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人生权术三十六则
《蒯大富人生权术三十六则》今读有感
佚名氏
1、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今读有感：在权术的领域，意识形态是无形工具，无处不在，而又无所不能。如果说意识形态是风，那见风使舵就是权术之必杀技。
2、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
今读有感：世界观如此，人生观、价值观呢？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独善其身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人生观的变形走样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在和别人攀比的过程中迷失；第二种是在与自己的无限度较劲中事与愿违。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今读有感：中间群众，也就是大多数。精英政治只有依托中间群众，并以中间群众为幌子，才能达到所谓“政治正确”。这种做法自然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苛政更具有可持续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立现。
4、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今读有感：想起了文革中一个热门名词：“掺沙子”，那仅仅是为了权术而使用的一种战术。而这个“设置反对派”的手段则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如果撇开主观色彩，此方法与“鲶鱼效应”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从政治的角度考量，其民主意识也浓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终将穷途末路。设置反对派，可起防微杜渐之效。
5、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对犯过错误的人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过功的人都要保，有代表性的人（政治代表、群众代表）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人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人不得了。
今读有感：灵活、具体而微地运用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精髓。当权者行使权力的最重要保障措施是笼络人心，“我保人人”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关键时刻“人人保我”。
6、凡群众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今读有感：任何组织中都会有党同伐异的情况，拉帮结派是自我保护的需要。
7、主要领导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今读有感：“小心行得万里船”。不过现在许多主要领导比小蒯（当时年龄）的觉悟低多了。
8、要诚心实意地待人。
今读有感：总结这一条时，作者真是太年轻。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无耻”，不能要求政治人物有多麽高的道德水准。
9、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今读有感：联系起奥运冠军罗雪娟在夺冠后的一句话：“感谢憎恨我的人……”这话当时被当作个性语言解读并标榜。但是在政治的环境中，憎恨你的人可不会激励你走上领奖台，只会把你抛入深渊，然后落井下石。
10、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今读有感：时时想着中间群众能否接受，谁说中国人民主意识不强呢？
11、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今读有感：来自最亲近的人的吹捧，更容易蒙蔽人的眼睛特别是心智，所以危害性就更大。
12、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
今读有感：现实世界中总是锦上添花比雪中送炭多，所以，患难之交才弥足珍贵。
13、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
今读有感：想起一句描绘某些官员作为的流行语：“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现今某些官员的作为还不及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狂热追随者的态度，不知是不是一种政治生态的退化？
14、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今读有感：如果把人生当做一次运动和旅行，你的努力应该是一个矢量，最先到达胜利彼岸的，一定是那种目标明确、方向具有一贯性的人。
15、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今读有感：记得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对那些想投身政治的人提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忠告：“不可自我动摇。作为政治家，要屹立于世，我认为此乃根本中的根本。”
16、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
今读有感：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也许还是微不足道的小卒，宁做过河卒，也不要做围着帅转的象。
17、“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长期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因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
今读有感：现今牛屄哄哄的官僚比装二屄的官僚多了许多，政治生态的历史变迁可见一斑。有恃才能无恐啊！
18、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成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
今读有感：无论是山头之争还是阶级之争，无非就是一个利益之争。只要处理好利益关系，人生的苦恼就少了一半；至于另一半苦恼则来自情感。
19、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多总结，少发表意见，尤其是不成熟的意见。风头主义卑鄙可怕，要少说话，多干事。
今读有感：一个人的权力愈大，他的行动愈受限制（美国索尔.贝娄）。不过现今许多当权者却是相当地自我膨胀。
20、要有赏有罚，赏罚要分明，以赏为主。
今读有感：《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中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21、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
今读有感：见多了太多的忽悠，此话似乎有点正确而不正常。“拉勾，上吊，一百年，不动摇！”让领导们回头学学小孩的的纯真吧。
22、要谦虚。
今读有感：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爱叫的狗不咬人。”
23、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被臭烘烘地赶下去。
今读有感：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屁股决定脑袋。
24、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
