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序》原文及译文

钟嵘《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

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瞻，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

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从《诗品序》看钟嵘对诗歌性情说的论述 【摘要】：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诗品序》为《诗品》一书的理论总纲。“性情”二字是《诗品序》的全篇的眼目，也是钟嵘对诗歌本质的概括，从序文开篇的“摇荡性情”到文中的“吟咏性情”，乃至全文都围绕着这个诗歌的根本精髓而展开论述的。《诗品序》中所反映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歌美感论等都足以垂远后世,沾溉后人,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诗品序钟嵘性情 【正文】： 钟嵘（约468——518 ），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生活于南朝的齐梁时代。据《南史? 钟嵘传》记载，钟嵘是东晋名臣仲雅的七世孙，出身是门阀世族，但钟嵘的父亲仲蹈，仅做齐国的中军参军，家世衰落。 《诗品》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诗学研究的开始。此前关于诗的研究多为经学之附庸，并仅囿于《诗经》。而《诗品》则首次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一般的五言诗歌上，而且完全从审美角度来探求诗歌的艺术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代将《诗品》称为“百代诗话之祖”，并与《文心雕龙》相提并论。清代的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2] 一、性情说的由来 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开展而逐渐加深的。而对诗歌本质属性的确定,又是《诗品》创作论、鉴赏论的出发点和钟嵘诗学理想的基石。 先秦时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也说:“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 。这些都把诗看成是人的思想表达方式。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有了提高《,诗大序》在肯定“诗言志”的同时又强调“情动于中”,并明确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是说,诗不仅言志,还要抒情;诗起着感化、鼓舞和教育人的社会作用。显然,这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无疑是大大前进一步了。 魏晋时期,文学蓬勃发展并已经成为“一个自觉时代”,诗歌也出现了一个“俊才云蒸”的黄金时代。陆机《文赋》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突出了诗歌内容的“缘情”,而且强调形式上的“绮靡”,即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感情和华美的艺术形式。刘勰《文心雕龙》亦高度重视审美过程和审美结晶中所体现和凝结

钟嵘《诗品》译文

十、钟嵘《诗品》译文 《诗品序》译文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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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钟嵘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用（人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钟嵘《诗品序》原文及译文word

钟嵘《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 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 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 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 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蹶。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

诗品

诗品 【作者简介】钟嵘（468－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钟嵘出身世族，“好学，有思理”，精《周易》，有辞章修养，在南朝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出仕后，先为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军、司徒行参军等职，后任衡阳王萧元简记室、晋安王萧纲记室，并卒于记室任上，故世称“锺记室”。 【书籍简介】《诗品》，南朝·梁钟嵘撰理论批评专注，共三卷。《诗品》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显然作于作者晚年，即梁天监十二年（513年）以后至其逝世的大约四、五年间。本名《诗评》，唐、宋时两个名称并行，后来便只称《诗品》，沿用至今。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

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

钟嵘《诗品》

钟嵘《诗品》 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

钟嵘《诗品》读后感

钟嵘《诗品》读后感 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是一篇概括性的评论文。如史记记录帝王生平一般，《诗品》较为全面的描述了这段时期诗人的整体风貌和思想品质，活脱脱像极了当今的诗人素质评价。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钟嵘看来，对诗而言，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 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但在另一方面，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等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藐视他人的原则错误，但事实上，前人的影响也确实不容否认。另外，就自身文体而言，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三是重视诗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 对于其对现实文学的不满主要有： 1.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

钟嵘 滋味说

论滋味说 诗话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文体，用来评论诗歌、诗人、诗派以及记录诗人故实，对于推进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第一部诗话，钟嵘的《诗品》详细论述了五言诗的创作和相关理论，其文学理论批评内涵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相媲美。对此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作过分析：“《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留别也”。 《诗品》与《文心雕龙》，是齐、梁时代文艺评论界的重要著作，《文心雕龙》兼论诗文，其中的接受理论侧重于从文学接受者的角度讨论主体条件、审美条件和审美功能等；《诗品》则专论五言而不提文章书中的主要观点，针对五言诗当时的诗风而发，侧重于“文学接受的实际运作”①。钟嵘偏重于实际运作的文学接受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滋味”说。以“味”论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内容的重要内容之一”②，滋味说则是一个系统性理论性的直接源头，对唐代司空图的“韵味说”和“味外之味”，宋代苏轼的“至味论”、乃至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都有重要影响，从而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审美批评的重要内容。欲要探究“滋味”说的主要内涵，首先要对“味”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范畴的起源做一番梳理。 一位西方人曾将日本菜和中国菜作以对比，提出“日本菜似乎只是为眼睛而做，中国菜却是为舌头而做”，的确，作为饮食大国，中国人不但讲究吃的种类，而且对舌头所能感受到的滋味也格外重视。不仅如此，中国人也极善于用“味”来欣赏文艺，任何能带来独特审美感受的文学类型，都可以用“味来评价”，似乎“味”已经成为最普通的日常审美标准。真正探寻“味”作为文学艺术美感作用的意义，起源深远。 早在先秦时代，“味”这一概念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不过并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用于思想文化领域，而是指舌头尝东西所得到的感觉、鼻子闻东西所得到的生理感受。如《左传·昭公元年》中记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也有《国语·郑语》也说“五味以调口。”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在口味的本义上使用“味”的概念。后来，人们才逐渐在各种文艺领域使用这些概念，如《论语·述而》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为斯也！”孔子用“味”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感触，听着韶乐竟然三个月都想不起肉的味道，这是从音乐中满足了精神世界，便弱化了物质需求，也将“味”从普通的胜利感受层面分离出来，为其赋予了一种更高雅的含义。用“味”解释音乐、文章、言语所带来非凡体验的情况一直处于发展中，其

