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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 贬称许广平为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 贬称许广平为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 贬称许广平为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贬称许广平为“妾”

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

族(包括中国文学)的真价值。

“青年必读书”之争

在谈到“青年必读书”问题时,周作人对鲍耀明说:

“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周作人在“必读书”问题上这样回答年轻朋友,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甚至可以说是在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一栏,他却写道: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了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

言之凿凿,态度十分鲜明。鲁迅所以要“拗一调”,不像其他人那样开列一大串书目,正是因为他不希望当时的青年们沉溺在书目中,钻进研究室,做成书呆子,而忘记了国家的积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鲁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书斋,去革新、革命,冲决旧的网罗,创建新的中国,也就是“附注”所说的“行”大于“言”。鲁迅的这一态度光明磊落,无可指责。而且可以说,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说服力和警醒力。这才是鲁迅风格,这才是鲁迅精神——他始终认为救国比念书更当紧、更重要。何况,他要大家多读那些关心现实的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那些消弭斗志、让人远离现实的中国书呢!至于他开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那份书单,是因为许世瑛在大学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会青年或一般的中学生不太一样,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读书”答卷又谈到了关于“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论争。他说:

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指鲁迅)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实上,鲁迅确乎未像李大钊那样,写文章批评过胡适“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主张。后来有些新文学史说他在此论争中功绩“与李大钊并重”,这显然不对。周作人称之为“追

加的神话”是对的。因为这种“追加的神话”不实事求是,甚至歪曲历史。其实,这对鲁迅也是帮倒忙,即使鲁迅未写文章批评胡适的这一主张,他就不伟大了吗?何况历史也清楚地表明:鲁迅一直不赞成胡适的这一主张,也一直支持李大钊的批评意见。不承认或有意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应该的。周作人反对“追加的神话”虽好,但有意隐瞒历史的真相就不对了。很遗憾,周作人虽然提供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几本有价值、难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具体问题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对鲁迅的积怨便要力透纸背了——当然,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为周作人之处。

许广平及其《鲁迅回忆录》之争

在与鲍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错得不能再错的是他对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的攻击。周作人一直反对鲁迅与许广平结合,而且一再说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讨许广平作“妾”。在予鲍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弹许广平乃鲁迅“妾”的老调。谈到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时,他写道:

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辞……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鲍耀明信)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

这就借赞许不明真相的鲍耀明之机,重复了对鲁迅、许广平婚姻生活的无端攻击。

许广平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真实、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大致写出了鲁迅晚年的思想、事业及音容笑貌,这是必须肯定的。《回忆录》中有关“二周失和”的章节,较忠实地追忆了鲁迅对此事的一贯态度和观点,也较忠实于事情的原貌。即使许广平的叙述语气较尖锐、气愤,也是和“泼妇骂街”(鲍耀明语)不可同日而语的。

应该指出的是,鲍耀明对《回忆录》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也参考了港台某些学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转述了一篇发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许广平与〈鲁迅回忆录〉》。文章对许广平及其《回忆录》正是彻底否定的。对于一个学术问题,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争论下去的,但态度却必须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结论。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周作人日记,甚有参考价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记:

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这是“二周失和”四十多年后周作人对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态,显然,他仍然坚持许寿裳、章川岛等人早已驳斥的“鲁迅窥羽太信子之浴说”。其实,即使他当年听信妻子的谗言,四

十多年后怎么还会这样将错就错呢?尤为让人吃惊的是,他再次骂许女士为“妾妇”,简直是咬牙切齿,真不知他一贯倡导的“嘉孺子而哀妇人”的精神都到哪里去了?

我眼中的鲁迅之感情篇

我眼中的鲁迅之感情篇 锋芝恋结束、凌潇肃再婚、大S和仔仔周渝民的分手,他们之间的爱情与纠葛,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也影响人的性格行为。因此当我们从爱情、婚姻这一特殊视角去观察鲁迅的生命历程时,就会发现,除了时代社会因素以外,鲁迅的婚姻和爱情生活给他们思想和性格以不同的影响,并且明显或者隐藏地反映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因此,深入研究、探讨鲁迅的爱情婚姻生活的情况对文学创作的关系是非常必须的。 对鲁迅有所了解人都知道,鲁迅的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有名无实的朱安女士,另一个是有实无名的许广平女士。这两个女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先生的创作。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朱安铺好被褥等待鲁迅,鲁迅发脾气要把床拆掉,最后以分居收场。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

