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四：隋唐佛学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四：隋唐佛学
万献初撰（宋时磊纂集资料）
隋唐两朝是中国学术高度繁荣的时期，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隋唐的
统一，结束了汉魏以来南北学风分立的局面，在统治者的提倡、学者的参与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儒、道、佛三派由并立逐渐走向融合，大大促进了国学的全面发展。
科举取士制度由隋大业元年（605）开始实行，唐武则天大力发展，唐玄宗时基本完善，为适应科考的需要，逐步建立起统一的儒家经典文本系统和诠释标准。道教利用谶纬学说曾帮助汉王朝
取得天下，致使“黄老之学”受历代帝王的尊崇与扶持，道家学说声名远播。唐代李姓帝王自称
是老子后裔，尊奉老子和《道德经》，使得道教和道家学说在唐宋得以相当程度的发展。
然而，隋唐学术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佛学。印度佛学于两汉之交（公元1世纪）开始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是传入及初盛时期，而隋唐则是佛学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佛经的翻译和注释之作层
出不穷，高僧、佛学大师不断涌现，教派林立，使学者、文士对佛学趋之若鹜。其中，由充分吸
收中国本土学术而发展起来的禅宗，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其学术思想的特点是重视现
实人生和个体心性，重视直觉思维而修行方法简便，因而流传甚广。
一、儒道佛并立的学术格局
隋唐两朝是中国学术格局相对定型的时期。
秦汉两朝综合百家，最终独尊儒术，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时期，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
中稳定的主导地位。汉末，儒家学说衰落，玄学和道家竞起，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大兴，寺庙林立，佛道二教开始与儒家学说一争短长。隋唐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统治者主要实行的是开放的
文化政策，儒、道、佛齐头并进，使得隋唐的学术格局呈现出并立且融合的基本态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国家的长期分裂，儒学经历玄学和道佛二教的不断冲击，日见衰落。
至隋朝，统治者意识到儒学在维护一统江山上的重要性，于是致力于统一南北学风，确立以儒为本、儒道佛并举的文化形态。
唐代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中央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六学，沿袭并完善隋代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儒学和经学的复兴与发展。为了统一思想，唐太宗诏令
孔颖达等修订儒学五经，编成《五经正义》，对前代注家的学说有所取舍，体现了经学统一的时
代要求。中晚唐儒学发展主要有两派：一是以啖助、赵匡、陆质等人为代表的春秋学派，他们涤
荡家法，以己意解经；另一派以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为代表，发起古文运动，提倡学古文习
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
与真情实感，主张“务去陈言”和“词必己出”的独创精神，为宋代学术发展取向奠定基调，最
终形成著名的古文“唐宋八大家”。
在经学和儒学发展的带动下，隋唐的小学也得到繁荣，陆法言的《切韵》、孙愐的《唐韵》、
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颜元孙的《干禄字书》等，对后代文字音韵之学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类书有《桂苑株丛》、《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集
前代经典音义注释之大成的陆德明《经典释文》，还有玄应、慧琳等受《经典释文》影响而编纂
的《一切经音义》等佛典音义著作。史学方面，有《史记》三家注（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等主要史注类著作，还有姚廉《梁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徳棻《周书》、魏征《隋书》，褚遂良等《五代史志》、《晋书》，李延寿《南史》、《北史》及《旧唐书》等正史类著作，《元和郡县志》、《元和姓纂》、《唐六典》、《唐会要》、《顺宗实录》、《大唐创业起居注》等地理、职官、谱录类著作。
道教在李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李氏帝王将老子列为先祖，崇老尊道，甚至
一度以道家为“本朝家教”。道教的经典著作受到普遍的重视与研究，且被神秘化，《老子》、《庄子》、《列子》、《文子》被改称为《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冲虚真经》和《通玄
真经》等。隋唐道教宗派主要有上清派、楼观道、正一派、灵宝派、天师道等。其中上清派中的
茅山宗影响最大，出现了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著名道士。隋唐道教的著
作及注疏众多，道教典籍的编纂、注释曾一度成为一项重要事务，唐玄宗敕命编辑《三洞琼纲》（后人称《开元道藏》），汇集了道教各门各派的文献，该时期基本形成了三洞（洞神、洞玄、
洞真）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的道教经书格局。
隋唐佛教的空前繁荣，得益于佛经翻译的空前盛行。隋唐时期的译经大多由朝廷组织，设置译场，奉敕译经。从事译经的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翻译质量较高。隋代五位译师翻译的佛经计有
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唐代的译经工作更是盛况空前，从唐初到德宗贞元十六年，计有四十六
人翻译佛经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且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三位翻译领军人物。随
着翻译佛经的增多，佛教学者的整理、著述与研究也日益繁盛，注疏、解释佛经的著作体例众多，有“科文、文句、义疏、疏抄、述记、玄义、集注”等。佛教学者在遍览群经的基础上，根据自
己的认知阐扬佛理，产生了一批佛学论著。这些作品多是各宗各派教义的根本，如华严宗的《华
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天台宗的《摩诃止观》、法相宗的《成唯识论》、禅宗的《坛经》等。针
对佛学某一命题撰写的的佛学论著也较多，如徐通卿《通命论》专论因果，彦琮《辨证论》专论
翻译问题，唐海云《形神不灭论》专论形神等。佛教的目录学著作也开始出现，隋代有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和圆照的《贞元新定释
教目录》等。
二、隋唐主要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佛教极盛，宗派林立。汤用彤先生认为，要成为宗派应有三个性质：“一、教理阐明，独辟蹊径；二、门户见深，入主出奴；三、时味说教，自夸继承道统。”[1]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
纷纷创立，均具备此三个性质，这是中国佛教走向成熟的标志。
印度佛教的众多学说和典籍传入中国，如何判定和解释佛教不同的学说流派、典籍地位和师承
关系便成为一项重要任务，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判教理论”，不同宗派在创立时期必有其不同于
他派的学说和典籍，吸收不同的思想来构建本派的理论体系，且着力标榜本派学说。大体说来，在六朝和隋唐时期，我国产生了十三个汉传佛教宗派，其中摄论宗、地论宗、涅槃宗归入它宗：
宗派
大小乘
空有
兴盛时间
备注
成实宗
小乘佛教
空宗
晋到中唐
俱舍宗
有宗
陈到中唐
三论宗
权大乘佛教
晋到中唐
律宗(南山宗)
空宗、有宗
梁武帝到元代
唯识宗（法相宗）空宗
唐太宗到晚唐
摄论宗在唐以后归入华严宗
大乘佛教
有宗
陈到晚唐
地论宗在唐以后归入天台宗
空宗
陈隋到晚唐
涅槃宗在陈以后归入净土宗
有宗
梁武帝到明代
禅宗
梁武帝到明末
密宗（真言宗）
空宗、有宗
唐玄宗到晚唐
其中，三论宗起自鸠摩罗什译介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嘉祥大师吉藏是三论
宗的创立与集大成者，《三论玄义》是其代表作。小乘佛教方面，依据《成实论》而有成实宗，
依据《俱舍论》而有俱舍宗。涅槃宗依《涅槃经》而立，钻研众生皆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等；
地论宗传习弘扬《十地经论》，主张如来藏缘起义，分南北两派。律宗侧重传持戒律，创始人为
道宣，所奉经典为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因道宣长期在终南山居住，又被称为南山宗。天台宗
信奉《妙法莲华经》，历代师祖提出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等理论。唯识宗因玄奘编译《成唯识论》而兴起，因探究万物之法的相与性也被称为法相宗，该宗体系庞大。华严宗因信奉《华严经》而
得名，倡导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圆融。净土宗专注于来世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念佛法门，
以净业三福、五戒十善为辅助资粮，以《无量寿经》等为主要经典。达摩师祖来到中土，传佛心印，于是有不立文字、专注禅修的禅宗兴起，并逐渐成为最为盛行的宗派。开元年间，善无畏、
金刚智、不空等祖师将密宗传入中国，依《大日经》、《金刚顶经》建立三密瑜伽，修五相、三
密等妙行，也称为真言宗。
佛教宗派众多，判教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佛教教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缘起论，这是
佛教立宗的基石，指明万有和人类的起源及烦恼生死的根源；二是佛性论，这是众生能否修习成佛，进入涅槃之境的理论根据；三是获得解脱烦恼的方法和修行方式，这是修行成佛论。各派各
宗都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的，不同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宗派。隋唐时期是佛教宗派创立的高
