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功绩的赞扬

對國民黨抗戰功績的頌揚

宋復中

見到《黃花崗》第五期所刊《大陸學者痛說蔣介石》一文，本人深為大陸歷史學者的覺醒感到欣慰。眾所週知，中共建政的頭三十年中，大陸上學術界對抗日戰爭的研究只能以「蝸步」來形容，中共修纂的黨史、革命史論著對蔣介石領導的全民抗戰史實與戰績一筆抹煞，連現代史、通史類著作也全面予以貶抑，說些「國民黨片面抗戰，不斷大潰退」之類的謊言，直至一九九八年一月，中共中央黨校編印的《中國近代史幹部讀本》還以十多頁的篇幅聲稱：「國民黨對日妥協，對內反共，甚至縱容部下投降日本，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醜惡局面」，其結論曰：「它沒有也不可能起到指導抗戰走向勝利的作用」，由此筆鋒一轉曰：「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逐步成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對戰勝日本侵略者起了決定性作用」。

恣意貶抑國民黨的抗戰功勞，而且謊言重複幾十年、重複幾千次，其惡果乃是貶抑整個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歷史地位。三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曾景忠教授在《抗日戰爭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發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述評>一文，慨嘆：「近些年來，中國學者深感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不重視中國抗日戰爭，沒有給予應有的地位，恐怕與既往大陸著作只把正面戰場中國軍隊的抗敵說成不斷大潰退不無關係。如果要外國學者承認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同時又貶損中國正面戰場的抗戰，這只能是南轅北轍！」對於「中共主戰場論」，曾教授直言「中國抗日戰爭戰場是一個統一戰場，不能把抗日戰爭看成兩國三方的交兵。有關正面戰場地位的評價，說穿了也就是對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處地位的評價。顯然，在中日兩國交戰中，國民政府是中國國家主權的代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份軍隊和根据地統屬於國民政府之下，因此，日本進攻打擊的主要對象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它對敵後掃蕩清鄉作戰不僅規模不及正面戰場對國民政府軍隊的進攻，而且目的僅限於鞏固佔領地。它要解決『中日事變』，主要是與國軍作戰。它妄圖以武力進攻，逼其投降。戰爭初期逼使國府由南京而武漢又而重慶撤退，戰略相持階段發動多次戰役進攻，尋殲國軍主力；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從緬旬進攻，東西夾擊，使國府腹背受敵，

後還妄圖進攻四川，在在都是妄圖消滅或壓迫國府投降。但國府并未為其所屈，堅持抗戰到底，最後代表中國對日宣戰，受降的也是國民政府。國府曾部署部份軍隊留置敵後作戰，但主要是在正面戰場作戰，不論在戰略防禦階段還是戰略相持階段，都不斷抗擊日本侵略軍，直至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正面戰場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處於主體地位，這應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貶損正面戰場的地位和戰績，也就必然貶損整個中國的抗日戰爭」。這位「翰林院編修」層級的中共官方歷史學家，率直表明了：抗戰是國府領導的，主戰場是國軍承擔的，其輝煌戰績是不容抹煞的。這一切，不啻荒漠中的甘泉。

自八十年代以來，臺灣及海外史學界與大陸同行頻繁交流書刊、座談研討，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印的《中華民國史料初編——抗日戰爭時期》、吳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蔣緯國主編之《抗日禦侮》、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局所編《抗日戰史》等，陸續打開了大陸史學界封閉三十餘年的心扉。另有一批思想開明渴求真理的大陸學者走出國門，從美、日等國的解密史料中探討歷史真相，所以長期被扭曲的歷史事實得以逐漸恢复她的真貌。有關「國民黨抗戰」這個敏感話題是一批年輕的大陸學者上世紀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來的。這一股研究熱潮隨著中共藉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對臺灣施以新的統戰攻勢而蒸蒸日上，從而引起全民反思。這是中共當權者始料所不及的。大陸拍攝的《血戰台兒莊》電影使年輕一代覺悟到：原來抗日戰爭是國軍官兵浴血奮戰所取勝的；到《血戰崑崙關》電影上映後，中共當局急忙下令將這股頌揚國軍抗戰功績的電影、書籍立刻降溫。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由於兩岸、美、日官方史料的陸續解密，許多昔日的陳辭濫調漸漸被廣大學者所唾棄，而新的論點與研究領域則起了廣泛的共鳴，茲從犖犖大端中列舉以下數例以饗臺灣的同行們：

