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

第五章失业与通货膨胀

案例一：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矛盾

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

1．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臵、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由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2．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

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臵。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3．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4．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

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5．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200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2010年将达7.52亿左右，比2000年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摘自https://www.wendangku.net/doc/9913927686.html, 案例二：通货膨胀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

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通货膨胀是坏事？他将告诉你，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通货膨胀剥夺了他辛苦赚来的美元的购买力。当物价上升时，每一美元收入能购买的物品和劳务都少了。因此，看来通货膨胀直接降低了生活水平。

但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个回答有一个谬误。当物价上升时，物品与劳务的购买者为他们所买的东西支付得多了。但同时，物品与劳务的卖者为他们所卖的东西得到的也多了。由于大多数人通过出卖他的劳务，例如他的劳动，而赚到收入，所以收入的膨胀与物价的膨胀是同步的。因此，通货膨胀本身并没有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

人们相信这个通货膨胀谬误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货币中性的原理。每年收入增加10％的工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对他自己才能努力的奖励。当6％的通货膨胀率把这种收入增加降低为4％时，工人会感到他应该得到的收入被剥夺了。事实上，实际收入是由实际变量决定的。例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可以得到的生产技术。名义收入是由这些因素和物价总水平决定的。如果美联储把通货膨胀从6％降到零，我们工人们每年的收入增加也会从10％降到4％。他不会感到被通货膨胀剥夺了，但他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更快地增加。

如果名义收入倾向于与物价上升保持一致，为什么通货膨胀还是一个问题呢？结果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相反，经济学家确定了几种通货膨胀的成本。这些成本中的每一种都说明了持续的货币供给增长事实上以某种方式对实际变量有所影响。

摘自https://www.wendangku.net/doc/9913927686.html,

案例三：通货膨胀真的会在中国降临？

通货紧缩一直是萦绕在世界及中国经济上空的一个梦魇。曾几何时，各国政府都出台了不同的政策，但收效甚微，看看近几年来的各大经济媒体对世界通货紧缩问题的大量报道，翻开近几年不少经济学杂志关于通货紧缩问题的研究文章，世人不知为此花了多少笔墨，但通货紧缩之阴影就是挥之不去。但是，国庆以来，我国粮、油、肉、蛋价格全面上涨，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在短期内陡然走高。粮食的涨价，直接带来了面粉、大米以及食用油、饮料等制成品价格上涨。如此短期内农产品价格的大面积上涨，是中国自１９９７年来的第一次。

还有，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９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１．１％，比上月上涨１．２％，达到今年的最高水平。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０．７％。前三季度，国内ＧＤＰ同比增长８．５％。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２．４％。主要产品中，原油价格上涨２４．９％；钢材价格继续上涨，中厚钢板上涨２０．３％，薄钢板上涨１３．１％，线材上涨１４．３％。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４．５％等。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扬，还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好像向市场透露一个信息，困扰国内经济多年的通货紧缩已经开始缓解，而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临中国。

对于经济形势戏剧性的变化，对于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的突然上涨，学界早已议论纷纷，看看这几天的财经媒体，很少媒体不涉及到此问题。《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就直截了当地说“通货膨胀降临中国”；北大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一个总需求加速增长的过程正在形成。如果没有大的政策调整，将在不长的时期内出现偏高的通货膨胀。至于“通缩中的通膨”、“总体上通缩，局部上通胀”等，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以上的识见，谁是谁非，不需要更多的评论，只看看这次价格的上涨是如何形成的，看看这些价格的上涨可能导致何种影响，就可以了。从今年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主要表现为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投资的快速增长。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３４３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５％，比去年同加快８．７个百分点，远远高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的１５．１％和２１．５％，是１９９３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这些投资基本上集中投向少数几个行业，如汽车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各类房地产贷款增加４２６４亿元，占全部中长期贷款增加额的３７％，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１３５０亿元，同比多增长１００６亿元。房地产投资明显高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７个百分点。还有少数国有大中型和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如钢铁业投资增长１５０％、纺织业投资增长６２６％，均达到了空前水平。而投资快速增长，需求旺盛，导致相关商品及至原材料、燃料等供应不足，是拉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二是今年以来银行超高速的增长。９月末，广义货币（Ｍ２）余额为２１．４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０．７％；狭义货币（Ｍ１）余额７．９万亿元，增长１８．５％；流通中现金（Ｍ０）余额１．８万亿元，增长１２．８％。广义货币Ｍ２增幅高于ＧＤＰ增幅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之和１１．５个百分点。同时，９月末，国家外汇储备３８３９亿美元，比年初增加９７５亿美元，远超出同期９１亿美元的进出口顺差与４０２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之和。这些时期存款也大幅持续快速增长。到９月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１０万亿元，达到１００８８９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到１６．７万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５万亿元。而这些都是诱导货币供应过量，通货膨胀率攀升的重要因素。

三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是影响国内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今年以来国内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其中７５％左右可能由国家能源价格来解释，而国内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大约５０％左右也可以由国际能源价格来解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就此指出，中国对

原材料和物料的需求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拉动国际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全球物价上涨也与各国治理通缩的政策结果紧密相关。如欧洲央行改变了以往策略，对物价上涨率有了一个明确下限，即设定的通胀率目标为接近２％。这和过去提倡的低于２％的意义不同。与过去物价不应该上涨的政策相反，欧洲央行从抑制通缩的角度出发，非常清楚地表明物价稳定的意义就是物价不下降。

还有这两年来美元贬值不仅推高全球物价，而且造成国际金融市场资金四处流动。近两年来，国际货币汇率进行了巨大的调整，而美元贬值影响最大，不仅贬幅大、持续时间长，而且在美国经济不能走出困境的情况下仍有较大贬值空间。由于美元在国际市场流通最广泛，不少国家外汇储备持有美元最多。而美元贬值也影响全球物价的上涨。如由美元汇率持续走贬值接造成了国际金属价格指数上涨１２％，但若以欧元计价，其价格指数反而是下跌８％。还有，美元的走贬，也造成大量国际资金四处流动，而大规模资金流动势必引发价格上涨。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如此大规模注入流动资金的做法会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从以上导致国内价格上涨的因素来看，是否是出现以往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呢？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物价持续、大幅度的上涨呢？看来这种情况还是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这次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发生在生产资料及农产品上，主要发生在那些过度投资的房地产业上。即投资过热所导致的资产价格过热及资产价格的上涨。或者说，当前价格上涨的态势主要来自投资的高增长，而投资的高增长又是地方政府的驱动、银行扩大信贷的结果。