钟嵘《诗品序》原文及译文

钟嵘《诗品序》原文及译文 原文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地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

钟嵘 讲稿

钟嵘《诗品序》解读教案 【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钟嵘《诗品序》的主要理论主张 【教学重、难点】对感物说、抒情论及“自然”美学原则的理解 【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辅以启发和提问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教学课时】1学时 【教学资料】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 【教学内容】 三、《诗品序》的思想阐发 （一）论诗歌的产生与本质 1.诗歌产生于外物对人的感情的激发——感物说 钟嵘认为诗歌产生于外物对人的感情的激发，即感物说，《诗品序》的开篇就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气候能使自然景物发生变化，而景物变化又能感动着人心，使人的感情就受到激动，从而把内心的情感抒发出来，就形成了舞蹈、诗歌、音乐，或者说是艺术。可以看出，钟嵘主张诗歌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的性情受到了外界事物的感召和激动，他强调了外物刺激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这种“感物起情”的说法由来已久，并且是逐步发展的： 它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的产生是从人的内心发出的，而人心、情感的波动又是由于物的触动，这里的“本”，是指根本、根源于的意思。这是这种“感物”说的首次提出，但是并没有对物的内容作具体说明。

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出文学创作产生于外物对主体情感的触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随着季节的变迁，人们慨叹时光的流逝；看到万物千姿百态，又思绪纷发。深秋季节，树叶凋落，心中感到悲凉；阳春三月，看到枝条柳嫩，心里又非常高兴。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离不开自然景物、四时变化对作者情感有触发与刺激作用。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这一问题也有论述： 他一方面提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另一方面在《时序》篇中，也开始强调“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刘勰不仅注意到了自然景物的作用，也注意到了社会生活以及时代的作用，这是理论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没有明确社会生活的内容。 到了钟嵘，不仅继承了“感物起情”的传统，更对这一传统有所发展，他对“物”的内容做了更加明确的分析： 一方面继续强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自然景物、气候变化对作者情感的触动。 另一方面也具体指出了社会生活内容对诗歌创作产生的重大作用，他列举了种种生活情境：“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一幅幅的生活场景，也同样感动着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去把它表达出来。钟嵘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穷达荣辱，也看作是诗歌创作产生的根源，这是钟嵘的创见，也是他对“感物”说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以《诗经》第一篇是《关雎》为例，说明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水中陆地上的水鸟的和鸣触发诗人内心的情感，感叹美好的女子应和君子相配，是以雎鸠来起兴，它触动了诗人敏感的心灵。紧接着，依然如此，由采摘水中的水草，诗人联想到了君子对淑女的追求；荇菜的流动无方，又联想到了淑女的难求；荇菜的采之、芼之，又联想到淑女的求而得之。可以说，这首诗应该是在雎鸠、荇菜等景物对诗人情感的触发下创作出来的，其中景对情具有很大的触动作用。中国诗歌历来就有比兴的传统，“兴”，强调的正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景生情，突出了外物的感召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文心雕龙46物色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物色原文及翻译 （一） 春秋代序1，阴阳惨舒2；物色之动，心亦摇焉3。盖阳气萌而玄驹步4，阴律凝而丹鸟羞5；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6，英华秀其清气7；物色相召，人谁获安8？是以献岁发春9，悦豫之情畅10；滔滔孟夏11，郁陶之心凝12；天高气清13，阴沈之志远14；霰雪无垠15，矜肃之虑深16。岁有其物，物有其容17；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8。一叶且或迎意19，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译文〕 春秋四季不断更代，寒冷的天气使人觉得沉闷，温暖的日子使人感到舒畅；四时景物的不断变化，人的心情也受到感染。春天来到，蚂蚁就开始活动；到秋天降临，萤火虫便要吃东西。这些微小的虫蚁尚且受到外物的感召，可见四季变化对万物影响的深刻。至于人类，灵慧的心思宛如美玉，清秀的气质有似奇花；在种种景色的感召之下，谁又能安然不动呢？所以，春日景物明媚，人便感到愉悦舒畅；夏天炎热沉闷，人就常常烦躁不安；秋日天高气清，引起人们阴沉的遥远之思；冬天霰雪无边，往往使人的思虑严肃而深沉。因此，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这些不同的景物表现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随景物而变化，文章便是这些感情的抒发。一叶下落尚能触动情怀，几声虫鸣便可勾引心思，何况是清风明月的秋夜，丽日芳树的春晨呢？ 〔注释〕 1 代：更替。序：次序，指四季的次序。 2 阴阳惨舒：即阴惨阳舒。张衡《西京赋》：“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文选》卷二）阴：秋冬寒冷的时候。惨：不愉快。阳：春夏温暖的时候。舒：舒畅。 3 摇：动摇，这里指心情受到外物的影响而波动。 4 萌：开始。玄驹：蚂蚁。步：走动。《大戴礼记·夏小正》：“玄驹贲。玄驹也者，蚁也。贲者何也？走于地中也。”（引文据《四部丛刊》本，下同）贲（bēn奔阴）：通奔。 5 阴律：指某几种乐律，代表秋天。古代乐律分阴阳二种，古人曾以十二种乐律分配于十二月，但并不是所有的阴律都属于秋冬，这里只是借用阴律这个名称，来指阴冷的季节。丹鸟：萤火虫。羞：进食。《大戴礼记·夏小正》：“丹鸟羞白鸟。丹鸟者，谓丹良也。白鸟者，谓蚊蚋也。其谓之鸟也，重其养者也，有翼者为鸟。羞也者，进也，不尽食也。” 6 珪（guī规）璋：古代聘问时所用的名贵玉器，这里泛指美玉。挺：挺拔。惠：即慧。 7 英华：美好的花。