已往中共的史學論著對發生在九.一八到七.七期間的九一八事變、江橋抗日、一二八淞滬抗日、長城抗戰、察哈爾與綏遠諸役都是忽略不提的，而是集中力量批判國府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還把張學良臨陣脫逃解讀成「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卻沒人去追究為何張學良在東北不抗日、在熱河不抗日，忽然要躲到三千里外的陝西呼籲抗日了？但是，近幾年在大陸舉行的大型研討會上，不少學者指出：迄今沒有確鑿的史料證明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時給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個別人的回憶委實難以置信；有些學者指出：過去用以表明蔣介石下

令不抵抗的「證據」，均係蔣氏處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地方性衝突的方針，而絕非九.一八事件爆發後下的命令，張學良本人則是自覺、自主抱不抵抗態度的。從蔣張的親密關係看，倘若張想抵抗而蔣不同意，張可以違令奮起抵抗，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中東路事件就是張學良擅作主張應變的對外戰爭；錦州之役，蔣介石與中樞數次令張抵抗，張卻悄悄開溜，更是明證。(見《抗日戰爭研究》九一、九二年所刊<九一八事變六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九一八事變時期的張學良和蔣介石>等文)。

對於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抗戰，過去總說是十九路軍孤軍抗戰，因蔣介石作梗破壞,迫使十九路軍撤退云云，直至一九九六年，重慶大學出版的「高等學校文科教學用書」《中國現代史》還胡扯什麼「南京政府不准海軍、空軍配合十九路軍作戰，藉口稅收減少而停止發餉，十九路軍苦戰月餘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被國民黨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及對日妥協政策所斷送」。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軍事歷史研究》所載余子道文<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與淞滬抗戰>和《歷史研究》九二年第三期所載金再及文<南京政府對一二八事變的方針>均指出：說十九路軍抗戰是蔡廷鍇等違抗南京中樞命令的結果，是不符事實的，當時中樞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抽調第五軍增援淞滬便是證據，乃以抵抗求妥協。不能戰焉能和？

已往中共官方論著總把長城抗戰說成是蔣介石「應付輿論、爭取和談妥協的權宜之計」，但是一九九五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印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則認為，何應欽代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後「秉承蔣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長城線布防，期望阻止日軍前進」，基本上算是符合客觀史實。

關於綏遠抗戰，二○○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硬說是基於中共「八.一宣言」與毛澤東致傅作義函的影響與領導，但《抗日戰爭研究》九三年第四期所刊余子道<綏遠抗戰述論>與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史》一書都指出紅格爾圖大捷與收復百靈廟是在傅作義指揮下取得的勝利，綏遠抗戰格局的特點是：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體的抗戰局面：晉綏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和傅作義的晉綏軍是這一格局的基礎，蔣介石是支持綏遠抗戰的，中央軍是綏遠抗戰的重要組成部份。

對於蘆溝橋至武漢會戰，已往中共宣傳品均以「軍事潰敗喪師失土」一言以

蔽之，但八十年代何理的《抗日戰爭史》則認為國軍的「戰略防禦大量消耗了敵人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關於中國『不堪一擊』的政治宣傳……中國軍民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的防禦作戰，使敵人損失兵力七十萬人，在軍需補給上也發生了嚴重困難……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速戰速決的企圖，使其侵略計劃屢屢落空」，這是大陸學者站在中國人立場評述抗日戰爭的劃時代轉變，他們不再同日本鬼子站在一起辱罵中國政府與中國軍隊了。

