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陈居渊
【提要】 本章通过对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文章认为,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文章指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关键词】 清代 学术史 范式 变迁
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成果最为丰硕,理论观点可谓绚丽多彩。章太炎的“文字狱说”、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以及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范式,在近百年的学界中影响深远。本篇试图通过回顾与评述上述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诠释,探讨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转换与变迁。
一、国粹与科学:从“文字狱说”到“理学反动说”
将清代学术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清廷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始自章太炎。1902年因遭清廷通缉追捕而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在重订《书》时新增的《清儒》篇中指出:清代学术之所以由宋明理学转向汉代经学、考证学,它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知识分子深受满洲贵族的压迫,论学撰文不敢触及学术问题,因此不得己转向经典考证一途。因为考证一名一物不会触犯学术上的禁忌,从而避免文字狱的迫害,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家有智能,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同时,章太炎又在《学隐》一文中再度阐明了自己这个基本观点:
处无望之世,衔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虞候枷
互。执羽 除暴,张不可得。进退跋 ,能事无所为,非施之训话,且安施邪?
正是根据这一“文字狱说”,章太炎将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分为:清初汉学复萌、乾嘉考据学鼎盛、嘉道今文经学、晚清的调和汉宋等四个阶段。所谓“汉学复萌”,是指清初顾炎武为清学开山,阎若璩、张尔岐、胡渭等人继之,他们提倡汉学,堪称硕儒。他们的功绩在于开创新的学风,其本身的学术研究与理学乃有藕断丝连的联系。所谓“乾嘉考据学”,即为章太炎所确认的清学自成系统的初始阶段。其标志便是吴派与皖派将汉学研究推向极盛。代表人物是惠栋与戴震,其治学特色是“渊乎古训”、“缜密严”。所谓“嘉道今文经学”,是指与乾嘉古文经学立异,崛起于嘉道年间的今文经学,代表人物是龚自珍与魏源,其治学特色是“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至于晚清的“汉宋调和”,章太炎仅指名陈澧。其实,早在乾嘉
后期的阮元、焦循、凌廷堪等汉学精英对汉学的自我反省中已见端倪。①这里我们颇能发现,
章太炎对清代学术所分的四个阶段,实是由其表彰清代汉学考据传统为出发点的,而这个出发点正是基于他的政治上“反满”与学术上“尊汉”的双重立场。
章太炎“文字狱说”的提出,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特别是在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点燃了多数爱国知识分子救国保民、力挽神州陆沉的热情。反映在学界的则是倡导“国粹”。如1905年“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出版《国粹学报》,设立藏书楼,搜罗珍贵古籍,广征会友,刊印《国粹丛编》、《国粹丛书》,并拟建立国粹学堂等,从而在学界形成了一股较有影响的学术思潮。而此时的章太炎也正割掉辫子,公开与清廷决裂,投身反清活动。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正仇满论》就明确指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又如《序种姓》通过对古代姓氏演变的考察,阐述华夏民族的形成史与胡汉姓氏的同化史,藉此唤起种姓意识,大造排满兴汉的革命舆论,声称“上天以国粹付余”,慨然以宏扬中国“闳硕壮美之学”自任,提倡“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可以说,他的“文字狱说”解释清代学术,既有在民族危机中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也有他强烈的国粹意识。
不过,清代学术与清代政治高压固然有关系,但学术的发展仍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未必单一受其政治的支配。因此章太炎以“文字狱说”解释清代学术,仅是提供了一种政治性的判断,因而是一种外缘性的研究。但它作为20世纪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首出观点,却将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并为稍后的梁启超提出“理学反动说”作了重要的铺垫。
1920年,即“五四运动”以后,步入晚年的梁启超一反以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情怀,毅然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九年献身于清代学术的研究,其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广为士林所推重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梁启超著名的“理学反动说”就是出自《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这一理论观点的主要见解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是一种经典考证运动,其特征是消除由宋代学者曲解圣人立教的本意而给儒学的原始经典带来误读与理解上的混乱。在梁启超看来,宋明理学的根本缺点就在于“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就学术本质而言,“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这种虚学所带来的直接弊端,便是“学88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①陈居渊:《论乾嘉之际的汉学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其反动安得不起?”①4年后,即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一书中,列举五种学术取向来论证他所提出的“理学反动说”:11王学自身的反动;21自然界探索的反动;31西学输入之反动;41讲学风气之反动;51佛学反禅之反动。所谓“王学自身的反动”,是指明末刘宗周等人以“慎独”观念,对阳明后学(王畿、罗汝芳、王艮)痛加针砭,提倡“舍空谈而趋实践”的新学风。所谓“自然界探索之反动”,是指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二书虽非儒学专着,但它一洗明人好空谈而不读书的恶习,显示了学者求实求真的精神。所谓“西学输入之反动”,是指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以及汤若望等人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拓了当时学者的知识面。所谓“讲学风气之反动”,是指明人对先秦古藉、宋元刻本的重视。如焦 的《国史经籍志》,范钦创建的“天一阁”,毛晋、毛扇父子经营的“汲古阁”等,为当时扭转空疏的读书风气起了关键作用。至于“佛学反禅之反动”,则指晚明宏、德清、智旭等反对禅宗末流的参话头,背公案,掉弄机锋,而提倡净土宗,以极平实的地方立定,从事极严肃的实践工夫。总之,这五种所谓的“反动”,也正是梁启超建构其“理学反动说”框架的主要内涵。
正是基于上述五种学术取向,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发展进程分为:复宋之故,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等四个阶段。按照梁启超的这个四段划分,清代学术的发展程序应该是:首先是打倒王学而恢复宋学,其次是反程朱理学而恢复汉唐经学的活力,再次是推倒东汉的古文经学的权威而恢复西汉的今文经学传统,最后是摒弃一切传注式的传统经学而恢复百家争呜时代的先秦诸子学,这也就是梁启超将其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的诠释。依照梁启超这一反动—解放的模式,清初学术是对王学的反动,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便是汉学对宋学的反动,而晚清的今古文之争,则是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的反动,清未诸子学的复兴,又是诸子学对今文经学的反动。换言之,清代三百年学术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遵循由反动到解放,即经由启蒙、全盛、蜕分、衰弱四个历程递相流转的学术演化史。
正如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此时的梁启超正倾注极大的热情研究佛学,而佛典所谓生、住、异、灭的流转也启迪了他藉此比附清代学术的发展。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指出: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
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弱期(灭)。无论何国何时
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②然而细加考察,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四段说却另有渊源。那就是作于1904年的《近世之学术》一书中所提出顺康、雍乾嘉、道咸、光绪为清代学术发展的“四期说”。就分期的性质而言,它当然比上述“四段说”模糊。就学术而言,梁启超所作的评价也不高。
如果我们再加追究,更不难发现,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实由章太炎的“文字狱说”脱9
8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①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胎而来。论年辈,梁启超长于章太炎,但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起步,却在章太炎之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深受章太炎“文字狱说”的影响。如他在《近世之学术》一书中屡引“余杭章氏谓”,又如《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同样注意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政治高压的关系:“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争、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
焉。”①这与章太炎的“文字狱说”如同一辙。
