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资产专用性与稳健性研究

当前资产专用性与稳健性研究

文献回顾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受到财务学界与管理学界的关注。主要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不仅是两种融资工具，而且是两种治理结构[3]。KochharandHitt[11]认为对于一个执行多样化战略的公司而言，权益融资更合适。Brad?ley、JarrelandKim[12]以公司销售及研发费用之和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度量资产专用性，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JonVilasusohandMinkler[13]在Williamson的研究基础上，将公司资本结构动态演变的诱致因素归纳为资产专用性和代理成本两个方面，并按照代理理论思路建立考虑资产专用性和代理成本因素的资本结构动态模型，通过对动态模型的数理特征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水平呈反比，与权益资本水平呈正比，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目标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水平不断下降。Dijana[14]、程宏伟[15]、李青原、王永海[16]、刘仁宾、孙睿璐[17]等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BalakrishnanandFox[18]利用295家采掘和制造业企业1979—1987年的样本区间，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变量的52%可以用其专有特征来进行解释，专有特征包括R&D、广告费、

折旧、增长机会和风险等。TaylorandLowell[19]也认为专有特征是解释资本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Vicente-Lorente[20]按照R&D支出的来源不同区分为内部投入的R&D和外部购置的R&D，并且发现内部投入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但外部购置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且以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之比衡量资产专用性时，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关系，钱春海、贺旭光、欧阳令南[21]和王永海、范明[22]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不少学者基于债权人保护，研究了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认为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原因[23]，而会计稳健性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手段[24-26]。JensenandMeckling[27]认为随着公司债务比例的上升，管理层将倾向于过度投资，使得债务契约中的利益分配不对称，加重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最终损害债权人的价值。而会计稳健性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利益冲突，从而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随着债务比例的上升而提高[10，24，26，28]。刘运国、吴小蒙、蒋涛[29]以我国2002—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债务期限结构也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指出短期负债比例较高的公司通常面临着短期内大额还款付息的压力，一旦现金流紧张，银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就增加，而长期借款比列高的公司，一般是声誉较好和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贷款风险较小，因

此银行对短期借款比例高和长期借款比例低的公司要求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之间都密切相关，然而，极少文献对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研究。而根据Williamson[30]提出的契约三个特征：价格、资产专用性和安全措施条款。资产专用性是契约的持久性和完备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结构和相关的契约安排，会计稳健性是契约中的重要方面，它是解决契约不完备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企业是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27]。那么，作为契约的集合体，契约的缔结者就具有分享企业财产的权利，享有对企业收益的索取权，但由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复杂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契约的缔结者在未来获取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财产仍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因此，为确保契约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的发展，所有的契约都包括对支持他们执行的机制和制度安排，以保护财产和契约权利。而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的专用性，这是因为资产专用性是契约的一个主要特征[30]。具体来说，在资产专用性较高时，契约各方的依赖性也较高，契约的持续时间变得比较重

要，正如Palay[31]、Joskow[32]、Mastenetal.[33]、Shirley[34]指出资产专用性越强，契约关系的持续性越是重要，契约的持续时间也越长。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各方就会引入专用的措施以管理、调整和分享他们预期从契约中获得的收益，保障财产和契约权利，即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管理和执行这些契约。且实际上，多数契约包含停滞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包含很高的专用性资产和不可测量或者不可能预测时，这种风险显著上升，辅助性的制度安排就显得更加重要。而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一个方面，属于会计基本准则的内容，属于部门规章，是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准则中的准则，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会计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处理时，保持谨慎、安全的态度，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使报表使用者提高警觉，以便应付外部环境的变化，把风险损失缩小或限定在极小的范围。符合投资者特别是债权人谨慎的行为习惯，迎合其厌恶风险的偏好，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致。因此会计稳健性作为适应当前环境的制度安排，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对于维持契约有促进作用。一方面，稳健性作为私有信息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承诺机制，有利于契约的签订、执行。管理层通过稳健会计政策的选择，延迟了报酬的获得，从而可靠地传递了其私有信息，传达了企业未来业绩

良好、值得信赖的信号[35]；另一方面，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各种契约违约的可能性。会计稳健性通过推迟收益、低估累积收益和净资产，监督了管理层的报告行为，抵消了管理者不可观察的乐观盈余管理行为[36-37]，限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这些增加的公司价值将由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分享，进而降低各种契约的违约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提出：H1：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会计稳健性程度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债务与权益属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而这种治理结构的具体选择又取决于公司资产专用性[3，18]。BalakrishnanandFox[18]指出，为提高产品的独特性、拥有竞争优势，公司会经常对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如无形资产投资、而其价值难以计量和评价，且非流动性与重复使用能力又较差，从而使得债务的优先索赔权的价值降低，债权人为保护财产和契约权利，将采取比较严格的借贷限制，如要求更高的利息率，从而加大债务融资成本，这时股权融资则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权益融资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专用性带来的投资风险，更适合专用性程度较高的公司融资。而公司的资本结构、负债水平又是资金提供者评估投资风险的主要指标，债务水平越大，投资风险越高。当企业的债务比率大幅度提高时，投资风险和破产风险随之加大，债权人为了有效监督债务人的财务状况，缓解信

息不对称，就会要求企业采取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以保护自身利益。根据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即债权人可以通过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保护自身利益，从而减少债务契约中的代理冲突，认为会计稳健性通过信号显示机制，能够传递较好地保护债权人的信号，降低债权人对违约风险的预期，有利于债务人获得长期债务融资[38]。综上所述，资本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专用性，而资本结构又是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的重要方面，如果资产专用性也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动因，那么，为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资本结构是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相关关系的中介变量，资本结构具有中介效应作用。具体地，资产专用性影响资本结构，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

研究设计

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8—2010年的沪深两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依据CCER 数据库及与WIND数据库对照得出最终控制人类型为国有而确定，并对原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因为此类公司行业特征比较特殊；②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③剔除当年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因为此类公司当年的会计盈余和其他年份有较大差异。最后得到的样本个数为2221个。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Basu[39]对会计稳健性的定

