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文理
理性选择文理，科学规划未来
2019年06月18日16:44:04 来源:原创访问量：650次作者:杨亚军
2018级的同学，仍面临选择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在此给2018级的各位家长和同学提供以下需重点考虑的因素，作为你们选择文理科时的决策参考。
上大学、学习、工作是孩子的事情，家长要充分信任和尊重孩子，并努力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家长可以将自己掌握的有关情况与孩子坦诚交流，平等对话。当然，孩子也要虚心听取父母的分析和建议，力争达成共识。家长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经验，不考虑孩子的意向和实际，强迫孩子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其实，尊重孩子的选择是给孩子今后学习的动力和责任。否则，孩子在学习遇到困难时，他首先考虑的可能不是如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是会归咎于家长：我不喜欢，你们偏要让我选这个，都怪你们，让我选错了科类，害惨了我。
第一、兴趣是首要因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一点不假。对那些有鲜明兴趣爱好的同学，应该志存高远，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祖国的需要或实现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少些世俗和功利的考虑（如今后就业、收入等），去勇敢地坚持和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然，这里所说的兴趣是指愿意为之奋斗一生，以其为乐的真正兴趣，而不是短暂的、肤浅的一时爱好。对热爱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擅长于钻研推理或动手实践的同学，可以义无返顾的选择理科。对热爱社会科学、语言文化，擅长长于阅读思考或表达交流的同学，可以义无返顾的选择文科。
第二、高校分布和录取情况是现实因素。对大多数没有明显兴趣爱好的同学，选择文理科时必须注意我国高校分布的特点：理工科类院校有大量的中间层次院校供考生选择；而文史类的院校两极化状态明显。文史类大学，在一流大学之后，几乎没有中间层次的院校，就到了很一般的大学。而且近年来我省的高考录取实际是：文科分数线比理科的高，文科录取率比理科的低。
据此，建议要选文科，要想考上较好的文史类大学的同学，就要努力成为文科学生中的优秀者，否则自己所上的大学，可能与自己能力相当的理科同学相比，要差一截子。今年我省二本、三本批次合并录取，结合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类大学的思路，建议对文理科没有明显兴趣差异的同学，还是选择学理科要好一些。再有，理工科、技术类学生在就业方面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第三、高考试题是无法回避的制约因素。我省选用的高考试题是全国II卷，根据国家教育改革的目标，近两年来高考试题的导向性非常明确，尤其以去年的语文试卷和今年的数学试卷表现最为突出。高考试题突出了对考生学科素养、学科能力、学习能力等方面考查的广度和深度，这些东西靠简单的刷题是很难刷出来的，而是需要学生用心去领会，用心去思考、理解，并在应用中去掌握和习得的。这些，若孩子对所学的科目一点兴趣都没有，要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有，文科综合与理科综合试题的差异：理化生学得好的同学高考理科综合成绩可以考到二百八九，但政史地学得再好，文科综合成绩要上二百四都有难度。若是理化生没有用心学，理科综合高考要上一百都很难；而政史地只要跟着老师的要求走，即使不太努力，文科综合高考考个一百五六也不算太难。因此，对理化生确实没兴趣，且理化生基础相对政史地更弱的同学，是可以考虑选择文科的。
最后、不论选文选理，都不要固步自封。近年来，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已经对学生的文理科出身看的不是很重，她们的不少专业兼收文理科学生。因此，提醒同学不论你选择了文科或是理科，一定不要完全放弃或排斥自己未选的科类所涉及的知识学习或技能训练，甚至最终成就你的，恰恰不是你所选的文科或理科，而是你没有选择，且你没有刻意放弃，并一直坚持利用一切机会去关注和了解的那部分。毕竟社会、事业、工作是无法简单用文理科去区分
的。其实现代社会更需要文理兼修、知识全面、综合素质强的人才，这一点从国家高考改革的方向上已经明确显现。所以，选择文理科，只是要在相应的学科学习方面更努力，更突出，而不是要放弃未选择的有关学科的学习。
理性选择理论：做出让自己满意的决定_人生哲理
理性选择理论：做出让自己满意的决定 理性选择理论：做出让自己满意的决定 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理性行动是根据既定信仰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性行动；行动者是利己主义的；引发行动的理性选择的诱因等级序列是有限的。 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社会科学家一直没有确切的定论（如果有，那其他人也不用研究了）。不过基本上，社会科学家将人类行为选择的成因归为两大派：理性与非理性。前者是经济学家的预设，后者则广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采纳。 经济学家认为人都是理性行动者，根据私利最大化做出选择。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在于其透过各项利益的比较后，选择以最小牺牲满足自我最大利益需求。 然而社会学家却有不同意见。像是帕累多便提出“非逻辑行动”对社会行动的影响；阿罗尔认为人是有限理性（而非经济学者所假设的完全理性）；韦伯则将理性细分为工具理性（计算理性，也就是经济学者所谈的理性）、价值理性、传统理性等项目，强调非工具理性在社会行为选择上的重要性。宗教学者更认为道德规范等力量在人类选择所产生的作用力。 1960年代以后，社会交换论和理性选择学派崛起，强调社会行为者的理性选择。以理性选择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例如奥尔森（01son.M）用于分析集体行动。贝克（Becker，G.S.）用于分析政
治和法律、犯罪与惩罚以及婚姻和家庭等社会现象。科曼（Coleman，J.）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点，发展出新的社会行动理论，成为理性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时，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认为人类（社会行为者）的选择基准为效用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理性的行动者趋向于采取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的行动。 不过大抵上来说，社会行为者的理性与非理性决定行动的讨论，以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在《诚信》一书开头所下提出的诠释最为中肯。福山毋宁认为，人类社会行为的百分之八十来自于工具理性，而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则归因于其他（非理性选择）。 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行为者的所有选择都经过理性思考之后，交给大脑进行行动的最后裁决。一个人所拥有/承载的社会压力、文化、道德、传统、价值、兴趣、偏好等因素都会影响“理性选择”所做的最后判断。或许“理性思考”最后选择的社会行动的依归未必是工具理性讲究的个人效益极大化，但至少肯定会寻求个人所能达到的效果满意。这一切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性思考、选择判断后所得出的结果。
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观述评