梁启超虽然吸取了章太炎的观点,但是他所崇尚的是西汉今文经学,而此时的章太炎已经是饮誉四海的古文经学大师。不同的学术取向,最终导致了梁、章对清代学术评价的异趣。如被章太炎推尊为清初硕儒的阎若璩,在梁氏看来是“粗枝大叶,瑕类很多”,而清初以批判宋儒图书易学而称名的胡渭则“破坏之功过于建设”,即便是他一生中最为敬慕并且推崇为人师的顾炎武也是“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②等等。不过,作为20世纪的重要范式,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仍应予以充分的肯定。首先,就思想而言,梁氏扬弃了乃师康有为那种神秘的“公羊三世”进化史论,提出了较为客观的兴衰发展观念。其次,就清代学术的诠释而言,它已由学术的政治性判断逐渐转向学术的价值性判断,无论广度与深度,较之“文字狱说”更为细化,显示其富有原创性与系统性。也正因此,“理学反动说”并没有因梁氏的早逝而中断,后来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胡适便以它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胡适一生对清代学术情有独钟,早年便自称有所谓的“考据癖”。1921、1925、1928年胡适分别撰写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与《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三篇关于清代学术的重要论文,③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梁启超“理学反动说”的继承与修正。胡适认为,近世的学术可以分为理学与反理学两个时期,前者从1050年到1600年,即从宋仁宗皇 元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为理学时代;后者自1600年到1930年为反理学时代。据此,胡适认为反理学时期的开山人物是顾炎武,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颜元、戴震,20世纪初则以吴稚晖为首席。其基本特色是“反玄学运动”,其基本方法是破坏与建设。就破坏方面而言,即通过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费密、颜元、戴震乃至袁枚等人对性心之学的学理批判与消除人们对宋儒图书易学的迷信,起到了“能转移风气,使人渐渐瞧不起宋明的理学”。就建设方面而言,即强调实用主义和提倡经学复兴。在胡适看来,清代学术是一个全面恢复传统经学的时代,亦可称“古学昌明时代”。其标志就是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三古说”,即“整理古书”、“发现古书”与“发现古物”。所谓“整理古书”,是指乾嘉汉学精英所从事对先秦古籍的校勘、文字的训诂以及考订辨伪等工作。其中包括: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崔述以及阮元等学者的专经研究,钱大昕、赵翼、王呜盛与洪亮09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①②③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卷2,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80页。胡适说:“很少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参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六“清代经学之建设”,《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8页。
吉等学者的经史考证,俞樾、孙诒让等学者的诸子研究,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等学者的专攻语言文字等。所谓“发现古书”,是指翻刻宋元刻本以及辑佚早已失传的经籍,如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至于“发现古物”,则泛指在鼎彝、钱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尤其是甲骨文的发现等领域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突出成就。因此,胡适所倡言的“古学昌明时代”或“古学复兴时代”,其内涵也就是他的“三古说”。然而胡适的所谓“破坏与建设”,其特色有二:一是放宽了梁启超将反理学局限于清初,即由明末清初延续到民国初期,二是汲取了章太炎以乾嘉考据学为清学主流的见解。当然,胡适特别推崇清代乾嘉考据学,既有别于章太炎的“文字狱说”,也有别于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而是他颇为自负地认为只有他是第一个发现了乾嘉学者用于校勘与整理古籍的技巧与
西方科学方法相通,即所谓“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①这证明
胡适推崇乾嘉朴学,实是赞赏其具有“大胆的假设与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意义。而“大胆的假设与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与西方实验主义哲学的本质相通,即归纳与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胡适指出:
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地懂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
分子,渐渐地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
这表明,胡适虽然继承了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然而他却将具有现代意识的西方科学思想纳入其中,并赋于乾嘉考据学具有现代西方科学内涵的新的形象。这一见解,不仅改变了晚清以来一般知识分子视乾嘉考据学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的负面形象,而且直接推动了由他本人提倡的具有“科学万能”意义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正因此,胡适虽然继承了梁启超“理学反动说”,但是已作了重大的修正,具有“新理学反动说”的特质。
20世纪初,在反传统的思想运动与信仰危机中,章、梁、胡对清代学术遗产所作出的理性检讨与评价,虽然未能摆脱传统的兴衰交替观念的束缚,但是他们对乾嘉汉学考据都再三致意。这表明,无论是“文字狱说”,或者是“理学反动说”,作为研究范式,它们之间的张力在当时并不突出。然而进入30年代后,由于社会历史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范式之间的张力也随之显现,那就是来自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的有力挑战。
二、继承与发展:“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
正值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在学界赢得一片掌声之际,自学成才的江苏无锡学者1
9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①胡适认为:“多学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寻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有什么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了。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参见《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2集卷3。
钱穆,在1937年完成了与梁启超同一书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释清代学术史。与章太炎、梁启超不自主地每每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难以拔足相比,钱穆却是一位专精于史学研究的学者。据钱穆自述,他编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最初动机,是不满意梁启超在当时清华研究院讲授清代学术史时所采用“理学反动说”的观点。于是自编讲义,并在顾颉刚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讲授同样的课名,最终成为长达75万余字的煌煌巨著。因此,单就同一书名而言,钱穆决意与梁启超立异的意向,昭然若揭。
钱穆认为,清代学术的发展取向,客观上是由理学到汉学的过程,但并不能因为其汉学为主流而反过来抹去理学对汉学产生的影响。他指出:
治近代学术者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
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契诣。而于时已及干隆。汉学之名,始悄悄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干
隆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①在钱穆看来,严格意义上的清代汉学,是乾隆、嘉庆二朝的学术,清初虽然出现了汉学的萌芽,但它并非是纯粹的汉学。这一见解,早在1928年他所撰写的《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中有过详细的说明:“言清代学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制也。”至于清初学术与乾嘉学术之间的差别,钱穆解释说:“盖当其时,正值国家颠复,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于夷狄,创钜深痛,莫可控诉。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感,坚长之志,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于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其精神义气,自与夫乾嘉诸儒,优
游于太平禄食之境者不同也。”②这里颇能发现,钱穆多少也汲取了章太炎的“文字狱说”的
观点。然而,钱穆与梁启超不同,他并未因此而推演出“理学反动说”,而是认为清初学术应该追朔到明末东林名士舍虚务实的学风与志在世道的经世精神。根据这个观点,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首列黄宗羲,次列王夫之,而曾被章太炎、梁启超视为清学开山的顾炎武则位列第三。这是因为黄宗羲曾受业于被誉为明末王学殿军的刘宗周,而王夫之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北宋的张载,本质上都是从宋代学术发展而来。至于顾炎武,其学术虽留有宋学的痕迹,但他并不擅长讨论性心等形上问题,他的贡献在于提倡“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曾将清初颜元定格在“实践实用主义”,并被安排在“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之后讨论,排斥于启蒙期之外,而钱穆则在顾炎武之后接着讨论颜元,原因在于颜元所强调的习行经世思想,并没有走出宋明理学经世明道的传统。诚如他所说的“颜学未能29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①②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6页。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超出旧传统卓然自拔之所由也”①。当然,钱穆本人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中,对自己采用继承与发展的观点研究清学史并没有明确的表述。然而在五年之后,即1942年所撰的《清儒学案序》一文中,他将较为笼统的继承与发展的观点概括为相当具体的“每转益进说”。他认为“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图穷而必变”。钱穆的意思,学术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产生于每个时期不同层次或形态的诠释过程,而每个时期不同层次的诠释都是对原有学术功能的一次调节,而这种调节,表面上是原有传统意识的开始瓦解,但略经转换,却能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中开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如汉代的章句之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笺注之学,宋明的理学,其学术变迁无一不是“图穷而必变”的转进,而不是仅以“反动”所能解释。因此他将清代学术划分为: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个时期。这与章太炎、梁启超的四期说,可谓南辕北辙。
