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 摘要：《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贪污贿赂类罪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外延，拓展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围，表现了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案件的决心和信心，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呼应的国立法。《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之后，增加了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这一规定在社会上叫好之声不绝于耳，在司法界引起不少的争议，究竟如何把握和适用这一罪名，本人认为应在比较中准确把握该罪名的涵，才能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关键词：受贿罪；法律适用；实践认定 一、此罪与彼罪的比较分析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比较分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与普通受贿罪的共同点是两罪在本质上同属于贿赂犯罪类罪，两罪的犯罪主体都应当是特殊主体，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犯罪，犯罪对象表现为财物。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往往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1]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同时又破坏了正常性的经济交往，也就是说两罪所侵犯的法益都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所以利用影响力受贿与普通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具有相同性。尽管两罪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两罪仍存在细微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的主体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主要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犯罪主体是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而受贿罪的主体则是国家工作人员。 2.犯罪的客体不同。从我国刑法理论来分析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它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另一方面又侵犯了公权力的正常运行，扰乱了公权力的运行秩序，受贿罪所侵犯的通常是简单客体，即是国家工作地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3.犯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不同。一是行为方式不同。利用影响到力受贿罪的行为人自身并无职权可利用，必须利用他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影响，受贿罪是行为人利用自己具有的职权或地位谋取利益；二是行为复杂程度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通常涉及三方主体或四方主体，即行为人、请托人、实施职务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及被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为涉及两方主体即行为人和请托人；三是行为要件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而受贿罪则是以“谋取利益”为成立要件。[2]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罪的比较分析 两罪都表现为行为人从中斡旋说和，为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关系疏通，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两罪也存在不同之处：1.犯罪主体方面的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要表现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即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

11,12,13司考真题卷四刑法案例

司考卷四共7道题，按顺序来分别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刑法，刑诉，民法，民诉，行政法或者商法，综合题，其中第一题是简答题，中间五道题是案例分析题，最后一道题是论述题。（Celine&李韦红整理） 2011年 二、（本题22分） 案情：陈某因没有收入来源，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使用该卡从商场购物10余次，金额达3万余元，从未还款。（事实一） 陈某为求职，要求制作假证的李某为其定制一份本科文凭。双方因价格发生争执，陈某恼羞成怒，长时间勒住李某脖子，致其窒息身亡。（事实二）陈某将李某尸体拖入树林，准备逃跑时忽然想到李某身有财物，遂拿走李某手机、现金等物，价值1万余元。（事实三） 陈某在手机中查到李某丈夫赵某手机号，以李某被绑架为名，发短信要求赵某交20万元“安全费”。由于赵某及时报案，陈某未得逞。（事实四）陈某逃至外地。几日后，走投无路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交待了上述事实二与事实四。（事实五） 陈某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将自己担任警察期间查办犯罪活动时掌握的刘某抢劫财物的犯罪线索告诉检察人员，经查证属实。（事实六）问题： 1.对事实一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对事实二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3.对事实三，可能存在哪几种处理意见（包括结论与基本理由）？ 4.对事实四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5.事实五是否成立自首？为什么？ 6.事实六是否构成立功？为什么？ 参考答案： 1.对事实一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因为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触犯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数额较大，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二者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从一重罪论处，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2.对事实二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因为长时间勒住被害人的脖子，不仅表明其行为是杀人行为，而且表明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 3.对事实三主要存在两种处理意见：其一，如认为死者仍然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盗窃罪；其二，如认为死者不可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侵占罪。 4.事实四成立敲诈勒索罪（未遂）与诈骗罪（未遂）的竞合。因为陈某的行为同时符合二罪的犯罪构成，属于想象竞合。陈某对赵某实行威胁，意图索取财物未果，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陈某隐瞒李某死亡的事实，意图骗取财物未果，构成诈骗罪（未遂）。由于只有一个行为，故从一重罪论处。 5.事实五对故意杀人罪与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成立自首。因为走投无路而投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 （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 案情概述 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 意见一： 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纪要》规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意见》指出：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纪要》与《意见》对受贿罪共犯标准的规定存在冲突，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 第一，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帮助犯；第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教唆犯。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应先查清他们和

经验总结：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正通过《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范围，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明知特定关系人受贿，未退还或上交，可以认定为具有受贿的故意；而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如何与《刑法》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相区分还存在争议。本文将主要以实践中如何区分前述两种情况为讨论重点，明确事后共同受贿的认定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款物的处分意识表示，否则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 2016年4月18日两高配合《刑法修正案（九）》中职务犯罪的相关条文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贪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检法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该解释出台时间较短，在实践中，对个别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笔者借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和认定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期能有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立法背景

