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的写人艺术
《史记》的写人艺术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之作，又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历代学者认为，《史记》最为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其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上。在《史记》的五种体例中，最主要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无疑当是本纪、世家、列传这三类人物传记。《史记》在写人艺术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广的。
《史记》的写人艺术成就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扩大了写人的范围，塑造了一大批称得上典型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游侠、倡优、卜者等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记载。单就类传这一类别来看亦是如此在有限的篇目内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众生相。而进入具体某一类传篇目中的所有人物尽管生平经历、性情气质、学识修养可能不尽然相同，但在篇中都表现出了极其鲜明的共同性，有着极强的类型化特征。而我国后世小说中人物的类型化倾向也是较为明显的，这与《史记》类传中的人物特性是有一定渊源关系的。
《史记》写人艺术达到典型的境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突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与完整性。《史记》之前的先秦历史散文重点在于写事其写人是为叙事服务的，人物形象通常显得不够丰满，也无法给人以整体感。而司马迁是以人物为中心，因此能够较为全面、较为完整的描写人物，诸如人物的姓名、出身、家庭、主要行事、思想、性格以及结局等，在《史记》中都有明确的交代。但仅仅这样的话，又很容易变成流水帐。为避免这种毛病，司马迁在准确把握了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之后，精心的选择材料来突出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史记》中这种人物整体性本身就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尤其是在类传作品中，由于一篇传记中涉及到多位传主，对各位传主的记载就显得更加精练，对其生平事迹材料的选择就尤为显得重要。不管人物是好是坏，他都能比较全面的表现，记述和评价历史人物。如《李将军列传》的“太史公曰”里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
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这种颂歌式的倾心称道，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但是,司马迁在列传的正文中也没有掩饰李广的缺点。如“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的残暴不仁；以及李广家居时，尝因犯夜禁被霸陵尉拘留，当李广又被召为右北平太守时，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的小肚鸡肠，公报私仇。司马迁蹲过监狱，受过宫刑，他对于封建社会的酷吏严法是深有体味，且深恶痛绝的。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一口气写了10个酷吏，充分揭露了他们严刑峻法，好杀伐不爱人的罪恶，以及不依律令而专门看着皇帝眼色行事的做法，但是，司马迁尽管对酷吏恨之入骨，可是在文章中，仍然肯定酷吏在方略教导，禁奸止邪方面的作用和一些酷吏廉而不贪的品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马迁能够突破感情的浪潮，实事求是地写出历史人物的正反两面，也极不简单的。
《史记》另一个写人艺术的重要方面是人物的个性鲜明。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而鲜明的性格特征，明显地表现在一个人的心理气质、情感意志和生活习惯诸多方面。人物的个性化前人称之为传神、读之如见其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只有人物的个性鲜明生动，才能创人物个性鲜明与人物的个性化传中对人物的描绘仅仅局限于此的话难免就会给人一种面目千篇一律的印象，让人觉得呆板无趣。司马迁在对人物的描写上注意了把握人物主要的相同特性，在此基础上又充分写出了人物的个性，达到了写人艺术中“同而不同”的绝妙境界，因而具有极高的文学赏读价值。在《刺客列传》中，传中五人按司马迁的话说都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之人，这是其共性，但在这共同点之下又各显其个性。曹沫劫持齐桓公，有“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的前缘，其刺杀行为有一定的个人复仇因素。有管仲缘情理而谏说，桓公权利害而宽容，使曹沫身名两全的结局，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成功英雄，能让人读后产生快意的形象;专诸刺王僚，以事成身死，其子得封为尾声，是一个悲壮的成功形象;豫让刺襄子，则始终围绕“士为知己者死”、“义不二心”来塑造其形象。最后又以刺衣伏剑作结，;执着;聂政则写到了他与严仲子的金钱交往，后世批评之声不少“聂政德严仲子百金之惠，
即以身许之。”;“因自皮面决眼，其信念坚定而如黄洪宪日:自屠出肠”残之举，其江湖侠气更浓;而塑造最为详尽的荆柯则极力突出其不畏强暴、的自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只谈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不为二心”，专诸、聂政、荆柯之事不涉一语。当然这不是此传的全部传旨。但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对曹沫的刺杀之功及豫让“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精神是颇为看重的。