對於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與塘沽協定的簽訂，《中國近代史幹部讀本》認為是「蔣介石懾於日本的武力」的產物，但是《史林》一九九七年第三期李華興的《蘆溝橋事變：歷史的轉折》、《抗日戰爭研究》九七年第三期蔡德金<對蘆溝橋事變幾個問題的思考>《軍事歷史研究》九七年第一期楊立強<抗戰初期國民黨中央統帥機關決策幕後>等文章咸認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要求各地部隊「確實準備」的密電，「實際上是秘密的全國動員令」。蔣介石令廿九軍增援華北，全軍整備動員，各地實施戒嚴，準備宣戰，由此可見他的主戰態度」；「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軍交涉并多次達成協議，不是蔣介石的意旨，而是背著南京中央政府與日本交涉的」；還認定「在中央統帥部內部存在著以蔣介石為首的主戰一方和以徐永昌為首的主和一方」。即便《中國近代史幹部讀本》等官訂教科書也承認「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雖然仍受國民政府管轄，但在實際上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

關於八.一三戰役，過去認為國軍被動應戰，然而《近代史研究》八六年第六期<八一三淞滬戰役起因辨正>與《抗日戰爭研究》九六年第三期<淞滬抗戰中國主動的進攻與日軍的主要作戰方向的改變>均認為，淞滬戰役是中國主動發起的，日軍挑起虹橋機場衝突後，國府制訂了開戰措施和大戰計劃。廣西師範大學九五年出版馬振犢《血染輝煌——抗戰正面戰場寫實》一書指出，八.一三戰役國軍主力集中到淞滬戰場，把侵華日軍主力吸引了過來，使淞滬戰場代替了華北戰場成為日軍侵華與中國抗戰的主戰場，此舉改變了日軍進攻方向，延遲了武漢的陷落，促成了日後三次長沙大捷，無疑挫敗了日軍沿長沙西進的既定戰略，確保了陪都重慶的安全。

關於堅持四個月的武漢保衛戰，歷來中共史著都刻意指摘蔣介石「判斷失誤，部署不當，舉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極應付，處處薄弱，罅隙百出」，然近年絕大多數大陸著作都對國軍沿長江兩岸抵禦日軍作出正面評價「敵我雙方都損失嚴重，

中國軍隊對敵人進行了有力抵抗，給敵以重創，使日本的戰略進攻被迫停止，成為抗戰的重要轉折點」。

已往大陸論著強調國府失守武漢以後在正面戰場上是「消極避戰，保存實力，避免大戰，偏安西南西北喘息，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但是近十年資深教授中似乎很少有人重彈此濫調。《史學月刊》九二年第三期刊出江于夫<武漢失守到太平洋戰爭前國民黨抗戰問題再探>一文指出：武漢失守後，國府并未消極抗戰，她組織了南昌會戰、兩次長沙會戰、隨棗會戰、桂南會戰、棗宜會戰、豫南會戰、上高會戰、晉南會戰等九次大規模戰役，佔整個抗戰期間廿二次會戰的百份之四十一，其中有些還是攻勢作戰，在敵強我弱形勢下，大多數戰役取得積極戰果，這是難能可貴的。尤其是三九年十一月至四O年三月發動冬季攻勢，以八十多個師實施攻勢作戰，遍及皖南、贛北、湘北、鄂中、鄂北、豫南、豫北、綏西，共斃傷日偽軍數萬人，打擊了日軍囂張氣燄，消耗了敵軍大量兵力。《抗日戰爭研究》九四年第二期的雒春普文<閻錫山與第二戰區的冬季攻勢>則指出，二戰區開展冬季攻勢的同時發生了晉西事變，足證抗日與反共并非絕對排斥的，「閻錫山在參與反共的同時，沒有完全停止抗日」。

