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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论汉语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论汉语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试论汉语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也为中国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学习汉语汉字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块敲门砖。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字是迄今为止人类还在使用的唯一的表意文字的代表。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汉语汉字是其精髓。从宏观上看汉字汉语对中国文化形成的影响,特别是看其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特质,从而知己知彼,在跨文化交流中找到一个更好的立足点。

关键词:汉语汉字形象思维整体思维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语言学界和哲学界一个老课题。强调语言对思维影响的观点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一个“三起两落”的过程。19世纪前半期的德国哲学语言学家洪堡特()最早提出了“每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命题,认为语言是各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20世纪上半期沃尔夫提出了包括“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的沃尔夫假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认知语言学从语言的产生、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从汉语的特点出发,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命题,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沃尔夫假说的某种认可和肯定。潘文国更在总结中外200年来68中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是人类认知与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这一关于语言的新定义。

(一)汉语汉字与中国人的形象思维

汉字是迄今为止人类还在使用的唯一的表意文字的代表。从汉语的角度看,表意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形象性。与之相对,表音文字最大的特点就是抽象性。人们常说,汉族人先天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汉语只是文学的语言而不是科学的语言,等等。切不管这些说法对不对,但至少是看出了不同的语言文字造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表意文字的“形”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约定俗成的象征性意义,不管其形体如何变化,象征性意义却牢牢存留在使用者的心里。因而方的太阳、四条腿的鱼不影响其为太阳、为鱼,“扌、忄氵亻”不影响其为“手、心、水、人”之意,没有一个中国人看到“扌”旁会不想到这个字与手的动作有关。至于某个字的意思在历史过程中起了变化(如“枪”现在一般都不再用木头制造),或者失落(如不知道为什么皇帝的自称“朕”字与“舟有关)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影响汉字整体的表意性。

“六书”之外,汉字由于形体众多,有时其整体字形也会给人以某种信息。例如“高”字给人的形象就很高大,“哭、笑、胖、瘦”字等都是意如其形。因而长期以来中国人喜欢忘形生义,已成了一种民族心理。说话、写文章都喜欢以形象、事例来说明。我们如果把先秦诸子的哲学著作与古希腊哲人的哲学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哲人特别喜欢形象的比喻,庄子、韩非子更是其中的翘楚。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著作就更多抽象的说理。发展到后来,《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论衡》等更是变本加厉,贾谊在《过秦论》的开头,为了说明秦国的野心,更是一口气用了四个形象的说法:“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欧洲后代的哲学家,从笛卡尔到休谟,到康德,到黑格尔,一个比一个抽象,一个比一个难懂。这不能不说是不同语言造成的不同论说心理。

汉字的造字心里影响了造词。汉语的词语也特别富于形象。例如把头叫做“脑袋”,好像是装脑子的口袋,实在妙不可言。又如一个团体的最高负责人,英语叫leader,“带领的人”,意思比较抽象,汉语叫“领袖”,就寄托了很多含义。有人说“领、袖”是一件衣服(特别是古人的长袍)最关键之处,长袍不易穿着,也不易折叠,但只要一抓住“领袖”,就一切妥帖了。还有人说“领,袖”是一件衣服最容易磨损玷污之处,谕指领袖人物更需要洁身自好,等等。又如表示尺度的词,英语爱用length、width、height等抽象词,汉语常用一对具体概念来表示,如“大小、长短、多少、高低、宽窄”等等。其他如“开关、收发、裁员、矛盾、红绿灯”等无不体现了这种智慧。即使在理论论述如文学评论、文章组织中,中国人也不爱用抽象的名词概念,而爱用一些形象的词语和说法,诸如“文如看山不喜平”、“神龙见首不见尾”等,以及“开门见山、针线缜密、画龙点睛、虎头蛇尾、狗尾续貂”之类。直至今天,中国人写文章,还是喜欢形象性强的作品,一篇论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例子,是会让人昏昏欲睡的。

(二)汉语汉字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

“相生、相克”的理论最好不过的说明了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于网络之中,受到其他事物的影响和制约。中医学说就是建立在系统论思想上的,同样,汉语汉字也为中国人的系统论思想提供了佐证。