义是：与管理层确认“坏消息”相比，对“好消息”的确认可验证性要求更高。因此，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比“坏消息”小，对“坏消息”的确认比“好消息”的确认更加及时。根据此定义，他采用正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好消息”的代理变量，而用负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坏消息”的代理变量，由此Basu采用反向回归方法计量会计稳健性，使用的模型如下：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ε各个变量含义如下：epsit/pit-1：公司i披露的第t年每股收益除以第t年期初每股股价；retit：公司i在第t年的年股票收益率，具体计算为retit=[∏-1]-[∏(1+rm j)-1][39-41]，其中rij为个股月回报率；rmj市场月回报率；j表示月份，取1至12；dit：虚拟变量，若retit小于零，取1，否则取0。该模型主要考察系数a3，该系数是会计稳健性的一种计量方法，若显著大于零，说明会计盈余是稳健性的，若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说明会计政策没有表示出明显的稳健性或者不稳健，显示出了激进性。Basu模型是会计稳健性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型，不但可以用来检验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还可以通过增加目的自变量来检验该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参照刘运国等[29]、朱茶芬等[40]、杜兴强等[41]、Balletal[42]等采用的方法，在Basu模型中加入目的自变量及其交叉项，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此，为验证假设1，在模型的基础上，增加资产专用性及其与其他变量的交叉

项，由此构造模型：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a4assit+a5retitassit+a6dit assit+a7ditretitassit+∑industry+∑year+ε模型中assit代表资产专用性，目前国内外文献中有多种衡量资产专用性的指标，Bradleyetal[12]、Bal?akrishnanandFox[18]等都采用/营业收入指标反映资产专用性，该比率越高，资产专用性越高；CollisandMontgomery[43]则认为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因此无形资产/总资产也是度量资产专用性的一个较好替代指标。本文采用无形资产/总资产作为度量资产专用性的替代指标。其次，为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检验资本结构中介效应的存在性，本文采用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即依次检验回归系数[44-45]。具体的检验步骤如下：①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②在①成立的前提下，将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做回归分析；③将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做综合回归，若自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若自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④若②③回归系数至少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若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反之，不存在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依次构建以下模型：著，则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资本结构的完全中介效应造成的；若b1、r11只有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

主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d的均值为，意味着有42%的观测值其年度回报率低于市场回报率，即为坏消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ass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均值为，标准差为，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对资产的专用性投资方面差异较大，波动性较强。在资本结构方面，资产负债率、短期借款比例、长期借款比例的均值分别为、、，说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负债的主要来源，分别占%，%，侧面说明了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短期借款比例及长期借款比例的合理性。而在控制变量方面，资产收益率与资产增长率的标准差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增长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波动性较强。从模型可以看出，交叉项d*ret的系数值为，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整体上较为稳健，这也反映了我国自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来，财务会计报告显示了稳健性特点。当考虑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时，交叉项d*ret*ass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提高，这是由于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契约的持续，提高了资产专用性的使用效率，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会计稳健性作为

信号承诺机制[35]，向相关利益方传递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息，有利于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同时，会计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管理层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减少了契约违约的可能性[36-37]。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分析，即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检验在假设1成立的基础上，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对假设2进行验证，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说明会计稳健性作为制度安排的必然性。首先，本文对模型及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表5。当资本结构以资产负债率lev度量时，表示广义的资本结构，资产专用性与资产负债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资产专用性对资本结构有重大影响，且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lev系数为，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d*ret*ass的t检验在1%水平下也是显著的，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比例为×/=%。同时，根据现有文献对资本结构的研究[29，46-48]，对资本结构的度量还采用了长期借款比例与短期借款比例。当资本结构以长期借款比例ll量化时,表示狭义的资本结构，其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也显著相关，且考察时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ll系数时，可以看到系数值为-，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狭义的资本结构也存在中介效应，且进一步分析是否是完全中介效应时，从交叉项d*ret*ass系数的

显著性可以得出，d*ret*ass回归系数系数值在10%水平显著，因此，狭义的资本结构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比例是×/=%。同样地，黄贵海、宋敏[49]认为短期负债作为一个整体，企业能够长期拥有，因此可以视其为长期资源的一部分，但是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负债并不总是很小的数额，因此，出于谨慎性与严谨性考虑，本文对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进行区分。当以短期借款比例sl代表资本结构时，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为，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sl 系数是，二者只有后者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中介效应检验原理，需要做SOBEL检验，检验统计量z=b1*r11/(b12Sr112+r112Sb12)1/2，b1、r11分别表示短期借款比例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及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sl系数，Sb1、Sr11分别是相应的标准误，此处，b1=，Sb1=，r11=，Sr11=0、051，计算得z=，p>，所以，短期借款比例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当资本结构以广义的资产负债率及狭义的长期借款比例表示时，在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上，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资产专用性通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而作用于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使得利益相关方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提高，即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在资产专用性水平不断提高、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环境下，有利于契约的持续，提高了资产专用性的效率，有助于

增加企业的价值，有利于保护契约和财产权利。而当资本结构以短期借款比例量化时，并没有显示出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这是由于短期借款主要服务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属于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且不少学者认为短期借款不反映在资本结构中。而对资产进行专用性投资，属于长期投资行为，根据资金匹配原理，资产专用性投资的资金，主要是通过长期借款或者权益筹资，因此，短期借款比例在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上，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短期借款属于企业的营运资金，不应该反映在资本结构中。假设2得到验证。敏感性分析为保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一方面用/营业收入替代资产专用性，其实证回归结果与上述研究一致；另一方面，本文用总负债/总市值、长期负债/总市值、短期借款/总市值替代资产负债率、长期借款比率，短期借款比例，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研究结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规模庞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体，容易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涉及中央政府的信誉，通常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在制度执行上要求也更加严格。因此，本文利用2008—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不断提高，会计稳健性作为适应当前环境的制度安排，对于维持契约有