钱穆“每转益进说”的提出,是由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所促成的。从1915年到1920年的文化领域持续进行的新旧文化之争,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以儒学为主导的旧文化最终丧失了原有的主导地位。适逢其时并对传统文化怀有浓厚情感与信仰的钱穆,一方面要批判国内呼声渐高的全盘西化论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须抵制来自传统文化研究中崇尚“考据”而鄙视代表儒学主要精神的“义理之学”的倾向。他在自述其为学宗旨时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这种表白,正说明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是基于他强烈的民族文化主义思想,诚如他所说“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
“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②然而,钱穆并没有超越梁启超,如他早年编撰的《国学概论》中所论清代考据学部分,便是袭用梁启超的旧说而加以发挥。至于同名异趣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间的差别,梁启超以汉学为主线,侧重于学术的宏观分析;钱穆则以宋学为导向,致力于学术内在联系的微观探究。如果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是出自消解梁、胡“尊汉黜宋”的“理学反动说”在学界的广泛影响力,并重塑宋学在清学史上的传统,那么它的客观社会效应,却是有意识地促成了清代学术研究范式的对立与紧张。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便由其弟子余英时教授在兼取梁、钱二种范式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在理路说”的新范式。
所谓“内在理路”是余英时在《从宋明儒学发展论清代思想史》、《清代思相史的一个新解释》两文中提出的。根据余英时的见解,即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有旧
问题又衍生出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③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正是基于“有线索条
理可寻”的这一原则,余英时试图重新疏理同属理学内部核心“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两种学术取向,并确认清代学术是理学的一种发展,是由理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争论的3
9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①②③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2页。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0页。
延伸,从朱熹、陆九渊至罗钦顺、王阳明之争都是两派对峙的表现。而清初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反心性玄谈的主张,标志着“尊德性”转入“道问学”阶段,是儒家传统中反智识主义让位于智识主义的转折点。这也是一般学术史上所谓“回向原典”的普遍现象的一个例证。众所周知,“尊德性”与“道问学”一组观念,本是指宋代理学家二种不同的治学和伦理修养方法。如朱熹明确表示“尊德性”特指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而“道问学”则是格物致知的道德学习。陆九渊却偏重“尊德性”,认为“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尊德性”、“道问学”作为宋明理学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余英时认为“便有如车之两轮,是不能分割的”。正是由鉴于宋明以来儒者对这一组观念不同理解而出现的争执,这就逼出将义理是非取决于经典本义,也就是余英时所说的“回向原典”。余英时曾引罗钦顺的话:“学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误者也。”然后分析说:“根据智识主义的观点发展下去,则最后必然会导致义理的是非取决于经典的结论,看看谁的话是真正合乎圣贤的本意,这就走上了清儒训诂考证的路
子上去了。”
①也正因此,余英时将由德性与问学之辩到“回向原典”的过程分三个不同阶段:一是由晚明开始引发的对《大学》真伪的辨论;二是清初学界对宋代图书易学的批判;三是清代中期陆王系统的知识化,三者共同构成了余英时“内在理路说”的主要立论依据。如果说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的兴起,必然能在旧有的学术中找到它的萌芽的话,那么从旧有观念到新观念的转换过程同样是复杂曲折的,观念的更新每每始于新旧观念的冲突,这也是一条基本规律。因此,按照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的思路,清代学术的发展,必然是继续沿着宋明以来“性即理”与“心即理”两者异同的义理辨析为其目的。诚如余英时认为的“从义理的战场转移到考证的战场”。然而清代学者追寻经书文本的原义(回向原典),走的是东汉古文经学的路子。两者的区别,前者讲训诂,后者谈考据。清学之所以又称汉学,显然是有其特定的学术内涵所决定的。同时,清代学者的学术研究,是恢复在他们看来可以信从的汉代经注。虽然汉学家也讨论宋学,但往往是建筑在他们否定理学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清代学者的回向原典,并不着意于理学的义理是非,而是以汉学与宋学立异,方栋树对江藩严立汉宋界限的耿耿于怀,甚至对汉学的嘲骂和攻击,就是一个证明。所以单就“内在理路”来解释清代学术史,也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不过,从“范式变迁”的角度来理解,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自有其特色。首先,他企图跳出上述“文字狱说”与“理学反动说”的窠臼而另辟蹊径。在他看来,“文字狱说”与“理学反动说”虽然是一种解释,但它着眼于政治角度,即根据“政治迫害”立论,淡化了清代学术内部的巨大活力与动力,而以致于忽视了它所可能(与应该)具有的正面价值。因此是一种远离学术本身所具的生命与活力的外缘性研究。其次,他在论证自己观点的同时,尽管也确认清学起源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提倡实事求是地研究古经汉疏的学风,但他认为并非是对宋学的反动,而恰恰是一种学术的继承与发展的辨证关系。再次,余英时教授的“内在理路说”,从理论本质上说,是从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中推衍而出,走得仍是乃师提倡的继承与发展的路子。
49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①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191页。
从章太炎到梁启超、胡适,又从钱穆到余英时,他们都试图通过各自对清代学术的理解,来探明清代学术史发展的线索,但是他们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严格地说仍在同一学术传承的窄小圆圈内打转,虽然余英时曾尝试接纳传统以外的新因素,但正如他自己明确表示的那样,他的“内在理路说”也没有全盘否定“理学反动说”的意向,仅仅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充与修
正。①然而真正敢于超越传统,开创新范式的则是侯外庐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提出的“早期启蒙说”。三、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
“早期启蒙说”是侯外庐在原题《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中提出的,1947年改书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1956年将其中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的部分单独修订成书,改书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63年以《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的书名再版。全书共3编,17章,具体分为:17世纪的启蒙思想,18世纪的启蒙思想,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叶的启蒙思想。因此单就书名及篇名,就表明侯外庐对清代学术的理解有别于上述的章、梁、胡、钱等人。在侯外庐看来,“早期启蒙思想”才是清代学术发展的真正脉络。根据侯外庐的见解,所谓“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16、17世纪表现出土地日趋国有化的倾向,而私人土地经营也在进一步的持续性发展;国有手工业因官方层层盘剥而处于停滞状态,而城市私人手工业的大量涌现,却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承担者。二是城市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私有化的发展。这种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历史面临着“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在束缚着活的”这样一种变革时期。它反映在思想领域的便是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又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的进步思想不仅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从而透射出预示近代社会即将来临的曙光,具有早期启蒙性质。为了进一步说明“早期启蒙思想”对清代学术史解释的有效性,侯外庐以社会史为基础,结合社会思潮加以全面考察。如17世纪的启蒙思想,其内涵首先是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矛盾决定了当时启蒙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其次是启蒙者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意识,第三则体现市民阶层的觉醒。据此三点,侯外庐一反将顾炎武列为清代学术开山的惯例,而是首列王夫之,然后是黄宗羲、顾炎武,又异乎寻常地增入朱之瑜、傅山、唐甄而摒弃了阎若璩、胡渭等清代汉学的先躯人物。他认为王夫之之所以在清初最具早期启蒙思想的特色,那是因为王夫之以古色古香的古代语言形式,在貌似理学的外表中,表达了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内容。而黄宗羲与顾炎武因都具有民主意识,所以仅次于王夫之。至于朱之瑜、傅山、唐甄,则都不同程度体现出个人自觉的启蒙要素,因此也可作为清初启蒙思想的代表。根据这一特殊安排,实际上体现了侯外庐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以具有5
9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①余英时说:“‘反理学’之说虽然好象是从学术史发展的本身来着眼的,但事实上也是外缘论的一种伸延。因为追溯到最后,‘反理学’的契机乃然是满洲人的征服中国激起了学者对空谈心性的深恶痛绝。我虽然批评了以上各种解释,但我自己提出的‘内在理路’的新解释,并不能代替外缘论,而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充、一种修正罢了。”参见《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第237页。