整体论系统论的思想最典型的体现在汉语的造字构词上。汉字有非常强烈的整体性、系统性。汉字分两个层次,

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独体”的文既独立成文,又是构成合体的基础;另一方面,所有合体的“字”都能拆解为“文”,依“文”在“字”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系统。例如:“木”是一个“文”,本身单独存在表示“树”的意思。进入合体的“字”以后,它可以做会意字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做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分别构成不同的系列。

进入会意系列的有:林、森、休、果、東、束、末、本、困……

进入形声形旁的有:松、梅、树、枯、桥、材

进入形声声旁的有:沐、炑、狇、

“木”字做声旁的不多,其中“狇”只组成“狇狫”,是古代对少数民族“仫佬”族的贱称,现已不用。“炑”字也比较生僻。但有的字作声旁的很多,如:

令:领、零、岭、玲、伶、龄、铃

这就使全体汉字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现在尽管有的形声字表形、表声都不那么严密了,但不能就因此以偏概全,以为形声字都没有用了,这是对古人留下的财富的不尊重。事实上,有些混乱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汉语整体性在造词上的表现主要是双字词(多字词可以在双字词基础上类推)的构造上。在双字词中,每个字的作用相当于合体字中的“文”以之为出发点,可以分别形成以前字为核心的字族和以后字为核心的字族。例如“学生”是个双字词,从“学”字出发,可以形成在前和在后的两个词族:

学问、学者、学院、学界、学术、学期、学派、学会、学校……

美学、文学、数学、教学、汉学、大学、哲学、医学、国学……

同样,从“生”字出发,也可以形成在前在后两个词族:

永生、民生、新生、先生、寄生、人生、长生、更生、书生……

生日、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生殖、生涯、生成、生气……

如果以“学生”为中心点,以“学”为横轴,“生”为纵轴,就可以画成一个十字形。

西方语言如英语就没有这种便利,如上述第一行“学X”英语要分别说成:Learning,scholar,college,circle,academical,semester,school,society…

学生或外族人在学习时必须一个一个死记。因此相对于汉语的系统论,英语这样的语言可说是原子论的。

如果说形象思维使中国人偏爱于具体的形象的表达,则系统思维使中国人在思考中鼓励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同时也养成了中国人喜欢在系统中思考问题的思路,碰到问题爱考虑“左邻右舍”的感受,而不大会任由个人的性子胡来。例如中外都强调“以人为本”,但西方说“以人为本”的时候,“人”是相对于“物”甚至他人在内的个体,“以人为本”常常以个人甚至以“我”为本。而中国古人谈到“以人为本”时毋宁说是以“人伦”为本,即更多地要考虑人际关系和人群的和谐。中国的“以人为本”可能最反对的恰恰就是“以个人为本”。

小结:

汉语汉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学习。随着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人想要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汉语汉字就是中国的典型代表。汉语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关系密切,通过汉语汉字的学习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学习西方国家发达社会的位置,现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黄金时期。最后,作为翻译人员,承担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光荣使命,我们只有自己真正了解了本国的语言文化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

参考文献:

《语言的定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1期

《中文读写教程》潘文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汉语汉字的特点和文化功能

汉语汉字的特点和文化功能 摘要:汉语与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作为语言与文字的符号具有其自身特点,而且具有极为强大的文化功能。汉语具有语音、语法与词汇三个方面的特点;汉字的特点则包括高频字集中、形声字多、单音字多与构词潜力大。传播功能、确证功能与镜像功能是汉语与汉字所具备的三大文化功能。 汉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和基础,以及世界文明宝库中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独特的方块汉字,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唯一没有间断而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有着鲜活生命的物体。它蕴藏着丰富的审美和诗意,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魅力。基于汉字本身魅力而产生的这些艺术和文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文明体系中都不曾具有的。 关键词:汉语汉字文化特点功能 1汉语,中华文明传承的媒介 1.1汉语的特点 1.1.1语音方面 音节界限分明,乐音较多,加上声调高低变化和语调的抑扬顿挫,因而具有音乐性强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汉语的语音没有复辅音在一个音节内,无论开头或是结尾,都没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联在一起的现象。因此,汉语音节的界限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比较整齐。