促进作用，保护了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和契约权利。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契约各方的相互依赖性较强，违约给契约各方带来的损失也较高，那么契约的持续时间变得相对重要，从而契约方就会引入专用的措施以管理、调整和分享他们预期从契约中获得租金。稳健性作为私有信息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承诺机制，有利于契约的签订、执行。管理层通过稳健会计政策的选择，延迟了报酬的获得，从而可靠地传递了其私有信息，传达了企业未来业绩良好、值得信赖的信号[35]；同时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各种契约违约的可能性。会计稳健性通过推迟收益、低估累积收益和净资产，监督了管理层的报告行为，抵消了管理者不可观察的乐观盈余管理行为[36-37]，限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这些增加的公司价值将由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分享，进而降低各种契约的违约可能性。进一步地，本文根据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司融资理论，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发现资产专用性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会计稳健性又受到资本结构的影响，即资产专用性是通过资本结构而作用于会计稳健性的，且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长期借款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显著。

本文作者：蒋艳工作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资产专用性 要挟 纵向一体化

论文题目：专用性资产、要挟与纵向一体化 －对茂化实华停产风波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作者：李映东 研究领域：工商管理与管理经济学 专用性资产、要挟与纵向一体化 李映东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 茂化实华停产风波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难得的“标本”。本文在对该事件发生过程细致梳理的基础上，运用资产专用性引起的要挟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茂化实华停产的必然性和最终不得不出售专用性资产的经济学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产专用性越强、垄断性越强，纵向一体化趋势越强的假说。 〔关键词〕 资产专用性 要挟 纵向一体化 茂化实华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10月28日，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化实华”，000637深圳）由于原材料被供应商中国石化茂名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炼股份”）强制性切断，导致茂化实华被迫停产，至2005年3月21日才恢复原材料供应，这就是震惊中国股市的“茂化实华停产风波”。 茂化实华停产风波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难得的“非典型”案例，引起了投资者、监管层和经济学者广泛的关注。2005年2月27号，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了在京的一些重量级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召开了“茂化实华停产风波学术研讨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把茂化实华停产风波放在中国石油体制改革背景下进行讨论不同的是，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回答： 茂化实华停产风波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停产风波为什么会发生？ 茂化实华停产风波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二、茂化实华停产风波的过程描述 茂化实华停产有其必然性。从物质流角度，茂化实华的原材料被其上游企业所控制；从产权角度，茂化实华在经历了控股权的转让之后，原材料提供商由原来的关联企业变为利益独立的企业。 1、茂化实华停产风波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 茂化实华是1988年10月以全国特大型工业企业--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以下简称“茂名石化”）为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而成立的股份制企业。1993年12月公司被国家体改委确认为规范化的股份制试点企业。1996年11月14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战略资源、资产专用性与融资方式选择(1)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原因。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称为战略资源，资产专用性是很多战略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交易成本理论将债权融资和权权融资看作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本文结合战略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财务学理论，探讨如何将融资方式与企业的战略资源相配比，以充分发挥企业的持续竞争力。一、战略资源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凡是能潜在地或实际地影响企业价值（租金）创造的事项，都可以视为资源，但并不是所有资源的所有方面都可成为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企业获利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经济租金的原因。作为竞争优势源泉的资源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价值性、稀缺性、不能完全被仿制、其他资源无法替代、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取得。barney和 peteraf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提出两个广为引用的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barney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个特性。peteraf总结了竞争优势产生的基本条件，认为企业资源要产生持续竞争优势必须符合四个条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对称分布、对租金的事后竞争限制、资源在企业间的不完全流动性、对资源获取的事前竞争限制。peteraf的资源识别分析框架实际上是barney的延续。企业异质性来源于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简称战略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必须同时具备价值性、复制障碍和占有能力三个特性。价值性是指优势资源必须能够创造价值，因为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价值。复制障碍是指竞争对手无法复制企业的优势资源，这一概念是资源基础观点的核心命题。里德和德菲里皮认为, 隐性、复杂性和专用性构成了优势资源的复制障碍；即使某种资源可以被清晰地鉴别与理解，然而由于受到法律制度的限制，竞争对手也无法进行复制, 如专利、商标、版权以及经营许可证等都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占有能力是指占有优势资源及其所产生价值的能力。一般说来，顾客、供应商、员工、股东、债权人、政府均对企业创造的价值有要求权，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资源的产权都能够被清晰地界定，所以谁将占有优势资源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或许企业能够有效地使用资产负债表上的有形资产或金融资产，但对于等一些专用性非常强的战略资源未必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如果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这种战略性资源就将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如品牌、版权、知识资产等战略资源，其被他人复制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容易成为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二、资产专用性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资源一般具有多种用途，其中以货币资金为最。企业的经营决策就是指定各种资源的特定用途，且决策一旦实施就不可还原。因此，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企业都会拥有基于先前资源配置基础上进行决策后带来的资源储备，这种资源储备将限制、影响企业下一步的决策，即资源的开发过程倾向于降低企业灵活性。按照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能力。有形资产是指企业的固定资产或者流动资产，例如工厂、设备、土地、其他资本物资以及银行存款等。有形资产具有一定的产权属性，其价值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企业会计准则来衡量并且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有形资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的透明性，在防止竞争对手复制方面它显得比较脆弱。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商标、专利、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网络以及数据资料等。无形资产具有多种利用方式，企业可以在内部开发它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许可证形式将其出租，还可以通过品牌转让形式将其出售给其他企业。同有形资产相比较，无形资产不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例如知识产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数据库、网络、知名度与美誉度则是企业的长期以来积聚的无形资产，具有内在复杂性与专用性，它们在短期内是无法被竞争对手复制或替代的。同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比较，能力则更加难以捉摸。从本质上来说, 能力包括个人能力、群体能力、组织惯例以及企业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后者（如团队工作、组织文化、员工之间的信任）尤为重要。由于

