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浅析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摘要：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开明的封建君主,他统治时期出现的“贞观之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享有盛誉。“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诸多因素,但是李世民的用人政策以及决定其用人政策的用人思想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但他实行的用人政策以及决定其用人政策的人才观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其人才思想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为灵魂，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以“不拘一格选人才”为方式，以“用人不疑，用其所长，精简高效”为原则。本文将从其重人、选人、用人、容人等方面探析唐太宗的人才观。他的治国之道备受后世推崇。而在他所有的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最为重要，至今深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太宗治国方略人才观贞观之治
李世民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总结并吸收历代特别是亡隋在用人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条正确的用人路线，推行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用人政策，使一大批人才集中到他的麾下，跟他一道“治乱世，共安危”，同心同德共同开创备受后人交口称赞的盛世时代。他的治国之道备受后世推崇。而在他所有的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最为重要，至今深具借鉴意义。本文将对李世民用人思想的几个侧面进行分析。
一、重视人才，唯才是举。唐太宗一生非常重视人才，重用人才。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得人然后得天下。他重视人才胜于金银财宝，在论述人才的重要性时说：“虽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求人之贵也。”
他在自己的诗词文章中，经常表露出思贤若渴的迫切心情。他曾写道：“治主思贤，若农夫之望岁，哲后而求才,若旱苗之思雨。”唐太宗还认为，只要有一批忠臣良将与自己交接相处，又何必祈求于神仙的相助呢?
唐太宗不仅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还在秦王府的时候，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由于李世民周围聚集了一批能臣干将，因此遭到他父皇兄弟的嫉恨，幕府宾僚纷纷被调离秦王府。秦王李世民的心里又着急又害怕。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其他的人走了也就罢了，杜如晦虽位列下僚，但聪明识达，有王霸之才。主公如果只想守个秦王的位子，用不上杜如晦；主公如果想经营天下，非用此人不可。”李世民听房玄龄这么一说，立即改容待之。后来，杜如晦在贞观年间被封为蔡公，位至仆射。房玄龄、杜如晦都成为历史上的名相。杜如晦死后，有一天，唐太宗吃到一种瓜，觉得味道很好，忽然不自觉地想起了杜如晦，君臣之情，怆然思之，不禁潸然泪下。唐太宗留下一半瓜，叫人送到杜如晦的灵前，算是让这位秦府的旧臣、朝廷的故相也尝尝这难得的美味。
他即位后，公开颁布求贤的诏书，如《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手诏》、《荐举贤能诏》、《令天下诸州举人诏》、《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等篇。至于平时与辅弼之臣在谈话中要求推举贤才的，更是数不胜数，他在位23年，亲自任命的宰相有22人，其中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岑文本等，都是著名的贤相。他在战争中重用了一批杰出将领，如尉迟敬德、李靖、李勣、秦叔宝、程知节、薛仁贵等。唐太宗得到了这一大批文才武将，在治国安邦中真正起到了匡辅的作用。
唐太宗除亲自选择了像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将相外，还身体力行地考察、选拔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并要求身居要职的宰相应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
他本人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命百僚上书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马周从布衣中超擢，是唐太宗求贤心切、慧眼识英的生动例子之一。
刑部尚书张亮被谋反罪牵连入狱，太宗令百官论处，多数人主张“亮当诛”，唯殿中少监李道裕说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在盛怒中竟把张亮杀掉。不久，刑部侍郎有缺，太宗“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①遂授道裕刑部侍郎。唐太宗就是这样眼睛向下，随时随地发现、选拔人才的。
唐太宗还多次要求身居高位的宰相，要为他广开耳目，求访贤才，不要纠缠于日常琐碎事务。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高祖遗臣右仆射封德彝不重视选拔人才，给予严厉批评，他说：“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所尚未有奇才异能。”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岂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同年，太宗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应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关词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
②所以，他采取措施要求百官荐举贤才。贞观十--年，唐太宗对大臣宣布，“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贞观十八年，太宗亲自下诏，要求各州县荐举人才，由他面试从中挑选。对各地所荐之人，被太宗召入内殿，提出治国安邦问题，要他们回答。被问的人多为庸才，“莫能对扬，相顾结舌”。他考虑到可能他们太紧张，就命令将口试改为笔试，结果往往虽然构思多日，但理既乖违，词也很庸陋，因此这些人终于落选。此事足以说明太宗在挑选人才上是十分认真的。
太宗用人不拘一格，用人唯贤。公元626年，李世民一当上皇帝，就向他的臣下申明他用人的规矩是：“设官分职……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贞观七年，他再次申明：“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 “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不论远近、亲疏、新旧，乃至昔日之仇敌，唯才是举，量能授官。这就
是唐太宗用人的基本政策。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