元音占优势汉语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一个音节可以只由一个单元音或者一个复元音构成,同时,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也比较多,因元音是乐音,所以汉语语音乐音成分比例大。 有声调每个音节都有一个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和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 1.1.2词汇方面 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基本形式由于汉语的单音语素多,所以由它构成的单音词和双音词也较多,词形较短。同时汉语中的单音节基本上都是语义的承担者。这些单音节可以作为语素来构成大量单音词,也可以合起来构成合成词。 汉语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构成新词由于汉语中有意义的单音节语素差不多都能充当词根语素,词缀语素少而且造词能力较弱,因此,汉语中运用复合法组合词根语素构成合成词的情况最多。 双音节词占优势汉语词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趋向双音节化。过去的单音节词有的被双音节代替,如“目——眼睛”、“石——石头”。有些多音节短语也被缩减为双音节词,如“外交部长——外长”,“彩色电视机——彩电”。新创造的词也多为双音节的,如“弱智”“离休”。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三音节词也有所发展,但 双音节词仍然是多数。 1.1.3语法方面 汉语缺乏形态,即缺乏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例如英语“She loves me”和“I love her”,同是一个代词“她”(或“我”),做主语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

受到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中会造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 思维方式的差异首先造成的就是言语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信息传达上,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和联想,为了使文章生动、形象,经常使用丰富的形容词和比喻,而且,在切入正题之前往往还要进行很多铺垫。而对于西方人来讲,这种做法只会减弱信息传播的效果,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空洞和夸大其词。因为西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英语的写作,比较注重逻辑的紧密和事实的陈述,一般来讲比较低调,即使是一些名人的著名演讲,也没有很多华丽的词藻。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西方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中国人由于采取整体优先与和谐至上的思维定势,因而认同集体主义,在中国人的社会氛围中,祥和、安宁、合作、顺从始终占主导地位。西方人由于主要采取分析思维与求异思维来看待事物,因而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对立面,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存在,个人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西方的民主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人们不崇信集体也不崇信任何权威,而认为不论是集体还是权威都是由契约形成的,个人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有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此外,中西方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西方人从总体来说相信那些经过分析方法证明的东西,他们相信科学实验、相信问卷调查结果,而不轻易相信经验和直觉,对于中医学他们可能感到比较神奇,出于冒险和刺激心理,有些人可能会接受如针灸和汤药等中医疗法,但是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医。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导致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西方人习惯于竞争,喜欢表现白我,崇尚冒险、刺激、新颖、花哨,而中国人则往往觉得西方人的这些表现过于张扬,为人肤浅。中国人由于注重整体优先的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分你我,工作一起干,吃饭付费往往是抢着付钱,而西方人则是明确地分清是非和你我,彼此之问保密隐私并不认为是不信任,相反,像中国人那样随便打听别人的收入、年龄和私生活,反而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总之,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西方人在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上的差异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逐渐增多,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问的差距也在逐步减少,中国文化正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西方人到中国来之后也能“入乡随俗”。

