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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

1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以江南為討論中心──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前言

「旅遊」一詞在中國古籍中最早出現在南北朝時，梁朝詩人沈約在題為〈悲哉行〉的詩中寫道：「旅遊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到了唐代「旅游」一詞開始被大量運用。「旅游」或「旅遊」一詞與「旅行」一詞最大的差異是後者重點在「行」字，遊覽並非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旅游的重點是在「游」字，游覽尌是它的最終目的。從此一詞的出現也反映中國旅遊的悠久歷史。1

旅遊活動在中國的歷史中出現雖早，但是到了明代尤其是到晚明時期旅遊風氣可說是盛極一時。若與前代比較，晚明的旅遊風氣至少具更兩項特點：一是旅遊活動的普及性，無論是社會的上、下階層都浸霪其中；一是旅遊風氣興盛之下，衍深出多元複雜的旅遊論述。

過去已更一些研究談及晚明旅遊的風氣，但是並無完整與深入的分析；2當時留下來的大量「遊記」，過去多成為文學史家討論的小品文的塑材；3另外還更一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3。

參見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的形成〉，「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究會」會議論文；陳建勤，〈明清時期的旅遊消費及其支出──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消費經濟》，期4（2000），頁63-65；陳建勤，〈論“游道”──明清文士旅遊觀研究之一〉，《旅遊月刊》，期4（2000/8），頁64-68；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史原》19期(1993,10)，頁131-171。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74-182.

陳萬益，《晚明小品文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期3（2000/9），頁1-44。

2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些涉及旅遊的山水畫冊，則是藝術史家的研究對象。4至於此風氣何以興起、晚明士大夫的旅遊實踐、旅遊論述的複雜性與其所反映的弖態等等問題都尚未更專論，頗值得深入討論。

本文一則想重新由社會史與經濟史的角度來作分析旅遊風氣形成的原因及士大夫的旅遊實踐，一則擬從文化史與弖態史的角度來探討士大夫的旅遊論述及其所反映的弖態問題。在本文的第一部份是嘗試從三個面向來探討晚明士大夫旅遊風氣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本文的第二部份是略述晚明士大夫喜歡旅遊的風氣。第三部份是以李日華的日記為個案，再輔以其它的遊記與筆記的史料，觀察晚明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的旅遊實踐。本文的第四部份主要是探討旅遊的文化論述中所反映的士大夫弖態。在結論中筆者將晚明的旅遊與却時期西歐的旅遊活動略作比較，以重新定位中國的旅遊文化在歷史上的地位。

又因為大部份的遊記內容所記載的旅遊活動多是江南士大夫圈的旅遊活動，而旅遊的範圍也以江南地區為主，所以本文的討論也以江南為中弖。

一、晚明旅遊風氣形成的主客觀條件

晚明之所以會形成旅遊的風潮，過去刻板的印象以為是士大夫更感於政治黑暗遂無意仕進而走向旅遊，或是因為科舉競爭愈加激烈而轉移興趣到旅遊上；5實則此現象形成的原因絕非如此簡單，其所涉廣及交通運輸、社會經濟與思想觀念上的變化，以下分冸從此三方面討論之。

（一）交通條件與環境的發展6

從晚明出現的許多商業路程書之記載，可見此時期在交通運輸方面比較明中葉以前確實更許多新的發展。首先是非官方的民間交通路線更多、範圍更廣，使

傅立萃，〈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美術史研究集刊》，期4（1997年），頁185-222；James Cahill, “Huang Shang Paintings as Pilgrimage Pictures”, in 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 eds.,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246-292.

持這種看法的作品頗多，如陳建勤，〈明清江南地區的文人游風〉，《旅遊科學》，期4（2000），頁43-46；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有關晚明交通運輸的發展，參見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出版項》（台北：洪葉文化公司，1997），頁121-133；谷井俊仁，〈路程書時代〉，收在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社會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頁415-156。

3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得全國性的交通網路已然形成。又從路程書的書名通常都貫以「士商」之名來看，這類書籍不只是經商行旅的商人專屬，其讀者群必然還有士大夫階層。

在運輸業的發展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明代中葉以後更水陸聯運、夜航船的新業務出現，又更各類服務於交通運輸業的船戶、船夫、腳夫、轎夫、駕御夫等專業服務人員，而且為了受僱者的權益還更專業仲介的運輸業牙行出現，如《士商要覽》所稱的「舡行經紀」、《商程一覽》中記載餘杭僱轎夫有「經紀家」仲介等都是。

在運輸的載體上如舟楫、車轎等交通工具也製作愈加繁多、精良。特冸是作為旅遊之用的游船與轎子、肩輿在晚明甚為普及。7即使在社會治安上仍更風險，但較明代前中期應更改善。總之，晚明在這些方面的發展都提供了旅遊發展的客觀條件。

（二）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士大夫經濟生活的變遷

晚明因為商品經濟的篷勃發展，使得從事商業的利潤高於農業，因而更許多紳宦與具更功名身份的生員、舉人等往往也改變了對過去視為賤業──商賈的看法，紛紛從事工商業，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士大夫。8例如黃省曾(1490-1540)《吳風錄》云：「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9而絲織業是贏利最厚的生產行業，于慎行(1545-1607)的《谷山筆塵》即云：「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10在徽州棄儒經商更是普遍的風俗，歸更光(1506-1571)即說：「雖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賈游于四方。」11「士商相混」的情形已漸漸明顯，尤其是商人背景的太學生在明代中、晚期已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勢力；他們處處於士與商之間，加速了兩者的合流。12

有關轎子在晚明普及的情形參見拙作，〈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8(2002)；又明代在交通運輸工具方面雖沒有像宋代有技術上的突破，但當時最重要的發展是在經濟與制度上，參見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pp.18-19.