而国内的投资过热，除了引发商品房销售和汽车消费快速增长外，其消费品的增长都不大，有些行业如餐饮业零售额业增长幅度还有所回落。至于食品与服务项目价格保持适度上涨范围内，但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均下降２％以上。这也表明国内的消费市场仍然处于最终需求不足、中间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过热进一步加剧，尽管在目前来看这些企业或行业效益不错，但是如果投资过剩，一些行业泡沫将泛起（如房地产、汽车），这必然会造成大量产品过剩；同时，在这种投资过热的情况下，如果银行信贷过度地向大企业、大项目集中，那些手中资金过于充沛的大企业就会盲目投资、滥用贷款甚至违法挪用等问题，从而导致重复建设、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的问题。可以说，目前这样的投资过热，不仅通货膨胀会离之遥远，而且会导致进一步严重的通货紧缩。

因此，对于目前国内的物价上涨，不仅要用全球眼光来看，而且要走出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传统来看，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握这次国内物价上涨的本质。

还有，农产品价格上涨应该是一件好事情，５０年多年来，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一直受到政府严重打压之下，改革开放前是通过巨大工农产品的价格差来掠夺农民的利益，改革开放后仅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农产品价格才有所好转，但好景不长。后来又在政府的管制下回到原点。很简单，农产品价格不上去，农民的收入如何去增加。不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国内最大的一部分需求就永远处于严重不足之中。因此，目前解决“三农”问题，如何让市场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最为重要的一面，也是农民增收最好的途径。

当然，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国内物价上涨，我们也不要对此掉以轻心。过去的经验表明，物价上升离通货膨胀可能很远，也可能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了通货膨胀，受到损失的可能是民众１０万亿储蓄存款，而获利最大的是严重负债的国有企业、政府财政及近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政府还是应该小心为上，尽可能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不要让通货膨胀再次在中国降临。

案例四：通货膨胀会不会来——货币供应量的连锁反应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近日称，中国央行买进美元以阻止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可能在长期内会给中国带来通货膨胀问题。他的根据是，近一年来，中国美元进款的余额持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巨大，中国出口外汇收入大幅增长:第一季度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比上年同期猛增57%左右;即使第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少见的赤字，中国出口仍较上年同期增长34%。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601亿美元，达到3465亿美元。这一增长规模相当于2002年全年增长规模的81%。

国际外汇市场将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看作是人民币被低估的证据，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强，“热钱”持续回流中国境内。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透露，在中国资本项目中，“错误遗漏”项目以前一直是负数，而至今年1月底，这个项目已达到了70亿美元。

为维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中国央行每日平均购买6亿美元。

中国目前仍实行外汇管制，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外币必须与中国央行兑换成人民币。当美元流入中国时，中国央行必须用人民币从各商业银行买进美元。但是购买美元要求中国央行发行更多的人民币。格林斯潘由此认为，中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积聚了大量美元。他说，这意味着中国货币基础的扩大造成货币扩张，这在长期内将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

实际上，近几个月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M2一直在急剧增长。2002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18.5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央行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0.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为1997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M2连续两个月增长率超过了20%，这一增长率远高于央行制定的目标增长率18%。有分析师因此指出，央行购买大量外汇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给经济指标已近通货紧缩尾声的中国经济又添通货膨胀的风险。

中国日益增加的国际收支盈余是引起货币供应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而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又导致国民经济某些行业出现过热倾向。银行存款持续快速增加迫使银行大量发放贷款。

央行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同时显示，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5.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9%，为1996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今年上半年的贷款增速尤其迅猛。1～6月，金融机构贷款累计增加1.9万亿元，同比多增1万亿元。而2002年全年，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累计增加仅1.9228万亿元，半年内，金融机构贷款累计增加额已约等于去年全年的增量。

中国经济呈现出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讲到的一种典型情况: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信贷扩张，同时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GDP增长速度加快，今年一季度达到9.9%。受SARS影响，二季度GDP增长大幅回落至6.7%。樊纲认为，如果没有发生“非典”，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超过10%。“如果超过了10%，就是经济发展过热，随之将会出现通胀。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将会发现，经济增长低于8%的话，就会出现通缩，高于9%的话，就会出现通胀，如果超过了10%，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结束了近一年的负增长，由负转正。招商证券分析师夏春预计，2003年CPI的增幅在0.7%。夏春认为，即使剔除食品、石油等因素，2003年中国核心CPI仍为正数。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部负责人徐宏源认为，今年CPI上升主要是服务业主动调价所致。因此，维持现有的货币投放力度，不会导致CPI上升过快。目前国内市场还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消费品市场更是如此。

“在全球存在通缩压力和我国商品供求矛盾尚未得到有效缓和的情况下，仅由于M2的快速增长就断定我国存在通胀危险是不恰当的。我国的通缩迹象并非简单的货币现象，而且由于在新增的M2中，大部分货币沉淀下来变为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直接流回银行体系，并没有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因此在短时间内，不会由于M2增速走高而造成物价走势的大反转，由通缩趋势直接变为通胀危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说。

法国巴黎百富勤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认为，在中国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中，价格上涨主要体现在非贸易部门。比如电力、道路、房地产等价格的上升，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则表示，今年上半年，虽然因投资过猛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带动了物价水平提高，但中国经济包括收入、产品、产值、产业等结构问题没有大的改变。特别是中国工业化水平低，农民、城市下岗职工收入太低，从消费的角度看，整个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没有解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指出，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年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不会像当时那么严重。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的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他认为，货币政策有必要及时采取预调、微调。

案例五：通货膨胀会不会来？——货币政策在通缩和通胀间平衡

中国央行副行长兼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吴晓灵，近日在向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汇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时表示，虽然贷款的增加可以为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新的推动力，但也容易导致经济失衡、催生金融机构新的不良贷款、并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而且也不利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同时，还可能导致某些行业过热和重复建设。吴晓灵明确表示，央行已要求各商业银行要更加仔细地审查其放贷工作。在今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为各银行提供必要的指导，以便保持贷款和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

据悉，央行早已对货币供应增长的问题发布了“红色警报”。

在正常情况下，货币供应巨增，31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贷款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倾向，使得市场预期央行可能将收紧银根。

中国央行已强调指出，需要防范因房地产及其他“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贷款而产生的“潜在的金融风险”。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商业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收回多达180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贷款，给过热的房地产行业降温。此外，政府有可能将会进一步调整住房、汽车和钢铁市场的投资规则。今年上半年以来，上述三个行业的投资一直很活跃，带动中国的消费者支出持续增长，而这些行业的消费者支出也正越来越多地依靠贷款。如果央行采取抑制消费信贷的举措，将直接影响到普通消费者。

有国债市场分析师预期，人民币的利率可能上调，以反映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并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近期央行会直接调高1.98%的基准1年期存款利率。周小川表示:“根据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应继续保持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负责人认为，央行不愿提高利率的重要原因在于仍鼓励消费支出，提高利率将遏制住宅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与中国经济拉动内需的要求不符。此外，目前商业银行仍然面临巨大的借贷差额。5月份的贷款总额为15.33万亿元，而5月底银行存款总额达到21.13万亿元，增加21.9%。向这些剩余的存款支付利息成为银行的负担，影