论汉字与古今汉语语词

论汉字与古今汉语语词 文字虽然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各民族的文字表现的是各民族的语言。但是文字并不是完全消极地表现语言,它反过来对语言也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其中对语词的发展影响尤为明显。汉字不仅对古代语词有影响,对现代语词也有影响。下面我们分析这种现象。 一、汉字与古代汉语语词 古代汉语语词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古(宋、元、明、清)。上古文献除用一些联绵词(或称联绵字)外,几乎都是用单字词的;中古文献,多字词有所发展;近古文献,多字词明显增多。但总的说来,古代文献还是以单字词为主体的。以单字词为主体与汉字的关系更加密切。汉语语词发展的趋势是由单字词向双字词、多字词发展。深入了解单字词,便能进一步探讨双字词、多字词的源流变化,从而进一步了解汉字反过来对汉语发展所起的作用。 世界上不论哪一种语言,总是以明确简洁为佳。在这一点上,汉语是突出的。联合国里正式文本使用中、英、法、俄、西班牙以及阿拉伯文。这几种文字,中文本最薄,而其语言文字能完整无缺地表达文本的内容。可见汉语文是最简明的。 文字产生前,各民族的语言已有区别,语言有的冗长,有的简洁。有了文字记载,其文字也会促使语言向冗长或简明方面发展。 我国祖先创造的汉字是一种“词型文字”[1],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口头上同音的词,书面上用不同形的字表示,词义明确,不会混乱。汉字单字词的构词能力比西文强[2],在上古它已能适应口语里的单词的发展。先秦、两汉的文献只用一万一千二百多字,而汉字单字的发展能力可达数万、十数万[3],故大有余地。人们说话一般要求简明,如用单字词表达意思无障碍,总喜欢用单字词而不用多字词的。汉字的使用,也反过来促使汉语口语中的单字词不断丰富发展。汉语口语中使用单字词的数量早已超过世界上其它民族语言使用单字词的量。由于汉字是一字一音节的,因此它是世界上各民族语言中使用单音节最多的语言。汉语的单字词为数多,除少数的词外,大部分词中的各字又有其独立的词义。故构双字词的能力,汉字也比西文字母强。西文字母只能表达口头语音。人们说话时出现同音词可用手势、表情、语调、上下文等语言环境帮助区别。如果写成文字,西文对许多同音词是难区别的。因此西文的同音字、同音词绝对不能多。这样,西文只能向创造不同音的词方向发展,用增加词数来满足表达语言的需要。西文相当多的词要用20-30个字母构成,双音节的词少,单音节的词更少。汉语双字词(双音节词)占大多数,而西文双音节词只占一小部分。可见汉语言文字较欧西的简洁。此其一。 其二,汉字一字一义,搭配灵活。 古代汉语语词,基本上是没有形态标志的。其词性不能从单字词上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读古代文献时,只要词义明确,语句中的词性一般是不会弄错的。原因何在?主要是古代汉语的词性是由词序决定的。词序是句法范畴。汉语的句法是比较简明而稳定的。我们查看三千多年来的文献的句式,“主语——谓语——宾语”这一顺序始终是汉语中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句式。汉语语词只要置入这一句式的某位置之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该词词性之所属,不必斟酌什么词性的形态标志。例如“春风风人”的第一个“风”,在主语位置,必定是“名词”;第二个“风”在谓语位置,必定是“动词”。“雨雪交加”中的“雨”是在主语位置,必定是“名词”;“冬十月雨雪”(《左传·桓公八年》)句中的“雨”是在谓语位置,必定是“动词”。又例如:“水火不相容”中的“火”在主语位置,必定是名词;“昆虫未蛰,不以火田。”(《礼记·王制》)中的“火”在谓语位置,必定是“动词”;“十万火急”中的“火”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培训资料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中国人的这种依赖自然的生存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和限

