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战略与策略陈晓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文学与文化·

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战略与策略

陈晓梅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葛兰西结合变化了的欧洲形势，

提出夺取文化领导权是西方无产阶级总体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提出统领性的、全局性的战略纲领，也根据

形势发展制定出一整套行动方针和斗争方法，确立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战

略和策略的结合，使其文化领导权理论具有系统化、整体性的结构特征。对当

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多重启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文化建构

收稿日期：2014－03－10

作者简介：陈晓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础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区文化建设”

（课题编号：2011SJB710010）、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区文化建设”（课题编号：CXZZ11－09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思考深深植根于西方社会的

历史传统和文化场域，

其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等重要概念和文化领导权理论等所蕴含的开创性的思考，

对西方诸多学者和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其身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葛兰西的思想集中于他在狱中写的32本《狱中札记》里，由于受到法西斯当局的严密监控，可利用的资料零

星不全，每本札记包含的若干概念，往往前后不一，有多种提法，因而被认为是“庞大、散乱无章且

未完成的”。但他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战略与策略的思考，已形成完整的脉络并具有系统化、整体性的理论特征，对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和启示。

一、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意义

取得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无产阶级总体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

导权作为这一运动获得总体性胜利的关键环节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国家阶段———的重要前提。

葛兰西在其国家学说中引出了文化领导权战略和策略的思想。葛兰西指出

，“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1］。在这里

，“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

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2］。市民社会是国家在一切文化领

域中以间接手段为主散布替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辩护的全部组织机构和技术手段，发挥间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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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的、非强制性的“领导”职能。政治社会是强制性的统治工具，包括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发挥正式的、暴力强制的“统治”职能。这样，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为同政治社会一样承载国家职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葛兰西认为，十月革命后欧洲一些国家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是俄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结构性差异。“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3］葛兰西引入西方军事史上的术语“运动战”和“阵地战”，指直接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与夺取文化领导权，占据市民社会“堡垒和工事”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1870年前，西方国家尤其在城市，政治统治居于主导地位，国家依赖军事武装力量维持统治，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处于分立状态，国家经济在世界市场的经济关系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1870年后，由于欧洲的殖民扩张，国家的统治愈发倾向于全方位的体系，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系加强，统治阶级不仅控制着国家机器，而且牢固地掌握着市民社会的领导权，相对于国家机器，成熟的市民社会对维护其阶级统治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得到了主要来自市民社会力量的强大支撑。因此，在新的形势下，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政治艺术与军事艺术发生了同样的变革：运动战更多地被阵地战所取代”［4］。无产阶级不应正面出击，“斗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发展领导权的认识来进行”［5］，应坚守市民社会阵地，作文化上长期的渗透、进攻和瓦解，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市民社会堡垒内部，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步扩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步一步地克服民众从属于资产阶级信仰的状态，取得“智力和道德上的领导权”。当然，葛兰西也提出，当时机到来时，要迅速由阵地战转入运动战。

葛兰西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全局性的筹划和指导，从战略的高度指出取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认为，现代国家发展日趋完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配合日益合理是普遍的发展趋势。对无产阶级革命全局或者根本要求而言，夺取文化领导权成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胜利后无产阶级专政长期稳定的基本保障。“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6］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团体阶段、在市民社会中争取领导权的阶段以及国家政权阶段，它们不能被任意应用或者预期。在争取领导权的阶段，发展的是政治科学；在国家阶段，如果不去冒国家瓦解的危险的话，就得发展所有的上层建筑”［7］。“经济—团体阶段”是无产阶级为经济利益进行斗争的阶段，处于自在阶级状态。进入市民社会阶段以及国家阶段，夺取文化领导权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持久战，“每一局势的决定因素是那些得到不断组织和长远准备的力量，在局势有利的时候（只有存在这种力量并充满战斗精神，局势才可能有利），可以开进战场。因此，本质的任务是系统并耐心地保证形成和发展这种力量，并使它更加团结、紧密和觉悟”［8］。在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开展一系列意识形态、宗教、哲学、政治和法律的论战，说服民众，形成普遍的赞同，进而改变社会力量的配置。葛兰西指出，市民社会中夺取和维护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工作准备越细致入微，在根本性的战争中取胜的机会就越大。

