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始末以及分析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始末以及分析
25年前，因为当时越南当局的错误政策，爆发了中越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战争进程及胜负如何，战争对交战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一外媒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当时的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70年代的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邦交拉开了序幕。中美相互靠拢无疑令苏联和越南感到担忧和恐惧。越战结束后，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到了该制止苏联的“亚洲古巴”、教训教训这个越南“小霸王”的时候了。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以及双方的领土争端。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中国南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据颇具影响的澳大利亚“时代报”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河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越南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此外，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因此，我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但是，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就会了解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则更不用说。当然，中国在打这场战争时对苏联并非全无顾忌，军事问题专家认为，中国之所以敢对越南动手，而不怕中苏边境出现战事，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注意力转向阿富汗问题。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1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惨重，但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为解放军控制。而谅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适合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将初期战果保持下去，与其说是出于限制冲突扩大的政治考虑，不如说是装备不足所致。当时的两军装备情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其作战能力不强，因此在攻打谅山、老街等其它边境城市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很大。比如说解放军的坦克很容易就被越军打垮了，坦克质量很差，有的炮弹不会爆炸，有的炮兵部队在战争头一天所发的炮弹的数量比过去20年所发的都要多。而越军方面1975年越战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手中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以及过去中国的支援。所以如果在打下谅山之后进一步行动，对解放军是很不利的。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越军士兵当时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中国军队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空军方面，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已是越军制式装备，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即米格19。从当时中国军队暴露的问题上看，技术上来说，1979年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方法还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没有出动空军，因为那时候的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白天可以作战，其它时候作战能力不强。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解放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作为。对我们来说，1979年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施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许多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日，昔日媒体称颂的影响已无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
西方媒体在关于中越战争的报道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军队曾尝试发动联合兵种进攻，但均未成功。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
当时中国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识别符号，指挥官都是从本单位挑选出来的，士兵籍此来辨认自己的指挥官。作战中指挥官阵亡后，作战单位也随之解体，士兵不承认
新来的陌生人是他们的军事行政长官，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中越边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没有哪一方成为战争真正的赢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