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观述评 何包钢 本文主要依据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 ----- 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化》、《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有关材料，集中综述、介绍他的沟通理性观。[2]文章先介绍哈贝马斯的基本哲学框架，以便能够了解其沟通理性的背景思想；然后分别从沟通理性的概念、有效性申述、辩论理论、实践理性和 生活世界诸方面来刻画出沟通理性的一般面貌及其特征。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哈贝马斯沟通理性观的民主意义：商讨型民主模式。文章最后提出几点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意见。 哲学基本范式的转变 要理解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首先要把握住他的哲学基本理论框架。 哈贝马斯在其《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探讨了走出精神主体哲学的新路子。他建议客观知识的范式 (t he paradigm of the knowledge of objects)必须由言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的范式(the paradigm of m 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subjects capable of speed and action)来代替。他批评了狭窄的主体精神哲学的本体论框架。如果恒常的、可调节的、有表达力的言语行为能够与有效性申述发生联系，那么精 神哲学的基本本体论框架就被证明太狭窄了。因为这个与主体及其表征或命题相联系的“世界”迄今为止 被看成是整体性的客体或现存的事态。此外，客观世界被看成与所有真实判断语句相联系。但是，如果规 范的正当和主体的真挚这些话题被引到与真理相类似的有效性申述中，那么这个与事实世界相类似的“世界”就不得不要求合法调节的人际关系和有特征的主观经验 ----- 这个“世界”不仅要求以第三人称态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东西，而且要求在听众态度中我们感受到有责任的规范东西，同时还要求在第 一人称态度中我们不是公开就是隐藏于公众之中的主观东西(Habermas，1987，313)。这样，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就涉及到事实的客观世界、规范的社会世界和情感的主观世界中的合理性问题。 随着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代替了主-客二分的框架，沟通中的参与者的执行态度(the performative a ttitude)也取代了观察者的客观化态度。哈贝马斯指出，在定向于获得理解的行为模式中，客体化态度 - ----- 认识主体把自身看成是外部世界的客体 ----- 不再具有特殊地位。相反，相互理解的范式的关键在于沟通中的参与者的执行态度，即他们通过相互理解世上某事来协调行为计划(Habermas, 1987:296)。只 要观察者采用客观化态度来对待外在世界实体，就会产生与主体自身的关系，只要其它视角没有取代观察 者的视角，自我关系的先验 ----- 经验的双重性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主体只好把自已看成是整个世界的
理性选择
一、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都是基于对个体的研究。后者倾向于采用社会学与心理学途径，发现行为的“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是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因此政治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了解人类行为的社会—经济背景。理性选择就是要研究个人是如何作选择和决定的。 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上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核心命题：经济人假设，即假设政策产品是政治人在利益驱使下经过理性的利益计算而形成的个体偏好选择集的互动结果。 方法论：个体主义。（分析的单元是是个体和个体的行动策略。从而坚持的仍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将个体看成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社会结构、制度、角色、规范等概念都是理解个体的途径。（此种化约的处理方法逐渐失去了对制度的关注，如今大部分理性选择理论的实践都在“重新发现”制度。这一企图就是要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同有关文化、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选择理论与人类互动理论的最大魅力—这也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提供一种把价值、结构同他们的社会后果建立因果关系的工具”——《政治科学新手册》罗伯特.古丁、汉斯） 二、理论形态： （一）社会选择理论 假定个人是理性的，亦即个人会有偏好（喜欢或不喜欢），会根据他的偏好来做选择。 此理论探求的是如何将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整体偏好，是集体理性问题，就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明确偏好（最喜欢什么，次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么等等）的问题，也就是民意的问题。 阿罗是社会选择理论的开山始祖，他的“一般可能性定理”试图证明，无论用什么加总方法将人们的偏好加在一起，矛盾总可能出现，因此难以形成稳定的多数和均衡政治态势。因此，阿罗的理论又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的贡献在于：他并未针对特定的加总方法（如投票或任何其他机制）进行探讨，而是提出任何合理的加总方法（社会政策）所应当具备的一些条件，但事实是并没有能够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均衡性社会选择，也就是说，稳定的多数是不可能的。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要找到一种完美的加总方法，以找出所谓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是不可能的。当民众有众多选择的议题时，其稳定多数的可能性更低。社会选择理论试图打破许多有关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等的重大议题是人民意志这样的传统命题。 “阿罗不可能定理”（一般可能性定理）——要找到一种完美的加总方法，以找出所谓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是不可能的。 从社会选择理论的逻辑上说，一般性均衡即稳定的多数选择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人的活动和政策选择议题常会因制度等因素而受到限制，致使某些特定偏好顺序无法排列，因而导致某种均衡的出现，这是所谓部分均衡。用谢普瑟的话来说，一个纯以偏好为导引的均衡难以寻得，但在某些制度限制下，我们可以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谢嘉元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004） 摘要：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特点；主要观点 自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中的出现频率便越来越高。按照被接受最广的霍尔和泰勒的观点，新制度主义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所有这三种流派都是针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并试图重新阐释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产出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三种流派出现的时间起点相近，并且都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彼此的发展也呈现了相对的独立性。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的背景 理性选择从方法论层面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霍布斯