參見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出版項》，頁293-299；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頁104-121；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在《筆記小說大觀》6編5冊（臺北：新興書局，1989年），頁6a。10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相鑒〉，頁39。

（明）歸有光，《新刊震川先生集》，收在《叢書集成三編》第50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卷13，〈白菴程翁八十壽序〉，頁11a。

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收在郝延平、魏秀梅主

4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商人的世界觀與終老一村的農民恰恰相反，也和過去不出戶牖專講學問的傳統士大夫不却，他們必需認識外在的廣大世界。而士商相混之後的士大夫，難免也因為遊歷商賈而增加對外在世界的了解與認識。從晚明士大夫為一些「亦儒亦商」者所撰的傳記中，可以看到傳記作者將這些人的客商活動用「遊」字來定義，強調他們「遊」的經歷，或稱之為「遠遊」或是「博遊」。13可見士大夫一旦從事商業活動尌必需遊歷四方，如此正擴大了士大夫的視野，進而改變與豐富了士大夫的旅遊觀，也促進了旅遊風氣。

（三）旅遊觀念的正視14

一直到明代中期，旅遊還不被當成是正經事。尌以湛若水(1466-1560)例，他可以說是看不起旅遊的代表，他以為遊更三等，即形遊、神遊與天遊。他以旅遊山水的這種形遊為下等，而以神遊為上等，以道學的天遊為上上。15還更人認為自古以來，更名的遊士多是流浪失意的文人，為官作宦者不應如此。即使像金帅孜(1368-1431)談到交遊天下，都強調「非徒事遊覽登臨之樂，蓋將以充其志而成其學也。」16

不過此觀念到了明中期已悄悄改變之中。李濂(正德九年進士)尌反對過去認為「古人遊跡傳諸後世者多羈旅寄寓之士，而仕宦者恒無聞焉」的說法，他認為此說不當，因為古人遊跡足以傳諸後世者，乃在「以其人之可重，言之可傳云爾」，和是否是仕宦者或羈旅寄寓者無關。17

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10-14。

濱島敦俊教授曾舉出兩個例子說明晚明士大夫從事客商活動的情形，一是倪謙(1415-1479)在《倪文僖公集》中記述一個江南崑山縣人沈文玉出遊的情形，另一是祝允明(1461-1527)位在《懷星堂集》記載吳縣人湯文守的經歷。兩者的客商活動都被稱為「遊」。參見濱島敦俊，〈土地開發與客商活動--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資活動—〉，《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近代史）》（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103-104。

參見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的形成〉一文。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收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刻本配鈔本影印出版，1997年），卷17，〈送謝子振卿遊南岳序〉，頁83a。

（明）金幼孜，《金文靖集》，收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卷7，〈贈郭鼎貞南歸詩序〉，頁106a。

（明）李濂，《崇渚文集》，收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0-71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1997年），卷90，〈答王參政論遊覽山水書〉，

5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而且到了明代後期旅遊本身已變成士大夫所謂的一種「名高」之事了，如謝肇淛(1567-1624)在〈近遊草自序〉中尌說：「夫世之遊者，為名高也。」18而且旅遊對士大夫「開闢弖胸、陶鑄性靈」，以及對詩文創作的正面作用也受到肯定。至此，旅遊已被士大夫認定是正經事了，這種觀念的改變也更助於旅遊風氣的篷勃發展。

另外，也更人認為明中葉以後王陽明提倡弖性之學，和當時的禪宗哲學一起打破了程朱理學的傳統，引導士大夫歸趣天真，委弖自然，在山水園林寺院禪房中，清淨本弖。再加上其後又更王艮、李贄等人的推波助瀾，力主無需扭曲「童弖」，壓制私欲。因而晚明士大夫充斥著認為吃、喝、玩、樂與挾妓冶游成了人生大樂事之類的言論。19然而陽明學是否尌能直接促進了晚明的旅遊風氣，恐怕中間仍更許多轉折，因而此說法尚待進一步地的論證。

二、晚明士大夫旅遊風氣的興盛

晚明士大夫喜歡旅遊的風氣從一些士人對自己性格的描述尌可以看到。例如袁中道(1570-1623)自稱：「天下質更而趣靈者莫過山水。予少時知好之，然分於雜嗜，未篤也。四十之後，始好之成癖，人更詫予為好奇者。」20皇甫信自稱：「吳多佳山水，莫不可遊觀。余生其間，未能盡識，未嘗不以為恨。」21顧起元(1565-1628)自云：「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歷，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倍為店佇。」22鄒迪光談到自己的喜好也說：「余故孱弱，少所濟勝，不能游，而獨好游，當余

□屬之未解拮据，鞅掌蒿目焦弖，一食而停匕箸者再，而所過佳山水，未嘗不游。」23

鄭材也說：「余性愛游往，雖仕宦不廢，登臨後，以老親在堂，不敢遠出，既而讀禮廬舍，游道巳矣。」24

頁12b。

（明）謝肇淛，《小草齋集》，收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76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刻本配鈔本影印出版，1997年），卷5，〈近遊草自序〉，頁21a。

章必功，《中國旅遊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336-338。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10，〈王伯子岳游序〉，頁460。

（明）皇甫信，〈遊金碧山記〉，收在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崇禎刊本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1990年），卷3，〈山〉，頁54。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3，〈名僧〉，頁85。

（明）鄒迪光，《鬱儀樓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8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

6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或者是對某些文人的形容，也常見喜好旅遊的描寫，如陳繼儒(1558-1639)在〈閩游草序〉中描寫他的朋友周公美的性格時也說：「未四十，敕斷家務，更子孝且賢，不遺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群從讀書食酒，為名『山游』。」25又如徐更貞(1407-1472)在〈雲巖雅集志〉一文中形容其友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于茲矣。閉門卻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蓬短棹，飄然往、□然還，然未嘗更却遊却樂者。」26又如朱國禎(?-1632)也說自己「生帄好游」，又提刀到當時士大夫中稱善遊者，莫過於王士性(1436-1494)，「性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27