鲁迅与许广平

相差18岁: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 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史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许光平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1918年,许广平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次年投身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1927年10月3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解放后,许广平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59年10月, 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她跟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从师友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归根是鲁迅先生的光辉思想和高尚的品格吸引了一个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女青年。 鲁迅曾由家庭包办同山阴朱安女士结婚,但由于出国和动荡的生活,鲁迅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从未享受到真正的爱情。许广平曾经真正地恋爱过,她1922年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后,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李小辉,然而,他们的爱情之花没有结果。1924年1月,李小辉因猩红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使许广平好象受到雷震痛击,直到18年后,许广平回忆起来还感很痛心,“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洁的心。” 然而封建礼教和巨大不幸并没有摧毁许广平和鲁迅追求真正爱情的理想。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兼课,他的品德和学识深受许广平和她的同学们景仰。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件。四月的一天,她和同学们走进了鲁迅的寓所。后来,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校方迫害,鲁迅毅然全力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样,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了。 从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四十余封,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渐渐升腾为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信中没有花呀月呀的辞藻,没有悱恻和缠绵的柔情,而是对社会人生问题严肃的探讨。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他们的爱情遇到了守旧者的讥讽和反对。在讥笑和压力面前许广平表现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坚韧不屈的精神。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象烈火一样炽热,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许广平还在《风子是我的爱》的文章中宣布誓言。针对旧礼教的威吓,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决心,赢得了爱情的胜利。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同到上海,开始了共同的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

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 2012年10月15日11:10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5.3 一、鲁迅的药与酒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呐喊》),小说中的狂人,是一个日日处在被迫害妄想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时距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已有十二年之久,但在后来的回忆中鲁迅说道,写这篇小说,还是靠了从前学到的医学知识[1]。在翌年发表的小说《药》(《呐喊》)里边,有一个蘸了烈士鲜血的馒头,是患了痨病的孩子的药引。药引的构想,据鲁迅说,也来自他早年为父亲配药的经验[2]。 1919年,比《药》发表稍早的是另一篇小说《孔乙己》(《呐喊》),小说的主要场景是鲁镇镇口的咸亨酒店,落拓书生孔乙己的一生,也由酒店的小伙计口中述出。这个鲁镇上的咸亨酒店,不久又出现在小说《明天》里,这一次,故事是发生在酒店隔壁的单四嫂子跟她的病儿身上。从1921年底开始,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陆续发表,阿Q也是个爱喝酒的人,他喝了酒,才敢去摸小尼姑的头,平常他都要向酒店赊账的,"中兴"后的那一天则很不同,他将满把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绍兴是个产酒的地方,很多故事仿佛都跟酒有联系,而酒又似乎特别能给怯懦的人以勇气、让无聊的人得消遣。1924年的小说《在酒楼上》(《彷徨》),写的就是一个喝了些绍酒,"满脸已经微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的被生活消磨了意志的人。 对于酒,鲁迅是非常熟悉的,据说他的嗜好之一就是喝酒,啤酒、白干、绍兴酒、洋酒都能喝。他的父亲就是常饮酒的,饮酒过后,有时发脾气。外人的印象,是鲁迅嗜酒,天天要喝,酒量也大,有人因此就把他同大酒坛子画在了一起。不过在家人眼里,尽管他喜欢喝几杯,酒量却并不大,只是跟朋友谈话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放任多饮[3]。至于鲁迅本人,他承认自己一度"自暴自弃"地喝酒,那也正是太高兴或太愤懑的时候[4],而在1925年6月写给许广平的信里,他更表现出对于酒的把握:"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5]。 在鲁迅与许广平交往的最初那些日子,酒也曾经是他们两人间的一个话题[6],鲁迅解释喝醉酒的人的心理说:那发酒疯的人,多是装出来的,因为一切过失可归罪于醉[7]。1926年夏天过后,鲁迅到厦门大学就职,大概也是听了许广平的劝戒[8],有一段时间,他喝酒少了,并且"睡早而少吃茶烟"[9],虽然写《范爱农》(《朝花夕拾》)时,曾忆及两人"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但为悼念这位昔日酒友所写的诗,在记忆中居然变得残缺不全[10]。鲁迅很早就有胃病[11],就在到厦门之前,他的肠胃病又一次发作[12],多年的胃痛使他得到经验,"我的病,只要有熟人开一个方就好",于是请人开了方,向药房去配药[13],有一天买药,因为当场就喝,还被人误以为戒大烟[14]。鲁迅也知道酒精对胃的侵害[15],他这一时期的断断续续的戒酒,一半也是为了身体的缘故[16]。

