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界限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界限认定

摘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有很大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界定存在不少模糊之处容易混淆，因此需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探讨。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受贿罪共犯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在传统的受贿罪外增加的一个特殊的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在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既可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也可谋取非法利益还是只能为请托人谋取非法利益、刑期的长短、有无对向犯等方面有诸多区别。一般而言，界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关键在于，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去索贿受

贿，还是别人利用了他的影响力去索贿受贿。如果是前者，当以受贿罪论处，若是后者，当属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即最显著的区别是犯罪主体的不同。然而，由于共同犯罪理论的存在，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刑法规范及错综复杂的司法解释，导致司法实践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定性极易与受贿罪共犯相混淆。本文将从三个方面着重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界限认定，以期在实践中对相关犯罪行为能够有效区分，准确认定罪名。

一、犯罪主体范围的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条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第11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该司法解释规定了“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况，并明确了特定关系人的范围，即“近亲属”、“情妇（夫）”、“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三类。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也可以包括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表面看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相同，但其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即“关系密切的人”与“特定关系人”的侧

重点不同。“关系密切的人”强调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联系紧密或交往频繁，正是这种联系紧密或交往频繁才使得其对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粘合力。而“特定关系人”的关键在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利益关系，且这种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关系。简言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关系密切的人”与受贿罪共犯的“特定关系人”是一种包容关系，前者包含后者。司法解释中的“特定关系人”包括三类:“近亲属”、“情妇(夫)”和“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这三类人之中，作为“特定关系人”的“近亲属”被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明示规定为“关系密切的人”的一种，而另外两类“特定关系人”中，“情妇(夫)”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金钱包养关系或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一般被认为只限于具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人，而不包括债权债务关系、相邻权关系、保险受益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等具有法律关系的人。但是，反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其当然包括特定关系人中的“情妇(夫)”和具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同时，被“特定关系人”概念排除在外、那些具有形形色色法律关系但却无明显共同利益关系的其他人，就有可能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从而能够在实施特定行为的时候，进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评价视野之中。故而，从犯罪主体上说，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债权债务关系、相邻权关系、保险受益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等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 摘要：《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贪污贿赂类罪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外延，拓展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围，表现了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案件的决心和信心，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呼应的国立法。《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之后，增加了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这一规定在社会上叫好之声不绝于耳，在司法界引起不少的争议，究竟如何把握和适用这一罪名，本人认为应在比较中准确把握该罪名的涵，才能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关键词：受贿罪；法律适用；实践认定 一、此罪与彼罪的比较分析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比较分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与普通受贿罪的共同点是两罪在本质上同属于贿赂犯罪类罪，两罪的犯罪主体都应当是特殊主体，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犯罪，犯罪对象表现为财物。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往往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1]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同时又破坏了正常性的经济交往，也就是说两罪所侵犯的法益都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所以利用影响力受贿与普通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具有相同性。尽管两罪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两罪仍存在细微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的主体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主要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犯罪主体是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而受贿罪的主体则是国家工作人员。 2.犯罪的客体不同。从我国刑法理论来分析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它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另一方面又侵犯了公权力的正常运行，扰乱了公权力的运行秩序，受贿罪所侵犯的通常是简单客体，即是国家工作地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3.犯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不同。一是行为方式不同。利用影响到力受贿罪的行为人自身并无职权可利用，必须利用他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影响，受贿罪是行为人利用自己具有的职权或地位谋取利益；二是行为复杂程度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通常涉及三方主体或四方主体，即行为人、请托人、实施职务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及被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为涉及两方主体即行为人和请托人；三是行为要件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而受贿罪则是以“谋取利益”为成立要件。[2]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罪的比较分析 两罪都表现为行为人从中斡旋说和，为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关系疏通，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两罪也存在不同之处：1.犯罪主体方面的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要表现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即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研究室曹坚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主要涉及到对共同犯 罪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的认定等问题。 一、共同贪污犯罪中既未遂形态的认定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对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判断与单独贪污犯罪并无区别，只要共同贪污的公共财物已经处于行为人控制的状态，即可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既遂。当然，由于共同贪污犯罪中存在一定的分工，共犯人在共同贪污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如何综合全面看待共犯的行为，并继而判断是否达到共同贪污的既遂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例如，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亲身犯在贪污犯罪中有所体现，对判断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与否产生了一定影响。试举一例。2005年10月，某镇人民政府为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经区政府同意征用该镇某村1组、2组、9组的耕地，被征地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办理小城镇社会保险，具体工作由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负责办理。犯罪嫌疑人张某、付某、秦某当时分别担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之职，犯罪嫌疑人徐某担任村党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委）委员。该村在办理小城镇保险中，确定由村总支书记陆某与村主任张某全面负责，徐某负责整理、收集材料，村会计闵某负责将资料输入电脑并上报给该镇劳动保障中心。同年11月，陆某主持召开了由村委会、总支委两委成员参加的会议，张某、付某、秦某、徐某参加，主要是研究办理小城镇保险等事宜。因张某、付某、秦某、徐某4人均该村1组、2组、9组的村民，均不符合办理条件。会上，张某提出能否趁此机会将他们几个村干部一并办理，付某、秦某、徐某均表示同意，陆某亦未反对。会议定下为6名村干部或家属办理，除4名犯罪嫌疑人外，