资产专用性理论

资产专用性理论 fox 1．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渊源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 人的经验、习惯和技术，在失去了本业以后，一般就会大部分不复存在。 这可能是资产专用性含义的最早表达。 1．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948年): 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 1．3 迈克尔?波兰尼等人进一步研究指出： 那些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企业不可多得的专门财富，拥有这类专门资产的人将会与企业建立起更加固定的关系。这也是对资产专用性与合同方式选择关系问题最早的研究。 1．4 1971年威廉姆森(Williamson)： 在分析纵向一体化问题时，使用了“资产专用性”概念，被认为是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正式提出。 2．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基本涵义： 2．1 概念的提出——威廉姆森 威廉姆森提出资产专用性概念主要是为了分析一体化的动因。在威廉姆森看来，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人们的交易活动，不同的经济活动体现不同的交易关系。在交易活动中，由于交易当事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特征，因而就需要设计一个相应的治理结构，来规范这些交易关系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把治理结构主要划分为四类: 市场治理:此结构进行标准的市场交易; 多方治理: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保证交易的完成;

双方治理:没有第三方介入，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来维持交易; 统一治理: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也就是一体化。 威廉姆森认为，上述四种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说哪种结构更合理。但具体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治理结构来完成，取决于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这三个因素。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指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若排除不确定性，治理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 当交易涉及中等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时，偶然的交易可能会以三方治理的方式出现，因为此时资产一旦投入后就很难再改变用途。所以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合同来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甚至某些中介力量的介入可以确保合同的执行;此时，经常的交易使双方彼此了解，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而以双方治理的合同方式进行。 当投资的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无论是偶然的还是经常的交易，双方都更愿意采取统一治理结构的方式也就是一体化的方式，因为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用途就越是单一，资产的沉淀成本也就越高，交易过程中任何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都将给交易双方带来重大损失，故只能采取一体化的治理方式了。 2．2 威廉姆森对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的定义： “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亦即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多大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贸易关系。 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再作它用，其价值就会贬值。它作为生产性资产的一种存在形态，如一件资本设备或一套专门知识，在这种状态不允许将资产转用于其他用途，或者转于他用成本过高而实际上不可行,“就像窑土烧制成器皿后固定在不变的形态上一样”。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 摘要：企业的功能不仅在于节约要素(中间品)交易成本，是要素的“间接定价装置”，还在于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上，企业在交易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这使其更关心长远利益。它用自身专用性资产——从价值和数量两个维度——来作为其产品是合格品的担保。专用性资产单位价值越大，数量越多，企业越有谋求长远利益、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市场上理性的买方考虑到这一点，总是认为效益越好、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企业是信用的载体，它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品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从而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我们的分析补充和完善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 关键词：企业理论；专用性资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企业专用性资产(牛德生，2004)是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多大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贸易关系，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可供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在退出交易时变得越困难，因为专用性资产在移作他用时通常表现为较低的价值，由此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1975，1979，1980)把资产专用性分为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在边干边学中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临时专用性等。长期以来，资产专用性一直被认为是“市场机会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导致纵向一体化、形成企业的原因。沿着这个分析思路，我们将指出，与企业产生前不同，资产专用

性在企业产生后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其锁定效应使企业退出市场要承担退出成本，这使得企业有积极性生产合格品，以逃避市场的惩罚，即最终产品交易中企业的专用性资产起信用担保的作用，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从而节约交易成本。我们的研究还在于解释说明如下两个问题：企业在最终产品交易中相对于现货市场是如何节约交易成本的?为什么人们更容易相信较大规模的企业?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对企业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企业交易成本理论述评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到目前为止，企业的契约理论被认为是企业理论中影响力很大而且广泛的一支。这一支理论的共旨是(张维迎，1995a)，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nexus of contracts)(文字的和口头的，明确的和隐含的)。它的产生以科斯(Coase)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为标志。该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循着科斯的分析思路，企业的契约理论沿着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和深化(靳涛，2003)：一是循着科斯(1937)－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79，1980)、克莱因(Klein，1978)－张五常(Cheung，1983)－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哈特和穆尔(Hart and Moore，1990)－瑞奥登(Riordan，1990)、道(Dow，1993)－卡普兰和斯托姆博格(Kaplan and Stromberg，1998)的路子，以交易费用分析基础上的企业与市场关系、纵向一体化和不完全合约为分析框架的契约理论；另一条研究路线是科斯(1937)－阿尔钦和德姆赛茨(Alchian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一)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一) 摘要：企业的功能不仅在于节约要素(中间品)交易成本，是要素的“间接定价装置”，还在于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上，企业在交易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这使其更关心长远利益。它用自身专用性资产——从价值和数量两个维度——来作为其产品是合格品的担保。专用性资产单位价值越大，数量越多，企业越有谋求长远利益、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市场上理性的买方考虑到这一点，总是认为效益越好、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企业是信用的载体，它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品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从而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我们的分析补充和完善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 关键词：企业理论；专用性资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企业专用性资产(牛德生，2004)是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多大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贸易关系，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可供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在退出交易时变得越困难，因为专用性资产在移作他用时通常表现为较低的价值，由此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1975，1979，1980)把资产专用性分为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在边干边学中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临时专用性等。长期以来，资产专用性一直被认为是“市场机会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导致纵向一体化、形成企业的原因。沿着这个分析思路，我们将指出，与企业产生前不同，资产专用性在企业产生后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其锁定效应使企业退出市场要承担退出成本，这使得企业有积极性生产合格品，以逃避市场的惩罚，即最终产品交易中企业的专用性资产起信用担保的作用，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从而节约交易成本。我们的研究还在于解释说明如下两个问题：企业在最终产品交易中相对于现货市场是如何节约交易成本的?为什么人们更容易相信较大规模的企业?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对企业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企业交易成本理论述评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到目前为止，企业的契约理论被认为是企业理论中影响力很大而且广泛的一支。这一支理论的共旨是(张维迎，1995a)，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nexusofcontracts)(文字的和口头的，明确的和隐含的)。它的产生以科斯(Coase)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为标志。该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循着科斯的分析思路，企业的契约理论沿着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和深化(靳涛，2003)：一是循着科斯(1937)－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79，1980)、克莱因(Klein，1978)－张五常(Cheung，1983)－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andHart，1986)、哈特和穆尔(HartandMoore，1990)－瑞奥登(Riordan，1990)、道(Dow，1993)－卡普兰和斯托姆博格(KaplanandStromberg，1998)的路子，以交易费用分析基础上的企业与市场关系、纵向一体化和不完全合约为分析框架的契约理论；另一条研究路线是科斯(1937)－阿尔钦和德姆赛茨(AlchianandDem－setz，1972)－詹森和麦克林(JensenandMeckling，1976，1979)－埃斯瓦瑞和克特威(EswaranandKotwal，1989)－史雷福和维斯尼(shleiferandVishny，1997)－瑞金(Rajan，1997)、赞格勒斯(Zangales，2000)等以企业团队理论、代理理论和治理理论为分析线索的契约理论分析框架。鉴于本文是对第一条路线的深化和补充，以下我们仅对第一条研究路线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里，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是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的，而在企业内，资源的配置是借助于权威来完成的。这两种配置方式都存在成本，分别表现为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和企业内官僚组织的成本(管理成本)。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威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能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两种成本的比较。 威廉姆森(1975，1979，1980)、克莱因(1978)等进一步研究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与少数