经济史观特色的“市民阶级”说来指导清学史的研究。如上述早期启蒙思想的三种内涵,侯外庐就是借鉴列宁分析有关俄国启蒙运动的三个基本特点。他指出:
第一,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
恨;第二,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一切俄国全面欧化;第三,坚持人民群众底利益,主要是坚持农民底利益……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自然,中国十七世纪的情况是不同于俄国的十九世纪的情况,但是启蒙思想的性质是共通的。
①此后,侯外庐在论述18、19世纪的启蒙思想时,基本遵循了这一相同的模式。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侯外庐将清代学术的发展分为“经世致用”、“专门汉学”、“今文经学的兴起”三个阶段。所谓“经世致用”,侯外庐解释说:“十七世纪中国学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或实际实物实效之学,是中古绝欲思想的对立物,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先进思想,他们所提倡的个人实践实质上是进步的市民的世界观,而实用主义的唯心论所标榜的个人主义
却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世界观。”②这显然与梁启超、胡适等人立足于学术文化层面
的所谓“经世致用”的内涵判然有别,而是溶注了具有对正统学术的批判、互相渗透、要求变革并与近代启蒙思潮接轨的早期启蒙思想。所谓“专门汉学”,即指清代乾嘉时期,由江南的苏州、徽州及扬州等地区学者先后组成的群体性专门从事汉代经注的研究。对于它的成因,侯外庐虽然也注意到了满洲的高压文化政策,但是他不认为这是导致产生“专门汉学”的直接原因。他提出乾隆实行对外闭关封锁与对内的“钦定”封锁,两者互相配合,最终促成了乾嘉汉学的见解。侯外庐认为乾嘉汉学作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早在康熙时代已呼之欲出,那就是康熙招募当时知识精英从事《图书集成》的编撰。也正因此,侯外庐认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与阮元,尽管他们的学术研究各异,但他们的思想都程度不等地体现了市民阶级的意识,而惠栋、钱大昕、王鸣盛等乾嘉汉学精英,尽管他们作出的学术成就足以炫世,但其思想深度,却远逊他们的同辈,故未入侯外庐的视野。至于“今文经学的兴起”,侯外庐从学术思潮的角度,认为它是相对于乾嘉时期“专门汉学”思潮的总结。认为今文经学实际上是通过传统经学的学术材料来设计中国的命运。这一阶段侯外庐重点讨论的是魏源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认为魏源之所以强调“公羊”义法,是基于他强调“富国强兵”的具体政见;而龚自珍的今文经学研究,重申三世三统的大义、决狱观变的微言,实是为他的变法理论张目,两者同为近代洋务和维新运动的历史先行者。侯外庐将清代学术分为“经世致用”、“专门汉学”、“今文经学的兴起”三个阶段,表面上是根据清代学术发展的一般趋向,实质上是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
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提出,是清学史研究范式的一大发现。它不仅扬弃了封建社会“学案派”的研究范式,而且也超越了章、梁、胡、钱等人以学术传承为特征的研究范式,开创69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①②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或《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3页。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或《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清学史研究的新范式。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曾指出:“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的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式,环恃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何者主导,何以为新?”这种从政治背景、阶级结构、经济水平、社会思潮等方面探求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化的规律,既克服了章、梁偏重政治视角的外缘性研究之病,也避免了钱、余强调内在理路的纯学术研究之偏。从这一意义上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才真正具有“范式变迁即意味着范式革命”的意义。
综观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现的五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变迁,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我们之所以将上述五种理论观点称其为“范式”,是因为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对原有范式的有力挑战,而且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其次,上述研究范式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界限。当一种范式尚未被确认为真正的研究范式时,人们总是不断地寻求值得效仿的研究范式,然而一旦研究范式形成权威后,人们又试图摆脱它的制约而创拟新范式。然而每一种研究范式从酝酿到形成,往往是对前一种研究范式的理解或者扬弃。由于他们的兴趣始终是如何更为合理地解释清代学术史的形成,而不是单一地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与说明。因此在一个同一的文化体内,研究范式形成过程中时间界限的模糊性,反而为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最后,从“学术传承”到“早期启蒙”,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变迁,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如“文字狱说”所映现的“反满”意识,正与20世纪初“排满革命”,以振兴国学、申论“种族大义”而宏扬国粹的社会思潮相呼应,诚如梁启超所说的“养成国民,以当保国粹为主,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而“理学反动说”那种敢于怀疑一切、重证据、讲归纳,几乎与当时广为流行并操纵学界的科学主义思潮相契合。至于“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前者构建于20世纪30、40年代民族主义普遍高涨的时代,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情结;后者则明显烙有西方实证主义的释解理论向哲学诠释学的解释理论转换的印记。“早期启蒙说”的提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之际,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政治和学术的指导思想,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具影响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除了其范式本身所富有的科学性之外,自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
(作者陈居渊,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姜 )
7
9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The N ature and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B ritish//S hen Han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ere were different structural elements of economics in British mod 2ern agricultural system ,such as large tenant farm ,small family tenant farm ,great estate of landlord ,and survivals of manor ,etc..It states an opin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opinion of inland historians that there were well developments of typical agricultural capitalism in England.The article raises the ques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econom 2ic division in modern national economy from British case in point ,and states that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ivision is different from industrial economic division ,but a mixed one.There were some survivals of the feudalism and non -capitalist economic elements.The tenant farm was a special structure in it.The path of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s different from industrial economy in modern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 Influences of Ancient Egyptian Myth on Christ Myth
———A Comparative Study on Osiris and Christ //Guo Dantong
Osiris myth and Christian myth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separately in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and Christianity.They could be studied comparatively in the five aspects :they have similar divisions :creation of order ,heroic process and return to order ;they have a similar con 2not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order ;they have a similar heroic process ;they have a similar ulti 2mate ideality ,and they have a similar moral.Thus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ancient Egyptian myth influenced on Christ myth.However we could not evaluate accurately on this influences since our lack of materials about this subject.
