”。通过这层层对比,展开叙事说理。 《三国演义——三顾茅庐》 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还有长篇《平妖传》及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三国演义》作品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集中描绘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种种矛盾斗争,着重表现了作者对于雄豪混战及暴君苛政的不满与谴责;对于和平统一及明君仁政的政治理想的追求与选择。结构宏伟严密,战争场面的描写雄伟壮观,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语言通俗易懂、洗练明快,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 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盖世才能,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超人的智慧和一种求实精神笔强烈的事业心。

【明清史论文丛】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明代文学史论述题(汇编)

●论述题: 简述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与演变,并举例。 一、概况: 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和总体特色,从明朝初年的宋濂到中期的前后七子,再到明末的张溥、陈子龙等人,均是鼓吹复古的。文学复古经历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第一个复古浪潮,然后是以谢榛、李潘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的第二个复古浪潮,以及明末“言志”“崇道”思潮复兴的第三个复古浪潮。自前七子明确提出复古此命题后,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即形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明显的主线。 复古文学的兴起既是对明初“台阁体”歌吟升平、文风萎靡的反拨,又是明初王学盛行、思想异动的情势之下,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对宋元以来文学审美理性化而出现的“道学体”的逆转。同时宋朝严羽的复古思想对明朝诗学家影响很大,不仅明初的高棅、李东阳深受影响,而且对明中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有很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对严羽复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复古实质与目的: 复古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力图恢复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的文学运动,目的是荡涤宋元诗歌之流弊,矫正台阁体之陋态,振兴儒家文化之正统,复兴汉魏高古之人品。 三、复古的动因: 1.诗歌式微:从明朝开始,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式被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形式所取代,明代的诗学家们希望探寻诗歌复兴之途。 2.社会氛围:前七子之前的弘治时期,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有复兴的倾向,社会上学古之风日盛,为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营造了氛围。 3.发展趋势:明初文坛在“台阁体”的笼罩下,创作大多以程朱理学为基础,道学气浓厚,追求雅正平和的风格,内容贫乏,文风萎靡,而代之而起的“茶陵派”并未彻底纠正台阁体的偏颇。 四、复古运动的发展过程: ◆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统的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其代表人 模拟,借拟古而振起元末纤秾柔丽之风。 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 。 以盛唐为法。高棅专门编撰《唐诗品汇》,提出“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中唐 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当时的台阁重臣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三杨是指杨士奇、 诗文以欧、曾为师。他们所写的诗文内容大都比较平乏,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大多为应制、颂圣或应酬、南朝宫体诗一脉相承却又有所区别。) 李 诗学汉唐的 。他的这些复古论点成为前、后七子拟古派的先 1465—1572),文坛上流派众多,互相间有融合,也有冲突,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掀起了第一和第二次文学复古革新思潮。这期间的主要流派有前后七子和唐宋派。 1.郎署文学: 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代表人物是邵宝、储巏。二人被视为复古运动“开启门户”的人物。 在诗文复古方面,储巏重视“法律”、“典则”,他还非常反感当时靡弱的文风,竭力倡导刚健向上的诗风。他的许多文学主张与活动,为后来的李梦阳发动诗文复古运动奠定了基础。邵宝是茶陵诗派李东阳的门生,他有着较为明确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第一讲 明代文学概况;明代小说的繁荣

第一讲明代文学概况(第四周1) 绪论: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微。 《三国志演义》可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高峰,《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可说是神魔小说的楷模,《金瓶梅》在世情小说中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是宋、元话本的继续和发展,其成就也很高,代表作是“三言”、“二拍”。戏曲中的《牡丹亭》以其独特的构思,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影响深远。所以,明代小说、戏曲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 明代文学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明代文学的前期,从嘉靖年间到明亡是明代文学的后期。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有着显著的变化,表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这种变化和特点,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潮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前期文学】明代前期文学的发展,有个曲折的过程。除元、明之交产生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外,这时期没有产生成就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间戏曲和民歌才有一些新的开拓。 【后期文学】从嘉靖以后,小说、戏曲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面也较广。这是明代后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这一时期“雅”、“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也比前一时期更为突出。 一、明代社会对文学的影响 (一)前期沉寂的原因 元明之际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作品有阳刚之气,作家有忧患意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南戏中兴、宋濂、刘基、高启诗文为代表。但这种繁华很快就遭到阻扼和摧残。 1、明初,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把自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 顶峰。

【明清史论文丛】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xiāo@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