专用性资产的价值评估

专用性资产的价值评估 专用性资产在重新配置于其他用途后，往往不能发挥其原有的价值，造成资产贬值，因此在资产评估业务中应该考虑这种因素遗憾的是在目前的评估理论中，对资产专用性问题的研究却很少涉及〔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专用性资产的基本理论 在经济学中，专用性资产是指由特定的经济主体拥有或控制的，通过特定的使用方法，能够给经济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这种资产有两个显著特征:(1)由特定的经济主体拥有或控制;(2)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如果转到其他用途或由他人使用，则其创造的价值可能降低。对于专用性资产，其专用性是指该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他人使用时损失其生产价值的程度。因此，一项资产的专用性与其转移使用后的生产价值损失程度成正比，当这种损失程度为零时，这种资产就成为了通用性资产。 资产的专用性概念最早是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力资本时认识到的。马歇尔在研究就业过程中认识到人力资本的增长。贝克尔在对劳动力市场激励框架的考察中明确地阐述了人力资本。马尔夏克则在驳斥经济学家轻易接受和使用可替代性假设的同时，指出研究工作者、教师及管理人员与工厂和港口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波尼则证明了专用知识和工作关系的重要性。 而威廉姆森在进行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时，进一步指出:资产专用性有多种形式，包括人力资本专用性和物质资本的专用性。他把资产专用性分成五种类型:(1)场地专用性，它指为节约库存和运输成本而被排列的相互密切联系的一系列站点;(2)物质资源专用性，比如生产某零件所必须的专用模具;(3)以于中学方式获得的人力资本专用性;(4)专项资产，主要指根据客户的紧急要求特意进行的投资;(5)品牌资产专用性，包括组织或产品的品牌和企业的商誉等。 随着对专用性资产的研究不断深人，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并从人力资本领域延伸至物质资本领域。专用性资产的特定用途导致了这类资产的价值随着其用途不同而不同，因此，在资产评估中不仅要遵循评估的一般原则，还应该根据资产业务对评估对象的具体用途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价值类型。 二、专用性资产的价值分析 根据上述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分析可以推知，对于专用性资产而言，其专用性程度可以表现为该资产的流动性和可转换能力，流动性和可转换能力强的资产专用性差，通用性强;流动性和可转换能力差的资产专用性强，通用性差。对于具有高度专用性的资产，如果改变其特定用途，那么价值损失非常大。比如，计划建造一座展览馆，在建造过程中由于市场变化改做酒店，就需要投人高额的改造费用;而对于高度流通性的资产，如果改变其原来用途，价值损失基本上可以忽略。比如，货币的流动性，因此可以用于任何投资项目。 对于专用性资产的价值分析，我们可以引人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的“可占用性准租”的概念，即一项专用性资产在使用和次优使用上的价值之差。他认为，在资产具有专用性的条件下，交易的一方具有利用契约不完全性而去占用另一方准租金的动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对于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对交易方会产生事后的机会主义动机，通俗地说是敲竹杠行为。这实际上反映了专用性资产可以为产权主体带来超额利润这样一个事实。对一个企业而言，一旦专用性资产投资到位，就不能再假定其竞争对手仍然与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这种情况下，该企业实现的经济利润中包含着这种专用性资产带来的超额利润(可占用性准租)。但是如果这种专用性资产被重新配置于其他用途或者其他地域，那么不仅这种可占用性准租无法实现，就连其投资成本可能都无法收回。我们来考察一个例子:现有甲企业和乙企业，假定甲企业的A产品是乙企业B产品的重要原料。乙企业对A产品的需求扩大，甲企业需要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以扩大其A产品的产量，但是当甲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到位，开始正常运营

