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粪者
“扒粪者”出自曾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之口，他把那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指那些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们盯着种种不公与腐败现象，凭借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将丑恶的事实真相拖到公众视野一一曝光，他们是社会正义的代言人，是新闻正义的践行者。
“扒粪者”，语出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英国作家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描写了一个怪人：此君手拿粪耙，目不斜视，一门心思收拾地上的秽物，连天国的王冠也不希罕。班扬的原意是讽刺那些只关注肉体而忽略精神的人。1906年4月，罗斯福借用这个“典故”，把它“赠予”当时大力揭发政坛黑幕的新闻工作者。罗斯福一面承认：“如今，我们不应逃避去面对那些卑劣的事情……地上有秽物，就必须用粪耙扒走；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这项公共事务是所有能被施行的事务中最必需的。”一面又大谈不应只盯着阴暗，也要多赞美光明云云。尽管这番言论招致黑幕揭发报道先驱斯林肯．斯蒂芬斯的电话抗议，但“扒粪者”一词就此确立，而且很快变成褒义词，这恐怕是罗斯福始料未及的。
20世纪初，以斯蒂芬斯等为首的一批记者和作家痛感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沦落，所以聚集在《麦克卢尔》、《角斗场》、《世界主义者》等杂志的麾下，向政界、商界及社会各个层面的腐败与弊端，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政府与黑道的勾结、金融保险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监狱里的虐待、街道上的卖淫、甚至连教会中的黑暗”，都在他们犀利的笔锋下被一一曝光和鞭挞，人们把这场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新闻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运动称作“黑幕揭发运动”。由于这些记者和作家在文章中揭丑直接且用语尖锐，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不得不在一次演讲中，说这些“黑幕揭发者”“就像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专门盯着卑鄙堕落的东西不放。”尽管总统与有些“扒粪者”的私交不错，他本人也是一位公认的改革派领袖，但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为了考虑和摆平“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也只得口出贬辞。但他没想到，“扒粪者”一词却在美国社会却成了“一种高贵的尊称”，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人民喜欢并需要他们的社会中有这样的“扒粪者”。
任何一个追求进步、追求文明的社会，都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阴暗面的蔓延，尽可能地扩展阳光地带为己任的。而在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对决中，除了行政作为外，媒体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绝大多数百姓没有或很少享有知情权，根本无从了解诸多“见不得人的黑暗勾当”，所以需要媒体来充当他们的耳目喉舌，这就是现代媒体的作用和责任所在。而要起到这个作用和肩负起这个责任，媒体就需要培养出一大批“无欲则刚”的“扒粪者”。不管是主流、还是亚主流，或是非主流媒体，没有这样的“扒粪者”，那么它的社会功用也就微不足道了。
声势不小的“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通过各种立法，涉及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从而更加稳定。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所谓“天下之公器”强有力的监督。
杰克．安德森这个名字对多数国人来说还十分陌生，不过提起“水门事件”可就家喻户晓了。安德森正是曝光此事内幕的记者之一。安德森生于1922年，上距“扒粪运动”肇始约二十年。等安德森迈入新闻行业，狭隘意义上的“扒粪运动”早就结束了。美国新闻业经过洗礼和磨难，已相当独立、稳健和成熟，俨然以“第四权”的身份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而毫不留情地揭露政界商界丑闻，不但成了严肃媒体的品牌，更成了新闻记者的天职——谁说立国仅两百年的美国，没有“优良传统”？
在新闻娱乐化、记者狗仔化、“扒分”远比“扒粪”吃香的今天，安德森极具启示意义。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名优秀记者所必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寻找真相，伸张正义，对公众负责。除了“水门事件”，作为《华盛顿邮报》“华盛顿走马灯”专栏的撰稿人，安德森努力“扒粪”，耐心劝导知情者说实话，遭到他口诛笔伐的政界、商界要人不计其数。同时，安德森经营有道，懂得如何运用媒体传播信息、吸引眼球。据说鼎盛时期他的文章曾被1000多家报纸转载，读者量每天达到4500万。取得如此佳绩，并非由于安德森哗众取宠，相反，安德森的报道以客观、真实、理性见长，通俗而不庸俗、泼辣而不极端。
民网第五届记者节征文
记者“扒粪者”及其它
石劲松张茂水
记者是什么？按照普利策地说法，"假定国家是一艘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这船上得暸望者"。很显然，作为国家这艘船上的暸望者，新闻记者应该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识别方向、发现暗礁，及时报告航船指挥系统，确保船只躲过浅滩暗礁的危险，沿着安全的航道前进。为此，记者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在搞好正面报道，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搞好舆论监督，为党和人民鼓与呼。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普遍的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机。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ｍｕｃｋｒａｋｉｎｇ）运动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ＬｉｎｃｏｌｎＳｔｅｆｆｅｎｓ）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
斯蒂芬斯于１８９２年进入报界。不久就开始对美国城市的腐败作了深入的揭露和报道。后来，他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方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西奥多·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即"老罗斯福"）总统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ｍｕｃｋｒａｋｅｒｓ），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班扬（Ｂｕｎｙａｎ）的《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意的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声势不小的"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通过各种立法，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所谓“天下之公器”强有力的监督。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其内涵已经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的原则，实现群众自行组织起来，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和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实现广大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尽量减少并及时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不正之风。