做鲁迅眼中认真之人

做鲁迅眼中认真之人 最近正在读内山完造先生写的《我的朋友鲁迅》,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比许广平先生的手稿本《鲁迅回忆录》更能体现先生的生活真实。连许广平先生都知道,她仅是这本《鲁迅回忆录》的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 名义上是回忆录,事实上却是在特殊环境下,忍受高血压的困扰写出的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作品。尽管周海婴先生千方百计地想恢复鲁迅本来的生活,然而总是有些缺憾。读这本回忆录,似乎在感情上不怎么流畅,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许广平先生多少有些犹豫,否则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问号呢? 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写作方式,对比起来,我发现,这篇回忆录没有《两地书》那样的自然,看来,想要了解真实的鲁迅,我们还有许多方面的研究进行。如今,鲁迅先生的许多故人都已离去,还好,许多与先生有关的作品依旧存在。读萧红女士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你看到的鲁迅完全与刻意塑造的截然不同,难怪内山完造先生的《我的朋友鲁迅》一旦问世,许多文化人都爱不释手。 鲁迅先生本来就是一个特别严谨认真的人,如果在九泉之下看到人间怎么样的神化自己,也不知心情如何,人的神化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世人以误判。真实的人到底如何,我觉得需要一些严谨认真的人去思考,那种带着情绪倾向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迟早会被戳穿的。 认识鲁迅先生,还得从唐弢先生的《一面》说起,这篇回忆性散文恰恰就发生在内山书店,自然对于这个特殊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先生有了一些印象。事实上,鲁迅先生只要有些空闲时间,就会到内山书店来说说话,尽管口音很重,“老版、老版”的喊个没完,但是先生的魅力依旧,没有一点影响。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先生能够冒着“卖国贼”的危险与一个日本人结下友谊,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一段佳话。鲁迅先生愿意与普通的日本人交往,这还得提到他的老师藤野先生,是藤野先生让这个留学青年明白,除了民族之间的矛盾,还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值得珍惜。先生反对内山先生固执地美化中国人,认为国人在各种事情上喜欢马马虎虎,不喜欢较真,不像日本人那样严谨认真。这一点上,他在五四时期的战友胡适先生有共同的见识,读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你能说什么呢,这样的差不多先生和鲁迅笔下的阿Q到底没有消亡,如今世上这样的人不还是比比皆是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蒙混过关,才不管给别人添了多少麻烦。如果把事情办砸了,要么自我安慰,没什么大不了,要么把一些都推到别人身上。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大夫》一文中也指出党内存在的这些不正常现象,提出要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像白求恩大夫做一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 我们的党走过来将近百年的历程,那种不认真客观的分析形势,一味地好大喜功,总是给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犯了错误,一些党员不愿意承认错误,总喜欢推卸责任,反正是体制出了问题,就是没有人为的因素。殊不知,许多制度本身没有多大的问题,就是那些执行者把好好的经给念歪了。 邓小平同志在文革之后,果断的提出,干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这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是一脉相承的,如今,党中央在反对四风运动,这其实告诫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要放松警惕,只要稍微松懈,就会被社会上花花绿绿的糖衣炮弹给摧毁,这样的惨痛教训依旧在上演,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贪官落马?