钟嵘诗品中对陶渊明的评价

钟嵘诗品中对陶渊明的评价 钟嵘《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为后人所重视，然而历代诗论 家对 《诗品》 所评诗人的品第问题多有微词， 如所谓品陶不公， 第谢不允的指责。 《诗品》中被历代评论家所非议者，大约有魏武帝、魏文帝、宋征士陶潜、宋临 川太守谢灵运、梁左光禄沈约等几条，其中最甚莫过于陶潜条。《诗品》对所评 诗人的品第安排问题与那个时代的文学 观、钟嵘的文学观以及后来《诗品》和陶渊明 分别被接受的情况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故于此略申拙见。 《诗品》因其致流别之体例，所面临的第一个责难就是陶诗的渊源问题：其 源出于应璩， 又协左思风力。 宋叶梦得 《石林诗话》 卷下云： （钟嵘）论陶渊明， 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 一篇， 所谓下流不可处， 君子慎厥初者， 与陶诗不相类。 五臣注引 《文章录》 云： 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 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 名， 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 何期此老 之浅？盖嵘之陋也。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六亦云然。《江西诗派宗派图录》 山谷云：渊明于诗直寄焉耳，绛云在霄，舒卷自如，宁复有派？夫无派，即渊明 之派也。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果何所见而云然耶？清人沈德 潜对此亦有类似语。日本近藤元粹评《诗品》：陶诗实得诗人温厚之旨，为千古 一人，应璩、左思辈安得比拟哉。这些诗论家由于对陶渊明的推崇，表达出对钟 嵘这一推源溯流的不满， 仿佛应璩使陶诗大打折扣， 而实际情况如何呢？应璩的 五言诗以《百一诗》流传后世，诗讥切时事，讽规之意正与陶诗同，所谓语时事 则指而可想也。 且陶诗风格上亦与钟嵘所评应璩善为古语雅意深笃相类。 《诗品》 推源溯流之体例源于其所谓《七略》裁士，正如张伯伟所说：钟嵘运用推源溯流 法评论诗人时，其评语至少有两部分组成，即渊源论推溯诗人风格的渊源所自； 本文论考察诗人及作品的特色。 胡大雷更进一步指出： 钟嵘渊源论是或有或无的， 且推溯诗人风格的渊源所自，并不推溯至最源头而只考察其最近。也就是说，钟 嵘溯源只是其体例的一部分，且所溯之源，取距离所评作者时代最近者，而不是 将最上源也说出来，其说陶诗源于应璩，只是因为应璩诗中有与陶的共通处，且 与陶诗有共通处之诗人以应璩距陶渊明时代最近， 并不一定陶诗于应璩以上之诗 人没有相承处。 这样来看， 叶梦得等人怕因应璩而抑制陶渊明进而对钟氏进行责 难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他们只关注到其源出于应璩， 而忽略了又协左思风力之说，