Yen Fu ’s Social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Turning of Modern History//W ang Tiangen
Y en Fu ’s social view of history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history localizatio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y modernization.During the pas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d few pages which analyzed Y en ’s social view of history.The author analyzed it through the ang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not only focus on the source of Y en ’s social view of history at a horizontal angle ,which are the thoughts of Yang and Zhu ‘s self benefiting ,Mozi ’s selfless love and the Bud 2dhist ’s views on mood ,but also analyze the change of Y en ’s theory and its gain and loss.It re 2flec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R eview on the R esearch P attern of Q ing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Chen J uyuan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formation and meaning of five Models in Qing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 ,which are the model anti -Manchuria by Zhang Taiyan ,the model of Cheng -Zhu Confucianism Counteraction by Liang Qichao and Hu Shi ,the model of advancement af 2ter each transformation by Qian Mu ,the model of early Enlightenment by Hou Wailu and the model of Inner Logic by Yu Y ingshi.Through these models the author probes into the variant research patterns of Qing ideological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at
9
51SUMMARIES OF THE MAIN AR TICL 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bove patterns reflects the vicissitude of Chinese social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in return ,the thought would also influence or even determine the variance of the research pattern.
The Criticism and R eflection on Ancient Classics by the Cheng -Zhu Conf ucian School of Late Q ing //Zhang Zhaoj un
Achievements on the Ancient Classics study in Qing dynasty have been made incessantly ,but most of them are based on the works by Zhang Taiyan and Liang Qichao ,and paid no at 2tention to the studies of the Cheng -Zhu Confucian School of Late Qing.In fact ,the ancient classics was comparative to the idealist philosophy (Li Theory ,or Neo -Confucianism ),and they had the same history environment ,so the criticism and comments in aspects of question ideology ,thread of thought ,academic concept and methodology by the Cheng -Zhu Confucian School of Late Qing ,had their values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scholars ’in spite of its prejudice.It ’s worth 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morality ,identifi 2cation and doctrine ,truth and practice ,which were mentioned by the Cheng -Zhu Confucian School of Late Qing.
A R evision on Post -W ar Americ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Its Features//W ang L i duan
An upsurge of historiography was formed by the promotion of popular democratic move 2ment around 60-70’s in the 20th century.The new Marxist historians ,including Herbert G.Gutman ,David Montgomery ,Eugene D.G enovese ,Eric Foner ,etc.,initiated new research realms of the history of lower classes such as the ones of social lives ,labor ,and the black.A 2mong them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in the field of macro -historiography study ,founded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brought huge impact.They advocated an overall view on history ,which insisted historical research angle from the bottom to up ,and which attached much im 2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culture ,regions ,and regional communities.They developed the Amer 2ic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made it into a splendor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by the employment of the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of othe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A R eview of Western Scholars on the Property Inheritance of E nglish F amily
during 1500-1800//Ji n Caiyun
The study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of English family during 1500-1800by western schol 2ar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last decades ,which is mainly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 2ing six aspects of primogenitu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on family property inheritance ,women ’s property inheritance ,the property inheritance and individual right ,strict settlement ,and the social effects of property inheritance.In contrast ,this study is weak in our country.061 HISTORIO GRAPHY QUAR TERL Y No.4,2005
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一)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格局，相关的学术文化史也一直是学人们不断探索和重新认识的领域。近年来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不囿成说，锐意创新，不断转换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 一、“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 在传统的观念中，清代思想界，尤其是乾嘉时期的思想界可谓是乏善可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即明确说：“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更是以非常沉痛的口气说：“我们这个课程只讲到这里。明亡以后，经过乾嘉年间，一直到民国以来的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因为中国哲学早已消失了。”（注：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在谈到戴震时说：戴震之哲学，“在当时除了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没有起着社会影响。”（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五卷，第462页。）朱维铮先生1999年也撰文称乾嘉时期的思想界“沉闷之极”。（注：朱维铮：《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光明日报1999年3月26日。）近年来，清代学术研究在“乾嘉有考据无思想”这一传统定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乾嘉新义理学”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上。“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是在“戴氏之义理”的研究上展开。所谓“戴氏之义理”，正如焦循所说：“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注：焦循：《雕菰集》卷七《申戴》。）台湾学者张寿安女士概括其最有建树的指向有三：“一，重视人情人欲之满足，理不可忤逆情欲；二，建立客观性的理，理在具体事物中，天理并非‘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而是必须用人的心‘智’去审察剖析才能得知；因此，不断学习知识以增进人的识断能力，就构成了戴氏义理学的第三要点：重学主智。”（注：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4年版，第28页。）然而，在传统学术史论中，“戴氏之义理”只不过是空谷绝响，和者甚寡，乾嘉学术在整体上仍然被描绘成章学诚所形容的“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或如梁启超所批评的，一如“化石”。随着视野的转换和研究的深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率先在乾嘉学术研究上提出突破性的创见。余英时提出“基调转换”概念，批评“好像汉学完全不表现出任何思想性（义理）”的偏见，指出：“尽管清儒自觉地排斥宋人的‘义理’，然而他们之所以从事于经典考证，以及他们之所以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他还深入地剖析到：“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之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好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自序第3页、7页、349页、67页。）尽管余氏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戴震和章学诚，但他的见解无疑为乾嘉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论。 199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了张寿安女士的新著《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在这部著作以及与这一著作相关的其它论著中，寿安女士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并以敏锐的思维、缜密的论证，对“有考据无义理”、“有考据无经世”的关于乾嘉学术的传统定论，作出了颠覆性的发言。寿安女士对“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有三大贡献：第一，深入清代考证学的腹地，对乾嘉时期以考据为论证方式的若干争辩焦点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清理，从而以新的眼光发现了考证下面蕴藏的思想性。寿安女士通过对清儒关于“姑嫂有服、无服”、“子妇、夫妇孰重孰轻”、婚姻关系何时成立、理礼关系等争议问题的考辨发掘出清儒在经学考证后面蕴涵的丰富思想内容。第二，寿安女士不仅慧眼独具地发掘出清儒考据学中的思想性，而且