《鲁迅先生的温柔》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鲁迅先生的温柔 叶浅韵 近距离与鲁迅先生对视,已经10天了,这是先生留于人世的能量场,我有幸被吸纳。一出房间门,我就看见先生的像,悬于空中的先生有些虚幻。在这个以先生名字命名的文学院里,被各种大师拓宽的维度与自我的渺小像一对经典的矛盾。对立统一,又不断向前发展。先生的目光里,有威严和神圣,又似多了一种温柔和亲近,令我的呼吸中也有了些春天的芬芳。 书本里,画册上,先生一张冷峻的脸,像是这世界与他有仇。与我在这里天天亲近的先生塑像,莫名的大不同。我忘记了他在《彷徨》《呐喊》中医治黑暗、腐朽和麻木,忘记了他曾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肝义胆,忘记了他的作品被人称为匕首和投枪。窗外的风,正恣意地摇动嫩黄的柳条,玉兰多情,梅花呢喃,喜鹊喳喳。这样的时刻,适合怀念先生。 坚硬中的温柔,像绝壁上生香的花朵,令人迷恋。当先生的爱情之花为许广平绽放时,一定像极了楼下盛开的梅。苦寒中的香气在阳光下翩翩起舞,清风与蝴蝶不请自来。他是她永远的小白象,她是他亲昵不尽的枭蛇鬼怪。称呼里收藏不住的爱,穿越时空,依然是完美无比的品牌精神食粮。在惺惺相惜中,被人艳羡,也被人嫉妒。谁是谁一世未了的青梅,谁又会是谁一生要摆渡的桃花。只要是你,只要有你,万水千山飞不尽的才情,在一粥一饭里,在一纸一句里。 而在先生与萧红的一段对话里,更让我看到一个情趣昂然的鲁迅。素知先生博学多才,在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头衔之外,还有翻译家、书法家的称呼,就是说起时尚衣着也头头是道。从样式说到颜色,从搭配说到装饰。他说衣着,讲美学,也在说生活露性情,先生全然成了时尚达人。 有时,我也会看见一个顽劣的鲁迅先生,他看见有人随地小便时,用橡皮枪瞄准人家。他的心里不仅居住着温柔,还收藏着可爱,甚至还有些小坏坏。当一个孩子身上自然流露的天性在一个成年人的身上呈现时,便变为一种喜剧的色彩,增添了更多的生活质感。有时我很想在寂静的深夜,模仿先生用三个手指(而非食指和中指)燃烧香烟的样子,试着穿过烟雾缭绕的空间理清自己凌乱的思绪。 先生走的时候正值壮年。55岁的年龄,正是智慧峰值期。临终遗嘱有7条,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的悲剧人生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鲁迅的爱情故事_3000字

鲁迅的爱情故事_3000字 作文初中作文高中作文小学作文作文网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的故事》等专着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

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解读新版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解读新版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本刊专稿:叠∥ 一 部尘封5O年的手稿 口王锡荣 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 2008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纪念鲁迅夫人许广平 诞辰110周年的展览,其中展出了一份许广平的手稿,是 她1959年到1961年写的《鲁迅回忆录》一书的原稿.专 程从北京前来出席活动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看到这部 手稿后,触动了他的一件心事:他母亲的《鲁迅回忆录》所 写的史实问题,学术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他一直想知道 他母亲当年写这本书时的经过,并了解手稿与出版物的 差别.通过解读这部手稿,其中的谜应该可以迎刃而解. 于是,他请上海鲁迅纪念馆复印了这部手稿,带回北京细 细比勘. 经过仔细比对,他发现原稿与正式出版的书,竟然有 很大的差别.于是把手稿加以整理出版,并对其中与原版 不同的地方作了注释.周海婴在序言里表示,这"是想尽 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路与史实".但也坦诚面对该书 的不足:"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 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 作环境."按照许广平在原书的《前言》中就明说此书是以 "社会主义的工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 创作方法".这样,就难免存有当时的时代痕迹.周海婴认 为:"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