谈到战争对中国军队的影响可以说，战争对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影响是，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战争给人民解放军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军队要正规化，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过去的经验一定要放弃。
历史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越南自1986年起也开始他们的改革开放。到80年代后期，中越双方政府也认识到，军事对抗没有意义。1990年前后中越边境还有放冷枪的，但此后就回到和平、几乎没有控制的开放的边境。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改变使战争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场战争除了给交战双方造成损失外，对东南亚地区政治也产生很大影响。
据分析，这场战争对东南亚是很重要的。1978年越南推翻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后，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反越阵营，一个是亲越阵营。中国政府当时是支持反越阵营的，在中国的支持下，东盟一直支持波尔布特政权的所谓合法地位，包括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以从1979年一直差不多到9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虽然没有控制领土，但仍占据联合国席位，所以说东南亚也有它的相对冷战。
中越之战也对亚太地缘政治产生了影响。美国80年代与中国关系越来越好，在新疆建立监听系统，中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多。而苏联则与越南越走越密，80年代苏联在金兰湾拥有海军和空军基地。中越战争也反映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
用理性看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另一面
看过许多写或者是评价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文章，总觉得从客观或者是真实的一面评价这场战争缺少一些深度和一些理性的认识。纵观中内外评价这场战争的各种评价和评论文章，总想理顺一些理性符合逻辑的思维，透过战争的另一面，发掘战争深层次的东西。
一对越自卫反击的的真正目的和意图
任何一场战争都有它的政治目的和意图，对越自卫反击战也不例外，但对这场战争的真正的政治目的和意图虽有人提及，但真正符合逻辑和理性的评价并不是很多或者很真实。其实这场战争的政治目的，背景和意图很复杂。1979年中国已全面进入
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经济正在进入全面复苏，政治经济实力日臻强大。出于对亚洲地区的战略遏制，苏联与越南结盟并全面支持越南把它武装成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是顺理成章的事。支持越南全面入侵柬埔塞是它在亚洲地区扶持建立与中国对抗傀儡的实质性的一步。面对西哈努克被迫流亡，红色高棉全面溃败，在苏联强大军事援助下柬埔塞战场的新一轮春季攻势即将开始，面对岌岌可危的柬埔塞政权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下，中国直接出兵无论是从遏制越南日趋膨胀的军事霸权野心还是减轻柬埔塞战场的的军事压力，拯救生死存亡的红色高棉政权，都是迫不得已不可不走的的一步棋。邓小平正式访美，中美全面建交外交关系达到历史最佳点为这场战争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内因外因都使这场一剑双雕的战争如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二师出何名？
师出有名是任何一场战争的通行证，我们师出何名呢？这个问题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
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是它的双利剑。但我们的这场战争却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的战争不是以侵略和掠夺为目的的，仅仅是为了道义和正义，以惩治和遏制为目的的战争，注定我们不仅仅要付出物质和肉体巨大牺牲，还要遭受来自理论和道义上的双重矛盾。一方面我们对入侵柬埔塞有着强烈的愤慨和抗议，坚决反对侵略和掠夺。一方面我们却真真实实的踏在别人的国土上，虽然我们在高喊着自卫，但面对越南妇孺愤燃的民族仇恨，我们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迫不得已做出的战争精神上的牺牲远大于物质和肉体的牺牲。
三胜利的代价
不以侵略和掠夺为目的战争判断其胜利的标准很困难。
事实上这场不平衡的战争让我们付着不平衡的代价。当我们满腔怒火义愤填膺要惩治忘恩负义的敌人时，事实上，被超级大国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软弱。从战争的开始一个星期2万人的伤亡数字上就要可以看出我们要教训的敌人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软弱，俯首是从的让我们教训，当我们背着半自动步枪和草帽(有图片显示有战士没有配备钢盔)要教训用清一式冲锋枪，被超级大国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的代价不仅仅是在落后的武器与日新月异的现代武器的差距上(仅以苏联为越南最新装备的弹道测距雷达让我们的炮兵付出的代价为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现代战争需要现代作战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从许多军事报导和军事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已经进入八十年代的现代战争中，居然有许多士兵用血肉身躯滚地雷堵枪眼，怀抱炸药包炸碉堡的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作为军人，应该为他们舍身忘死，英勇殉国而感动。但作为对这场战争胜利代价的评判，我们不得不多一些遗憾。事实上这是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根据常规的攻守1：4伤亡比例来看，我们从官方公布的敌方伤亡人数可以判断我们的伤亡应该是在5至6万人之间。仅仅是一场16天的战争，如此高的伤亡让我们对胜利的评判应该多一些冷清和理性的认识。而在战争中我们暴露的落后的现代战争理论让我们应该对现代军事理论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我们思考得更多的应该是：传统的高速穿插运动战，在现代精确炮火的新的防御体系下，是否有效？快速穿插运动的先头部队于无法快