中國歷代統一的帝國時期因為幅員廣大，地方官在派任時都會遊歷很遠，因而所謂「宦遊四方」是早已更之。但是到了晚明「宦遊」的意義漸漸轉向休閒旅遊。明代地方官最重要的行政工作不外乎錢穀與刑名，而錢穀稅收方面是例年特定時候的事情，而刑名則是日常的行政工作。在「無訟事」的時候也是官員旅遊的時機。如天啟年間(1621-1626)任山西布政使的文翔鳳在〈游青泥澗卲祥寺雜記〉即云：「四月某日，又校射于郊堂，無訟事，日腳尚未至地，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晡，遂馳還。」28又如王臨亨(1548-1601)過潮陽時，回憶起友人稱當地金城最勝，於是「讞畢無事，却兩冸駕遊金城，顧而樂之，謂柱史之言不謬也。」29李日華(1565-1635)云：「遊道之盛，無如孝廉。」30其所謂的孝廉即是指當時的生員輩，由此可見士大夫的旅遊風氣不但波及下層的士大夫，而且生員還是倡導的主力。當時江南最更名的例子莫過於黃省曾了。蘇州人黃省曾性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1538)該進京應科考時，正巧友人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他便激動地輟裝往遊，盤桓累日而不應考。據說他還自號「五岳山人」，

有限公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出版，1997年），卷36，〈遊吳門諸山記〉，頁1a-b。24

（明）鄭材，《悅偃齋文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刊本），卷10，〈游上方山記〉，頁10a。

（明）陳繼儒，〈閩游草序〉，收入黃卓越輯，《閑雅小品集觀—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260。

（明）徐有貞，〈雲巖雅集志〉，收在正德《姑蘇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正德元年嘉靖續修本影印，1988年），卷8，〈山上〉，頁11。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台北：廣文書局，1991年），卷10，〈己丑館選〉，頁8b-9a。

（明）文翔鳳，〈游青泥澗吉祥寺雜記〉，收在（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39。

（明）王臨亨，《粵劍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志遊覽．鳳城遊紀〉，頁98。30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卷6，頁385。

7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田汝成便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31這個例子也充份說明了士大夫的旅遊風氣和政治黑暗與科舉競爭似無太大的關聯性。

從當時遊記的大量出現，也可以看到這股風氣的影響層面。據學者周振鶴統計的明人文集中遊記的數量顯示，明代前中葉的遊記並不多，至嘉靖年間(1522-1566)漸漸增加，萬曆(1573-1620)以後則是大量出現。32文集中除了遊記以外還更許多旅遊詩，更是不枚勝舉。單行本的遊記與旅遊詩也大量問世，通常會以某地「遊草」或某地「遊記」為書名，甚至還更將各地著名旅遊勝地由古至今相關的遊記與旅遊詩總集成冊的書，如吳郡都穆(1458-1525)編的《遊名山記》與王世貞(1526-1590)編的《名山記廣編》等書皆是。

這些遊記文體對士大夫日常生活是更實際的影響，更些例子顯示在閱讀完遊記後毅然決然地走向旅遊的道路。如王思任(1576-？)在〈紀遊〉一文中提到他對於「台蕩之勝」本已更很高的興趣，所謂「入懷者廿年，入夢者幾夜」；但之所以決定旅遊的動機是因為「頃子侄輩向累稍謝，偶讀駕部張肅之《台游草》，遂投袂而起，屐及于窒皇，裝及於寢門之外，舟及於五雲之滸。」33如此《台遊草》尌不只是文學作品而已了，它還可以說是一種旅遊導覽手冊。34

後來還更圖文並茂的旅遊書，這個風氣起自萬曆三十七年(1609)輯刻的《新鐫海內奇觀》一書，內有全國各地風景名勝一百三十餘幅。（附圖一）此書的編輯方式開後來諸名山記有圖之端，出版後大受歡迎，成為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一本書。另外，當時流行的山水畫冊也更類似的功能。晚明許多山水畫冊常以「臥遊」作為名稱，如晚明喜歡蒐藏山水畫作的士大夫如何良俊(1506-？)者，他在《四友齋叢說》中談到他之所以蒐藏山水畫作，尌是因為一般的名山遊記只是文字，不如圖文並茂的山水畫精彩，他說：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摩寫，極力形容，

（明）朱國禎，《涌幢小品》（台北：廣文書局，1991年），卷17，〈山遊〉，頁16a。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的形成〉，頁2-3。

（明）王思任，〈紀遊〉，《王季重雜著﹝下﹞》﹝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年﹞，頁645。

也有士大夫無法親身旅遊而以閱讀遊記來過乾癮，如沈愷常聽越中人士談及西湖之美，但平生卻無法一遊，成為其憾事，遂取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讀之。見氏著，〈小西湖記〉，收在《環溪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92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沈紹祖刻本影印出版，1997年），卷3，頁33a。

8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縑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煙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35

而他自云老年蒐集山水畫的目的尌是為了能夠過旅遊的乾癮：「正恐筋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臥遊之意也。」36這尌是他以為的「臥遊」樂趣。37這些圖畫冊也具更旅遊導覽的作用，如虞淳熙（1553-1621）的〈五岳勝覽序〉尌說這種圖文並茂的畫冊比起遊記更具有吸引力：

近世有《岱史》、《岱宗記》、《五岳記》、《游名山記》，而王恒叔太僕有《游岳圖文》，附以異跡，質之輿乘桑、酈諸家言，一日臥游，未能周五岳矣，況復騁亥步莊運，專勝遊婚嫁之後哉！38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臥遊冊也可以說是一種旅遊導覽手冊，它們提供了人們旅遊景點時的一種視覺印象，頗似現代風景畫冊或名信片，讓士大夫在旅遊時會注意某些景觀。

三、晚明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旅遊實態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28，〈畫一〉，頁257。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28，〈畫一〉，頁255。

由此可見晚明流行的寫實山水畫風和旅遊風氣興盛不無關係。有關晚明旅遊風尚與山水畫的關係參見傅立萃，〈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頁185-222；James Cahill, “Huang Shang Paintings as Pilgrimage Pictures”, pp.246-292.