为什么公司愿意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214420752.html, 为什么公司愿意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 作者：林桂平 来源：《管理学家》2010年第06期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如果为交易伙伴进行单方面专用性投资,将因加重对后者的依赖程度而在讨价还价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最终导致企业经济价值的损失。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提出,企业在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时,要同时引入充分的经济保障措施,比如,要求与交易伙伴签订一个正式合同,或与交易伙伴建立一个投资联盟(合资、参股、控股等),或让交易伙伴为专用性投资付费,或要求交易伙伴做另外一个 单方面专用性投资以形成“相互沉没成本承诺”(mutual sunk-cost commitments),等等。若没有这些措施,企业的投资决定通常被视为“近视”(myopia)。 最近,台湾世新大学的康敏平、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谭丹琪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约瑟夫·马奥尼(Joseph T. Mahoney)在《战略管理期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公司愿意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的理由—来自台湾代工企业的证据》(Why Firms Make Unilateral Investments Specific to Other Firms: The Case of OEM Suppliers),提出了与上述理论矛 盾的发现:在台湾的代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单方面专用性投资,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的经济保障措施,然而,这些企业很少陷入不利谈判的地位。这个现象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为什么这些代工企业愿意为交易伙伴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企业愿意为交易伙伴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 他们精选了存在大量代工企业的两个行业—电子制造业和自行车制造业,并发放了超过690份问卷,研究结果让人振奋:至少在三种情况下,即使不采取任何经济保障措施,企业也很有意愿为交易伙伴进行单方面的专用性投资。 第一种情况,该项投资能带来项目间的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与同个交易伙伴未来交易的经济价值。投资使代工企业能够与交易伙伴发展更亲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获取更多订单。同时,也会诱使交易伙伴传授更多知识和信息给代工企业。比如,神达电脑通过投资于交钥匙生产(turnkey production)工程,为如惠普这样的交易伙伴,提供了从制造、技术支持到售后服务的一站式服务,得到的回报是交易伙伴更大的人员、技术支持力度,当然,还有更多的订单。 第二种情况,该项投资所带来的项目间知识溢出效应能提升与其他交易伙伴未来交易的经 济价值。经过投资,代工企业提升了自身技能,从而有能力为更广泛的交易伙伴服务。十余年前,按照戴尔的要求,在全世界各地,有戴尔装配工厂的地方,高效电源(HIPRO)就会在附近建立一个准时生产(just in time,JIT)的仓库。现在,高效电源已经成了戴尔的代工企业模范。在与戴尔合作的过程中,高效电源学会了如何改进采购和生产控制方法,学会了如何提升为制造做设计的知识,学会了如何提高自身生产网络效率。这些技能的改进,无疑对高效电源拓展其他客户有莫大的 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资产专用性、“敲竹杠”与新制度贸易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资产专用性、“敲竹杠”与新制度贸易经济学 摘要:新古典自由贸易经济学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其中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是各类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自由进入与退出市场或产业。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资产在国际间的流动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产专用性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它不仅会影响国际贸易的总量和产品构成,而且还会影响一国贸易格局和贸易政策的选择。如果一国进行了资产专用性投资,就会使其在贸易谈判中陷入进退两难困境,失去讨价还价的力量,并影响其在贸易利益上的分配格局,进而严重影响一国的贸易不公平结构。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探讨新制度国际贸易经济学的合理性,由新古典国际贸易经济学走向新制度国际贸易经济学,更加具有现实性。为了摆脱这种被要挟和被控制的风险,除了企业自身治理结构外,还需要政府实行一定的保护主义政策。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新古典经济学;“敲竹杠”;新制度贸易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基础的,其隐含的假设条件是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具有充分流动性,最终会出现萨谬尔森—斯托尔珀定理———生产要素等价现象。也正是由于资本是均质的,也就没有资产专用性问题。同时,由于资本和劳动是充分流动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也就被抽象掉了,要素价格成了生

产的唯一成本。然而,生产要素或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却使企业不能自由(无成本)地进出某一产业。在产业组织理论上,大量文献都研究了资产专用性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证明了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形式及其承诺价值。所有这些进展都表明,无成本地进出某一产业的经济模型是一种过度简化,应将其视为一种特例,而将有资产专用性的经济模型视为一种扩展或常态。由于克鲁格曼兴起的新贸易理论也探讨了狭窄的保护带问题,隐含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再次将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资产专用性分析方法应用到自由贸易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摩擦的竞争模型和不完全竞争模型似乎不再具有合理性,因为这些模型是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完全个人理性和外生的给定制度结构这样一些严格的假定之上的,看不到交易成本或制度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而无法理解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之间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从经济学说演变史角度看,保护主义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交替发展,使我们不断加深理解市场与政府对国际贸易的作用大小。所谓贸易保护主义是指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手段来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劣势产业免受外来冲击,促进其稳定发展的国际贸易理论或主张。事实上,保护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前古典时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强调为了保证和扩大顺差,政府需要限制进口、促进出口政策,以保障充足的有效需求。1848年李斯特从经济发展的五阶段角度出发提出了保护幼稚产业,从生产力角度批

资产专用性问题

资产专用性问题 为何诺基亚、三星等手机厂商都将芯片的制造外包给代工企业富士康，而通用汽车却选择将合作多年的零部件提供商费雪公司收购到集团内部？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应该从市场中采购，还是在组织内部自行生产，是每一位战略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威廉姆森告诉我们，应该选择那种让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组织形式。 我们在分析某一产品或服务应该在市场中还是组织内部进行生产的时候，需要比较两者在总成本上的优劣势。这里的“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两部分。在生产成本上，市场治理结构往往优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其优势来自于规模经济。市场中的供应商可以同时将一种产品提供给多个采购者，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生产成本。非生产性成本在组织内部主要体现为官僚费用，众所周知，大组织的运营通常伴随着更高的官僚成本。在市场中，非生产性成本主要体现为合作伙伴的敲竹杠行为。由于买卖双方的利益在短期内处于对立状态，在签订了交易合同后，双方出于利己的动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合作伙伴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益。 什么因素影响着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的大小呢？威廉姆森提出，主要因素就是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例如，一家电力公司在某一煤炭基地附近建了一个火力发电厂，从该基地购买煤炭并运至发电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费用。如果这一煤炭基地附近没有其他的基地，这一发电厂便成了专用性很高的资产，因为它只能从该煤炭基地处购买原材料，若从其他地方购买原材料将产生极高的运输费用。威廉姆森将专用性资产分为三类：特殊实物资产、特殊