在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实践中有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收受贿赂的案件的认定，必须依托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该“身边人”构成共犯，利用共犯理论来处理这类案件，追究相关“身边人”的刑事责任。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贿赂意见》）中，就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第三人，第三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实践中的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这类“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接受被国家工作人员授意的请托人给予财物，按照共犯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受贿罪。 但是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存在“特定关系人”直接绕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形成的身份和地位，完成请托人的请托事项，收受贿赂的情形。这类案件，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知晓，构成受贿共犯毋庸置疑，但事先的知晓和共谋的证据往往难以查证属实，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撑；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对“特定关系人”的贿赂行为并不知情，共犯的成立就存在一个共同犯意的缺失，难以使“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而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即使实施了贿赂行为，因为主体身份的缺失，亦无法定罪处罚。于是，为了扎紧反腐败的“篱笆”，《刑法修正案（七）》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直接定罪，突破了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的局限性，直接将那些共同犯意不明的特定关系人定罪处罚。于是在实践中，那些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身边人”，直接以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而那些无法证明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贿赂案件，则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填补。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内涵及其本质 随着我国反腐倡廉纪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一些贪腐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有力的惩处，但是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案件不断出现，另外，一些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然会有利用在职时形成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是收受请托人财物也层出不穷。这些案件这些行为严重玷污了国家工作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作为犯罪追究。另外，我国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18条对影响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将“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构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中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些部门提出，为适应反腐败的需要，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应当修改完善，与公约衔接，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13条在《刑法》第388条下又增加了一款，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其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新罪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即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①有的学者将影响力划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是权力因素在组织和社会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强制性影响,以外推力的形式发生作用,具有不可抗拒性、强迫性和外在性的特点。而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自身的非权力因素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力。它是由领导者的人格因素引起的,为被领导者认可,以内驱力的形式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心理与行为的一种力量。与权力性影响力相比,非权力性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十分广泛,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尊敬、依赖、钦佩、崇拜的基础上,为被领导者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不具有任何强制色彩和驱使感。有的学者主张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只能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笔者认为，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存在权力性影响力。例如，行为人利用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职权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所掌握的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形成意志上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会左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进行职务活动时的选择，后者在进行职务活动时会考虑违背前者意志带来的不利后果与顺应前者意志所能获得的收益。“地位”是指基于国家工作人员所担任的职位层级与利用职务所掌握的资源而由社会的评价所产生的价值，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会产生潜在的、可能的影响，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依其要求实施职务行为，对以后的工作、利益和资源的获取可能 ①[美]约翰.P.科特：《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受贿罪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浅析

受贿罪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浅析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当前理论界争议较多的受贿罪共同犯罪若干问题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就受贿罪共同犯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共同受贿问题”，笔者认为各行为人一般来讲均构成受贿罪，但也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一）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是共同受贿成立的前提；（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级别）的高低，不能作为划分共同受贿的犯罪人中主犯、从犯、胁从犯的依据。对“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亲属共同受贿问题”笔者结合当前学术界存在的争论，对下列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亲属能否成为受贿罪的共犯；（二）亲属能否成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教唆犯、帮助犯以及共同实行犯。在第一个问题中，笔者对学术界存在的肯定说与否定说的争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在第二个问题中，笔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无身份者能否成为有身份者实施的纯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二是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对“单位参与的共同受贿问题”笔者就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参与实施受贿犯罪的情况分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一）单位能否作为共同犯罪主体；（二）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问题的认定；（三）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的犯罪人分类。在第一个问题中，笔者阐明自己赞同肯定说，并说明了理由。在第二个问题中，笔者列举了学术界存在的几种观点，并一一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在第三个问题中，笔者把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的犯罪人分成四类，并一一做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受贿职务便利共同犯罪 ; 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是一个情况复杂、争议较多的问题。理论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引起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的诸多困惑。笔者试就受贿罪共同犯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共同受贿问题”、“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亲属共同受贿问题”、“单位参与的共同受贿问题”进行一些粗浅探讨。 一、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共同受贿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共同受贿是指两个以上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履行国家工作人员职责的人共同故意受贿。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为人一般来讲均构成受贿罪，但也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一）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是共同受贿成立的前提 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行为人通过意思的传递、反馈而形成的，明知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并且明知共同的犯罪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具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各行为人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在和他人相互配合共同实施犯罪。第二，各行为人明知自己与他人相互配合而实施的犯罪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第三，对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采取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两个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他们可能同为一个单位，也可能分属不同的单位，可能在职务上具有上下级关系，也可能处于一种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在共同受贿中，可能参加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各自利用了自己