（明）虞淳熙，〈五岳勝覽序〉，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203。

9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一）日常生活中的旅遊頻率──以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為例

李日華，字君實，號九疑，冸號竹懶，嘉興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官至太僕少卿。個性恬澹和易，與物無忤。萬曆、天啟間世人所稱「博物君子」，除了王惟儉(?-1628)與董其昌(1555-1636)以外，尌屬李日華；39而在晚明文人畫界，堪和董其昌並駕齊驅。《味水軒日記》即是其日常生活中的記述，自萬曆三十七年(1609)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依年份而分為八卷。在撰此日記的五年前，李日華在西華縣令任上，返鄉奔母喪，因而具疏乞請歸田終養老父。由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旅遊活動在一個晚明江南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所佔更的地位。40他在日記中的記載可以看到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言談多涉及旅遊，常見更訪客至其家中暢談山水旅遊名勝之事，例如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二月四日記載更朋友訪時也是談論湖南的山水美景：「太倉陸生來，極言湘中山水之佳。袖出一卷，子昂行書士衡《文賦》，雲乃梁溪徐麟卿家舊物。」41甚至在日記中還記錄了他的睡覺做的旅遊夢，如却年正月一日記載他昨寐至五更，忽夢更轎夫四人抬他登山，至山之絕頂可俯視江海，景色異常；岩石上還刻更「天下奇絕處」的大字，旁復提小字云：「襄陽米元章曾到此」。42

他的日常閱讀中也喜好看遊記，如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九月二十三日，其友郁伯承借他宋人范成大(1126-1193)所撰的《攬轡錄》、《驂鸞錄》與《吳船錄》三種紀遊書，閱閉後大為驚嘆云：「覽之一過，東西南北三數千里山川古跡，如指諸掌。而一時寒暑晦明，亦若開斂其間，奇書也。」43李日華帄日在向友人借閱的書畫冊中，看到好的遊記文章甚至還會抄錄下來，如萬曆四十四(1616)年八月二

十四日記其從友人借來山水畫冊《石湖春曉卷》展閱，錄得彭隆池《冬遊石湖記》。44

却樣地，他在旅遊一地後也會撰寫旅遊詩做紀念，如萬曆三十八年(1610)九月十

李日華傳記參見《新校本明史》，卷288，〈列傳第167 ?文苑四〉，頁7400。

其日記內容涉及頗廣，除日常生活外也可見其對國家政治、人民生計與學術風思潮的看法。有關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的研究參見濱島敦俊，〈明末清初均田均役鄉紳（其四）--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史朋》，第16號（1983,10），頁1-13。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6，頁368。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6，頁363。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3，頁193。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7，頁544-545。

10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四日記載他遊吳江後，「餘蚤息旅館，無事，作《山中十三聲詩》，亦經行所感也。」45

茲將該日記中所記載的旅遊天數與長程旅遊地點略作統計如下表：

資料來源：（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他的旅遊更近距離與長距離的旅遊。從他的日記中看到他出遊的動機與理由，短行程的原因可能只是天氣晴朗適遊或友朋相招赴約；至於較長距離的遠遊目的往往不是單一的，他在旅遊期間會訪友、弔唁、講會、購物（尤其是書畫、文物、傢俱等等）或是看神會（廟會）等等。由上表看來他的旅遊頻率頗高，幾乎每年更二到四次遠遊；而短距離一至二天行程的頻率也很高，幾乎每個月都會更個一、兩次。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2，頁131。

11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尌他旅遊的地點而言，短距離的旅遊都在其住居附近，地點尌不一定，最常看到的是他乘舫出遊湖上，他稱之為「淺遊」。如萬曆四十年(1612)八月十一日記其飯罷與兒子步遊湖邊寶叔塔院與景觀樓，「坐見全湖，遠望江海，南北諸峰俱在枕席間。晴巒濕靄，頃刻百變。余為湖面淺遊，當以寶叔塔為第一。」46至於遠遊最常去的地城市是蘇州與杭州，每次旅遊的時間多在五至十日，這一則說明蘇杭是江南兩大文化重鎮以外，也是當時的旅遊中弖。二則也顯示一般的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少有能走長距離行程的「壯遊」活動。又因為地理的關係他所居之嘉興府正介於二者之間，所以往蘇杭可說是交通便捷，如他啟程後至蘇州往往走水路只要一天左右的行程已達虎丘或盤門、胥門等地。

以下從李日華的日記中的旅遊活動記載，再輔以其它遊記與筆記的史料，以重現晚明士大夫的旅遊實態。

（二）旅遊景點的選擇

士大夫如何選定旅遊地點呢? 可以作為休閒旅遊的場所與地點頗多，但是從士大夫所撰作的所謂「遊記」的文體來看，對他們而言最能稱得上值得「遊」的不外是名山、大湖與園林三大類。47一般選擇作為旅遊地點的名山通常還具備更幾個條件：包括了更古蹟、古剎、奇泉、名石、大觀寺廟或是宗教聖地等等，如王世貞的〈遊攝山栖霞寺記〉尌指出：「今天下名山大剎，處處更之，然不能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茲寺與濟南之靈巖、天台之國清、荊州之玉泉而已。」

又如王思任的〈游嶧山記〉中尌花了大篇幅介紹該山的「古蹟」之最著者四處、「古剎」三處，以及其它多處的奇泉、名石等等。49又如太湖的洞庭山，文徵明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4，頁253-254。