速跟进后勤保障之间的矛盾是否影响战争的进程？快速进攻的部队在得不到强大炮火支援下的进攻得与失是否平衡？沉重的代价得到的不平衡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爱好者讨论的话题，更应该是现代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指挥者需要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作为一个坚决反对军事入侵和军事占领，反对以霸权强权政治以强凌弱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发动的自卫反击战争与强权入侵，军事占领和掠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仅仅是惩治霸权和反对军事侵略为目的，为支持兄弟国家不受强权欺凌，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抛开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从纯军事角度反思这场战争，我们应该有许多得与失，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正式开战两个多星期，从2月17日到3月5日，共十多天，中国就损失了两三万士兵，平均一天就死了两三千人。这样的代价，在现代战争里，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打，竟然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中国应该思考，为什么我们打赢了，但代价却是那么大。中国比越南大很多啊，军队庞大很多啊，我们每人吐一口唾液都可以淹死他们，但这一仗，我们赢了，但赢得很丢脸，用牛刀，还费了好大力气，才杀了一只鸡。从各方面的原因分析，是由以下这些原因造成的：从中国军队方面看，文化大革(和)命时期，中国军队是政治挂帅，不注重科技练兵，战斗力很差，军队过分突出政治学习，使得军事荒疏战斗力严重下降，文(和)革的动乱波动到了军队，一大批有能力的人才被打倒，军队一片混乱，只剩下表面的稳定，加上中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打过大仗了，军队缺乏磨练。军事技术不过硬，战场上伤亡越是多。广州军区某军标兵团尖兵营有一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属于民兵）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损失，这看得出军队的军事素质。精神装备毕竟硬不过实实在在的硬装备。中国人(和)民解放军在对越作战中使用的是50、60年代的技术和已被实践证明不适用的苏式装备。以前为了帮助越南，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新式常规武器，先前已经大部分给了越南，自己都不用或很少用，可以这样说，越南军队是中国军队一手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毛XX的军事思想和游击战术，越南人得到了真传，这场战争，是徒弟打老师。
中国军队后勤供应不足，机动性能差，可能与缺少运送军需品和人员的卡车有关，还有中越边境恶劣的地理条件大大限制后勤补给了。假如中国人装备有进行反击所必需的现代化自行火炮或远程大炮，越军火炮造成的威胁无疑会大大减小。据战后统计，中国军队的伤亡80%多的敌人炮火导致的。中国人(和)民解放军士兵平时训练的重点是拼刺刀和投弹等基本军事技能。他们的训练同其他各项活动一样，都是为适应步兵战术和游击战开展的。中国军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战士而不是指挥员，当时的对指挥官的训练侧重于政治而非军事。虽然中国在1979年以前就有军事院校，但它们作为训练机构的作用却由于"文化大革(和)命"而受到严重削弱。中国军队缺乏训练是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主要问题之一。还有，本次战争中，中国还大量使用了新兵参战，有些士兵从参军到牺牲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俺有个亲人就是1979年2月19日为国光荣的，听说当时是坐在坦克上乘搭坦克冲锋开进时被炮弹击中而牺牲的，他还是个新兵，参军还不够一个月，从广东茂名出发，这拨那调的，去到战场也得好几天啊，还没有得到怎么训练，枪还怎么会用啊，瞄准、投弹、刺杀，这些战场基本技能都不会，一个天天跟锄头打交道的农村青年，跟训练有素的越军作战，牺牲的比例是可想而知的。此外，自抗美援朝以后，中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打大仗了，打的只是几场小战役，
对于和平惯了的中国人来说，对这场战争也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显得很仓促。
从越南方面看，当时的越军呢？他们的军队整整打了一百年战争，二战以后，打败了法国、美国（固然有中国等的支持），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战斗人员和国民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装备也比中国军队好。这是真的，因为他们当时打败美军后，缴获了很多美军的精良装备。但就中国此前对它的援助来看，在援越抗美时越南得到了中国支援的很多装备，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新生产出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中国人(和)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都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和)民解放军常常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和)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械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中，其后来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战争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越南人是吃着中国的大米，穿着中国的衣服，用中国的枪支大炮，反过来打中国人。