响了银行的盈利能力。而实际上，住宅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是商业银行贷款中，相对来说坏账率最低的部分。但这位负责人认为，央行可能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增加其在央行的准备金。目前按照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存款总额的6.0%存放在央行，作为存款准备金。

申银万国的一位分析师说，如果央行真的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比提高人民币存款利率更大。因为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将会效削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截至5月底，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总额为人民币20.13万亿元。

贷款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尚不发达，银行贷款几乎占企业全部融资来源的95%，股票和债券融资仅占3.0%。由于贷款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法定存款准备金历来都是央行重要的操作工具之一。因此，分析师们普遍认为央行现在不可能动用它。

范剑平认为，当前如果加大收缩货币供应的力度，其后果在下半年就会显现。收紧银根不仅会给企业带来资金紧张，还会影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景气预期，从而可能导致正待重振旗鼓的经济因此而折戟。

近半年来，央行每周都会出售央行票据，或用其他方式回笼资金。夏斌认为，在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导致人民币投放量不断增多情况下，选择发行有一定财务成本的央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是不得已的有全局意义的明智选择。

徐宏源认为，目前央行采取的措施还是试探性的。央行的行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收紧、清理房地产贷款;二是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货币正回购操作。

“货币政策要有预见性，应尽量做到早期微调，而且在采取措施前尽可能先发信号，并首先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央银行实施的依然是适度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适度的数量界限是M2的增长率回落到18%附近，贷款增长势头放缓一些。从这一角度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主任魏加宁说。

案例六：通货膨胀会不会来？——贸易方面进出口的多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一位人士向记者透露的消息:“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正在对调整中国进出口结构进行论证，中国很可能改变实行多年的以出口为主的外贸政策，加大对进口的扶植力度。”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元龙、庄乾志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对人民币的走向预期都是单向的，要是升值就都是升值的预期，这样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是:人们原来10亿美元能从中国买到的商品，人民币升值后，买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商品，外国进口商就要多付出几百万美元甚至更多。从理论上，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但实际的影响要比这错综复杂得多。

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积极性。

“表面上看中国人手持的钞票升值，其购买进口商品的能力提高，出国旅游时觉得手里的钞票更值钱了。但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昂贵，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广东商学院金融学系教授林文俏认为，“由此造成出口肯定会下降，低劳动力成本与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各自究竟有多大？如果前者占主导地位，人民币升值对降低出口的影响并不大。只有在汇率变动与出口间的正相关关系大的情况下，汇率调整才会对出口起到实质性效果。

“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随着进口增加，加上海外市场拓展，人民币升值可望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如中国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公司等的能源支出与外债负担可望缩减;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可望以较低廉的价格向朗讯科技、思科以及北电网络公司等采购设备;中国最大上市公司中石化集团也可望降低原油和设备的进口成本。有分析指出，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将相对便宜，根据目前的价格计算，人民币升值5%可望削减中石化2003年原油进口成本超过1亿美元。”一位公司分析人士指出。

2003年，经常账户顺差预计占GDP的1.6%。而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9.8%，到2001年增至44%，其中出口相当于GDP的23%。去年接近50%。

还有一种不同的声音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没多大影响。“从目前的趋势来看，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加快，中国的成本优势日益突出，跨国公司纷纷进军中国，中国成为他们逐鹿的主战场。过去的企业是在一个地方集中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现在，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定位，产业内的贸易逐渐取代产业间的贸易，生产链条不断拉长。于是，在几乎任何一个行业中，总有一些中间产品或生产工序可以拿到中国生产。随着这种企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出口会更加稳定地增长。”摩根斯坦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认为，“由于中国的竞争力。与大多数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中国不是靠低估的人民币而获得竞争力。中国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成本、技术、质量控制、基建，不断提高的劳动力队伍以及一贯改革的热情和实际行动。我认为，即使人民币升值10%，中国的出口也不会受什么大影响。”

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很小，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验证。当时遭受风暴袭击的东南亚国家纷纷将货币贬值，而人民币坚持不贬，但中国出口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大的损害。这说明决定中国出口的因素并非汇率因素，而是低劳动力成本及技术进步。”

升值对就业问题也影响深远。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学家王远鸿认为，对人民币升值，中国真正担心的问题其实是，将直接影响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最终影响到就业，因为目前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解决就业问题是本届政府最重的任务。尤其在今年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如导致出口减少，将使工作岗位减少，而进口商品的增加还将直接冲击国内工业，挤压与进口竞争部门的市场空间。

案例七：通货膨胀会不会来？——财政政策仍将“积极”

从2002年开始，有关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淡出的讨论开始在政府和学术界出现，在2003年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胀危险开始显形的情势下，财政政策如何调整又成为热点话题。

自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成为中国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的一把利器，官方估计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GDP1.5%～2%，令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7%以上。但从2002年开始，有关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淡出的讨论开始在政府和学术界出现，在2003年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胀危险开始显形的情势下，财政政策如何调整又成为热点话题。

“实际上，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调整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倪红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3年一季度基建支出和科技专项费用增幅都已减缓，基本控制在一位数以内。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以来各地财政收入明显高于支出，反映出财政政策有向‘中性’转化的趋势。”

由于SARS和洪水的影响，第二季度中央财政支出又呈扩大趋势，但倪红日认为总体上2003年财政赤字将能够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

不过，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反对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一种观点是，尽管我国今年经济增长达到近5年来最高水平，但仍然很难判断增长中自主性增长和调整性增长各占多大比重。近几年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已明显增强，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逐渐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主增长能力足够在积极财政退出后达到预期的最低要求。在民间投资尚未完全取代政府国债投资的情况下，如果冒险停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一旦经济增长反常下滑，政府将被迫承担相当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我认为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说，“所谓积极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扩张性政策，只要政府合理、灵活、及时地应用各种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保证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地增长，就可以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今年SARS之后国家对航空、旅游等行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苏明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基于现实考虑的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报告中指出，以往积极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手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方法有必要进行调整，包括“调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调整财政政策措施内容，调整宏观政策调控体系”。1998年至2002年，国债发行总额达到66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今年国债发行规模为1400亿元，比去年减少1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倪红日预计，如果目前的经济增长态势延续下去，2004年国债发行规模很可能再减少200～300亿元。

苏明说:“国债和赤字政策应当延续下去，但在规模上应有所控制，财政政策的手段应当更加丰富，例如在时机成熟时进行税制改革，重点由拉动投资需求转移为调节社会分配、拉动消费需求。”

在一季度以来的投资热潮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认为这和地方政府刚刚完成换届选举、出于政绩考虑有关，倪红日认为这是当前财政政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盲目投资，造成国家隐性债务增加，最终会转化成国家财政的风险。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公共服务需要和经济协调发展，而不应当把增长放在第一位”。