更为典型的是《酷吏列传》，酷吏的共同特点是执法严厉，至于他们每个人的行为品质则有着千差万别。至仔都的特点是“敢直谏”、能“面折大臣于朝”，为人“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铁面无私。正是这种忠诚，使他在维护汉帝利益时丝毫不讲情面，特别是对犯法的皇亲贵戚毫不留情，“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为官的具体效果是“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匈奴素闻邪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邪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邪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内外的政绩都很出色，决然是一味好官形象。至仔都入选于“酷吏”，并不是因为嗜杀成性，主要是因为他一切都按法律行事，不循私情。张汤之“酷”表现为“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文深意忌不专平”、看皇帝脸色行事:“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低;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而司马迁同时也认为张汤对武帝时代的整个法制建设是有贡献的，“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同时又为官清廉，“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出殡时“载以牛车，有棺无停”而王温舒才是一个真正嗜杀成性的杀人狂，他为官的特点是以杀戮治政，动辄族灭。作御史时就“督盗贼，杀伤甚多”，作广平都尉时，“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这样的“道不拾遗”完全是
靠血腥的无必要的杀戮来实现的，与邪都“族灭氏首恶”以正民风有明显的不同，倒更象是《左传·邵公谏厉王弧谤》中暴虐的周厉王。作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减。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黎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磋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作者着力刻画其好杀的“屠夫”面目。虽然都是酷吏形象，司马迁却从细微之处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和面目。再如《滑稽列传》，淳于晃是一个入赘女婿，其特征是“滑稽多辩”，于因势利导地用隐语，讲故事的方式来规劝讽谏齐威王。巧妙地说出一个大鸟三年不飞又不鸣的隐语来激发齐威王“不飞则以，一飞冲天;不鸣则以，一鸣惊人”的奋发精神。又通过讲一个农夫祭田“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的故事，使齐威王蟠然醒悟追加礼品，从而成功请来援兵;优孟、优旎的身份都是倡优。优孟善于通过“演戏”，“以谈笑讽谏”。在劝阻楚庄王给爱马出殡时是欲擒故纵，凭借表演的功力赢得了君王的好感，从而能顺利的进谏。在主张以人君礼葬之，极力描绘隆重的葬礼之后再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荒谬之处及危害后果。而后更是充分利用自己表演模仿的本事营造了讽谏的最佳时机，为孙叔敖之子谏来了丰厚的傣禄;优旅的表演则擅于在装傻充愣，说“痴话”的同时点出最高统治者想法的荒谬，在“傻气”中显现出了智慧。同是写滑稽人物的机智与辩才却也是各有特色。
《史记》类传各位传主在共同特征突出的基础上又不乏鲜明的个性，一个个文学典型得以留传后世。这样的典型塑造手法对我国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 《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 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 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发展做了深刻的总结。书中有作者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著作，而它的文学成就之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在表现人物方面独树一帜！他将儒道思想相互糅合，同时代的人无一能与他相比．班彪和班固曾指责司马迁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司马迁之《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体，结构新颖，以传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史记》在塑造人物方面独具艺术特色． 《史记》虽然运用了“独到的五体结构”，但五体之间并没有相互割裂．以时间顺序来记述的同时，不忘各传记之间的联系，对人物次序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军事家孙武、吴起、伍子胥前后相次，战国策士苏秦、张仪紧紧相随，抗匈将领并肩相依．在编排的过程中也不留于“机械运作”，暗含司马迁个人的情感倾向．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为传说或历史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按理，西汉惠帝应载入本纪，而司马迁却将他排除在外．孔子非侯，陈胜非王，却列入世家．可见，司马迁对农民起义有很高的评价．《史记》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展现了丰繁复杂的人物，让读者大开眼界．在论述过程中有分传，有合传．如：《李将军列传》即为分传，而《游侠列传》则为合传．