和休谟。但是，作为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则产生于 20 世纪5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诞生之初，仅是政治科学学科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现在的理性选择理论较之过去更加成熟。当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严格的预设假定前提来研究美国国会的投票行为时，发现一个重大的矛盾，即如果传统理性选择的模型正确的话，美国国会的立法就很难保持稳定的多数。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顺序和问题本身的多维特征都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议案，从而使得从一个议案到另一个议案都会出现阿罗循环的现象。然而事实表明，美国国会投票结果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正是在解答这一令传统理性选择理论者感到迷惑的问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国会的制度降低了事务处理的交易成本，使得在议员之间能够达成交易，从而使得法案的稳定通过成为可能。此时，理性选择理论也被称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范式目前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政治学家们一般都把“理性选择理论”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理性行动模式、实证政治经济学等的同义词。按照盖伊·彼得斯的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又可以分为若干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印地安那学派，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主要关注如何用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的治理问题，即如何克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问题。第二个分支是公共选择学派，即把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用于研究政治学的问题，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
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作者简介：高连克（1969--）男，福建厦门人，集美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后。集美大学社会学系厦门361021电子信箱为： abull2054@https://www.wendangku.net/doc/9b3483676.html,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与法人行动者出发，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的结构、行动的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构成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而且要努力能够从对微观行动的分析上升到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分析。因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预期，忽视了感性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动以及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关键词：科尔曼理性选择社会行动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这诚如吉登斯所言，“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学理论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记。现在回过头来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麻烦。”（1）这样，反思社会学功能主义研究理路、寻求社会学方法论突破、构建真正能够反映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家共同的心声。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群星璀璨，但都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学界日益出现了微观与宏观整合趋势：整体主义、宏观主义社会学理论试图引入个体心理学理论，而个体主义、微观主义社会学理论则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试图将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范围之中。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杰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正是努力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为此，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本著作：“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他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2）一、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构成了该理论生长的关键。总体上看，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那就是经济学基础、社会学方法论基础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一段时期以来，理性选择理
科尔曼学术思想总结
科尔曼学术思想总结 一、人物介绍 詹姆斯·科尔曼（1926-1995）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杰出代表。科尔曼于1949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后师从罗伯特·默顿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于195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科尔曼来到久负盛名的芝加哥大学任教。1959年他又来到位于马里兰州的著名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霍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出任系主任。从1959年到1973年的14年里，科尔曼一直都在霍普金斯大学耕耘，并为霍大培养了555名博士研究生。在霍普金斯大学期间，科尔曼完成了与教育社会学相关论文60篇，对美国教育社会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73年，科尔曼又回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95年3月25日逝世。 二、著作及思想概述 科尔曼其实出道甚早，他50年代毕业于当时名列美国全国大学社会学系之首的哥伦毕业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就有学术专著《社区冲突》（1957）问世。60年代他著有《青年人的社会》（1961）等。真正为他带来崇高声誉的是1990年才付梓的《社会理论的基础》，这年科尔曼已经年近花甲，说一句“夕阳无限好”，却也是姗姗来迟的辉煌了。科尔曼将本书题献给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默顿系美国社会学大佬，他的评语“科尔曼教授对于‘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毫无疑问同样影响深远。 科尔曼的学术生涯分为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尔曼一直遵循由默顿改进和倡导的经验功能主义范式，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工作。他的经验研究深受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影响，一方面注意量化分析，另一方面则努力寻求经验研究和理论化过程之间的动态联系。在研究初期，科尔曼涉足了许多经验研究领域，如工会民主、集体行为、医生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等。从1959年年发表第一篇有关教育的论文《成绩与竞争机制》开始，科尔曼就开始了有关青少年发展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而60年代中期的“科尔曼报告”更使他一举成名，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并对当时美国教育政策的修订产生了重大影响。 80年代以后，科尔曼的研究重点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主流社会学范式不断受到的劫难和批判，他开始关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尝试对其进行改进。