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中国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首届民盟经济论坛发言选摘

“一带一路”战略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重大机遇

●韩汉君

“一带一路”战略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推进国际化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步骤，其内容以经济为核心，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领域。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些地方执行项目和国与国之间的交易项目，将使用人民币作为主要的计价和支付货币。“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更多的资本投资项目，催生新一轮金融需求，这些大规模资本项目的大部分资金融通，将会通过人民币来进行。显然，“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激发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又反过来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向纵深顺利推进。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重大机遇，有助于在这一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中形成“人民币区”。

一、人民币国际化破解发展中国家“货币原罪”困扰

所谓“货币原罪”是指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核心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困扰。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储蓄不足以满足其投资快速增长的需要，形成的资金缺口不能完全为外商直接投资所弥补，需要借外债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就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对外负债。可是在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往往不被国际市场认可，只能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或使用美元贷款。由于外债大多数以美元计价，因而使债务与国内的资产存在着货币错配，同时债务也往往以短配长而形成期限错配，从而种下日后金融危机的祸根。

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饱受“货币原罪”带来的困扰，陷入高外债或高储蓄两难的状况，出现严重的货币错配和资金期限错配，甚至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这种状况亟需改变，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破解这一困扰。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深受此“货币原罪”的困扰，都迫切需要改变这一现状，人民币国际化快速发展就有了极佳的机会。当前，由于主要以美元标价的能源、工业金属、农产品、甚至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都呈现震荡下行态势，外汇市场中只有美元强势走高。在全球金融市场混乱状况中，寻找一个健康稳定的计价工具就成为最核心的任务。人民币由于长期稳定向好，并具有升值倾向，再加上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人民币因此被国际市场选定为通用的计价工具，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期。

二、“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是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基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巨大的外向型经济规模、开放的金融市场与稳定的货币币值，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必将显著提升。依托“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规模贸易和投资活动，输出人民币，可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人民币国际化有三个突破口：

1、积极推进多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过60个，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2014年全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1206亿美元，占全国的26%。在这个区域内，多边贸易均可使用人民币结算，特别是区域内的能源贸易。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此时将人民币列为结算货币是非常自然的选择。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后，沿线国家的贸易互通可以更加便捷，贸易的公平性和收益性也可以得到保障，有利于双边以及多边贸易的有序发展，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因美元币值的剧烈波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由此又可扩大人民币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人民币将更多地以“载体”的角色，为提高沿线国家贸易的效率及安

全性做出贡献。

2、扩大对外投资输出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多种措施协调推进，不能仅依靠跨境结算等方式。相对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本身比较稳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更容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使用人民币，增加投资目的地对人民币需求的黏性。

外部市场旺盛的需求构成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每年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需求在1万亿美元左右。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到2020年，亚太地区约有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提出改善经济结构、提升发展水平、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在交通、通信、农业、教育等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民生领域，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因此，应抓住这一契机，积极推动“中国基建”走出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在战略新兴产业、农业、服务业等行业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外投资。在这些领域的投资项目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具有相对优势。

3、扩大人民币资金融通

有投资必然会产生融资需求，通过人民币资金融通输出人民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途径。在着力拓展以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的渠道的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人民币债券融资、权益类融资；设立人民币投资基金，专门用于以人民币的形式投资于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并附带购买中国的产品和设备等条件。

在国内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支持下，逐步开放境外企业境内发行人民币证券，允许境外有需求的企业在我国境内募集人民币资金用于其生产经营所需，是扩大人民币融资的另一方面。虽然人民币资本输出可能会对我国金融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是当前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从整体风险评估来看，我国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少其不利影响。

三、“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建议

按照顶层设计规划，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继成立。与此同时，中国设立“丝路基金”也在积极筹备中，改基金专门投资于“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规模达400亿美元，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投资需要扩大基金规模。这些机构的建立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了充分、有效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强化和完善国内金融体系的支持非常必要。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对策建议。

1、深化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

离岸市场发展与在岸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能更好地满足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的多样化资产配置需要。产品要更加丰富，市场运行的效率要更高，市场制度建设要更加完善，市场的监管也要更加有效。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基础形成的货币计价、结算，交易和支付等都离不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银行要有竞争意识，并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提供高效和便利的金融服务。因此，要逐步有序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加快建立相对发达成熟的市场体系，有一套较为规范完善的监管体制提供制度保障，包括分工明确的金融监管机制、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等。