峰期，主要的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密宗”，即“大乘八宗”，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天台、华严、唯识、净土”四宗。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最早形成的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因创始人长期在天台山居住而得名。天台宗推
《妙法莲华经》为经典，又称为法华宗。天台宗的传法世系有“东土九祖”之说，即初祖龙树、
二祖慧文、三祖慧思、四祖智顗、五祖灌顶、六祖智威、七祖惠威、八祖玄朗、九祖湛然。慧文
悟“一心三观”之理，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慧思在统一南北佛教之风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智顗深受陈隋两朝统治者的器重，他借此大力发展寺院经济，建寺度僧，传法弟子，著述众多
（大多由弟子灌顶记录而成），所著《法华经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均记录其思
想精华，也是天台宗佛旨的代表作。天台宗的教义来源于大乘空宗的般若思想，智顗对慧文的
“一心三观”理论进一步发挥，并与诸法实相结合，提出“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之说。天
台宗认为万事万物的本质是“空”，是为“空谛”；空谛依赖于假象而存在，是为“假谛”；万
事万物又空又假，是为“中谛”。此三谛又称为“真谛、俗谛、中谛”。天台宗倡导三谛圆融相
印之说，空不离假中，假不离空中，中不离空假，一各具三，三三相印，三谛而一谛，一谛而三谛，是故圆融。
三谛起源于心念，智顗对心进行关照，提出“一念三千”的要旨。“六凡”（天、人、阿罗修、地狱、饿鬼、畜生）、“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合称“十法界”。十法界之间彼此蕴含、相互转化，构成“百界”。百界中的每一界又具有“十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如此构成“千如”。“百界千如”具有众生、国土、五蕴三种世间，
构成“三千世间”。心是一切法，三千念在一心。众生性具善恶，佛与众生从根本上讲没有区别。在修行方法上，对南北朝时北方重禅定、南方重义理的方法加以统一，提倡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天台宗对佛教的不同学说进行折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并与印度佛学思想进行贯通，调和南北学风，适应政治统一和佛教发展的趋势，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
（二）华严宗
华严宗因信奉《华严经》（又称《大方广佛华严经》）而得名，初祖法顺《华严法界观法》和
二祖智俨《搜玄记》是华严宗的重要观法。三祖法藏大力弘扬华严学说，深得武则天和唐中宗的
宠幸。四祖澄观广收门徒，其《华严疏抄》等著作丰富了华严宗的理论，被朝廷封为国师。五祖
为密宗，著述颇丰。在唐武宗灭佛后，华严宗随之一蹶不振。
佛教倡法界缘起，事事无碍，并以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圆融等理论来进行阐明。法界是宇宙
万有，总该万有于一心，万物由一心法界而生。一心法界摄事法界、理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
事无碍法界。事法界指万事万物各有齐分，彼此差别；理法界为万有之理性，是无穷事法的共同
本性；事理无碍法界指理是事的性体，事是理的显现，理事互相融通，理不碍事，事不碍理；事
事无碍法界指一切事物皆真如法性，具真如之理，事物之间因同一理性而相同一，是以事事无碍。
华严宗创立十玄门来说明法界缘起的奥秘，这十门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广狭自在无碍门、一
多相容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秘密隐显俱成门、微细相容安立门、因陀罗网境界门、托事显
法生解门、十世隔法异成门、主伴圆明具德门。一切事理皆具十门，十十互具则百，百百互具成千，千千互具成万，此乃法界缘起。
除十玄门外，天台宗还用“六相圆融”说来解释法界缘起。六相指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六相中之中，总、同、成三相是无差别门，别、异、坏三相是差别门，这六相同时体
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物各有性而又相互融合。事物之中有十玄之妙理，六相之圆融，是谓事事无碍。华严宗关于世界缘起的理论体大义精、玄妙异常，但也晦涩繁琐，难为寻常人所理解。法藏
的《金狮子章》是为武则天讲解华严宗的演讲汇编，也是了解华严宗教义的入门读物。
（三）唯识宗
唯识宗因强调“万有因识而生，心外无独立之境”而得名，又因探究万物之法的相与性也被称
为法相宗。唯识宗远绍印度瑜伽行派理论，以《瑜伽师地论》为本论，以《百法明门论》、《五
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
识三十颂》、《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为支论。玄奘在翻译唯识印度世亲的《唯识三
十颂》和“十大论师”的著作时，突出护法之论，编译成《成唯识论》。弟子窥基的《成唯识论
述记》深得唯识的意蕴和旨趣，对唯识宗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窥基的《唯识枢要》、慧沼的
《唯识论了义灯》、智周的《唯识演秘》是《成唯识论》的重要注疏，合称“唯识三疏”。
唯识宗以“万法唯识”为宗旨，认为宇宙万有因心识而生，心识之外没有独立之外境。“识”
分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前五识对应的是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意识是感觉所形成的知觉，末那识能够不停地思考；阿赖耶识是最重要的
一识，是其他七识的依据，有因相、果相和自相“三相”，因相是说此识是产生一切事物的种子，果相是说此识能按照前世之因缘生出后世的果报，自相是指因果二相的统一。唯识宗用种子来比
喻阿赖耶识中摄藏的能生成万物的巨大能量，万法离不开阿赖耶识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唯识宗
又提出了“种子说”、“转依说”和“四分说”。窥基在《大乘法苑义林章·唯识章》中提出
“五重唯识观”，即“遣虚存实识、舍滥留纯识、摄末归本识、隐劣显胜识、遣相证性识”。
《楞伽经》和《解深密经》等著作将一切众生划分为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无种姓等“五种姓”，种姓不同修行的结果也就不同。在《大乘百法明门论》和《成唯识论》中
对宇宙间的一切万有诸法分为“五位百法”，即心法八种、心所法五十一种、色法十一种、心不
相应行法二十四种、无为法六种。唯识宗的理论起源于印度，其经义学说庞大繁琐，思辨色彩浓厚，不易为民间所接受，只在学者、知识分子之间有所流传。
（四）净土宗
净土宗因信奉西方净土世界、修习阿尼陀佛法门而得名。净土宗的承传有七祖、九祖、十三祖
等不同说法，但与其他各宗不同的是净土宗没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只是因诸位大师弘扬净土佛法
而被并称。净土宗信奉的经典是“五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往生论》。净土宗认为此生居住的世俗
世界以西十万亿佛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中有阿尼陀佛，其寿无限量，又称无量寿佛，他接引
众生渡往彼岸世界，也唤作接引佛。这些经论大多宣扬西方净土世界的庄严法相，美好生活。凡
信仰阿尼陀佛的信徒只要口诵“南无阿尼陀佛”便可修成正果，待生命终了时便可前往西方净土。信仰净土宗的要诀在于“信、愿、行”，信就是不怀疑，愿就是发愿修行，行就是在念佛上的实践。
净土宗教义简单，修行方法简便，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在民间流传很广。随着佛教的发展，
禅宗和净土宗融合，“禅净双修”成为后世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
三、禅宗的兴起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佛教教派之一。“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意译为“静虑”，即安静地沉思之意。禅宗主张通过禅定来消除烦恼与焦虑，进而
达到彼岸世界。
禅宗以不立文字和“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为特色，第一代祖师为摩诃迦叶，第二十八代祖师
为菩提达摩。达摩主张“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创下禅宗衣钵修行的方法。达摩与其后的慧可（神秀）、僧璨、道信、弘忍合称“东土五祖”。神秀和慧能皆是弘忍弟子，他们的出现标志着禅宗的正式形成，二者因空观的不同而分为北宗和南宗，两派之间曾发生
激烈的论争。后来，神秀到北方洛阳等地传教，积极争取六祖慧能的正统地位，得到官方的肯定，南宗逐渐成为禅宗的正统。会昌法难后，禅宗受到打击，但因其简便法门，仍旧在士大夫中间广
为流传。禅宗所尊崇的经典先是《楞伽经》，后转为《金刚经》，而《六祖坛经》最能代表禅宗
的思想。
五祖弘忍在选佛法继承人时，曾作一偈来考察弟子的功力，神秀的回答是“身是菩提树，心如
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慧能的回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弘忍认为神秀未见本性，暗中将法衣传与慧能。两偈颂的不同，可以看出南北禅
宗的不同。神秀发挥了弘忍“守本真心”的学说，认为有净心的存在，要观心、摄心、去除万恶，避免欲念的污染。在修行方法上，神秀主张通过渐悟而得一清净之心。慧能倡导“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将前代佛教的真空和妙有理论熔于一炉，构建了融摄空有的禅学理论，弘扬了大
乘佛教智悲双运、真不废俗的精神。南宗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慧能
认为心外无佛，佛性在人心，自性就是佛，人人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看重自身悟道，反对向
身外追求解脱。在修行方法上，慧能提出顿悟说，寄坐禅于生活日用之中，认为无需繁琐仪式和
