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工作记忆研究综述
视觉工作记忆研究综述
一、工作记忆概述
1.工作记忆的概念
1974年，Baddeley和Hitch在模拟短时记忆障碍的实验基础上，从两种记忆存储库理论中的短时记忆的概念出发，提出了工作记忆的三系统概念，用“工作记忆”代替了原来“短时记忆”的概念。Baddeley认为工作记忆指的是一种系统，它为复杂的任务比如言语理解、学习和推理等提供临时的储存空间和加工时所必需的信息。工作记忆系统能同时储存和加工信息，这和短时记忆概念仅强调储存功能是不同的。
认知心理学把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简称WM）定义为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性加工和存储的能量有限的记忆系统（Baddeley，2000）。它具有短暂性、可加工性等特点，区别于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特性。通过该系统，人类进行语言理解、阅读、运算和推理等高级认知活动，完成从短时记忆到长时记忆的转换。
工作记忆被形容为人类的认知中枢，目前已成为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除了本身是研究热点，而且还渗透到了心理学研究的其他多种领域。如前瞻性记忆、错误记忆和自传体记忆等领域也开始关心WM的中央执行功能的作用；有人开始用WM的观点重新解释一般智力和和液态智力；WM被新皮亚杰学派看作儿童认知发展的中心结构；在认知老化、神经分裂症、发展性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孤独症的研究上也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Baddeley和Hitch在其模型中把工作记忆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为：语音回路（phonological loop）、视觉空间模板（visuo-spatial sketchpad）和中央执行系统（the centra lexecutive），见图1。即把工作记忆分为一个负责加工协调计划以及监督管理的执行性控制系统一个分别储存不同信息的存储系统在Baddeley的工作记忆模型中注意主要与执行性控制有关而与存储无关存储被认为是一个自动起作用的过程。
图1 Baddeley的工作记忆三成分模型
①语音回路：亦称为语音环路或发音环路，主要负责以声音为基础的信息的储存与控制，包含语音储存和发音控制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语音储存，能保持语音信息1至1秒，其中的项目均由语音结构来表征；另一部分是发声控制，类似于内部语言，能通过默读重新激活趋于消退的语音表征，防止衰退。发音控制加工还可以将书面语言转换为语音代码储存在“语音储存”中。近期使用PET的研究也证实了该系统所包含的两个成分的观点。语音回路系统是记忆广度的基础，一些刺激信息项目能够保持在记忆中，是一种联合功能所致，既是以一定的速率输入信息，然后形成记忆痕迹和通过默读背诵，最后再以一定的速率来刷新原有的记忆痕迹。
②视觉空间模板：主要处理视觉空间信息，它可能包含两个元素：一个视觉元素，与颜色形状有关；另一个是空间元素，与位置有关。视觉空间模板子系统对空间任务的计划和在地理环境中的定向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表明，当前的听觉信息或口头的活动会干扰一个系
统，而视觉的或空间的活动则会干扰另一个系统。来自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显示，视觉的信息编码与空间的信息编码之间是分离的，两侧枕叶更多地参与了视觉的信息编码，而空间的信息表征则更多地依赖于顶叶的功能。
③中央执行系统：中央执行系统是工作记忆模型的核心，它是一个能量有限的系统，其功能类似于注意，主要负责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它们与长时记忆的联系、注意资源的协调和策略的选择与计划等。
Baddeley的WM模型近年来最大的发展是：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子系即情境缓冲区（episodicbuffer，EB）。情境缓冲区是为了克服传统模型的弱点而提出的。如在随机的单词记忆任务中，被试只能即时系列回忆出5个单词左右，但如果根据散文内容进行记忆，则能够回忆出16个左右的单词。显然传统的三成分模型无法解释这种结果。Baddeley认为，关键在于传统的模型没有注意到不同类型的信息是怎样整合起来的，而且其整合结果是怎样保持的。为此，他认为应该在其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能包含这部分功能的新成分，即情境缓冲区。情境缓冲区是一个能用多种维度代码储存信息的系统，为语音回路、视觉空间画板和长时记忆之间提供了一个暂时信息整合的平台，通过中央执行系统将不同来源的信息整合成完整连贯的情境。情境缓冲区与语音回路、视觉空间画板并列，受中央执行系统控制。虽然不同类型信息的整合本身由中央执行系统完成，但是情境缓冲区能保存其整合结果，并支持后续的整合操作。该系统独立于长时记忆，但却是长时情境学习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情境缓冲区可用于解释系列回忆中的列表间位置干扰的问题、言语和视觉空间过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如言语回忆中的视觉效应）、记忆组块问题、和统一的意识经验问题等。新增情境缓冲区之后的四成分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Baddeley（2000）修正后的工作记忆多成分模型
从图中可以看到，认知缓冲与视空初步加工、语音回路一样作为中枢执行系统的次级记忆被置于受中枢执行系统控制的信息保持系统的位置之上，认知缓冲的作用是在中枢执行系统的控制之下保持加工后的信息，支持后续的加工操作。认知缓冲这一概念刚刚提出，因此支持其的实验、神经心理学证据还很少，由于它不像视空初步加工、语音回路那样是被大家所认可。但是这种新的次级记忆系统在促进人们重视工作记忆中缺少的信息加工机制方面，
以及起到与长时记忆之间过渡过程的作用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工作记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展
当今对于工作记忆的研究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出发，其研究方法是千差万别的。双重任务法（Dualtaskmethodology）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探索工作记忆成分作用的实验方法，也称为双任务范式，它要求被试同时完成两项任务，其中一项是认知任务，简称为主任务，另一项是用于增加工作记忆成分负荷的任务，又称为次级任务（Secondarytask）。双任务范式的基本假设是：如果两项任务同时应用工作记忆的某一成分或资源，那么次级任务将延长主任务的时间，或增加错误率。反之，次级任务将不会干扰主任务。在已有研究中，语音任务、手动任务、随机字母生成任务是常用的三种次级任务，它们分别用于探索语音环路、视空间模板和中央执行系统是否参与主任务的认知过程。干扰语音回路采取的方法是要求被试不断地发音，例如“the，the……”或者按一定顺序数数，比如按“1，2，3，4，5，6”顺序数数等；对视觉空间模板的干扰任务是持续的空间活动，比如被试不看键盘，按一定顺序盲打。干扰中央执行系统的活动是要求被试随机产生字母或数字，或者利用声音吸引被试的注意并做出相应行动。所有的次级任务都要保证一定的速率和正确率，并且与言语推理任务同时进行。
早期的实验研究对语音任务的复述速度、手动任务的击键速度进行了严格控制（如每秒或两秒复述“the”一次或两次），这可能导致语音任务和手动任务含有注意控制成分。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次级任务所含工作记忆成分的单一性。为此，De Rammelaere等人建议通过降低言语复述速度和击键速度的要求来保证次级任务中所含成分的单一性。随机字母生成任务是被广泛应用的中央执行任务，但是该任务含有多种中央执行成分和语音环路信息保持成分。近年来，Vandierendonck等人开发一种随机间隔决策任务（random interval decision task，RID）。它不再要求被试作出随机性控制，而是由计算机随机间隔产生一个高低音，被试根据音调的高低作出反应。在RID任务中，被试听到一个随机出现的音频后，要尽可能迅速准确地根据音频的高低做出相应的反应。
近三十年来，研究者采用双任务范式对参与数学运算的工作成分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索，但是主要集中在算术运算领域。如，一些研究表明：语音环路参与多位数加法运算，但不参与简单加法运算。与语音环路的作用不同，视空间模板参与算术加法运算较少得到实验结果的支持。尽管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中央执行负荷的次级任务，但是他们都获得了中央执行系统参与算术加法运算（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算术加法）的实验证据。虽然算术运算和代数运算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异。如，算术运算信息可能与自然语言具有相接近的加工过程或点，特别是阿拉伯数字可以用单个音素来表征。而单个代数符号中所含的“音素”一般含有多个音素。如，“3A”由数字“3”和“A”组成“，3A”可以较自然地读做“叁A”；而“A3”必须读作“A的立方”或“A的3次方”。这意味着代数符号的音素特性将增加语音复述的难度，从而使得代数符号的储存和保持更多地依赖视空间记忆。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代数符号具有更多的视觉空间特性以及代数运算或逻辑代数运算需要利用工作记忆资源。
双重任务法和相关分析法是两种相互补充的方法。但是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比如，相关并不一定是表示因果关系。广度的得分差并不一定是认知任务成绩的得分差的原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广度的差异变化，不相关的种种其他因素等等）。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得出“认知任务的成绩是由工作记忆的容量制约的”这种结论时，一定要慎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人们在使用一种潜在变量分析法（Latent variable analysis）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消除掉与要证实的理论没有直接关联的因子。
Baddeley理论模型中有关次级记忆的研究最先进行理论化的就是语音回路这一概念。人
们假定在这个次级记忆系统中包含着二个相关因素，即对语音信息进行接收、保存的语音存储系统和对语音存储系统中所保持的语音信息进行加工、保持的音节控制过程（articulatorycontrolprocess）。这种说法被Smith&Jonides于1999年的有关脑成像机制的研究所证实。在此仅列举公认的重要的理论进展：