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

如果说，葛兰西对取得文化领导权制定了统领性的、全局性的战略纲领，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还“‘深刻’研究市民社会的何种因素对应阵地战的防御配系”［9］，天才地提出根据形势发展确立相应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法，制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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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发点：从批判常识开始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倾向于一种群众哲学。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使思想历史化，即把思想看成是一种在许多人中间得以传播（要是没有合理性或历史性，这种传播就会是不可设想的），并且是以使自身变成为一种积极的行为准则这样的方式进行传播的世界观和‘健全的见识’”［10］。马克思主义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这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着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11］而做到这一切，必须以具体个人已有的认知和判断为出发点，去改变其认知和行动状态。在无产阶级没有获得政权的物质力量的保护前，必须依靠自身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针对具体个人，“以一种文化形态并帮助他批判地建构他自己的思维，以便能参与到一个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共同体里去”［12］，只有这样才可能具备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斗争的条件，所以，“首先就只能从常识出发，其次从宗教出发，只有在第三阶段上，才走向由传统知识集团所精心建构的哲学体系”［13］。

（二）途径：通过“四要素”“三层次”系统化地建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承认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作用，但文化的力量、运动和作用方式自身一套逻辑和规律的“平面化的地形图已经让位于社会运动中复杂的互动模式”［14］。葛兰西剖析了文化领导权确立过程中系统性因素的影响，提出了“四个要素”：“新世界观的传播过程有其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原因），但是，形式的要素，逻辑上的融贯一致性的要素，权威性的要素以及组织的要素，在不论是由单个人还是一定规模的集团确定了总的方向之后，就立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15］由此，葛兰西提出了从“三层次”系统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群众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种整体的趋势———其顶峰变成为集体活动的标准，变成具体的和完全（完整）的‘历史’———中达到顶峰。”［16］但“可以在各种层次上把哲学要素本身‘区分出来’：作为哲学家的哲学，作为领导集团的世界观（哲学文化），以及作为广大群众的宗教。而且也能够看出我们在这每一个层次上是怎样处理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结合’的”［17］。从而，为无产阶级开展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提供了路径依据。

第一，哲学家层次———依靠理论家建构系统理论内容，开展理论批判，发展“逻辑上的融贯一致性的要素”和“权威性的要素”。最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处于顶峰的伟大哲学家。因为，伟大哲学家能够在全面掌握历史的理论发展脉络和实践运用的基础上，“以更大的逻辑严密性、更大的融贯一致性、更多的系统感进行思考”，正式建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学说，他“能够同智力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阶层讨论和发展新的批判概念的有机能力具有联系”［18］。“仔细研究新真理以及为真理本身寻找更好、更融贯一致、更清晰的表达方式。”［19］葛兰西主张，理论家应以严肃的态度，“必须同最杰出的敌手交锋”［20］。在同有才能的聪明敌手的辩论中，去讨论和维护自己的观点，用更进步、更科学的哲学和内容积极地对旧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和系统理论展开批判。通过回应，迎接挑战来证明自身理论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第二，领导集团层次———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培养和造就有机知识分子，突出“组织的要素”。首先，有机知识分子是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有机知识分子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物，是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挥着指导、组织、教育、治理等职能，“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21］。葛兰西指出，“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的构造其有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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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22］。其次，无产阶级政党是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和团结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葛兰西指出，“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新的培养人，可以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其中得以发生的坩埚”［23］。通过政党的领导和组织，使党的成员得到教育和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转变成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以及一个完整的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活动与职能的组织者”［24］。通过政党更广泛地组织和教育民众，吸收党员，转化传统知识分子。葛兰西指出，在这些方面，政党能够比国家做得“更加彻底、更加有组织”［25］。通过保持政党领袖、普通党员、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协调一致和紧密联系，由此形成的整个复合体能够像“集体人”那样一起行动。