11,12,13司考真题卷四刑法案例

司考卷四共7道题，按顺序来分别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刑法，刑诉，民法，民诉，行政法或者商法，综合题，其中第一题是简答题，中间五道题是案例分析题，最后一道题是论述题。（Celine&李韦红整理） 2011年 二、（本题22分） 案情：陈某因没有收入来源，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使用该卡从商场购物10余次，金额达3万余元，从未还款。（事实一） 陈某为求职，要求制作假证的李某为其定制一份本科文凭。双方因价格发生争执，陈某恼羞成怒，长时间勒住李某脖子，致其窒息身亡。（事实二）陈某将李某尸体拖入树林，准备逃跑时忽然想到李某身有财物，遂拿走李某手机、现金等物，价值1万余元。（事实三） 陈某在手机中查到李某丈夫赵某手机号，以李某被绑架为名，发短信要求赵某交20万元“安全费”。由于赵某及时报案，陈某未得逞。（事实四）陈某逃至外地。几日后，走投无路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交待了上述事实二与事实四。（事实五） 陈某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将自己担任警察期间查办犯罪活动时掌握的刘某抢劫财物的犯罪线索告诉检察人员，经查证属实。（事实六）问题： 1.对事实一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对事实二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3.对事实三，可能存在哪几种处理意见（包括结论与基本理由）？ 4.对事实四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5.事实五是否成立自首？为什么？ 6.事实六是否构成立功？为什么？ 参考答案： 1.对事实一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因为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触犯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数额较大，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二者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从一重罪论处，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2.对事实二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因为长时间勒住被害人的脖子，不仅表明其行为是杀人行为，而且表明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 3.对事实三主要存在两种处理意见：其一，如认为死者仍然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盗窃罪；其二，如认为死者不可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侵占罪。 4.事实四成立敲诈勒索罪（未遂）与诈骗罪（未遂）的竞合。因为陈某的行为同时符合二罪的犯罪构成，属于想象竞合。陈某对赵某实行威胁，意图索取财物未果，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陈某隐瞒李某死亡的事实，意图骗取财物未果，构成诈骗罪（未遂）。由于只有一个行为，故从一重罪论处。 5.事实五对故意杀人罪与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成立自首。因为走投无路而投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 （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 案情概述 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 意见一： 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纪要》规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意见》指出：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纪要》与《意见》对受贿罪共犯标准的规定存在冲突，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 第一，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帮助犯；第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教唆犯。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应先查清他们和

经验总结：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正通过《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范围，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明知特定关系人受贿，未退还或上交，可以认定为具有受贿的故意；而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如何与《刑法》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相区分还存在争议。本文将主要以实践中如何区分前述两种情况为讨论重点，明确事后共同受贿的认定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款物的处分意识表示，否则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 2016年4月18日两高配合《刑法修正案（九）》中职务犯罪的相关条文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贪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检法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该解释出台时间较短，在实践中，对个别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笔者借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和认定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期能有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立法背景

