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语录

彼得大帝语录

彼得大帝——希望上帝宽恕我的诸多罪孽！

1725年2月8日，彼得大帝去世，终年52岁！

就在彼得大帝逝世的前3个星期拟定了任命维图斯·白令为堪察加考察队队长的命令，这支考察队在他病逝后启程并最终发现了亚洲与美洲的界线。

同年1月27日早上，彼得忍住剧痛，虔诚地祈祷说：“我希望上帝宽恕我的诸多罪孽，因为我是在力图为我的人民做好事。”此后他便沉沉地昏迷不醒！

彼得大帝1672年6月9日——1725年2月8日，原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俄罗斯帝国皇帝、著名统帅，1682年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

1689年的沙俄政治团体昏庸无道；神职人员愚昧无知；文学暗淡无光，数学和自然科学无人问津。

近代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史——无不源于彼得大帝时代！

对此，彼得大帝认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强大的俄罗斯！

彼得大帝制定的西方化政策是俄-国变成一个强国的主要因素：在对外，赢得了为期20年的“北方战争”，从瑞典手中夺得了芬兰湾和里加湾沿海一带以及波罗的海出海口。在南方，他夺取了亚速堡和巴库，控制了亚

速海和里海的门户。在对内，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彼得大帝的时代出现了第一张报纸，开办了第一批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建立了第一个博物馆和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有了第一批的公众剧院和第一批公园——彼得大帝不仅造就了一个时代，而且成就了一个欧亚大帝国。

在1700年欧洲以外的大多数人对实现西方化还认识不清，彼得大帝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先于时代200年认识到使西方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

他用俄-国的野蛮摧毁了俄-国的野蛮；他用西方的价值重建了西方的势力格局。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的承诺是——给我20年，还你一个帝国。

同样，我们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的中国皇帝康熙，这位“康乾盛世”的缔造者，留给后世的无外乎大一统的辽阔版图和封建保守的天朝大国——前者是康熙的历史功绩，后者是康熙的历史遗憾！

肯定是从康熙开始，封建社会的中国与世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进而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最终“天朝大国”遭到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列强鲸吞（俄-国侵占中国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

彼得大帝与康熙大帝：当我们纵向解读五千年历史时，

我们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们无数个伟大的先帝缔造了无数个伟大的帝国；当我们横向解读五千年历史时，我们悲伤的肝肠寸断——我们长期的集权成就了太多的政治谎言。

世界误读了中国还是中国误读了世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谎言被列强揭穿后——成千上万牺牲者的鲜血绝对筑不起新的万里长城

彼得大帝的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俄罗斯文化历史选修课作业

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是沙皇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具有资产阶级改革的性质。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它并不彻底，保留了沙皇统治和封建农奴制残余。农奴制度的残余也致使俄国一直无法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看齐。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曾描述到：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像一艘舰只在斧头的敲击下和大炮的轰鸣声中下水了，然而改革后的俄国仍然是农奴制的俄国，广大俄国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彼得大帝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沙皇，他亲力亲为，不怕辛劳，身为尊贵的沙皇，孑身一人来到欧洲，从基层的苦劳力做起，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俄国与欧洲的差距。回国之后他的雷霆政策所遭受到极大地阻碍，但是他仍然坚持推行下去，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彼得大帝的改革概括起来分为六个方面。第一，改革军事，加强国防，夺取出海口。第二，改革和健全国家行政机构。第三，实行宗教改革，加强皇权。第四，改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第五，兴办近代工业，改变俄国经济落后面貌。第六，扶植商业，发展贸易，提高商人政治地位。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改革，彼得大帝把俄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通过改革以及对外扩张战争，彼得终于用野蛮制服了野蛮，使俄国由一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国家变成了三面临海、地跨欧亚两洲的开放性欧洲大国之一。彼得一世通过战争，使俄国从内陆国变成濒海国。在和西欧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同时，也为日后