资产专用性

奥利弗·威廉姆森（1932-），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资产专用性的经济学分析。 资产专用性概念 1995年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开创者，他提出了“交易费用”（ransaction Costs，又称“交易成本”）这一革命性的概念。科斯解释了企业的“存在性命题”，同时，他还试图解答企业的边界问题，即企业应当扩张到何种程度才会停下来，构成一种均衡？他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其大意是，企业的确可以节约市场上的交易费用，但这是外部交易费用，而企业扩张之时，它会形成层级，会有科层组织上的信息传递和缺失，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会产生内部交易费用。所以，这种费用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会停下来，权衡一下外部边际交易费用和内部边际交易费用的大小问题，由此，企业的边界就出现了。 威廉姆森详细分析了企业科层，他的贡献可以用塔脱夫肉商的故事来作注脚。塔脱夫肉商是一个卖新鲜肉的专业商家，鲜肉离不开冻箱保存，冻箱几乎是鲜肉买卖的“生存线”。由于鲜肉对冻箱形成了“依赖关系”，因而威廉姆森将其定义为“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一旦形成了这种“依附关系”，冻箱服务提供商就会时不时欺负肉商，例如提高租金，威廉姆森将这种类似“敲竹杠”的行为称之为“机会主义”。而鲜肉商在焦虑中惶惶度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积蓄资金开办冻箱业务，或去市场兼并类似的冻箱企业，摆脱原来的“资产专用性”威胁，而威廉姆森则将这种做法称为“纵向一体化”。 “资产专用性”、“纵向一体化”、“机会主义”成为威廉姆森贡献给新制度经济学的词汇，而这些行为的机制跟科斯所揭示的企业边界是相同的，都是将“外部风险内部化”，将组织以外的不可测因素“内部消化”。威廉姆森将问题的核心放到了“资产专用性”上，强化了生产中的资本相互依赖关系。塔脱夫肉商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资产专用性”以及衍生的“机会主义”：一种是前述的“纵向一体化”，让“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让组织内部行政化取代市场交易的风险性。还有一种方法是，同冻箱商建立一种长期稳固的契约，即“契约关系的长期化”。在这种长期约定的框架下，让冻箱商做出承诺，不随便“敲竹杠”。随后，威廉姆森又简化了自己的观点，他将“纵向一体化”的行为也看作是一种“长期契约”，因为相对市场交易的缔结稳固，“纵向一体化”将交易对手变成了雇员，同雇员签订的合同长期性肯定超过了诡异而多变的市场交易。 毫无疑问，当威廉姆森将科斯的企业理论转化为稳定的契约理论，他开始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游走。比如，他将契约的长短问题变成“资产专用性”的程度问题，如果鲜肉商对冻箱保存业务的依赖非常高，而对火车长途运输业务的依赖则没有那么高，那么后者的“资产专用性”级别就没有前者高，而“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为预防“机会主义”行为所需付出的成本就越高，这就越需要建立一种持久、稳定的契约关系。这也可映射到企业人力资本领域。现代企业核心部门的骨干大多能获得企业的股权，那是因为他们的“资产专用性”很高，企业希望通过“金手铐”的方式来“安定”他们，形成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 但这是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呢？内部化产生的稳定契约也会形成另外的交易费用。再以塔脱夫肉商为例，在没有“纵向一体化”前，塔脱夫肉商从冻箱提供者那里获得服务，就像亚当.斯密所言，双方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由此产生市场交易并确定竞争性的价格。简单地说，就是彼此都对自己负责。当塔脱夫肉商兼并了冻箱提供商，塔脱夫肉商要雇佣冻箱提供商来管理冻箱，冻箱不再是管理人的，而是塔脱夫肉商的。当一个人管理不属于自己的资产时，很难像管理属于自己的资产那样“卖力”，即无法像过去进行市场交易那样对其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肉商则通过监督来控制冻箱管理人，但这

专用性资产

[编辑本段] 什么是专用性资产 专用性资产（specific assets）的概念是由Benjamin Klein等于1978年在J L aw & Econ发表的《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 e contracting process》中首次提出。 专用性资产是指，只有当某种资产和某项特殊的用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资产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它的价值基本上体现不出来，或者即使有价值，与为了获得这项资产所进行的投入相比，资产的所有者也是受损失的。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所有者在和别进行谈判时“筹码”也就越少。 资产专用性是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入。如果初始交易没有达成，该项投入在另一最好用途上或由其他人使用时的机会成本要低得多。这样一来，交易双方的具体身份显然很重要，也就是说，关系的持久性是有价值的。为支持这种交易各种安排就会出现。 在经济学中，专用性资产是指由特定的经济主体拥有或控制的，通过特定的使用方法，能够给经济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 [编辑本段] 发展 资产的专用性概念最早是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力资本时认识到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在研究就业过程中认识到人力资本的增长。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在对劳动力市场激励框架的考察中明确地阐述了人力资本。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则在驳斥经济学家轻易接受和使用可替代 性假设的同时，指出研究工作者、教师及管理人员与工厂和港口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波尼则证明了专用知识和工作关系的重要性。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 lliamson，1932.9.27—)在进行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时，进一步指出:资产专用性有 多种形式，包括人力资本专用性和物质资本的专用性。他把资产专用性分成五种类型: (1)场地专用性，它指为节约库存和运输成本而被排列的相互密切联系的一系列站点; (2)物质资源专用性，比如生产某零件所必须的专用模具;(3)以于中学方式获得的人力资本专用性;(4)专项资产，主要指根据客户的紧急要求特意进行的投资;(5)品牌资产专用性，包括组织或产品的品牌和企业的商誉等。 随着对专用性资产的研究不断深入，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并从人力资本领域延伸至物质资本领域。专用性资产的特定用途导致了这类资产的价值随着其用途不同而不同，因此，在资产评估中不仅要遵循评估的一般原则，还应该根据资产业务对评估对象的具体用途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价值类型。 [编辑本段]

当前资产专用性与稳健性研究

当前资产专用性与稳健性研究 文献回顾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受到财务学界与管理学界的关注。主要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不仅是两种融资工具，而且是两种治理结构[3]。KochharandHitt[11]认为对于一个执行多样化战略的公司而言，权益融资更合适。Brad?ley、JarrelandKim[12]以公司销售及研发费用之和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度量资产专用性，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JonVilasusohandMinkler[13]在Williamson的研究基础上，将公司资本结构动态演变的诱致因素归纳为资产专用性和代理成本两个方面，并按照代理理论思路建立考虑资产专用性和代理成本因素的资本结构动态模型，通过对动态模型的数理特征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水平呈反比，与权益资本水平呈正比，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目标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水平不断下降。Dijana[14]、程宏伟[15]、李青原、王永海[16]、刘仁宾、孙睿璐[17]等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BalakrishnanandFox[18]利用295家采掘和制造业企业1979—1987年的样本区间，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变量的52%可以用其专有特征来进行解释，专有特征包括R&D、广告费、