《清代学术概论》读书报告
浅论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之说 ——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在中国悠久的学术历史中，清代学术占据着重要地位，清学思潮对后世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清朝晚期，中国传统学术出现低迷徘徊之景象，在清末民初，学者梁启超提出“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①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来学术史》等著作的内容中。简而言之，梁启超复古与解放的总结，是他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而得出的观点。一直以来，人们对其“复古为解放”的观点褒贬评价不一，如今而言，一段历史必有其发生之线索，一种思想必有其存在之条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人类的唯物观、唯心观皆不相同，所以，对待这样一种思想的正确与否的个人讨论，需要从不同的观察轴入手。 简要而言，我将此处的分析暂命名为“横纵分析法”，纵曰时，观察“复古为解放”之说提出并存在的历史背景；横曰事，讨论清代学术史的内部以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对比，从而得出结论。 一、“复古为解放”提出的背景 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学说提出于梁启超1920年的经典著述《清代学术概论》正文的第二节，之后又分别从阎若璩、胡渭、顾、黄、王、颜、谭、章等人的学术成就的叙述，总结清代学术之各个时期的状况，又分析戴震、惠栋等人的学术来做出了关于清代考据学的批评。在梁启超看来，从清初顾炎武对王学的反动到康有为颠覆一切经典，清代考据学者以考据为手段节节复古，而结果是思想的层层解放。以反孔教为重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是梁启超眼中的清代学术一路复古、解放思想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认为“反动”、“复古”、“解放”互相依托，是梁启超论清代学术的最大特色。 让我们回顾这本《清代学术概论》的成书背景。其成书于1920年10月，梁启超在此书的序言之中写道：“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 ①
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如今，国内学界呼吁建设古典学的声音时有耳闻。有人提出，我们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其豪迈之气自然赢得一阵喝彩之声。可是且慢，国人对于西方古典学的深厚传统究竟了解多少？是否有绕过这个传统的捷径，把我们引入所谓“中国特色”的胜境？窃以为古典学乃西学之一部分，系西方学问的精华所在，我们必须首先充分理清两百多年来现代古典学诞生以后的各种脉络，对其中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形成整体性的把握。这应该是今后几代中国学者以踏实的学风共同努力的首要任务，亦是本文小议古典学基本研究范式的微旨所寄。 古典学之“古典” 汉语学界近年开始流行的“古典学”一词，当译自英语的classics或classicalstudies，这里所包含的形容词classic或classical则源自拉丁文里的classicus。相传古罗马的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Tullius，公元前578—前535年）按照财产多少把罗马公民分成五个等级，其中最高最富
有的等级被称作classicus。后来的罗马作家借用此词来指称“等级最高、最优秀的希腊作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用拉丁语写作的学者沿用该词来称呼所有的古希腊罗马作家。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Dictionary）相关条目的考证，classic一词于1613年首次在英语里出现，意思是“第一流的”。从17世纪到当代英语，classic或classical一词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泛指所有“第一流的、经典的、可作典范的”事物，而狭义上则指的是整个古希腊罗马文化，这是汉语“古典学”所取之义。在这个含义之下，还有着古典学内部所使用的更特定的含义，特指两个古典时期，即公元前480—前323年的古希腊与奥古斯都时期的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从classic或classical一词的语义演变来看，其含义经历了从“典范性”向“描述性”的摇摆。在古罗马，古典希腊是值得模仿的最高典范，文艺复兴及以后，古典希腊（以及罗马）又多次被重新作为典范发现。只是到了二战前后，古典希腊和罗马才逐步失去其典范性。在今日的西方，作为古典学对象的“古典”一词更多地具有描述性，即特指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并不强调其高于其他文明的典范性。现代西方古典学在诞生以来的两百多年里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第二讲：社会科学研究范式(1)
第二讲：社会科学研究范式（1） 所谓研究范式是在一定研究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体系。我们主要介绍四种典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社会批判研究范式、复杂系统研究范式。这四种研究范式各具优势和弊端。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呈现出综合化和辩证化的趋势。 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范式”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58年)一文中首先引用的，后经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出版而广为流传并逐渐应用于各门学科的研究中。什么是范式?范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应明确的一个概念。 “‘范式’一词的原文是Paradigm，原意是‘词尾变化’。在语法书中，词的变化是有规则的，库恩借用语法上的Paradigm这个词来说明范式具有‘范例’、‘模型’、‘模式’等意义。’范式尽管是库恩首创，但他并没有对范式下过定义，但从他的使用上看，这一概念与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范式就是指科学共同体用基本一致的思考方式来研究同一领域的特定问题，是常规科学研究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简言之，范式代
表了一种近乎固定的问题和解题方法。范式不是理论，但它对理论的形式起着很大的作用。 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2）共有的信念；（3）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 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就是从一种科学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科学研究传统，常规科学的研究活动是由范式来指导的，科学革命其实就是范式的“格式塔转换”。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 （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 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产生于近代。又可称作唯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作为一般的科学研究范式，它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该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著成就，随之对社会科学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孔德等的努力，科学实证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对于教育教学研究来说，则主要通过冯特、桑代克等人在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中的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后，而逐渐确立了一种注重实证和分析的研究范式。
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稿》等重要学术手稿捐赠国家图书馆
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稿》等重要学术手稿捐赠国家图书馆 2017年1月20日，苏州大学柴德赓研究所柴念东先生代表家属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稿》《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两部重要学术手稿。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并向柴念东先生颁发捐赠证书，柴德赓之女柴令文、《光明日报》记者杜羽等见证了捐赠过程。应捐赠者要求，不举行相关仪式。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入室弟子。民国时期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等职。柴先生致力于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近40年，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卓越的学术成就令人景仰。 20世纪40年代，柴先生曾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开设、讲授过多门与史学有关的基础和专业课程，“清代学术史”乃其中之一。柴先生认为这是一门普通课，凡是学史学的人都应该了解清代学术的成因、经过、成绩。因为清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传统学术最为发达的时期，而且距离现代最近，影响也最大。此次捐赠的《清代学术史讲稿》手稿为当时的讲义，它不但呈现了柴先生考察清代学术史的整体视野，而且提要勾玄、旁及贯穿，将清代的学术史与清代的社会政治变迁相结合，将清代的史事与所身处的全民抗战时代相结合，充分继承了陈垣先生读史、治史和用史的精神。2013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由柴先生手稿和学生李瑚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书稿——《清代学术史讲义》 ，为人们了解清代学术、清代历史又添 柴德赓手稿捐赠合影
一道津梁。 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及江苏师范学院都讲授过“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深受学生欢迎。但由于各种原因，相关书稿直至1982年才由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亲炙过先生教诲的许春在、邱敏、胡天法完成整理出版，题名为《史籍举要》。后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并于1987年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在学术界影响广泛。正如吕叔湘先生说述：“有志于史学的人，手此一编，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对于著者是一定感激不尽的。”此次捐赠的是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稿。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已藏有200余种陈垣先生的著作手稿、抄稿及批校本，包括《通鉴胡注表微》《释氏疑年录》等重要手稿。柴德赓先生手稿的入藏，以另一种方式再续了与陈垣先生的师生情谊。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在馆藏建设过程中，注意征集有师承关系的名家学术手稿，形成手稿的“朋友圈”，以期更好地保存学术的继承和发展脉络，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清代学术史讲稿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
三大研究范式