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徵。魏徵在隋末诡为道士，初投瓦岗军，曾效力于李密帐下，后归依窦建德。所投皆为李世民平定山东时的敌对势力。及窦为唐军所破，又在太子李建成东宫效力，官至太子洗马。他虽职位不高，却自称曾经劝谏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争斗中先下手为强。这样一个几乎处处与己为敌的人，李世民却能爱惜其才而摒弃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阳卢承庆父、祖皆隋官。贞观中，太宗任其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选举，卢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能够团结曾经是自己敌对阵营的人才，这对于唐太宗稳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笼络人心，减少反对派，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唐太宗还做到了举贤不避亲，贞观七年，太宗要提拔长孙无忌(国舅)，无忌推辞，怕人家议论太宗任用亲戚。太宗对无忌说，我任用官员选择人才，“唯才是与”。如果没有才能，就是亲戚也不用，像襄邑王神符就是这样。如果有才能，虽然是有仇隙，我也不弃他，魏征这些人就是这样。今天任用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亲戚的原故。
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二、德才兼备但不苛刻的用人标准。在选择任用人才时，唐太宗十分注意对人才进行具体分析，把德行放在选用人才的首位，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舍其所短，用其所长。
贞观三年，他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①这充分说明太宗对选拔对象，不单看其能，更注重看其德，把“悉其景行”放在首位。
贞观六年，他与魏征在讨论选择人才时，又再次强调把“用得正人”的标准和慎择善人放在重要位置，他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②魏征也提出：“今欲求其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代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唐太宗赞同并肯定了这一观点，在实际中加以运用。可以说，唐太宗与魏征这段对话，奠定了唐贞观期间的用人准则。
唐太宗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用人如器”、“舍短取长”，充分发挥各人所长。有的用其“多谋善断”、有的用其“善处理杂务琐事”、有的用其“忠直、秉公办事”、有的用其“敢于犯颜执法”……。这样，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各类人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才群体结构。
三、信任部下，用人不疑。身居极位、集生杀大权于一身的唐太宗，深知作为人君，如果昏庸，被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之徒所迷惑，曲意接受谗言诬陷，就会使忠臣含冤受害，失去了人才，国家的安危也就受到很大威胁。所以，他特别注意用人不疑，去谗保才。
贞观初期，太宗反复对大臣阐述去谗保才的观点，亲自写了二篇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他曾说：“朕历观前代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巧令朋比，暗主庸君，莫不迷惑，忠臣孝子，泣血衔冤。……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朕欲防萌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谗佞之徒)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利于市朝，以谄谀之姿，恶忠良之在己上，怀其奸邪之志，怨富贵之不我先。…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毁德败心，莫逾于谗佞。……故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
从唐太宗对待尉迟敬德的事例，可以进一步说明他用人不疑，是一贯坚持的原则，唐太宗吸取隋文帝用人“多疑”的教训，认识到“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①采取了“洞然不疑”的作法。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将领，归降唐太宗不久，同归的降将皆叛，唐太宗手下的人疑敬德必叛，把他囚于军中，并请即杀之。太宗闻知后，即令释放他，并请敬德到他的卧室，赐以金宝，对他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敬德深受感动。不久，在与王世充交战时，太宗亲上前线视察，陷于重围。世充猛将单雄信直刺太宗，敬德拼死相救，横刺单雄信坠马，才使太宗脱险。
为了不使群小之辈利用广开言路之机，诽谤正人君子，谗害忠臣良将，唐太宗决定采取法律措施，对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拨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但唐太宗十分了解房、杜两人的忠诚和才能，识破了陈师合的弹劾是妄事毁谤。于是对陈师台给予法律制裁，流放到岭外。从而使真正的贤士良才安心任事，充分发挥他们治国的才华。
四、崇文重教，培育人才。唐太宗在安邦治国的过程中，深感人才的重要，他除了广开才路，知人善任，注意发现、考核、提拔人才，在各民族、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征集人才外，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崇文重教，培育人才。他说：“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敷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性怀辩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
唐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在武德四年海内渐平，太宗就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
吸引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可见在战争刚取得胜利后，唐太宗便设置文学馆，开始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以开辟人才来源。
唐太宗办学取士，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为三百人。大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为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为五十人，书 (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种学校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由国子监领导，共招学生二千人，最多时共八千人。……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
唐太宗还在各地大建校舍，仅京师增建校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藩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
大办学校，大兴科举，大量培养选拔人才。在当时最被人羡慕的是“进士科”。有一年，唐太宗在端门看到新进士联翩而进时，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五．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伴君如伴虎，权力使君臣之间的沟通更难。阿谀奉承之辈环绕，成为不明是非的昏君，也是加速衰败的一个原因。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相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集思广益，共商国策。