表现人物有专门突出某个人物的传记，也有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作为次要人物表现出来的，如：《高祖本纪》主要刻画了刘邦的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而《项羽本纪》则让我们通过范增之口了解到刘邦贪财恋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则让我们知道了刘邦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更是向我们揭露了刘邦慢而侮人，詈骂诸侯奴仆的一面．《樊郦腾灌列传》呢，披露了刘邦兵败时，弃子而逃的自私本性．《史记》在描写人物过程中，采用了顺序、倒叙、侧叙、正叙等手法。再多的人物、再大的场面，作者都能很好的驾驭，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首先，白描手法的运用，正面描写人物。 项羽的“大呼”、“瞠目而叱”、“斩”、“杀”等神态动作写出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气势逼人。语言丰富精炼，寥寥数语便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项羽这一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间暗含着司马迁对项羽的同情与敬佩．在他的笔下，项羽堪称是英雄．何先生从史记评价人物的角度指出司马迁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项羽乌江自刎，笑傲死亡，一方面让我们对他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无畏的勇气赞不绝口，一方面又渗透了司马迁对他致死不悟的深切同情，使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更具悲剧意味． 其次，精彩的行为描写，以环境渲染来衬托人物。 《项羽本纪》中，在鸿门宴的情节惊心动魄，先是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接着是“庄公舞剑，意在沛公”，情况紧急，樊哙“侧其盾以撞”，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人物之间矛盾却没有进一步显现，樊哙尽也从良而坐了。这才使得沛公得以逃脱虎口，紧张的行动场面使得人物的性格一一凸现。又《项羽本纪》中，“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有些许的夸张，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四面楚歌，刘邦军霸天下，而项羽却仍有如此之能耐，足见他的威性之大，神态可怕了。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学生姓名：李向阳学号：20135021102 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闫孟莲职称：讲师 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叙事艺术极为高明。司马迁独创了纪传体的叙事结构，叙事主题鲜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善于以小见大，追根溯源，探求事件深层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且较其他史书来说，《史记》在文学性故事性方面更强。 关键词：叙事艺术，纪传体，追根溯源，故事性 Abstract:as the firs biographical history in China, narrative art of shiji is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Sima Qian created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theme and bright, clear lines, detailed slightly proper, good view, traced back, and decide to search events underlying factors,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stronger in terms of literary narrative. Key words:narrative art, biographical, traced back, story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庞大，体系完善，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迁不但文学修养极其深厚，文字生动，笔力洗炼，其在《史记》中所展现的叙事技艺也是极为高明。《史记》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难怪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认为《史记》的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独创纪传体叙事结构和以写人为主的叙事风格 《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左传》都是编年体，受其编年体的叙事结构限制，叙事较为分散，不能相对集中地记叙，只能以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而《史记》独创的纪传体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人物为线索，串联起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这样集中地围绕一个人叙事，既可以更好地突出所要表达人物的性格，又使得事件的故事性可读性大大增加。 纪传体自然是以描写人物见长，这也使得《史记》在文学价值上远超之前的史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它所描写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甚至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许多下层人物，这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史记》中的人物，各自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在刻画人物时，司马迁还用到了互见法，苏洵首谓司马迁写人叙事