今读有感：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阐述：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为原则，不择手段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邓小平也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政治从来就不会是温情脉脉的。
25、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
今读有感：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26、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毛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
今读有感：现今的官员轮换，将当权者被动地“换地方闹革命”，一来杜绝尾大不掉的局面；同时也让官员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看来是有道理的。
27、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今读有感：真是做好当权者/管理者的真谛。“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故搞政治者，多谋人，少谋事。
28、要多交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
今读有感：政治中有友谊吗？政客有朋友吗？我记得的政治铁律可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朋友关系说穿了，那只是一种利益关系；那么，在冰冷的理性世界，我们的灵魂又在何处取暖啊！
29、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
今读有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幸好是阶段性推进，要不，得累死啊，你说做官容易吗？
30、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
今读有感：处大事不惊，大智慧立现。这不只是权术，也是人生不败的信条。
31、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机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不要等到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今读有感：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而俗话云：“屁股决定脑袋”。推理就是：玩政治就是玩屁股，比的是谁更不要脸。
32、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
今读有感：手段只是过程而已，目的是权力的稳固。而今许多当权者却将“健全机构，清理坏人”异化成了目的，舍本逐末啊！
33、当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
今读有感：无论分权还是集权，都是为了掌权。
34、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必须在权力机构里能得到反映；应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分配一定的地位和荣誉，使之各得其所。
今读有感：可是现在的政治生态却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多么可怕的沉默啊！
35、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各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
今读有感：和谐是也。
36、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今读有感：当权者关心的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民众害怕的则是当权者将公器私用，有所谓“刀俎、鱼肉”之别，其结果自然两样。
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
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 1 城市定位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存在的缺陷 长期以来，“城市的准确定位”被认为是城市总体规划要研究的头等大事。在我国，大部分规划教科书上都有这样的表述：从客观层面上把握城市发展的定位、定性、定向，这是城市宏观决策人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如果在定位、定性、定向的问题上不花大力气去深入研究，即使总体规划做得再细、再具体，也将因目标和结构不合理，给城市发展带来全局性的问题，犯历史性的错误。这几乎已经成为无庸置疑的经典结论。我们将为城市寻找准确定位的战略行为称之为定位理论。 城市定位理论是假设城市内外环境的变化及不确定性很低，城市自身的产业结构及组织结构都处于稳定状态。在一个可以持久的、有吸引力和发展前景的环境中有利可图的准确定位，这就是定位理论追求的均衡状态。但这种因“准确定位”所获得的城市竞争力优势持续的时间，取决于选择的市场定位多大程度上是稳定不变的。因此，从城市定位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城市定位理论在当今这个时代有一定的局限性，还存在着某些缺陷。 城市定位理论的缺陷之一，就在于由于城市定位的理论注重研究与城市原有主导产业、自然资源相关的外部环境因素，而对城市内部的因素分析仅局限于针对“定位”而展开的协调安排（这不能充分体现城市在后工业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本质意义上的竞争能力）。因此，定位理论虽然能够明确什么样的城市定位是有利的，但由于现代的城市外部环境、科学技术及产品（尤其是对以自然资源为原材料的替代用品）更新变化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围绕既定的产品进行市场分析往往不得要领。消费者的口味变化，朝阳行业的转移，都会使定位理论苦心经营的城市竞争力失去目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英国曼彻斯特仍然按照纺织业来定位，美国的圣何塞仍然追求杏子栽培与加工，尤他市、华盛顿市顽固地坚持原来的城市定位，人类社会将会减少出色的经贸中心、硅谷和仿生学集聚的高科技领地。这样的话，这些地区要么仍然是田园风光，要么早已因贫困潦倒而衰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定位理论”假设制订和实施城市规划的专家和官员们能把握未来变化的全部信息，从而准确地让城市“定位”在未来变化有利的位置上。这在“信息爆炸”、竞争环境迅速变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这里列举的成功变化城市并不是以出色的规划定位而成功的。 城市定位理论缺陷之二，是由于大部分城市都在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追求几
浅析红卫兵疯狂行径的心理原因