（1）语音回路技能的发展。包括语言性的短时记忆的研究在内，以前关于语音回路的研究大多都是采用数字列、词语列的按顺序再生方法，这就给人一种感觉，语音回路是一种为了短暂保持语言刺激和再认而存在的系统。1998年Baddeley，Gathercole&Papagno等人提出“语音回路是一种为了短暂保持语言刺激和再认而存在的系统”，这些功能只不过是一些派生的功能，而语音回路的真正机能是“语言习得”，并且提出了有关语音回路结构的一些理论观点。这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不仅涉及了有关语音回路结构方面，还涉及到了有关语音回路与常时记忆之间关系，以及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关系的内容，所以在工作记忆的研究方面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2）视空初步加工系统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根据视觉要素、空间要素等对视空初步加工系统进行区分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Logie（1995）通过试验得出在视空初步加工系统中存在着两种次级记忆，即参与被动视觉信息保持的视觉信息存储——视觉方面（静的）和参与存储信息的加工、保持——空间方面（动的），基于试验结果，Logie提出应在Baddeley的理论模型中加入有关视觉、空间要素的区分这一内容。但是现阶段这种推论没有办法解决视空初步加工的应用范围，而且还存在着用“视觉方面——（静的）、空间方面——（动的）”这种图示很难说明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有待日后的研究。
（3）三种次级记忆系统中发展相对滞后的是中枢执行系统。第一点变化：以前的理论将信息保持机能排除在中枢执行系统的概念之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如果中枢执行系统包括信息保持机能的话，那么中枢执行系统将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系统（大而全等于什么都没有）从而成为一种在理论上毫无用处的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各领域所固有的信息处理机能也从中划分出去，把中枢执行系统摆在一种纯粹的信息控制机构的位置之上。第二点变化：不将中枢执行系统假定成为一种单一的系统，而是提出可能还会有，选择性记忆，长时记忆信息激活等次级记忆系统的存在。第三点变化：指出将中枢执行系统理解为神经认知科学的基础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将中枢执行系统的机能和前额叶皮层的功能相提并论。因为中枢执行系统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的概念。因此从Baddeley（1998）的理论角度出发，中枢执行系统并不是认知系统中个别独立存在的，倒是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特例（Emergent 突变）。
Baddeley的理论模型是基于双重任务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数据得来的。作为能够有效说明个人差异的3CAPS模型是由Just&Carpenter于1992年提出的，随后的几年中3CAPS与脑成像法相结合在研究人脑进行认知任务的过程中的各部分活动时，为了更好的模拟这一活动发展了4CAPS模型。最近与3CAPS同样在认知活动中体现个人差异的模拟模型是ACT-R 模型。ACT-R通过激活扩散系统保证相关信息的高水平活性化，这样不仅能够保证不丢失重要的信息，而且还能够迅速、准确地进行信息的处理。
在这个结构中工作记忆容量的个体差异是通过“源激活”的总量差来实现的。在3CAPS 中信息的处理与保持所使用的系统内部激活总数是由个体差异因素所决定的，与之相对的是在ACT-R中作为支持边界信息活性的“源激活”的数量是由个体差异决定的。ACT-R模型中的个体差可以为区分边缘信息的注意资源容量差赋予一种特征。
Lovett等（2001）研究认为，在这个结构中，仅通过改变源激活这一个变量成功模拟了工作记忆任务中的个体差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模拟的并不是像3CAPS那样上下级组群之间的成绩差，而是详细模拟每个被试之间的个人成绩差异，因此ACT-R模型被认为是3CAPS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在复杂的认知活动中仅依靠个体差异来说明某一个部分，既是它的优点，同时也是这种理论的一个弱点。因为被试之间的个体差异不仅仅是由源激活的总量决定的，同时也决定于加工速度、方法、相关知识的掌握等各种各样其他的因素，因此，严格的实验条件是评价ACT-R模型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前所述Baddeley的理论模型强调工作记忆的非单一性的构成，其构造是清楚地由一个个次级记忆系统构成的。与此相对，ACT-R模型强调的是工作记忆中单一的结构，将详细地揭示“某一个部分”作为重要的课题。因此这两个理论模型在研究的方向上、优缺点上和对工作记忆的不同侧面的研究上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当然还有很多有关工作记忆的模型，例如：短时记忆+注意控制机制=注意控制模型（Engle et al., 1999），工作记忆+长时记忆=长时记忆工作记忆，分散型模型（Barnard，1999）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
（三）工作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目前采用神经影像技术在研究人类工作记忆的脑机制时发现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工作记忆系统，即词语工作记忆(verbal working memory) 和空间工作记忆( spatial working memory)，它们分别负责处理词语信息和空间信息。
Jonides和Smith 等人（1993，1996）以正常人为对象，利用PET 对工作记忆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们借用Sternberg于1966 年研究记忆扫描的项目再认范式(item - recognition paradigm)设计了不同类型的工作记忆任务（图1）。首先，在视屏中央呈现“+”字500ms，然后在十字周围出现四个大写字母或三个黑点200ms (称为目标刺激)，随后间隔延迟3000ms，最后出现一个探测刺激——小写字母或圆圈1500ms，要求被试判断该小写字母是否与前面呈现过的四个大写字母中的任何一个匹配，或者圆圈是否圈住了前面呈现过的三个黑点中的任何一个。注意，在词语记忆任务中，让被试比较小写字母与大写字母是为了使被试必须对字母的语音进行表征，以免被试仅从字母形状作出判断。
图6-15 词语工作记忆和空间工作记忆任务及其相应的控制条件设计模式
上述任务除了需要工作记忆参与，还包括被试感知编码刺激(字母和黑点)以及作出反应等其它一般性的操作过程。因此，PET扫描数据所反应的脑激活信号不仅包含工作记忆所激活的神经信号，而且还包含感知刺激以及作出反应等心理活动所激活的神经信号。为了排除后者，实验还设计相应的控制任务(图6-15) 。它与记忆任务类似，区别仅在于当目标刺激呈现完毕立即呈现探测刺激，不存在延迟，所以该任务只需要被试感知刺激以及作出反应等一般性的操作过程，没有记忆参与或对记忆资源的需求量极少。这样，当从记忆任务条件下所获得的脑激活信号排除控制任务条件下所获得的脑激活信号后，得到的仅是工作记忆的脑激活信号。这种实验设计可称为减法设计(subt ractive design) 。
分析表明，词语工作记忆主要激活了脑左半球一些脑区，包括左顶后皮层布洛德曼(Brodmann Area，BA) 40 区、Broca 区(BA 44) 、左前运动区(BA6)以及左辅助运动区(BA 6)，而空间工作记忆主要激活了脑右半球一些脑区，包括右顶后皮层(BA40) 、右枕前皮层(BA 19) 、右前运动区(BA 6)以及右脑前额叶腹侧(BA 47) 。词语工作记忆主要由左半球参与，空间工作记忆主要由右半球参与，两种记忆条件下所参与的脑区没有重叠，为词语工作记忆与空间工作记忆的双分离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且支持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对称性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研究顶叶后部皮层和脑前部额叶在工作记忆中分工如何，Awh（1996）设计了新的实验进一步强调工作记忆的贮存和复述功能(图6-15)。让被试浏览一系列依次呈现的字母，每个字母呈现500ms，间隔2500ms，然后要求被试决定每一个出现的字母是否与此前刚呈现过的前面第二个字母匹配(Awh 等称之为2 - back 任务) 。显然，被试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时刻在记忆中贮存并复述新出现的两个字母，以便与即将出现的一个新的字母匹配，且要不断更新字母信息。
图6-16词语记忆任务、搜寻任务以及复述任务的设计模式图
为了分离贮存和复述过程，并排除知觉编码和反应等活动，Awh 等还设计了两个控制任务，分别称为搜寻任务与复述任务(图6-16)，两任务中字母呈现方式均与记忆任务相同。在搜寻任务条件下，要求被试判断不断出现的一个新字母是否与该字母序列的第一个字母相同;在复述任务条件下，被试必须不断地默述每一个新出现的字母并作出按键反应，直到下一个字母出现。
Smith和Jonides（1998）研究发现，记忆负荷的增加导致与记忆有关的脑区激活强度增加，而不是有更多脑区的参与。对于这一点，Jansma 等人（2000）此后给出了更明确的说明。Jansma 等采用n - back 实验范式更明确分离出对工作记忆负荷敏感的脑区和不敏感的脑区，其中前者包括背外侧前额皮层、前扣带回、顶叶后部，后者包括初级感觉运动皮层等，与Jonides 等[10 ]的研究大体是一致的。Cohen 等人（1997）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不同记忆负荷条件下参与工作记忆的特异性脑区(BA 40 、BA 44 、BA 46) 与参与一般性心理过程的脑区(感觉运动区) 在信息维持期间的时间序列变化过程，除了对Jonides 等（1998）的研究给予支持外，Cohen 等还推测，前额皮层也可能与顶后区一起参与信息的维持(暂时贮存) 。
对视觉工作记忆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可能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视觉工作记忆，即客体工作记忆(object working memory) 。所谓客体，指的是一些熟悉或不熟悉的物体图形，如几何图形、面孔等，其本质是一些不含词语信息和空间信息的视觉信息。从现有文献进行分析，Smith 等人所说的客体工作记忆与Ungerleider 等人所说的视觉工作记忆( visual working memory) 含义是相同的。目前，研究者一般采用变化检测范式(change detection paradigm)来研究客体的加工特性。它是前后呈现两组刺激，然后让被试进行一致性判断，即先呈现初始刺激组，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再呈现检验刺激组，要求被试对检测刺激组与初始刺激组的“异”或“同”的进行判断，并做出反应。实验中要求被试重复说习惯化了的词语或数字，如“an，an，an”等，抑制干扰语音回路的影响，即发音抑制(articulatory suppression)。研究者根据所关注的问题，结合被试判断的记忆绩效指标，从而对所研究问题作出推断。Smith等（1995）以一些抽象的几何图形作为刺激项目研究客体工作记忆，观察到左半球颞叶、顶叶以及额叶的一些脑区参与(与参与词语工作记忆的脑区没有重叠)，但Courtney 等（1997）观察到左右脑各区同等参与。Ungerleider等（1998）据此认为左右脑各区参与客体工作记忆的程度依赖于被试对刺激项目的熟悉性以及对客体刺激采用何种形式的编码。例如，当鼓励被试对不熟悉面孔采用词语编码时，所激活脑区的左脑一侧化更明显，当鼓励被试对不熟悉面孔采用图像编码时，所激活脑区的右脑一侧化更明显。Jiang 等（2000）还采用事件相关fMRI (event - related fMRI) 进一步分析了面孔识别过程中熟悉性程度与相应各激活脑区神经信号强度的关系。显然，客体工作记忆的脑活动机理是一个需要大力研究的领域。