在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实践中有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收受贿赂的案件的认定，必须依托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该“身边人”构成共犯，利用共犯理论来处理这类案件，追究相关“身边人”的刑事责任。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贿赂意见》）中，就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第三人，第三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实践中的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这类“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接受被国家工作人员授意的请托人给予财物，按照共犯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受贿罪。 但是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存在“特定关系人”直接绕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形成的身份和地位，完成请托人的请托事项，收受贿赂的情形。这类案件，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知晓，构成受贿共犯毋庸置疑，但事先的知晓和共谋的证据往往难以查证属实，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撑；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对“特定关系人”的贿赂行为并不知情，共犯的成立就存在一个共同犯意的缺失，难以使“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而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即使实施了贿赂行为，因为主体身份的缺失，亦无法定罪处罚。于是，为了扎紧反腐败的“篱笆”，《刑法修正案（七）》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直接定罪，突破了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的局限性，直接将那些共同犯意不明的特定关系人定罪处罚。于是在实践中，那些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身边人”，直接以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而那些无法证明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贿赂案件，则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填补。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内涵及其本质 随着我国反腐倡廉纪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一些贪腐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有力的惩处，但是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案件不断出现，另外，一些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然会有利用在职时形成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是收受请托人财物也层出不穷。这些案件这些行为严重玷污了国家工作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作为犯罪追究。另外，我国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18条对影响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将“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构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中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些部门提出，为适应反腐败的需要，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应当修改完善，与公约衔接，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13条在《刑法》第388条下又增加了一款，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其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新罪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即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①有的学者将影响力划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是权力因素在组织和社会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强制性影响,以外推力的形式发生作用,具有不可抗拒性、强迫性和外在性的特点。而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自身的非权力因素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力。它是由领导者的人格因素引起的,为被领导者认可,以内驱力的形式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心理与行为的一种力量。与权力性影响力相比,非权力性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十分广泛,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尊敬、依赖、钦佩、崇拜的基础上,为被领导者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不具有任何强制色彩和驱使感。有的学者主张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只能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笔者认为，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存在权力性影响力。例如，行为人利用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职权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所掌握的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形成意志上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会左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进行职务活动时的选择，后者在进行职务活动时会考虑违背前者意志带来的不利后果与顺应前者意志所能获得的收益。“地位”是指基于国家工作人员所担任的职位层级与利用职务所掌握的资源而由社会的评价所产生的价值，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会产生潜在的、可能的影响，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依其要求实施职务行为，对以后的工作、利益和资源的获取可能 ①[美]约翰.P.科特：《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谈贪污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谈贪污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一、贪污对象范围的认定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贪污罪的对象只能是公共财物。根据刑法第9l条规定，公共财物是指国有财物、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物、用于扶贫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物，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物以公共财物论。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贪污犯罪的对象仍有分歧。 l、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人们关于贪污犯罪对象的认识通常停留在动产(如金钱)上，但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中的不动产，是否属于贪污犯罪的对象呢?笔者认为，公共财物中的不动产也是贪污犯罪侵害的对象。动产与不动产是财物在客观上的物质表现形态，其本质是一样的。首先，刑法第9l条规定的公共财物并没有限制为动产，第382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外。其次，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公有不动产，具有现实可能性。现实生活中，财产犯罪中的抢劫罪、抢夺罪是以，“当场”为前提，盗窃罪一般需以对象物的“移动”方可完成，挪用类犯罪因立法上规定其对象为资金或者公款而不能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除此之外，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均可以不动产作为其侵害的对象，不用考虑这种财物是否可移动。对于非法侵占不动产犯罪的既遂、未遂的认定，不以行为人是否办了房产证为准，而是看他是否实际控制了房屋。 2、公共财物中的无形财产能否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公共财产中的无形财产如电力、电信密码、知识产权等，如果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很少有人将其归为贪污罪之列。笔者认为，公共财物中的无形财物应属于贪污犯罪的对象，因为公共财物中的无形财产是国家、集体投入一定资金，运用专门技术设备加以开发和生产的，这种物质具有商品的两重性，其被非法侵占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亚于有形财物被非法侵占的后果。 二、贪污对象去向的认定 贪污案发后，在作案手段和占有财物无法否认的情况下，行为人辩称所得财物用于“公务开销”、“经济交往需要”、“业务应酬使用”、“办了福利”等自己未得或所得很少时，如何认定其贪污财物数额呢? l、贪污犯罪既遂的标志是实际占有并控制了贪污对象，犯罪既遂后对贪污对象的处分方式不能改变其行为的性质。犯罪既遂后，犯罪及其数额便作为一种结局不能回复或逆转，不论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动机是生活困难急需用钱，还是贪图享受用于挥霍，也不论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是为公还是为私，都不影响犯罪的构成。 2、对贪污对象的去向问题可以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虽然贪污对象的去向不能反映犯罪人的主观故意，但却反映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行为人处分贪污对象的方式相对于用于个人挥霍