长期修习，一旦把握佛理，即可突然觉悟成佛，因此提出没有固定程式的无念禅法。
六祖慧能弟子众多，相继分化出“五家七宗”，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等五家，临济宗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是为七宗。这些宗派神秘色彩渐趋浓厚，提倡公案语录、
棒喝、机锋等参禅方式，并且呵佛骂祖，对佛祖及佛教经典的权威性都有所否定，对出家人的宗
教生活方式也进行了挑战。
禅宗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直觉吸取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在佛教思想中融进大量的
老庄“清静无为、道通万物”等自然主义哲学和儒家的传统心性学说，化用“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圆融中和，寓理想于现实，立足现实，化解对立，成就理想，形成了
独特的禅宗学说和修行方法，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四、儒道佛的论争与融合
隋唐两朝儒佛道三者并立，以佛学的影响为最大，三者有并行也有论争，逐渐趋于大融合。
儒道佛并行，三者之间曾发生过多次争论。如唐初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奕两次上疏请求废除佛教，谓佛教“损国破家,未闻益世”，法琳撰《破邪论》、李师政撰《内德论》、明概撰《决对傅
奕废佛法僧事》与之对辩，明概称“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
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又如唐太宗将道教立为国教，法琳等人据理力争，遭贬斥。之后的统治者对佛道互有扶持与打压，总体上是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唐武宗会昌年间，在寺院经
济过分膨胀而威胁到朝廷的稳定时，赵归真、刘元靖等道士全力鼓动，武宗开展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受到极大的削弱，宗教典籍大量散佚，史称“会昌法难”。
儒道佛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吸收与融合。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初期，其宗教形态
尚未完备。佛教传入后，道教从组织仪式、教义学说、修炼方法等方面都汲取了佛教的营养，建
立了相对完善的宗教体系。如《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等作品中，大量借用了佛教的术语，用来
构建自身的理论。道教依托自身的静观、玄览、寡欲等形式，融合佛教的止观、禅定等修行方法，在《洞玄灵宝定观经》和《坐忘论》等著作中形成了新的修炼方法。唐代道教融摄佛教，其突出
的成果是“重玄学”的产生。成玄英吸收佛教思想精华，用三论宗的“八不中道”来解释重玄之道，将“有、无、非有非无”统视为“执滞”，强调遣之又遣，主张破除执著，一切任凭自然，
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理论的发展。王玄览的《玄珠录》是援佛入道的代表作，他借鉴佛教的论述模式，认为道先于众生，道在于人心中，借用佛教中道观来解决一向困扰道教的有无问题，在融会
佛理方面，《玄珠录》的运用是极为圆融成熟的。司马承祯将天台宗佛学思想与老庄思想相互结合，使道家学说更具理论性。重玄学的代表人物杜光庭，明确提出儒释道“三教一理”的主张，
颇具卓识。
儒学和佛教、道教，同样也是在竞争中趋于融合。隋初的大儒颜之推不排斥佛教，而是援佛入儒，如《颜氏家训·归心》就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唐代的王
通主张吸收佛道二教之长以补儒家之短，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然而，佛教的过度发
展也曾引起儒士的不满，唐代后期，儒家学者对佛教进行过多次批判，如韩愈对唐宪宗迎佛骨入
宫内供奉之事激烈反对，作《谏迎佛骨表》以大力劝谏。同时，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韩愈又提
出道统学说，认为儒家学说中一直存在着异于佛、老的“道”，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其“道”即
是儒家的仁义道德，韩愈致力于继承自孟轲起便不传的道统。
唐代儒家“道”的观念的提出，对宋代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理论奠基的重要作用。而儒学理论上
的这种深入程度，正是佛理深奥对儒学形成压力的结果，是融合的一种特殊方式。
论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延边大学（ 二〇一〇年五月 本科毕业论文 本科毕业设计题目：论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学生姓名：玄惠文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专业：国际文化 班级：06级 指导教师：金春 讲师学校代码： 10184学号：2064051539
摘要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赴日传法，还有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唐在当时的东亚是最强大的帝国，而日本作为一个尚未进入封建社会的小国则迫切需要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在诸多国际国内环境的促使下，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得以交流和发展。佛教文化的交流需要以人来做载体，需要人的往来。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典型的有隋朝的隋文帝和日本的圣德太子。还有中国和日本的往来人员也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著名的僧人有东渡日本的鉴真和赴中求法的最澄、空海等。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也同样如此。只看到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既不符合历史规律，更不符合中日佛教交往的史实。 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这种双向互动的佛教文化交流对中日双方的佛教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总结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对现在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字：隋唐背景媒介人物影响
ABSTRACT Buddhism exchanges history China-Japan making a general observation of Sui-Tang dynasty period,we can perceive this momentary scheduled time Buddhism exchanging the important content already becoming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 this interactive two-way Buddhism exchanges but Buddhism to China-Japan both sides developing playing have arrived at important promote role.Sum up the history that Buddhism exchanges China-Japan Sui-Tang dynasty period,sum up experience to us,burst forth single-step drive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not without,to enlighten significance and use for reference.But several times,Buddhism culture prosperous and is at a low ebb since Buddhism biography becomes a member of China,change the enormous effect that it brings about without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 culture but. Buddhism enters Japan,here from below all one thousand years since middle of the 6th century or so from Chinese biography,becomes one branch leading force of Japan politics,society. Key words:Sui-Tang dynasty background affects culture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 夏朝：中国最早的学校产生于夏。庠、序、校。 商朝：最早的小学。 西周：国学、乡学 教育内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礼、乐为中心。 大艺小艺 特点：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唯官有书、而民无书） 因为生产力的制约，只有官府才有财力人力制作书籍。Eg：“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辩志……”是《学记》对西周考试制度的描述。 春秋：私学兴起、官学衰微。 战国：私学兴盛。稷下学宫（官家举办、私家主持） 学术自由，包容百家，待遇优厚，“不治而议论”是齐国君主给予他们的政治待遇。诞生了第一个学生行为守则《弟子职》 两汉：官私并行。教育内容是儒家经典。 选士制度：察举制和征辟制 官学有：太学、鸿都门学 太学建立的标志：为五经博士招收弟子 太学的建立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董仲舒的三大建议以及汉武帝的对应措施：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 2、兴太学以养士--------开设太学 3、重视选举任贤使能-------察举制制度化 魏晋南北朝：国子学。教育内容广博、性质多元。 选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等级性。“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隋唐：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弘文馆、崇文馆） 重振儒术、三教并重。 选士制度：科举制（605—1905年） 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使得政治与教育更加紧密，对破除门阀等级制度起到积极作用，社会流动更加合理。 宋元：书院盛行。教育内容是四书五经。选士制度：科举制。 书院始于唐朝，兴盛于宋朝。特点是学术自由，自由讲学。教育教学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的教学模式。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明清：教育内容是四书五经。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 中国古代学校的三种性质类型： 1、官学：夏朝产生，西周开始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2、私学：兴于春秋，盛于战国，从此官私并行。 3、书院：兴于唐朝，正式形成于宋，衰于明清。