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习入门的参考书目

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习入门的参考书目 今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找着的,希望对于有益于想查找资料的吧友。我准备有时间看看这里的推荐书目。(也不知道国内北大是不是清史领域的NO.ONE,书目的入门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明清史研习入门 课程号:02132400 课程名称:明清史研习入门 周学时:2 学分:2 先修课程:中国通史(古代史) 基本目的 本课讲授明清史的基本线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七个专题,使高年级学生学生阅读部分基础文献,进行科研基本训练,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由基础课学习向断代史研习转变,提高分析能力,为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二、内容提要及学时分配(共32学时) 第1-2周: 一、研习明清史初步 1、认真阅读明清史名著,掌握明清史的基本框架――精读孟森《明清史讲义》等。 2、阅读明清史的主干文献,熟悉基本史料――《明史》、《明史记事本末》,《清史稿》、《圣武记》等。 3、学习作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关注中外学术前沿动态。 4、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3-4周: 二、明清史的基本线索 1、政治与政治制度 2、赋役制度与商品货币经济 3、社会动荡与转型 4、“心学”、理学与汉学、宋学 5、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 6、“封贡”外交体制与中西文化交融 实践活动:任选《明史》或《清史稿》中的一篇“本纪”,与相应一朝的《明实录》或《清实录》对照,编写一份某帝王简表。

第5-6周: 三、如何利用明清史研究的工具书 1、纸本工具书的种类。 2、纸本工具书的利用。 3、网络信息的查找。 实践活动:选择一部自己家乡所在县(或府)明清时期的一部方志,概述该方志的主要内容和纂修特点。 第7-9周(8周运动会): 四、明清制度史研习 什么是制度?内容包括政治制度(中央至地方机构、军事、法律)、经济制度(包括赋役、水利、钱法、商税、海关等),以及民族、宗教、边疆、宫廷、外交等。 制度研究的基本文献,以具体制度说研究方法。 实践活动:任选《大明会典》(万历)或《大清会典》(乾隆)中之一种,与《明史·职官志》或《清史稿·职官志》的一部分对比,条陈其异同。 第11-12周(10周为黄金周): 五、明清政治事件研习 研习政治事件的主要资料(明清《实录》、《起居注》、《方略》等官书,《上谕》、《朱批奏折》、题本等档案,文集、笔记等) 政治事件的分类(宫廷、军事、民族、民变、外交),以事例谈研究方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始末、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提纲第一编先文学 第一章先文学概说 1.概述先文学的发展历程。 2.简述先历史散文的发展历程。 3.简述先诸子散文发展的历史阶段。 第二章神话 1.举例叙述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要容。 2.结合具体作品,试论中国古代神话的艺术特征。 3.结合《鲧禹治水》、《女娲补天》,谈谈上古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4.名词解释:神话。 第三章《诗经》 1.《诗经》的集结与成书的大致情况如何? 2.《诗经》是如何分类与编排的? 3.汉代的传《诗》的情况如何? 4.《诗经》的思想容大体上可分为哪几类?试举例说明。 5.结合作品论述《诗经》的艺术成就。 6.举例论述、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7.《诗经》的语言和形式特点有哪些? 8.从《大雅·生民》、《王风·黍离》、《风·蒹葭》、《卫风·氓》、《豳风·七月》、《小雅·采微》、《王风·君子于役》中,选择两篇进行赏析。 9.名词解释:《诗经》、“诗之六义”、赋比兴、风雅颂、三家诗、毛诗、毛诗序。 第四章历史散文 1.简述《尚书》的文学价值。 2.简述《春秋》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3.简述《左传》的基本思想。 4.试论《左传》的主要文学成就。 5.举例论述《左传》战争描写的特点。 6.选择《左传》中《晋公子重耳之亡》,或《晋楚城濮之战》进行分析。 7.《国语》的主要艺术特点有哪些? 8.简析《国语·邵公谏弭谤》的艺术特点。 9.举例论述《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0.选择《战国策》中《始将连横》或《谖客孟尝君》进行分析。 11.名词解释:《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 第五章诸子散文 l.谈谈你对孔子思想的理解。 2.简论《论语》的艺术特点