2、加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一是保持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当前人民币离岸市场已经开始形成，境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利于引导人民币汇率走向上下波动的合意区间。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境内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度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改进境内银行涉外敞口头寸管理模式；开发人民币对多币种的直接报价交易机制，形成人民币对多币种的国际外汇交易市场。

二是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从国际经验看，保持汇率稳定是推进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三是增加汇率避险渠道。逐步向境外主体提供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产品的进入通道，逐步向境外开放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尤其是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等具有套期保值和风险对冲管理功能的产品。

3、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立足于满足市场需求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根本动力还在于市场需求。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增强，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意愿更加迫切，国际化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和能力逐步提高，对市场风险的认识和管理能力逐步增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规避风险、降低成本的迫切需要激发出了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投资结算的强烈需求。没有旺盛的市场需求，跨境人民币业务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落实，我国对外经济金融交往不断深化，将会派生出更大、更广范围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市场需求，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研究

●郁鸿胜

从我国版图上看，上海是“一带一路”中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上海能否充分发挥出这一独特地理优势，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值得重视发挥长江经济带作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使长江沿岸城市成为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城市群，同时，这也将更加激发出黄金水道的经济功能，并将其打造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和改革开放的试验区。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布局，对我国区域发展来说，呈现了“π”字型战略格局，上海要在“十三五”或更长一个时期从中看到机遇。“π”字型发展格局包括三条发展轴。第一条发展轴：我国沿海的南海、东海、黄海和环渤海的11个省市的发展轴，可以理解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第二条发展轴：我国亚欧大陆桥发展轴，起点连云港，向西通过海陆联动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甘肃、青海、新疆等7个省市，贯穿我国东中西区域，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联动西亚、中亚和西欧，也是21世纪新丝绸之路陆上经济带重要发展轴。第三条发展轴：长江经济带，它覆盖我国11个沿江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贯穿东中西。当然，21世纪新丝绸之路陆上经济带，还应包括渝新欧（重庆、新疆、欧洲）、蓉新欧（成都、新疆、欧洲）和义新欧（义乌、新疆、欧洲）等发展轴。

总的来说，21世纪“一带一路”不纠缠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走向，不局限于区域交易的物品，不争执于发源地和起终点。在21世纪“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应当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古代和现代的关系。古代丝绸之路为茶马古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及养蚕、缫丝和纺绸技术，通过经济、交通走廊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现代丝绸之路为陆桥通道，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资本、技术以及文化等，通过经济、交通走廊不断开拓到中亚、西亚、欧洲等市场。上海应该以本地区发展为基点，从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中去规划和积极参与。二是处理好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关系。“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是我国经济轴带发展的体现，是集聚发展。这一战略要聚焦重点城市和城市群，加强区域联动，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上海在其中大有可为。三是处理好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关系。“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三者之间是联动、统筹的发展关系。“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讲的是物品的生产和流通区域。现代丝绸之路的货物来源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地区。丝绸之路是我国商贸通道，长江经济带则是我国的商品生产基地。

长江是我国内河航运中最发达的水系，沟通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长江干线航道全长2838公里，干支流通航里程约7.1万公里，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的56%，被称为我国的“黄金水道”，对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指导意见，提高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的关键是，完善港口集疏运通道，实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武汉长江中游、重庆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的航运物流中心的联动发展。实施长江黄金水道和江海联运发展，成为率先建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近年来，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长江水系通航条件明显改善，黄金水道的航运经济能力加强，航运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发挥长江经济带作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总的目标是要使长江沿岸城市成为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城市群，同时，这也将更加激发出黄金水道的经济功能，并将其打造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和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具体有几个方面的举措：

长江经济带应发挥三大城市群联动发展优势。长江经济带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重点建设我国一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两个二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充分借鉴长三角城市群合作的经验，带动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主要是：充分发挥轨道交通作用，引领城市群同城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借鉴长三角的“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运作模式，建立由决策层、协调层和操作层构成的管理体系，形成长三角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可推广、可复制模式。

长江经济带发挥黄金水道航运优势。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应建设“四个标准化”，即船舶标准化、航道标准化、港口泊位标准化、航运管理与服务标准化。长江黄金水道航道漫长，各河段通航能力不同。其中水富至宜昌河段可通航500—3000吨级内河船舶，宜昌至武汉河段可通航1000—5000吨级船舶，武汉至湖口河段可通航5000吨级海船，湖口至南京河段可通航5000—10000吨级海船，南京至长江口河段可通航30000—50000吨级海船。制约长江航运的另一瓶颈为船舶标准的不统一，导致整个航道很难采取统一的管理模式。打通黄金水道，创造“黄金效益”的关键在于标准化，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黄金水道运量大、成本低的潜能。