第三，广大群众层次———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民众常识的形态，重视“形式的要素”。葛兰西分析了大众认识的特点，“群众本身只能把哲学当做一种信仰来体验”，群众行为标准不是建立在理性、而是由信仰决定的要素上。这些要素形式上是确定无疑、坚实可靠的信条，由此产生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特征。因此，“倡导新的大众信条……也就是一种新的常识以及与此相伴的一种新的文化和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的文化和哲学将植根于和传统信条具有同样的坚实可靠性和强制性特征的大众意识之中”［26］。葛兰西倡导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结合，“出发点仍然必须总是作为群众的自发哲学，并且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弄成融贯的常识”［27］。

葛兰西希望通过大众文化，将马克思主义多途径、多形式广泛播撒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无间断地重复强化，对社会大众产生持续的、整体性的影响。出于教导的目的，对处于从属地位、被剥夺了历史首创精神的社会大众，用初级读物、手册等书籍，以适合大众认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的浅显通俗的理论内容，以教义的形式、从容的文体，科学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要永不懈怠地重申自己的论据（虽然要提供花样翻新的文字表达形式）；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28］马克思主义是“这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对照……在远比哲学史更广阔得多的文化史中，每当大众文化经历了一个革命阶段和因为从人民的矿石中锻造出新的阶级而繁荣起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唯物主义’的繁荣”［29］。

（三）目标：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意识的社会大众

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其目的在于创造更高级的新文明，使‘文明’和广大群众的道德风范适应经济生产设备的继续发展，从而发展出实实在在的新人类”［30］。他说：“引导大众进行融贯一致的思想，并以同样融贯一致的方式去思考真实的当今世界，这远比作为某一位哲学天才的个人发现或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重要，也更具有‘原创性’得多。”［31］马克思曾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2］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只能由‘集体的人’来完成，要达成一种‘文化－社会的’统一，必须以此为前提：具有异质的目的的、多种多样的分散的意志，在平等的共同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怀着同一个目的而焊接在一起”［33］。即通过文化批判，启发民智，促使民众认清自身的社会主体地位和作用，成为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意识的社会力量，使马克思主义为民众所理解、认同和信仰，转化成为民众的理论自觉，并形成持续性的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自我抵制和辨识能力。在这种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就转变为一种集体意志，引导民众实践活动，为大众实践活动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解释，将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吸引到一起，团结成“集体的人”，通过社会成员广泛组织参与形成大众运动。可以看出，葛兰西理论实质上就是把这个“现实的起点”———人民———作为思维的“结果”重新“掌握”，并在这个结果中，占据一个“政治实践空间中内的”、“人民的立场”，认真思考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的人民和他们手中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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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义与启示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战略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他关于针对不同层次社会主体开展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策略，也对深化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总体认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视角，并给我们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

1．更高层次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融，文化不但深深渗透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之中，成为决定其水平和质量的关键性因素，而且文化自身也形成了产业，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国家借助自身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优势，利用全球化的现代传播机构和信息技术手段，以一种“弥漫式的”、“毛细血管式的”渗透实现全球无国界的文化传播，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出，以获得人们“合理性”的认同。

葛兰西说：“在国家阶段，如果不去冒国家瓦解的危险的话，就得发展所有的上层建筑。”［34］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中国必须将全面发展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方向，将文化建设放在同经济、科技、军事同等重要的地位。巩固文化领导权，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2．重视现代多元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手段