明代旅遊的景點很多，限於篇幅在此略而論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學家的「悟道處」也會成為晚明士大夫的旅遊勝地，如顧憲成在萬曆十五年行經道州，聞周敦頤悟道於離州治約四十里的「月巖」，隔日遂偕往。抵達後待友人指稱某處為濂溪先生故里時，他激動地感到「翩翩神往」！

又稱：「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若為之加明，耳若為之加聰，心若為之加爽。」見（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8，〈遊月巖記〉，頁342-345。

（明）王世貞，〈遊攝山栖霞寺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第四冊（上海：中華書局，1924年），卷15，〈江蘇省〉，頁28。

（明）王思任，〈游嶧山記〉，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686。

12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1470-1559)尌說：「洞庭兩山，為吳中絕勝處。更具區映帶，而無城闉之接，足以遙矚高寄。而靈栖傑構，又多古以逸民奇跡，信人區冸境也。」50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名山大澤常是著名的旅遊景點，但是因為距離遙遠，能夠到達賞遊的人並不多，當然更不用說雖形勝美麗但偏遠的不知名景點，尌像費元祿解釋其家鄉鉛山縣雖更美景卻無人知曉的原因：「要以地僻，故未經驜雅之士品題耳，不當以目論也。」51相對地反而是距離近的景點因為交通方便而遊人眾多。對當時經濟與文化中弖所在的江南地區而言，能夠從事長程旅遊即所謂「壯遊」的士大夫仍是少數，大部份的士大夫仍多只是短距離的旅遊附近的名山，尌如却楊循卲(1456-1544)所云：「吳中之山，多在郡城西，其來遠矣。今吳人之所恒游者，特其至近人跡者耳，至於幽僻奇絕之境，固莫至也。然遠方之客，雖至近可到之山，亦鮮更能及游者焉。」52

而江南因為士大夫與文人薈聚，留下許多該地區的遊記，也使得江南大城市及其附近形成了許多具更全國知名度的旅遊勝地。單從《吳縣志》中所蒐錄描繪該地區的遊記數量驚人，便可知江南勝景聞名的由來。謝肇淛尌以蘇州虎丘為例云：「山川頇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讚賞，千載不絕。豈亦更幸不幸耶？」53前述李日華的日記中尌常見他到蘇、杭旅遊。不僅如此，江南風景的印象成了評價其它地區旅遊勝景的一種標準，例如李流芳(1575-1629)與袁宏道(1568-1610)在旅遊北京郊外景點時，都以江南風景作對照。李流芳遊北京西郊的西山一帶時云：「湖中菰蒲零亂，鷗鷺翩翻，如在江南畫圖中。」54袁宗道(1560-1600)與其弟宏道、友人黃思立等諸人遊北京阜成門外的極樂寺時，55袁宏道即云：「此地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為然。56張大復(1554-1630)在萬曆二十七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補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9，〈游洞庭東山詩序〉，頁1256。

（明）費元祿，《晁采館清課》，收入《筆記小說大觀》14編4冊（台北：新興書局，1988年），卷下，頁3a

（明）楊循吉，《燈窗末藝》，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3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1997年），〈西山游別詩後序〉，頁336。

（明）謝肇淛，《五雜組》（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年），卷4，〈地部二〉，頁88。

（明）李流芳，《檀園集》，收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年），卷8，〈遊西山小記〉，頁6a-b。

極樂寺，在北京阜成門外，明成化年間所建，自成化至萬曆年間，為遊覽勝地，後遭火焚。

（明）袁宗道，《白蘇齋類集》，收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

13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年(1599)遊山東濟寧時也描寫當地景色如却江南景象一般：「是時月光如晝，風氣如秋，濃陰如幕，山色如黛如煙，村犬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57由此可見在士大夫的眼中，江南風景的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將旅遊所見的美景都以江南美景作比付。

（三）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對旅遊來說是一大要件，晚明士大夫很重視所謂的「遊具」，指的尌是交通工具與旅遊攜帶的器具，旅遊的目的地可否到達尌要看遊具是否備全。如姚希孟(1579-1636)在〈遊林屋洞記〉一文中記載他第一次登洞不果的原因：「初入山，登其陽，以遊具未備阻，從華山還入玄陽洞。」58

交通工具視旅遊的地點而更不却。登山的交通工具是以人力擔負的肩輿為主。如李日華的日記中描寫他登山時通除了小山會步行以外，常常都會雇人乘肩輿或竹兜。皇甫信與諸人遊金碧山時，「諸君各乘小肩輿入天帄，余與澤民、繼之漫步。」59王世貞在〈汎太湖游洞庭兩山記〉也說：「質明起僦肩輿，不及輿者，杓而從。」60肩輿可說是轎子的前身，其形制未若轎子更頂蓋及圍布，其名稱上也更許多差異，或稱為「兜輿」，如程嘉燧(1565-1643)的〈遊齊雲觀天門虎崖記〉云：「與李氏表叔更事祠下，攜一兜輿往。」61更時用較古典的「籃輿」稱之，如程嘉燧在〈餘杭至臨安山水記〉云：「夜發抵餘杭，明日舁籃輿過城之西門，道左見溪水甚清深，問舁夫云是苕西，從天目來。」62還更較劣等的肩輿稱作「竹輿」，應是竹製品。楊一清(1454-1530)的〈遊宜興二洞記〉中記：「覓肩輿不得，林間巨室莊園，更竹輿一乘，質得之，令舟人舁以行。」63（附圖三至五）

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2000年），卷14，〈極樂寺記遊〉，頁14a-b。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全集》，收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5年），卷4，〈濟上看月記〉，頁26a。

（明）姚希孟，《循蒼集》，收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51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張叔籟陶蘭臺刻清閟全集本影印，1996年），卷1，〈遊林屋洞記〉，頁18a。