倪红日对记者说，所谓经济过热的迹象目前尚不明朗，一旦出现通货膨胀并达到3%～4%的水平，国家将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加以调控，“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题中之意”。

案例八：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建议

按照经济学理论的一般解释，通货紧缩是一个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概念，通常指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目前国际上对通货紧缩的普遍理解为“与货币和信贷供应紧缩同时发生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我国经济学界最近围绕我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尽管大家对通货紧缩的程度、成因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却一致认为通货紧缩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建议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治理。从目前我国通货紧缩的现状来看，治理通货紧缩有下述工作要做。

1.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虽然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的现象，通货紧缩确实与经济运行过程及经济体制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但是通货紧缩首先表现为货币现象，货币供应过程及货币供给与货币需要的相互关系是通货紧缩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因而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必须首先调整货币政策，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尽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发生的通货紧

缩是被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此就无能为力。作为反周期的政策，中央银行应该在经济过热时反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反通货紧缩。因此，要走出通货紧缩状态，中央银行首先要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增加中央银行资产运用和基础货币投放量，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迅速扭转中央银行资产运用规模和基础货币下降的势头，扩大投放，增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力，使货币政策真正调整公众心理预期。为此应采取一揽子方案，采取相互配套和相互支持的政策措施，包括：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积极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取消某些过时的管制，扩大信贷发放规模和范围，允许外资企业以其资产作抵押贷款；在大中城市建立居民个人信用记录，促进居民消费信贷；放松对外国银行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各种限制等，激励其扩大信贷规模。具体来说，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主要是：

第一，较大幅度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尤其是扩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考虑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金比较富裕但货款需求相对不足，而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相对于贷款需求却显得不足的状况，投放基础货币可以考虑如下方式：一是财政部发长期国债，要求国有商业银行购入后转卖给中央银行；二是增加对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改变目前实际上存在的对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的限制，对资信和经营状况较好看中小金融机构以再贷款支持，使它们有能力支持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三是根据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实际需要，适当提供再贷款，并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抵冲关键性大中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部分债务，由央行买入，增加货币供给，化解部分金融风险，从而有效使用沉淀在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过剩资金。

第二，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完善准备金制度。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会有助于增加金融机构可运用的资金数量，以支持经济增长。当然，除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外，还应继续改革准备金制度，包括降低乃至最终取消超额准备金存款利息，并将由此节省的利息支出转入中央财政的预算收入，还包括按月平均计算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法定准备金可用于清算，等等。

第三，下调利率和加快利率市场化相结合。为治理通货紧缩，有必要下调利率，调整利率结构，但同时更应加快利率体制的改革。由于连续7次下调利率，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已落在低位线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利率水平并不十分高，因而如果再继续下调，很可能落入“流动性陷阱”，尤其是它会进一步加大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因此，我们应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而放开贷款的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来确定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作用，也应逐步通过贴现窗口和中央银行的贷款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发挥。

第四，加速货币信贷主体的货币投放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中的障碍。其中主要包括：一是随着证券市场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和证券市场监管的加强，利用股票发行赚取超额利润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因而不宜一律禁止证券机构进入货币市场融资，要重新制定证券机构参与货币市场交易的规定，使其能够在有效的监管下，进入货币市场融资，发挥其在证券市场的造市作用；二是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社会信誉，当然其根本措施在于提高其本身素质，但同时也要看到信誉与建立和完善能稳定广大存款人信心的存款保险制度相关，因而建立中小金融机构保险制度，以促进货币的投放；三是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约束机制，使利润约束与风险约束一样具有严肃性，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

2.加大对总需求不足的调节力度

通货紧缩与总需求严重不足，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实际上是一对互为因果关系的关联性范畴，目前我国的通货紧缩是由于总需求的严重不足而造成的，同时通货紧缩也导致了总需求严重不足，因而调节通货紧缩，就不能不加大对总需求的刺激力度，解决总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收缩具有被动性，单纯

放松基础货币的政策有可能会失灵，因为通货紧缩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低水平循环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不足。因此，为打破国民经济运行低水平循环，恢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积极地运用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大需求的刺激力度。

刺激总需要包括刺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由于在这两大需求中，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稳定，不易发生急剧的变动，而投资需求则上下摆幅很大，其振动幅度对总需求的影响也较大，因而要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加大对投资需求的刺激。由于投资需求本身近来遇到的问题是中央集中包揽的政府投资没有能够带动地方、企业和民间投资，而且投资领域局限于产业链条比较短的基础设施部门，因而今后应进一步更加重视带动和启动民间投资，并将投资领域拓宽到技术改造、农村城市化、环境投资等更宽阔的领域，这不仅对于扩大内需，而且对于改善供给结构都有积极意义。由于在消费需求方面，影响居民消费需要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因而应考虑其他新的配套措施，例如可以把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方法从每一次行政性的涨工资及增加补贴的办法，改为明确宣布按经济增长的一定比例连年增加收入的办法，以缓解居民对增支减收或支大于收的预期顾虑。在这方面，尤其是要妥善地实施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的改革，对居民因改革而增加的支出进行货币补偿，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为增加居民收入和减少支出所需要的资金，可以从国有资产存量的处臵和国有股份的出售上解决。

调节总需求严重不足不仅仅要刺激需求，而且要优化供给。在优化供给方面，由于多年来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下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无效供给形成的供给刚性限制了需求对供给的导向作用，也限制了供给本身创造需求的空间，因而优化供给要以市场为导向，敏锐地把握世界科技进步和加快国际经济结构重组加速的新趋势，并妥善处理解决技术进步、优化供给同劳动就业的矛盾，为此要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革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要加快发展那些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民间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技术以及以工代赈的城乡公共工程，等等。

调节总需求不足需要继续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并计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已退休人员的个人帐户之中，作为刺激居民消费的重大举措，将离退休人员从原单位脱离出来，并将财政收入帐目中划拨的国有亏损企业亏损补贴额，直接援助于亏损企业下岗职工或失业者；二是大幅度提高城镇失业等各类补助标准，使他们成为扩大内需和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受益人口，并将对城镇居民普遍实行国家财政价格补贴直接转向城镇低收入人口或特困家庭的补贴；三是逐步取消对粮食流通企业的补贴，转向对农业研究与开发的直接投入；四是各级政府用于技改的投资应分别转入社会保障金、技改政财贴息，建立国家或地区旨在技术创新的研究与开发基金、高技术风险及产业化基金，打破行业界限，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公开竞争；五是适当扩大周期性赤字，因为经济衰退时期应大幅度增加周期性赤字，多搞一次性支出，例如兴办公共工程项目、其他基本建设项目以及公共就业计划。