2017年司法考试卷二刑法学基础考点：受贿罪

2017年司法考试卷二刑法学基础考点：受贿罪 受贿罪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贿赂：既包括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债权的设立，债务的免除。但不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升迁职务、迁移户口、升学就业、提供女色等。在西方许多国家，贿赂不仅包括财产性利益，而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二)特殊受贿： 1.斡旋受贿(间接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2.变相受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9日通过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增加了以下受贿形式：交易型受贿、干股分红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受托理财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干薪型受贿、特定利害关系人受贿、权属未变更型受贿。 3.离职后受贿：必须事先约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三)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区别： 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 2.是否有共同犯罪故意不同：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如果将收受财物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告知了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如果没有告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12年)副县长赵某带队前来开展拆迁、评估工作的验收。李某给赵某的父亲(原县民政局局长，已退休)送去1万元现金，请其帮忙说话。赵某得知父亲收钱后答应关照李某，令人将邻近山坡的树苗都算到李某名下。

身份犯共同犯罪

5.身份犯共同犯罪 一、身份犯 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行为人人身方面特定的资格、地位或状态，例如，公务员、军人、男女、亲属、在押罪犯等。 以特殊身份作为犯罪构成主体要件或加重、减轻刑罚处罚事由的犯罪，是身份犯。二、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除人数上必须是二人以上，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包括共同实行犯罪的行为和参与的行为；其次，必须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各个共犯人有共同犯罪的故意，第二，各个共犯人之间有意思联络。 三、共犯的定罪 (一)共同实行犯的定罪 1.双方都有特定身份的情况。 1)双方都有身份且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构成的共同实行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并且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可以构成共同实行犯。 2)双方都有身份但未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是否构成共同实行犯。这种情况应当区分下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律虽然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但并未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只要具有特定身份，就可以构成共同实行犯。第二种情况是法律不仅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而且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如果没有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即使都有特定的身份，也不能构成共同实行犯。 2.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犯罪。 1)主犯决定说。该说认为共同犯罪的性质是由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来决定。主犯具有特殊身份，是特殊主体，应按特殊主体所犯之罪定罪；主犯没有特殊身份，是一般主体，按一般主体所犯之罪定罪。 2)分别定罪说。该说认为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应分别定罪：有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无身份者按普通犯定罪。 例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文摘要：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要件立法完善 一、立法背景、意义和定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反****的力度，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公约，确认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特别是《联合国反****公约》(以下称《公约》)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故意地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现象，我国有必要对这种身边人的受贿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加大反****的力度。 本罪的确立是对我国受贿犯罪法律体系的完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容，是刑法界的一大进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

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理论和实践上的定性都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对关系密切、近亲属等弹性概念做出明确量化，准确确定它们的范围，这样才能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更好的惩治****犯罪。 (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近亲属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上的内涵确定，但是在法律文化上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不外乎在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法律位阶对近亲属这一概念的规定不一致，以至于产生适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通意见》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更是扩大了范围，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种现象使得原本确定的近亲属概念变得十分不明确或宽或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