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和文化环境的新特点，建立“市民社会”泛社会化的文化传播系统。葛兰西提出：“‘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是一种教育，而且不仅是发生在一个民族内，发生在组成这个民族的各种不同力量之间，也发生在国际的和世界的范围内，发生在各种民族的以及各种大陆的文明复合体之间。”［35］现代社会的文化影响和传播涉及很大的领域，其中的组织机构和技术手段广泛而多样，相互渗透并具有系统性强化的特征。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的普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间不断融合发展，人类进入了全媒体时代。全媒体化不仅是一种新闻报道形态，还是媒体在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和策略上的思想变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将实现融合，构建大传媒的信息传播、互动、服务平台。文字、图形、图像、动画、网页、声音和视频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通过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报纸、杂志、网站、手机等不同的媒介形态有机融合，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接收。受众也不再是单纯的被传播对象，他同时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制造者，“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传播日益转变成为“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与民众思想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认同和共识为特点的文化领导权越发凸显其重要的作用。传统传播存在直线灌输、内容刻板、形式单一、传播覆盖面不足、手段滞后、理论性与大众趣味反差大等问题，难以适应当前形势的变化。遵循文化发展与传播规律，突破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和舆论宣传框架，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主动运用“市民社会”要素，融合新型传播手段，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建立一个立体、多元、系统的文化传播网络，有利于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

3．培养造就大批各种层次的人才队伍

在文化领导权策略中，葛兰西非常重视有机知识分子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通过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新的领导权和‘历史联盟（historical bloc）’的政治难题”［36］。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全面贯彻党管人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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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保持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密切联系，防止知识分子蜕化和失去文化引领力。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以民为师，增强国情了解，增加基层体验，增进群众感情，与群众建立有效的沟通，知识分子才能摆脱学究气，获得热情和动力。也只有建立与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才能真正发挥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形式的要素”“逻辑上的融贯一致性的要素”和“权威性的要素”建设性的作用，以其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为民众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带动、帮助、启发人民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引导大众文化沿着先进文化方向发展。

4．针对不同层次群体开展“融贯一致”系统化的理论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机构和理论工作者，应提升研究水平，系统科学地分析当今时代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创新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还应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认知水平、思想倾向、情感特点，吸收民众观念中的积极成分，“仔细研究新真理以及为新真理本身寻找更好、更融贯一致、更清晰的表达方式”［37］，对理论表述做创造性转化，准确、简明、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使之更具亲和力，拉近理论与民众的距离。加强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新闻舆论宣传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提升其认识水平和理论素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展现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力和影响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一种集体意志并发挥引导作用。

5．发挥党的领导和组织职能

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大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一个政党所有的成员都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38］十八大提出，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要增强在文化领域领导权的建构意识，有组织地推进党自身的文化领导水平。发挥党的领导和组织职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培育全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将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诚信风尚的引领、公平正义的维护落实到文化建设的层面，真正广泛深入大众的实践；要说服、教育、引领群众，顺利达成“共识”（consensus）或“普遍的赞同”，每一个党员直接影响传播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合情、合理、合法的东西，赋予其普遍性的意义”［39］，影响党的执政能力。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文化领域与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同等重要，要重视一线的党员，尤其是那些从事群众工作的党员干部的文化领导力的培养，真正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2］衣俊卿丁立群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3］［4］［5］［6］［7］［8］［9］［10］［11］［12］［13］［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3］［34］［35］［37］［38］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9、128、38、317、148、191、258、305、340、340、250、256、257、253、253、349、5－6、246、10、11、339、336、252、308－309、198、235、261、317、262、253、11页。

［14］仰海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效应》，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21］田时纲：《“egemonia”是“领导权”还是“霸权”———葛兰西政治理论的核心范畴》，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8期。［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6］陈越：《领导权与“高级文化”———再读葛兰西》，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

［39］陈晓梅：《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种种启示》，载《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俊华）