争夺欧洲霸权开辟了道路。 彼得大帝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俄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就认为彼得一世改革“为结束俄国百年来的落后状况，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更为形象地给彼得一世改革以高度评价，说它“让俄罗斯腾空而起”。 首先，彼得大帝改革大大增强了俄国的军事实力，保证了俄国在北方战争中击败当时欧洲的军事强国瑞典，从而使“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了脚跟”，“进入强国的行列”。到1725年，俄国已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20余万人的近代化常备军。以前俄国没有海军，到彼得一世执政末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已拥有各种舰只895艘，水兵28，000人。 其次，彼得大帝改革刷新了俄国政治、削弱了贵族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行政管理效能，俄国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就曾认为彼得一世的行政改革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改革的色彩，在俄国开创了近代议政制度。特别是1722年颁布的“官秩表”，体现了彼得一世的“量才施用”、“论功取仕”的思想，它是对按贵族门阀取仕的腐朽传统的挑战，使一大批出身寒微、德才兼备之士脱颖而出。这对革新政治，广罗人才，提高行政管理效能具有积极意义。“一子继承法”迫使众多功贵族子弟去从商、从军、从学、去“自寻饭碗”，这是对俄国旧贵族势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皇位继承法”革除了旧的皇位继承原则，沙皇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后继人。这些都对整饬政治，强化皇权，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 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 “毬”字的音译。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 当中的 “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 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另外，马球运动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 都是与汉语“毬”的读音相同的发音，而“毬”是在中国汉代以前就有的发音， 就是指球类运动，所以也不会是对波斯语的音译。所以笔者认为，波斯语当中的giu 或guy 是从中国地区引入的，而且是通过官方渠道。 根据上述论断，笔者认为，马球运动起源于中国的西藏地区或者西北地区，其传播出去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民间传播，另外一个是通过官方的传播。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就比较清晰了。马球运动是一种在马背上的运动，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参与，在唐代以前也很少有记载在民间的官员和富商当中有从事大规模马球运动的，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一定是通过皇室，后逐渐扩大。而皇室当中的马球运动虽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大规模的推广一定是在唐代时期，因为，从唐代以后关于宫廷、 官员乃至书生从事马球运动的记载就非常丰富了。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不是从民间的辐射式传播，而是通过官方的影响力进行的传播，即先兴起于都城，之后逐渐在各地兴起的。 参考文献 [1]戴伟谦，袁俞光.中国古代马球运动起源论断的比较[EB/OL].[台湾地区]国立体育学院论坛，民91,13卷1期. [2]韩丹.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0（5）.[3]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 [4]姜伟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历史溯源[J].音体美， 2010.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其外交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难以回避。从1863年荣升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晚清外交生涯，直至1901年因病去世，近四十年为晚清政府服务，主持操办一切重要对外交涉，因此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写照。当时清政府衰微没落，资本主义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加紧对外扩张和殖民活动，一系列的国内外客观形势造就了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策略以及外交行为。 一、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 1.“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形成。李鸿章形成这一外交思想是基于对晚清的时局和国际局势清醒的认知。 在他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李鸿章看到了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以求生存。国家间的交往并非只依靠外交家的聪慧才智和灵活手段，外交是基于国家 的经济、军事实力的。但晚清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微，“弱国无外交”，靠李鸿章一人之力难以改变局势，晚清政府更不可能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以订立不平合约而避免战争，减小损失，维持稳定局面，为自强创造有利环境是当时晚清政府唯一的出路，“外须和戎”的思想正是由此而得。李鸿章还认识到，铁枪火炮是西方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闭关锁国”已使得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学习西法是自强的重要手段，“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李鸿章对晚清所处的客观环境的认识，促使其形成“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的外交思想。这一外交思想的最终形成除了客观因素起作用之外，李鸿章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忽视。其父李文安进士出身，对李鸿章教育尤为严格，自幼所受的教育均为儒家传统思想，一生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纲常，忠于君主，忠于朝廷。这就使得李鸿章在与坚船利炮的列强交涉中，为保清廷免遭推翻的厄运，推行对外 “和戎”的政策， 衷心维护清廷的利益。其次，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深受其师曾国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灵魂人物，其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和中国的对外交往产生了主导性影响。本文将结合历 史背景，对李鸿章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外交思想进行概述、分析，从而阐明笔者的一己之见。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交策略应用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刘海荣 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43