隋唐佛学
2004.12.6 第十二章隋唐佛学 第一节佛教的产生及发展 一、佛教的产生及传播 （一）佛教的产生：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创始人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和佛陀（觉悟了真理的智者）。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阶段。释迦牟尼创立的原始佛教教义，主要内容是“四谛”、“十二因缘”、“六道轮回”，宣扬人生是一个“苦海”，由于人们的“无明”（愚昧无知）而引起了欲望、追求、反抗意识，从而造成了人生种种痛苦，认为只有通过修行，消除“无明”，惩治个人的身心活动，方能脱离“苦海”，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原始佛教虽有这一套理论，但基本属于粗俗的宗教形态。 释迦牟尼死后→上座部与大众部（部派佛教）；公元1世纪→大众部演化出大乘佛教，佛教开始由宗教形态向思辨的理论形态发展；公元2—3世纪→南印度佛教理论家龙树、提婆依附《般若经》创立大乘“空宗”；公元4—5世纪→北印度的佛教理论家无著、世亲创立大乘“有宗”，以所谓“缘起论”的名相分析，论证现实世界是“识”所变现的幻境。空宗和有宗，从不同角度把佛教由宗教形态加工成富于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态；公元7世纪后→大乘佛教的理论日趋烦琐空洞，失去对群众的吸引力，为密教所取代。并在公元十三世纪时消亡。 （二）在中国的传播：1、佛教约在两汉之际转入中国。公元67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始有佛经汉译本。以后佛教大小乘经论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其中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空宗理论，并培养出一批富有创见的中国佛教学者，促进了大乘空宗理论，并培养出一批富有创见的中国佛教学者，促进了大乘空宗哲学（般若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2、佛教初入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东汉时的佛寺只对西域商人开放，法律规定汉人不得出家为僧。只有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佛教在这时达到鼎盛有其社会原因和理论原因：1）社会原因。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南北大分裂、社会大动乱、人民生活极其痛苦的时代。梁武帝萧衍于公元504年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2）理论原因。西晋以后，大量佛教经论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大乘空宗的唯心主义空观思辨与魏晋玄学的有无、本末、动静之辨在思辨结构上颇有相似相通之处，因此许多玄学名士出玄入佛，促进了玄学与佛教般若学的融合，并使佛教成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佛教哲学中国化体系的建立 东晋南北朝广泛传播的佛教哲学，到隋唐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完成了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从两汉之际到隋唐时期，中华民族用了八个世纪的时间，引进、吸收、消化了佛教文化和佛教哲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发展。 （一）隋唐佛教哲学的社会基础：一方面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士族，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趋没落。大批没落士族转入佛教，追求精神上“超凡入圣”的自我解脱，希图进一步发挥佛教“柔化人心”的作用，以扑灭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抗意识。另一
略说佛教对隋唐美术发展的影响
略说佛教对隋唐美术发展的影响 作者本人上传 【内容摘要】隋唐时期，佛教盛极一时。佛教的盛行，对这个时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特别是壁画等美术形式的发展，使得隋唐美术处于一个新鲜活泼、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佛教绘画壁画书法工艺美术 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和美术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宗教强烈支配人间生活的古代至中世纪，美术作品几乎全部由宗教中产生，美术成为宗教的贡物，以至成为宗教美术。宗教美术史是一个庞杂繁紊的系统，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以说在我国，历史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佛教美术。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先是依附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术，后与魏晋玄学合流，并由此走向南北朝时的独立发展道路和隋唐时期的鼎盛时期。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汉明帝曾梦见金色神人在殿前飞行。次日他询问朝臣得知神人乃金色佛陀。为了搜索佛的下落，明帝派遣使者西去天竺、大月氏。使者们带回两位西域高僧，并以白马驮着佛教经典和画像圆满归来。明帝大悦，在洛阳建造了一座白马寺，置藏梵文佛经、佛像。又命宫中画家在白马寺墙壁上绘制《千骑万乘绕塔三匝图》，佛教绘画从此传入中国。 世界上的宗教，无不注重利用艺术形式，尤其是美术来宣传教化众生。佛教作为在我国影响最广的宗教，更是深谙此道。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特别擅长以艺术的形式讲解枯燥抽象的经文。首先在图像上予以突破，以大量的雕塑、绘画、书法、特别是壁画等形式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与壮大。与此同时，在佛教的传入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佛教对美术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美术也得以繁荣，逐渐成长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支奇葩。 一、佛教对隋唐时期绘画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美术中，不论是建筑、雕刻，还是绘画，凡是具有高度代表性的
中国佛教哲学之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
中国佛教哲学之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公元581年，隋朝的建立了统一到国家，公元618年，李渊建唐，隋唐时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为了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出现了佛、道、儒三教并存的局面。伴随着当时寺院经济的发展（辛替否曾说：“七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分”），佛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先后形成了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教派。 佛教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宗教伦理学说，其根本宗旨是宣扬人生是苦，涅槃极乐。其目的是让人们从现实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追求来世，达到成佛的理想境界。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天台宗，天台宗的始祖为龙树，但事实上，天台宗真正的开创者确是智顗，因他常住浙江天台山，故名天台宗，但又因为其创立该宗的依据是印度的《法华经》，因此天台宗也称为法华宗。 在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宗教注重义理，北方的宗教重视禅定，天台宗把南北方的宗教结合起来，提出了“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宗教主张，止就是禅定，观即是义理，并主张要从世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进入“泥洹”也即“涅槃”——成佛的理想境界，必须坚持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其主要观点是“三谛圆融”、“一心具三千”。“三谛圆融”是从“一心三观”发展而来的。“一心”即是“一念”，指人的心理活动的最短时刻。“三观”即假观、空观和中观，指的是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所谓三谛，就是三观。并认为空、假、中三者并无区别，一念