对文化领导权的解读

对文化领导权的解读 【摘要】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这一理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其复杂性，在新的社会历史和实践条件下，以当代视角阐释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正是要挖掘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二十世纪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加剧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使这一理论的内在价值日渐凸显。这一理论是在分析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结构基础上提出的配合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一个必备条件，是针对政治领导权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 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新构建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前提。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论述，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全新的理解、重新构建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认为市民社会不再限制在传统的经济领域，而是代表着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这个市民社会对一个国家里的人们所信奉和尊崇的生活方式的理念或习惯行程和普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每个社会团体都试图掌握有关舆论、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标准等方面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前提。即使革命成功后，也要继续牢牢抓住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们寻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富有启发意义。 一、以多种方式构建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的重要思想和革命战略，使统治阶级的哲学成为广大群众的哲学，即让广大群众接受为他们生活的社会所公认的道德、风俗和行为准则。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主要涉及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认同、同意等民主方式，另一种是宣传、引导的方式。 葛兰西分析了市民社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虽然是反动的、压迫性的和欺骗性的，但以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意”为基础，披着“合法”、“合理”的外衣，其结果是社会大多数人接受资产阶级所宣传的世界观，把统治阶级的愿望、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法和伦理道德当作自己的。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虽致力于建立新型意识形态，但在革命中要夺取文化领导权，革命成功后巩固文化领导权，都应采用类似的认同、同意等民主方式。在文化领导权实现方式上，葛兰西也注意到了宣传、引导等方式的作用，提出：“社会主义宣传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历史在一瞬间戏剧性地苏醒过来：它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的漫长的连续不断的努力，要使自己从奴隶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要使自己锻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并在今天成为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的宣言。

瞿秋白文化领导权思想

瞿秋白文化领导权思想 瞿秋白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文化领导权问题的人。他作为一个文人政治家，从文化领域倡导革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他的文化领导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倡导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创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都有重要意义。 标签：文化领导权；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 瞿秋白是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他又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领域相结合，建构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顾名思义，就是在文化领域取得领导权。瞿秋白一篇文章，名为《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该文是最早论述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文章，他认为虽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最终的领导权要归于无产阶级。 文化对经济，政治等方面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治一方面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文化也会对经济，政治起到反作用。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能作为在阶级斗争中的一种力量，制约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文化，经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建构无产阶级的文化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维护，而且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也会对革命产生有利影响。无产阶级的文化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意志，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就会形成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主张科学和民主，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成功完成任务，但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五四运动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五四运动之后，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无产阶级开始有政治觉悟了。资产阶级本身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带领人民群众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特别是文化革命的任务，这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 瞿秋白文化领导权思想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瞿秋白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的教育给瞿秋白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创造了优良的环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使得瞿秋白的思想以文化为基石，来论述文化领导权问题。还有他的“饿乡之旅”也让瞿秋白认识到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通过对俄国文化的学习，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的翻译，都为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奠定了研究基础。而且通过创办马克思主义刊物，也使瞿秋白认识到了转战到文化战场上的重要性。 瞿秋白曾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_孙晶

5马克思主义研究62002年第3期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孙晶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与列宁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理 论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继承这些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葛兰 西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领导权思想可以说是原创性的:第一,他把这个概念从适用于无产阶 级扩展到也适用于资产阶级,以至于使它成为一般阶级斗争的一个特征;第二,他把文化、道德、知识因素也放入到这个概念中,把无产阶级的道德和知识作为领导权的核心,认为 文化领导权是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的前提。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国家统治强制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中阐述其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关系看法的,并由此论述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应当指出的是,葛兰西虽然可以说是一个上层建筑理论家,但也仍坚持传统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对在决定形成什么样的意识形式方面是有决定作用的,而上层建筑中的国家,则被当作政治社会的思想、独裁或其他政治高压的工具,它被用于控制大众社会去服从既定的经济与生产模式。不同的历史集团不断/形塑0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这依靠于他们在形成联盟与分解有凝聚力的思想体系的强度,这样,就可能或不可能产生一个文化领导权的影响。 葛兰西是从国家、市民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角度展开对文化领导权论述的,但葛兰西的这些思想并非是建立于空中楼阁之上的,其理论形成有多种思想渊源。除意大利的知识传统(如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克罗齐的文化)历史哲学理论)和卢卡奇的著作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有所影响外,马克思、列宁的一些理论可以说是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直接来源。当然,文化领导权从来不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主要概念,但马克思的国家与阶级意识理论,列宁的领导权思想,又确实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马克思的渊源 马克思强调国家的镇压性质,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压迫与统治的机器,国家政权随着资本与劳动以及阶级对立的发展,越来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0(马克思:5法兰西内战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除