现有的探讨空间工作记忆的脑结构基础的研究大多强调前额叶的作用，但在前额叶的具体脑区方面存在争论，或强调腹侧区、或强调前额背外侧区、或强调额上沟的作用。产生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十分复杂。然而，参加空间工作记忆的脑区不太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脑区，但到目前为止，明确将参与空间工作记忆贮存过程和复述过程的脑区分离的实验研究仍很少见。
有关工作记忆的执行加工的脑机理研究中常采用双任务范式模拟任务管理过程，可观察到背外侧前额皮层区(BA 9，46) 以及前扣带回(BA 24，32)明显激活。例如，D’Esposito 等人（1995）在一项实验研究中设计了两个任务，一种任务是语义判断任务，要求被试判断他听到的那个词是否与他视野中同时呈现的蔬菜图片相符，另一任务是空间旋转任务，要求被试判断视野中呈现的两个三维物体是否不同。整个实验过程包括让被试分别操作两个任务以及同时操作两个任务这两种情况，fMRI研究发现，任一单任务操作没有激活前额脑区，
但在双任务条件下背外侧前额皮层区以及前扣带回明显激活。
现在的问题是，背外侧前额皮层和前扣带回在参与执行加工时是否存在分工？在研究不同类型的工作记忆任务时，已观察到背外侧前额皮层和前扣带回各自独立激活。例如，在Carter等（1998）的研究中，让被试对其预期中的探测刺激作出反应，但实验中偶尔出现被试预期之外的探测刺激，被试要给出正确反应必须抑制事先已准备好的反应，采用事件相关fMRI 研究发现此时前扣带回激活而背外侧前额脑区没有激活。虽然这类“单分离”(single dissociation) 研究尚不足以充分证明背外侧前额皮层和前扣带回的作用，但由此可以推测，背外侧前额皮层可能负责工作记忆信息的操作与维持，而前扣带回可能负责应对新异刺激、克服定势反应等加工冲突的解决。
MacDonald III（2000）等人采用经典的Stroop实验范式验证了这一推测。Stroop 测验可看作是注意和抑制功能的一个经典例子。给被试呈现一些以不同颜色印刷的颜色名称，要求说出这些字的印刷颜色，当印刷颜色与颜色名称不一致时，被试说出该字印刷色所需的反应时比当印刷颜色与颜色名称一致时明显要长。这种现象是由于字意加工与字体颜色感觉加工出现冲突而引起的，准确地完成这一任务要求将注意集中于相关任务加工并且抑制不相关任务。在MacDonald III等的研究中，被试需要依次完成三种任务: (1) 读出色名，这些字均为黑字，无颜色变化; (2) 颜色命名，其中颜色刺激不含词语信息; (3) 指出以不同颜色印刷的带色字的印刷颜色，它包括印刷颜色与颜色名称不一致、以及印刷颜色与颜色名称一致两种，各占一半。根据St roop 测验的特点，相对于第三种任务而言，前两种任务相当于对注意信息的表征和积极维持，第三种任务具有明显的信息冲突。采用事件相关fMRI 研究发现，执行前两种任务时，左脑背外侧前额皮层(BA 9) 被选择性激活，其中颜色命名较读出色名激活更明显;执行第三种任务时，虽然背外侧前额皮层和前扣带回(BA 24，32) 均被选择性激活，然而当印刷颜色与颜色名称不一致时，前扣带回激活较印刷颜色与颜色名称一致时更强烈，而背外侧前额皮层没有表现出这种变化。该研究为背外侧前额皮层和前扣带回在执行加工中的作用提供了明确的双分离证据。
除此之外，前额皮层的背外侧区(BA 9，46)与腹侧区(BA 45，47)在工作记忆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分工是另一个受关注的问题。有证据表明前额皮层的背侧区与腹侧区对工作记忆负荷较敏感，在较低记忆负荷条件下，腹侧区参与，其活动可能与工作记忆信息贮存有关;当工作记忆记忆负荷超出腹侧区的能力限度时，背侧区开始参与，其活动可能与工作记忆执行加工功能有关。这也进一步表明前额皮层可能与顶后区一起参与信息的暂时贮存。此外，近期fMRI研究[24 ]表明前额叶参与不同类型信息的整合(intergration)，例如负责整合工作记忆中的词语信息与空间信息，这不同于所谓的“执行加工”。Prabhakaran等（2000）由此提出工作记忆中还存在一个负责信息整合的临时缓存区。理论上看，现实世界中很少有纯粹的词语信息或空间信息，要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认识，这种整合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然而在Baddeley 早年提出的工作记忆模型中却找不出一个整合不同类型信息的缓存区，当然，在Prabhakaran 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Baddeley 也同时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将此缓存区命名为“情节缓存”(episodic buffer)，与语音回路和视觉空间模板并列成为中央执行器的第三个子系统，由此对其早年提出的工作记忆模型作了重大修正。
综上所述，采用PET、fMRI 等神经影像技术研究人类工作记忆的脑机理，其结论基本上还是不完备的，已取得的结果还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对较一致的结果作一归纳，大致如下: (1) 存在负责加工不同类型信息的工作记忆系统，如词语工作记忆、空间工作记忆以及客体工作记忆(视觉工作记忆) 等，其信息加工均可分为3 个环节，即信息贮存、信息维持或复述以及对信息的执行加工; (2) 上述不同类型工作记忆系统分别在由大脑两半球的不同脑区负责完成。词语工作记忆主要由大脑左半球参与，其中顶叶后部参与信息贮存，Broca 区、前运动区和辅助运动区参与信息复述，背外侧前额皮层和前扣带回参与信息的控
制与协调，不能排除前额叶%顶叶联合参与词语信息的贮存;空间工作记忆主要由大脑右半球执行，但参与信息贮存、复述的脑区可能分别位于脑后部顶枕区和脑前部前运动区，脑前额区参与信息的控制与协调; (3) 前额叶在工作记忆中的作用相当复杂，包括对记忆信息的注意和抑制、管理、信息整合等功能。但有关前额叶对记忆信息如何进行控制与协调、以及它是否也参与信息维持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海马与工作记忆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理论上看，海马与工作记忆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的，目前已有研究涉足该问题。
探讨人类工作记忆的脑机制是目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个倍受关注的热点。作为认知加工过程的一个最基本环节，工作记忆概念比短时记忆概念更具有解释力，这是它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人类工作记忆的确切脑机制仍有待阐明的情况下，研究方法(包括实验范式、研究手段等)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对人类工作记忆脑机制研究的深入程度极大地依赖于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范式。其中，减法设计和参量设计实验范式其本质还属于组块设计(blocked design) 的范围，理论上看，事件相关实验设计(event - related design) 在控制额外变量方面明显优于组块设计，但是关于工作记忆的有些实验研究似乎只能采用组块设计才能实现。其次，现有研究仍以采用fMRI、PET 技术占绝对优势，而ERP(脑事件相关电位) 关于工作记忆的研究只有零星报导，似乎还处于探索阶段。PET、fMRI(包括事件相关fMRI) 由于其自身特点还不能在时间进程上充分而明确地说明参与工作记忆各脑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将fMRI 与ERP 结合起来研究工作记忆的脑机制是一个可选择的途径。总体上，在探讨人类工作记忆的脑机制方面，各种实验范式、技术手段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如此才有可能减少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在阐明人类工作记忆的脑机制方面出现突破性进展。
二、视觉工作记忆
1.定义
当前视觉工作记忆研究普遍采用的范式是由Phillips首先引入的变化觉察范式（change detection paradigm）[11]。典型的变化觉察范式包括三个阶段：（1）记忆阶段：向被试呈现一组视觉刺激，称为记忆项（memory item），每个记忆项由一个或多个特征定义而成（如红色方块）。记忆项通常呈现几百毫秒。（2）间隔阶段（即inter-stimuli interval,ISI）：视觉刺激消失后，屏幕只呈现背景色而无任何视觉信息，可通过改变间隔，操纵要求被试保持识记内容的持续时间。（3）检测阶段：再次向被试呈现一个或一组视觉刺激，称为检测项（test item），要求被试判断检测刺激与记忆刺激相比较是否发生了变化，并做出“相同”或“不同”的反应。通常以被试判断的准确率作为任务指标。研究者根据所关注问题，通过操纵呈现的项目个数、项目的特征组成、项目变化的类型等方式考察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记忆成绩，从而对所研究问题作出推断。
变化觉察范式下的任务设计有着多种变化形式，如，检测项呈现方式有整体呈现（whole display）和单检测项（single-probe）检测两种[12]。前者指检测项的数量与记忆项相同，通常只变化检测刺激中的一个项目，要求被试判代写毕业论文断检测刺激与记忆刺激是否完全相同。后者是指检测阶段只呈现一个刺激项，要求被试判断该刺激项是否曾呈现于记忆项中。此外，变化觉察范式下的双任务设计也被视觉工作记忆相关研究经常采用。如，Luck等和wheeler等的经典研究中均采用了双任务设计来控制或排除言语编码对视觉工作记忆的影响作用[6,10,12]；Fougnie和Marois则采用双任务设计把视觉工作记忆任务与多客体追踪（multiple object tracking）任务相结合，试图将工作记忆容量与注意容量进行分离[13]。
早期有关工作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工作记忆，而对视觉工作记忆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涉及视觉工作记忆存储方式和容量的研究则更少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hillips
及其同事所进行的一系列视觉短时记忆研究[11,14,15]。他们的研究似乎已回答了有关视觉短时记忆的容量、持续时间等基本问题，因此少有研究者专门对视觉短时记忆（或视觉工作记忆）主题开展进一步探讨。虽然有研究涉及视觉信息的短时记忆问题，但通常采用了语言材料，关注的是语言信息的加工和存储过程。Irwin有关基于字母刺激的短时记忆容量的研究[16,17] 同样无法排除被试借助于言语信息对识记加工的影响。根据Cowan的观点[18]，该类研究难以精确估计视觉工作记忆的“纯”容量。
近十年来，视觉工作记忆的存储容量、存储单元和存储方式等问题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已有研究提出了数个基于客体的视觉工作记忆假设。
3.1“强客体”假设
早期研究认为，视觉信息是以整合客体的方式稳固地存储于工作记忆中，记忆容量取决于客体的数量，而不受客体所含特征的数目和种类影响。这种观点被称为“强客体”假设（strong-object hypothesis）[19]。