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科尔曼逐渐脱离了传统社会学的束缚，即不仅仅研究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且认识到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创造系统运行的方式。于是，他将个体“理性”行动作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起点建立了自己的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希望以此来弥补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在家里分析框架的过程中，科尔曼则注重所谓“微观-宏观”之间的过渡问题，试图以此建立社会学理论的新基础。 科尔曼提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体行动。但他同时指出，自己的研究并非直接着眼于宏观现象，而是注重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或者说是以低于系统水平上的行动和倾向性基础来解释系统行动，故属于个体水平上的行动理论。科尔曼认为，他的研究死一项新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以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为特征，强调理性行动的结构，以弥补社会学研究在微观和
理性选择
影响： 集体行动 曼瑟尔·奥尔森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2月19日），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制度经济学的诸多方面（私有财产、税收、公共财、集体行动、合同权利等）也有很大贡献。他病逝的时候仍为马里兰大学工作。 奥尔森主要关注参与利益集团的成员，其背后具有怎么样的逻辑在支撑。在他那个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认为组织是最初始的状态。有些人甚至鼓吹人的本性就是要集群；另外一些人则把组织形成描述为基于血缘关系的现代化进程。奥尔森则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理论，关于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背后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在他的第一本书《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财和群体的理论》中提出这样的理论，“只有存在着独立的和个别性的诱因，才能激励一个理性的个人在一个潜在群体中采取有组织方式的行动。”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大型组织中的成员个体，基于能从中获益的动机而行动，这些成员才有可能依组织的共同利益，让这个组织长久持续下去。他特别区分大型群体和小型群体，其中小型群体能单纯就追求一个共同目标而行动，但大型群体若无法以个别利益激励成员，则无法有效追求共同的目标。 1982年，奥尔森试图采用联合行动来表述《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的原因。其主要思想是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小的分散的联合会会慢慢组建。像棉农组织、钢铁工人组织、工会等会有相当动机去组建自己的政治游说团去影响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这些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科技进步的，进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支持这些政策的利益联合体，然而其成本却是需要整个社会分担的。“逻辑”这个词指出，这些政策通常很少会遇到公共的抵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分散的联合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整个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经济也随之开始下行。 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权利和繁荣》中，奥尔森区分了不同类型政府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对独裁政府、混乱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详细分析。奥尔森认为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流寇当道），流寇只会产生偷盗抢劫的动机。然而独裁政府（从流寇转变落地为王,或者称之为坐寇）会有一定程度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愿望，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利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从而能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一杯羹。因而坐寇会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保护他的臣民和财产避免流寇的抢劫。奥尔森在流寇往坐寇军阀发展过程中看到文明的种子和通向民主的道路。从而产生向民主政府转变的动机（和广大的人民愿望相结合） 为了表彰奥尔森在经济和政治科学方面的诸多贡献，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引入奥尔森奖，专门用于表彰最佳政治经济学博士学术论文获得者 制度决定论 帕累托最优 需要指出的是，帕累托最优只是各种理想态标准中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一种状态如
浅析李嘉图等价定理述评(一)
浅析李嘉图等价定理述评(一) 论文关键词：李嘉图等价：举债：征税论文摘要：在研究举债和征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西方经济学家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嘉图等价定理因其严格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成立，但却提供了一个估计财政政策效果的有用框架。正确理解李嘉图公债理论，对于研究政府举债与征税的关系及两者对经济的影响，对于研究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和公债的财富效应 1974年，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其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著名论文中，采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视角，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发现，赤字融资的补偿陆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政府支出既定的条件下，发债和征税的经济效应是一样的。发债实质上是延期征税，理性消费者会预期到：在政府支出既定时，目前由于赤字融资而导致的税收减少，会使未来的税收更高，而且未来税收增加额的现值会等于目前税收的减少，居民不会因为购买公债而增加消费。强调了政府筹资是通过征税还是举债的方式，对消费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思想的政策含义极为深远，如果人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纳税只是被推迟了，那么，政府借人债务的任何增加都将被私人储蓄的等额增加所抵消，结果国内总储蓄不变。既不存在消费扩张，也没有收入的乘数效应，投资的挤出也不会发生，当然未来的一代人也就不会承担由于举债而使资本减少的负担。经济活动同政府预算平衡时完全相同。这样，巴罗的思想就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举债在短期内影响总需求，长期内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影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巴罗的以上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首次将巴罗的上述观点命名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关于上述税收和公债等价的思想，最初应该归功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李嘉图认为政府举债和征税对经济影响的性质是相同的，即两者都会减少国家的生产资本。