浅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_姜勇

浅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姜勇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围世界的一种思维习惯。心理学将思维定义为借助语言、表象或动作实现的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认识,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在头脑中运用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经验,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的高级元认知过程。人类通过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从而形成概念和解决遇到的问题。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反映了处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和群体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的认知特性。 尽管人类的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并发展,但在心理学框架内对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却始于上个世纪。心理学家荣格的“人格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的思维特性。荣格的人格类型包括内倾与外倾,从功能上又可以组合成8种,分别为内外倾的感觉、直觉、思维和情感型。荣格的理论成为后来西方心理学家探讨思维方式问题最直接的启发者。20世纪30年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阿德勒提出的“生活风格”也包含了思维方式的成份。在阿德勒看来,个体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每个人都发展了一套自己独特的适应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着一个人对待他人与世界的反应方式,进而体现在个体对人生三大问题(社交、职业和恋爱)的解决上。到20世纪60年代,“个人建构心理学”创始人乔治?凯利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风格的影响,他认为个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人独特的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心理学家迈尔斯等人在研究管理者人格问题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提出了著名的梅比人格类型指标,用以衡量个体的认知风格。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的“心理自我管理”理论也探讨了思维方式的问题。按照斯腾伯格的观点,我们的日常生活受许多方式的统治和操纵,这些管理我们日常的活动或使用哪些能力的方式就是思维方式,个体的思维方式随着情境要求的不同而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社会化的过程。斯腾伯格把思维方式分成了13种,这13种思维方式又可以汇聚到5个维度上,分别是: 功能——强调新思想的产生、管理和对问题的分析与评价,包括制定、执行和判断。 形式——强调激励的目标是单一的、层级的、竞争的或者是非系统的,包括等级、专制、独裁和无政府主义式的思维方式。 水平——包括整体和局部的思维方式。范围——包括内部人际取向和外部工作取向的思维方式。 学习——包括开放和保守的思维方式。斯腾伯格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编制了著名的《思维方式测查表》,该表是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而设计的,后来心理学家费奥纳等人又将思维方式引入管理咨询并编制了一套测量个体思维方式的量表,应用该量表可以区分出26个维度的思维特性。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思维作为高级的元认知活动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人们普遍假设所有 人群都具有相同的诸如归类、学习、演绎、推理、归因等基本的认知过程。从18、19世纪欧洲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开始,到派尔盖特的认知理论、20世纪中期的学习理论,再到现代认知科学都接受这一假设。然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基于不同本体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并不一样。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的思想、信念及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文化对人的影响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第三层次是对人们的潜在假设的影响。斯腾伯格等人编制的思维方式测量工具是针对西方人的,没有考虑到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反映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差异。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形成、塑造、影响中国人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血缘根基基础上,以儒道互补,追求内圣外王,是讲求天人合一的乐感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延续很长,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和强大,没有为诸如航海(希腊)、游牧或其他因素所削弱或冲击,虽历经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很少变动。这种血缘根基让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尊重经验,而忽视开拓创新。儒家思想正是建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适应的协调关系,天既不是人匍匐顶礼的神圣上帝,也不是人征伐改造的对象,天人合一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适应和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和崇拜。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中国人思维方式里和谐、折中、矛盾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映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信仰方面是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乐感文化”。西方文化强调人生是原罪,重个人奋斗,期望以赎罪来获得神眷。由于信奉独立上帝的存在,西方人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是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人们享乐于尘世之中,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是中国的传统精神,也即是所谓的中国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更重视整体性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视分析性的知性逻辑,认为事情总是变化的。儒家文化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就具有乐观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溶化各家,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由于有这种稳定的反馈系统以适应环境,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也反映为强调求同,所谓“通而同之”,“求大同存小异”,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国人的实用主义重视从长远的、系统的角度客观地考察和思索,而不重眼下的、短暂的得 失胜负与成败利害。这是一种历史(经验)加 情感(人际)的理性。情感不越出人际界限,理智不越出经验界限,即中庸。中国人倾向于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而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实用理性使中国人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保持一种中庸的方式: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这些传统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心理学家在研究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社会事件归因中发现美国人对事件做内归因,强调行动者,忽略其所处的环境,而中国人做外归因即强调情境因素的影响。在棒框实验中,中国人的成绩比美国人差一些,就是因为中国人把判断目标和背景当作一个整体。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他成长与生活的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与衡量。在对比中英文报纸报道卢岗(留美学生杀人事件)与McIlvane(美国一投递公司职员,因为失业而枪杀上司)事件我们发现,中文报道更多地强调环境因素对此二人行为的影响,而英文报道更多地强调个人内在特征的作用。 在对比中美大学生看待问题方式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认识论方面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中美大学生认识论的差异 在以中国和美国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大学生对辩证格言的评价、在解决社会冲突时所采用的方法、在与人争论时所偏好的论据形式、处理矛盾信息时的方法时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辩证思维倾向。在其中一项关于东西方辩证思维差异的实验研究中,给出了两个情境:母——女价值冲突(valueconflict:3位母亲在如何教育孩子上观念不同,现在她们的女儿长大了,反对母亲的观点)和上学--玩耍冲突(school-fun conflict:3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作业与考试的压力,觉得目前的教育很没意思),让被试评价在冲突中谁应负责,如果被试认为母女双方或是学生与学校双方都有责任就被认为采用的是辩证思维。从下表的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采用辩证思维方式。 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的比较我们发现,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关注个体的 (下转第191页)

现代汉语的历史与特点

现代汉语的历史与特点班级:星期一七八节 姓名:吴蕾学号:2009119114 院系:美术学院 语言总是属于一定的社会或民族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汉民族的语言就是汉语,它是随着汉民族的形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传播起过巨大的作用。汉民族的历史是悠久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大多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使用汉语的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汉语成了国内各民族之间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也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在世界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汉语在东方文化史上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东亚、东南亚邻邦的语言和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汉语和汉字曾随着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一起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一直到现在,汉语词汇在这些国家的语言里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构成了这些语言的基本词汇里非常大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大多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日渐提高。1973年,联合国大会把汉语列为联合国的6种法定工作语言之一(其他5种分别是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汉语的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受到了各国的广泛重视,要求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形成了学习汉语的热潮。 2. 现代汉语的历史来源与文化背景 现代汉语是近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近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元以后有两种明显的趋势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发生:一种表现在书面语方面,就是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种表现在口语方面,就是“官话”逐渐渗入各个方言区。 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先秦就产生了“雅言”,汉代又有“通语”,它们都是当时统一的书面语。但是在古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克服不足,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辨证”为主,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