2017年司法考试卷二刑法学基础考点：受贿罪

2017年司法考试卷二刑法学基础考点：受贿罪 受贿罪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贿赂：既包括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债权的设立，债务的免除。但不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升迁职务、迁移户口、升学就业、提供女色等。在西方许多国家，贿赂不仅包括财产性利益，而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二)特殊受贿： 1.斡旋受贿(间接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2.变相受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9日通过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增加了以下受贿形式：交易型受贿、干股分红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受托理财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干薪型受贿、特定利害关系人受贿、权属未变更型受贿。 3.离职后受贿：必须事先约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三)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区别： 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 2.是否有共同犯罪故意不同：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如果将收受财物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告知了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如果没有告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12年)副县长赵某带队前来开展拆迁、评估工作的验收。李某给赵某的父亲(原县民政局局长，已退休)送去1万元现金，请其帮忙说话。赵某得知父亲收钱后答应关照李某，令人将邻近山坡的树苗都算到李某名下。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文摘要：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要件立法完善 一、立法背景、意义和定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反****的力度，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公约，确认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特别是《联合国反****公约》(以下称《公约》)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故意地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现象，我国有必要对这种身边人的受贿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加大反****的力度。 本罪的确立是对我国受贿犯罪法律体系的完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容，是刑法界的一大进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

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理论和实践上的定性都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对关系密切、近亲属等弹性概念做出明确量化，准确确定它们的范围，这样才能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更好的惩治****犯罪。 (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近亲属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上的内涵确定，但是在法律文化上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不外乎在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法律位阶对近亲属这一概念的规定不一致，以至于产生适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通意见》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更是扩大了范围，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种现象使得原本确定的近亲属概念变得十分不明确或宽或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共同受贿件若干问题的研究武彬.doc

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武彬- 摘要：共同受贿和单独受贿相比有许多特殊之处，在分析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的难点进行研究，并阐释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作者陈述了预防共同受贿犯罪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共同受贿；对策；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共同受贿现象逐渐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由于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大力查处和严厉打击，慑于法律的威严，有些欲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敢直接接受他人财物，转而曲径通幽，由配偶、亲戚或朋友代为收受，自己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方式能给受贿人带来许多方便，不少腐败分子便以这种积极的方式隐蔽地进行着“权力寻租” 的交易。而对法律界来说，这种新的受贿方式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给思考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犯罪主体如何界定；认定共同主观故意的证据如何提取；此类案件如何预防等等。本文现就共同受贿案件的特点、实践中认定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共同受贿案件的预防工作做一初步探讨。 一、与单独受贿案件相比，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受贿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则不一定全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其他的共同受贿人则可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亲属或是朋友。在理论上，共同受贿人可以是两人以上，同时涉及配偶、亲属和朋友。但是在实践中，共同受贿人出于保密性的考虑，多控制为两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这也是“家庭财产夫妻共同所有”这种特殊情况造成的。 （二）犯罪主体的反侦查意识很强，预审时顽抗心理很重。在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具有几十年业务经验的人才，在本行业内一般属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为了避免身败名裂，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贿之前就和共同受贿人一起商量好如何收受财物才安全，万一东窗事发应如何应付纪委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如何利用行规来规避法律、逃脱法律制裁等等，反侦查意识极为强烈。这也使得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能够装得十分坦然，矢口否认共同受贿的事实。 （三）犯罪手段日趋多样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反贪污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很多受贿手段已经被侦查人员所掌握，不少蠢蠢欲动的”边缘人”勤于“学习”，不断观看揣摩各种反腐倡廉的影片，研究各种纪实案例，苦心钻研“安全”的受贿手段。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民主与法制研究 [收稿日期]2010-10-08 [作者简介]王萍（1975～），女，甘肃省通渭县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2011年第1期No．12011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YiLi Prefecture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王萍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内容提要]《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利用影响力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罪名补充规定(四)》中，又将这种犯罪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于打击腐败，加速我国法治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进一步概括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与其它罪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内容。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立法背景区别界限缺陷及完善 [D O I 编码]doi:10.3969/j.issn.1674-6287.2011.01.097［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87（2011）01-0097-03一、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在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下简称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一）从国内看,将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为了填补我国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对这些关系人无法规制的漏洞 关系人参与受贿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受贿犯罪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类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只承认自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对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一事则声称并不知情;关系人只承认自己代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而对自己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则坚称并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受贿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国传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往往感到非常无奈。 由于我国刑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因此,要想认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往往比较困难。在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如果各共犯人的分工不同,那么就要求每个共犯人不仅要明知自己的行为内容,而且还要对其他共犯人的行为具有明知,才成立共同故意。具体而言,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存在明确分工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关系人负责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只有在二者互相明知对方的行为内容时,他们才具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否则,就没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也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因此,检察机关就不能指控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构成受贿 ·97 ·