《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1]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
《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
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
艺术成就与影响
艺术成就与影响：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 一，发展了慢词。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 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改委婉含蓄的小令手法为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 三、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 四、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 词至柳永一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拓了词的内容题材。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其词大多写享乐与风情，但将视线转向市井青楼中的现实生活与实在人物，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还有描绘繁华的城市风光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的词作，扩大了词的题材。（二）对词体的创制与开拓，“变旧声作新声”。创作了大量慢词。柳永213首词中用了133种调，在宋代880多种词调中，有100多种为他首创或首次使用。100多个词调大多为当时流行的新曲调。 （三）在词作的审美趣味上，尝试变“雅”为“俗”（即以俗语写俗情）。以赋法入词，运用白描手法进行铺叙点染，善于利用时空转换写景抒情，自创独特的结构方式。 （四）大量地使用词体进行自我感情的抒发。 五、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词在当时就受人欢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又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慢词被后人普遍接受；很多人在批评他“俚俗”的同时，也暗受其影响，如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也都经常以俗入雅。而像周邦彦一类的作家更“多从耆卿处夺胎”(周济《宋四家词选》)。 三、枊永词的语言特色 “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 1.善于化用前人诗歌中的语汇、意象，如“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出于谢朓，雅化，而不深涩；《八声甘州》中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被苏轼誉为“不减唐人高处”(赵令峙《侯鲭录》)。 2.善于运用口语、俚句，《昼夜乐》：“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直白浅易。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陈师道说柳词“骫[wěi]骳[bèi]从俗，天下咏之。”俗语多，如恁、争、怎、伊、自家、阿谁、看承、滑得等。 从1127年到116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是宋词发展史上由北宋词向南宋词的过渡期。 从作家队伍来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多是由北宋入南宋的词人，如李清照、陈与义、朱敦儒、李纲、张元干、岳飞、叶梦得、胡铨、赵鼎等。 另一方面，从创作来说，也鲜明地体现了过渡期的特点，即这一时期的词人虽然有一定的个性，但更多的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早期的词一般多是婉约词，和平安定，吟风弄月，这显然承接了北宋后期的特点，而后期的词表现战乱、苦难与个体理想失落的苦闷。这一时期的词则往往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结合在一起，忧伤与愤慨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增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苏轼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从而为词向诗风靠拢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轼也因此开拓了词境，确立了词的尊体地位，使词由歌筵酒会的助兴小曲成为士大夫案头的雅文学。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
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文/魏娜摘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史记》的中肯评价，它道出了《史记》这一鸿篇巨制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其文学价值表现为：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相一致——虽是写史却能引人渐入佳境、探奇览胜、流连忘返、如沐春风。关键词：思想性；艺术性；人物描写；性格特征《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