《刑法》第383条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胡燕来律师提醒：点击返回《刑法》目录 ◆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1989年11月6日） 一、关于贪污罪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贪污罪主体中，“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应如何理解的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一条规定：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1.集体经济组织，即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是指在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之下，按照一定的组织章程建立起来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全体组织成员，公共积累为集体公有，并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形式的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其人员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经济组织的所有制性质不明确或者上述私人经营的工商户持有集体营业执照的，应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重新核定。 2.“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包括：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的“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承包经营者；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中方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部队战士，经手公共财物的，如果他们所从事的仅仅是劳务，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二）关于共同贪污个人所得数额不大或尚未分赃的处罚问题《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的主犯，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民主与法制研究 [收稿日期]2010-10-08 [作者简介]王萍（1975～），女，甘肃省通渭县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2011年第1期No．12011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YiLi Prefecture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王萍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内容提要]《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利用影响力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罪名补充规定(四)》中，又将这种犯罪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于打击腐败，加速我国法治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进一步概括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与其它罪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内容。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立法背景区别界限缺陷及完善 [D O I 编码]doi:10.3969/j.issn.1674-6287.2011.01.097［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87（2011）01-0097-03一、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在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下简称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一）从国内看,将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为了填补我国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对这些关系人无法规制的漏洞 关系人参与受贿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受贿犯罪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类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只承认自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对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一事则声称并不知情;关系人只承认自己代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而对自己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则坚称并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受贿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国传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往往感到非常无奈。 由于我国刑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因此,要想认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往往比较困难。在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如果各共犯人的分工不同,那么就要求每个共犯人不仅要明知自己的行为内容,而且还要对其他共犯人的行为具有明知,才成立共同故意。具体而言,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存在明确分工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关系人负责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只有在二者互相明知对方的行为内容时,他们才具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否则,就没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也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因此,检察机关就不能指控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构成受贿 ·97 ·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 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 每天为你推送智豪团队呕心整理编辑的最高法及各地 法院裁判要旨、观点集成。(记住！每天都有哦)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编者按：贪污罪因其特殊的犯罪构成使得其在实务中存在大量认识上的分歧。现笔者基于个案引发的争议，整理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1-102集）》裁判规则，以供阅者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1.银行临时工与外部人员勾结监守自盗应如何定罪关键词：临时工监守自盗贪污罪侵占罪规则：根据《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有关规定的精神，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认定。本案被告人钟国华、卢欣阳均是计划内临时工，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施行以后，贪污罪的主体有所扩大，即不再以“干部身份”确定国家工作人员，而以其是否从事管理职责，即在国有企业中是否从事公务来判断。钟国华、卢欣阳在国有公司、企业中承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职务，系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本案案发时为1995年，以侵占罪定罪量刑正确。案例索引：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贵杰等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4期。2.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关键词：共同犯罪特定身份职务便利规则：虽然本案为共同犯罪，但应当按照他们各自的职务便利和身份构成的不同犯罪定罪量刑。因为身份犯是刑法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构成犯罪所作出的特 殊规定。由于身份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既然法律对不同的身份所构成的犯罪都已经明确作出规定，就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来处罚。从司法实践来看，类似问题是较常见的。须特别指出的是，共同犯罪中同案犯具有不同的特定身份，不是一律依其不同身份分别定罪，关键是看各被告人是否分别利用了本人的职务便利实施犯罪。案例索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期。3.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关 键词：定额承包集体所有制肖元华无罪规则：上诉人肖元华兴办的经济实体，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营业执照，因抚顺市司法局没有投资、没有贷款和集资，也没有按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机制进行管理，完全由上诉人自筹资金、自聘人员、自主经营，对剩余的所创利润，按承包协议，应由承包人肖自主分配，其有权处分，原审法院对其占有上缴定额利润后的营利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不当。二审改判上诉人肖元华无罪。案例索引：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肖元华贪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李金明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100081) 摘要: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解决贿赂犯罪证明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接轨,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在构成要件方面与其他贿赂犯罪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关系人0参与贿赂犯罪可能涉嫌四种犯罪类型,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定罪量刑。 关键词:5刑法修正案(七)6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关系人0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6(以下简称5刑法修正案(七)6)。5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规定,在1997年修正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6(以下简称5刑法6)第38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5刑法修正案(七)6公布以后,对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其中的第13条的规定,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均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为对解决分歧有所助益,笔者拟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若干法律问题作些研讨。 一、立法背景分析 5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之所以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下简称/关系人0)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一)从国内看,将/关系人0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对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的新挑战 近些年来,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关系人0共同受贿的现象比较普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正义网中的/贪官档案0栏目公布的案情看,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关系人0共同受贿的比例达81%,在有些地方,夫妻联手作案,共同受贿的比例高达90%以上。1/关系人0参与受贿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受贿犯罪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类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关系人0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只承认自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对/关系人0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一事则声称并不知情;/关系人0只承认自己代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而对自己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则坚称并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受贿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国传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往往感到非常无奈。 11由于我国刑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因此,要想认定/关系人0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往往比较困难。 5刑法6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0。据此,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3个条件:(1)主体条件。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2)客观条件。共同犯罪的 # # 105