便可以同时具足三种看法，因此，空、假、中三者，只要悟到其一，便可悟到其它二者，三者本是一体，互不妨碍，所以叫“三谛圆融”。所谓“三千”，即“三千世界”，也就是佛教心目中的整个世界。只要有一点点主观思维的活动，便会产生出三千种世界，千差万别，包罗万象的三千世界都存在于“一念心”中，都只不过是“一念心”的产物。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接下来是唯识宗。唯识宗由我们所熟知的唐代名僧玄奘以及其弟子窥基所建立。又因他们曾长期住在长安的慈恩寺，因而又称慈恩宗（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雁塔村）。 唯识宗强调“万法唯识”、“唯识无境”说。他们首先把世界分为“我”和“法”两大部分，认为“我”指生命的主体，如人的情欲、意志等自我意识活动；“法”指事物及其规律，如山河大地、人的肉体等。他们认为“我”和“法”都不是客观的存在，都是虚假的现象，都是空的。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识”变现出来的。他们把“识”分为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前五识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感觉，。第六识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知觉，是对感觉的综合。第七识又称思量识，具有思考衡量的作用，它是联系前六识与第八识的桥梁。第八识最重要，它含藏诸法“种子”，故称种子识或藏识，也叫根本依，因为它是前七识赖以成立的根本和依据。 根据唯识宗的说法，第八识所藏的诸多种子中按照同异来分，有共相种子和不共相种子。共相种子变现出的相分人人感觉相同，如山
国学体系
国学体系 《国学体系》是什么？ 国学，是基于中国文化并对人们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系统学术理论。 《国学体系》是根据中国八千年文化史所累积下的囊括各个方面的国学智慧，统和分析确立彼此之间关系后建立的《国学之树》系统模型。是对整个中国国学智慧进行整体分析和精研渗析的思维工具，是指导人学习国学、探索国学、研究国学的核心依据。 《国学体系》的发起人 国学之树体系由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新易国际和国际太极易协会共同研发。由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文胜老师带领孙虹钢、张宝祥、黄卫东、宫春涛、黄晓雷、朱钧等20人的学术团队全力奉献，通过对中国丰富的古代国学思想全面研究、探源、全面整合，成功研发了“国学之树”体系。该体系成功的帮助了数以万计的人士，认识国学，学习国学，是中国国学初学者和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思维工具。 《国学体系》的模型 国学体系的模型解读 中国文化经过八千年的沉淀积累，形成一个丰富庞大的智慧宝库，不少单独学科的著作一个人花一生时间都不可能遍阅，由于信息量过大，极容易使人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拘泥细节迷失方向的弊端。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文胜老师带领孙虹钢、张宝祥、黄卫东、宫春涛、黄晓雷、朱钧等20人的学术团队正是深切体会到其中弊端给国学学习研究带来的深刻影响，秉持中国国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理念，始创《国学之树》系统模型，去繁就简，提纲挈领，用一棵大树来做形象类比，为中国国学爱好者和中国国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便捷通途。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国学之树》体系。 一个国学大树分为：树根、树干、树枝、叶和花、树皮和大树成长的历程。 国学之根源：易经 一棵树能否枝繁叶茂，能否基业长青，最关键的是根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个根就是被史学家，哲学家，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支撑这个大树生长的是其发达的根系，这也是国学的本源。 “儒释道三教同源，源于易经”，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乎所有圣贤智者都把《易经》奉为至宝，被历朝历代称为群经之首、最高智慧；她不仅造就了辉煌的八千年中国文明，而且为计算机二进制、物理量子力学、人类遗传密码等现代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古今中外企业管理成功之道和致胜模式的核心思维根基。 国学之主干：儒、道、释 国学之树的主干是由三大宗教与哲学组它们分别是儒、道、释三大主流思想与宗教。它们是国学之树的支持系统，构成了这棵树的主干。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
佛教文化考试试题参考以及答案
1.佛教：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是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也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佛教既是一种信仰实践，又是一种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佛教文化：是随着佛教发展而形成的历史积淀，是一种历史积淀的宗教文化现象。 2.四吠陀：①《梨俱吠陀》： 含有1017篇长短不一的祭祀圣歌，其中仅十分之一是关於一般世俗的，十分之九皆是宗教的，尤以“礼敬太阳神歌”为最重要，乃为婆罗门僧侣朝夕祷颂的一首。其内容成立的时代不一，最迟则为西元前一千年顷编集而成，此一《吠陀》乃为考察雅利安人最古状态的唯一资料。 ②《莎摩吠陀》： 计收圣歌1549首，为婆罗门僧侣於酒祭时所唱者。 ③《夜柔吠陀》： 此与《莎摩吠陀》大致相同，是教导如何施行祭礼者，所不同的，大部分为《梨俱吠陀》中，尚未出现的独创祭词。 ④《阿闼婆吠陀》： 内容分二十卷，包括731首圣歌。此系雅利安人与印度原居民族接触之后，吸收其若干信仰的要素而后集成，故其多属神咒，为控制神鬼之法，仅少数为歌颂上帝之诗，所以多含迷信色彩。 3.五戒十善：五戒：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不饮酒戒。 十善：它是以三种身业、四种语业及三种意业所组成的。又称十善道、十善业道、十善根本业道或十白业道。即：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 4.三武一周：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周”。北魏时佛教都十分兴盛，大批田产及劳动都佛寺管理，国家的财富大批流入佛寺之中。北魏太武帝在位期间锐志武功，统一长江以北。他初崇佛教，后因受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并亲受符箓，于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系“西戎虚诞”，“为世费害”。北周武帝时期僧徒滥杂，寺庙多币，蛊害百姓社会。北魏末年，佛徒人数有二百万，寺院三万余所，占北魏人口十五份一，佛徒侵占农田，不劳而获，又可逃避租税力役。北周武帝尊崇儒家。安史之乱后，藩镇连年混战，均田制破坏，中央财政日匮，百姓之赋役相对加重，由是百姓借寺院以逃税者渐多。唐代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贵族扩充庄园，多与寺院僧人相结，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尚未即位时，已偏好道术。唐武宗为了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时，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
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启示(安介生)
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启示 2014年11月26日07:59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安介生中华学术发展历来有批判继承、“以复古为创新”的独特方式与路径。尽管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与排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遗产并没有被完全遗忘。一批中国现代学者依然坚守在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阵地上,并努力将中国固有的学术研究体系与现代西方优秀学术成果相互参照,奋发努力,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学术赢得了尊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就是这样一种发展典范,其发展经验对于今天“国学”振兴及相关学科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首先,响应时代需求,经世致用,以振兴学术为救国图存之重要手段,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关键性的推动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心与责任感投身于学术工作的。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轫,始于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严峻的生存危机。众所公认,以顾颉刚、谭其骧等人为核心创办的《禹贡》半月刊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型与发展的主要标志。在该刊“发刊词”中,顾颉刚等人道出了创刊主旨:“……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这些言语,就是放在今日,也颇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在国势危难之际,这些学者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直白地反对“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并身体力行,切实提出了一些具体研究工作任务,致力于基础性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如编撰《中国地理沿革史》,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图》,编辑《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以及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等。之后数十年,一批批研究者不忘当初的承诺与期许,为完成这些学术重任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闪光点。其中,谭其骧主编的、由众多学者共同编绘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出版后,获得极高的赞誉,
