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进退沉浮给我们的启示

大浪淘沙谁主沉浮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进退沉浮给我们的启示中国共产党经过90多年的风雨征程,从最初的57人,发展到现在已拥有七千五百多万党员,她领导中国人民朝着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道路路上不断前进。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她领导的民族革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道路充满艰难险阻，有流血、有牺牲。在严峻的斗争面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历史的挑战，如果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拼搏，就会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反之，就会成为被革命大潮卷起来冲走的泡沫。追寻中共十一大代表的人生道路，会给我们有益启示。

1921年7月23日，在当年上海望志路106号，从全国各地来了13位口音不同、衣着不同、年龄不同的知识分子。这13位代表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淑衡，广东代表陈公博，海外代表周佛海和陈独秀特派代表包惠僧。他们在这里成就了在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9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现在都已作古了。回过头来看，他们虽然当年都是怀着探索救国救民寻求真理、

积极投身改造中国社会洪流的热血青年，同样也都是党的“一大”代表，但是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最终的归属是各不一样的，真可谓历史无情，大浪淘沙。

十三位代表中，有成为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有中间脱党仍追求进步的李达、李汉俊；有成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焘；有不仅成为人民敌人，甚至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的陈公博、周佛海；还有一度投入敌人营垒，新中国成立以后做过有益工作的刘仁静、包惠僧。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从创立中国共产党那天开始，我们党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回顾“一大”这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而言，可谓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因为他们原本都是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党的创始人，为什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从他们的进退沉浮之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坚强的党性，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只有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立志于为国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奋斗，才能自觉融入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弄潮儿。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同样也是这样；对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是这样，对于普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因为坚强的党性和远大的理想事关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实践表明，胸无大志，绝对干不出大事。只有那些不但具有崇高理想而且又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才能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到达辉煌的顶点。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为私利所左右，这是人生成功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吗？”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决定着每个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革命利益。这是我们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从13位“一大”代表进退沉浮的实践来看，成功者无一不是将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而沉沦和消极颓废者又无一不是以牺牲革命利益为一己荣耀而走向革命的反面的。

三、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胜利最终属于那些自觉肩负人民的希望，并不畏艰辛和勇于攀登的人。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必须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自己的行为和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利益，并为之而奋斗，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从人民群众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获得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进而才能按照自身所设定的人生坐标，不断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和泥潭沼泽，而不致于迷失自己的前进方向。从“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轨迹来看，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

四、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知错必改，有错必纠。从13位“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来看，大凡知错改错，甚至是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相反，知错不改，或者是以感情代替理智，坚持一意孤行的，其结果往往都是自食其果，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自己的人生。

追寻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道路，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落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我们不必为

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人落伍、颓唐、叛变感到不可理解，因为社会是变化着的，人也是变化着的，炼钢与除碴，前进与退伍是并存的。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无视中共一大作为中国革命伟大开端的历史地位，中共一大时，虽然只有57位党员，因为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中共一大代表当时大都是意气风发很有才干的热血青年，之所以有人落伍甚至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在于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没有了正确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作为一名党员，有这样那样的不正确思想，在工作犯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这是难免的，关键在于为人民利益坚持对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摆正个人与组织的位置。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足迹也说明，只有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加强党性锻炼，自始自终在共产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才能取得人生的辉煌。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

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没有参加“一大”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一大”会议的曲折 许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曾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马林身上。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踪。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的事情。 上海开会遭到搜查后，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会时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王会悟也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 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进退沉浮给我们的启示