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献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第五小学）
(完整版)论欧阳修词的艺术成就
论欧阳修词的艺术成就 欧阳修，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在散文领域的光芒掩盖了他在诗词领域的成就。其实，他在词领域是有着重要的开拓作用的。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评说：“宋至文忠（欧阳修），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苏轼），深婉开少游（秦观），本传云：‘超然独鹜，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①可见他的词成就并不亚于他的散文成就。他在词领域的诸多探索和实践为词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直接启发了以苏轼为代表的词学革新。 一、以深沉、细腻的手法讴歌男女情爱，是欧阳修在继承南唐词风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词为“艳科”，张炎有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②欧阳修在北宋平庸的士大夫群体中，个性更为张扬，他对待男女情爱的态度更为大胆，敢爱敢恨，异于流俗。宋人笔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欧阳修与歌妓之间的风流秩事。欧阳修自己也在《浪淘沙》中公然告白曰：“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在欧阳修的词作中绝大多数是描写男女情爱、讴歌爱情的作品。他率直大胆地描写歌女的容貌、体态，抒发对歌女的爱慕之情。 罗大经说欧词类花间，事实上欧阳修的言情词并非简单地袭承“花间”或南唐词风，他的词中有更为自我的个性表现。刘熙在《艺概·词曲概》中说：“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③。这个评价更为中肯。欧阳修已在继承南唐词风的基础上，向着更为深沉、细腻的层次发展了。他的词中多将笔墨着于对人物体貌神态的描摹上，通过细腻的描摹来刻画人物的美丽和恋情的美好。如《好女儿令》中便细致地描写了女子的容貌——“眼细眉长”、“姿姿眉眉端正好”；妆扮——“宫样梳妆”、“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体态动作——“靸鞋儿走向花下立著”。再如《减字木兰花》中的“楚女腰肢天与细”，《南乡子》中的“浅浅画双眉。取次梳妆也便宜，洒着胭脂红扑面”，《鹧鸪天》中的“学画新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等等。 欧阳修往往能通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刻画人物心理层面的情感波动。如《浣溪沙》中的“托腮无语翠眉低”的神情，含有多少思念道不尽。而《玉楼春》中的“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刻画离人伤心欲绝的苦楚。欧阳修这种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使他的言情词中另有一番沉郁的气质。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暧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首词借离别两人眼中景色寄寓相思之情，随着离人渐远，离愁愈浓。视线的“尽处是春山”，而相思却还在春山之外，可见思之甚。词中蕴涵的情感深厚、沉郁，情感的抒发委婉、含蓄，这正是欧词向着抒情层面的发展和深入。 二、突破“艳科”传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率意抒发情怀，是欧阳修创作中的情感升华。欧阳修是继承李煜抒情词风的第一人。李煜抒情词的形成源于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正是这样惨痛的经历使李煜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响。而北宋词人大多高官厚禄、生活闲适，他们的词作多在风花雪月之中流连，很少抒发“艳情”之外的情感。欧阳修恰是北宋词人中的一个例外，他本身是个有个性、有理想之人，也因此使他在北宋力求平庸的政治体制下备受打压、屡遭挫折。这些经历使他对人生坎坷、仕途险阻有着更深的理解。他在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中吟下了“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之句，这句取自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境，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以词状志，抒发怀抱。 欧阳修在散文理论中提出的“道胜至，文不难而自至”④，同样可以应用于他的抒情词创作中，只是这里的“道”是以“情怀”为主。欧阳修正是以他至情至性的情怀来倚声填词，情怀所至诗意盎然。在他的抒情词中，有着感慨人生的悲怆情怀，有着与友人送别重逢时相惜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状人物。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记事件。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记言语。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品图书。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课外阅读】谈《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2)