第十讲 中国佛教简史
第十讲中国佛教简史·传译时期 汉—晋时期（2B C-420） ?第一节佛教的初传 ?1、汉哀帝元寿元年（2B C）博士弟子景卢 ?2、汉明帝永平十年（67A D）感梦求法 第二节译经：（早期的译经） 1、《四十二章经》和《牟子理惑论》 2、安世高的译经：146年到达洛阳 小乘佛教禅数学 3、支娄迦谶的译经： 大乘佛教般若经 4、道安的译经 5、鸠摩罗什的译经 第三节求法： ?1、朱士行 ?2、法显 第四节佛教中国化的初步尝试 ?（1）试图依附中国本土文化： ?依附黄老 ?玄佛合流 ?依附儒家 ?依附政权 ?（2）贵族化的佛教 第十一讲中国佛教简史·融汇时期（南北朝时期） 一、学派化：学派与宗派的区别 ?齐：479年禁卫军首领萧道成自立为帝 ?宋：417年灭后秦 ?梁：502年雍州刺史萧衍灭齐 ?陈：557年部将陈霸先称帝 ?北魏（386-534）孝文帝的改革及其影响 ?迁都洛阳；朝堂禁说鲜卑语 学派: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 宗派:政治、学术、宗教方面的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
二、平民化： ?平民化的标志： ?1、凿窟造像： ?佛教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呈现在平民面前 ?石窟 2、疑伪经的出现 ?疑伪经的含义 ?疑伪经举例：《父母恩重经》 ?敦煌出土本现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五册。内容叙说父母恩之深重，为报其恩，必于七月十五日行盂兰盆供养，并应经常书写、读诵本经。一般认为是唐代以前或初唐之时所伪撰者。 ?流通于我国及日本，有关其注释之书甚多，日本文学作品中亦常引用本经经文，故本经堪称为儒教化的佛典之一。 三、地域化: ?地域化的明显特点：南文北质 ?北方重视禅修、造像、明显依附政治（法果的皇帝如来说） ?南方重视义理、建寺、表面疏远政治（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 ?地域差别的形成原因？ 四、冲突与融合的加剧 ?1、梁武帝崇佛：504皈依佛教 ?优待僧侣，奖励义学 ?广建佛寺，盛造佛像 ?扶持翻译佛教典籍 ?著书立说 ?制定戒律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如是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仍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意义。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起源最早、在中国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息息相关。本文将捕捉佛教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剪影，并从整体分析其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五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即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官方正式传入。丛汉明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国佛教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佛教活动被称为“弘译”，即通过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来传播、弘扬佛教的理论、信仰。从汉明帝时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后来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一批来华梵僧为佛教经典的东传及翻译做出了突出贡献。综观这一时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其特色为大小乘兼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动乱的社环境下佛教有较大发展。但也应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行动中，有两次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三国魏地佛教以大乘般若为主，而南方吴地则有支谦、康僧会为代表的梵僧承安世高小乘佛教译注佛经。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於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南北朝时期，佛教几经各朝君主大力扶持提倡。在北方，后赵时期，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何等辉煌。门徒中道安大师成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有众多创举。此外还有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创格义佛教的竺法雅。到了後秦鸠摩罗什东入长安，而佛教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
隋唐佛教文化发展与皇室的关系
隋唐佛教文化发展与皇室的关系 隋唐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高峰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已经十分兴盛，尤其是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皇帝对于佛教十分重视。据《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这里说四百八十寺，是大概数字。其中尤一梁武帝萧衍最为突出，萧衍崇信佛教，修建佛家寺庙更是无数。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很直白的写出来南朝佛寺众多的情况。 因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广大，对于隋唐的佛教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隋唐时期，佛教更是抓住了发展的重要途径——皇帝。 隋文帝杨坚被当时的遣隋使小野妹子称作“海西菩萨天子”。隋文帝自小在般若寺长大，小名为佛教护法的那罗延，所以不由得逐渐热心于佛教，在宫中受菩萨戒，晚年还在全国各地建造舍利塔。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中，剃度僧尼达二十三万，建造佛寺达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在北方地区，将北周的两次灭佛后对于佛教的恶劣影响基本消除。 受隋文帝的影响，隋炀帝在立为皇太子之前，曾负责统治江南，并随天台宗鼻祖智者大师受菩萨戒。因此，对于佛教在隋代的继续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相对于在隋朝时期的一帆风顺来说，佛教在唐朝时期的发展
比较坎坷。 唐初高祖时期，太史令傅奕崇信道教，因此主张废佛。高祖估计到建国之初、朝中大臣多有反对，所以虽有心废佛但并没有立刻执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佛道两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相互攻击。道家以傅奕为首，佛家则以法琳为首。武德九年，高祖采纳皇太子的建议，颁布了沙汰佛道两家的诏令：在长安保留佛寺三所和道观两所，此外天下诸州各留佛寺、道观一所。这对于佛教的冲击十分巨大。 但这种形势并没有持续太久。同年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当日，高祖大赦天下，同时撤销了淘汰僧、尼和道士、女冠的诏令。这是李世民为了收拢人心的政策。 对于佛教来说，李世民即位有很多优势。当年李世民跟随高祖打江山时期曾遭遇险境，嵩岳少林寺僧兵帮助李世民脱险。现在少林寺还有碑文记载此事和之后太宗对于少林寺的诸多封赏。 这种优势很快体现出来。贞观三年末，太宗在起义建兵以来的七个战场建立佛寺，召请沙门玄琬进宫给皇太子及诸王受菩萨戒。但太宗的转变也是十分迅速的。贞观十一年，太宗发布诏书，称皇室李氏本源出自老子李聃，故令道士、女冠今后居于僧、尼之前，敦返本之俗，尊祖之风。这道诏书对于佛教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两年后，傅奕去世，道士秦世英利用他与皇太子的密切关系向太宗上告法琳的《辩证论》诽谤皇室。太宗十分生气，颁布《佛遗教经施行敕》，令今后僧尼必须遵守《遗教经》的教
冯达文《新编中国哲学史》笔记(佛教的鼎盛与隋唐佛教哲学)【圣才出品】
第7章佛教的鼎盛与隋唐佛教哲学 一、天台宗的圆融观 1．魏晋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1）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佛教得到广泛传播与更好释读的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学风、学统。学风有南北之别：南方与玄学结合，重义理；北方以信实为尚，重践行。学派则如上述，体现为不同经论师的不同承传系统。 （2）隋唐时期，国家由分裂走向一统，佛教南北的不同学风与不同经论师的不同学统逐渐走向了融合，佛教与儒、道二学亦已在抗争中日渐互渗。另一些有影响的有经济支撑的寺院，不仅形成了对佛学各具特色的新的诠释与判教系统，而且发展出更加稳定的传法关系。 2．圆融三谛 （1）天台宗 天台宗为释智顗（公元538～597年）所创。天台宗因智顗长期住持的修禅寺位于天台山而得名，又因该宗根本经典为《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而被称为法华宗。 （2）主要经典 ①三大部 《妙法莲华经玄义》《妙法莲华经文句》和《摩诃止观》。 ②五小部 《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音玄义》《观音义疏》和《观无量寿佛经疏》。 （3）教派