大浪淘沙谁主沉浮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进退沉浮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经过90多年的风雨征程,从最初的57人,发展到现在已拥有七千五百多万党员,她领导中国人民朝着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道路路上不断前进。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她领导的民族革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道路充满艰难险阻，有流血、有牺牲。在严峻的斗争面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历史的挑战，如果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拼搏，就会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反之，就会成为被革命大潮卷起来冲走的泡沫。追寻中共十一大代表的人生道路，会给我们有益启示。 1921年7月23日，在当年上海望志路106号，从全国各地来了13位口音不同、衣着不同、年龄不同的知识分子。这13位代表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淑衡，广东代表陈公博，海外代表周佛海和陈独秀特派代表包惠僧。他们在这里成就了在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9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现在都已作古了。回过头来看，他们虽然当年都是怀着探索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积极投身改造中国社会洪流的热血青年，同样也都是党的“一大”代表，但是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最终的归属是各不一样的，真可谓历史无情，大浪淘沙。 十三位代表中，有成为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有中间脱党仍追求进步的李达、李汉俊；有成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焘；有不仅成为人民敌人，甚至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的陈公博、周佛海；还有一度投入敌人营垒，新中国成立以后做过有益工作的刘仁静、包惠僧。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从创立中国共产党那天开始，我们党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回顾“一大”这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而言，可谓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因为他们原本都是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党的创始人，为什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从他们的进退沉浮之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坚强的党性，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只有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立志于为国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奋斗，才能自觉融入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弄潮儿。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同样也是这样；对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是这样，对于普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因为坚强的党性和远大的理想事关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实践表明，胸无大志，绝对干不出大事。只有那些不但具有崇高理想而且又具有坚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终人生结局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终人生结局 1921年07月的中共一大，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议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是，由此所点燃的革命的火把，给黑夜沉沉的中国大地带来了一道光亮，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由此谱写出了灿烂的篇章。出席中共一大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有13人，另有共产国际及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两名外籍人员。中共一大代表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 李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生， 湖南零陵（今永州）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 年后，两次赴日留学。1920年8月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 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主编《共产党》 月刊。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中央局宣传主任。9 月，创办人民出版社。1922年7月出席中共二大，后到长沙 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4月，任《新时代》月刊主编。 同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随后离开中共 组织。1923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7 年1月，任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 官。5月，任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9月回到武汉，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到上海创办昆仑书店。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9月后，长期困居家乡。1947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北京法政大学副校长，1950年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同年8月24日在武汉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时年76岁。 李汉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人杰。1890年10月 12日生，湖北潜江人。1902年去日本读书，1918年从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回上海。随后，从事翻译和撰稿工作。1920年， 与陈独秀等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同年8月创办《劳动界》周刊，任主编。年底陈独 秀赴广州后，负责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并任《新青 年》编委。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作为上海组 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因与陈独秀的意见不一， 离开上海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 10月，湖北工团联合会成立，任执行委员、教育主任委员。 1923年2月，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案后，潜居北京。6月，当选中共三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秋返回武汉，继续在武汉高师任教。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将其除名。1925年底，主持武昌大学校务工作。1926年春，任教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夏，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9月，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后兼任教育科长。1927年1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2月，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委员，主持校务。4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7月，任改组

一大十三个代表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历史命运 综述: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奋斗终生者，如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其二是英勇牺牲者，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包括李达和李汉俊。四是误入歧途型，例如离党的刘仁静和包惠僧。其五为投敌叛党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今期为大家详述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其中烈士、领袖、叛徒皆有例证。 中共一大会址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王尽美：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

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 参加会议的这13位代表，他们有着同相的理想，同样的目标，同样的起点，却各自有迥异的人生结局。有的成为烈士、有的当了叛徒，还有的做了汉奸，只有2个人在28年后，最终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一、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二、董必武 （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摘要】中共一大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以来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最终通过党史工作者的考证确定为13人。 【Abstract】Medium total a big have in China the process of the revolution count for much function, but medium total a big of representative number always existence a few kind dissimilarity of parlance, but end pass a party history a research of worker assurance is 13 people. 【Key words】Medium total a big;The number of the representative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这一问题上,亲历者的回忆往往相互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几十年来,党史研究者经过研究考证了不同的说法,但在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谜团。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会议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54人,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小小的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一大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一大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彰显出来了。参加一大的代表也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地位。就有了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的不同说法。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的人数是15人。但这个代表人数确定的过程并不像现在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的说法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的来源有三个,分别是毛泽东、张国焘、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袖地位,他的观点就带权威性。 此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

13位代表后来结局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其一是奋斗终生者；其二是英勇牺牲者；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四是误入歧途型；其五为投敌叛党者……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

13位代表后来结局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 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其一是奋斗终生者；其二是英勇牺牲者；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四是误入歧途型；其五为投敌叛党者……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