论汉字改革成拼音文字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

论汉字改革成拼音文字的必要性和 不可能性。 必要性:汉字不能标记汉语的语音,因而汉字形体复杂,笔画繁多,产生不少字形体相似,不易区别的汉字。加之汉字数量繁多,汉字的难读、难写、难记、难认是造成我国至今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盲和半文盲的一个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一直在推广普通话,但是直到今天还有近半数的人不会讲普通话。由于汉字没有明确的读音标示,造成我国语音‘南腔北调’‘语不同音’,也是普通话难以推广的根本原因。如今计算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已经普及到各个角落乃至家庭。计算机的核心软件操作系统,编程语言都是英语,所以说英语国家的人,可以在计算机上自如的读写信息,对话以及编写各种程序进行计算、设计和各种控制。对我国而言,一方面,汉字信息处理必须通过编码,这繁杂的程序以至影响我国长期以来计算机水平难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五笔输入法难记难学,许多人选择拼音输入法,然而拼音输入法最大的缺点在于选字,这严重影响了打字的速度和效率,这又体现了汉字在应用上的缺陷。因为社会不断发展,新生的词层出不穷,汉字受到一定的冲击,这必然要求汉字需做出调整和改革。

不可能性:汉字改革有其必要性,然而也有其不可能性。第一,文字必须适用语言的结构特点。汉语是单音节语,语素基本上是单音节的,没有形态变化,因而和方块汉字十分吻合。第二,从文字本身的状态看,汉字和拼音文字也各有其长短。汉字记录语言的语素,词,而不记录音素、音节,故有贯通古今,超越方言的特点,具有稳固性。拼音文字记录语言的历史原则和现状原则各有缺陷。第三,汉字和汉语形音分离,故形体可不随语音变化而变化,汉字如变成表音文字,会演变成书面语的分裂,会使各方言分化成不用的语言。汉语方言复杂,彼此不能通话。如果改成表音文字,各个方言就会演变成口语、书面语形式都不同的语言,不利于民族团结。第四,汉语音节结构比较简单,数量有限,而语素数量则很多,故语言中同音语素特别多。一旦实行拼音化,这些原来用字形来来区别的不同语素就无法识别,会无法从数面上区别同音词。势必会给语言文字的使用带来麻烦和混乱。第四,有些无形可象的字用假借,故把文字作为一个语音符号来运用,具有了表音文字的发展趋势。但形声字的大量出现,是汉字的创造十分便利,从而遏制了汉字的表音倾向。第五,表音文字不利于继承文化遗产。第六,表音文字不利于继承书法艺术。总之,汉语的实际状态还难以实行拼音化。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浅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一)

浅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一) 论文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著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感情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感情,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

汉语汉字特点及其文化功能 上传

汉语,汉字的特点及其文化功能 摘要:中国特有的汉语汉字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特有历史文化。汉语汉字的特点有其存在的历史环境和背景,最终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完善也从未离开过汉语汉字的支撑。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汉语汉字在文化的发展和表现上有着不可缺少的功能和意义。 关键字:汉语汉字语言特点文化功能 杜超老师在《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一书中说:所谓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1]。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很难说存在文化;而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的众多方面。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1 汉语汉字的特点与现实 1.1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而这文化的表达与体现正是由汉语和汉字来实现的。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许国璋认为[2],“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的从属感,这个祸是谁闯的?”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的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 1.2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