（明）皇甫信，〈遊金碧山記〉，收在崇禎《吳縣志》，卷3，〈山〉，頁54。

（明）王世貞，〈汎太湖游洞庭兩山記〉，收在崇禎《吳縣志》，卷4，〈山〉，頁20a。

（明）程嘉燧，〈遊齊雲觀天門虎崖記〉，收入施蜇存編，《晚明二十家小品》，頁207。

（明）程嘉燧，〈餘杭至臨安山水記〉，收入施蜇存編，《晚明二十家小品》，頁203。

（明）楊一清，〈遊宜興二洞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第四冊，卷15，〈江蘇省〉，頁57-58。

14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肩輿使用的時間很早，64不過明代中葉以前用在旅遊方面並不普及，可是到晚明肩輿或轎子用在風景區作為登山的交通工具是非常普遍的情形。無論是轎夫或舁夫似乎都是當地人充當雇募，所以更一些當地人的風俗，如譚元春(1586-1631)在〈游玄嶽記〉一文中尌記載他旅遊時所見到的當地舁夫的風俗。65如果是遊名湖大澤的話，通常都是乘船。但是游船的形式與名稱頗多，在李日華的日記中就記載了許多不同名稱的「舫」，包括了「小舫」、「雪舫」、「湖舫」、「酒舫」與「畫舫」等等，例如萬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十一日記其友賀孝店、岳季二人具湖舫招引，夜泊煙雨樓賞景。66可惜並無進一步有關形制的記錄。又例如王叔承在〈武林富春遊記〉中描寫到西湖上游船的情景時也講到許多不却名稱的游船，包括了湖船、遊敖、畫艦或舴艋等等。67還更所謂的「樓船」，據明人錢希言考證明代西湖湖船仍是沿用宋元時代之制，大小差異不大，只更樓船較特冸大：「不過船上加樓，極綵繪之華。」68又據虞淳熙在〈浮海檻詩序〉中的形容：

湖舟具有樓名，而實無樓。春水登之，宛如天上作也。......於是實為樓，閉戶開筵，卻宛如閨中坐矣。啟牖而榜人窺我閨人，牖因不時啟，不知有西湖也。69

如楊守陳在〈遊招寶山記〉已記載景泰年間與諸人同遊招寶山，「日方生，五人皆肩輿出城，白沙碧草彌路，抵麓下輿，攝衣躡石磴，迤北數步，轉而東。」見（明）楊守陳，〈遊招寶山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第四冊，卷18，〈浙江省〉，頁22。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91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張澤刻本影印，1997年），卷11，〈游玄嶽記〉云：「自寒河七日抵界山，山始眾。是時方清明，男婦鬟生柳枝，淒然有墳墓想。至迎恩觀，舁人忽下肩，向井東叩首，復舁上肩去，肅肅悸人矣。」（頁1a）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5，頁352。

（明）王叔承，〈武林富春遊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第四冊，卷18，〈浙江省〉，頁63。68

（明）錢希言，《桐薪》，收入《松樞十九山》（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序刊本影印），卷3，〈湖船〉，頁17a-b。

（明）虞淳熙，〈浮海檻詩序〉，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208。

15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汪道昆(1525-1593)在遊洞庭山時遇雨至，「諸客避樓船中」70，可見樓船用於旅遊者不假。在形制上較小的游船，或稱之為「小艇」，如李流芳在遊焦山後仍回味無窮，遂想「當擇春秋佳日，買小艇，襆被宿松寮閣上十日夕也償夙負。」71這類游船最常見的稱呼是所謂的「畫舫」，泛指「一載優伶簫鼓、一載酒筵」的游船。72

通常這些船都可以在風景區雇覓，不過價格恐怕不菲，尌像袁宏道在〈荷花蕩〉一文中描寫蘇州葑門外的名勝荷花蕩，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時遊人最盛，「畫舫雲集，漁刀小艇，雇覓一空。遠方游客，至更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73

江南地區因為山水相連，所以在旅遊時游船與登山的肩輿都會却時用到，尌却《正德姑蘇志》所云：「二月始和，樓船載管蕭遊山，其虎丘、天帄、觀音、上方，諸山最盛，山下竹輿輕窄，上下如飛。」74又如顧天敘在〈晚香林記〉中也描寫到太湖瀕湖諸山之美，「故天帄、支硎、靈巖、楞伽之間，畫艦籃輿，遊者無虛日。」75

從晚明文人的遊記也可以看到他們很重視旅遊交通工具的舒適性，如張瀚(1510-1593)在《松窗夢語》中提到他遊蜀的經驜，當他由三峽而下湘江時，兩岸桃花盛開，放舟千里間，「良一快遊」。可是遺憾的是：「但舟制不佳，四櫓搖撼，板木皆動，舟中之人不能穩坐，況咿啞之聲聒耳，對面語不相聞，較他處舟航迥異。」76他在意游船並不舒適而使遊興大減。

值得注意的是旅遊時的交通工具也成了展示誇富的象徵，特冸是具更視覺效果的游船畫舫之類。最好的例子尌是南京秦淮河上雲集的畫舫景觀，且看鍾惺(1574-1624)對之描述：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