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7章中说：“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用或政府一般支出而课征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是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之中。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开支的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课征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这段话可以概括为：(1)政府举债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2)公债利息是以税收支付。这种支付实际上是收入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国家的财富不会由此而发生变化；(3)政府征税也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但征税后不存在利息支付问题；(4)政府举债与征税对经济的影响性质相同，即二者都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 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观点是公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公债本息在将来必须通过征税偿还，而且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李嘉图等价的逻辑基础是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即假定能预见未来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通过发行公债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惟一改变的是推迟了征税的时间。根据李嘉图等价的观点，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准确地预见到无限的未来，他们的消费安排不仅根据他们现期收入，而且根据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公债而将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现时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从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选择征收一次性总量税，还是发行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资本形成(国
社会资本理论 科尔曼的思想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较系统的研究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socialcapitaltheo2ry)已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理论分析的重要视角。社会学家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分析个人、组织与社会,并尝试用它来弥合社会学传统理论中的宏微观之间的分裂状况,在社会行动、社会流动、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等具体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社会资本理论使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动因的解释跳出了传统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巢窠,开始关注到一个社会的文化和规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而在政治学那里,社会资本理论则为研究政府的功能、公民的参与、政治制度的创新、社会信任、社会凝集力等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范式。正如同杰森特·乔丹所注意到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已为各学科中的社会科学家所广泛认可,它被认为是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现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本和土地、劳动并称为三大生产要素。斯密(AdamSmith)指出,资本是一切能够带来收入或利润的资财。人们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资财贮藏起来投入生产,这部分资财即成为资本。他第一次使用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两个术语。固定资本的特征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其中包括厂房、机器、工具等”。而流动资本的特征是“要靠流通,靠更换主人而提供收入,其中包括原材料和货币”。 60年代舒尔茨(T.W.Schultz)和贝克尔(GaryBecker)把“人力资本”(Hu2mancapital)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中来发展和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他们通过对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增长的研究提出,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率。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提高工人的技能,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对教育、培训和保健的投资,也包括家庭中对孩子的投资。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的贡献在于,使“资本”首次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殖的所有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代名词,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杰姆斯科尔曼，（1926年5月12日出世，贝德福德，印第安纳州，美国芝加哥，1995年3月逝世），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研究的先驱，数学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美国。1988年,科尔曼首次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SocialCapitalintheCreationofHumanCapital)一文,对社会资本作了初步论述,后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theFoundationsofSocialTheory)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科尔曼的作品包括工会民主（1956；与西摩李普塞特）；青少年社会（1961）；青少年和学校（1965；与其他人）；青少年过渡到成年（1973）；模式的变化和反应的不确定性（1964），这是有关社区主题；资源，社会变迁（1971）；权力与社会结构（1973）；教育机会均等（1966；与其他人）；纵向数据分析（1981）；不对称的社会（1982）；高中成绩（1982；与他人）；和他认为是他最重要的社会学的贡献，社会理论的基础（1990），审查的形成和行为社区。 詹姆斯科尔曼( Jam es Co leman) 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社会资本理论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动因选择理论( RationalCho ice Theory of Agency)。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模式主要是以三个假设为核心: 首先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其次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最后是行为者之间行为的互动和博弈的动态分析。