【明清史论文丛】论明代的阁权

【数据库】文史哲全文数据库(1951-2004) 【文献号】2276 【摘要】内容提要: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都有失于片面。内阁系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因而历来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很具代表性,就连许多明朝人也持此说。“昔太...,非高皇帝本意⑴”。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也认...赫然真相矣!”⑵而《明史》则直以“宰臣”称...谓有其实乎!”⑷综考明代历史,颇感上述两种说...者掇拾有关史料,拟就明代阁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中旨”。这类事例在明代史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 【分类】史学 【标题】论明代的阁权 【作者】李渡 【期号】199506 【总期号】231 【页码】89 【正文】 内容提要: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都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内阁系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权力机构,因而历来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最近几年,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对内阁的组织制度、职权、作用等进行了研讨,其中争论最多而分歧又最大的问题就是阁权的权力性质及其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综合之,不外乎两种观点:其一,阁权是传统相权的复活。这种看法颇被认同,很具代表性,就连许多明朝人也持此说。“昔太祖高皇帝罢丞相,散其权于诸司,为后世虑至深远矣。今之内阁,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非高皇帝本意⑴”。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也认为:“……迨景及宪,(内阁)大权始集。今视之,赫然真相矣!”⑵而《明史》则直以“宰臣”称之。“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yī@⑴宰臣是系。”⑶其二,阁权不过是“司内外制而已”,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这种观点可以黄宗羲为代表。他说:“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⑷综考明代历史,颇感上述两种说法都有失于片面。笔者掇拾有关史料,拟就明代阁权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内阁大学士究竟是否“有宰相之实”。自内阁制度建立后,其体制、职权、作用先后不尽相同,也可以说变化很大,但有四项制度却始终一以贯之,不曾变动。第一,“大学士则称近臣,不为置僚属,亡所治。”⑸第二,“不得专制诸司”⑹。第三,“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⑺。第四,“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⑻。而司礼监之“批红”,究其实,亦不过是“事皆朝廷总之”的一种间接方式而已。这四项制度决定了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 相权论者之所以将阁权视为相权,主要依据就是内阁大学士握有“票拟”之权。“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⑼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其制发端于宣德中,成制于正统初年。“英宗以九岁登极,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令内阁议行。此内阁票旨之所由始也。”⑽所谓票拟,即外廷章奏先经御览,皇帝阅后发交内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拟就批答文字,用小票墨书贴于章奏上,随同封进。皇帝如同意内阁票拟,则亲自或交司礼太监以朱笔照票批发各衙门执行,称为“批红”。孝宗朝大学士刘健曾言:“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达于御前。”⑾由上可知,票拟制度在权力运作机制上完全受制于皇权。章奏由皇帝先阅