当时，越南宣称自己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就是说他们认为，除了美国，苏联，就是它了。的确，在人员素质、装备、士气等方面，越军要略高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况且，当时他们还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从国际形势上看，妨碍中国打击越南的，不是国际舆论，主要是苏联牵制了中国。7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恶化的时期，苏联扶越反华，牵制中国，把越南当作南北夹击中国的一个棋子，苏越签订了《苏越合作条约》。战争前，苏联一再叫嚣："假如中国对越南动武，苏联决不会坐视不理"，为越南人壮胆、打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不时恐吓，随时有入侵的可能，中国很怕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那样的话，中国将很被动，很艰难。战争期间，苏联的航空母舰"明斯克"号以"访问"越南港口的名义，抵达越南，并"借道"中国南海，威胁中国，舰上的飞机随时待命起飞，准备袭击中国的军队及物资集结地，舰上的导弹一度对准中国。在北部边境，苏联加大了威胁的力度。所以，在对越作战的前、战时，中国都得把主要的精锐部队防守北边，毕竟这只北极熊比小越南要厉害很多，苏联很大程度吸引了中国军队的注意力，使它不能够全副精神对付越南。中国军队虽然庞大，却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教训一下这个捣乱的小孩子的时候，但又担心这个孩子的父母会来帮孩子，反过来打自己。在一边和越南开战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华北、东北、西北的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抵御苏联入侵。苏联虽然没动手，但拖住了中国的手脚。
从作战策略上看，中国军队是各军区派部队轮战，各军区派部队临时组成兵团对越作战，这有必要，但也有很多弊端。深层次地分析，这是由于中国军队情况、国内形势和今后的发展需要决定的。对于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当时高层决策者是明知如此而有意为之。除了中越一战是无法选择的选择之外，邓小平也有意要让中国军队受一下挫折，碰一碰石头，吃点苦头。坦率地直说，当时，邓小平对军队并不抱有好感。完全有理由相信，军队在文(和)革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令他当时对军队十分不满。军队在文(和)革中的特殊地位和表现，使全军上下有一种优越的飘然感。此外大批高干纨绔子弟为逃避上山下乡流入军队，也给军队造成非常不良的风气影响，这种情况在《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中也得到了如实的再现。邓小平是个卓越的军事家，很年轻就开始搞革(和)命，戎马几十载，当然也知道，当时这样的
军队能有多少的战斗力，怕连当年他领导下的八路军也比不上（事实证明，就是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弱小的力量，打骁勇善战、不怕死的日本人，伤亡比例也没这样大）。让这种素质的军队突然要去流血打仗，无疑是在"整"军，也是掂军队的份量，用时髦的话讲就是"接受考验"。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灭一灭军队在文(和)革中养成的盲目自大的傲气和文(和)革养成的官僚习气，中国人往往都这样，没有沉痛的教训，就往往会沉睡下去，不知道觉醒，这次机会可以重新整顿、锻炼一下这支庞大（当时陆军近400万，是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却笨重的军队，激发他们的危机意识，同时又排除军队对今后改革开放可能会有的阻碍作用。总之，他的策略可谓是一箭双雕。表面上看，各军区部队轮战，为了让各个军区的部队都得到锻炼（当然，这也很有必要），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各军区都有部队参战，这种临时组合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科学的，协同上有一定困难的，是不够默契的。而且，北方的军队根本就不熟悉南方的山地环境和气候，水土不服，曹*的赤壁之败就是例子，军队本来是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的，但比较仓促，战斗力就打了折扣。邓小平当然知道这一点，当然想到这一点。但主要的是，邓小平是为了让各个军区都有血的教训，让各大军区的领导们知道自己安于目前这样的情况真是很危险的，军队的危机是很大的，必须进行马上进行改革、整顿，不整顿，就是死路一条，军队的数量代替不了质量，各军区的参战部队都有很大的损失，惨痛的教训，这足以让那批沉睡于老一套思想的高层官员们惊醒。所以，他不让只是一两个军区受到重大损失，而是要个个军区都有血的教训。邓小平这样做，也为了最深刻最灵活最巧妙地教育了党政军的高层。这样，对他下一步实行的改革开放，阻力就自然小很多。由于中国与资本主义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和封锁，又和苏联关系恶化，加上十年动乱，在当时国内不管是高层还是人(和)民思想都陷入相当僵化的情况里，面对一帮习惯于空着肚子大谈政治的人来说，改革那是洪水猛兽，在天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养成的思维，很难接受这个这样陌生、这样大胆的名词的。邓小平知道他提出的改革开放，阻力可能会有多大。他认识到，没有高层的统一和人(和)民的支持，就会一事无成，什么也做不了，他太熟悉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难度了。要让大家惊醒，血的教训最有效。只有付出代价，别无他法，这叫做投资。战争后，邓小平马上就宣布裁撤100万军队，没有手下留情，对军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改革开放，也得到了很大支持，因为很多人从战争的结果看到，不改变现状，继续闭关锁国，我们就会和清政府一样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战争是中国20世纪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闭到走向世界、由衰而盛的转折点。