3.深化体制改革

总需求严重不足虽然不能说是某种体制模式的必然结果，但我国目前的总需求严重不足确实与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有内在联系。因此，调节总需求不足不能仅仅靠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治理通货紧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用放松流动资金贷款，给企业“输血”、“撒胡椒面”等办法，因为放松银根银行面对的大部分借款人仍然是那些债台高筑的企业，很多企业有了资金，认为自己生产又能维系下去，就不改革了，改革压力又减少了，因此，面对通货紧缩，制度投入或许更重要。

在制度投入上，我们一是要按照产业组织的内在要求优化供给，解决规模不经济和各种垄断的问题；二是要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优化供给，建立良好的经济结构；三是要按照技术创新的要求优化供给，建立良好的技术创新体制；四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优化

供给，形成现代企业体制；五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优化供给，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体制。

案例九：新日本制铁公司用技术打败通货膨胀

新日铁的创业方式,和大部分日本制造业一样:先模仿,再消化。但是,新日铁的过人之处在于——在消化过程中,能够创造出更先进的技术。

战后,在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基础上,日本的钢铁业经济效益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美钢铁强国。以汽车与造船钢板为例,由于1970年代日本钢铁企业向汽车行业提供价格比德国低29%、比美国低40%的钢材,很快就占领了国际市场，并成为日本汽车占据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新日铁在1972年度,销售额达53.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利润额则比第一名的美国钢铁公司多0.68亿美元。

而第二年，新日铁就碰上了大难题。1973年秋爆发的石油危机，直接导致了新日铁的成本大幅上升，钢铁业的原料——煤，同石油一样都被看成是能源的中心，一举抬高了身价。再加上当时世界钢铁业繁荣，钢铁原料需求增大，更加剧了价格上涨，同时，铁矿砂价格也忽然上涨。

世界性原材料大涨，对于本身没有资源、工业生产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日本钢铁工业更是极大打击。日本钢铁工业不要说竞争力，就连能否维持下去都是一大疑问。

席卷日本钢铁业的原煤危机，使具有世界强竞争能力的日本钢铁业一夜之间，变成了空中楼阁，产业的脆弱性，以原煤问题为开端，一发不可收拾。

受到石油冲击后日本陷入了从未遇到过的不景气,日本钢铁业界，不得不削减30%左右的生产能力。而新日铁所拥有的4600万吨生产能力,也必须降至3300万吨。

为此,新日铁宣布：将有120年历史的最老的釜石制铁所、80年历史的八幡制铁所和另外两所的五个工厂、四大设备全部停产。并且，决定在三年时间内不录用新员工，最终实现自然减员6000人的目标。

为了保持自己在世界钢铁业的宝座地位，新日铁必须面对抉择。

成本神话每一道工序都有新发明

降低成本，是高成本下企业的本能反应。而降低成本的方法，则是需要智慧。

技术改造，是新日铁应对原料涨价的法宝之一。钢铁生产全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能源的节省。因为能源成本占钢铁成本的份额一般要达30%，钢铁工业最大的特点是高温处理工序多，高炉内的温度达到2000oC，炼钢、轧制的过程普遍使用热能，以降低成本。

为了打败成本压力，新日铁在1974年初提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1980年，要使能源消耗量降低10%，当时，日本的钢铁技术已达到世界顶尖级水平，还要再降低10%，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是，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出现了众多奇迹般的细节改造，例如，有一天，新日铁炼钢高炉的顶上，竟然被装上发电机!高炉内的压力差被转化成电能,继续提供制铁厂的其他工序能源。在每一个工序上做文章，新日铁的能耗节约率果真又大幅提升，达到了7.8%。

以每生产一吨生铁所需的焦炭和重油(两者共消耗的数量叫作“燃料比”)为例,在1968年时,日本五家钢铁公司的平均燃料比为530公斤,而到了1972年下降为488公斤,到1978年时只需要470公斤。而同样生产一吨生铁,美国需要600公斤燃料,西德需要500公斤。

连续铸造技术原料比欧美节约16%

除了节约能源，新日铁还必须节约原材料。

以往，钢铁生产是先将铁炼成的钢水，倒入铸型中成为钢锭，再把它放到分块压延机轧成钢板，必须切割掉钢锭的头部和底部，最后得到钢片时.保留的只有80%至85%。为了节约成本，新日铁改用了划时代的制造方法——连续铸造法，也就是直接将钢水铸成钢板，这样一来，就可以保留96%～98%的材料，而生产时间和人力也大大节约——这就好比原先一张一张手工印刷，突然转变为每小时印数为15万张的高速轮转机。

1974年以后，虽然财务上很困难，但新日铁仍旧大量引进连续铸造机，因此，在三年后，新日铁生产过程中的钢铁利用率就提高到了86%，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而美国、西德的钢铁利用率则仍停留在70%左右。

再如，为了将高炉用的煤炭进行快速分类，研制出用电脑控制技术筛选分类的技术，将检查时间从一天降低到30分钟，大大节约了成本。

同时，这种现代化、合理化的努力，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把欧美各国对手远远地抛在后面。1970年代，以新日铁为首的日本钢铁业，生产每吨钢材所需的劳动时间，已经缩短到8.5个小时，而美国需要10个小时，西德12.8个小时，德国15个小时，英国21.4个小时。

走出简单制造靠卖技术挖到新宝藏

技术输出，也成为新日铁在成本危机下发明的另一个利润来源。

新日铁在起步时期，完全无技术可言。因为生产设备是引进的，操作这些设备的技术也是引进的，但是在进行机械修理、建设炼钢厂和售后服务中，新日铁渐渐地积累了自己的技术。

还在1956年时，巴西政府提出了建立作为工业关键的炼钢厂计划，并希望日本钢铁业界给予合作，当时新日铁前身之一的八幡制铁所就是否应该涉足海外合作展开了辩论。

自己的技术还处于引进期，却要到海外去从事技术指导，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但两年后新日铁居然迈出技术输出的第一步。

20年后，巴西的维捷米娜斯炼钢厂拥有了三座高炉，成为粗钢年产量达到120万吨的连续铸钢厂。

技术合作具有连锁效应，新日铁之后也受邀请与马来西亚合作建立钢厂。1971年，新日铁进口技术49件，出口技术只不过37件，可是四年后的1975年，引进技术为61件，而技术出口达到119件，这个比例在行业中夺得了第一名。而到了1977年，新日铁公司一年的技术出口额就达到了2000亿日元。

1978年10月26日，对于新日铁来说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天，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来到新日铁访问。在视察一个多小时后，他明确表示，要把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工作全盘委托给新日铁，从此，新日铁搭住了中国经济的快车，并在之后，分享到了这个新兴市场给它带来的巨大利润。而随着中国汽车兴起，新日铁又利用自己的技术，与宝钢合资建造了新的汽车钢板厂，不用自己销售，就轻松分得了中国汽车市场兴起的利润。正因如此，在2005年，新日铁经营利润就达到3200亿日元，对新日铁来说，达到了15年来的最高水平。

1980年代之后，在石油危机之后，又遇到了日元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钢铁产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到90年代，韩国浦项综合制铁粗钢产量已接近新日铁，日本钢铁业竞争力下降，大量便宜的进口钢材，冲击了日本钢铁企业的生存环境。而新日铁干脆放弃低端产品生产，减少产量，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国际垄断的技术研究上。如，新日铁在汽车板研发方面，特别是高档汽车面板这个“高科技产品”方面，成为行业技术的领导者，而这项技术只有卢森堡阿塞诺、韩国浦项、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等几家钢铁巨头才掌握。同时，它们与另一家掌握这项技术的德国蒂森集团达成一致，对大部分汽车用钢板的规格进行了统一，正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案例十：理财案例:抵御通货膨胀买房还是买金?