谏议大夫魏征忠心又耿直，他向太宗进谏，前后多达 200余条，不仅在唐朝休养生息、注重教化、完善郡县制度等国家大政方面，提出正确的见解，而且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他写的《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10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仍把他作为贤士重用，甚至将《十渐不克终疏》作为当朝执政的座右铭。魏征去世，太宗痛失良臣。感慨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向唐太宗学管理》一书归纳了唐太宗的用人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要人才，不要奴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吕国荣指出，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大凡真正有作为的人才，多是有主见、有思想、有傲骨的刚正不阿者。他们对上司不合实情的指示不会盲目遵从，或据理抗争，或犯颜直谏，总会表现出“逆态”、“逆性”。正因有魏征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六．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惟才是举”是中国历史上用人方面的一个优良传统。唐太宗是继承、发扬这一传统的杰出人物。他曾申明：“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并在实践中努力实行了这一原则。
对于自己的众多的宗亲故交，唐太宗在任用上从不徇私情。襄邑王李神符是他的叔父，虽立有战功，但不善于管理、节制部属，而且腿脚有疾，行动不便，因此太宗不顾其不满，令他去职回家。太宗的另一位叔父李神通是灭隋兴唐的功臣，但在后来作用逐渐减小，所以地位、待遇不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对此他极为不满，公开责问太宗：“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太宗回答：“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安坐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唐太宗的这种公正的分析与处置，使诸将无不折服，“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在另一方面，唐太宗对那些原来反对自己或属于自己敌对营垒，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能捐弃前嫌，委以重任。魏征早年曾参加瓦岗军反隋，后归降唐朝，在太子建成府中任太子洗马，是李建成的心腹谋士，“见太宗与隐太子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后来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建成、元吉，迫高祖李渊让位。他平时很看重魏征的才能，但知道魏征曾劝建成图已，就召魏征来责问他说：“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周围人见太宗声色俱厉，都替魏征担心，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作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非常欣赏魏征的风骨，怒容消解，并且格外礼遇魏征，很快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多次召魏征入寝宫，询问治国之得失。魏征颇具治国之能，为人亦正直无私。他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之效力，敢言直谏，前后建言二百余事，皆切合时要。后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参掌枢要，协理国事，贡献甚大。唐太宗曾高度赞扬他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人名臣，何以加也。”魏征病死后，太宗“望哭尽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太宗对魏征之重视，于此可见。唐太宗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君主，能够做到用人不亲私故，不弃仇敌，诚属难能可贵。后人誉之外开明皇帝，是并不为过的。
七.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的第一名相，被太宗视为“左右手”。史书记载：“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已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太宗即位后，以房玄龄为中书令。论功行赏，又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为第一，不问资历、亲疏，唯一功绩、贡献为标准。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太宗委任房玄龄以重任的同时，又非常关心尚书省的政务。一天，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在指出房玄龄等埋头琐务而忽略求贤之后，为避免左、右仆射为琐事纠缠，太宗下敕规定：尚书省细务，专由左、右丞处理，“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这中间既明确了宰相的主要职责，又从制度上作出规定，反映了太宗用人，不仅倚重信任，而且关心爱护。
贞观后期，太宗在用人问题上仍然有十分可取之处。本来，广开言路、鼓励直谏，都是为了听取有益意见、招揽贤才。可到后来，渐渐被扭曲成为“讦人细事”，甚至成为告密的手段。对此，太宗始终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贞观十年（636）起，他不断强调：“自今复有为此者，朕以谗人罪之。”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命太子监国，房玄龄留守京师，一切大事皆可独自处理，无须奏请。太宗远离京城后，一天一个男子自称有紧要之事上告，被送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问他告什么，他说我就告你。房玄龄听说告自己，立即将此人通过驿站快速送往太宗行在。太宗问他告谁，他说告房玄龄，太宗二话没说，命将此人就地处决。然后，下诏批评房玄龄：“公何不自信！”到贞观二十年（646），连元老重臣萧禹也向太宗进言，说房玄龄与其他宰相“朋党不忠，执权胶固”，只不过还没有反，所以“陛下不详知。”太宗一面批评萧禹，一面再次表现出自己用人的态度：“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之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综上所述，由于李世民有一个比较进步的人才观，能坚持任人唯贤，所以在他的周围始终集聚着一大批出色的管理人才。这对唐朝初期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最终出现了“贞现之治”的繁荣局面。
参考文献：
①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长沙岳麓书社
⑤王志胜从“贞观之治”剖析唐太宗的用人之道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⑥庞祖喜也论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⑦熊萍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及其影响船山学刊