浅析彼得大帝改革利弊及背景

浅析彼得大帝改革利弊及背景 俄国在其地缘上,是一个既不完全属于东方又不完全属于西方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国家, 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以及宗教结构上中呈现出许多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从留里克王朝到1 8 6 1 年农奴制改革止，俄国内部发展始终与欧洲其他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西欧君主专制是西欧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出现的专制王权，是调节国内具有政治独立性的市民等级和贵族等级之间的关系的中介力量; 而俄国却不存在象西欧那样的独立的、组织严密的等级, 沙皇专制制度不允许社会各阶层存在任何政治独立性, 它镇压任何微弱的反抗, 具有东方君主专制的性质。 彼得大帝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继位后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同时改革军事，建立正规的陆海军，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继而发动了战争，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给俄罗斯帝国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近代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史无不源于彼得大帝时代。1689年彼得一世掌握实权发动改革。 1689年的沙俄政权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到处盛行着农奴制──实际上农奴的数目在增加，而其合法权力在减少。俄国错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大好时机。神职人员愚昧无知；文学暗淡无光，数学和自然科学无人问津。同西欧相比，俄国几乎还在中世纪时期。在西欧，此时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刚刚问世，文学和哲学事业繁荣昌盛。 1697至1698年间，彼得到西欧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一次为他随后的统治定下了基调的 旅行。他以一个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身份，率领了一个大约由25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由于彼得使用了一个假名（鲁尤特尔·米海伊洛夫），因而他看到了许多否则就无法看到的事物。在这次旅行期间，他为荷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个时期的船长，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在普鲁士学过射击。他走访工厂、学校、博物馆、军火库，甚至还参加了英国议会举行的一届会议。总之，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工业及行政管理方法。 彼得大帝的改革，可以主要分为三大方面，分别是行政改革，军事改革，以及经济改革，三者相辅相成。在彼得大帝的构想中，行政改革为军事改革铺平道路，军事改革为帝国统治提供保障，经济改革为军事改革提供经济基础，行政改革给予经济改革方便。接下来，我从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彼得的行政改革可分为地方行政改革和中央行政改革。地方行政改革中, 彼得除了设立省总督、总辖地方行政事务, 还在城市中设立城市行政自治机构, 促进了俄国商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防止地方总督割据, 彼得还在地方设立参议会监督他们。在中央部门的改革中, 彼得撤消了波雅尔杜马, 设立参议院, 直接听命于他, 加强了集权专制。中央还成立了权责分明、办事效率很高的各个委员会, 增强了中央机构的职能。行政改革改变了之前的冗官冗员的现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机构，撤销不做实事的人员，减少了行政成本的支出，提高了行政效率。在地方，有效的削弱了公国的权力，减少了帝国内部的忧患，可以很好的掌握，控制他们。 彼得为了保证俄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行了军事改革。他加强了征兵工作, 保证了士兵的来源, 并且在国内设立海军、炮兵等学校, 培养优秀军事人才。彼得一世非常重视海军的建设, 还专门制定了“海军章程”, 海军章程确定了海上舰队的编制、战船的等级, 海军 官员相互之间的关系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彼得还兴建造船厂, 建造大型的海上战舰。他认识到俄国缺少的是出海口, 必须用海军来为俄争得出海通道。马克思曾经评价彼得:“俄国需要的是水域。彼得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彼得能看到俄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张“外须和戎，内修变法”，遵守已定条约，避免发生冲突，以维持和平局面来争取国家发展空间，与他涉外经历所见中外实力悬殊、秉承清政府外交原则、继承曾国藩“诚”思想等原因有关，其思想虽着眼现实，但过于妥协求和而易受列强利用恫吓。清流派的思想主要主张强硬主战，与其置身事外具有密切关系，其理论也由此常脱离现实，但是其在限制妥协派发展，引导鼓舞舆论具有重要作用。两者实为互补关系，各有长短，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两者没有实现融合统一，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标签：外交思想；和戎；主战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列强加强“条约口岸体制”为核心的体系，通过修约谈判或者武力威胁，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优惠条款，保障贸易有利可图，或者通过赔偿割让条款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同时这一时期教案纠纷不断，边疆问题纷至沓来，清廷内部派系不断加重，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重。无论是李鸿章①还是清流派②，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但因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外交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修变法” 李鸿章外交思想以“外须和戎”为中心，这是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时的总方针。主要表现在于主张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在关乎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对外关系上，李鸿章都极为谨慎，避免冲突，为晚清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建设条件和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对外战争方面，李鸿章更是尽力维护一个中外和平的局面，避免战争。他同时主张主动了解外情，办好交涉，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反对仍然闭目塞听、不承认现状的顽固态度。 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来源于他对于国际时局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在早期是与外国合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在随后几十年与西方的交涉活动中，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外时局变化“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而由此带来的实力悬殊，他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观。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李鸿章写道：“臣向在江南办理外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稍减……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李鸿章认为只有“严兵”，即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和局”。然而当时中外实力差距悬殊，晚清政府虽然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大军备建设，但是落后的经济制度、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不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腐朽的官僚体系难以支持建设的开展，也难以改变中外实力对比。 因而，在他看来通过实力的对抗带来和平这条路是行不通的。1883年的中法战争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条路在现实条件下不但不能带来“和局”，反而将会把清朝拉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战争中原本就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事实力的落后，清军的损失相较于列强将会更多，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约有10000人伤亡，但是法军则仅有2100人伤亡。即使是一场战争胜利了，