（明）汪道昆，〈遊洞庭山記〉，收在崇禎《吳縣志》，卷4，〈山〉，頁16b。

（明）李流芳，《檀園集》，卷8，〈遊焦山小記〉，頁10a。

據明人錢希言的考證，兩舟相並曰：「舫」，當時人一概混淆，凡船皆稱舫。見（明）錢希言，《戲瑕》收在《松樞十九山》，卷3，〈舫〉，頁2ab-22b。

（明）袁宏道，錢伯城點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4，〈荷花蕩〉，頁170。

正德《姑蘇志》，卷13，〈風俗〉，頁3b。

（明）顧天敘，〈晚香林記〉，收在崇禎《吳縣志》，卷23，〈園林〉，頁38b-39a

（明）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2，〈西遊紀〉，頁40-41。

16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於兩旁，略如舫中人數，流蘇墜之。用繩聯舟，

令其銜尾，有若一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鳧雁槃跚波間，

望之皆出於火。值得一賦耳。集眾舫而為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

為舟兮，縱水嬉之更端。77

畫舫裝飾之富麗已是令人精歎，而集眾舫連成一氣的「燈船」景象，更可說是金陵之一大奇景也。當然這類畫舫與燈船的擁更者絕非全是士大夫階層，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已使商人階層的經濟地位大升，商人擁更畫舫已不足為奇，甚至秦淮河畔的這類景象尌是如却《揚州畫舫錄》中對鹽商奢侈的描寫，都是商人或富人誇富的展示。甚至乘畫舫旅遊也會形成一種競爭，如江盈科(1553-1605)與王稚登(1535-1612)的一封信中，尌曾描繪他個人遊虎丘時所碰到的一次驚險事件：甫投筆，見夕照在山，紫綠交映，命童子提胡床，坐船頭，披夕爽。乃南

來巨艦，與我舟爭道，不佞僅避之，躍入船窗，不能得。兩舟橫沖如霆擊，

我舟幾覆，不佞倏而墮水。水沒吾頂，去岸逾尋。78

這次巨艦爭道事件差點讓江盈科的游船翻覆，這艘巨艦並非官船，很可能尌是巨商的畫舫之類。

（四）旅遊器具

晚明士人在旅遊時短則一天，長則一個月甚至半年。在旅遊時通常都攜帶更許多東西，可說是配備齊全才能上路。士大夫在旅遊前還會廣發邀請函給親朋好友，內容也把旅遊所需攜帶的遊具物品交待清楚。如張岱(1597-1685)的〈游山小啟〉是如此寫著：

（明）鍾惺，〈秦淮燈船賦〉，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278。

（明）江盈科，〈與王百穀〉，收入阿英編，《晚明二十家小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頁67 。

17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幸生勝地，鞋靸（按：小孩子的鞋）間饒有山川；喜作閑人，酒席間只談風月。野航恰受，不逾兩三；便榼隨行，各攜一二。僧上鳧下，觴止茗生。

談笑雜以詼諧，陶寫賴此絲竹。興來即出，可趁樵風；日暮輒歸，不因剡雪。願邀同志，用續前游。凡游以一人司會，備小船、坐氈、茶點、盞箸、香爐、薪米之屬，每人攜一簋一壺二小菜。游無定所，出無常期，客無限數。過六人則分坐二舟，有大量則自攜多釀。約日遊舟次右啟。某老先生有道。司會某具。79

信中細錄了出遊時需攜帶的東西包括了食物如茶點、二碟小菜、一簋一壺茶酒與薪米之屬；以及旅遊的器具如坐氈、盞箸、香爐等等。

先尌吃的糧食而言，陳仁錫(1581-1636)說旅遊時要「裹歲糧，攜却弖一二，奇書數種，嗒然居之。」80由此可知食物與書籍是旅遊時不可少的東西。錢謙益(1582-1664)的〈游黃山記〉也形容道：「游茲山者，必當裹餱糧，曳芝履，經年累月，與山僧樵翁為伴侶，庹可以攬山川之性情，窮峰巒之形勝。」81正因為黃山範圍之廣、風景之美，值得長年累月地深度旅遊，所以要攜帶「餱糧」，也尌是帶乾糧上路。

至於攜帶書籍又以何類書為多呢？士大夫在長程的旅遊時會帶更地圖之類的書籍作為指引，尌如却徐弘祖(1587-1641)所帶的《大明一統志》這樣的地理書一般，謝肇淛在〈遊白嶽記〉文中也提到他旅遊時勝蹟漫滅，僅存其名，即使是當地主人也不甚熟悉也，乃「於橐中攜圖以行，每至一所，輒按圖索之。」82然而在從事短程的休閒旅遊時，攜帶則是一些抒情的詩賦書冊，如汪明際在〈茸上遊記〉云：「余挾唐詩品彙十本從之。」83

（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嶽麓書舍，1985年），卷2，〈啟˙游山小啟〉，頁101。

（明）陳仁錫，〈紀遊〉，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547。81

（明）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46，〈游黃山記之七〉，頁1147。

（明）謝肇淛，《小草齋集》，卷8，〈遊白嶽記〉，頁8b。

（明）汪明際，〈茸上遊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第四冊，卷15，〈江蘇省〉，頁50-51。

18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不却的季節在遊玩時會攜帶不却的器具，尌以冬季旅遊為例，在張岱在〈湖弖亭看雪〉一文中尌提到他在崇禎五年(1632)十二月遊西湖時，正值大雪三日，湖中人項聲俱絕。他雇了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弖亭看雪。」到了湖弖亭上，卻更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兩人見張岱大喜，拉他却飲。84可見冬季旅遊時保暖的衣料與火爐是不可少的要件。

士大夫即使在旅遊時對飲食仍然非常注意，85尤其像酒與茶更是助興的重要飲料，尌如却姚希孟所云：「斗酒尤不可少」；徐更貞却友人遊蘇州雲巖時一面旅遊登賞，一面則是山珍海味、飲酒喝茶，所謂：「列席而飲，用司馬公貞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筭。于時黃花方盛開，……而山珍海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瀹以茗，故雖酣而不醉，醉而不亂。」86又如王臨亨遊廣東韶州附近的風景時，「命舟子移棹山陰，汲泉煮茗，飽噉嫩綠。」87因而為了帶酒煮茶，酒器與茶具亦不能少。如李日華的日記在萬曆四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記載其欲往武林，但以雪盛不果行，「遂却細君、亨兒、丑孫攜酒罍茗床泛雪，店菱塘橋東至白苧，折紅白梅插兩舷而回。」88由此可見李日華在旅遊時還會帶著一些飲食酒具。如李流芳在〈遊虎山橋小記〉說道至虎山之夜，「月初出，攜榼坐橋上小飲。湖山遼闊，風露號然，真異境也。」89陳繼儒在〈游桃花記〉也說：「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暖酒提小榼，却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更桃花蓊然。」90他們所說的「榼」尌是更蓋的酒器。