【明清史论文丛】明正德间几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和特征

数据库】文史哲全文数据库(1951-2004) 【文献号】3810 【摘要】十六世纪初,即当我国明武宗正德的时候,在华...;而且更进一步,对于明朝近古期封建社会,对...刘六、刘七等的起义在明正德间的许多起义中,...,始逃亡,酝酿起事。明史记载说,“刘瑾家人...起义就有过不少贡献,明史记载说,他“稍有智...战术,予敌人以重创。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说,“...赵@①个人的创造和发明;这种战法显然是农民...率领,进入山西。陈鹤明纪说,他们“纵横数千...甚者为效力。”(8)明实录更明确地记载着他们所到达 【分类】史学 【标题】明正德间几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和特征 【作者】赵俪生 【期号】195412 【总期号】28 【页码】41 【正文】 公元十六世纪初,即当我国明武宗正德的时候,在华北和中原的大平原地区,在川、陕、黔地区,在江西地区,都曾同时前后爆发过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我曾将这些起义事件就现有条件下可能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综合起来,分析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其试探性的解决,将不仅对这些起义本身增加理解;而且更进一步,对于明朝近古期封建社会,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总历程的发展,都将有可能引起向前推进一步的理解。因此,决定把这些内容写成为如下的一篇论文。 一、刘六、刘七等的起义 在明正德间的许多起义中,以刘六、刘七等领导的起义规模最大。以时间论,按照顶压缩了的材料看,自正德五年(一五一○)十月持续至七年八月,计一年零十个月,将近两年。以地域论,起义曾绵亘于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和南直隶这样七个省区。起义最初发动于当时京畿南沿的霸州和文安,所以起初统治者叫他们做“畿南盗”。起义之所以在这个地区上发动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带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爪牙——宦官们进行强占田产、讹诈勒索,拓置“皇庄”、开设“皇店”、高利借贷等的集中地带。当时,“诸大铛多文安人”(1),他们在其乡邦情况熟悉,榨取容易,故榨取也就特别重。据说当地平时,就有一种反抗压榨的人民组织,叫“响马盗”。(2)正德四年(一五○九)太监刘瑾建议自京畿南至江淮设立“四镇御史”,镇压反抗,其中正定一镇,残民尤甚,因此河北一带人民便纷起举义了。 文安人杨虎、刘六(原名刘宠)、刘七(原名刘宸)、齐彦名等,据说都“骁悍,善骑射”(3),最初被募去协捕“盗贼”,但以不能纳贿,被转诬为“盗”,始逃亡,酝酿起事。明史记载说,“刘瑾家人梁洪征贿于宠等,不得,诬为盗,绘形捕之,破其家”。(4)他们起事后不久,在正德六年四月,有一名文安县的增广生员赵@①(绰号赵疯子),也来参加了。可见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爪牙的迫害,不但使农民无法生活下去,连中小地主和士大夫分子也被迫参加了农民的阶级斗争,贡献出他们的才智。例如赵@①对于起义就有过不少贡献,明史记载说,他“稍有智计,定为部伍,劝其党无妄杀人,移檄府县,约官吏师儒毋走避,迎者安堵。(5)此外,在战法上他也有所贡献,毛奇龄后鉴录记载说,“贼受疯子教,第飚匆去来无常处,使官军奔命;凡得民间马,一日夜驰数百里,捷如飘风,而官军马少,即有,亦不能穷马力。”(6)从此,他们就一直采用这种机动的运动战术,予敌人以重创。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说,“贼多出不意突犯”,又说,“贼恃马力,倏忽驰骤。栖野,不占城郭;蹈虚,不立方所。”(7)自然,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战术的使用,完全归功为赵@①个人的创造和发明;这种战法显然是农民群众积累了长久作战经验的结果,同时也是农民起义中新社会成份增加的一种反映(详后)。但无论如何,十六世纪初的农民起义就开始使用这种机动的战术,是很值得重视的;以后十七世纪中叶的张献忠起义和十九世纪中末叶的捻军起义,都曾袭用并推进了这种战法。 他们分兵为东西两路。东路自沧州、德州进入山东境内,而且不只是一次的进入(确实次数无法统计,至少三、四次),行军路程短时曾到@②州、曲阜一带,较远路程时还到过半岛地区的登、莱诸州县。西路由杨虎率领,进入山西。陈鹤明纪说,他们“纵横数千里。……御史王廷相言,盗贼所至,乡民奉牛酒,甚者为效力。”(8)明实录更明确地记载着他们所到达的州县,是“泽、潞、辽诸州,陵川、壶关、高平、沁水、阳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赵城、灵石、介休、平遥、祁、太谷诸县。”(9)不到一两个月功夫,他们就汇集了一枝相当壮大的兵力,东下太行,自武安又一次

明代文学

明代文学 明代小说的贡献: 章回小说、传奇、拟话本、诗歌、散文、散曲 明代诗文的基本特征 1、流派纷呈: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①台阁体: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则指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 ②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珤等人。 ③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发轫于前七子的文学活动,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这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上举起复古的大旗,除李、王外,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以王世贞最显,影响最大。 ④嘉靖年间,文坛又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另一文学复古流派—唐宋派。创作主张上,强调文以明道。茅坤编写《八大家文抄》闻名于世,归有光创作成就最高。 ⑤明代晚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强调“独抒性灵,不拘俗套”。 ⑥即公安派之后,以鍾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主张重“真诗”,重“性灵”。 ⑦明末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等创建几社,两个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2、明代戏曲主要由杂剧和传奇两大部类组成。明代戏曲的主体是传奇,元杂剧和明传奇前后辉映,各领风骚,汇聚成中国戏曲文化汪洋恣肆的万千气象。以《牡丹亭》为典范作品的明代传奇剧本,成为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著名景点。(“传奇”最早特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也有“传奇”一类;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由南戏所升格的传奇便渐渐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 ⑴元末明初四大南戏是《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后来经过《琵琶记》的创作,南戏才开始逐渐规格化,宫调系统也渐渐严密起来。《琵琶记》是南戏和传奇之间承前启后的作品。 ⑵明代后期传奇繁荣的标志是以沈璟为领头人的吴江派曲学家群体和以汤显祖为楷模的“至情派”剧作家之间的形成和竞争,吴江派成员有沈璟、吕天成、冯梦龙、范文若。与吴江派剧作家群体香味映衬,临川人汤显祖的创作成就无与伦比,与他同时或之后的剧作家们创作时大多受到“临川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的影响。戏曲史上将宗汤、学汤较为明显并有所作为的剧作家们称为“临川派”或以汤显祖的室名称之为“玉茗堂派”。 3、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出现了一大批色彩各异的短篇小说集,“三言”的编者是冯梦龙,“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编著《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人称“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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