浅析红卫兵疯狂行径的心理原因 摘要：“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投身“文化大革命”不仅因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更是由于特殊背景下所产生的扭曲心理，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以致酿成十年的浩劫。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心理 正文： 时间是1966年，满清王朝灭亡刚刚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仅仅十七年。一场声势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这场运动滋生出一个特殊的群体——红卫兵。作为一个八零后，我知道红卫兵其实就是我们父辈那一代，对于这个名词，尽管很熟悉却又很陌生。当今天人们反思“文革”时候，常常会说，红卫兵的那一代是喝着狼血长大的一代，其疯狂行径至今忍让人不寒而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渊源，会让原本善良天真的校园孩子们走上造反、疯狂的道路呢？ 一、文化革命开始时的中国社会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一直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封闭性、传统文化的顽固性和政治运动的连续性。 解放后，新中国先是被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完全封锁；六十年代又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隔绝；而中国政府则为了反封、反修、反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也禁止西方文化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思想观点，甚至于科学技术知识、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传入，实行思想禁锢，不许港台、西方电台、电视及外国电影的传入。与世界而言，新中国这十几年仍是封闭和隔绝的。 在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时，我们又开展了广泛的对封建主义和古代文化的否定，使我们既不能学到西方世界先民遗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与科学技术，又不能从古代社会中学到祖先留给我们的有用遗产。于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中国青年学生们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与人类最先进的优秀精华相割裂。 1949年至文化革命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在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9年的批右倾翻案风，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到文化革命，可以说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这些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承担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这种阶级斗争中常常随波逐流，他们表现为一种趋众心理，崇拜权威、人身依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定格为一种文化心理。“我们的心灵积蓄着过多古代和中世纪的尘垢，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因袭的重担还在压着我们的身心。崇拜权威、人身依附、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于这种种环境和背景中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自然受到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特殊的心理认识和追求，这就为红卫兵的出现注定了条件。 二，“狼心未泯” 1，个人崇拜、服从权威的社会心态。 由于政治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以及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对自身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认识不够深刻，加之报纸、广播、电影、大字报等各种宣传媒介的不断渲染、强化视听,使整个社会对毛泽东的崇拜以超常的压力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产生重要影响。曾为复旦大学红卫兵司令的安文江回忆道:“作为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是在唱着‘毛主席是大救星’、喊着‘毛主席万岁’的‘颂歌’与‘赞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陈凯歌也回忆说“: 对于我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与北航一墙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闹的很厉害。象北航一样，地质学院的工作队（北航叫工作组）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1966年8月中旬，反工作队的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随后便派人到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作检查。 这时，“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还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个副局级干部。朱1960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决定再去读大学。1962年，受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影响，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由于入学前已经参加工作，当时叫“调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发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造反，对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成昭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联合了几个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学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
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是“斗批改战斗队”。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成昭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之后，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当时，毛泽东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质学院）活动，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地质学院的文革情况。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当时不叫“司令”，也根本没有设“司令”这一职务。 当时，蒯大富仍在清华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当即派出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之后，蒯大富带领“清华井冈山”参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请蒯大富担任了“二把手”。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后来，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狱，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来毛泽东也戏称蒯大富为“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1966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某“帅府千斤”凌子小姐（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隐去其真名，下同。）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相见恨晚，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