从《彼得大帝遗嘱》到黄俄罗斯计划

从《彼得大帝遗嘱》到黄俄罗斯计划 解决外蒙问题，只是消除国土安全潜在威胁的第一步，并没有改变中国强邻环伺的地缘格局，东有美、日沿海部阵，西南有印度雪线对峙，而北边暂时安静下来的强悍征服性的俄罗斯，你永远也无法预测它何时又会露出北极熊的尖牙利爪，扑向你的后背。 日本与印度，是中国万年守望的邻居，我们无法选择，也无法规避，只能在人满为患的饱和空间里，小心翼翼地与他们和平共处。而俄罗斯，这个不请自来的饕餮巨兽，却因为过度贪婪的胃口给自己制造了额外的国土安全困境。为了追求空旷国土控制的绝对安全目标，俄罗斯一直不断地给自己的邻居作出损人利己的地缘政治安排，从沙俄时期一直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现在这样衰退的境地，也仍然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其实，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版图计，也已经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地理大国了，富饶的东欧平原，足以让俄罗斯人增长到三亿以上也仍然保持空旷宽松的生活环境，无须承担过度扩张后庞大的国土安全管理成本开支，也无须面对众多敌意和复仇的眼光。然而，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二世，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新老沙皇们的伟大抱负就是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的四海通达的超级帝国。 俄罗斯征服世界的战略思维，可以从颇具争议的《彼得大帝遗嘱》看出其延续性。尽管历届俄罗斯政府和官方历史学家们都断然否认《彼得大帝遗嘱》的真实性，但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俄罗斯侵略扩张历史却严格遵循了这一遗嘱所设计的战略方向和策略谋划。 这里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彼得大帝遗嘱》的核心内容—— 俄罗斯人民负有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的使命，它从北方对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入侵是上帝命定和设计的一种周期运动。 俄国应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求得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 在欧洲，与日耳曼整合相互利益，争取他们对俄国扩张事业的支持，分割波兰。 沿波罗的海不断向北扩张，尽量多地占领瑞典国土。 要优先与英格兰结盟通商，使之有利于俄国的航海和贸易。 沿黑海向南扩张，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要挑起边疆的战争，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推进到印度，拥有世界的仓库。 诱使奥地利王室对把土耳其赶出欧洲发生兴趣，在征服君士坦丁堡时消除奥地利的嫉妒，其方法或为挑动它与欧洲各大国作战。 努力将散处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中部的、在政治和宗教上陷于分裂的希腊人全部重新团结在俄罗斯周围，让他们冒充敌人之友取得某种自动的或圣职的优势，以建立在全世界的优势。