唐太宗的诗歌创作
唐太宗的诗歌创作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胡绍玲 摘要：唐代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繁荣局面，是一个诗歌艺术天才成批涌现的时代。本文分析唐代帝王唐太宗的诗歌创作及其对唐诗的影响，发掘其促进唐诗繁荣中所起的作用，以期拓展唐诗繁荣原因之视域，尽现帝王对一代文学之影响。就初唐前期诗坛而言，唐太宗对扭转齐梁文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其突出文学理论思想的前提下,他不反对文学应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唐太宗的各项政策有力地促进唐诗向前发展；唐太宗个人的诗歌也颇具时代特色，可圈可点，主要分为抒写怀抱，写景咏物等四类。唐太宗为迎接盛唐诗风的转变起着先导作用；对初盛唐的诗坛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初唐诗坛有传世作品的作家约三百多人，如果选一代表诗人的话，应首推唐太宗李世民。这样说是符合初唐诗坛的实际的。其一,唐太宗挟帝王之威,扭转着齐梁文风,为开创唐诗的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以后盛唐诗的繁荣，做了充分的铺垫。其二,唐太宗重视文学之士,君臣文咏,推动着唐诗的发展；其三,唐太宗以博大的政治胸怀积极从事文学活动,表明他是初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如《全唐诗》收录其诗约九十多首。所以《全唐诗》编者在评价唐太宗文学地位时说:“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①其评价是公允的。 唐太宗的诗歌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抒写怀抱之作。高祖李渊建唐,倚重于唐太宗李世民。在血与火的磨砺之中,唐太宗言志抒情,其诗作传达着高迈的情怀。试看其《还陕述怀》：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 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 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 诗以高亢激昂的情调,抒发着唐太宗高远的政治追求。“慨然”二字领起全诗,一方面将人们带入隋末群雄纷争的过去,另一方面又以包吞宇宙的气势睥睨着一切。抒写怀抱在唐太宗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他的《经破薛举战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类诗作以气势取胜。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李世民的用人之道 何元茂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中国传统史学界认定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星皇帝”。盛世局面的形成除了归功于他出众的文才武略，而高超的用人艺术更是关键所在。其用人思想历经重重岁月而光辉不减，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才行并举 唐太宗以才行取人的思想，不同于曹操的“唯才是举”，其人才标准更为全面，是兼顾才能与德行两个方面，其中的“行”作为人才标准，则更具有动态性和实践性。唐太宗在人才评价标准上突出德的首要地位，强调人才道德素质的首要价值。德是才的统帅，决定才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和范围。无德之才必将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 弃怨用人 唐太宗非常赞赏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举人胸怀。他一贯主张：“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即使是子弟和仇人，也不得不举。”宰相是朝廷重臣，任命时皇族是十分慎重的。唐太宗皇帝生涯23年，在先后任用的12个宰相中，有的是前朝的皇族，有的是高祖李渊重用过的人，这些人能为太宗所用，正体现了唐太宗非同凡响的择人标准和胆识。与朱元璋“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的用人思想具有相似之处。魏征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唐太宗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竟成了他的高参和宰相。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是中国封建帝王时代最理想的君臣关系。魏征病逝，唐太宗亲临吊唁，放声痛哭，并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施恩御人 唐太宗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当贞观盛事已经形成后，回顾自己的用人思想时，他颇有感触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皆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朕从其语，天下大宁（《旧唐书·魏征传》）。是“威权独运”以用人，还是“布德施惠”以用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思想，必然造成不同的君臣关系、上下关系，并且最终造成不同的人脉关系和政治局面，这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议，在用人时除了牢牢掌握权力驱动之外，还大力培植与臣下的亲和关系，即同时运转权力驱动与情谊驱动这两个动因去驾御人才。 赏罚分明 赏罚乃统军御众之柄。唐太宗在《贞观政要·卷三·封建篇》中强调“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他的堂叔李神通，既是开国元勋，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封官定爵时，李神通不甘人后，李世民当即指出，“叔父首倡举兵反隋有功，救我之命终身难忘。但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你曾全军覆没；刘黑达卷土重来，你又望风而逃。我不能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就滥行赏赐。”唐太宗在用人治事时，对各级官吏始终严格考察，按照政绩来决定升降，不受诌媚，赏罚严明。为此，他还设立了专门的考功机构，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标准，以此作为监察官吏的尺度。 如器用人 唐太宗把用人比作好木匠做家具：“智慧的人取其谋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谨慎，各种人物要兼而有之。良匠不放弃任何木材，明君不放弃任何人才。不要因为有一样短处就忘掉他的长处，也不要因为毛病而掩盖他的功绩。可以取长补短，人尽其用。”正因为唐太宗对大臣总能用其所长而避其
《唐太宗论弓矢》阅读答案翻译译文中考语文试题解析理解