解读教育研究三大范式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潘茂明 内容摘要在教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范式随着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同时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发展。不可否认，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解释主义这当今教育研究三大范式所着眼于教育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它们各自擅长于解决不同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三大范式的特点，理顺它们的共性，旨在于使读者能理解并合理使用这三大范式。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主义解释主义 一、前言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教育研究发展至今，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从融于哲学之中到自成体系的风雨历程，在25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研究范式的发展与革新始终是推动教育研究向前迈进的基础动力，而在教育科学日益分化和融合的今天，对教育研究中最基础的构成——研究范式做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教育研究范式的界定 “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库恩提出的，其基本含义即为学科的科学群体所认同，学科的内容和研究要素、过程、方法等须形成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研究，它的研究范式即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需明确的是，本文所涉及的教育研究范式是与教育研究活动相关的范式，不包含与具体学科内容有关的方面，仅对教育研究过程、方法意义上的范式进行探讨。 （二）当今三大研究范式 毋庸置疑，自西方教育教育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各个时期的关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观点有很多，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opkewitz（1984）的教育研究科学研究范式分类：经验分析科学、符号科学与批判科学，这是直接受Hanbermas（1968）的认识兴趣分类的启发的结果。当代一些学者则主张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教育研究范式。Cohan等人建立在人们的“知识的质疑，认识，获得途径，传播方式的研究”这一认识层面上的，等分化出:实证的，规范的，解释的，自然的及批判的这三个进行科学研究的范式。但若从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及影响范围来看,笔者认为教育研究范式形成至今主要有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 二、教育研究三大范式的特点 （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圣西门的学生兼秘书孔德。孔德不仅建立了实证哲学体系，而且致力于将实证的科学精神贯彻到一切知识领域之中。他主张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诸如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法等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认为只有将实证精神贯彻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才能为社会改造和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实证主义的推动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统摄一切科学的“科学哲学”，主张用实证方法取代抽象思辨，认为可观察的事实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这种以追求自然科学化为特征，以应用为目的的研究范式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一大批学者投身于教育实验、教育测量，使得传统的哲学——思辩的理论教育学改变为科学的教育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本体论上，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2006年第5期N o.5 2006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 nal of Sichuan Unive rsity(Socia l Science Editio n) 总第146期 Sum N o.146 §学术史研究§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关键词]学术史;道咸“新学”;乾嘉汉学;章太炎;刘师培 [中图分类号]K249;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5-0005-11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人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①。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②。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 -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③。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④。词选不必论,在 ① ②③④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 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以下径引书名)。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民之误。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年)。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收稿日期]2006-06-12 [作者简介]罗志田(1952-),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18届高三模拟(一)文综历史试题含解析
西安市2018届高三年级模拟试题（一） 文科综合历史试题 第I卷（选择题共140分） 本卷部分共35个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 符合题目要求的。 24?学术界公认中国山水画所蕴含的独特境界在宋代的山水画中体现的最为纯粹、充分，这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正是中国山水画区别于西方风景画的根本所在。这表明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A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B .意在笔先，以形写神 C .笔意奔放，体势连绵 D .真景实现，返璞归真 25.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合议军国大事于政事堂，但又择他官参加议政，名号为“参议 朝政”、“参议得失”等。以后又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同 为宰相之列。这样，宰相群体已不限于三省长官。这表明 A .唐朝三省议事已名存实亡 B .新设官职逐渐融入三省六部 C .宰相权力进一步被削弱 D .唐朝时官僚制度还不成熟 26.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评价中国古代某土地制度时说：“此田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 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平。”下列各项对“此田制”的理解正 确的是 A .隋唐时期为保证政府财政收入而开始实行 B .它规定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由政府平均分配 C .它有利于对无主荒地的开垦和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D .它有利于消除土地兼并现象 27.北宋时期儒学家对佛道二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到南宋时期，这种批判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促成这一变化的是 A .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B .儒学统治地位动摇 C .南宋的统治者尊道礼佛 D .南宋社会相对稳定 28.图9是中国近代不同时段机器设备进口年平均值的变化情况。导致此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进If曲万关平闊］
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也在对近代社会质这一基本国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质，全面总结■■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
主流史学范式(历史观)
历史唯物论即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大体由以下一些原理构成:劳动创造人类自身,劳动创造历史,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由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随之改变。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改变,政治制度、理论观点也随之改变。人类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整个人类历史便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历史成为阶级斗争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①。人类历史是辩证发展的,因此应当用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待。在上述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时
则被认为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 所谓世界历史的整体化发展，或者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叫整体世界史观，主张从联系的、整体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吴于廑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就一直倡导要编纂新的世界史，80年代以后陆续撰写发表了《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映》等极具代表性的长篇文章，阐述了他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强调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世界历史”一文中，吴于廑先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世界历史观。稍后，由他和齐世荣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问世，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它体现了我国世界通史研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内容提要】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 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 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 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至乾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光宣时期，维新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相继涌现；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理学逐渐走入尽头。持道统论的桐城派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桐城派正统地位的树立与理学的关系 大致在康熙末年，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提出“义法”说。雍正十一年，方苞编成示范“义法”说的古文读本《古文约选》，方苞关于古文文章纲领的理论至此定型。方苞之后，在刘大kuí＠①、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影响逐渐扩大，乾嘉时期，桐城派发展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 桐城派所以能在清代文坛异军突起，与理学在清代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理学虽不是清代的学术主流，但清朝推尊儒学，对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理学一直处于清代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成为清代维护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既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的强烈色彩，桐城派自然在开派之初就树立起“必不可犯”的文坛正统地位（注：曾国藩：《复吴南屏书》，《曾文正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印本。）