Luck等人最早用变化觉察范式探讨了视觉工作记忆的存储方式和容量问题[6,10]。他们在单特征客体记忆容量的实验中，向被试呈现若干个方块，要求记忆其颜色。当实验刺激为1到3个色块时，被试的记忆准确率接近100％。当色块数量增至4～12个时，随色块数量增多，准确率显著下降。他们排除猜测率后，获得了视觉工作记忆能存储3～4个刺激颜色的结果。他代写毕业论文们考察了视觉工作记忆的存储单元是整合的客体抑或是特征的问题。在以彩色线段为刺激项的实验中，包含三种任务：任务1，只有线段的颜色会改变，朝向保持恒定，只要求被试记忆颜色；任务2，只有线段的朝向会改变，颜色保持恒定，只要求被试记忆朝向；任务3，线段的两个特征（颜色和朝向）均可发生改变，要求被试对颜色和朝向都要记忆。结果表明，被试的记忆准确率在上述三种任务中无显著差异。当Luck 等把客体特征增至4个（即颜色、朝向、大小、中间有无分隔）时，发现要求被试记忆客体1个特征和全部4个特征在准确率上仍无差异。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记忆准确率只取决于客体数量，而与组成客体的特征数量无关，因此视觉工作记忆的存储单元为整合了各种特征的客体。然而上述结果也存在另一种解释，即视觉工作记忆中存在多个独立的存储器（如颜色存储器、形状存储器等），每个存储器保存特定维度的特征，且各自的容量有限，但彼此之间却无资源冲突。为检验上述假设，Luck等人比较了单色块和双色块（一个方块中内嵌一个小方块）的记忆准确率。结果表明，当方块数量相同时，尽管在双色块条件下被试所需记忆的颜色数量是单色块条件下的两倍，但两种条件下的记忆准确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结果支持了视觉工作记忆存储单元为整合客体的观点。基于上述实验结果，他们认为，视觉工作记忆的存储单元是整合的客体；容量只受到客体数量的限制，为3到4个客体，而与组成客体的特征数量和种类无关。Luck和Vogel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对视觉工作记忆问题的重新关注，诸多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获得了支持或限制上述研究结论的实验证据。
Lee和Chun认为，在Luck等人的研究中，每个客体刺激都占据一空间位置，因此，该研究的所有结果也可以用基于空间的假设来解释，即视觉工作记忆的存储单元是空间位置，它的容量只受空间位置数目限制而与客体数量无关。为此，他们在实验中控制客体数量恒定，采用客体空间重叠的方法，操纵客体占据的空间位置数。结果表明，记忆准确率只取决于客体数量，而与客体占据的空间位置数量无关，进一步支持了Luck等人的结论[20]。
3.2“弱客体”假设
Luck等人的经典实验受到了随后研究的质疑。不少研究者采用双色块作为刺激，从不同角度重复了这个实验，但都得出了与Luck等的结论不相符的结果，当客体在同一特征维度上同时具有不同值的时候，记忆容量限制在于特征值的数量而非客体数量，即视觉工作记忆的基本存储单元是特征而不是客体[12,19,21～23]。这些研究还发现，当控制特征数量恒定时，提高特征种类的异质性会提高记忆准确率，如记忆三个颜色和三个朝向的记忆成
绩优于记忆六个颜色（或朝向）[19,22]。他们由此推论，视觉客体工作记忆容量不仅取决于客体数量，同时也受客体所含特征信息的复杂程度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影响。此观点被Olson 等人称为“弱客体”假设（weak-object hypothesis）[19]。
此外，另有大量研究为“弱客体”假设提供了实验支持。Xu的研究发现，记忆准确率不仅与客体数量有关，而且也受构成客体的特征维度与特征整合方式的影响。当客体由异质特征（如颜色和朝向）组成时，特征整合于同一客体同一部分的记忆绩效优于整合于同一客体不同部分；当客体由同质特征（如两种颜色）组成时，客体的记忆只受特征数影响[24,25]。Xu最近对其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客体优势效应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发现客体组成部分的位置接近性（Location proximity）和连通性（connectedness）都是决定基于客体的特征整合及视觉工作记忆存储的信息总量的关键因素[26]。Xu和Chun还为视觉客体工作记忆容量不仅取决于客体数目同时还受客体特征信息复杂程度影响的观点提供脑成像研究的证据[27]。此外，Jiang等和Delvenne等的研究认为，空间构形（spatial configuration）作为工作记忆中不同刺激项目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也能存储在视觉工作记忆中，且在有些条件下能提高视觉工作记忆的容量[28,29]。Delvenne和Bruyer新近的研究发现基于客体的编码有助于对同一客体不同部分特征的记忆，且利用空间构形的编码信息还可显著增强这种效应[30]。另有Alvarez和Cavanagh的研究发现，视觉工作记忆容量受客体的信息负荷（information load）影响，记忆容量随客体在知觉编码阶段加工难度的提高而减小[31]。Davis和Holmes 对视觉工作记忆的容量是固定的4个客体的观代写毕业论文点提出了反对[32,33]。他们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随着客体数目的增多，视觉刺激所占据的表面积也同时增大，这样视觉刺激所具有的特征信息量也自然增加。所以，这些研究中发现，随着客体数量增加而记忆绩效降低这类结果也许反映的并不是客体数量自身的效应，而是相关知觉信息量也随着客体数量而增加所带来的效应。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当恒定实验刺激所占据的空间区域大小时，客体数量变化对记忆绩效不再具有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与Luck等人提出的对各种特征信息均以整合的客体为单元进行存储且容量为4的假设并不完全相符，支持了关于视觉工作记忆存储方式的“弱客体”假设，表明视觉客体工作记忆容量不仅取决于客体数量，同时也受客体所含特征数量、种类、绑定关系及客体所含特征信息复杂程度的影响。
3.3双重存储机制假设
正如前文所述，诸多研究已发现，在多特征客体中，记忆容量受限于同一特征维度取值数量而非客体数量[12,19,21～23]。该结果与客体特征能并行存储的观点相符，即客体不同维度特征具有各自独立的存储空间[34]，工作记忆容量受限于各个维度特征的独立容量[12]。
基于特征并行存储的观点，Wheeler和Treisman结合特征整合理论[35] 进一步提出了用于解释客体在视觉工作记忆中存储方式的双重存储机制（dual-storage mechanism）假设[12]。Wheeler和Treisman指出，对客体的记忆应包括构成客体的特征和特征之间绑定关系（binding）两方面信息。例如，对于红色方块和蓝色圆形这两个客体，对其正确的表征不仅需要记忆它们的四个特征值（红色、方块、蓝色、圆形），而且还需要记忆特征之间的关系（红色对方块，蓝色对圆形），以避免发生类似在视知觉研究领域发现的“错觉性结合”（illusory conjunction）[36]。然而先前实验中的特征变化条件下，通常使用未出现过的新特征替代原有特征，如在记忆阶段呈现红色方块和蓝色圆形，在判断阶段呈现黄色方块和蓝色圆形。此时即使只记住了客体的四个特征值，而没能记住其绑定关系，也能作出正确判断。因此，Wheeler和Treisman认为，先前研究并不足以得出存储单元是整合客体的结论。为此，她们在研究中引入一种新的任务条件，即保持先后呈现刺激的原有特征不变，只交换客体间特征，仅改变特征绑定关系。如先呈现红色方块和蓝色圆形，然后变为蓝色方块和红色圆形。
她们的研究假设是，如果客体的特征信息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储于视觉工作记忆中，则对绑定关系的记忆绩效应不低于对加工难度最大特征的记忆绩效。该研究证实了上述假设。因此，她们认为视觉工作记忆能够保存完整的客体信息，但客体特征和特征绑定关系可能依赖不同的机制存储。其双重存储机制假设包括如下基本观点：（1）客体特征并行存储，每一维度的特征（空间位置、颜色、形状等）都有相互独立的专有存储区，且容量有限；（2）特征间通过绑定，组成整合的客体，其绑定关系的存储并不耗费各维度特征的存储容量，但有赖于注意资源保持[12]。
Fencsik随后的研究获得了与Wheeler和Treisman的研究一致的结果[37]。此外Delvenne和Bruyer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客体的单个特征可作为客体单元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编码[38]。最近沈模卫等考察了由颜色和形状两基本特征组成的视觉客体的工作记忆存储方式，获得了与Wheeler和Treisman的研究一致的结果[39]。他们在进一步的实验中探讨了同一客体所含基本特征（颜色）和需集中注意参与提取的细节特征（兰道环的开口朝向）的存储方式，结果发现，针对细节特征，需要记忆绑定关系时的绩效显著低于仅需记忆颜色或开口朝向两种特征时的绩效。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强客体假设相矛盾，却可以在双重存储机制的框架下进行解释。在其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他们所提出的假设是：在知觉阶段以并行方式加工的基本特征能以整合客体的方式存储于工作记忆中，而需集中注意参与，以系列方式进行加工的客体特征信息则难以被整合于工作记忆中的客体表征。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很可能反映了双重存储机制中特征存储与绑定关系存储对注意资源的不同需求，即可以并行编码的特征之间的绑定关系较少耗费注意资源，所以更容易以整合客体的方式进行存储；而需要系列编码的特征耗费较多的注意资源，故能再分配于保持绑定关系的资源就更少，因此难以以整合客体的方式存储。
客体特征的双重存储机制也可以用来自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解释。根据Singer 等提出的神经元同步发射（synchronous firing of neurons）假设，绑定关系是通过不同神经元之间的信号同步来保持的[40]。例如，当客体是一条红色的竖线和一条绿色的横线，则代表竖直朝向的神经元与代表红色的神经元将同步发送信号，同样代表水平朝向的神经元则与代表绿色的神经元也同步发送信号。正如Luck和Vogel[41] 所指出的那样，代表某一特征的神经元能同时与代表其他特征的神经元进行同步信号发射的频率数量是有限的，一旦超过这一限度，就可能出现本属于不同客体的特征却产生了错误的同步信号发射，即产生错误绑定。如果仅仅是对同一个客体增加其特征维度，那就意味着仅需更多的神经元以某一频率同步发射信号，所以同一个客体所能够具有的特征维度数量并不会因此而受到限制。
4客体在视觉工作记忆中的保持时间
视觉工作记忆中信息加工及存储的时间进程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Phillips在他的经典研究中，首次采用变化觉察范式探究了视觉短时记忆的保持时间[11]。他向被试呈现的刺激是由黑色和白色小方块随机组合形成的方格矩阵图，这种方格图可以有不同的复杂水平，如4×4，6×6，8×8。实验结果发现，在ISI为0秒的情况下，对各种复杂水平方格图的记忆几乎都未发生错误；随ISI从0秒增至1秒左右，各种复杂水平方格图的记忆准确率都急剧下降，且复杂程度越高，下降幅度越大，即随复杂程度提高，记忆保持的难度增大。随ISI增长至2～9秒，不同复杂程度的记忆准确率趋于一致，仅有很平坦的下降。基于一系列类似实验的结果，Phillips认为视觉短时记忆（visual short-term memory）与感觉存储（sensory store）存在如下区别：视觉短时记忆不依赖于空间位置，不受掩蔽刺激影响；视感觉存储最多能维持0.5秒甚至更短的时间，而视觉短时记忆在无干扰的条件下则能保持至少15秒甚至更久，其保持效率主要与刺激的复杂程度相关[11,15]。
Vogel等人也对单特征客体的保持时间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被试的记忆绩效在ISI为900毫秒和4900毫秒两种水平上无显著差异，表明在一定时间内单特征客体能在视觉
工作记忆中稳定保持，不会很快遗忘[10]。Wesenick也做了类似Luck的研究，不同的是把刺激材料换成了多特征客体，在检测阶段所呈现的检测项要么和记忆项完全相同，要么其中有一个客体的某一特征发生变化。结果表明，被试的记忆成绩在1～8秒内只有很缓慢的下降，这一结果与Philips和Vogel等的研究结论均相符[42]。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表明，视觉工作记忆和视感觉登记相区别，是一个容量有限，且能够在数秒内较为稳固地保持视觉信息的认知加工子系统。
5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以往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视觉工作记忆进行了探讨，达成的共识包括：（1）视觉工作记忆的容量非常有限，但能相对稳定地保持一段时间；（2）不同维度特征整合于同一客体的记忆绩效优于分布于不同客体的条件，即基于客体的记忆优势；（3）所需记忆的特征异质性越高，记忆效果越好。然而，该领域仍然面临许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笔者针对这些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思路。