《唐太宗论弓矢》阅读答案翻译译文中考语文试题解析理解 唐太宗论弓矢 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①，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②，弓虽动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③，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④，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导读：唐太宗治下的“贞观盛世”，其主要成因就是他能够“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治理天下是这样，读书上进不也如此吗? 注释：①近以示弓工：近来把它给造弓的工匠看。②脉理皆邪：木头的纹理都不正。脉理，指木纹。③务：事务。⑩数延见：经常召见。数，屡次。 精练 一、解释加点的词 1．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 ) 2.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 ) 3．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 ) 4.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 5．联少好弓矢( )( ) 二、翻译 1．自谓无以加。 2．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三、唐太宗说：“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1.“识之犹未能尽”指的是什么? 2.从这段话评价唐太宗的为政。 【参考译文和答案】 92．唐太宗论弓矢 皇上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少时喜欢弓箭，得到好弓数十张，自认为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近来把它们给造弓的工匠看，却说‘都不是良材’，我问那原因。工匠说：‘木心不直，则木头的纹理都不正，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我这才明白先前的分辨不精了。我凭弓箭平定天下，辨别它还不能详尽，何况天下的事务，能够都知道吗?”于是命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班休息，多次召见，向他们询问民间的疾苦、朝政事务的得失。 一、1．教皇太子读书的官员 2．从前 3．不正 4．事务 5．皇帝自称箭 二、l.自认为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2．于是命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 班休息，经常召见，询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国家政事的得失。三、1.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 2.这段话说明唐太宗不但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且善于触类旁通，从自己的不足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以此来改进自己的执政手段，这样他治天下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这也是形成唐代贞观之治的主要原因吧。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 唐太宗李世民( 599-649) ,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 唐代第二位君主, 唐高祖李渊之次子。世民出生于武功( 今陕西武功西北) , 儿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 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 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 615) , 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 今山西代县) , 年仅16 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 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 617) , 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 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 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 天下大乱, 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 积极招兵买马, 准备举兵反隋, 夺取天下。武德九年( 626) 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 发动“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 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 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帝位, 是为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之后, 励精图治, 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 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 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而唐太宗卓越的人才观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归结起来，大概有广开才路、用人之长、用人不疑、虚怀若谷这几点是唐太宗的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一、广开才路 当下很流行的一句话“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唐太宗就深深的懂得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的付诸于实际行动。唐初，各种人才盛极一时，贞观一朝人才辈出，并不是说人才是真的多，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关键在于统治者善于发掘和使用人才，使得天下人才为天下所用，帮助天子以创天朝上国。“不
以卑而不用, 不以辱而不尊”, 是唐太宗用人范围的思想基础。他所招揽的人才，不计派别、阶级、亲疏，重用的人才中，既有来自名门世家的李靖，又有曾聚众为盗的薛仁贵；既有从一开始就跟随他打江山的房玄龄，又有从敌人手下吸纳的张玄素；既有出身贫寒的马周、秦叔宝、程咬金，也有曾当过死敌太子建成心腹的魏征、韦庭；还有曾阿谀奉承隋炀帝的裴矩，只要是有用之才，他都乐于启用，结果是这些谋臣学士猛将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谋略。、 二、用人之长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即使是人中才俊也都会有他自己的缺点，如果有这些人才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统治者就要“扬长避短，各取所长”，在实际用人中, 唐太宗充分体现出了“各取所长”这一原则。在朝廷掌权的大臣中, 各有其特点与长处, 却又都不是全才。唐太宗从不责备, 而是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 因人制宜, 分别委以与其长处相适应的职务, 使他们的才智都能得到比较充分 的发挥。用人难，难在善认。唐太宗在这一点却做得恰到好处。例如，唐太宗把房玄龄和杜如晦搭配起来使用。李世民发现，房玄龄能提出许多有见地的谋略，但他不善于选择，很难决定施行哪一条。而杜如晦虽不善于谋划，但精于决断。于是他每次都让两人到自己的居所讨论裁定，房玄龄说：“如果没有杜如晦，我什么也筹划不了。”二人密切合作，同心辅佐太宗，形成了著名的“房谋杜断”的人才结构。 三、用人不疑 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为了让人才能够敢于发挥自己
最新我最欣赏的者及其之李嘉诚