【课外阅读】谈《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往往暗示着人物未来的命运。在第七十回中,湘云见柳花飘舞,偶成小令,宝钗、黛玉看了,都觉新鲜,请来众人趁兴填词,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拈阄决定。 湘云写的是《如梦令》:“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此词以拈来柳絮借喻占得春光,实为对湘云未来的暗示。湘云后来嫁给卫若兰,新婚美满。但此词从占春一转而为惜春、留春,情绪上是那样无可奈何,预示着她所谓的美满婚姻好景不长。 探春拈到《南柯子》,只写了半首:“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玉拈到《蝶恋花》,写不出来想认输,读了探春这半首,续道:“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探春只写半首,原因之一是,“探春后来远嫁不归”的意思已在前半阙四句中说完,原因之二是,“空挂”、“难羁”也可预示宝黛将来生离死别,即使宝玉填出词来,别离内容难免重复,“落去”正可喻黛玉逝去,“莺愁蝶倦晚芳时”就是说“红颜老死”,“隔年期”说得隐曲,是说要与柳絮再见,除非它重生,要与人再见,除非是来世。黛玉拈到《唐多令》,写的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逑。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首词寄寓着黛玉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愁,以柳絮之白比人因悲愁而青春老死,隐含黛玉对爱情理想行将破灭而发自内心的悲愤呼声。 宝钗拈到《临江仙》,写的是:“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一向高洁,在欢娱之词中以“解舞”、“均匀”自诩,她的处世、她的思想性格与黛玉不同,黛玉死后,客观上必然造成“金玉良缘”的机会而使宝钗青云直上,但宝钗最终不免被弃,词中“本无根”即寓此意。 写柳絮,其实在写人,隐约之间描绘出作词者各自遭遇,暗示着人物的未来命运。从这种谶语式的表现手法,可以看出曹雪芹每写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
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大全
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大全 历史故事对于历史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历史故事的选择,必须遵循真实性、针对性、生动性和探究性的原则,以充分发挥历史故事的明理启智的作用。下面是为您带来的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大全，希望对您有帮助! 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大全篇一：陈胜陈胜称王总共六个月的时间。当了王之后，以陈县为国都。从前一位曾经与他一起雇佣给人家耕田的伙计听说他做了王，来到了陈县，敲着宫门说：“我要见陈涉。”守宫门的长官要把他捆绑起来。经他反复解说，才放开他，但仍然不肯为他通报。等陈王出门时，他拦路呼喊陈涉的名子。陈王听到了，才召见了他，与他同乘一辆车子回宫。走进宫殿，看见殿堂房屋、帷幕帐帘之后，客人说：“夥颐!陈涉大王的宫殿高大深邃啊!”楚地人把“多”叫做“夥”，所以天下流传“夥涉为王”的俗语，就是从陈涉开始的。这客人在宫中出出进进越来越随便放肆，常常跟人讲陈涉从前的一些旧事。有人就对陈王说：“您的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说八道，有损于您的威严。”陈王就把来客杀死了。从此之后，陈王的故旧知交都纷纷自动离去，没有再亲近陈王的人了。 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大全篇二：戚夫人的悲剧刘邦驾崩，其正妻吕太后执掌朝廷大权。 吕太后平时最恨的人，就是刘邦的宠妃戚夫人与其子赵王如意。
刘邦一死，吕后马上下令把戚夫人囚禁起来。 又从赵王封地急召如意回京。 新即位的天子孝惠皇帝是吕后的亲儿子。惠帝非常仁慈，知道母后恼恨如意，就亲自接回如意，寸步不离地保护他。但终究还是被吕后找机会毒死了。 如意被害后，吕后随即派人去囚禁所，砍断了戚夫人的手脚，挖去她的双眼，熏聋耳朵，又灌下哑药，扔到猪圈里，称她做“人猪”。 几天以后，吕后叫来儿子孝惠皇帝欣赏“人猪”，惠帝惊问是什么东西，回说这就是戚夫人，惠帝当即大哭起来，从此病倒，一年多不能起床，并对太后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再也不能治理天下了。” 吕太后之刻毒、残忍可谓极矣! 但正所谓万事皆有因，吕后之深恨戚夫人亦然。高祖刘邦生前，戚夫人最受宠幸，常随在刘邦左右，而吕后年老色衰，倍受冷落。当时以立孝惠皇帝为太子，但戚夫人恃宠生妄，在刘邦面前终日啼哭，要求让自己的儿子如意取代惠帝做太子，刘邦好几次险些废掉大儿子，靠着大臣们力谏，和张良的计策才未能施行。 当此之际，戚夫人可有过后顾之忧吗? 女人太过热衷权势富贵，这本身即悲剧之始吧。 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大全篇三：刘邦记仇汉高祖刘邦向以豁达大度、虚怀若谷、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 刘邦共有兄弟四人，大哥刘伯早年亡故。
浅谈《史记》中的人物塑造
摘要：中国典范的传记文学著作《史记》的写人艺术：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是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传记文学；史记；人物描写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学习典范，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它那形神兼备、跃然纸上的人物描述，开拓了我国传记文学作品的先河。它的成功在于采用文学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其所记载的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其所刻画的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司马迁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 传记文学的写人，只有打上时代的烙印，才显得深刻丰满。《史记》中的伍子胥，作者就是把他放在吴越之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展示他的激昂形象。