关于贿赂犯罪若干问题再思考

关于贿赂犯罪若干问题再思考 摘要：针对新刑法有关贿赂犯罪的规定，作者提出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利益”的受贿罪要件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罪要件；同时，贿赂犯罪对象应包括“一切不正当利益”和受贿罪数额起点宜再降低。 关键词：腐败；贿赂；犯罪；要件 贿赂犯罪是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罪名的总称。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设专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体现了从严惩治腐败的立法精神。然而，纵观新刑法分则第八章对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却很难说新刑法体现了严惩腐败的精神，相反，新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仍若隐若现地体现着刑法面前的官民不平等。因此，有必要对贿赂犯罪的若干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为他人谋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的要件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在刑法理论界，“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1}。“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利益的条件，方能构成受贿罪”成为众多学者的一致主张，而对什么是“为他人谋利益”，却存在着多种意见。有人认为，“为他人谋利益”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交换条件，为他人谋利益是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2}；有人认为，“为他人谋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贿赂与权力相交换而达成的一种默契，是受贿人许诺或答应为行贿人谋利益的一种心理状态或意图，属主观要件的范畴{3}。 笔者认为，客观要件说把“为他人谋利益”看作一种行为，扩大了受贿行为的外延，必然导致放纵那些收受他人贿赂却没有为他人谋利益或者虽实行了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但未能成功、或者虽承诺为他人谋利益却未实施谋利行为的犯罪分子。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利益”是一种心理意图，必然轻纵那些只非法收受贿赂而并不打算为他人谋利益的犯罪分子，有悖于惩治腐败。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利益”既不应作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也不应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为他人谋利益”不应成为认定受贿的要件。理由是： 1．从受贿罪的本质看，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李金明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100081) 摘要: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解决贿赂犯罪证明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接轨,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在构成要件方面与其他贿赂犯罪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关系人0参与贿赂犯罪可能涉嫌四种犯罪类型,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定罪量刑。 关键词:5刑法修正案(七)6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关系人0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6(以下简称5刑法修正案(七)6)。5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规定,在1997年修正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6(以下简称5刑法6)第38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5刑法修正案(七)6公布以后,对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其中的第13条的规定,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均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为对解决分歧有所助益,笔者拟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若干法律问题作些研讨。 一、立法背景分析 5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之所以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下简称/关系人0)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一)从国内看,将/关系人0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对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的新挑战 近些年来,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关系人0共同受贿的现象比较普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正义网中的/贪官档案0栏目公布的案情看,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关系人0共同受贿的比例达81%,在有些地方,夫妻联手作案,共同受贿的比例高达90%以上。1/关系人0参与受贿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受贿犯罪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类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关系人0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只承认自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对/关系人0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一事则声称并不知情;/关系人0只承认自己代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而对自己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则坚称并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受贿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国传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往往感到非常无奈。 11由于我国刑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因此,要想认定/关系人0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往往比较困难。 5刑法6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0。据此,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3个条件:(1)主体条件。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2)客观条件。共同犯罪的 # # 105

受贿罪论文关于受贿罪的论文：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受贿罪论文关于受贿罪的论文：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摘要: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影响力”的含义是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为了更好的理解“影响力”,我们不能忽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本罪设立的影响。因此,在对中国刑法典和该公约对比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影响力”的含义和分类,分析了行为人表现出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定性的关系,以期待对刑事立法、司法有所帮助。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所谓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这一规定扩大了受贿类犯罪的主体,将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纳入到了受贿类犯罪的主体,这不仅是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从《公约》起草时起就一直积极参与,并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2005年10月27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签署与批准就表明了我国对该公约所规定内容和机制措施的认可和赞同。《公约》第15条规定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的行为,即“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二、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公约》也对“影响力交易”行为进行了规制,具体内容是第18条“影响力交易”,即“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