但在社会资本的讨论中, 科尔曼意在通过解释社会结构形成和约束理性行为( Rat iona lAct ion) 的方式, 通过解释社会结构对个人产生影响、使其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因, 缓解理性选择方法社会化不足的性质,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摘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社会资本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 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 (一)政治信任的涵义 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宋少鹏、麻宝斌, 2008)。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沃伦, 2006)。奥弗将大众/精英和水平/垂直的二分法结合在一起,得到信任四个维度的内涵: (1)公民彼此间的信任,这在社会资本研究的相关著作中有丰富的阐述; (2)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这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3)政治精英对其他社会精英的信任;(4)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Yang, 2005)。其中,第二个维度的信任即本文所提到的政治信任的涵义,即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但是政治精英只是政治系统中的一种。 卢曼(2005: 73)所言,政治信任是在两个不同的普泛化层面上被要求和给出的。一方面,公民珍爱他们对将要决定下来的事的期待;另一方面,公民留在该国家,指望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就已经表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文献肯定了政治信任或是不信任这种态度的存在,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设。“信任被看成是和不信任相反的,就像是一盏灯,或者是亮的,或者是不亮的一样。”(Tucker, 2004: 53)由此导致了公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到一种二元的分析框架中。但有趣的是,哈丁直接指出了这个议题的荒谬性:“有关当代社会公民应该信任政府(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的话,那么要么公民要么政府中的一方就是有问题的)的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同传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沃伦, 2004: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概述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概述 自西方文明发源以来，“理性”一词就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题，成为贯穿西方文明历程的核心概念。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典范，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到后现代对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无论是古典时期的智者，还是当今学者，对“理性”存在诸多争议，或褒或贬，或拒斥或认同，理性概念的核心地位都不曾动摇。它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特质，成为众多理论关注的焦点，成为多种理论样式的思想立场和思想源泉。韦伯的理性化思想、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等等，理性成为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核心概念。理性选择理论正是结合了西方文明的理性特质和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而生成的。它是当今社会科学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解释力的思想工具，成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思想空间的研究方向。 在吸收了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对理性选择理论作了系统的社会学阐释和分析。理性选择不仅用于分析经济行为，还被用来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其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对社会学的两大主题社会行为、社会系统作了较为有效的解释，也对解决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和方法论争论做出了贡献。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的复杂性。[编辑]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产生背景 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
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这诚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学理论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记。现在回过头来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麻烦。”这样，反思社会学功能主义研究理路、寻求社会学方法论突破、构建真正能够反映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家共同的心声。 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群星璀璨，但都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学界日益出现了微观与宏观整合趋势：整体主义、宏观主义社会学理论试图引入个体心理学理论，而个体主义、微观主义社会学理论则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试图将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范围之中。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杰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正是努力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为此，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本著作：“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
新公共服务理论评述新版