钟嵘《诗品》

钟嵘《诗品》（电子文本） 本帖依据曹旭整理的《诗品》校正本（古直笺《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 与通行本颇有文字异同，内容略有差异，大家使用时务必核对。 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 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

晚次乐乡县原文-翻译及赏析

晚次乐乡县原文|翻译及赏析创作背 这首创作于唐高宗调露年间（679-681）。从诗中所写情况看来，此篇是由蜀入楚途中，从故乡蜀地东行，途经乐乡县时所作。 整体 陈子昂诗多以思理深邃、质朴劲健见长，此诗却以情景交融、韵味悠长见胜，在陈诗中别具一格，值得重视，由此也可见陈子昂艺术才能的多面性。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首联诗人从故乡落笔，以日暮相承，为全诗定下了抒写日暮乡关何处是（崔颢《黄鹤楼》）的情调。首句中的杳无际，联系着回头望的动作，虽用赋体，却出于深情。次句以孤征承日暮，日暮时还在赶路，本已够凄苦的了，何况又是独自一人，更是倍觉凄凉。以下各联层层剥进，用淡笔写出极浓的乡愁。 第三句承第一句，第四句承第二句，把异乡孤征的感觉写得更具体。三句中的旧国，即首句中的故乡。故乡看不到了，眼前所见河流、平原无不是陌生的景象，因而行之若迷。四句中的，意为边远之城。乐乡县在先秦时属楚，对中原说来是边远之地。道路即

二句中的孤征之路，暮霭之中终于来到了乐乡城内。 接着，诗人又放眼四围，以烟断、木平写夜色的浓重，极为逼真。烟非自断，而是被夜色遮断；木非真平，而是被夜色荡平。尤其是一个平字，用得出神入化。萧梁时钟嵘论诗，有所谓自然英旨的说法（见《诗品序》）。平字用得既巧密又浑成，可以说是深得自然英旨的诗家妙笔。颈联这两句的精彩处还在于，在写景的同时，又将诗人的乡愁剥进了一层。野戍荒烟与深古木，原是孤征道路上的一点可怜的安慰，这时就要全部被夜色所吞没，不用说，随着夜的降临，诗人的乡情也愈来愈浓重了。 写完以上六句，诗人还一直没有明白说出自己的感情。但当他面对寂寥夜幕时，隐忍已久的感情再也无法控制。一个抒情性的设问句如何此时恨，便在感情波涛的推掀下，从满溢着的心湖中自然地汩汩流出。诗人觉得，最使他动情的，无过于深山密林中传来的一声又一声猿鸣的噭噭声了。诗人自问自答，将荡开的笔墨收拢，泻情入景，以景写情，写出了情景交融的末一句。入暮以后渐入静境，啼声必然清亮而凄婉，这就使诗意更为深长悠远，抒发了无尽的乡思之愁。 从全诗艺术形象来看，前面六句诉诸视觉，最后这一句则诉诸听觉，在画面之外复又响起声音，从而使质朴的形象蕴有无穷的意味。前面说到，这首诗情韵悠长，正是表现在这寓情于景、以声音作结的末一句中。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末一句诗出于南朝沈约的《石塘濑听猿》诗，字面全同，而所写情景各异。由于陈子昂用人若己，妙过前

《诗品序》

《诗品序》 ——钟嵘一、作者简介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 二、原文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用（人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诗品[梁]钟嵘

诗品 四库全书本《诗品》????????????????????????????????????????????????????????????????????????????????????????????????????????????????????????????1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二十二[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诗品》????????????????????????????????????????????????7 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2 [宋]曾慥编《类说》卷五十一《诗品》??????????????????????????????????????????????????????????????????????????????????????????????18 [宋]陈应行编《吟窗杂録》卷二《诗品》??????????????????????????????????????????????????????????????????????????????????????????19 提要：臣等谨案：《诗品》三卷，梁钟嵘撰。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与兄岏、弟屿并好学有名。齐永明中为国子生，王俭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入梁，仕至晋安王记室，卒于官。嵘学通《周易》，词藻兼长，所品古今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毎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近时王士祯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惟其论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史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案约立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俗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史言亦不尽无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称王元长，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台新咏》亦惟融书字，盖齐梁之间避齐和帝之讳，故以字行，实无他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旧焉。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诗品卷一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云“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诗眇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讫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冀。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讫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也。[诗歌的功用、五言诗歌的历史]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赋，三曰比。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