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1、城市定位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存在的缺陷 长期以来，“城市的准确定位”被认为是城市总体规划要研究的头等大事。在我国，大部分规划教科书上都有这样的表述：从客观层面上把握城市发展的定位、定性、定向，这是城市宏观决策人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如果在定位、定性、定向的问题上不花大力气去深入研究，即使总体规划做得再细、再具体，也将因目标和结构不合理，给城市发展带来全局性的问题，犯历史性的错误。这几乎已经成为无庸置疑的经典结论。我们将为城市寻找准确定位的战略行为称之为定位理论。 城市定位理论是假设城市内外环境的变化及不确定性很低，城市自身的产业结构及组织结构都处于稳定状态。在一个可以持久的、有吸引力和发展前景的环境中有利可图的准确定位，这就是定位理论追求的均衡状态。但这种因“准确定位”所获得的城市竞争力优势持续的时间，取决于选择的市场定位多大程度上是稳定不变的。因此，从城市定位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城市定位理论在当今这个时代有一定的局限性，还存在着某些缺陷。 城市定位理论的缺陷之一，就在于由于城市定位的理论注重研究与城市原有主导产业、自然资源相关的外部环境因素，而对城市内部的因素分析仅局限于针对“定位”而展开的协调安排（这不能充分体现城市在后工业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本质意义上的竞争能力）。因此，定位理论虽然能够明确什
么样的城市定位是有利的，但由于现代的城市外部环境、科学技术及产品（尤其是对以自然资源为原材料的替代用品）更新变化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围绕既定的产品进行市场分析往往不得要领。消费者的口味变化，朝阳行业的转移，都会使定位理论苦心经营的城市竞争力失去目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英国曼彻斯特仍然按照纺织业来定位，美国的圣何塞仍然追求杏子栽培与加工，尤他市、华盛顿市顽固地坚持原来的城市定位，人类社会将会减少出色的经贸中心、硅谷和仿生学集聚的高科技领地。这样的话，这些地区要么仍然是田园风光，要么早已因贫困潦倒而衰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定位理论”假设制订和实施城市规划的专家和官员们能把握未来变化的全部信息，从而准确地让城市“定位”在未来变化有利的位置上。这在“信息爆炸”、竞争环境迅速变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这里列举的成功变化城市并不是以出色的规划定位而成功的。 城市定位理论缺陷之二，是由于大部分城市都在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追求几乎相同的目标定位。其结果是造成各个城市产业严重同构、重复建设盛行、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区域城市之间恶性竞争、城市建设千城一面（表1）。 表1 九五期间中国部分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支柱产业选择（注：参见：《开放导报》，1997年，第5期，第14页。） 城市定位第二产业支柱产业 深圳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计算机及软件、通信、电子及基础 元器件、机电一体化、视听、轻工、
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交白卷的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却造就了文革中“白卷英雄”的传奇，使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中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张铁生在1973年的高考试卷上仅做了三道小题，但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关于教育的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对“书呆子”的不满。信中强调自己热衷于农业生产，繁重劳动让其没有办法复习。他还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因为考试被“大学迷”给垄断了。 他在信中写道：“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张铁生说：“对于我这个城市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
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这封信被同年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同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中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这封信被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同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1975年，第四届人大
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当晚约8时，在历史所小礼堂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关锋、戚本禹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张际春为首的学部工作组都出席了。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历史所的造反派平反，要求大家一起揭露郦家驹等人镇压造反派的罪行。他说郦是个坏人，解放初曾因倒卖黄金被处罚。由此，我们翻了身。通过批判“资反”路线，将对立面打垮了。不久，历史所成立文革小组，傅崇兰被选为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也被选为文革小组成员。从此，我们所的文革小组就与戚本禹拉上了关系，所有的工作都定时向他汇报。我们所的李斌成被戚调去做了秘书，这更方便了我们与戚的联系。9月初的一天上午，李斌成通知我们，今晚戚要来历史所与我们见面。我们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在会议室等到晚8时，戚来了，将车停在历史所办公楼的后面。他坐下，与大家认识后，说：“现在历史所是你们当权了，但不要走孤家寡人的道路，要团结大多数，批判‘资反’路线也不要过头。例如林甘泉这样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过去就写过一些好文章。”我们向他汇报了所里搞运动的情况，其中谈到顾颉刚，问他应该怎么定性，戚说：“顾好办，就凭他攻击鲁迅，也该打倒。”我们又问尹达怎么定性，戚说：“也就是路线错误，在他的问题上，不要为之过甚。”这时戚笑笑说：“我过去认为尹达学问很大，通过