《公共组织学》课程作业 （2009-2010学年第2学期）论文成绩： 案例分析 学生姓名：李沛欣 所在院系：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 年级专业：08级公共事业管理 学号：00831040 完成日期：2009年4月18日 【摘要】新公共管理理论是由登哈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提出的关于公共管理的新型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它的七条要点突破了之前盖布勒和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独树一帜，是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区别，也是它备受推崇的原因，“服务型政府”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新潮流，对我们政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新公共服务登哈特新公共管理比较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简介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由美国着名学者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夫妇于20世纪末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共同提出的。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部门的结晶，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管理主义包括一些核心的观念：社会进步需要持续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需要管理，管理是一项重要功能，管理者应当拥有管理权限。P2NPM理论对管理持有两个理念：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特别是针对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种新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的工作重点既不是为政府这艘航船掌舵，也就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其基本要点是： 1、政府的职责是服务，而不是“掌舵”。 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不是副产品。 3、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
《随机选择比“理性选择”更有效》阅读练习及答案
《随机选择比“理性选择”更有效》阅读练习及答案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3-7题。（16分） 随机选择比“理性选择”更有效 盛洪 ①当人们谈论生命起源时，总会惊叹于其实现的概率极低，于是有人就借此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有超级智慧的有意设计，怎么会这样呢? ②然而，实际情形可能正好相反。生命形态的成功概率非常之小，比如只有一百万亿分之一。这个超级智慧怎么发现这么小概率的知识呢？一是随机地试验，直到碰到那个对的知识。二是先构想一个生命形态的结构，然后依此设计一种筛选程序筛选，在这一百万亿种可能性中筛选，先筛掉9999／10000，于是就剩下一百亿种，再在这里边随机选择。哪种更有效率？ ③初看起来，后一种方法似乎更有效。若真知识就藏在经程序筛选过的一百亿种可能性中，即使对选中的可能性再做随机或顺序的选择，也是对一百万亿可能性进行完全随机选择效率的一万倍。然而，如果真知识并不隐藏其中，人们就永远失去了找到真知识的机会了。而如果人们再设计一个筛选程序，在上一次筛选过的可能性之外进行选择，这就与全面的随机选择没有区别了，而这也许会比上一种方法幸运时要慢一万倍。 ④若要使筛选程序有效，最好要知道被寻找的潜在知识是什么，但这是个悖论，因为这正是要找的对象。所以，人们认为是刻意的筛选，在大自然看来只是一种随机选择。我们把全面随机地选择称为“中性的选择”，那么所有人为设计筛选程序的选择都是“非中性的”。这意味着，一种筛选程序是远离还是靠近真知识，也只是一种随机概率。所以平均而言，刻意的筛选不会比随机选择更有效率。 ⑤既然找到真知识如此之难，近代以来的科学探索难道不是刻意寻找吗？不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吗？但是，已取得成功的科学只是在简单系统领域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一是因为简单系统的可能性规则的数量较少；二是因为这些知识是可直接观察到现象的知识。实际上，科学家们也是经过多次失败和曲折后，才找到真知识。这一过程，在大自然看来，其实是
公共选择理论评述及其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评述及其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但主要还是来自19世纪。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提出了政府的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作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及其重要的。改革的方向必须集中于改变决策规则，而不是通过对决策行为人施加影响来改善预期的结果。布坎南高度评价维克赛尔的思想，并宣称在其论文中发现了提供公共选择理论的全部三个构成要素：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以及看做交易的政治。 二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日渐盛行,它把政府干预看作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唯一良策。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加强, 政府干预的缺陷与日俱增。布坎南等人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的目的正是在于揭示“政府失灵”并试图克服政府干预的缺陷。公共选择被定义为对非市场管理的经济学研究。它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用于研究集体的或非市场的政治管理过程。它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为基本行为基本假设前提,依据自由的交易能使交易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公众的公共选择揭示政府管理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
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 一、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出发, 根据“控制官僚主义特权的蔓延滋长”的需要而创立的。它是一种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或政府——政治行为及过程的“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 不仅对现代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创新和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我国政府如何更好的进进行管理,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 二、公共选择理论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解释_科尔曼理性行动理论的视角
－165－ 科教文化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学解释 ———科尔曼理性行动理论的视角 刘博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引言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种种 社会问题。 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正是这些社会问题之一。在此采纳了宋维强（2009）的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有一定数量群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请愿、非法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 聚众闹事等行为，对政府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干扰乃至破坏正常秩序的事件。” 近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在对各事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民众与中央政府直接发生冲突，群体性事件的指向为全国性的政治主体；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性质）不同，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主要产生于地方政府（地方性政治主体）与公民之间以及非政 治主体（如地方企业等）与公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是，公民为改变地方政府、 企业“与民争利”这一现状，为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转变，反映着一种公民的权利诉求的变化。 