李鸿章外交思想

李鸿章外交思想 内容摘要：李鸿章几乎承办了清末所有重大对外事务，为清廷所倚重，名扬国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又是封建地主的一员，生活在封闭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的认识世界的机会,因此其外交思想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多是封建地主阶级自身利益，丧权辱国。很多人对他的评价是“卖国贼”。其实不然，纵使他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纵使他的“遵循外交”、“利益均沾”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权益，然而谁愿意背上卖国的骂名？当时清廷形势使其力不从心，加之统治者思想的左右，使之难施其政，国家步步陷入危难实是必然。李鸿章出于当时形势、所处的位置的考虑及自身的局限性的桎梏等综合因素最终使其思想、行为使然。 关键词：内政、外交、和戎、自强、遵循外交、以夷制夷、 李鸿章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内政外交相结合，以“和戎”为途径，“自强”为目地。主张变法自强。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失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完全否定。 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利用坚船利炮叩开紧闭的大清国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竞相叩关逼迫清廷就范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列强的肆意侵略下，中国主权不断的沦丧，领土大片的被割占，疆界频繁的变更，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步步加深，社会矛盾被不断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危机四伏。外忧未除，内患又起，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突发。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国力几乎消耗殆尽，积贫积弱，国势日下，清廷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李鸿章正是在此时局下粉墨登场主持清末外交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接手清朝外交。在如此严酷的情势下，腐败的清朝统治者竟毫无警觉，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区区“夷狄”不足重视。而李鸿章清醒的认识到形式的危急。清醒地、深刻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在此时李鸿章就已不再不盲目的称列强为“夷人”，敏锐的察觉的此时与以往的不同，意识到中国要面对时局进行变革，学习西方：“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 变则通……日本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2）面对天下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观念，封建伦理道德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体系已经无法应对面临的巨大挑战，无论是出于自发还是被迫，这时候的晚清外交都面临着一个近代化的问题。中国传统的以自身为中心的上国外交已无法适应国力衰弱，国势日下的晚清中国。 面对上国衰落，列强不断入侵，步步紧逼而清廷无力抵抗的现实，李鸿章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自当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也必隐图其狂逞。”（3）他认

简论李鸿章与近代外交

简论李鸿章与近代外交 关键词：李鸿章近代外交 一、引言 21世纪的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更是无须多言，而这一切与我们国家的积极正确的外交方针是密不可分的。而回顾历史，从1840至今，从被迫打开国门，签订条约，到如今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在国际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百多年可以说是多灾多难，我们不得不感叹，近代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屈辱被动到自立强大的奋斗史。在当下，重新思考那段令人尴尬的外交史的依旧十分必要，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吸取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现在的形势和任务，在外交中取得更多成就，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奠定基础。 这部近代外交的奋斗史由数不清的人共同谱写，其中的心酸屈辱与艰苦卓绝旁人或许可以想象，却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这些人物就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始终饱受争议的人物——晚清名臣，李鸿章。 二、正文 很久以来，外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非常之高，而国人对其的评价却远远不如外国。在当时，西方把李鸿章与德国首相卑斯麦、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并称为“当世三杰”，认为他是国际外交中的佼佼者：而国人却大都怒斥其为“卖国贼”，只因为他代表清政府签下了“卖国的条约”。 其实，在以79岁高龄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前，李鸿章作为清帝国的朝廷重臣，他的功劳有目共睹。他向朝廷上奏挖掘煤矿、请开铁路、建设海军，兴办洋务运动，推动着已经没落的帝国艰难向前。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认为他是成也外交，败也外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鸿章在清廷初展身手就是天津教案的成功处理。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法国当时忙着应对普法战争，无暇顾及清国，但李鸿章的外交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他作为外交大臣的第一场漂亮仗。 然而，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面对一个将亡的大清国，既是卓越如李中堂，也难以力挽狂澜。他能做的，不过也就是努力让风雨飘摇的王朝再苦苦支撑几年。 纵观李鸿章外交生涯，上上下下总共签订了