对资产规模不大家庭而言，两者皆非最佳选择，或可投资一些低风险金融产品来实现。

刘小姐和先生今年30多岁，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有一个才10个月大的宝宝，现有一套住房，已还清贷款。家中有大约17万元的存款，其中6万元买了一只股票基金，另外每月定投1000元作为宝宝未来的教育基金。全家都已买了保险，一年的保险费用大约1.3万元。

刘小姐原本打算贷款购买第二套房产做长期投资，进行保值。但现在房价这么高，贷款利率一直涨，而且听说房子的折旧率很高，也只有70年的使用权，所以现在又在考虑放弃房产投资，进行黄金投资。刘小姐问，这种理财方式是否合理？房产和黄金哪个更能抵御通胀？

新股申购类理财产品也可保值

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和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中国房地产长期升值的预期比黄金更加确定一些，长期升值的空间也更大一些，因此房产投资应该是首选。当然，如果客户的资产量非常大，除了配臵房产，也可以适当投资黄金分散风险。

但就刘小姐目前的实际情况，仅从抵御通胀来看，两者对她来说都不是最佳选择。房产投资需要长期占用大量的资金，如果家庭资产规模不大，则会造成房产长时间占家庭资产的比重过大，影响家庭资产稳定性和灵活性；从近年来看，黄金价格的波动非常剧烈，且黄金是以美元计价，因此其实际涨幅还会因人民币升值造成扣减，因此不确定性较大。综合来看，黄金对于突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来说，避险的作用才较为突出，否则也是一种风险不小的投资产品。

刘小姐如果只是想抵御通货膨胀，可以直接投资一些低风险的金融产品来实现，具体操作如下：当实际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时(即目前状况)，可购买新股申购类的银行理财产品，该产品年化收益率在7%—20%；当经过一轮加息后，存款利率接近或超过通货膨胀率时，可以购买国债或债券基金进行保值。

金手指

按刘小姐目前的年龄，家庭收入较高，资产实力良好。理财观念较强但家庭现有的金融资产品种过于单一，可以调整配臵，提高投资组合的稳定性和收益率。建议：◎用3-5年内的闲臵资金，分散投资股票型基金2-3只，然后长期持有，定期(如每年)调整；刘小姐家收入能力强，每月的结余应该较充裕，可以考虑更多地通过定投方式进行。

◎目前A股的估值较高、短期涨幅过大，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投资海外股票市场的QDII 产品，以分散风险。

◎目前我国处于加息周期，建议尽量减少银行存款的配臵，活期的部分可以考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替代有的产品即买即生息，即卖即到账，年化收益率约2%。

◎定期部分可以用新股申购产品替代，该类产品风险低，收益率一般都稳定在5%以上。

由于目前银行的理财产品日趋多元化，而且一般风险较低，建议客户更多关注。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案例十一：全面的通货膨胀会否到来?

如今外币已脱离了“金银”的联系，其内在价值完全是一种国家“政策”执行的后果，因此我们持续不断的外汇积累却可能造成国民财富的快速外流：高价进口原料、相对便宜出

口、外汇储备又因美元贬值而不断损耗。但在民工低水平工资基础上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却不大容易出现需求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确实出现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者货币价格对内贬值或者对外升值，但全面通货膨胀还不会到来。要说清楚这个结论，必须将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放在国际历史背景下考察才可能有一清晰的脉络。

本轮原料、能源、资源类商品的价格上升，是中国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成功、中国加入WTO后而逐步形成的。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从此，中国经济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运转，不管你冠上什么名称。国际惯例是由能够为世界商品定价的国家或者企业来制定的，当然它以有利于这些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为前提。工业化初期，剩余价值的获得是低级的，如通过延长工时或者增加劳动强度或者商品倾销来实现。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间的财富转移完全可以在和平的条件下，通过货币倾销来实现。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其说是某个国际投机者打跨几个国家，还不如说是国际垄断资本集体通过汇率这一新式武器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一次大规模扼杀。

中国成功地遏制住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现在面临着国际垄断资本间一场更大规模的“博弈”：加入WTO后中国突然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国利用劳动力价格优势，扩大出口、迅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而多少年来外汇短缺所造成的“藏钱”的民族文化心理或者民族潜意识，使得外汇的国家集中管理制度成了坚定的国家意志。问题是在今天的环境下，外汇储备集中偏好恰与历史时空形成了错位。历史上的货币储备以金银形式存在，那时藏钱是储藏金银，但如今外币已脱离了“金银”的联系，其内在价值完全是一种国家“政策”执行的后果，现在的“藏钱”得依赖于别国的“政策”变化，这样，持续不断的外汇积累过程却可能造成国民财富的快速外流：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向依赖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不足30%猛升至70%以上，因此，中国经济已经离不开“对外开放”，国际经济的任何波动特别是价格波动将无所阻挡地影响国内经济。

其次，加入WTO后迅速积累的外汇储备，确实为增强抵抗风险能力起到巨大作用，但其反作用力同样巨大。由于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巨大力量存在，美元的持续贬值已经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意志。因为只有美元不断贬值，美国才能化解其国内积聚的巨额双赤字问题，通过美元的倾销在转移全球财富的同时“注销”了美国对全世界的欠账。换言之，美元形式储备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贡献”自然越大，中国可以说首当其冲。

还有，基于国家高额的储蓄和外汇储备的迅速积聚，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今日世界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但中国的资本输出到目前为止主要不是以对外投资而是以相对低价的商品出口和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等形式出现。美元贬值，使中国出口商品在低价的基础上二次贬值，当中国再次巨额投资美元国债时，实际上无异于三亿民工为美国财政部在“送钱”。

而在另一方面，就在大量出口的同时，中国需要进口能源和原料，刚好在中国加入WTO 后出口大增长时，国际市场上却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概念”炒作，所有宏观商品(物资)，无论是铁矿石还是石油，凡是中国没有定价权又需要进口的，都在成倍上涨，这样，已经成为外向型的中国经济便呈现出高价进口原料、相对便宜出口、外汇储备又因美元贬值而不断损耗的状态。这是一次世界规模的价值转移过程，其基础是中国三亿民工的低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成本又与中国严格的户口制度下形成的劳动力组织低成本相应。因此，除非出现突然的自然周期形成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或粮食减产，否则，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将在下游企业利润率逐步下降的过程中同步消化，因为工资水平的上升无法与企业生产率上升对应，消费增长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承认这种建立在民工低水平工资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感觉的确很不爽，但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却不大容易出现需求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即上游原料和生