前一阶段的接触，我才知道他的学问一般，有时也信口开河。比如，有一次，他硬说赛金花还活着，就住在天桥附近。”1966年底，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戚本禹就布置我们搜罗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选编后送中央文革。我们派人出差全国各地，征集批刘大字报，后来出了两个集子。还是在1966年底，戚本禹将陈里宁交到历史所，说他是最早反刘少奇的英雄。原来陈是湖南人，“文革”前因为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被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准逮捕，判刑后发往新疆劳改。后发现他精神有问题，就让他到安定医院就医。为他治疗的大夫叫金宏敏。在治疗过程中，“文革”开始了，反刘少奇成了大方向。金大夫于是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文革反映了陈里宁的 问题。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立即决定给他平反，将其树为反刘少奇的英雄。戚指示，陈里宁由傅崇兰直接负责，让他作为历史所的工作人员专门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陈里宁在历史所每天接待来访，不时外出作报告，还经常写文章，成了当时的大名人。1967年初，在全国性的大批判浪潮中，《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编辑找到陈里宁，要他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他很快拿出了一篇自我吹嘘的文章，那位编辑看后对我说不能用，并说就陈里宁的水平，很难写出可以发表的文章，他要求我找人为他写一篇文章由该报发表。我找了历史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为陈里宁写了
滨海县概况
江苏省滨海县位于江苏省北部沿海地区，现为江苏省盐城市下辖县之一，位于盐城中东北部，西与涟水县接壤，南襟射阳河、苏北灌溉总渠与射阳县毗邻。滨海县区位优势明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历史悠久。近年来，县政府实施项目带动追赶战略，全县上下形成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工业开发建设成效显著，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 中文名称： 滨海县 外文名称： Binhai County 行政区类别： 县 所属地区： 中国江苏省盐城市 下辖地区： 东坎镇，五汛镇，蔡桥镇等 政府驻地： 东坎镇 电话区号： 0515 地理位置： 江苏省东北缘、盐城中东北部 面积： 1880平方公里 人口： 108万人(2004年) 方言： 江淮官话洪巢片滨阜小片 气候条件： 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湿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都天庙，东狱庙，南茶庵等
江苏省滨海县旅游形象歌曲《滨海恋歌》，是由江苏滨海籍著名歌手刘孟哲个人投资并演唱的。[1] 这首由著名导演金放作词、曲作家傅雷作曲和编曲的艺术歌曲，以优美典雅的歌词、温暖动人的旋律，赢得了业内外人士的赞誉及好评，刘孟哲清新质感的演唱，更是赋予了歌曲独特的魅力与韵味。 歌曲创作于2011年的9月份，于2011年12月份通过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媒介向全国听众发布。 歌曲演唱者刘孟哲表示：“创作《滨海恋歌》时我已离开家乡五年，五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生活在他乡的游子来说，却是时刻想念家乡、思念亲人的五年。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滨海度过的，那里有着我永恒的根与牵挂。我爱我的家乡，更爱那里可爱质朴的人们，《滨海恋歌》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我对家乡的热爱与思念！” 据了解，从《滨海恋歌》最初立意，到后来创作制作，再到成品推介，刘孟哲及其制作团队已投入不菲的费用，对此，刘孟哲的制作人贾乐表示：“刘孟哲一直在资助他家乡及外省市的一些贫困学子，用他的善良与真诚关爱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一次投入大成本制作《滨海恋歌》，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反哺家乡、回报社会，即通过好听且易于传唱的音乐作品，向大家介绍滨海，希望更多的朋友到滨海旅游、投资和生活。” 黄金团队倾力之作 刘孟哲透露：“2011年9月底，刘孟哲演唱《滨海恋歌》 我把与滨海相关的文化名词、风俗人情等资料传给金放导演，他看了之后特有灵感，只用短短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歌词初稿，后来虽然经过多次沟通分析，但基本没有对初稿进行大的调整和修改。担任谱曲工作的傅雷老师，是沙宝亮(微博)的御用作曲家，他对这首歌投入的精力与心血，令我们十分感动，而他温情细致的编曲，更是让这首歌曲有了清新的灵魂。” 刘孟哲笑言：“我中学时收看李少红(微博)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大明宫词》，很喜爱金放导演创作的主题歌《太平》和《长相守》，和他们合作打造推介我家乡的歌曲，真是非常的开心！” 在《滨海恋歌》DEMO出来时，中国音乐文化促进会、文化部“当代音乐艺术院”、中国大众音乐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音乐报》，文化部旗下的《音乐生活报》、卫生部旗下的《中国保健营养》、北京文联旗下的《北京纪事》、山东广电旗下的《时代影视》，北京、广西、云南、湖北、福建等多个省市的各类媒体就对刘孟哲和《滨海恋歌》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中央电视台青年导演姬凯表示：“下一届全国农业嘉年华晚会，我们期待刘孟哲带着《滨海恋歌》向全国观众展示滨海之美！” 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编导付纯透露：“我们曾在《民歌中国》首播过刘孟哲演唱的经典歌曲《映山红》，这次《滨海恋歌》则带给我们新的惊喜，我们将安排这首歌曲的全国电台首播。” 家乡个唱为父老演唱[2] 2012年11月16日，刘孟哲在家乡江苏滨海举办个人首场个唱，首次为乡梓父老们演唱《滨海恋歌》，演唱会十分成功！ 滨海县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剻大富的口才
剻大富的口才 天下才子-【清华蒯大富】大富生个女儿叫小穷。人生就那么回事。这位全国闻名的蒯大富，挺有意思！也许，是精英清华人的典范吧！看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高调现身清华的消息，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蒯大富确实有他的 过人之处。蒯大富言论点滴：一、“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1966年6月，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薄一波来到清华大学，和蒯大富展开过一场辩论。薄一波：“你叫什么名字？”老头盛气凌人。“蒯大富。” 大富一点儿也不怯场。薄一波：“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 没有想到蒯大富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小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群众鼓掌，老爷子愕然。知道了蒯大富这小子不是好惹的。二、“我站在主席后边。” 1966年9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特意将蒯大富叫到跟前，要蒯大富站在他身边。并对其说：“蒯司令，你是愿意站在我的左边还是我的右边？” 若蒯大富要站到毛泽东的左边，林彪就要往下挪一个位置；若要站到毛泽东的右边，周恩来就要往下移动一个位置。蒯大富回答说：“主席，我既不站在您的左边，又不站在您的右边，我站在您
的后边，紧紧地跟着您前进！” 蒯大富既没有排挤林彪又没有排挤周恩来，还博得毛泽东的欢心。蒯大富的聪明与敏捷由此可见一斑。三、审判台上风度翩翩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蒯大富案。在被审席上，蒯大富这样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 蒯大富被审判的风度，打动了电视机旁一位叫罗晓波的、小他17岁的女研究生的芳心，待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罗晓波辞去公职，只身跑到大西北，向刚出狱的蒯大富求婚。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蒯大富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2004年，蒯大富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蒯大富回答：“从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老来怀旧。2008年