（1）现有视觉工作记忆的研究大多采用变化觉察范式（或其变式）。变化觉察范式用于视觉工作记忆研究存在的潜在问题是在检测阶段可能受记忆提取或比较效率的影响。如果检测阶段提取记忆中的项目，且与检测项比较的过程耗时较长，该过程中，部分已经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的内容可能逐渐丢失，从而导致对实际记忆保持内容的低估。采用在检测阶段仅呈现单检测项的方式[12]，或采用在检测刺激中指定仅对其中一个客体进行判断的方式[10]，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提取或比较过程可能带来的干扰效应。因此，采用其他研究范式进一步探讨客体视觉工作记忆问题，且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验证是很有必要的。
（2）视觉工作记忆的存储单元是整合的客体抑或是特征。有关该问题研究的争论焦点是视觉客体信息是否必定以整合客体的方式进行存储，特征并行存储的同时其绑定关系是否也必定能够保持，以及绑定关系的存储是否与注意资源有关。正如Triesman指出，注意研究中基于位置、基于客体或基于特征的选择性注意并非是绝对对立的，在不同的环境中，注意选择的既可能是位置，也可能是客体或者客体的特征[43]。笔者认为，基于客体的和基于特征的视觉工作记忆之间也并非彼此不相容，很可能只是两者所代表的记忆加工层次不同。目前两者都既获得了实验证据支持，同时也均存在难以解释的实验现象。记忆存储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不能以简单的基于客体或基于特征加以说明。Wheeler和Treisman[12] 的双重存储理论融合了基于客体和基于特征两方面的假设，从目前来看，能够解释相当一部分实验现象。笔者设想，从探讨视觉工作记忆的存储中基于特征的限制和基于客体的限制两者之间的机制及相互关系入手，对双重存储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有助于发展有关客体的视觉工作记忆的理论模型。
（3）客体在视觉工作记忆中的存储容量是否仅仅取决于客体数量。目前“弱客体”假设已获得大量实验证据的支持，但对于影响视觉工作记忆容量的因素，仍缺乏系统探讨。“弱客体”假设并不完全否认客体可作为视觉工作记忆的基本存储单元。“弱客体”假设强调在特定条件下，客体复杂程度或客体间的共同特征、空间关系等因素对视觉工作记忆的容量的影响。因此，系统探讨视觉工作记忆容量影响因素，对加深理解工作记忆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4）视觉工作记忆的遗忘规律及机制。尽管有研究表明，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视觉工作记忆能保持较长时间，但其信息丢失进程及机制仍不明确。遗忘是基于特征还是基于客体的？干扰效应的产生机制是什么？不同维度特征的遗忘规律是否存在差异？上述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2.研究进展
3.研究不足及发展展望
三、聋人视觉工作记忆
行为金融学文献综述
行为金融学文献综述 安徽大学08金融刘秀达学号：I00814009 导言：在传统的经典金融理论中，理性人假设是所有理论的基石。在这一假设下的投资者具有理性预期和效用最大化的特点。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观察结果表明，金融市场上存在着投资者行为“异常”与价格偏离现象，这些现象无法用理性人假说和已有的定价模型来解释，被称为“异象”，如“股利之谜”、“股权溢价之谜”、“波动率之谜”、“周末效应”等等。在对学科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成为了学术界的关注点，并开始动摇经典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基于此，本文对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并总结目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在此基础上探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前景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行为金融，投资者，偏好 一、行为金融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行为金融学, 就是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中，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心理、社会等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是运用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来分析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一门新兴学科。 行为金融学以真实市场中普通的正常的投资者为理论基石代替经典金融理 论的理性人原则，其基本观点是: 第一,投资者不是完美理性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由于投资者在信息处理时存在认知偏差, 因而他们对市场的未来不可能做出无偏差估计；第二,投资者不具有同质期望性。投资者由于个体认知方式及情感判断的不同, 导致偏好与行为方式不同,因而对未来的估计也有所不同；第三, 投资者不是风险回避型的,而是损失回避型的。投资者面临确定性收益时表现为风险回避,而面临确定性损失时则表现为风险追求；第四,投资者在不同选择环境下,面对不同资产的效用判断是不一致的,其风险偏好倾向于多样化,并且随着选择的框架的改变而改变。总之,投资者风险偏好偏离经典金融理论的理性预设。 （一）行为金融学有关投资者偏好的理论 1、期望理论 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由于受个人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其投资行为并非完美预期, 风险态度和行为模式经常会偏离经典金融理论的最 优模式, 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可变性。包括决策参考点决定投资者风险偏好和投资者损失规避两点。前者主要强调投资者主要通过收益和损失的比较而不是最终的财富状态来制定决策；后者有确定性效应和反射效应，即人们在面临收益时是厌恶风险的，而在面对损失时又是冒险家。 2、认知偏差理论 认知偏差理论是研究人们在利用经验法则进行决策判断时所产生的错误。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时．由于时间和认知资源的限制，人们不能对决策所需的信息进行最优分析，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来进行投资判断。由此产生启发式认知偏差和框架依赖。启发式偏差是指人们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想寻找捷径来解决问题，并依靠直觉或者以往的经验进行推理并制定决策；框架依赖是指个人会因情景或问题表达的不同而对同一组选项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序列，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
记忆研究综述报告
记忆研究综述 摘要 记忆是大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家对大脑的记忆的机理进行大量地研究，取得很多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未知。海马是形成记忆的必不可少的组织，海马的不同部位在记忆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海马的损害会导致记忆障碍。记忆形成的过程包括编码、储存、提取三个阶段。根据记忆的时间长短和记忆阶段，记忆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期记忆。长期记忆的表现形式有外显式和内隐式。提出一些模型来解释，但并不完善。遗忘是记忆的一个特征，大脑某些结构损伤后，会产生遗忘症。 1.记忆的生理结构基础 1.1神经细胞 大脑是由神经细胞构成的，神经细胞分为树突、细胞体和轴突三部分。轴突于树突之间的相接处叫突触，突触是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结构。当神经细胞受到刺激时，突触就会生长、增加，使之与相邻的神经细胞联结、沟通。接受同样的刺激次数越多，其联结就越紧密而形成了定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记忆。 1.2海马[1] 海马区是大脑皮质的一个内褶区，在侧脑室底部绕脉络膜裂形成一弓形隆起，它由两个扇形部分所组成。 早期科学家发现，因癫痫而行双侧颞叶包括海马结构切除的病人记忆发生障碍，表现为不能记住刚看过的文字内容，他们认为他对新知识经验的保持只能持续5秒钟，但切除以前已经保持的记忆没受影响。神经科学家们开始相信，不同的脑部结构在记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内侧颞叶系统是由海马及相邻有关皮层组成，包括内嗅皮层、外嗅皮层和海马旁回。海马是内侧颞叶记忆系统中与学习记忆最密切相关的结构。临床上也陆续发现，海马及边缘系统其他部位的一过性缺血，可导致一过性的遗忘症。海马及周围结构的很小损害，都可引起明显的记忆障碍。此外对动物的海马也进行了积极研究。 海马是正常记忆必不可少的结构基础。海马的损害会导致记忆的障碍，而且似乎主要是近记忆的障碍。海马区在脑中为发作阈值低的部位。因为几乎所有癫痫患者的发作皆由海马区所起始，像这类以海马区为主的发作，有许多的情形是很难以药物治疗的。而且，海马区中有一部分，尤其是内嗅皮质，为阿尔兹海默氏症最先产生病变的地方，海马区也显示出容易因贫血、缺氧状态而受伤害。 1.3杏仁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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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摘要:企业创新,虽然最通常是指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但实际上,企业创新涵盖企业的方方面面。在一个行业中,创新决定了一个企业是引领者还是模仿跟随者。企业创新也是企业家对整个创新过程所涉及的创新目标和创新活动方案进行设计、选择并组织实施的行为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创新的最佳效益，即取得较大的创新绩效。创新绩效的大小受多个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创新、创新绩效、企业 自从1912年熊彼特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先提出“创新”的概念之后,创新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创新绩效反映企业创新行为取得的成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将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划分为四个，本文拟综合分析多个学者提出的观点以及其看法的缺陷，从而提出这四个因素的关系和各因素下使企业绩效最大化的几点建议。 一、影响因素的分类 鉴于目前对知识的研究和对创新的研究这两个领域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界限日渐模糊【1】。