在战术方面，指挥高层也出现问题。1971年邓小平向毛XX建议的为防止出现军阀割据局面而实行的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策略，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但这种弱将强兵策略的副作用倒是渐渐充分显露了出来。南京调来不久的许世友将军根本不熟悉两广的部队和中越边境的地形、气候，虽然许将军还是有一番非同寻??方的军区（广东、广西、四川或云南）派本地的将领指挥？我们熟悉中越边境的环境和气候啊。不但如此，怎么不找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点的人来指挥？当时在军中，的确打过仗的高级将领没有几个了，死的死了，老的老了，青黄不接，但一定要找一个打过仗的人才能够打赢越南吗？我看不见得，初生牛犊不怕虎，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敢打敢干，果断，灵活，不像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来指挥，廖锡龙就是个不错的将才。战场瞬息万变，一个老人怎么行？最后是秦基伟将军勉强维持了局面。不过瘦死骆驼比马大，尽管付出惨重代价，还好，最后还是算完成了任务。一开始的实行的人海战术，死了很多人。
从初期的战场态势来看，这十多天里，中国军队打的都是反击的攻坚战，收复敌人先前占领的阵地，都是人家摆好了阵势，我们的大部队就对着人家的炮弹、枪口和地雷阵冲锋，怎么能够不死那么多人？搞人海战术，在中越边境这样的山地，注定是要付出很大代价
的，往往一个山头，一个阵地，只要上面有几个人，有足够的枪炮弹药，修好掩体和工事，还在阵地前沿埋设了地雷，没几百人，可能你就拿不下来，你会玩"抢滩登陆"的游戏的话，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这种境况。结果中国军人被人家像割韭菜一样，一排又一排地倒下。
因此，在战场上，应该充分发挥我军轻便灵活的游击战术和突然袭击的优势，以大兵团（当时参战的有17个师，约计20万人）在后稳健推进，步步为营（赢），小部队在前袭击敌人，侦察敌人阵地、兵力集结和后勤补给的情报，给炮兵长眼睛，先拔钉子，再扫地，扫得干干净净，戒急戒躁，减少我军人员损失，一步一步地把敌人压出去。在敌后方，可以采取宣传攻势及其他非常规手段（特别在经济及交通方面），破坏敌人，瓦解敌人，拖住敌人后退。前打后拖，使越南无还手之力。
从战地环境看，中越边境自然条件很恶劣，多山，崎岖不堪，根本不利于大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当然，当时中国军队也算不得机械化部队，但多山、交通不便却给后勤补给、支援带来很大困难）展开作战，春夏季多雨（二、三月在南方正是初春常常下牛毛雨的季节），常常大雾蔽日，属于热带雨林气候，湿热（即古书说的毒气、瘴气），多毒虫、毒蛇，严重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唐朝的韩愈对南方边地的环境、气候是竭尽全力来形容其恶劣的。我是南方山区人，在这种环境时候了二十年，对这种自然环境非常熟悉。这样的环境，给侦察、行军、战斗、支援、补给都带来很大困难。
从多方面看，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占有的都不多。有些本来是可以占有的，但尤其自己这方面那方面的原因，没有把握住，或者虽然把握住了机会但没有发挥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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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云南两省对越南北部发动了多路进攻。以投入的兵力可见中国对这次行动的重视-据估计出动了20多万解放军部队，甚至可能达到40万。一位历史学家说，当时出去的部队包括“正规地面部队、民兵和海军及空军部队……规模相当于中国在1950年11月大举赴朝参战”。中国官方新闻报道称此次行动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就是中国式的威慑，事先宣布出兵以阻止越南的下一步行动。
中国军队此次的打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不久前还是中国的盟国，并且长期接受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支持。行动的目的是维持中国眼中亚洲的战略平衡。而且，中国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5年前北京帮助赶出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道义支持、外交帮助和情报合作。
中国声称战争的目标是“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适当”的意思是造成足够的破坏，以影响越南将来的选择和谋划；“有限”则暗指在外来干涉开始或其他因素造成形势失控之前，行动就会结束。这场战争也是对苏联的直接挑战。
邓小平说苏联不会攻击中国，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中国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谴责中国的“罪恶”攻击，同时又强调“英雄的越南人民……这一次仍然能够保卫自己”。苏联的军事反应仅限于派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到中国南海，对河内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以及加紧中苏边境上的空中巡逻。空运武器既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也受苏联内部犹豫态度的制约。归根结底，1979年苏联给新盟友越南的支持与20年前台海危机时给旧盟友中国的支持并无二致-两次事件中苏联都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不久，华国锋用一句对苏联领导人大不敬的简练俗语总结了战争的结果：“他们威胁我们，在边境附近调动军队，派舰艇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手。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邓小平嘲讽地拒绝了美国要他小心的劝告。1979年2月底美国财政部部长麦克·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时，呼吁中国“尽快”从越南撤军，因为北京“在冒不必要的风险”。邓小平不同意。在与布卢门撒尔会见前和美国记者谈话时，他表现出对含糊摇摆的轻蔑，嘲笑说“有人害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如同在中印战争中一样，中国进行了有限的“惩罚性”打击之后立即撤军。战事29天即告结束。解放军攻占了越南边境三省的省会后不久，北京即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越南，除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试图推翻河内政府。