蒯大富人生权术三十六则
《蒯大富人生权术三十六则》今读有感 佚名氏 1、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今读有感：在权术的领域，意识形态是无形工具，无处不在，而又无所不能。如果说意识形态是风，那见风使舵就是权术之必杀技。 2、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 今读有感：世界观如此，人生观、价值观呢？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独善其身其实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人生观的变形走样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在和别人攀比的过程中迷失；第二种是在与自己的无限度较劲中事与愿违。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今读有感：中间群众，也就是大多数。精英政治只有依托中间群众，并以中间群众为幌子，才能达到所谓“政治正确”。这种做法自然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苛政更具有可持续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立现。 4、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今读有感：想起了文革中一个热门名词：“掺沙子”，那仅仅是为了权术而使用的一种战术。而这个“设置反对派”的手段则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如果撇开主观色彩，此方法与“鲶鱼效应”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从政治的角度考量，其民主意识也浓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终将穷途末路。设置反对派，可起防微杜渐之效。
5、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对犯过错误的人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过功的人都要保，有代表性的人（政治代表、群众代表）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人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人不得了。 今读有感：灵活、具体而微地运用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精髓。当权者行使权力的最重要保障措施是笼络人心，“我保人人”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关键时刻“人人保我”。 6、凡群众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今读有感：任何组织中都会有党同伐异的情况，拉帮结派是自我保护的需要。 7、主要领导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今读有感：“小心行得万里船”。不过现在许多主要领导比小蒯（当时年龄）的觉悟低多了。 8、要诚心实意地待人。 今读有感：总结这一条时，作者真是太年轻。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无耻”，不能要求政治人物有多麽高的道德水准。 9、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今读有感：联系起奥运冠军罗雪娟在夺冠后的一句话：“感谢憎恨我的人……”这话当时被当作个性语言解读并标榜。但是在政治的环境中，憎恨你的人可不会激励你走上领奖台，只会把你抛入深渊，然后落井下石。 10、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今读有感：时时想着中间群众能否接受，谁说中国人民主意识不强呢？ 11、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1973年高考怪象
1973年高考怪象： 为何分数越高越没人敢要 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1期 “白卷英雄”张铁生（来源：资料图） 【核心提示】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张铁生已然成为江青集团的马前卒，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再也无法左右自己。 每年初夏的“高考”，它绝非某一个高中毕业生入学考试那么简单，背后牵涉的是他一生的前程和整个家族的期待。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本不完善，而如果把高考换成在一个非以成绩、而是靠出身的年代，它就会演绎出更多荒唐、离奇的故事。于是，出现了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回顾中国高考制度起起落落、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六十年，它总在扮演着决定个人和时代命运的角色。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
“白卷英雄”诞生前 如果没有1973年的高考，就不可能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也只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而他参加的“高考”，实际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高考。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说，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所以“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一时间，正常的教学与管理根本无法进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乱，“教育革命”愈演愈烈。直到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作出批注：“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七·二一大学遍地开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招收。 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很多学生入校后又忙于阶级斗争，“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最简单的算术题1/2加1/2竟然算出结果是2/4！对这些“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老师们也不敢多加指教，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 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无数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现”等问题而与大学无缘的知识青年踌躇满志，奔走相告。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开始发奋读书，叫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