长江黄金水道要重点建设三大体系，即长江流域航运港口体系、长江流域航运集疏运体系以及长江流域航运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明确区域性港口定位，建设具有国际大区域、区域的干线、支线汇集功能的港口体系，建设有区域性中转、集散功能和国际运输网络节点功能的港口。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不仅仅是水运建设，还要注重公水、铁水联运，打造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立沿江大通关制度，解决江海航道链接、船型对接等问题。上海要充分发挥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优势，以水运推进长江黄金水道由西向东开放。加强长江黄金水道与欧亚大陆桥铁路联运，使长江经济带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联动发展。要发挥欧亚大陆大桥铁路运输的多节点联动优势，与长江经济带水运联动，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欧亚大陆桥的主要货物供应源。

长江经济带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础，长江经济带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长江流域内生态环境敏感区众多，不合理的开发治理造成局部区域(或水域)水环境质量降低、水生态系统受损、水土流失加剧、重要湿地萎缩等问题日益凸显。伴随着长江流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和工业废污水排放负荷加大，以及重化工产业在沿江地区的布局，加重了水污染。对此都应当引起重视。此外，要重视长江上游生态的次生灾害重大隐患，把建设可持续的长江经济带提到战略高度。

上海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也是战略的基点。上海要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优势，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带动长江航运的发展功能，发挥上海国际贸易与沿江地区电子通关衔接，推进贸易便利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制度率先向长

江流域转移和推广，带动周边地区政府职能转型，发挥改革的辐射效应。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龙头作用，促进江海联运，多式联运发展，带动长江航运发展。从巩固上海枢纽港地位考虑，深化落实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促进长江港口群联动发展。鼓励上海港口物流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沿江港口的建设和运营，建立以港口码头（点）为基础，以内支线运输（线）为纽带的港口格局。发挥“五定班轮”航线的示范效应，最终形成以上海港为终端，辐射长江流域的物流网络（面）。通过“点、线、面”的配合，提升上海港口服务能级，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辐射功能。可以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范围。

在加强与沿江地区电子通关衔接，推进贸易便利化方面，进一步打开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盟国际市场，使上海成为我国向东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形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发展、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相互融通的发展格局，成为链接长江流域腹地和国际市场的枢纽节点。

在中国企业从上海“走出去”的基地建设方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准备“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一个窗口。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减少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程序，中国企业走出去降低了融资成本。上海要在“走出去”战略中，拓展对外贸易合作服务，提高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市场份额和话语权。（作者系、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长）

“一带一路”建设的无缝对接与

腹地经济建设关系问题研究

●朱坚真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无缝对接问题

“一带一路”，分别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造福沿线国家人民，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据估算，“一带一路”区域内总人口44亿，经济总量超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总人口和经济总量的63%、29%。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现代化建设、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15年2月“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有相关省份、部门在北京举行专门会议，部署“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要突出重点、远近结合，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强化规划引领，把长期目标任务和近期工作结合起来，加强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加强沟通磋商，充分发挥多边双边、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和平台的作用，扩大利益契合点，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资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遵循“非均衡、突出重点、逐步递进”的策略，妥善处理“一带一路”出海、出边通道的无缝对接。强调无缝对接，避免各省、部门单打独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加强各方协作和优势互补。

但另方面，因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有各自的优劣势，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绑在一块齐步走。应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和竞争性规律，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准则，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开展竞争，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有效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功能，在出海通道与出边通道建设中各显神通。将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融于“一带一路”出海、出边通道的无缝对接之中。既要强调国家必要的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保证“一带一路”重点项

目建设；又要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线，在构建市场主体和规范行为等方面引导市场竞争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应从全局的长远战略目标出发，保证必要的财物倾斜和政策倾斜，支持重点项目建设，避免不必要的保护主义、盲目竞争和重复建设现象。在具体项目建设上，应实行平等的招标竞争，让有限的资金、资源、技术、劳动力等各种要素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按国际惯例和法则行事，多层次全方位地与国际市场接轨。既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手段，又要克服建设中市场竞争的盲目性，避免资源因竞争过度带来的巨大浪费。