中国撤军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我访问北京时向我解释了中国的战略：
邓小平：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会
更好。
基辛格：可能。
邓小平：因为我们的兵力足够一直打到河内。但那不是好办法。
基辛格：对，那可能就超出计划以外了。
邓小平：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可以再前进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到河内一路上已经没有防线了。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场战争中国代价巨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的影响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装备陈旧、后勤薄弱、人员短缺、战术僵硬，在这种种因素的拖累下，中国军队进展缓慢，损失惨重。
然而，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误解。尽管在执行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中国这场战争还是反映了其严肃的长期战略分析。在对美方的解释中，中国领导人把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巩固其在印度支那的力量描述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战略部署”中关键的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中国边境集结了重兵。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苏联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也开始建立基地”。一旦它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得以巩固，它就能控制至关重要的能源，并可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特别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苏联在未来的冲突中掌握战略主动权。从广义上说，中国之所以要打这场仗是出于对孙子所谓“势”的分析
-“势”指的是战略形势的走向和“潜能”。邓小平的目的是阻止，如有可能还要扭转苏联战略的势头；在他眼中，这个势头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实现了这个目标，部分是靠军事上的大胆，部分是靠把美国拉入与它空前紧密的合作。在指导对越反击战中，中国领导人显示出了对战略选择的精细分析、大胆执行和巧妙的外交。即使这样，假若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可能“摸老虎屁股”。
对越反击战开启了冷战期间中美两国最为紧密的合作。美国特使两次对华访问确定了两国非同寻常的联合行动。1979年8月，副总统沃尔特·“弗里茨”·蒙代尔访华，意在制定邓小平访美后的外交行动，尤其是对印度支那。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战略考量和道德考量严重对立。美中两国都同意，防止出现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联邦符合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是，印度支那唯一还在抵抗越南的地方是柬埔寨，原来的掌权者是屠杀了几百万自己同胞的杀人狂魔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是柬埔寨抗越运动中组织最严密的力量。
卡特和蒙代尔上任之前长期致力于人权事业。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就曾攻击福特对人权问题不够重视。
邓小平在和卡特关于出兵越南的私下谈话中，第一次提起了援助柬埔寨游击队抵抗越南侵略者的问题。根据官方报告：“总统问到泰国是否能接收援助然后转给柬埔寨人。邓小平说可以，并说他考虑应提供轻型武器。泰国正准备向泰柬边境派一名高级官员以保证通讯的安全。”华盛顿和北京事实上在联手通过泰国向柬埔寨提供援助，这等于间接帮助红色高棉的残余力量。美国官员谨慎地向北京强调美国“不能支持波尔布特”，并欢迎中国作出保证说波尔布特已经不再完全控制红色高棉了。然而这点儿良心上的安慰并不能改变事实。事实是华盛顿给“柬埔寨抵抗运动”提供物质和外交支持，而政府一定知道这种支持会帮助红色高棉。卡特之后的里根政府沿用同样的战略。美国领导人一定想好了，等柬埔寨抵抗运动得胜后，他们或他们的继任者再反对柬埔寨抵抗运动中的红色高棉分子。过了10多年越南撤出后，美国确实是这样做的。