天台宗依证见实相的偏圆而将整个佛陀教法判分为“藏”“通”“别”“圆”四教，而自称“圆教”。 （4）圆融三谛 ①性质 天台宗的实相观，属于本体论。 ②主要思想 a．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有“空谛”“假谛”“中谛”三种义谛。 b．三谛不是浅深不同的等级关系，而是平等的相互互融关系。 ③目的 展现“十界互具”和“一念三千”的境界。 a．十界互具 “十界”是指地狱、饿鬼、畜生、人、阿修罗、天、声闻、缘觉、菩萨、佛。“互具”是指十界相入相即，并非隔绝不通。 b．“一念三千” “一念”是指众生当下的任何心念。“三千”是从十界互具思想引申而来的。一念是一法，通过十界互具，一念中已具足一百法界，一百法界有三百世间，三百世间有三千如是。 3．性具善恶 （1）强调“具”字。“具”是相对于“现”“生”“含”诸义而言的。 ①“现”“生”是指时间先后，有宇宙论色彩，它确认本无后有。 ②“含”是指空间大小定主次，有本质论色彩，它确认孰本孰末。 （2）“具”的含义
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王青 内容提要魏晋至隋唐正史中的很多记载往往源于佛经中的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被本土化之后，载入这一时期的正史。论文举出一些个案，如王戎识果、陶母剪发待宾、武后驯马等著名的史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本人或记录者对佛教故事的转述或模仿。 关键词佛教故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化 在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之间从来不存在一条绝对的鸿沟，两者之间往往互相转化。正史中的人物事迹经过演变与夸大，成为故事与传说的主角和情节，而故事与传说经过不断流传演变为历史，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佛教故事与历史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转化关系。一方面，佛教将历史传说化、神话化。如印度的某些先王事迹首先演变为民间传说，然后，又被佛教所吸收，成为佛教的本生故事，这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顶生王本生”、“大善见本生”等；另一方面，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中一些故事被充分本土化，进入历史，成为中国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一种情况，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陈寅恪先生业已指出过的曹冲称象故事[1] (p157-162)。此事最早见载于《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明显是一个印度民间的智慧故事①，后来被《苻子》采用，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在《苻子》中这个智慧人物尚没有落实具体的人名，只是说“朔人”，但文中的另一个主角则演变为燕昭王——一位古代的真实君主。这个变化有着很好的分寸把握。它具备了故事历史化的动机和端倪，但尚未完全历史化，我们可以说是故事演变成了
传说。当此一故事的主角落实为曹冲，并进入正史之后，它也就彻底演变成了历史。如果不是眼光敏锐的学者的揭示，几乎为所有的人相信。 中国史官向来有“实录”的优良传统，但也必须承认，要做到完全真实的记叙也绝非易事。各种原因使得史官有意无意中在历史中杂糅了神话、传说、故事等种种非真实的记载。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对本朝君主的神化是史官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连“成一家之言”、言论不完全受官方控制的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也不能例外。而在神化方式上，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具有不同的手段。季羡林分析中国史书中对于帝王异相的描述就经历了种种的演变。《史》、《汉》、纬书与三国两晋南北朝诸史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中的关于帝王异相的描述，如“垂手过膝”、“顾自见其耳”、“齿白如玉”等异相，显然不是帝王形象的真实记载，而是佛教“相好”(世尊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观念影响下的附会[2] (p91——100)。这种编造是史官自觉的、有意识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采信了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类似情况史官并不自觉，是无意识的，也就更难发现。上文所说的曹冲早慧故事及华佗神医故事就是典型例子。在中古历史中，类似情况尚有许多，而且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下文我们就来揭示一下中国史籍中一些颇有影响的记载的印度渊源。 一 印度故事进入中国史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主要情节基本不变，只是将人物、地点以及重要背景本土化，演变为本土传说。这些传说通过杂史、笔记等记载后，喧腾众口，然后为史家采信，进入正史，成为史实。《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了王戎七岁时的一段轶事：
国学诗经的学术研究
国学诗经的学术研究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国学诗经的学术研究》的内容，具体内容：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接下来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欢迎大家阅读：诗经的先秦时期...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接下来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欢迎大家阅读： 诗经的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诗经的汉学时期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诗经的宋学时期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
隋唐时期三教鼎力的原因和表现分析
一、三教鼎力的原因原因 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新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则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它与隋唐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都密切相关，隋唐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局面，实现天下的统一，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 1、从政治上看，隋唐时期的政治在总体上较为稳定，特别是唐朝前期政治清明，君主明智，行政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决策往往能在众臣的讨论和权衡下作出，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形态，从而为各种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的帝王虽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会表现出对儒佛道三教的不同态度，但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正是顺应大一统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在帝王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三教共同发展的思想学术新局面。 2、经济繁荣与科技文化灿烂对隋唐思想学术的推动也不可忽视。隋唐时期的科技与生产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主动与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并大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所表现出的民族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等与隋唐思想学术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也是非相吻合的。隋唐时，思想学术的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经学上出现了王通的新的解经学和融合南北学风的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以及各种私家注疏史学上公私修史都非常盛行，出现了刘知几《史通》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宗教上，佛道二教当时都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佛典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中国僧人的著述更是十分丰富，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印度的佛学思想，而道教理论体系的出现和道教学者的辈出则标示出中国道教走向兴盛，类书编纂此时也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艺文类聚》等一大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类书。