国外学者将知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这3种资本通过以下途径积累和分配知识:个人;组织结构、过程和系统;联系和网络【1】。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创新受到个人、企业及网络3个层面因素的驱动。本文借鉴国外文献对知识资本的划分,并结合国内外文献的相关内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例如马宁、官建成指出“产业政策影响专利数量”【2】;买忆媛,聂鸣指出国家的经济制度影响创新绩效”。企业与外部组织间联系与互动的因素,如Jaffe、Levin和Reiss研究了知识溢出的问题;国内也有研究者对此做出探讨。管理层面的影响因素,例如Gupta指出了企业内部部门之间的协作对创新的影响;杨建君等人就沟通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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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综述 胡 娟Ξ1 刘成刚2 (1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上海,200237)(2唐山师范学院教育系,唐山,063000) 摘 要 本文着重从被压抑的早期记忆、目击者记忆两个角度论述了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本文还从增加有益的错误记忆、区别真实和错误记忆,以及错误记忆实验室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三个方面,对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做出了思考和展望。关键词:错误记忆 应用研究 被压抑记忆 目击者记忆 1 引言 记忆是珍贵无价的,它虽来自过去,但它保证了人们时 刻认识当下的自我,以及想象、计划未来。从常识的观点看来,记忆是对过往所经历事件的重现,回忆的过程就是一种再体验的过程。但是自Bartlett 以来[1],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记忆是一种建构性(reconstructive )过程[2,3],回忆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的歪曲、虚构。其实,记忆的建构过程不足为奇,试想:人脑若是能够精确记录每一刻的感受、经历,它也必将不堪重负,因为其容量毕竟有限。 错误记忆,作为人类记忆建构性特征的最独特之处,一直吸引着众多记忆研究者。一般认为,当一个人声称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或是声称看见了从未学习过的新词,都可以称为发生了错误记忆。心理学史上,一个经典的错误记忆例子来自于发展心理学家J.Piaget 。据称,他曾清晰记得自己在两岁时被诱拐过,甚至还可以回忆出警察追捕拐卖者的情节。但后来,他的保姆在多年后承认到,是她设计了整个故事。尽管充满着丰富的细节,但Piaget 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份清晰记忆只不过是从来都未发生的事而已[4]。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较多地注重错误记忆的现象和理论解释,而较少关心错误记忆研究的应用价值。本文就将另辟蹊径,从实际应用出发,重点探讨被压抑记忆(repressed mem 2ory )和目击者记忆(eyewitness memory )中的错误记忆,并对错误记忆的应用研究取向做出思考与展望。 2 被压抑的早期记忆 压抑(repression )是S.Freud 精神分析体系中的重要概念。Freud 认为,任何容易引发威胁或焦虑的事物均常常不能进入意识层面。Freud 关于压抑的观点源自他的临床经验,他发现,压抑多出现在那些经受灾难性打击的病人身上[5]。Bower 认为,压抑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按照这种理论,一些事件由于发生得过于令人震惊,故而心灵抓住记忆并把它们放在意识不可进入的角度。这些记忆将在余下的若干年、几十年,甚至永远与其他的精神生活隔绝[6]。2.1 被恢复的早期记忆可靠吗 然而,对于那些一直未曾被回忆出,但经过心理咨询师的催眠或是其他暗示,从而恢复出的早期关于性或身体虐待 方面的记忆真实与否,研究者之间存有不同的看法。 在Williams 的一项研究中[7],她访谈了129名至少在17年以前遭遇过创伤性经历的妇女,这些妇女在遭受侵犯时均不超过12岁。研究发现,有38%的人已经回忆不起她们的遭遇了。这似乎表明,童年的创伤性经历确实能够被压抑。Williams 也曾推断到:“如果对性虐待经验缺乏记忆是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后来一些妇女恢复出来的对这些童年期遭遇的记忆,也不应该是令人惊讶的。” 由于创伤性事件多发生在数十年之前,其真实性通常不可考证,那些支持被恢复记忆是虚假记忆的研究者,往往难以找出直接的证据。因而,这些研究者往往通过实验来轻易诱发人们的错误记忆,以此来证明其观点。 Ceci 等热人的实验就是一例。研究者采取反复提问的方式,诱发出了儿童来源错误记忆。实验者要求儿童从一堆卡片中抽出一张,接着由一位成人向儿童读出卡片上所注明的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努力回忆,告诉我这件事是否曾经发生在你身上。你能记起手指上夹着捕鼠器去过医院吗?”每周都由同一位成年人反复要求儿童想象一些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经过10周的反复询问,再由另一位成年人来问他们相同的问题。结果表明,58%的学前儿童编造出了虚假的故事,这些故事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件或更多件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而且往往非常生动。例如,一个儿童曾回忆到:“我哥哥科林要从我这里拿走战斗玩具布洛托奇先生,我不让他拿走,结果他把我推进了木柴堆里。那儿有捕鼠器,进去后我的手指就被夹住了。接着我们去了医院,是妈妈、爸爸和科林把我带到那儿的,是坐我们家的敞篷车去的,因为路太远了。到医院后,医生用绷带包扎了我的手指。”面对如此生动的讲述,听众很难有效地分辨真实和虚假记忆。甚至孩子们自己也不能,孩子的父母多次告诉他捕鼠器事件是他想象出来的,但他却抗议说:“确实发生过,我记得![8]”2.2 错误记忆的来源 Loftus 在1993年曾总结了诱发虚假回忆的两大重要来源[4]:2.2.1 流行作品(popular writings ) 一些对被虐待者提供指引的自助书籍被认为是错误记忆的来源。Loftus 认为,这些书籍对真实的被虐待者确实存有疗效,但是对那些并没有类似经历的人却没有任何帮助。Loftus 援引了The Courage to Heal 一书中的内容:“如果你无 Ξ通讯作者:胡娟。E 2mail :joannahjuan @https://www.wendangku.net/doc/ce12946554.html, 心理科学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30(3):643-646643
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花絮解读
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花絮 摘要：集体记忆理论并不是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当中内生出来的研究视角，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在“民族国家-族群认同”研究框架下具有的很强的灵活性、交叉性和应用性。本文通过对集体记忆理论的概要梳理，站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论述了该理论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提出了具体运用这一理论的设想。 关键词：集体记忆族群认同 集体记忆（又称“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一般通过功能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范式来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多为历史、民族的重大事件。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通过“集体认同”一方面强化集体记忆，另一方面重构集体记忆，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具体的应用与实践。 一．集体记忆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 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大都不能排除记忆的因素。但学界对记忆较为完备的理论与研究集中于脑神经科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领域，直到二十世纪80 年代，才有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民族学者从比个人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关注记忆，发展出了相关的理论并把它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与工具，开辟了记忆研究新的篇章。 （一）“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 “集体记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在《集体记忆》一书中，哈布瓦赫反对心理学研究记忆时只注重个体而忽视社会群体的做法1。个体层面的记忆理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个体的记忆活动，个体与相应生活年代下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也影响着个体的记忆活动。个体之间存着大量共同的记忆，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事实。因此，哈布瓦赫认为应当把“集体记忆”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由不同社会群体或组织所建构，每个群体的集体记忆都各有特点2。哈布瓦赫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他在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深受涂尔干关于集体意识研究的影响。涂尔干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把集体意识作为了社会整合的主要工具，同时留下了一个问题：当社会不在集体欢腾的过度兴奋状态时，用什么来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哈布瓦赫就这个问题给出了“集体记 1IJzerman.M.2008.“The Complex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Utrecht University. 2Ivanova,O.2007,“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 Youth in Ukraine.”Third Annual Danyliw Research Seminar on Contemporary Ukraine.