美国的理想遭遇了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因为它无原则地只顾自身利益，也不是出于虚伪：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二选其一。他们决定，为了使道德信念最终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胜。美国领导人面对的是政治家都会遇到的难题。领导人无法决定历史给他们提供何种选择，更无法要求提供的选择必须清楚明白。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访华，把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中美合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邓小平欢迎他说：“你的访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你是国防部长。”几位在福特政府供过职的官员明白此话的言外之意，邓小平在暗示曾对施莱辛格国防部长发出过的访华邀请，但福特撤了他的职，访华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布朗访华主要是为了确定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卡特政府断定，中国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增强对全球平衡和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布朗部长解释说，华盛顿“对苏联和中国作了区分”，愿意向中国转让某些不会提供给苏联的军事技术。而且，美国还愿意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比如侦察设备和车辆），虽然不是“武器”。另外，美国不会干涉它的北约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决定。卡特总统在对布热津斯基的指示中解释说：
美国不反对我们的盟国对与中国在技术敏感的领域进行贸易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一个强大安全的中国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认识到并尊重这一利益。
最终，中国没能拯救红色高棉，也没能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越南撤出柬埔寨是10
年后的事了。北京可能早知如此，所以才把战争目标定得非常有限。然而，中国确实使越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前、战中和战后，中国在东南亚一直在进行坚定而有技巧的外交活动来孤立河内。中国在中越边境上留驻重兵，占领着几处有争议的领土，并继续威胁要给越南“第二次教训”。战后多年，越南都被迫在北部边境上维持大量军队，以防中国再次进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8月对蒙代尔所说：
那么大小的国家要保持100多万正规军，哪还有足够的劳动力？100万正规军需要大量后勤支持。现在他们靠苏联。有的估计说苏联每天给他们200万美元，有的估计是250万美元……这会加大困难，苏联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情况会变得更加困难。总有一天越南人会认识到苏联满足不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到那时候，也许就会出现新形势。
新形势出现在10多年后，苏联解体以及苏联财政支持的中断迫使越南削减其在柬埔寨部署的军队。归根结底，在那段非常困难、对民主社会来说难以承受的时期，中国实现了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战略目标。邓小平争取到了足够的活动空间，来实现他在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遏阻苏联的目的。
在此期间，卡特政府是在走钢丝。一方面通过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保持着对苏联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在亚洲政策中把莫斯科视为主要战略对手。
冲突中最终的输家是苏联这个具有全球野心且使世界不安的国家。苏联的盟国遭到了攻击，攻击国是苏联最明显的战略敌手，它们对苏联批评最激烈，并公开煽动建立遏制苏联的联盟-而且攻击是在苏联和越南结盟不到一个月后发生的。回头去看，这次中越之战中苏联的回应不够积极，可以视为苏联没落的最初征兆。一年后，苏联决定对阿富汗进行干预，令人不禁揣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为了补偿对受中国攻击的越南支持不力。无论如何，苏联人在越南和阿富汗都误判了形势，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全球力量对比已经不利于他们到何种程度。因此，中印边境的反击战是又一个例子，显示了中国政治家在军事上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长期的战略大目标。虽然给红色高棉的残余势力提供喘息空间算不得道德上的胜利，但是中国实现了对苏、对越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虽然它们两国的军队都比中国军队更加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明证。中国在朝鲜和越南的行动都是针对北京眼中正在形成的危险-敌国在中国周边多处巩固阵地。在这两个情况中，北京都确信如果任敌国完成计划，中国就将被包围，陷入永远被动挨打的境地。敌人可以随时发动战争，华国锋和卡特总统在东京会面时说，敌人若知道占有这一优势，就会“肆无忌惮”。因此，看起来是地区的问题——前者是美国制止北朝鲜，后者是越南占领柬埔寨——实际上却被当成了“世界斗争的焦点”（周恩来对朝鲜的描述）。
在这两次干预中，中国的对手都比它强大，中国都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然而，每次干预的地点和时间都是北京选择决定的。后来中国副总理耿飚对布热津斯基说：“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它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针对的不仅是泰国，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六甲海峡。如果他们得逞，那将是对东盟的致命打击，也会切断日本和美国的运输线。我们决心要采取行动。我们也许对付不了苏联，但对付得了越南。”
实际战事非常惨烈，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但是，两次干预都达到了重要的战略目标。在冷战的两个关键时刻，北京成功地实施了它进攻性威慑的理念。在越南，中国使河内看到了苏联协防承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暴露了苏联整体战略涵盖能力的局限性。中国不惜冒与苏联直接交手的风险，也要证明它不屈于苏联势力在它南侧的存在。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作了这样的总结：“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失败了，我却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