我最欣赏的管理者及其管理之道 我最欣赏的管理者就是李嘉诚。之所以欣赏他是因为在高中阶段就听说他特别受人爱戴，受人尊敬，我也想成为他这样的人。由此原因，我就特别想深入的了解这位伟大的人，这才知道李嘉诚老先生不仅在人格上突出，管理方面是更有其成功之道，值得我们大家去了解去学习。 李嘉诚说：“作为一个司令，你不需要去管实际操作，你只要懂得运用战略便行。管理之道最简单是知人善任，但是先决条件，则是要令下属对公司有归属感，让他先喜欢你。”他靠一个制度，令公司多年来运作良好。每有重大决策时，他都会先听取决策部门各人的意见，到他得出结论时，再与他们讨论，直至对方同意他的说法为止。所以李老的一个管理之道就有制度。这个制度要以理服，人让大家都有归属感，让大家都喜欢心甘情愿的工作。 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人才： 汉高祖刘邦曾经这样总结他从一介平民成为大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筹集钱粮，保证大军的物质供应，我不如萧何；指挥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英杰，但是我能用他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李嘉诚的用人之道，与刘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开创自己前无古人的商业帝国的根本原因。创业伊始，李嘉诚选用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人才。宁损自己也不亏员工，留人先留心，使员工具有极大的积极性，从而企业也具有很强的活力。企业发展壮大后，老员工的知识和业务技能就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李嘉诚又适时任用富于开拓精神的青年专门人才。这时候，李嘉诚对公司的事务不再事必躬亲了，而是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人事管理上。——《李嘉诚谈管理》李嘉诚说的对，一切总是发展的，应该随着时段，不断更新，时间是磨练
唐太宗事迹
唐太宗事迹 篇一：唐太宗善于用人的故事 各有所长，各尽其能 山东聊城文轩中学张玉英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曾说过：“用人不在于如何减少人的短处，而在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这一理论在唐太宗身上演绎的淋漓尽致。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很丢面子，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计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
从王珐的评论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开创了大唐帝国的雄伟基业，更是为后人树立了用其所长的丰碑。 篇二：魏征、马周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李世民：死了都要爱VS死了都不放过你 意林20XX年03期“历史碎片” 李世民：死了都要爱VS死了都不放过你 ●马少华 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哥俩儿一个爱提问题，一个爱听问题，都达到了没心没肺的终极境界。 然而，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魏征去世后没几天，李世民就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还把已经答应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衡山公主给要了回来。这确实让人很难理解，几天前还如胶似漆，恨不得把对方当镜子，刚死了没几天就立马砸了人家的墓碑，还不顾皇家的脸面公然毁约。 不过，从另一个人的事来看，倒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魏征死后六年，也就是贞观二十二年，中书令（相当于宰相）马周去世。这马周也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贞观名臣。当年李世民搞了一次征文大赛，让大臣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结果武将出身的常何拔得头筹。李世民当然知道常何有几斤几两，要让他写出这么有水平的文章，就是杀了他也办不到，于是就问他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唐太宗管理学
唐太宗管理真言: "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宽厚爱民"。今天中国很多企业家、管理者将唐太宗的管理之道运用到现代管理中。 一、选才 对人才的重视、尊重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他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天下之才皆为他所用，集中大众的智慧。他相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他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曾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 企业用人，关键在于看得准、用得对。这样，人才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否则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见。唐人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发现人才的"伯乐"。 二、用才 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典型的"逆才"，他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威仪扫地。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一贯将魏征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唐太宗在怀念一代名臣魏征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正因有魏征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在企业中只有相信下属，用人不疑，才能与下属建立起密切关系，
上下一心，做好事情。每一个下属，都渴望获得领导者的信任。如果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下属就会受到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三、爱才 唐太宗选贤任能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问出身。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魏征则是政敌李建成的谋臣。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流砥柱的人物，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嘉诚由一个出身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企业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其用人之道。李嘉诚的企业取名"长江"，就是基于其不择细流，有容乃大。精于用人之道的李嘉诚，不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胆起用不同才能的人，而且在企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注重任用经验丰富、极具专长的"客卿"。