對於一九四四年的抗戰，已往大陸史著均恣意渲染豫湘桂大潰退，絕口不談國軍兩個精銳師被史迪威調去印度以致華中軍力空虛。《近代史研究》八九年第三期張力<中國軍隊入緬作戰與盟國戰略的複雜關係>一文則指出國軍反攻緬北全殲、重創日軍各兩個師團，打通了中英公路，對盟軍全線反攻貢獻極大，但由於致力於國際戰場而使國內豫湘桂戰事失利，一千多萬平民流離失所。中共《黨史研究》九五年第五期賀新城<論中國抗戰的戰略反攻>、《抗日戰爭研究》九五年第三期劉五書<論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都指出，不能因為豫湘桂局部失利而掩蓋國軍在緬境與西南的勝利，事實上日軍的一號作戰并未能達到摧毀美國空軍基地與迫使國府投降的目的。《抗日戰爭研究》九六年第四期蘇盾的<重評一九四四年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一文認為「一九四四年正面戰場已形成東守西攻的戰略態勢，隨著滇西戰場的勝利，中國戰場擺脫了遭受東西夾擊的局面，為四五年東線戰場反攻奠定了基礎。從東西兩線得失看，整個正面戰場還是得大於失。

《中國復興樞紐》一書盡情歌頌了國軍第一O五師和五十七師死守常德的輝煌戰績，前者師長戰死，後者軍官傷亡達百份之九十五，連後勤人員亦全部投入

一線戰鬥，守城部隊全部壯烈犧牲。常德失守六日後終被援軍收復，說「大潰退」，顯然對浴血奮戰的前輩軍人不公。

關於衡陽之戰，已往總是說方先覺無恥降敵當了當了漢奸云云。九六年第四期《抗日戰爭研究》刊出<論長衡戰役第二階段戰役>一文，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率部堅守衡陽四十晝夜作出充份肯定。

已往史著往往渲染日軍長驅直入攻到貴州獨山，歸咎於國民黨腐敗無能。《抗日戰爭研究》九六年第四期李剛<豫湘桂會戰之黔南作戰>一文則指出蔣介石制定的「確保黔邊，屏障陪都，相機擊破敵人」戰略方針是卓有成效的，日軍孤軍深入，兵力單薄，故其進攻迅速、撤退也迅速。同一期上趙可的<靈寶戰役述評>指出四四年豫湘桂戰役中的靈寶戰役阻擊了日軍西犯潼關威逼關中的攻勢，從而穩定了西安與大西北後方，戰事十分激烈，故不能用「大潰退」「不戰而逃」等字眼醜化這一重大戰役。

對於美軍將領，中共歷來是吹捧史迪威而貶抑陳納德的，蓋因前者在中國戰區參謀長任上力主軍援中共的八路軍，而後者則對蔣介石比較親近。近年大陸學者漸漸學會以國家民族而非個別政黨的利益來評價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如《近代史研究》八八年第五期金光耀<試論陳納德的空中戰略>一文指出，陳納德應蔣介石要求，把對日軍發動空中攻勢作為在華助戰的首要目標，希圖使美國空軍成為中國戰場的主力，然史迪威則只把空軍看作地面作戰的輔助力量，致使陳納德發動大規模空中攻勢的希望化為泡影，從而延長了中國人民的苦難，「這一原來純粹的軍事問題，就與政治問題牽連在一起了」。這樣的結論，對蔣介石在抗戰後期要求羅斯福總統撤換史迪威之舉，作出了明晰的解釋。

已往大陸史學著作一味埋怨國府「沒有以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而單純實行消極防禦陣地戰」。然而《歷史研究》九五年第四期王建朗<二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外交綜論>一文則指出，從淞滬會戰、徐州會戰到武漢會戰持續十五個月之久，國軍以劣勢裝備、用血肉之軀抵抗日軍進攻，其重要戰略意義乃是掩護國力西移，為持久戰建立西南西北抗戰基地，倘指責其過多過大過快的損失，似非公允。事實上徐州、長沙會戰都採用過運動戰、游擊戰配合陣地戰的戰法。有人批評國府抗日仰賴外援，事實上弱國抵抗強國不能不爭取外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府「苦撐待變」是無可厚非的，當時國府在外交上爭取友邦、孤立敵