彼得一世改革

浅析彼得一世改革 摘要:俄国近代改革是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18世纪初，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是俄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也是俄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他把俄国引入欧洲文明，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使俄国由一个落后、封闭的国家开始变为一个进步、开放的国家。从而成功地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性一步，为俄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俄国彼得一世彼得一世改革 近代俄国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既波澜壮阔，又谜团纷纭的图式：这里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追赶西欧的大规模改革，这里有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制”，这里有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俄国农奴制改革，这里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斯托雷平改革……图式中一系列改革对俄国的发展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下面重点分析彼得一世改革。 在俄国历史上，彼得一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颇有政治经验、有所作为的封建君主，尤其是在政治生涯中重要建树之一的改革活动，不仅使他在世界近代史上闻名遐迩，而且把俄国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被恩格斯誉为“真正的伟人”[1]。 一、彼得一世改革的背景 18世纪初期的彼得一世改革是在俄国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而进行的，可以说是当时俄国社会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俄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1．在经济上，在农奴制度下，农奴常年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强制。农奴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有行政、司法的权力。列宁曾经说过：“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农奴制并没有什么区别”[2]。在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下，农奴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满情绪极高。这种状况使俄国经济技术落后，发展极为缓慢。 在商业方面，俗语说：“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当时的俄国商品奇缺，严重依赖于外国进口如生铁、枪支、弹药、呢绒、纸张等。在出口商品中，大多是农业原料，如亚麻、柏油、木材等。因此，俄国对外贸易受制于西欧国家，使俄国商人在国内外贸易中缺乏竞争力，必

浅析康熙与彼得大帝的异同

浅析康熙与彼得大帝的异同 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17至18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余晖，盛极而衰，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各自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

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如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即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马上命人热粥喂给他吃。康熙了解到王四海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上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 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语)。

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摘要：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 也是中国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避战求和以夷制夷清政府 正文：他以一身之计负九重之忧，但能争回一分是一分；他处事棘手之际，力争骄 悍之异国，哀叹“若舍我命而有利于国，我也毫不吝惜啊”；他“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四子，翰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李鸿章其宗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①。他少年聪慧，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他 20岁便作《入都》诗安徽庐州府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②其胸怀之广之大不由得令人惊叹。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 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他以军事起家，纵横于晚清外交界，弛名于西方，为晚清一代“兵家”、“外交家”,代表晚清政府主持签订了近代史上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重大不平等条约。因此就有人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而李鸿章正是其中一个。从天津教案中初涉外交，台湾事件中舌战日本来使，中法之战中极力斡旋，马关议和中血溅袍服，割让辽东后联俄制日，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始终能看见李鸿章的身影。同时他又对晚清近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史学界中也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始人”。1901年11月7日，大清王朝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李鸿章终于不堪沉疴而溘离那个风雨动荡的年代。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综述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515729564.html, 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综述 作者：李梦雪 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20期 摘要：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在文革前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出现大量的新观点。随着研究气氛的开放与自由，学界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也涌现出一部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关于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研究以及洋务思想的内容研究更加的详细深入，洋务思想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评价也有更多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思想综述 一、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的研究概况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晚晴重臣李鸿章一直以来饱受争议。而由其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故而史学界通常将李鸿章与洋务运动联系起来作为研究对象。总体来看，国内关于李鸿章与其洋务运动的研究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中国成立之前，对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的研究目的多为救国图存，冯桂芬、郑观应、梁启超等在其著作中均对洋务运动进行总结，也涉及对李鸿章的评价，较为中肯多肯定其军工否定其外交，这一时期的评价毁誉参半但仍不失公允;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因受政氛围的影响，研究著作并不多，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的评价多为负面评价;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时期的学术氛围宽松，学术研究活跃，1988年的“李鸿章与近代经济学术研讨会”将关于李鸿章级洋务运动的研究推向高潮，在李鸿章的历史作用方面诸多学者开始采用辩证的审视眼光，一改全盘否定、过激评论的局面，将李鸿章、洋务运动放在变革中的近代中国以及其国际背景中进行研究，是这一阶段研究中的突出特点。 综合分析近年来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可以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研究方向，增加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总体来看近年来关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洋务思想内容、洋务思想的评价。此外围绕李鸿章洋务思想进行研究的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二、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洋务思想萌芽源于李鸿章对当时时局的清醒认识。李鸿章清楚的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从华夷隔绝发展到了中外联属的状况，这是李鸿章一系列洋务思想的起点。郑春奎认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经历了由“戎和”到“变法自强”“求富”再到“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发展过程，主要强调李鸿章洋务思想发展过程的上下衔接环环相扣的发展特点。彭代璞将李鸿章洋务思想的演变过程分为“从‘经世致用’的新儒学思想到‘喜谈洋务’”、“提出洋务的总纲‘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到‘必先富而后能强’”、“从‘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到