产资料价格持续上升不会全面传导到下游消费品价格上来。

因此，只要控制住食品价格，应该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总水平。通过对农村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推行，有可能让一部分进城市的民工重新回到农村，从而逐步抑制食品价格上升的势头，特别是猪蓝耳疫病已经过去三季度时间，生猪的价格将会随着存栏量的上升而逐步稳定，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的新的涨幅肯定会下降。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大胆推测，2008年夏天以后中国的CPI将同比下降，从而使得偏紧的货币政策趋缓。这正与新一届政府在科学发展观下协调发展经济的时机相吻合。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报案例十二：通货膨胀用什么来衡量

目前大家关心是否出现通货膨胀，大都引用CPI数据。但我认为CPI不够全面。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的总体膨胀，而CPI衡量的只是消费类商品和服务，对于运用CPI 或核心CPI，我抱有疑问，尽管西方国家是以此为标准。但西方国家恩格尔系数通常在20%以下，而我们食品消费占消费比重为40%甚至更高。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用GDP平减指数来测量通货膨胀。根据上半年数据，GDP平减指数达4.7%，新世纪以来仅次于2004年的6.9%，而同期CPI上涨只有3.2%。很多人认为当前CPI上涨的推动力主要是食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如果用GDP平减指数测算，2007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平减指数上涨幅度是9.9%，确实很高，但从对整体GDP平减指数贡献看，第一产业贡献率不高，因为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低。整个格局是，GDP平减指数上半年上升4.7%，其中第一产业9.9%，第二产业4.3%，第三产业是4.1%；拉动率分别为：第一产业0.9%，第二产业2.2%，第三产业1.6%；贡献率分别为：第一产业9.1%，第二产业51.2%，第三产业39.7%。

通货膨胀用什么来衡量，是CPI还是GDP平减指数还有争论。但其中也有一些矛盾，比如食品占CPI的比重很大，而核心CPI又不包括食品等重要的消费品。那核心CPI能说明什么核心问题呢？

我感觉，从农产品看，通货膨胀应该是成本推动的，但从工业类看，应该是需求推动的，因为投资过热，贸易顺差等原因，这些都是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案例十三：治理通货膨胀应当双管齐下

进入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虽然与3月份相比，4月份的物价有所回落，但4月以后，物价水平又以更快的速度上升，5至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次同比上涨3.4%、4.4%、5.6%和6.5%。这意味着我国物价偏离中央银行规定的控制线(3%)越来越远，通货膨胀趋势日益明显。尽管还不能由此断言我国将要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但为了抑制物价上涨的加速化趋势，我们无疑应当未雨绸缪，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通货膨胀属于一种货币现象，因此，治理通货膨胀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总需求。笔者则认为，虽然通货膨胀与货币超量供应、总需求过快增长有关，但仅仅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压缩总需求还不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除此之外，还

必须想方设法促进生产发展、增加市场供应。换言之，只有货币政策和供应政策双管齐下，既通过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又通过供应政策增加总供给，才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不断加速的趋势。

根据通常的定义，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所造成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既然如此，治理通货膨胀无疑首先应当从控制货币供应入手。进入2007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不断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连续5次提高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从年初的2.25%提高到目前的3.87%)，连续7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从年初的9%提高到目前的12.5%)，目的就是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抑制总需求的过快增长。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如此密集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措施的出台效果并不理想，流动性过剩问题仍然存在，CPI还在加速增长。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力度还不足以有效抑制物价的上涨；二是在缺乏供应政策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单一的货币政策对于克服通货膨胀必然显得力不从心。

虽然今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历史上少有的密集性的紧缩政策，但并不能由此断定中央银行的调控力度已经到位。相反，CPI加速增长的事实综合性地证明了央行所采取的紧缩政策还远远不够，流动性过剩仍然是促使物价快速上涨的最大推力。因此，继续加大紧缩政策的执行力度，仍然是中央银行面临的主要任务。如果不能通过加大紧缩性政策的执行力度来达到起码的正利率的水平，我们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不仅应当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还应当通过供应政策刺激生产、促进市场商品供应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实现的物价稳定和供求平衡，是一种消极的平衡策略，它以强制性地压缩消费需求、降低社会消费水平为代价。而通过供应政策实现的物价稳定和供求平衡则是积极的平衡策略，它在不损害社会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刺激生产、增加供应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从而达到商品市场供求的平衡。从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情况看，主要是由于食品类价格上涨过快引发(8月份上涨18.2%，远高于6.5%的CPI涨幅)，特别是油脂、肉禽及其制品更成为CPI上涨的领头羊(8月分别上涨34.6%和49%)，而造成这些商品价格上涨过快的原因则是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的生产规模缩小和供应减少。这种原因造成的通货膨胀仅仅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压缩总需求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供应政策来克服。为此，必须改变过去过分看重消费者权益而忽视生产者感受的做法，采取切实措施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

总之，货币政策和供应政策分别从不同的方向作用于商品市场的供求和价格，前者着重于控制总需求，后者则着重于增加总供给。只有两种政策齐头并进、互相补充，才能更顺利地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案例十四：中国不会出现大的通货膨胀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12日在沈阳召开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通货膨胀，应大力发展稳健的资本市场。

蒙代尔说，几个月以来，中国物价上涨幅度较大，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很快，猪肉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次与2004年有些相似，那次也体现在价格上涨方面。中国政府现已采取调控措施，因此不会出现大的通货膨胀。

在谈到包括股市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时，蒙代尔说，目前中国的股市是一个“狂野的市场”。从长期看，人们选择股市投资是好的，但没有理性的投资会带来股价的激烈波动，股价也会下滑。但从整体看，中国资本市场趋势是向上的，还应多开辟一些投资渠道。

在谈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时，蒙代尔说，他个人希望人民币对美元应保持稳定的状态。

资料来源：新华网

案例十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共经历三次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意指整体物价水平上升，就是“货币总量”相对“物品总量”不断增大的现象。“通货膨胀”与国内货币发行量、经济发展速度、投资增长速度、财政收支和居民收入增长等经济指标关系密切。

第一次通胀(1979-1980)

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至1980年我国两年财政赤字都达170亿元以上，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130亿元来弥补国库亏损。1980年底，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78年增长63.3%，大大超过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的幅度，自然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使商品价上涨率达到波峰的6%，已经到了经济危机的临界点。后经过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收缩银根、控制物价等一系列措施，这次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第二次通胀(1986-1988)