折旧、增长机会和风险等。TaylorandLowell[19]也认为专有特征是解释资本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Vicente-Lorente[20]按照R&D支出的来源不同区分为内部投入的R&D和外部购置的R&D，并且发现内部投入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但外部购置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且以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之比衡量资产专用性时，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关系，钱春海、贺旭光、欧阳令南[21]和王永海、范明[22]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不少学者基于债权人保护，研究了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认为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原因[23]，而会计稳健性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手段[24-26]。JensenandMeckling[27]认为随着公司债务比例的上升，管理层将倾向于过度投资，使得债务契约中的利益分配不对称，加重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最终损害债权人的价值。而会计稳健性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利益冲突，从而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随着债务比例的上升而提高[10，24，26，28]。刘运国、吴小蒙、蒋涛[29]以我国2002—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债务期限结构也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指出短期负债比例较高的公司通常面临着短期内大额还款付息的压力，一旦现金流紧张，银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就增加，而长期借款比列高的公司，一般是声誉较好和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贷款风险较小，因

资产专用性的博弈分析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奥利弗·威廉姆森更倾向于把“资产专用性”看作是引发企业组织演变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概念。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企业组织的发展和变化———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合伙而非控制关系的组织，这类实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增长模式———预示着传统企业理论将迎来一个突破。在这种情况下，资产专用性概念及其理论能否承载得起对企业组织结构的深度开发？在企业组织理论中它能否取代交易成本概念？在研究资产专用性的结构功能时，我们很有必要从这些角度来进行思考。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化投资，不能被派给其他用途，或由其他替代用户配置使用，除非付出生产价值的损失。或者说，就是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具体地说，交易的一方或双方，随着交易的发展和与对方联系的日益紧密，他（们）所拥有的资产生产范围日益狭窄，渐渐地只能适应于另一方的要求的现象。“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如果资产没有专用性，交易成本经济学就没有了说服力。”［1］威廉姆森如此重视“资产专用性”，以至于我们有必要对“资产专用性”在企业组织中的功能和意义进行精要归纳。 1、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是企业组织的三个维度。企业组织的具体情况根据交易费用的三个维度———交易频率（x）、不确定性(y)和资产专用性(z)———的不同组合而加以界定。在数学意义上，企业组织（或治理）结构A与之间不是函数关系，而是一种组合关系。依据威廉姆森的设计，它们之间存在着组合关系。由于交易频率（x）、不确定性(y)和资产专用性(z)等三个因素均是变化的，所以在非严格数学意义上，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决定和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量。然而，是不是一个变量不是事关本质的问题，因为资产专用性的意义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威廉姆森发现了这一特性并充分开发出这一特性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功效。 2、在交易中减少不确定性，节省交易成本，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的理论主要（但并非仅仅）强调组织或合约安排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保护“专用性投资”免受“套牢”或“敲竹杠”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理论核心。在企业资产受到外部威胁的时候，专用性资产投资方就会寻找签订长期契约的可能，或是采取一体化的措施，前向进入销售领域，或后向进入供给采购领域，形成统一的治理结构。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一体化的目的是为节省交易成本，但结果主要是节约了生产成本。因为一体化形成了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形成了竞争力。总之，当专用投资导致的准租金变得更显著以及与事前承诺相关的收益增加时，我们预期双方将更频繁地选择纵向一体化或长期合约。所以，资产专用性成为在任何经验分析中都应考虑的必要的变量。 3、资产专用性所有者控制企业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按照威廉姆森的理论，把企业所有权赋予给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一方，并由其监督资产专用性较低或没有专用性的一方，就是一种有效率的契约安排。这种思想源于西方经济学中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这一精神在波斯纳原理、巴泽尔的“产权合约”和克莱因的团队理论中都得到了体现。 4、资产专用性是理解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组织的枢纽。科斯坚持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的性质，威廉姆森则阐述了具有专用性投资的企业是如何节省交易成本的，这种更实用的做法是把企业（至少从多个人的目标来说）作为一种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的大小及交易频率的高低，并且只要对经济组织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最终势必把以下三种概念综合起来：一是有限理性，二是投机思想，三是资产专用性的条件。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形成了基本的概念层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资产专用性”是在交易成本框架下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分析企业的性质时它却没有“交易成本”那样具有全面性，但它的内涵比交易成本更为准确，更具有可操作性，对企业的特征也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资产专用性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具有的积极意义。

资产专用性理论

一、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 “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是指“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Wiliamson，1989），“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交易成本理论就没有说服力”（Williamson，1985）。在交易成本理论中资产专用性概念经常被用来分析各类问题，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被系统地加以解释和说明过，以至造成了许多混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归纳、分析和整理，从理论上对资产专用性概念进行梳理和解析，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理解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和学说。 最早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48 年），书中提到：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后来，迈克尔？波兰尼等人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那些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工人实际上也是企业不可多得的专门财富，拥有这类专门资产的人将会与企业建立起更加固定的关系。这也是对资产专用性与合同方式选择关系问题最早的研究。但是，正式的“资产专用性”概念是（1971年）威廉姆森在分析纵向一体问题时提出的。 1972年科斯提出，现实当中除了那些早已为人们熟悉的标准市场交易外，还存在大量人们不熟悉的交易方式，例如：企业内部交易，特许经营或纵向一体化，合同或契约等非市场化交易。对于这些大量存在的准市场化交易活动，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它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典型交易方式，而是“市场失灵”或“垄断”带来的弊端。对此科斯虽持否定态度（Coase，1972），但进一步的分析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威氏首先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交易方式还原为“合同”或“治理结构”，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之间的关系，相应建立了他的整个交易成本学说。 二、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 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的选择 在威氏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合同”、“交易方式”和“治理结构”并无本质区别。“治理结构”主要划分为四类：市场治理：此结构进行标准的市场交易；多方治理：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保证交易的完成；双方治理：没有第三方介入，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来维持交易；统一治理：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威氏认为，上述四种交易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说哪种结构更合理。但具体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治理结构来完成，取决于三个因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 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指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 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若排除不确定性，治理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一项交易不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