彼得大帝的出海梦

彼得大帝的出海梦 去年6 月初，俄罗斯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圣彼得堡市 建立300 周年的纪念活动。按照俄罗斯人自己的说法，这次庆典是俄政府向世界展示自己，提升本国国际形象，鼓励国人奋发图强，重振雄风的良机。 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在经过艰苦奋斗和付出沉重代价 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于1703 年亲自规划建立的一座海滨城市，把它作为引进西欧国家先进技术和人才、进行对外贸易的窗口和平台。从此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国势日隆，成为东欧的一个强国。 梦寐以求打开海上门户 沙皇彼得一世出生于1672 年5月30日。他的童年是在 宫廷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度过的。彼得亲政时的俄罗斯， 虽然是一个地垮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但却十分贫穷、落后，有出海门户，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状态。 仍然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状态。其中个重要原因是没1693 年彼得率员视察白海东南岸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 在港口码头上，他看到俄国的木材、亚麻、皮毛等商品堆积如山。由于没有本国船只运出销售，外国商人残酷压价，俄商不够成本，宁可让它烂掉也不出售。彼得明白了俄国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1695 年为了夺取黑海的出海口，彼得率俄军攻取黑海南 岸原属俄国、后为土耳其占领的亚速城。因为俄国没有海军，无法 阻止土军从海上源源不断地向城内供应粮食和弹药，尽管俄军奋勇作战，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彼得亲睹一千余哥萨克敢死队员在土军猛 烈炮火下殉身城下。 这些刻骨铭心的亲历，使彼得日益形成坚定的信念：必 须要有海上门户，要有自己的海军，让愚昧落后的俄国融入欧洲，把 欧洲先进的技术引进俄国。“俄国需要的是海域这是彼得毕生为之 奋斗的座右铭，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心声。 隐名乔装去西欧学习科学技术年2 月，他在克服保守势力重重阻拦 之后，终于成行。这个使团共有250 人，其中有30 名留学生。他把使团的领导工作交由三位大使负责，自己化名彼得?米哈依洛夫， 以留学生的身份随团出访。 率团去西欧访问，学习先进技术，是彼得的夙愿，1697 使团到东普鲁士的海滨城市哥尼斯堡，他向一位上校拜 师学习打炮技术。其后，彼得随团到达以造船业闻名于世的荷兰萨尔丹，这里工场林立，气笛长鸣。他借住在一个铁匠家里，生火做饭， 洗衣搭铺，全部自理。他跟着师傅学习木工，斧子劈，刨子刨，样样 活都干，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不久，他得到荷兰当局允许，又到东印 度洋公司学习造船学理论。为了完全掌握这门技术，他坚持完全由留 学生成功地独立建造了一艘三桅巡洋舰。 1698 年1 月使团来到英国。彼得除了进一步学习造船理 论外，着重学习英国的议会制度。为了真实了解英国君主立宪的运作 程序，彼得获准在英国上院会议厅旁边的一间房子里，听取会议进行 的情况。后来彼得觉得国王参加议会当面听取议员的意见，很有益 处，俄国应该向英国学习。 使团在同年1 月到达波兰。因为他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世私交甚厚，他不再隐姓埋名，而以沙皇名义同对方会谈。