他的"智囊团"里既有朝气蓬勃、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又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客卿"。 四、用真情 唐太宗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从而认识到存百姓就是要让百姓生活安定，只有安定百姓，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才能富强，这是最重要的"为君之道"。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贞观之治的君明臣贤 ——《贞观君臣论治》读书札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唐太宗一生文韬武略才华出众，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平定突厥，各国来朝，一手创建了著名的“贞观之治”。这盛世局面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唐太宗个人的文才武略，更是源于他出众的用人之明。 具体来说，就是四个字：知人善用。 首先，唐太宗善于知人。魏征果断敢言，正直进谏，不畏权威，但缺乏处事的圆润；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有些不切实际；长孙无忌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圆润得体，但领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马周遇事果断，性格忠实正直，评论衡量别人能秉公直言；褚遂良有才识学问，性格坚强正直，竭尽忠诚。唐太宗对于的评价都非常中肯，而且符合实际，不能不说是有知人之明。 再者，唐太宗善于任用人才。主张用人取长补短，兼而用之。唐太宗能正确对待人才德行能力的差异，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也有不足之处，在使用时要尽量发挥人才的长处，避开其短处，尽量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贞观初年，共同掌管朝政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唐太宗的信任，他们的长处是多谋善断，史称“房谋杜断”，而短处是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才，贞观三年分别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唐太宗的重要辅佐大臣。而对于李靖、李勣两元大将，则长期让他们握有重兵，驻守边关，为唐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特殊功勋。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各种人才都能量才而用，使大批的文臣武将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 所谓君明臣贤，有了唐太宗的知人善用，便有了贞观时期的人才辈出，这些人才在贞观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建功立业，从而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发展。 其中，对“贞观之治”起作用最大的当推魏征。他不仅向太宗提出施政方案，还不断督促唐太宗切实实行。十几年间，他以直言进谏为己任，成为唐太宗的一面镜子。在太宗击败东突厥志得意满时，他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在太宗晚年政治退后时依然勇敢进谏，保证了贞观时代的稳定发展。 在贞观时期的宰相中，另一位不得不提的人便是房玄龄，在宰相位上十四年，人称贤相，堪比萧何，与魏征不同，他不是经常谏诤，而是亲身实干，总理六部，统领百官，是一位不
【课外阅读】剑桥隋唐史对唐太宗的评价
【课外阅读】剑桥隋唐史对唐太宗的评价 唐政权的巩固者唐太宗 （626—649年在位） 后来的太宗李世民本为高祖次子，公元600年生于今陕西省武功县。他母亲出身于一个极有权势的氏族——窦氏；她的姐姐是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的夫人。窦氏和隋、唐的皇室一样，是一个含有异族血统的氏族（其原始姓是纥豆陵氏），它在初唐时期一直非常有权势，出了两个皇后、六个王妃、八个驸马和一大批高官。太宗的母亲生长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妹是她的母亲）宫中，据说李渊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赛中和她订了婚；她死于614年。 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个贵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准备将来作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当时上流阶级的典型儒家教育，因为后来他作皇帝时表现出他深通经、史，而且是一个书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强烈的北方民族传统，当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几个儿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数的汉—突厥混血贵族一样，太宗早年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重骑射。当时的史书里充满了关于他的勇敢和富有军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长骑术；装饰他陵墓的他所喜爱的六匹骏马的浮雕，现在仍然被保存着。 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战争考验。当他还只十几岁时就随他父亲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据传统记载，太宗仅仅15岁时就曾率领一支人马，在山西北部长城的雁门救出被东突厥包围的隋炀帝。这个故事历来被看作是太宗第一次出现于历史的记载，但恐怕不可靠。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将领。作为一个英勇而常胜的指挥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多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确实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怒时面色紫胀，使周围的人不寒而栗。他在处理突厥事务上的成功，多半应归功于他坚强的个性和英雄的风度。 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国各地的官员不时奏报祥瑞和凶兆，他驳斥