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上 级拍板的.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 这本最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手 稿本,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称"还原真实鲁迅",未免有 点耸人听闻. 那么,手稿与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有多大的差别呢? 经与原书对照阅读,我发现,这本书的写作确实经过了一个艰难的修改过程.许广平在原稿上说这本书得到了"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然后又改为"许多同志",最后在出版时又改为"许多负责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可见这指导是很具体的.原稿页边上有很多"?""'和批注,周海婴认为反映了作者写作中的思 考,但我觉得也不排除是审阅者的意见.基本上,凡有这 类标注的地方,后来出版时全都改写或删除了.粗略估计,全书增删的比例大约在40%以上.第一,十二两章几 乎完全重写,第五章《所谓兄弟》,原文约9000字,增删各约一半,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原稿九页,其中许广平本人的手稿仅三页多,其余都是秘书手迹,到出版时她本人的手稿全被删去了.第九章《内山完造先生》删改部分约占40%.其余各章也都很多修改.有的整页移动到别的章节,有的大段重写,有的大段删节.这表明,初稿写成后,作者自己先作了删改,然后又根据审阅者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才最后成书.从1959年8月开始写作,到11月24日初稿写完,而出版却已是1961年5月了,书中加进了明显是1960年的资料,可知修改过程是漫长的. 政治挂帅的修改原则 当许广平开始写作时,是比较感性的,大约因为赶得 急,所以就按自己的感觉写.写出后,根据审阅者的意见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宋其蕤(1947-),女,河南淅川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从事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研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宋其蕤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0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0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0与 /有益0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0。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儿童;儿童文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I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5)05-004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驱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他们具有相同又有极大不同的儿童和儿童文学主张,本文试将两位文化巨匠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观做一比较。(一)人道主义是周氏兄弟儿童观的共同出发点;鲁迅发出/救救孩子0,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的称谓,并且明确地把儿童文学纳入/人的文学0中 五四时期的鲁迅,第一功绩在于5狂人日记6发出了/救救孩子0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这第一声呐喊震醒了中国文化界,使文化思想界注意到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但这呐喊确实使更多的文化人关注并投身到研究儿童的儿童热中。之后,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5随感录625、40、49、63等阐述儿童问题的杂文在1918~1919年间的5新青年6上陆续发表,并且把儿童问题纳入他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体系中,把儿童问题当作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开宗明义说明自己作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鲁迅提倡解放孩子,把儿童当人,当作独立的、自主的人。 鲁迅在其5随感录6二十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女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0的萌芽。/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0他大力抨击封建伦常不把儿童当人的封建家庭的儿童观念,极力提倡新的儿童观。在他看来,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这大逆不道的宣言是一声惊雷,动摇了父权的基石。 为了让每一个父亲成为合格的父亲,鲁迅在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中严格区分/孩子0与/人0的不同,把父亲区分为/人之父0与/孩子之父0,只有成为/人之父0,才能对孩子/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0使子女有自立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呼吁父亲为子女牺牲,为子辈创造光明的未来。/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0[1] 鲁迅提出理解儿童。 鲁迅认为,儿童与成人平等,但儿童又不等同成 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 gzhou Univ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 tion) Vol.4No.5May 2005