科尔曼作为西方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理论中的经济学色彩以及对于理性行动、法人行动的分析与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相弥合；我们可以相信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对现阶段中 国群体性事件具有一定的现实解释力。 在此力图通过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获得对中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并希望能够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 1群体性事件中的三个行动者———中央，地方政府和公民 科尔曼认为，复杂的权威结构是由三种角 色构成的：支配者（也称权威委托人） 、代理人、被支配者。支配者将自己掌握的某些权利委托给代理人，由他们具体行使权威；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类似于分离的权威关系，因为两者既有一定 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特殊利益。 委托人、代理人、被支配者这三种角色的复杂关系和微观互动 形成了社会的权威关系（如科层组织、 等级制度、法规体系）和系统行动（如行政管理、收入分配）。宏观结构和系统行动的结果又对行动者有反馈作用，行动者根据这些结果作出判断，并依据这些认识调整自己的行动或改变相互关系。① 下面就以权威系统的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 的三方关系。 中央政府可以被视为权威结构中的支配者。地方政府可视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它是中央政策直接的施行者。这里的地方政府被定 义为省级以下的政府。而中央政府的权威， 通过地方政府施加于公民之上，公民是权威系统中的被支配者。这种权威关系，应该被理解为共同的 权威关系；即，被支配者转让控制权的前提是双 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支配者行使权威能使被支配者获益。因为中央政府的行动目标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即为了被支配者的利益而进行行动。 然而，在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央集权相比，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地方政府的权力已经得到充分的提高，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尤其是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方面成为主导者，其角色也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转变为能够与中央政府对话的代表地方的利益主体。也就是说，中央作为权威的委托人下放其权力，地方政府拥有了其自己的特殊利益。假如中央（委托人）对地方政府（代理人）监控不力，那么地方政府很可能为一己私利（如为获取金钱利益或行政级别 的提升、 中央的奖励），将中央政府对公民的“共同的权威关系”变质，在委托的权威实施过程中，为获取自身的利益进行行动。 以上的分析揭示了一个事实：地方政府拥有了其自身的利益，因此其行动目标与上层的委 托人和下层的被支配者的利益产生了冲突。 这是在对科尔曼“理性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的分析中显现出来的。 2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行动的群体性事件在前面分析了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并认为这种冲突产生于地方政府的角色—— —它并非扮演纯粹的代理人。那么，这种利益冲突是如何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呢？ 在科尔曼看来，任何行动系统都是某种社会交换系统。他制定了理性行动理论的分析框架。认为，任何行动系统都包含四个主要概念：“个人利益”指个人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控制分布”指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和权利及其分布。“资源价值”取决于有实力的行动者在相应资 源中具有的利益， “行动者的实力”存在于他控制的有价值的资源之中。通过对已知利益和资源控制在事件中的分布，就可以计算出每个行动者的实力和每一个事件的价值，进而可推论出在均衡状态下，每个行动者对这个事件的控制程度。② 以此思路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普通的个体维权形式中，个体维权者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相对的，他们所要面对的是强势的国家机器———地方政府机构掌握着强大 的行政和法律手段。同样， 在进行这种社会交换活动时，交换双方对对方的期望和对对方资源的需求程度并不对等，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这种 交换中其主要控制作用。 因此，“个体行动者维权难” 就不难理解了。公民的集合群体究竟在地方政府与公民之 间的冲突中为公民提供了哪些帮助呢？事实上，一些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结成了一种类似于法人组织的团体。第一，群体性事件中的人群变成了一种联合体，使得分散的原子化个体能够在目标和行动上达成一致。第二，群体性事件同样也能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而扩大影响力，这就为群体行动中的群体提供了有力的资源支持。第三，群体性事件中的人群普遍持“无成本 的抗争” 的观念，认为“法不责众”；有成果，零处罚，这便是群体性事件吸引公民进行利益抗争的最大动力。 结语 一些问题及其应对地方政府官商勾结，急功近利，难免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群体性事件，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了市民进行利益 抗争的一个重要的行动选择。然而， 群体性事件由于其内在的不稳定性，通常会造成极恶劣的影响，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正是社会学界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关注的重要原因。 通过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在此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内部机理。在解决群体性事件时，我们也能从其理论中找到一些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些手段。科尔曼认为，委托人（中央政府）和代理人（地方政府）的关系类似于分离的权威关系，因为两者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如何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监控和激励是 现代组织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① 因此，一套完善的对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的中央监管机制，或许能够解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问题。 注释 ①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②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参考文献 [1]刘能.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对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的一个回顾[J].学海， 2009（4）.[2]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4（4）.[4]中国网，https://www.wendangku.net/doc/9b3483676.html,/zhibo/2009-12/21/content_19070786.htm. 责任编辑：袁依凡 摘 要：近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处于高发期。其中，由地方政府和公民之间冲突引发的集体性行动占据了绝大部分。在此力图通过科尔曼的 理性行动理论，获得对中国现阶段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更为深入的理解，并希望能够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理性行动理论；法人组织；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