综述报告范本
计算机物理层的研究 (计算机学院xxxx班xxxxxxxxxx) 1前言 众所周知，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计算机通信，而物理层则是计算机网络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数据传输通信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物理层是OSI的第一层，
它虽然处于最底层，却是整个开放系统的基础。物理层为设备之间的数据通信提供传输媒体及互连设备，为数据传输提供可靠的环境。 2 物理层的接口类型与特征 网络节点物理层控制网络节点与物理通信通道之间的物理连接。物理层上的协议有时也称为接口。物理层协议规定与建立、维持及断开有关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机械的、电气的、功能性的和规程性的四个方面。这些特性保证物理层能通过物理信道在相邻网络节点之间正确地收、发比特流信息，即保证比特流能送上物理信道，并且能在一端取下它。物理层仅单纯关心比特流信息的传输，而不涉及比特流中各比特之间的关系，对传输差错也不作任何控制，这就象装御工只管装或御货物，但并不关心货物为何物和作一样。 ISO对OSI模型的物理层所作定义为：在物理信道实体之间合理地通过中间系统，为比特传输所需的物理连接的激活、保持和去除提供机械、电气的、功能性和规程性的手段。比特流传输可以采用异步传输，也可以采用同步传输完成。另外，CCITT在X.21建议第一级（物理级）中也作了类似定义：利用物理的、电气的、功能和规程特性在DTE和DCE之间实现对物理信道的建立、保持和拆除功能。 DTE（Data Terminal Equipment）指的是数据终端设备，是对属于用户所有的连网设备或工作站的通称，它们是数据的源或目的或既是源又是目的，例如数据输入/输出设备、通信处理机或计算机。DTE具有根据协议控制数据通信的功能。DCE（Data Circuit-Terminating Equipment或Data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指的是数据电路终接设备或数据通信设备，前者为CCITT所用，后者为EIA所用。 物理层图2.1 物理层 DCE是对网络设备的通称，该设备为用户设备提供入网的连接点。自动呼叫应答设备、调制解调器及其它一些中间装置均属DCE。图2.1是DTE/DCE的接口框图，由图中可见，物理层接口协议实际上是DTE和DCE或其它通信设备之间的一组约定，主要解决网络节点物理信道如何连接的问题。物理层协议规定了标准接口的机械连接特性、电气信号特性、信号的功能特性以及交换电路的规程特性，这样做的基本目的就是便于不同的设备和制造厂家能够根据公认的标准各自独立地制造设备，使各个不同厂家的产品都能相互兼容。物理层图2.2
工作记忆的训练研究综述
责任编辑：曹娜 刘翠珍（1968-），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钟建军（1974-），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处处长，教授。研究方向：工作记忆。 一、工作记忆训练对象 在工作记忆训练的文献中，如果按照训练对象划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特殊群体为治疗而设计的训练研究；一类是针对健康群体为研究行为而进行的训练研究。 （一）特殊群体中的工作记忆训练：干预研究 工作记忆训练最早出现在Klingberg等人（2002）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的治疗研究中。该研究选用了14名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各7名，控制组未接受训练，实验组接受工作记忆训练任务：视空工作记忆任务（visuo-spatial WM task）、数字广度任务（backwards digit-span）、词语广度任务（letter-span task）和选择反应时任务（choice reaction time task）。并且进行了前后测，包括视空工作记忆任务、Corsi积木模板任务、Stroop色词干扰任务、选择反应时任务和瑞文推理测验。训练持续至少5周，每周4-6天，每天至少20分钟。研究结果表明：训练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工作记忆能力，并有相对的症状减轻记录。 Klingberg等人（2005）扩展了中一研究，采用了大样本（53人），训练后测出与上一研究相同的结论。Loomes等人研究提高酒精谱系障碍儿童的言语工作记忆能力时进行了工作记忆策略训练，研究中实验组儿童接受了工作记忆复述策略的训练，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组，实验组儿童显著提高了言语工作记忆广度。这些例证都是为特殊儿童的治疗而进行的干预训练。 也有对其他特殊群体的工作记忆训练的研究例证。有一项研究将Cogmed作为中风患者康复的一个工具（Westerberg 等人2007），研究中9名患者完成5周在家中进行的适应性广度训练，每周由一名合格的心理学家电话反馈。研究中设有控制组（9名患者）不进行训练或5周内部反馈。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在数字的快速求和 （Gronwall，1977）和各种干扰下找出数字2和7（Ruff 等人1992）上比控制组患者有显著的提高。Westerberg将这解释为提高注意力的证据，但是这样的解释因为stroop任务的训练效果不足而被驳斥。这一研究被认为训练的预期效果不是很清晰，除此而外中风有关的客观症状也没有直接讨论。Vogt等人（2009），Holmes等人（2010）分别对多发性硬化——中枢神经系统的慢性退化疾病，脑中风患者进行了工作记忆训练研究，结果表明训练后患者的记忆能力有所改 善，并且延缓了不良情绪发展，减轻了疾病症状。 （二）健康人群中的工作记忆训练：行为研究和生理研究针对健康人群的工作记忆容量适当广度训练以伴随训练的行为探索和心理改变为目标。这类研究分为工作记忆容量训练和以适应-记忆-更新为基础的训练。它们在技术和思想上有很多不同，所以需分别讨论。 Chein和Morrison（2010）使用严格的适当复杂广度对健康被试进行了训练，训练过程中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言语工作记忆任务要求被试记住一系列字母，在字母呈现时，要求被试进行字母串是否组成单词的判断。研究中设置无处理控制组，被训练被试在“瞬间记忆”分数上显示出明显提高。另一项研究是Shavelson等人（2008）进行的，随机挑选了37名中学生（平均年龄13.5岁）完成25节适当Cogmed训练任务或不适当的控制任务（计算机化的科学课程），结果显示出实验组在简单广度任务（数字广度和广度板）上明显高于控制组，但这些效果没有扩展到复杂任务广度或瑞文推理测验上。 Thorell等人（2009）在健康的学前儿童中进行了研究，被试是从四个学校中选取的，训练五周，一个实验组进行适当广度训练，另一个实验组进行适当反应-抑制训练，控制组玩一些录像游戏。包含抑制训练组使得研究者能够探索工作记忆容量之外的认知机制possible pliability。这个训练组进行了三个特别设计的训练任务，包括：go/no go任务（如，只对特殊刺激做出反应，限制其他反应）；信号停止任务（如，抑制正在进行的反应，Logan&Cowan，1984）；还有flanker任务（如，对5个刺激的正中间刺激做出反应，而忽视其他刺激，Eriksen1974）。在抑制训练组，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很明晰的，相对于控制组，适当-抑制组没有显示出在其他任务上迁移踪迹，但适当广度训练组显示出在其他任务上的迁移效果。 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借助脑电和脑成像技术对工作记忆训练研究，这为工作记忆训练提供了认知神经方面的评价标准。有几项研究通过fMRI技术检测了适当-广度训练后于工作记忆相关的脑活动的变化。Olsen等人（2004）和Westerberg&Klingberg（2007）的研究中被试在两次扫描之间进行了数周适当的Cogmed任务训练。当完成一个工作记忆任务后发现训练组被试的额叶和枕叶皮层的激活增加。McNab等人（2009）利用fMRI和x射线层析照相术 工作记忆的训练研究综述 刘翠珍 钟建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工作记忆训练是针对低工作记忆容量个体而进行的言语和视空任务或执行功能成分训练以 提高其工作记忆能力的干预措施，特别是用于特殊儿童和智力低下儿童的工作记忆容量。但是，训练 并不仅仅限于上述儿童群体。为了研究工作记忆训练效果及其迁移程度，工作记忆训练被应用于更广泛的人群。例如用于多发性硬化（Vogt，2009）或脑中风（Holmes，2010）后的成年人康复训练就包含有工作记忆训练部分。还有以行为研究为目标而进行的健康人群的工作记忆训练。以下从工作记忆训练的对象、方法以及训练效果等进行综述。 ［关键词］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训练 策略训练 核心训练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219-02
组织文化与绩效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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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组织文化与绩效的文献综述 班级人力资源管理11（2）班 姓名朱进炎 学号2011326690225 指导老师倪旭东 2013年11月10 日
组织文化与绩效的文献综述 引言 组织文化被认为是影响员工组织行为的一个深层次的变量，对组织的价值观、行为规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大量的研究中发现，组织文化这种无形因素可能会对员工个人绩效以及企业绩效产生有形的影响。 现今人们对绩效的理解已经从经济价值发展到社会价值；从注重“短时绩效”发展到注重“未来绩效”。除此之外，随着市场的充分发展所带来人们消费层次的提高，组织文化建设在以经济方面的绩效为中心的同时，也明白了长期的绩效的重要性，即对社会价值的引导，并以此为企业获得长远的利益和持续的发展。本文通过阅读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对组织文化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第一部分论述了组织文化的内涵；第二部分论述组织文化与企业工作绩效，分别从组织文化匹配性与组织文化认同度对员工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分析；第三部分论述组织文化与企业社会绩效；而第四部分则是对于此次文献综述的个人总结。 一．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伴随着管理理论和相关学科，它是组织战略性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文化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将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关于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于对组织管理过程中包括文化价值和心理因素等在内的非结构因素的一种整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组织或企业独具个性化的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着组织和企业的长期发展，这种文化的力量能够影响成员的行动和组织的功能，且不用直接的和强加的控制。作为一种利用文化手段建立的全新管理模式，它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影响着企业绩效的方方面面，适合的组织文化有助于提高员工组织承诺、改善决策、更高效地管理组织等，在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竞争力等方面更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1.国内外学者对组织文化的理解 国外的学者大多把组织文化看成是组织内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道德规范、传统、风俗、习惯和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观念。组织正式依赖于这些文化来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将其统一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之下。 国内学者认为组织文化是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
形状记忆合金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形状记忆合金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摘要：综述了形状记忆合金的发展概况，简要介绍了形状记忆合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现状，分析了当前形状记忆合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今后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方向。 关键词：形状记忆合金、形状记忆合金效应、应用 一、引言 形状记忆合金(Shape Memory Alloy ,SMA) 是指具有一定初始形状的合金在低温下经塑性形变并固定成另一种形状后,通过加热到某一临界温度以上又可恢复成初始形状的一类合金。形状记忆合金具有的能够记住其原始形状的功能称为形状记忆效应(Shape Memory Effect ,SME) 。 形状记忆合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型功能材料,是集感知与驱动于一体的智能材料,因其功能独特,可以制作小巧玲珑、高度自动化、性能可靠的元器件而备受瞩目,并获得了广泛应用。 二、形状记忆合金的发展史与现状 在金属中发现现状记忆效应最早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8年。当时美国的 Greningerh和Mooradian在Cu-Zn合金小发现了马氏体的热弹件转变。随后，前苏联的Kurdiumov对这种行为进行了研究。1951年美国的Chang相Read 在Au47·5Cd(％原子)合金中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马氏体界面随温度的变化发生迁动。这是最早观察到金属形状记忆效应的报道。数年后，Burkhart 在In-Ti 合金中观察到同样的现象。然而在当时，这些现象的发现只被看作是个别材料的特殊现象而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和重视。直至1963年，美国海军武器实验室的Buehler等人发现了Ni-Ti合金中的的形状记忆效应，才开创了“形状记忆”的实用阶断[1]。
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整理版)
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学号:H20814014 姓名:张政】 摘要 在记忆研究的历史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人们会错误地回忆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回忆出来的事件与其经历过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人类的记忆并非想象中那样可靠，不仅容易逝去，还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信息的误导，甚至更会自发地发生改变，记忆中的错误无时无处不在，它提醒我们记忆并非是对经历过的事件的精确复制。 关键词：记忆错误记忆记忆扭曲 DRM范式 绪论 人们会错误地回忆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回忆出来的事件与其经历过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任何经历过的事件都不是完全按照其最初的面貌进入人们头脑的,而是与个人的知觉、思想、态度、行为甚至想象等混合在一起。我们无法将过去经历过的事件像录像机一样完整而毫无偏差的记录在头脑中，而只能根据个人的标准来保持着对事件的编码。可以说，记忆与经历过的事实有关，却又不是它的孪生物。这一方面标明了记忆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预示了记忆研究的独特魅力。为何我们无法对经历过的事实进行正确的复制？这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无数的实证研究的验证才能解答的问题，也正是记忆研究最吸引人的方面。 正文 一．错误记忆的早期研究 追溯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最早对错误记忆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那个人就非Bartlett莫属了。F.C.Bartlett(1932)通过其系列实验研究的考察指出，记忆并不仅仅是痕迹的重新兴奋过程，而是可想象的重构或建构。这样，他第一次强调了记忆过程中的主动性作用，使得人们对记忆中存在的基本错误类型的认识从单纯的遗忘扩展到另一种—替代性错误，而替代性错误的表现即是，人们会错误地记住没有发生过的事件，或者对它们的记忆与真实情况不同。继Bartlett之后，Loftus等(1974)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干扰性信息所导致的记忆重构。 Bartlett(1932)的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是“幽灵的战争”实验。在实验中，他向被试阅读一个印第安民间故事—“幽灵的战争”，然后让被试在不同时间间
组织文化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https://www.wendangku.net/doc/ce12946554.html, 组织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一、组织文化论文期刊参考文献 [1].组织文化测量研究述评. 《外国经济与管理》.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4年8期.张勉.张德. [2].组织文化创新动力模型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1年22期.尹波.许茂增.敖治平.林锋. [3].组织文化研究综述. 《学术交流》.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6年6期.李成彦. [4].组织文化、知识分享与组织创新的关系研究. 《科学学研究》.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9年12期.曹科岩.龙君伟. [6].组织承诺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管理科学》.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3年4期.刘小平. [7].组织文化认同的扩展性定义、形成机理与演化路径基于组织文化三构面体系. 《商业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5年7期.马晓苗. [8].组织文化对ERP系统消化吸收阶段知识共享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系统管理学报》.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3年2期.邵真.葛虹.冯玉强.刘鲁宁. [9].组织文化、知识转移与新服务开发绩效:城市商业银行案例. 《管理工程学报》.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1年4期.李靖华.庞学卿.