二、“一带一路”与腹地经济建设

中国“一带一路”经过经济腹地出海出边的通道至少有27条：如经陇海线往东，由日照、连云港出海；经包兰线往东，由天津、秦皇岛出海；经宝成、陇海线往西，沿兰新线，出阿拉山口，到欧洲大港鹿特丹出海；沿川藏公路，至尼泊尔出境；沿长江向东经武汉，由上海出海；沿西江——珠江流域经广东至港澳出海；由滇南大理经缅甸出海；经复修后的滇越铁路入越南红河河谷，从海防港出海；经南宁至河内铁路转滇越铁路，从海防出海；经黔桂线、湘桂线、枝柳线、黎湛线、南防线，从湛江、防城、北海出海。这些通道中，有不少通道存在着以下主要缺陷：里程长，运输时间长，中转损耗大，运输费用高；铁路运力处于超负荷状态；跨国运输可能碰到我方难以把握的问题，如爆发战争、利益分割及领土主权问题等。为此，必须将“一带一路”与腹地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让沿线所能辐射和带动的中西部不断扩大经济辐射半径和扇面，有效解决我国中西部地区明显的“二元结构”矛盾，缩小经济中心区与外围区域发展差距。

1、构建多功能、全方位的开放体系。“一带一路”出海出边通道建设，无论是从对外开放还是从生产力地区布局角度看，既属于沿海、沿江开放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属于沿边、沿线开放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同居长江流域，成都、重庆、贵阳等为长江上游的重要城市；云南、广西均有漫长的国境线，昆明、南宁等城市是沿边开放的重要城市；区域性主要铁路、公路和航空一般汇集于中心城市，因而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南宁、拉萨等又是沿线开放的重要城市。

2、提高整合效益。在“一带一路”出海出边所经腹地经济地理条件不同，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各省区市之间既不能强求划一，也不能相互推诿、各自为政、自由放任。应当在联合协作中开展市场竞争、共同发展，在竞争中求互惠互利，促进“四沿”开放开发。

3、突出各自功能，发挥各自优势。“一带一路”出海出边所经腹地重点发展能源、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产业，适应全面开放开发需要。在区域内部，选择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基础雄厚、科技发达的地段，选择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对其它主要相关产业的开发起较强联带影响作用的一组产业，进行重点突破，突出各自功能特点，构筑外向型的开放扇面。有序调整“一带一路”出海出边所经腹地开放开发既有格局。

4、软件与硬件建设关系。“一带一路”出海出边通道体系相当复杂，有许多经济技术变量及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还不十分明朗。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才能达到最佳总体经济社会效益，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近中期“一带一路”通道体系建设中，沿海沿边进出口量与抵达这些区域的客货流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探讨现阶段沿海沿边进出口量及待开发的口岸进出口量，现阶段各方不同客货流量，并预测随着出海、出边通道体系完善后通过铁路、公路、水路、航运等各种形式抵达不同方向的客货流量，进一步分析在资金短缺和其他因素影响下沿海沿边沿江沿线港、泊，路、城及产业等的建设序列，以选择最佳投资开发模式。

三、“一带一路”与腹地经济建设中我国对外开放选择的重点

1、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与先导作用。以出海出边大通道为纽带，加强“一带一路”与腹地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从“一带一路”

与腹地经济开放开发的互动关系，加强沿海沿边通道与沿江沿线通道之间的沟通衔接。如以南昆铁路为主干线的南向出海通道建设、长江航道建设和边境公路建设，要尽快达到相互连通联运，出海出边通道体系建设将有力推进腹地经济由封闭半封闭式向全方位多元化外向型转变。

2、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搞好境外合作园区建设。在联合协作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与腹地开放开发各自优势，增加腹地开放开发深度，在联合开发各种资源、产业及建立境外合作园区等方面进行实质性动作，不断增强区域综合经济实力。“一带”主要面对的是发达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因而在对外开放中应相对更多地争取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以促进我国生产规模、技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一路”主要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因而在对外开放中应将技术人才和产品装备优势打出去，换取稀缺的各种资源以保证腹地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

3、拓宽金融合作，加快构建强有力的投融资渠道支撑，强化“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保障。履行《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开发的作用，进一步挖掘其他融资与金融合作形式。

4、促进人文交流，传承和弘扬古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未来5年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加强媒体、文化间的交流，做好民间友好组织的合作，高校、行业协会和文化组织要在“一带一路”民意、社会基础建设、促进人文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5、保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绿色、和谐、共赢的“一带一路”。履行社会责任，遵循《21世纪议程》等国际法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法规准则进行“一带一路”开发与建设，实施保护性开发、海陆统筹开发策略，缓解海陆开发的国际紧张局势，促进全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共同繁荣。

(作者系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广东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