社会历史发展表明，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监督机制共同存在和发挥作用。就新闻宣传而言，正面宣传也是以舆论监督作为其存在条件的。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各种利益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调整和变革，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难免会出现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及各种不正之风。对这些问题，除实施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外，新闻舆论监督在发挥人民民主监督方面，发挥着其群众性强、辐射面广、时效性快、透明度高、震慑力大等其他监督形式不具备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逐步健全，人们的民主监督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和分析鉴别客观事物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也促使新闻舆论监督水平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监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功能，是强化用正确舆论
引导人的一种特殊的舆论表现形式，是正面宣传的延伸，是传媒运用唯物辩证法强化新闻业务指导性、权威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于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于针贬时弊、弘扬正气、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应该看到，在深化改革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管理又跟不上，有的单位和不法分子乘机钻空子，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横行霸道，打击压制提意见的群众；有的执法部门执法不严格，甚至执法犯法，制造假案、错案，群众上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而对群众的呼声，新闻舆论监督应该义不容辞地帮他们解难、帮政府排忧。需要指出的是，新闻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舆论工具属于党和人民，新闻舆论监督，其实质就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它体现了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宣传工具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也体现了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宣传工具对社会进行监督。新闻舆论媒体的记者和通讯员有责任有义务搞好这项工作，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既要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又要当好党和政府工作的帮办人。
换句话说，就是既要站在大局的利益上替老百姓说话搞批评，又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去搞好自我批评。除此之外，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介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发言权、行政权、参与权、监督权。而新闻工作者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监督一旦转化为新闻舆论监督，这种强大的民主监督力量必将成为党领导人民同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
大众传媒的功能之一是舆论监督，与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不同，舆论监督不是通过具体的、带有强制性的手段实现的，而是通过舆论的影响力来实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因其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公开程度大，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引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件事情，报纸一登、电视和电台一播，便唤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并且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舆论监督要对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落后的、消极的、阴暗的，总之是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揭露，以明辨是非、扶正祛邪；由于舆论监督主要是通过新闻传媒对那些不良倾向、不道德行为、不合理现象进行曝光，以引起大众的评论和社会的谴责，因而很自然会遭到阻力。近些年来，对舆论监督进行抗拒，对媒介曝光实行抵制，公然干扰报纸、电台、电视台正常工作，甚至殴打正在开展采访、录音、录像的记者和编辑的事，屡有发生。事实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舆论监督任重道远，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不断理解和支持。
总而言之，舆论监督不仅是医治社会痼疾的一剂良药，而且是广大人民群众行使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有效途径，也是其主人翁地位的直接体现。新闻舆论监督不是记者个人的行为，其实质是人民民主监督，人民通过舆论渠道对社会事务、社会不良的现象进行监督，行使自己的权利，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评判社会的标准。我们坚信，在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国传媒经过不懈的努力，舆论监督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样式将越来越丰富，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大。当然，对于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推动作用也将越来越大，这是毫无疑义的。
“扒粪者”会不会扔掉粪耙？
2010-08-31 07:18:00来源: 新闻晨报(上海)
前天，方舟子遇袭，幸好只受了轻伤。事情显然与方舟子打假有关。前不久我才知道，另一个与方舟子同姓的《财
经》编辑方玄昌，也因为参与方舟子的打假，在更早些时候，被两个歹徒用钢筋袭击，伤得相当重。
有点仇怨，就收买黑社会，动辄废人条腿或者废条人命，这样的事，在中国社会早就不新鲜了。这样的事情，还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民间有了冤情，负屈含冤者从官方渠道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公正，又不肯罢休，于是求助黑社会；还有一种则是自己明明就是骗子，或者干的是不公道的事，被人揭露，断了财路或名声受损，于是挟私报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或者让人闭嘴，或者干脆致人死伤。
方舟子和方玄昌的被袭，理应属于后者。但是，人们知道，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惹出人命的事情（据方舟子自己讲，袭击者明显也是要他的性命），风险很大。被袭者的名气越大，风险就越大，因为受关注度高，警方破案压力大，侦办自然卖力些。方舟子多年来以打假闻名全国，属于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
方舟子打假，干的实际上是媒体人的“扒粪”事业（编按，“扒粪者”语出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原指那些致力于揭露不公和腐败、具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直言不讳，穷追不舍，在打假主要局限于学界的时候，已经让某些名头很响的大人物头痛不已。当打假的面扩大到社会上，打到企业家、官员，神医乃至神仙头上的时候，结仇可就多了。今天看来，当初方玄昌遇袭，就是对方舟子的一种警告。
在民国时期，记者也经常“扒粪”，有时候，有名的媒体，如果长期没有惹到来头很大的人，不扒点粪，似乎就不够意思。在报业发达的上海，也经常有人买通黑社会去报复记者，但是，这种对媒体人的报复，最常见的，是泼他一身大粪，顶天了找人打记者一顿。动辄致人死命的事，还真不多见。记者因言获罪被杀，也就是摊上了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土匪和流氓出身的大帅。刚打下天下的蒋介石帮会习气依旧之际，也曾暗杀过跟他过不去的申报老板史量才，但后来这种事就不大敢干了。
而从近期一系列事件来看，对“扒粪者”的打击报复已渐成风气。有些人全然不在乎社会的公义，无所顾忌，不管你是谁，有多大的风险，谁挡了我的道，谁就得死。可以预计，如果方舟子遇袭的案件最后不了了之，后果会有多严重。也许，社会就不再会有揭弊的人，即使有，也只能在暗中进行，媒体人只能噤声，再大的不公，也只有听之任之。说得严重点，只能逼民众自己用非常方式解决问题。
当然，方舟子遇袭事件，还真的有可能破不了案。尽管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线索很多，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主使者来头很大，手眼通天，事先又策划周密，事后安排妥当，最后成为死案的可能性，也不是全然没有。我想，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仅非媒体人之福，也非社会之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