儿童学习障碍的文献综述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学校心理辅导论文 姓名： 学号：1016413050 成绩：
儿童学习障碍的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概述了学习障碍的概念、流行学病程、分类、症状、成因、诊断标准和干预技术，并阐述了自己对学习障碍的干预方法的一些意见。 关键词：学习障碍；学习障碍干预意见；文献综述 1 学习障碍的概念 学习障碍一词是由英文learningdisability（简称LD）翻译而来的。学术界对他最早的界定是美国特殊教育加柯克提出的学习无能的概念。但是对学习障碍的定义一直未统一，以下是搜索整理的各界关于学习障碍的定义：， 1.1 美国公法94-142的定义 学习障碍指儿童在理解或运用语文的心理历程中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异常，以致在听讲、思考、说话、阅读、书写、拼字或演算等方面显现能力不足的现象。学习障碍包括知觉障碍、脑伤、轻微脑功能失常、失读症及发展性失语症等状况，但不包括基本上由视觉、听觉动作异常或智能障碍、情绪困扰或环境、文化、经济地位不利等因素所导致学习困难的儿童。[14] 1.2 美国学习障碍全国联合委员会的定义 学习障碍是一个概括的名词，指的是在倾听、说话、阅读、书写、推理或数字能力的学得与使用具有明显困难的异质障碍团体。学习障碍是个人内在因素，推测是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所致，它可能出现于一生中的各阶段。学习障碍可能具有自我调试行为、社会知觉及社会互动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都不会导致学习障碍。虽然学习障碍可能同时具有其他的障碍情况（例如，感官缺陷、智能障碍、严重的情绪困扰），或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文化差异、不足与不当的教学），但都非这些情况或影响所造成的结果。[4] 1.3 美国精神医学会的定义 学习障碍就是注意力缺失障碍。所谓注意力缺失障碍，是指注意力低。医学常将其当做有关学习障碍的诊断性症候使用。[1] 1.4 我国对学习障碍的定义学习障碍 指在听、说、读、写、算等能力的习得与应用上显著的困难者。学习障碍可能伴随其他的障碍，如感觉障碍、智能不足、情绪困忧；或由环境因素所引起，如文化刺激不足，教学不当所产生的障碍，但不是由前述状况所直接引起的结果。学习障碍通常包括发展性学习障碍与学业性学习障碍，前者如注意力缺陷、知觉缺陷、视动协调能力缺陷和记忆力缺陷等，后者如阅读能力障碍、书写能力障碍和数学能力障碍等。[7] 观察以上各种定义发现，这些定义的共同要素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发展不均衡、学习有困难、学习成绩差，排除其他障碍和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学习困难。
内隐记忆研究综述
1985年Graf 和Schater 利用记忆测验，以能否有意识回忆为标准，正式提出“内隐记忆”一词。而1924年心理学家William M cDougall 在“Outline of psychology ”中最早使用“内隐的”（implicit ）和“外显的”（explicit ）这对术语来描述不同记忆形 式。只是在当时并未引起记忆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也未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1]。1968年，英国神经心理学研究人员Warrington 和Weiskrantz 在对遗忘症患者启动效应的研究中就发现了“内隐记忆”的现象：他们用Korsakoff 综合症和额叶切除后的患者作为健忘症被试，以无脑损伤病人作为对照组，发现健忘组被试不能有意识地提取已学过的单词，但仍然保存着关于这些单词的记忆痕迹，这些单词的痕迹可用补笔等测验间接测出。这就激发了人们对正 常被试无意识的，无察觉的记忆现象的研究兴趣，并找到了理解人类记忆本质的全新途径。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 ）是指人们不能回忆其本身但能在行为中证明其事后效应的经验（Roediger,1993）。其操作定义是，在不需要对特定的过去经验进行有意识的或外显的回忆测验中表现出来的对先前获得的信息的无意识提取（Graf,Schacter,1985 ）[2]。 1.内隐记忆的研究范式 1.1任务分离范式 任务分离范式是由心理学家Tulving （1983年）提出来。他是指在内隐记忆研究中，通过改变测验 指导语，造成两种记忆任务（间接测验与直接测验），再通过考察两种记忆测验成绩间的关系来确定是否出现加工过程的分离。 在研究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实验性分离有可能只是任务外部形式上或内部心理操作上的分离，而不是深层加工过程的分离（M erikle,P.M .,1991）。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对此范式进行了一些改进。M erikle 和Keingold （1991）将匹配比较法运用于内隐记忆研究中，将间接测验表现出的比相应直接测 验更高的感受性作为内隐记忆存在的判定标准。杨治良等（1994）也使用匹配比较法对汉字内隐记忆 进行了研究。匹配比较法就是将直接测量任务和间接测量任务在形式上和心理操作上匹配起来，使他们只存在指导语上的差别。这时若出现实验分离，就有可能是深层加工过程的不同，而不是任务差异所引起。 内隐记忆研究综述 彭莉 作者简介：彭莉，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心理咨询中心，长沙，410205。 摘 要：近年来，内隐记忆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概述了内隐记忆研究中两种主要的实验研究 范式：任务分离范式和加工分离范式。同时，归纳与评价了四种主要的内隐记忆模型：阈限说、激活扩散理论、多重记忆系统理论和迁移恰当加工理论最后提出了四点内隐记忆研究对于教学的启发。 关键词：内隐记忆 任务分离 加工分离 内隐记忆 启发 社会心理科学第24卷总第101期2009年第1期总第003页 ·理论研究·
组织行为学-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组织行为学课程论文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我国新型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组织的发展迎来一个新的契机。社会组织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要素，也是社会自由发展面貌的充分体现。研究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对于突破当前社会组织面临的角色困境与今后的转型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将对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进行进一步合理探索。 关键词：社会组织；发展；文献综述 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概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政策造就的‘总体性社会’的逐步解体，由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需要所推动的我国各类社会组织逐步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1]“社会组织，又称‘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这些组织中通常包括各种冠以‘学会’、‘研究会’、‘协会’、‘商会’、‘促进会’、‘联合会’等名称的会员制组织，以及包括基金会和各种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社会福利设施等各类公益服务实体在内的非会员制组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与繁荣，90年代的转型与规范管理，近年来开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和趋势。”[2] 2006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社会组织从数量增长转向结构优化。在2006年以前，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呈现为快速增长，但近年来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明显放缓。在数量增长减缓的同时，社会组织发展中出现了较为显著的结构优化趋势：一是基金会等资助型组织、支持型组织发展迅速；二是城市基层的社区社会组织空前活跃；三是社会组织之间特别是草根社会组织的横向联系趋于紧密，社会组织网络化趋势加强；四是社会组织中的各种服务类组织发展较快，公益资源较多地向服务领域集中，政府购买服务也主要向服务类社会组织倾斜。 社会组织的资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被誉为“井喷式”的公益慈善捐赠与志愿服务热潮，带动了中国社会组织资源供给格局的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资源供给主体发生显著变化，多元主体开始取代单一主体；二是资源供给规模发生显著变化，开始出现大型乃至于巨大型基金会，政府购买服务的支出规模也在急剧增大；三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约束有所缓解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根本改善。 二．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 第一，“按照社会组织的角色理论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遭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一方面政府和公众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寄予很大的期待，或者说社会组织承担的角色期待很高；另一方面，从社会组织的角色实践来看，社会组织在现实中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制约性的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动性有待发挥，行动力也多有不足，由此导致社会组织的角色功能难以实现。就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组织常常被看作是政府管理的‘减肥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问题已经不能单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收稿日期：2008-10-08 作者简介：姜丽娜，（1981-），女，汉，浙江金华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法学专业司法心理学方向博士生； 罗大华，（1936-），男，汉，福建武平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应柳华，（1981-），男，汉，浙江衢州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生。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姜丽娜1，罗大华1，应柳华2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100088）（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8） 证人证言是最常见的证据之一。证人证言对于法官和陪审团辨别真伪，了解案情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证人证言并非总是万无一失的。即使对一个自愿陈述案情，并力求真实反映案情的证人来说，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使感知、记忆和陈述案情发生错误，而提供与案件事实和情节不符的证言。因此，证人错误记忆的问题成了心理学工作者与法律工作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包括以下内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范式、理论假说及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的发展历史 对于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才渐趋成熟。早在1841年，德国的司法官布拉维尔在他的论文《直接证人证言的不可信》中认为，由于知觉、回忆和陈述时判断的错误，以幻想补充知觉、推理与知觉的混同，再认时判断的错误，调查记录的无意识伪造等，使证人证言不可信[1]（6页）。Cattell 1895年的实验也涉及到了证人的错误记忆问题，在实验中，他故意给大学生提出误导性的问题，并让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指出自己到底有多大把握[2]（3-23页）。1900年法国的A ·Binet 提出了自我暗示与外在暗示的概念，对出于真实的记忆改变的错误 内容摘要：证人证言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证人错误记忆的发生却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文章回顾了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主要探讨了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并讨论 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范式；理论假说 中图分类号：D F7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09)03－0001－08 2009年6月第21卷第3期四川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Police College Jun ．,2009Vol．21No．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项目名称：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06JZB0011 *此项目得到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科研创新团队资助，此文系子课题“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实验研究”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