人，這才得以反敗為勝。

過去大陸史著往往拾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之餘唾，口口聲聲蔣介石「避戰，躲進峨眉山觀戰，坐山觀虎鬥」等等，但大陸著名史學家劉大年在《抗日戰爭研究》九二年第二期所刊<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統一>一文中指出，「蔣介石實行的還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許多學者認為，毛澤東等中共早期領導人著作中對國軍抗戰表現的歪曲，是出於對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激烈政治鬥爭環境的需要而作出的宣傳與報復，未必盡合事實。例如已往總說武漢失守後蔣介石就積極反共消極抗戰，但是抗戰與反共這兩者并非積不相能的：就國民黨而言，抗戰固可以聯共，但反共未必不抗戰。有反共不抗戰而至投降者，如汪精衛之流；也有既反共而又堅持抗戰不投降者，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編按﹕問題是蔣介石為什麼要既抗日又反共，問題更是在於中共究竟有沒有真抗戰，甚至是專打友軍、不打敵軍，豈但是游而不擊、而且是一心擴張以準備打天下？如果是這樣，則堅持抗戰的蔣介石也要反共，到底對不對？）揆諸史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國軍與日軍多次會戰，還主動發起攻勢，這能說她「消極抗戰」嗎？真相是愈辯愈明的，在今日大陸的史學界，無論老、中、青，仍然頑固地堅持郭沫若陳伯達等人的陳腔濫調者已經為數不多了，因為後者早已在中共自己營壘中被鬥倒鬥臭，前者則被大陸學術界視為「四大不要臉」之一。隨著郭陳之流的身敗名裂，大陸史學界已經擺脫了長期的思想桎梏，因而對蔣介石、對國民黨的整體評價會日趨理性化、科學化，海峽兩岸學者在歷史研究上也會產生更多的共識。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極左派對大陸綿延三代民眾的歪曲宣傳，刻意將歷史研究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業已形成一種積重難返的局面。以上摘引之撥亂反正言論至今仍僅限於資深研究員、教授的層面，他們比升斗小民、芸芸眾生更多接觸官方密件與國外、境外文獻，所以思想日趨開明、觀念也不同凡響。可是，在大陸鋪天蓋地的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通俗雜誌、近代史辭典、名人辭典等等，至今仍堅持郭沫若、陳伯達等左王的歷史觀，後者雖在毛澤東時代早已被鬥臭，但他的主要論點與提法仍被大量沿用於低層次的近代史出版物；而從大陸的中央至各省市，教育部門及編寫教科書的部門一向是極左派的頑固堡壘，其主事人等迄今死抱著「寧左勿右，左是觀點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的態度，甚至最近還鬧出國務院教育部發出教學大綱指示各地教科書編纂人

員「不再視岳飛文天祥為民族英雄」的大笑話；在福建晉江，大漢奸施琅的紀念館之規格遠遠超逾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紀念館，端的是黑白顛倒、忠奸不分。職是之故，欲把高級研究員與資深教授的研究成果融合到各級教科書中，還需要一段漫長而艱巨的歷程，這也進一步說明，海峽兩岸的統一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在日益興盛的現代史撥亂反正潮流中起著尖兵作用的，乃是以辛灝年(高爾品)教授、謝幼田教授為首的五十多位大陸留美學者，他們本可在大洋彼岸錦衣玉食，「國家事管他娘！」然而基於愛國家愛民族的良知良能，他們慷慨輸款在紐約創辦了《黃花崗》季刊。他們原本就是大陸有名的專家學者，或電腦專家、跨國公司高級行政人員等等，但卻孜孜不倦地澄清了一個又一個的中國近代史疑題，又透過講學、出席研討會等機會，以真理的雨露滋潤大陸的同行們。這五十多位大陸旅美學者，與泛濫歐美臭名昭著爭錢爭名內鬥不已的某些所謂「民運份子」截然不同，他們才是中華民族的良心。從他們身上，世人可以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

二00三年三月卅日於華南某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