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复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复习

一、填空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的三大运动分别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

动。

2.“三反”运动与“五反”运动分别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与反对行贿、

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3.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改

写和加写了大段文字。他认为，这个电影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他进一步指出竟然有如此多的歌颂，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文化混乱达到何种程度！7月在毛泽东倡议下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这场批判运动作了总结。

4.俞平伯是五四以后形成的“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之一。1952年出版了《红楼梦研究》，

54年发表了《红楼梦简论》等文章，随后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由于俞平伯承袭了胡适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断定《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否认它是当时社会的反映，是一部具有反封建倾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以至于毛泽东把批判俞平伯及其红学观点的运动引向了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5.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根据毛泽东批示写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的报告》，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因此必须加以批判。1955年作家舒芜主动交出了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一批信件，后来由他注释毛泽东审阅于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问题的性质变成了敌我矛盾，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成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斗争。1955年胡风被捕1980年中央对此案予以平反，1988年彻底平反。

6.一化三改造的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7.文革爆发的标志：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

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两个会议的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治》（五一六通知）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结束的标志：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而告终。

8.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并在全国掀起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活动。农业上特征：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全民炼钢运动活动特征：小高炉，土法炼钢，群众运动。

二、名词解释

1.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

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七千人会议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２月７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近七千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６日，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２月６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讲了国内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清理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3.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开始，1945年4月结束。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而且，抗日战争以来，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41年5月—1942年2月）是准备阶段，即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同年7月、8月，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第二阶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为全党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同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5月，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座谈会后，文艺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第三阶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从1943年冬起，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问题，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

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1944年春有关领导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

延安整风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高华：在中共与中国现代历史中，194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在整风运动中，依据自己的理想全面改造了至那时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无形的方面，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个人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和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并决定了几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然而人们较少注意的是，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是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内所发生变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这一切变化，完全是毛泽东根据其理想、凭藉其地位加以有力引导的结果。对于毛为发动整风而进行的持续且精心的准备，以往论者大多忽略，少数论着偶尔提及，也只是强调毛的思想演变的方面。笔者认为，具有强烈救世情怀的毛，和作为政治家的毛从来都是统一的。而本文所要论述的“准备”，也井非指毛早有计划，有意要在某个特定时段发起这场运动，——“准备”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1935-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其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后，迅速转变为毛对中共政治路线、精神气质及组织机构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毛泽东在这横跨两个阶段、长约7年的漫长“准备”过程中，为实现其改造中共的理想，运用高超的政治智能，突进迂回于个人理想和各种利益冲突之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笔者认为，毛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进行的准备，集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性格的多重侧面，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世人加深对毛政治性格之复杂性的认识，同时，对重新审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重大现象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