彼得一世改革

彼得一世改革 18世纪初期的彼得一世改革是当时俄国社会提出的要求。也是俄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彼得一世即位以前，俄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教育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17世纪末，在尼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而在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贵族地主是支配。列宁对这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作了如下的评述：“地主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构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护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 改革影响： 1、国力壮大，跻身欧洲强国行列。通过俄国与瑞典的两次战争结果的比较，可清楚认识到，俄国通过彼得一世的改革，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欧洲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增强。 2、保留封建农奴制，走上扩张道路。彼得一世的改革是在加强农奴制基础上实行的，俄国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这决定了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 俄国1649年法典反映了封建农奴制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这表现在服役封地和世袭领地趋于合流，形成了统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各种隶属关系不同的农民（国有农民、宫廷农民、私有主农民）和其他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人民都成为封建主剥削的对象，农奴和奴仆互相接近而融合为一体；沙皇的专制权力，进一步加强，等级代表君主制正在向绝对君主制过渡。 当时，俄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内讧和战乱频仍，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因饥荒、破产和贫困而四处逃亡，出现了大量土地荒芜的现象。直至17世纪末，农业生产仍未得到完全恢复，农民的耕地仍比过去减少20—25%。为了确保足够的劳动力，地主、贵族则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推行最原始的封建剥削方法，即野蛮的摇役制，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因而丧失了人身自由，沦为农奴。在这种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压迫下，广大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17世纪俄国虽然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但还很微弱，大量使用农奴劳动，商品经济还处在自然经济的从属地位，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后来，虽然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微弱因素，却一直受到还在发展着的农奴制的严重压抑。 与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俄国政治机构也存在着诸多弊端。17世纪的衙门制度，反映了俄罗斯统一国家中央政权机关仍不健全：行政、财政、司法的权限不分；分工不明确；财政制度紊乱；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过于庞大。到17世纪末，衙门制度的流弊已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朱晓薇、林纬琳、庄翠兰、孙澄玉、李懿 指导教师：黄美华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暴露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挨打受辱，几乎无以自存。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悲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善于自处。他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代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承袭者“神明华”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一般封建士大夫都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回顾历史，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烂大备”，认为清朝统治“岂特远过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茫然问道：“中国何弱之有？”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被镇压，天下太平，共庆“中兴”，振振有词地问：“尚得谓之弱乎？”于是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旧时代去。为了喊醒昏睡中、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李鸿章一再大声疾呼：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局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中土士大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 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并强调指出：“我朝处数前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因此，必须讲求洋务。 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奇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李鸿章自然不可能洞悉原委，他也始终没有变成“资产者”，但却代表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蹒跚前进。正是基于“处奇局应建奇业”的认识，李鸿章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谈洋务”的顽固分子说：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能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就得如此。何等坚定，何等爽朗！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李鸿章把“外须和戎，内

李鸿章外交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活动 （一）“以夷制夷”思想 鉴于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李鸿章为了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以致力于对内自强的洋务运动，他采用了林则徐、魏源早已提出的“以夷制夷”思想。这一外交策略日后则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起源于春秋时代。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列强虽有联合但也有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也积极采取“以夷制夷”思想。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他鉴于此种情况，就竭力想利用各国矛盾，来达到“以夷制夷”进而以求自存的目的。 李鸿章运用这个方法最得意的一招就是处理与英国有关云南马嘉理案的交涉。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英法两国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英国驻北京使馆派翻译官玛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领探路队擅自入境。因于当地曼允山寨景颇族群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打死，此即“嘉理案”。英国政府利用此案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的侵略要求。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以绝交、战争相恐吓。李鸿章故意将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中的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用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当时俄、德、美、法、日、奥六国公使都在烟台观看海军操练。李鸿章通过赫德的调停，把威妥玛接到烟台会晤，并对此次会谈“故示整暇，往来谈宴”，[1]315表示不急于商谈此事。在清皇帝万寿节那天，请各国公使及提督等赴宴庆贺。各国公使议论纷纷，觉得马嘉理一案中，滇抚岑毓英下令杀人一事并没有确凿证据，不应该提岑来京问罪。次日，李鸿章与威妥玛会谈时，威妥玛取消了这一要求。李鸿章通过此次谈判的胜利，被外国人视为外交能手，他本人亦对此次谈判之结果甚为满意，也对“以夷制夷”的效果感到很高兴。 李鸿章还积极向朝鲜输出他“以夷制夷”的高见。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日韩江华条约》，为其吞并朝鲜奠定了基础。1879年8月26日，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致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书中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1]301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把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尤其是后来发生的还辽事件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就连西太后也主张“一意联络俄人”，以牵制其他列强。于是，李鸿章前期“以夷制夷”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1896年6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事前通知清政府派专使参加。最终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在清政府的授意下，5月3日李鸿章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秘密谈判。并于6月3日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使其牵制日本。至此，他以为找到了一个真心帮助中国，又足以牵制日本侵略野心的盟友。在他回国途中，对自己“联俄制日”的成果沾沾自喜，并在上海时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