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隋唐开始实行了科举制度，它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思想在社会民众中的传播与普及，从而为形成儒学恢复正统地位而又与佛道鼎足而立的隋唐文化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隋唐思想学术的充分发展和儒佛道三教的鼎立，与当时广泛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多元及社会对多元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心态也密切相关。隋唐时期，中国周边不断兴起强盛的部族，虽然常对内地造成侵扰，但隋唐王朝以其军事的强大和国力的强盛为基础，在总体上对周边部族采取了宽容、接纳和融合的政策立场。伴随着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的进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中尤以胡汉文化之间的融合最为显著。除了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之外，隋唐王朝与海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隋唐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在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随着海陆通道的建立与完善，隋唐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域外的使臣、僧侣和学者纷纷前来，既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和技术带人了中国。正是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使隋唐时的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多元化的特色。表现在宗教上，当时的长安等地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就还流行着伊斯兰教、袄教、景教、摩尼教等。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既表现出了隋唐的盛世气象，也为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鼎足而立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氛围和适宜的文化环境。 4、儒佛道三教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在隋唐时期出现三教鼎立的新局面，这与儒佛道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质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与基础的
佛教的发展历程
佛教的发展历程 佛教由古象雄王子幸饶弥沃如来佛祖所创立。印度佛教由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35岁时创立，关于悉达多太子的生年说法有二，佛教开始的时间也有两种不一的说法，一种认为是在公元前543年5月月圆日，另一种是认为在前589年或前588年。当时悉达多在毕钵罗树（佛教信徒尊称菩提树）下悟道，创立佛教。准备妥当之后，悉达多走遍恒河谷各地向人传教。五位贵族接受了悉达多的教训之后，成为比丘，也就是第一批僧侣或和尚。社会各阶层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来听他演讲而成为他的弟子。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游走四方，招收了许多弟子，佛教影响逐渐扩张。到他在80岁的高龄逝世（佛教称之为涅槃）时，他已举世闻名，被尊为释迦牟尼佛。 从孔雀王朝开始，佛教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南传佛教（又称为上座部佛教）经由锡兰传播到东南亚一带，主要影响东南亚的印度支那等地。北传佛教（又称大乘佛教）经喀什米尔到达新疆，早在公元1世纪的东汉时佛教就传入中国，后又传入古朝鲜、日本；北传佛教于公元8世纪正式传入印度北邻的西藏；至此，北传佛教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藏传佛教这个教派对生活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西藏人民的后来又传入蒙古和中国东北等地区。到公元十六或十七世纪，藏传佛教在远东各地已奠定了根基。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乔达摩·悉达多。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如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有佛寺数百座。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弛，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隋唐时期的医学
隋唐时期的医学 隋唐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系统全面整理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出现了若干大型专著；二是与国际之医药交流，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突出发展；三是朝廷的关心支持，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 隋唐时期，无论朝廷或医学家们都对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例如：隋代统治者组织医药学专家集体编撰大型医方著作《四海类聚方》达一千六百卷之巨，还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专门论述病因、病理、症候的巨著《诸病源候论》。是书列载病症一千七百余条，分述各科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体征与症候等。由于这部书之宗旨是论述诸病源候的，所以一般均不涉及治疗之原则和方法。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病症例外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和手术治疗问题。这部专著不满足于传统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病因学说，而是更加重视实际观察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对传染病共性的认识和不同传染病的特点的描述，对疾病之分类或某些疾病的特点的记载，以及对医疗技术创造发明的重视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论述。例如：强调疥疮治疗要“虫除病愈”，条虫病因是生吃牛肉所得，漆疮因个体素质关系，外伤肠断必须进行肠吻合术治疗等等，学术水平都明显超过了前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中国医学乃至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作为重要的中医典籍而得到广泛的引证和发挥。 关于《黄帝内经·素问》的研究，在隋唐时期也有新的重要进展。如王冰继南朝梁代全元起注释《内经》之后，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使其难懂的文辞和欠明了的医理，得到注释和阐发，从而扩大了《内经》的影响及其在医学上的推动作用。此后一千多年来的数百家《素问》研究者和注家，都是以王冰次注本为蓝本的。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 隋唐以来，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外来药物使用经验日益丰富，而旧本草“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鈆锡莫辨，橙柚不分”①等，存在的错误相当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药也十分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医药学家苏恭（原名苏敬）在个人修订本草的基础上，于高宗显庆二年（657）上书请求朝廷详定本草。苏恭的请求得到唐高宗的赞同，于是征召医药科技等名家二十二人进行本草学的修订。为了编好这部书，朝廷命令天下郡县将所产地道药材按实物绘描成图，与标本一并送上。同时制定了统一收录删节的原则，即：“《内经》虽阙，有验必录；《（名医）别录》虽存，无稽必正。”此外，还要求“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征询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于显庆四年（659）完成了修订任务，定书名为《新修本草》。全书共五十四卷，包括正经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别立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目录一卷。共收药八百五十种，分药物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书成后颁布全国。这是我国由政府主持，动员全国力量编撰，并由政府颁行全国的第一部药典。其时代远早于国外的药典颁行年代。 《新修本草》也称《唐本草》，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本草之大成，完成后除颁行全国作为医学用药的准绳外，并列为国家太医署的教科书。本书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迅即受到国外重视，日本、朝鲜的医药学教育也都以此为课本。这部著作不仅广征博引，而且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成就，如：记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成齿科汞合金填充剂等，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疗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