他不怕背不忠不孝的罪名，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当伍子胥在吴国受谗言陷害，被赐死的时候，他再一次发出了复仇的抗争。他仰天叹呼，数落吴王夫差的背德，“听谀臣言以杀长者”（《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这和写项羽抗争“天亡我”是一个笔法。不同的是伍子胥不是把头颅砍下来送给敌将，而是告诉家人，“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说完伍子胥也自刎而死。同一死法．而艺术形象截然相反。伍子胥喷发的是复仇的火焰，即使死了也要看到吴国的覆灭。他预言，墓上梓材成器之时，就是吴国灭亡之日。伍子胥的悲剧结局和语言特色十分切合伍子胥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本人的性格特征。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的信念。司马迁通过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使叛逆精神得到了最崇高的艺术再现。 《史记》中的项羽，作者就是把他放在秦末农民大起义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来刻画的。项羽在那个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不学书，去学剑，又不成，认为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的兵法。他凭八尺之躯，扛鼎的力气，斩尉起义，带八千子弟兵破釜沉舟，钜鹿鏖战，一举消灭暴秦的生力军，分封诸侯，自号霸王，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地道的英雄好汉。他与刘邦争天下“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出马，敌人眼不敢视，手不敢发，千人皆废，即使到了末路，仍突围斩将、刈旗。告别爱姬、赠乌骓，直到把头颅交给朋友领赏。项羽从24岁起事到31岁乌江自刎，正是那个狂飚式的时代象征。“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项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表演，
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
论柳永词之雅俗
关于柳永词之雅俗及成因浅析 汉语言文学08级3班200802101334 罗坤 摘要：关于柳词的雅俗定位问题一直是历代文人争论较多的热点问题。多数文人总是持一种较为极端的观点——非俗即雅。而 本文作者则从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待柳词的雅与俗。即既有 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并对柳词之雅俗的成因也做了简 明的解释。 关键字：俗及成因，意俗，庸俗，通俗，情雅及成因，意雅及成因，语雅及成因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宋词是无法逾越的一章，而柳永在宋朝的词坛上更是无法忽视的。他是当时词坛上最为受人瞩目的词人之一，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词人。他的词曾造成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空前盛况。但是他也是两宋词坛备受争议的词人之一。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其词的雅俗归类上。大部分人均持一种极端的态度，而我认为柳永的词既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 一：俗及成因 历来论者对柳词之雅俗往往更倾向于吧柳词归于“浅近卑俗”一类。如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词论》中说：“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虽然肯定了柳永在词的创新上的成就，以及其词音律的和谐，但还是将其整体风格定为卑俗一体。文学史上，关于柳永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如南渡初王灼《碧鸡漫志》，陈师道《后山诗话》，黄昇《花庵词选》
等。这样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绝对。 我认为柳词的俗应该分为三部分——意俗，庸俗和通俗。毫无疑问，意俗和庸俗这两种会属于绝对意义的贬义，而通俗这个词则属于一个中性词，它可以是因为没有个性而大众化，也可以是因为其通俗易懂而受人欢迎。 1.意俗 就柳词而言，涉及到猥亵香艳的，对女性充满色相的，世俗化的“意俗”作品也是有的。如:《柳腰轻》中的“英英妙舞腰肢软”，《洞仙歌》中的“缱绻。洞房悄悄，绣被重重，夜永欢馀，共有海约山盟”，《小镇西》“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凤栖梧》中的“旋暖熏炉温斗帐，玉树琼枝，迤逦相偎傍。 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等等，类似于这样低俗，浮艳之作还有很多。当然这是柳词被历代文人定位为卑俗浅近的最主要依据，同时这也是后代文人应该摒弃的诟病。 2.庸俗 词体进入晚唐五代后，经文士的改造和加工而日趋成熟，又经“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创造和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定了一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一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但随着词的发展，后世词人之作日趋庸俗，而柳词中的庸俗之作也是在这一文风影响下而形成的。如：《合欢带》中的“妍歌艳舞，莺惭口舌，柳妒纤腰”，《长相思》中的“雅态轻盈，娇波艳冶，巧笑依然，有意相迎”，《红窗听》中的“如削肌肤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