鲁迅与他的女人

一、鲁迅不是正人君子,他没有任何的虚伪,他所以能如此伟大,作品与人品所以那么华光四射,他所以受到包括反对他的人们在内的几乎是全体人民的景仰,盖因他的彻底的真诚和赤裸的表现.(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真正开始走向解冻)出于对鲁迅的爱戴与景仰,人们不愿意涉及他本人的生活,尤其不愿意谈及他在家庭、女人等个人方面的内容.人们误以为鲁迅恁伟大不应当与男女事有牵连,一牵连到男女就影响了他形象的光辉.我以为这是人们的虚伪,这是大家在有意作假.中国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硕果累累,这硕果之一就是让原来阴阴郁郁云遮雾罩的鲁迅开始透明了,中国人敢于将鲁迅的个人生活家庭女人之事抖出来了.尤其近些年人们惊喜地发现,到处传扬的有关鲁迅家庭女人等话题不仅没影响他的伟大与辉煌,还使作为伟人的他在大家的心目中更加丰盈饱满了.鲁迅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首先是人,是与你我一样少不了吃喝拉撒跟女人睡觉的有血有肉有情与欲的生活里的人.鲁迅是大文豪,大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是伟大的爱国者,同时又是爱憎分明敢爱敢恨的生活里的真人.于媳妇来说,鲁迅一生前后有两个,先是朱安,后有许广平.正如他自己所说,安姑是母亲给她自己娶的太太,不是他的太太.那时的父母之命就是婚姻法.朱安进了周家的门就是鲁迅的法定妻子,尽管到死夫妻俩的身子没碰过.说真话,鲁迅不是一般的烦他媳妇,他连看她一眼都懒得抬眼皮.从新婚之夜到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整二十年,朱安只一次催她的先生上床睡觉,还被他以无言拒绝了.她深知他烦她,深知自己于先生的不配,她对他的深惧只有她自己内心最清楚.不知道鲁迅受了庄子多深的影响,他就是那样的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犟种,你朱安跟我八百年也白跟,反正就是不上床.在我的眼中,朱安不仅不像鲁迅的媳妇,她甚至连女人都不是;她不仅不像他的家人,她连与一般朋友的友谊都达不到.可是(一万次可是),鲁迅又无法不把朱安放在家里.二、朱安的一生是寂寞而灰暗的一生,她至死没有得到过鲁迅哪怕是一点点的爱意,更不待说她与鲁迅之间有那些事了.她不可能不想自己的先生,可是,鲁迅在她的心目中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甚至,她与她的先生从来两个世界的人,她从来不曾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先生是什么样的男人,只知道她自己是属于她的先生的,她知道自己连鲁迅使用的一只茶杯都不如(茶杯也有接近她的先生).朱安是不敢私自走进鲁迅的居室的,就是给鲁迅倒一杯茶,不经过先生的允许她是不可以递上去的.这决不是鲁迅曾经斥责她不尊重她的人格所致,而是鲁迅长期对她太过冷淡太过客气的结果.刚随婆婆到北京的时候,朱安听到先生说他喜欢吃一样食品,于是她附和着说自己也爱吃,喜欢那味道.当时鲁迅就烦了.因为,那食品只有日本有,北京买不到,他反感朱安的作秀作假.有一次,朱安为先生送一杯奶,鲁迅先慢慢地恭恭敬敬站起来,目光看着哪辈子,等朱安把杯子放在桌上,他欠身恭敬地点点头,连说两次谢谢.为了避免两个人的照面(一种令人心寒的默契),鲁迅都是将该洗的衣服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朱安则把洗好叠好的先生的衣服放在一只箱子里,该换衣服了他就去取,虽住一个院,人是见不了的.朱安一生只有一种自卑的安慰,就是:她属附在一个男人的名下.其它的任何生活内容她都不可能得到.真的,朱安的相貌实在不好,比鲁迅大三岁且不说,还两眼深陷,长脸大鼻,前胸干瘪,身体瘦小.但我常想,鲁迅对朱安的反感决不仅是这些,或是说,这只是她不受欢迎的因素之一.鲁迅讨厌朱安的原因,最根本的是两个人的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惊人的差距.从鲁迅这方面看,他不是不需要睡女人,是他太反感朱安这样的女人;不是他没有性欲,是他在朱安这样的女人面前没有性欲.于鲁迅来说,朱安是一盘(婆婆炒就了的)发霉了的菜,他深知那坏菜的所有权他是无论如何孬不掉的.不是鲁迅不想吃菜,是他早预感到世界的其它地方有好菜鲜菜,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一生能否吃到好菜,而他一直在内心默默地期待着.鲁迅在他的《独身者》里说,表面上因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的牵制,不由自主地蠢动着自己的缺憾感.鲁迅很实在,他已经向大家说明了他是向往女人的,是脱不掉女人之性对他的吸引的,更不是鲁迅压根不想跟女人睡觉,他的境界他的水平和他所处的那个家庭那个世界使得他不得不对自己实行禁欲,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中性人.这种局面的真正结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

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 细细翻阅那些文人的情书,令人感动。那些温暖人心的文字,足以温暖红尘中孤寂的心灵。以下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仅供参考。 人物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许广平(1898年—1968年),中国现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是鲁迅的学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终于和鲁迅走到了一起。 鲁迅致许广平的情书(一) 广平: 5日与7日的两函,今天(11)上午一同收到了。这封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几句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动身了,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15日才能走。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我大概15日上船,也许要到16日才开,则到广州当在19或20日。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待和学校接洽之后,便暂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出力,中大聘请的,俺何敢“自以为给”呢?至于其余等等,则“爆发”也好,发爆也好,我就是这么干,横竖种种谨慎,也还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负罪无穷。现在我

就来自画招供,自卸甲胄,看看他们的第二拳是怎样的打法。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谁有什么法子呢?但现在之所以还只(!)说了有限的消息者:一,为己,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运动。但我要兢兢业业,专为这两事牺牲,是不行了。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这是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11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

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7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由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们的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健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弟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他的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说我是周作人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行。周树人问他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名气更大一些。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感情太好了,上天嫉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象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每天的生活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试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 1923年至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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