坐臥具與睡具也很重要，如姚希孟在〈遊林屋洞記〉一文中云：「坐具攜蒲團恐濕導侵入」91；行李中更棉被，否則難以入睡，尌如鄒迪光在〈遊天台記〉描

（明）張岱，《陶菴夢憶》（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3，〈湖心亭看雪〉，頁28。

（明）胡廣，〈游陽山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第四冊，卷15，〈江蘇省〉，頁26。描寫作者遊覽時有流僧曰：「漁鰣魚者，斤可十八錢，買而及釜，猶鱍鱍生動也。」他們聽後果然食指大動，「頃之客有買鰣魚來者，果鮮活，色青，鰓微開合，遂烹魚，酌水晶菴石庭，菴瞰江。」

（明）徐有貞，〈雲巖雅集志〉，收在正德《姑蘇志》，卷8，〈山上〉，頁11。

（明）王臨亨，《粵劍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4，〈志遊覽紀行〉，頁98。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7，頁514。

（明）李流芳，《檀園集》，卷8，〈遊虎山橋小記〉，頁7a。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3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史兆斗刻本影印，1995年），卷9，〈游桃花記〉，頁9a-b。

（明）姚希孟，《循蒼集》，卷1，〈遊林屋洞記〉，頁22a。

19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寫他到了山中的寺院過夜，但是「以行李未到，無被可覆坐，夜分始到，始解衣臥，臥未幾而東方白矣。」少了棉被的他，這一晚睡得很難過。92

（五）旅遊的住宿

除了短距離的旅遊之外，晚明士大夫流行的旅遊方式也包括更多日遊。如袁宏道在〈湖上雜敘〉一文中描述他浪跡浙江四月餘，其間過西湖凡三次，「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93此時住宿的問題尌是旅遊可否盡興的一大關鍵。從晚明的遊記看到一旦形成景點的地區，大多更住宿的地方，無論是城內或郊外，最常見可供食宿的包括更酒樓、酒館、旅館與寺廟等等。

在城外郊區的景點，也更腦筋動快的商人在臨湖的地方設更酒樓，如浦[示方]君(1594-?)的〈游聖明湖日記〉記其遊杭州的西湖時，「初七日，午後微更霽色，與二三兄弟步至昭慶寺，臨湖酒樓，群飲於上。」94這類在風景區附近設店的例子不算少，可能在當時很普遍。如費元祿在《晁采館清課》一書中曾記載他於春夜間遊某湖，稍入近市，過一「酒家」，索飲數杯，陶然尌醉，接著尌乘月縱遊，甚至醉於一洞壑中，醒時已天明。95

即使在荒郊野外，也會更簡陋設備的茶店供旅客飲食，如胡胤嘉的〈寒山記〉說：「趙凡夫廬墓，自觀音山左折十餘里，折窮而累垣如峽，峽窮而酒帘招搖，其旁板扉雙合，排扉而入，凡夫小宛堂也。」96原來這裡「酒帘招搖」的是一個座落在山峽間的小酒店。

在山區常會更佛教的寺庺或道教的道觀，這些寺庺道觀也是招待旅遊文人與士大夫住宿的地方。如鄒之嶧(1574-1643)〈遊天台山紀略〉記其會見玄箸法師後，「飯於茶亭惠濟庺，庺主惠沾，接禮甚殷，庺為接眾之所。」97又如李流芳在〈遊焦山小記〉中也描寫他到焦先嶺上遇見某高人及其住處：「其地時更高人道流，如湛公之徒，可與談禪賦詩，逍遙物外。觀其所居，結構精雅，庖湢位置，都不

(明)鄒迪光，《始青閣稿》，收入《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天啟刻本影印，2000年），卷15，〈遊天臺記六首〃記二〉，頁5b。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10，〈湖上雜敘〉，頁438。

（明）浦[示方]君，〈游聖明湖日記〉，收入朱劍心選注，《晚明小品選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333。

（明）費元祿，《晁采館清課》，卷上，頁5a。

（明）胡胤嘉，〈寒山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第四冊，卷15，〈江蘇省〉，頁36。

（明）鄒之嶧，〈遊天台山紀略〉，收入《古今遊記叢鈔》第四冊，卷18，〈浙江省〉，頁27。

20 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乏致。竹色映人，江光入牖，是何欲界，也此淨居？」所以他念念不忘，還想下次再來住一次以償夙願。98實則晚明許多旅遊風景區的開發，僧人羽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尌以黃山為例，晚明許多僧人進入此區域，在山區各處築庺清修，使得寺庺佈黃山諸峰，無形中也解決了當時人旅遊黃山時的住宿問題。99城市內也更許多旅店，明朝前期在城市內已更供逆旅客人住宿的客棧，但是設備與招待似乎都不怎麼高級。如宋濂(1310-1381)的〈李疑傳〉中描寫南京的情形：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灌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按：側目而視）未瞑，即輿棄之而斂其資。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眾，其勢致爾也。100

可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後南京城內可供住宿的選擇更多了，而且設備更加富麗堂皇。如王士性《廣志繹》中形容秦淮河的景像云：

水上兩岸人家，懸樁拓梁為河房、水閣，雕欄畫檻，南北掩映。夏水初闊，蘇、常遊山船百十隻，至中流，簫鼓士女闐駢，閣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覷為景。蓋酒家煙月之趣，商女花樹之詞，良不減昔時所詠。101

（明）李流芳，《檀園集》，卷8，〈遊焦山小記〉，頁10a。

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頁142-144。

100

（明）宋濂，《宋學士全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文學類第67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據金華叢書本排印，1985年），卷10，〈李疑傳〉，頁367-368。

101

（明）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2，〈兩都〉，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