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doc.pdf

摘要 近年来，官员受贿落马案例不断见诸媒体或报端，受贿犯罪也逐渐踏出法律人的“私邸”而“走人寻常百姓家”，常常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受贿罪是腐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本文简单讲述了受贿罪的主体的界定及立法演变，通过对受贿罪中疑难问题的分析，并,联系国际公约和国外有关国家及中有关贿赂的立法规定,从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实际需要出发，笔者对受贿罪的一些争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及对我国受贿罪体系的前景做了展望。 关键词：受贿；疑难问题；犯罪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fficial bribery case constantly appear in the media or in the newspapers, the crime of bribery has gradually stepped out of the legal person of "private" and "leave the homes of ordinary people", often become the talk of the town. Bribery is a main form of corruption, but also a typical post crime.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definition and the legislative evolution of the subject of acceptance of brib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in the legislation, and contac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bribery,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need of our country current bribery crime,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of some controversy to put forward its own views and to the bribery crime system of our country has done a prospect. Keywords: bribery;The difficult problem；Crime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研究 内容摘要：近年来，为加强党政队伍的廉洁性建设，建设法治社会，反腐工作已成为改善社会环境的重要工作内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对应对贿赂犯罪的多样性特点及有效打击相关主体实施贿赂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实现了司法工作的重大突破及刑法体系的逐步完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及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对该罪适用主体的具体认定问题存在较多争议，如，“近亲属”适用依据，“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含义，“关系密切人”的具体范围等问题，正确认定及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则是解决上述问题。 关键词: 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关系密切人

一、利用影晌力受贿罪相关理论 （一）利用影晌力受贿行为的入罪动因 （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形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明确影响力交易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并指出一般主体企图利用公职人员所具有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好处，而公职人员利用其所具备的便利条件即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好处的条件并收受相应报酬的行为系影响力交易行为的两个对应层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行贿主体和受贿主体意图或实际滥用所实际具有或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与否判定该行为是否属于影响力交易行为，但该行为性质的具体认定问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由司法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该条文的法律意义在于将影响力相关的交易行为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我国刑法体系中虽然将受贿罪及斡旋受贿罪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但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特定关系所形成之影响力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并未涉及。为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及国内反腐斗争的开展，使我国立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将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势在必行。 （2）国内现状 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人际关系网也错综复杂。基于血缘、工作、感J 清等因素所缔结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父子、同事、雇佣、夫妻等各种形式，而各类关系均能对彼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现实生活中，请托人往往在感知具备相应影响力的主体方面具有灵敏的洞察力，而受托人又因抵挡不住金钱诱惑或碍于情面等因素积极应允，使得双方达成“合意”，从而滋生了腐败的现实困境。“‘影响力’是指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或改变对方心理活动或行为表现的某种能力。”5如何从法律层面界定这一概念，则涉及到对影响力的判断问题。法律层面的“影响力”来源于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而“利用影响力”主要指利用生活中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的特殊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带有消极色彩。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由于对该层关系的不正当利用行为日益普遍，使得司法实践中未在受贿罪及斡旋受贿罪规制范畴的变相受贿行为频发。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变相受贿及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收受不正当利益的新一类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论文关键词: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个人占有 论文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对刑法163条的修正,将该条罪名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反映出了该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喜爱一些新特征;淡化刑法对法益保护中的公权性质,扩大职务行为的非管理化;充实“以个人占有的”的主观要件。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有利于准确把握立法旨意。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的司法解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中对刑法163条修正后的罪名确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取代了原“公司、人员受贿罪”罪名。《刑法修正案(六)》出台后,就第7条的罪名认定,学界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应定“商业受贿罪”,但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是以“公司、、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加以认定。同一法条的内容,以不同视觉切入,得出相左结论,颇耐人寻味。但无可置疑的是,“两高”对该罪罪名的确立,将会对我们在今后的执法和司法中理解和把握该条的立法旨意大有裨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较之于原刑法条文,《刑法修正案(六)》(对于163条)的修订,似乎只及于犯罪主体范围的扩大,但由于犯罪构成是由法定主、客观要件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一个要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乃至于改变犯罪成立的界域及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按照刑法学通说认为:“罪名是对犯罪本质特征或者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 “两高”确定的这一司法罪名,将会给我们理解和把握修正后的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据笔者意见,“两高”这一罪名的命题,正是在贿赂犯罪的界域中明确划分了利用公共权利的受贿与利用非公共权利的受贿两种类型。这一划分也正契合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反受贿犯罪的定罪机制,该《公约》恪守腐败犯罪源于职务的特质,将实施腐败犯罪的行为主体明确定位于二级多元的犯罪主体体例:一级的受贿主体是公职人员,包括国际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另一级的受贿主体是私营部门的领导或任何人员。受贿罪的实质就是权利寻租,实行权钱交易。由于公权力与私权力的性质不同,在受贿犯罪中利用权力受贿起到的作用其效果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