简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简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 中国人的思维有比较强的直觉思维能力,这种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十分有帮助。西方的科学重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注重方法与技术上的操作与实验,要求用精确的数字来把握所认识的对象,同时通过归纳法概括出一般性的原理与规律。特别是在伽利略与牛顿时代,思辨的、演绎的人们和技术的、归纳的人们建立了紧密联系,使得这些科学家们既是实验家,又是理论家与思想家。但是,中国人的思维基本上说是浑沌的、粗疏的,同时也是凭直觉性的整体性把握事物 中国人的思维 1、“天人合一”:推崇“整体思维” 2、“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善用“辩证思维” 3、“叩其两端”:喜欢“中庸思维” 4、“顿悟成佛”:偏好“直觉思维” 5、“唯上是从”:习惯“权威思维” 6、“这有什么用?”:讲究“实用思维” 7、“月印万川”:爱用“形象思维” 8、“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偏爱“循环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 象形文字中的象思维与超常感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关注和找寻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与流程。然而,一个多甲子过去了,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尚没有在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方式与基本特征上凝聚出共识。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遇到一位研究古汉字多年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认为:其实,中国的象形字就是最好的老师,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好书。顺着老人家提供的思路,在《说文解字》中找到了许慎对象形文字的精解:“象形文字,先象后形”。接着,又在老子《道德经》中找到了三处关于“象”的阐解,如第21章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第35章的“执大象,天下往”;第41章的“大象无形”。仔细揣摩许慎与老子所言,人们也许会问,许慎和老子所说的“象”指的是什么?华夏古人在始创汉字时是否真的看到了宇宙自然的“象”?几千年前的古人对“象”的认知是否真的超过了今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创新思维、创新潜能与华夏古人的象思维是否有所关联呢?下面就对上述几个问题谈谈微浅看法。 中国的一位艺术史学家认为:许慎与老子在谈及“象”时虽不是针对美学问题所言,但这些话却是华夏古人审视人与自然过程中获得的特殊体验。在绘画艺术或美术创作中,中国古代的艺术大师们之所以能在“象与非象”、“形与非形”中得到超越,正是在于他们在观察人与自然的诸多的“形”时获得了“象”的灵感。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美学教授指出:“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的表现方式。而所

论汉字文化圈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2001年第2期(总第111期) 论汉字文化圈Ξ 史继忠 (贵州省文史馆研究员,贵州贵阳 550001) 摘 要:“汉字文化圈”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局限于汉族,而且影响国内许多民族,并辐射到东亚及东南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字;文化圈;民族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1)02-0045-04 O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I Ji2zhong (Guizhou History Culture Institute,Research Fellow,Guiyang,Guizhou,550001,China) Abstract:“The cultural circle of chinese characters”makes an impontant part of world culture l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Han nationality but has influenc upon many minorities at home,In addition,it has exerted a great impact upon East Asia and S outh2 east Asia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 ey w ords:chinese characters i cultural circle;Nationality “文化圈”的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内尔和奥地利的施密特创立的,核心是文化传播论。文化的多元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有的淘汰,有的衰落,有的崛起,于是,获得优先发展并处于强势的文化,便向四周辐射,影响其他文化,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因素的文化圈。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文化圈,说法不一。即令把它减少到最低限度,“汉字文化圈”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不仅存在,而且范围极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汉字是它的重要标帜,用汉字来表现各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制度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等。在这里,汉字既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正如法国学者汪德迈在《新汉字文化圈》中所说:“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的内聚力一直十分强大,并有鲜明的特点。它既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行于四邻的汉字。” 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看,“汉字文化圈”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是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圈之一,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本文分三个层次叙述:汉族、汉字和汉文化的形成为“本圈”;由于它的主导作用 而影响国内其他民族形成“内圈”;而它在国外的扩散则构成“外圈”。 一 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人口超过10亿。汉族的形成,与别的民族显然不同。如果说世界上许多民族走的是“同源异流”逐步分化形成道路的话,那么,汉族则走的是“异源同流”的路,融合了许多民族成份,吸收了多种民族文化,逐渐成长壮大。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汉族的形成,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汉族渊源于“华夏”,而“华夏”则是夏、商、周不同部族的结合体,谓之“诸夏”或“诸华”。秦汉是“华夏”演变为汉族的重要时期,前提是中原经济发达、文化高涨、政治空前统一,因而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共同的文化特征,于是周边民族便把汉朝版图内具有这种文化特征的人统称为“汉人”。魏晋南北朝,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内迁,中原汉人大量南移、文化交融,血缘混杂,促进了汉族的发展。唐代呈开放势态,许多“胡人”留居中原,一部分汉人又移往边疆、吸收的民族成份更加广泛。宋辽金元时期,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相继而起,北方民族南下,有相当一部分融入汉族。明 Ξ收稿日期:200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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