。 程朱理学的特征有两个：一是重伦理道德，二是重思辨。前者使理学体现出强烈的道德色彩，后者属于思维层面。理学的学术特征主要通过后者体现出来。在相当程度上，古文家是试图以简洁生动的古文诠释理学，用充满温情的面孔向世人兜售程朱义理，以达到维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选录)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选录） （三十）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 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就中亦分两派，则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也。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兴味。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然其人极稀，其事业尚无可称述。 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佛教本非厌也，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学佛既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焉。往往有夙昔稔恶或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黩货陷人。净宗他力横超之教，本有“带业往生”一义。稔恶之辈，断章取义，日日勇于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湔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忏罪与犯罪，并行不悖。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谶累牍。佛弟子曾不知其为佛法所诃，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学之巨子，犹津津乐道之。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虽以吾辈夙尊佛法之人，亦结舌不敢复道矣。
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_黄兴涛
词称：“本书宗旨，以养成共和国民为主，尤致意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所附图画，亦皆有关学识。”（傅运森《新历史》（一），共和国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２年版，封二）虽然，宗旨前后不一，但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度对知识的制约还有并非直接的另一层面。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后的中国学界，既有的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现代知识是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和制约而被建构的？在其获致现代性霸权的同时有哪些固有的中国知识或泊自欧美和日本的知识从现代语境中脱落了，为此，实有必要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概念史大辞典，可能的话，最好名为《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在近代知识这一能动的世界里，单纯的概念并不存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３０ 作者孙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高研院教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黄兴涛 一 “概念史”的内涵与特质 ＊所谓“概念史”（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与其说是将概念作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一门专史，或者说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分支，不如说它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 “概念史”假定，每一个具有转型特点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凝聚那个时期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和塑造那个时代社会历史特征的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概念。因此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需要关注、甚至更为关注这些概念的历史运用，也即重视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与关联。换言之，“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范式。 “概念史”最早是一个德国术语（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黑格尔已曾使用。它在德国正式成为一种较为明确而自觉的历史研究方法，大体出现 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后来得到持续发展。其标志性成果，为两大德语巨著的持续编纂和出版，即８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词典》和１５卷本《１６８０～１８２０年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手册》。这两部著作，代表着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水准。其核心主编，分别为史学家柯史莱克（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及其弟子赖夏特（Ｒｏｌｆ 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柯、赖二人堪称德国最为杰出的概念史研究者，尤其是前者，更属于概念史研究的象征性人物［除了《历史的基本概念》之外，柯史莱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作还有他主编的《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ｕｎｄ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１９７９），以及他个人论集的英译本《概念史的实践》（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等］。 在柯史莱克看来，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概念＊＊本文最初是为２０１１年４月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 讲座而写的提纲，题为《概念史研究与近代中国民族主 义认知》。此次应邀参加笔谈，略有修改。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
龚云：“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作者：文章来源：团结报点击数：854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03日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一：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 编者按：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本文作者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中心，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 1、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 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也是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先现代化，还是先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考察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传统——“资治”。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现实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中，为现实的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在民族、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两任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范式，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
清代学术之变迁及其结果
清代学术之变迁及其结果 往古学术无一成不变之理,盛极必衰,穷极必通。如中国学术史上正统之孔孟学说,揭橥仁义礼乐,为博大精深之规模的建设，统一人类之思想与行为。其后不能不有先秦诸子之分裂,巵言异说,百喙竞鸣,其后遂有始皇之坑儒焚书,两汉学术复兴,儒术复归于统一,经学极盛, 尤以三礼及易学为最。郑康成礼学集先儒之大成,而同时即有王肃之破坏,虞仲翔易学于象数最密。后来便有王弼之破坏,王弼一扫汉易卦气消息爻辰纳甲之学,而以老庄说易,开放学者之思想。其时儒学渐衰,老庄玄虚之学大兴,佛教西来,故魏晋六朝学者往往三教并修,至唐复欲以儒学统一思想,故以帝王之力颁行《十三经注疏》。然六朝以后,学者多喜诗歌,文章气节不修,以致五代之乱。宋兴则周程张朱诸理学应运而起,此天演循环，自然之公例也。宋明诸儒严气正性,养成独立自尊之人格,陆王诸大儒尤富于豪杰性,然以末流高谈性命空疏,无 具此时物极必反,乃入于今日所讲清代学术之问题中矣。 清代学术何以勃兴？第一由气运转变之趋势;第二乃是朝廷鼓励之助力,盖清初大儒大都生于明季理学,如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陆桴亭。经学如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张稷若、阎百诗以及博学鸿，词科诸文人大都明代人物，惟其因气运将开而生，故诸儒之人格无不伟大，其学术无不精博，卓然开国气象而且富于创造性，适用科学法，今以理学经学分述如次。 理学分程朱陆王两派，往往相攻击。如仇雠孙夏峰独沟通二家不立门户，其学以居敬慎独为主，其弟子之贵显者有汤文正公，治效见于吾苏。陆王派是尊德性，程朱派是道问学；陆王既近于禅，程朱偏重书本，然亦从事静坐。颜习斋出起一大革命，将程朱陆王一切推翻，提倡直接孔孟，以四德九容六府三事为教，颇似今日之行为派，而且最适用于现在之中国二十年前。鄙人早提倡两个学者：一顾亭林，二颜习斋，奉为宗师。近来梁启超亦提倡习斋矣。然夏峰之学至汤文正后遂绝习斋。两大弟子李刚主兼从毛西河学乐，故亦无考据，依旧注重书本。王昆绳好谈政治，习兵法，文章颇似魏叔子理学家，居敬崇礼之风渐失，再传亦绝，
《清代学术概论》读书心得及联想1500字
《清代学术概论》读书心得及联想1500字 清学非向所想象中之贫乏也，亦蔚为大观。清学考据之风气，最可称道的就是其客观的研究精神，清儒可贵品质在求真。此亦近乎后世之科学精神了。现今中国文史学科研究方法，究竟是受西方影响，还是延续的清学传统？假设如无西学东渐，中国可否开出自己的科学？ 宋明学非向所认为中之完满也，末流亦滋流弊，谈心性终至于空疏，乃至不学无术，弃经不读，纯凭一己之见，以“良知”为名而附会于圣人。 汉宋之学共同特点就是以己意随意解释经典，缘己意从经典中妄加附会。虽曰尊先圣，然是否实为诬先圣？ 每一时代均有每一时代之人所共同关心之问题，成为该时代思潮，塑造该时代之学术特点。 汉学、宋学、清学各有所长。汉学可贵品质在改制立法、创造理想世界的大气魄；宋儒可贵品质在对人生意义的思辨透彻精微，且勤于实践。儒学非仅宋学可以概括，当也也非仅汉学清学可以概括。如何定位儒学？儒学是致用之术？是形上哲学？还是一种学术？ 《大学》言本末，然是否必以心性（内圣）为本？即使以心性为本，是否末（政治、外王）便不如其重要？或者说，二者是何关系？内圣“开出”外王是如何“开出”？或者说，外王亦是一重
要学问，也需用力讲求？ 如果说性善是儒家起点和出发点，那么致太平便是儒家的目标和落脚点，《大学》归于治国平天下，横渠终言“开太平”，怎可只言心性而不论政治？只讲求心性之学而忽略政治之学，外王就可以自动“开出”否？ 梁氏论及宋学之弊时多持“缘佛入儒”说，并讥讽宋儒不敢直称佛学，硬称孔学，既诬孔又诬佛。?然牟宗三先生特发明儒佛根源处不同，即“道德意识”与“苦业意识”之不同，可谓一积极一消极，为宋儒辩护。此论可谓重要显明，是牟先生一大创造也，梁氏所未见。然谓牟先生为一宗师则可，谓非此不能称之为儒学则不可。 钱宾四先生为学，不偏不倚，其学风颇有清儒严谨之风，但于汉宋诸学又能作持平之论，于汉宋清诸学皆能以“平议”之心待之，又能寄国史以“温情与敬意”，循循然儒者也。若直以有无形上学本体论的洞见而判断其未见道，是以宋学之标准而难之，然而那么在乎“本体”，真的是儒学所追求吗？夫子不言性与天道，夫子唯一手作乃《春秋》，当如何理解？ 戴震的理欲新说可谓极大胆、极具挑战精神，是对宋学的一大反动，惜未光大。宋明学者风气，是否过于强调修己以敬，拘紧于礼与理，从而弊端在束缚人性？所谓文胜质则史是也。其实，君子未必千人一面，若闵子之訚訚如、子路之行行如、冉有子贡之侃侃如，均可称之为君子，孔子从未以单一标准齐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