浅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浅析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摘要】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其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新的独树一帜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在此我将要着重从他的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简要的分析他的思想。 【关键词】文化霸权；市民社会；知识分子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Antonio，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袖,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在“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评议和回响。8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对的思想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仅就他的领导权思想及其在当代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马克思以来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大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政治和经济领导权的获取上，忽视了对文化领导权的占领。葛兰西深刻认识到，就西方国家而言，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甚于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 “文化领导权”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从而最终获得政权。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和知识分子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葛兰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体。 一、市民社会:提供文化领导权的普遍同意基础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产生及转化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关于市民社会理论问题的论述，葛兰西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热格尔、马克思都有过明确的论述。他们都是在物质生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层面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 简言之，与暴力相对应它代表舆论；与专政统治相对应它代表道德和伦理；与“公共政治”相对应它代表“私人”和民间；与“守夜者”、“宪兵”相对应它代表“教育者”、“意识形态机器”，它看似在国家之外，其实它正是隐秘的国家本身。“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效果”。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概论2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概论 【摘要】：“文化领导权”理论，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是葛兰西倾其毕生精力所探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新的革命战略策略，是他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概论 意大利著名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葛兰西的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影响。他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新的政治思想。其“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直接引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向的风潮。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来源与提出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来源：马克思与列宁 不少学者特别是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缺乏关于民主国家的讨论，国家的镇压性质是他重点强调的，而他所理解的国家，不是作为上层建筑或暴力机关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战后，资本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且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意与支持”。因此，他们认为葛兰西的国家理论恰恰填补了这项空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革新与创举。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批判了黑格尔对“代表人民共同利益的国家”与“政治国家”的混淆，指出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政治国家，因其预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抗而使人不能接受。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进一步认为，市民社会的政治特征已被消除了，民主国家完善了一般与特殊分裂的过程，以至于国家成了抽象的虚幻的人民的代表，而这个过程正是伴随着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增长实现的。 确实，通过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在后来的国家研究中是比较偏重于政治社会特征的分析，但是“理性国家”观念并没有完全取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作者基本信息】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博士 【摘要】无产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革命或变革的道路问题,已经成为包括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诸多20世纪以来的各个马克思主义流派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为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或变革理论作出了新的探索。公元1917年11月7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革命似乎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预期的那样在发展。于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中东欧包括一些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了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东欧的匈牙利,南欧的意大利,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故乡德国,革命接踵而至,欧洲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似乎指日可待了。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革命在短期内就先后遭到了失败。此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爆发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那么,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不到革命要求的条件,还是这些国家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及时正确地制定革命策略而掌握政权,传统的这些解释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这时,以葛兰西、卢卡奇和科尔施为代表的一批人,既不同意第二国际又不同意第三国际对于革命失败的解释,他们普遍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出了问题,即革命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尽管他们的观点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但是,他们所探索的这种新的革命理论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传承至今,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其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意大利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它是葛兰西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特别是意大利的文化传统又敏感于当时俄国、中东欧包括自己领导的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一整套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十月革命式的新的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了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首先就必须要了解“文化领导权”这一词汇本身的含义。顾名思义,从词语的表面意义上看,文化领导权可以简单解释为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或者集团对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控制的权力或者状态;从历史角度看,“领导权”一词由来已久,并非由葛兰西首创,葛兰西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新的解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从词汇学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概况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概况 摘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转换了经济决定论关于经济决定一切的视角, 他对哲学与道德、大众心理、市民社会组织的分析可以说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了贡献，对后人具有重要在影响，对其内容的全面了解可以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知识分子市民社会 Abstract：Gramsci's cultural theory of leadership decided to transform the economy of all of the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decisions, his philosophy and ethics, mass psychology, the analysis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an be said that both the classical Marxist theor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important in influencing its content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can be useful reference. Keywords：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of civil society 1926 年11 月,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被法西斯主义政府逮捕, 随后被判处20 年监禁。