受贿罪论文关于受贿罪的论文：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受贿罪论文关于受贿罪的论文：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摘要: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影响力”的含义是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为了更好的理解“影响力”,我们不能忽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本罪设立的影响。因此,在对中国刑法典和该公约对比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影响力”的含义和分类,分析了行为人表现出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定性的关系,以期待对刑事立法、司法有所帮助。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所谓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这一规定扩大了受贿类犯罪的主体,将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纳入到了受贿类犯罪的主体,这不仅是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从《公约》起草时起就一直积极参与,并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2005年10月27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签署与批准就表明了我国对该公约所规定内容和机制措施的认可和赞同。《公约》第15条规定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的行为,即“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二、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公约》也对“影响力交易”行为进行了规制,具体内容是第18条“影响力交易”,即“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研究 内容摘要：近年来，为加强党政队伍的廉洁性建设，建设法治社会，反腐工作已成为改善社会环境的重要工作内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对应对贿赂犯罪的多样性特点及有效打击相关主体实施贿赂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实现了司法工作的重大突破及刑法体系的逐步完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及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对该罪适用主体的具体认定问题存在较多争议，如，“近亲属”适用依据，“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含义，“关系密切人”的具体范围等问题，正确认定及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则是解决上述问题。 关键词: 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关系密切人

一、利用影晌力受贿罪相关理论 （一）利用影晌力受贿行为的入罪动因 （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形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明确影响力交易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并指出一般主体企图利用公职人员所具有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好处，而公职人员利用其所具备的便利条件即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好处的条件并收受相应报酬的行为系影响力交易行为的两个对应层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行贿主体和受贿主体意图或实际滥用所实际具有或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与否判定该行为是否属于影响力交易行为，但该行为性质的具体认定问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由司法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该条文的法律意义在于将影响力相关的交易行为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我国刑法体系中虽然将受贿罪及斡旋受贿罪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但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特定关系所形成之影响力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并未涉及。为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及国内反腐斗争的开展，使我国立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将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势在必行。 （2）国内现状 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人际关系网也错综复杂。基于血缘、工作、感J 清等因素所缔结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父子、同事、雇佣、夫妻等各种形式，而各类关系均能对彼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现实生活中，请托人往往在感知具备相应影响力的主体方面具有灵敏的洞察力，而受托人又因抵挡不住金钱诱惑或碍于情面等因素积极应允，使得双方达成“合意”，从而滋生了腐败的现实困境。“‘影响力’是指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或改变对方心理活动或行为表现的某种能力。”5如何从法律层面界定这一概念，则涉及到对影响力的判断问题。法律层面的“影响力”来源于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而“利用影响力”主要指利用生活中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的特殊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带有消极色彩。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由于对该层关系的不正当利用行为日益普遍，使得司法实践中未在受贿罪及斡旋受贿罪规制范畴的变相受贿行为频发。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变相受贿及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收受不正当利益的新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