1986年后，由于政策调整，随着商品价格的放开和工资改革的推行，旧有价格体系和经济结构中不合理因素又使通货膨胀再度爆发。

1987年底货币供应量达到1454亿元，比1983年增加925亿元，增幅为174%。这是因为工资改革、职称评定及随之而来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大规模升温，和乡镇企业以银行信贷形式大批上马，导致了市场对货币的大量需求。央行以发行第四套人民币和推行大额面钞的方式，应对了过热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却导致了一轮新的通货膨胀。

1988年3月，上海率先调整了280种国民经济必须商品的价格，接着各大中城市相继提价，提价率占商品总量的80%，价格平均上涨30%，最高者达到80%，尤其是家用电器、摩托车、油等化工产品。

据有关方面统计，198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创造了建国40年以来上涨的最高纪录，达到18.5%，当年财政价格补贴高达319.6亿元，商品供求差额为2731.3亿元。中央迅即做出反应，召开会议整顿经济秩序。

第三次通胀(1992-1994)

1992至1993年，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国家全面放开了对过去发放票证、限额供应的商品的限制，允许其以溢价形式，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定价。同时，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统一定价和指导价格的几乎所有商品，都根据成本和市场需求形势重新定了价格。为了弥补差价，提高职工价格补贴标准以及再度提升工资，企业争上项目，外出投资，动用有限的外汇储备大量购进各种机械设备和高档商品，一再地扩大了银行信贷规模。地方政府大搞开发区开发和用信贷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业。开发过热，项目虚增，使许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0%。为了维持正常经营，许多企业，包括集体、私营企业，都不得不靠“三角债”来维持局面。

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幅均达35%以上，直接导致当期或稍后时期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引发“通货膨胀”。1993年，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为13.2%，通货膨胀高峰在1994年，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1.7%，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3.2%、21.7%、14.8%。

新一轮通胀来临？

从2005年以来，电费、自来水费、燃气费、公共交通费、房价都在轮番涨价。今春以来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也开始快速上涨。国家不得不频繁使用加息等一系列措施来平抑物价。

资料来源：东方早报

案例十六：通货膨胀: 宁防其有不赌其无

目前关于是否存在通货膨胀压力，存在多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目前CPI上涨较快，主要是因为猪肉等食品价格引起的，随着生猪饲养的恢复，CPI 会恢复平稳；有的认为目前存在很多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通货膨胀危险不可等闲视之。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当前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存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一直明显高于下游产品价格。由于各种原因，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一直受到阻碍。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特别是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这种传导必然会发生，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7月份虽然一些上游产品价格上涨较CPI低了一些，但是值得关注的企业商品价格上涨幅度仍然高于CPI。因此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防止由于成本推动造成价格全面上涨。

第二，存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各种比较复杂的原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一直得不到缓解。相对过多的货币供给，必然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此外，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双双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提高是一件好事，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状况必须通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加快来改变。但是在当前CPI涨幅加速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也同时会成为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因素。

第三，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形成价格上涨压力。自2003年以来，我国GDP增长速度一直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趋势。这种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工业的高速增长，通过投资的高速增长实现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某些经济结构问题趋于恶化，特别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日趋严重。在这样的状态下，过高的经济增长和过快的投资增长会成为出现通货膨胀的动因。我国在1988-1989年、1993-1994年曾经出现的经济过热，就是由于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了高通货膨胀的出现。这些教训是值得汲取的。

第四，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实现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成本价格的上升。我国“十一五”规划中规定，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这是十分重要的两个目标任务，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又是两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投入，必然形成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在初始阶段形成价格上升的压力。

第五，国际市场某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会对我国国内市场价格产生影响。近期，世界市场上在石油，谷物等重要商品价格呈上涨趋势的同时，美国次级债问题爆发，使得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增强。这些因素，特别是某些重要商品的价格上涨趋势。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国内市场价格水平产生影响。

上面提到的五个通货膨胀压力因素已经存在，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积累起来，它们的影响必然会以某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消费价格，乃至总体价格水平都可能比本世纪初的前几年高。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可能使价格上涨放大的两个因素：一是利益集团扰乱市场秩序，乘机乱涨价；二是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总是反应

式的后调控，不能做到主动式的预调控。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只要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时机掌握到位，2007年CPI上涨幅度可以控制在5%以下。

重要的是要密切关注2008年的价格变动趋势，做好2008年的物价工作。可以说，目前在CPI的较高上涨中，猪肉价格的上涨只是导火索。由于上述通货膨胀因素的存在，即使猪肉的价格平稳了，通货膨胀也可能找到其他的表现途径。2008年奥运会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强外部需求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对于2008年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宁可防其有，不可赌其无。2008年应该把保持物价的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之一，以实现宏观经济总体的稳定增长。

7月份我国CPI上涨5.6%，这是近十年来的最高增幅。由于CPI直接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所以，近一段时期以来所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为此，我们邀请了部分专家学者就此话题进行笔谈。

本文作者认为，目前国内存在的通胀压力是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积累起来的，即使此次猪肉的价格平稳了，通货膨胀也可能找到其他的表现途径。综合来看，只要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时机掌握到位，2007年我国CPI上涨幅度可以控制在5%以下。但2008年奥运会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强外部需求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对于2008年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宁可防其有，不可赌其无。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报

案例十七：杭州个案：失业的现状和出路

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课题组用近一年的时间，对杭州市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状况进行调查。调查从一个人的失业开始，到他失业经历、求职经历、失业后的再工作经历，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失业者的群体形象，试图从中探讨在目前严峻失业形势下的政策制定和就业之途。

今年6月份，调查结果在北京予以公布。本报记者就此次调查的相关问题，采访了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唐钧和张时飞博士。他们认为：虽不能以杭州失业的状况简单推论全国，但杭州的很多现实情况，都对认清全国的失业形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好的政策制定、解决失业问题具有参考意义。

“非正规就业”将成为主流

杭州市建立了一个包括市、区、街道、社区的四级失业登记网络，由于涵盖面广，绝大多数失业者（包括下岗转失业的）都进行了登记，使杭州的实际失业人数和登记失业人数比较接近，也给研究提供了可能。

从宏观上看，杭州的登记失业人数到2001年下半年达到177342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而且，在我们抽取的样本中长期失业的人占42.2％。这么多人长期失业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但调查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唐钧说。

原因是杭州一半多的失业者在失业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份有收入的工作，而且这些找到工作的人还大多是“长期登记失业者”。

问题是没有人把这份有收入的工作当做是再就业，政府政策中没有作这样的界定，就业者自己也没有承认。在失业者看来，这份工作不是政府给安排的，而且没有合同，没有保险，说失去就会失去，没有保障，所以他们认为自己还是失业人员。

这种看法在中国的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只有被政府安排到“体制内”的企业中获得“固定”的工作岗位才算是就业。而在“体制外”企业中获得有收入的工作岗位只能算是“打工”，而不是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