葛兰西漫长而悲惨的监禁生涯也为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文化领导权理论①。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而且在他本人整个的思想体系中获得了最大的理论化，这一概念是葛兰西学说的实质内容，它准确地表现了葛兰西思想的“特殊性”。②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转换了经济决定论关于经济决定一切的视角, 他对哲学与道德、大众心理、市民社会组织的分析可以说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了贡献，对后人具有重要在影响，本文主要对葛兰西有关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关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 葛兰西是在对教条式机械决定论的反驳中、在其革命实践以及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阐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葛兰西用egemonia描述的主要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力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③他认为, 国家——上层建筑可以分成两大领域：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我们可以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范畴, 其一可称为‘市 ①Thomas R.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 ol.36, No. 2, 1975 ②周凡.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③周凡.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2012 摘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基于实践哲学。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致思路径体现在：“完整国家”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前提、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践履的现实场域、阵地战是文化领导权的夺取策略。文化领导权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双重启示：中国共产党要坚守对社会主义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双重领导权，为此要坚持不懈地培养和教育“有机知识分子”、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市民社会”的作用。 关键词：葛兰西；实践哲学；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12）12-081-03 作者：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教师；湖南，长沙，410083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他在反思西欧国家无产阶级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在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中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还原论式的理解”①，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揭示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的优势，在不放弃暴力统治的同时，更加侧重于从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来引导、教化和操纵人民，从而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等主观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政治的关注引向对观念上层建筑的关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并为现时代解决人类异化危机和人类解放问题提供了一种文化革命的思路。什么是“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 —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②。其中，“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就是文化领导权，即某一社会集团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靠民众社会的“同意”而非“强制”获得。文化领导权理论既是葛兰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也是他带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革命新战略的推出与升华。 一实践哲学：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基于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解读基础上的高度总结。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是一种“独立的和独创的哲学”，即主张以人类主体及其实践活动作为本体的“实践一元论”：“在哲学中—— —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③实践哲学的“实践一元论”术语决不是代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折衷结合，它一方面避免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机械、庸俗的唯物论，另一方面又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避免唯我论，“这一术语将标明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即人与自然借助实践活动的中介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达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所以实践哲学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④。 实践哲学为什么能够奠定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呢？首先，实践哲学将人的实践能动作用置于历史主义的理论视域之中，强调人作为实践的存在，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葛兰西是在批判客观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的基础上阐释他的实践哲学构想的：实践是人的本质规定，无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不是自然给定的，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能动地建构起来的，人类实践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历史运动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人、历史与现实在人类实践中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⑤葛兰西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历史的联合’”，因此，“只有包罗一切的思想体系才合理地反映出基础的矛盾和推翻实践的客观条件的存在”⑥。由此可见，葛兰西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在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先在性、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上层建筑和理论的能动作用，它因对人的实践有指导性作用，所以在改变人的实践的同时进而改变着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状况。因此，实践哲学并不将斗争的目光仅仅停留于经济领域，它也重视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其二，实践哲学代表一种独特而完整的新世界观，是一个历史时代文化精神的总结与升华，它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启蒙功能，对于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具有重要意义。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熔铸了过去各种文化精神，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德国哲学、法国革命、英国古典经济学、历史主义等，从而达到“整个精神的和道德的改革运动的顶锋”⑦。而实践哲学要想使这一切精神道德改革运动成功，就必须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能够组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二是“教育其文化还是中世纪的人民大众”。⑧对于第二项工作，葛兰西指出，“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⑨。这就说明，要“与有教养的阶级的思想体系”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就必须首先在革命的实践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而这种新的世界观一定要超越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产生出以新世界观为整合力量的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保证一切精神道德改革运动的成功。而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实践哲学，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此葛兰西充分认识到文化革命及造就以新文化武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万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