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摘要：小说《贞观长歌》中的贞观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激情的时代。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形象, 表现出李世民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他那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克己纳谏的治国方略，最终开创了贞观盛世，并且他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也影响至今。 关键词：《贞观长歌》；李世民；形象 由周志方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是一部中华民族励精图治的宏伟诗篇；是一副气象万千的壮丽画卷；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激越长歌；是一部中国人和平崛起的灿烂篇章。[1]它以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题材，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形象地再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经历“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主政后唐朝初期二十三年的历史，塑造出一代英主的光辉形象。 一、迥异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 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借鉴并吸收了古代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经验，将历史史实与艺术性创造相统一。虽然取材于历史史实，但是它对“贞观之治”所做的并非是历史的如实诠释，而是主体化的艺术创作。虽然呈现出一些特别能打动人的浪漫主义特质，但我认为它实质上是一部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外壳包裹下的写实主义作品。 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群丰富多采、栩栩如生地历史人物形象，他们有北方草原上的可汗、领军的统帅与将领、普通的侍卫、商人，又有皇帝、后妃、藩王、朝臣以及刺史等大批的地方官吏等。而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作品中的主要中心人物。在作品中集中展现了初唐李世民及其大臣们克服困难、励精图治使国家由乱到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处处表现了李世民不同于其他帝王的治国方略与性格特点，将一代雄主、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积极向上的一面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他面临的主要对象，无非是对民、对下、对自
李嘉诚的用人之道
李嘉诚的用人之道 李嘉诚给人的忠告 “如果你任人唯亲的话，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受到挫败。”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７日下午，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来到汕头大学，给汕头大学商学院的同学一个忠告。 李嘉诚先是汕头大学的主要赞助人，但是此次他是作为汕大商学院学生“经济沙龙”的主讲人和师生们见面。这堂课的讲题是：“公司战略”。 一位同学问道，李先生手下有许多杰出的高层管理人员，可谓“卧虎藏龙”。请问您是如何降龙伏虎，激励和约束他们，使得他们既能接受管理又保持自主性和创造性？ 对此，李嘉诚回答说：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是比较幸运的。他们与我的关系非常好。一方面，我自己也曾经打过工，受过薪，我知道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所以，我的所有的行政人员，包括非行政人员，在过去１０年至２０年，变动是所有的香港大公司中最小的，譬如高级行政人员流失率低于百分之一。为什么？第一，你给他好待遇；第二，你给他好的前途，让他有一个责任感，你公司的成绩跟他是百分之百挂钩的。另外要有个制度，山高皇帝远，一个人好的也会变坏。亲人并不一定就是亲信。如果你用人唯亲的话，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受到挫败。如果是一个跟你共同工作过的人，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你觉得他的人生方向，对你的感情都是正面的，你交给他的每一项重要的工作，他都会做，这个人才可以做你的亲信。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但你要派
三个人每天看着他，那么这个企业怎么做得好啊！ 一位同学提问：“当企业进行战略调整时，公司内部应进行多方面的变革以适应这种调整。请问，您认为哪些方面的调整最为重要？哪些环节最容易出错？哪些环节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略？” 李嘉诚先生回答：“最要紧的是提出正确的方针，但是你作出正确的方针之前一定要拿到最确实的资料，这是绝对不能错的，这是第一点。流动资金你一定要非常留意，没有流动资金的时候，很多公司都会撞板。还有，这样的改革，非常重要的是公司同事的士气。我们是一个国际公司、综合企业，就是不是一个行业的，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行业。我们公司的组织是：原则上是西方管理模式，加入中国文化哲学。” 同学问：当您发现一个发展机遇，而你的意见与其他人的意见相左时，您怎么处理？ 李嘉诚：你自己应该知识面广，同时一定要虚心，听听专家的意见。我常常是这样，假如一个项目我认为是不好的话，我还是非常虚心地听。有的时候，可能百分之九十是你认为不好的，但他讲的百分之十是你不知道的。那么这个百分之十可能就是成败的关键。当然，自己作为一家公司的最后决策者，一定要对行业有相当深的了解。不然的话，你的判断力一定会出错。今天跟从前有一个不同，传统的行业如果出错错不了多少，但是今天的决定错了，可以错得非常离谱。 李嘉诚半开玩笑地说，今天要是香港记者来听我讲，掏一万元都会愿意听的。我想，虽然这是笑谈，但这里边包含了李嘉诚先生的从
唐太宗用人及纳谏的故事
唐太宗用人及纳谏的故事 谁有本事就用谁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 “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 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唐太宗这几件事办得好。他用人，就用有才干品德好的，不管那人跟自己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虚心纳谏 古代人把皇帝能听进不同意见，按正确的意见办事，叫做“纳谏”（纳是接受的意思，谏是规劝的意思）。唐太宗是我国古代帝王中最能纳谏的一个。 有个叫元律师的官员犯了法，唐太宗一气之下，决定处死他。大臣孙伏伽不同意，反对说：“元律师固然有罪，可按照法律不能定为死罪。您的处罚太重了，应当改一改。” 唐太宗想了一下，说：“你说得对，要不，我就错杀了人啊！”他立刻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还下令把一座花园赏给孙伏伽。可又有一个大臣不同意了，说：“那座花园值一百万钱，这种赏赐太重了吧？”
论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
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汇总
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赋及其文学主张都有极高成就，产生重要影响。他早年开设文学馆，交结“秦府十八学士”，一直是文学史中的美谈;成为皇帝之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旧唐书·邓世隆传》）。他自己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 志》）太宗在戎马生涯和日理朝政之际，诗文著述颇丰，现存《全唐诗》收入103首，断句3联，还有与大臣联句《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文》录有5篇赋:《威凤赋》、《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著有《文集》40卷，《帝范》4卷，《凌烟阁功臣赞》1卷。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盛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对这一故事有所记载，成为说明太宗喜爱宫体诗、提倡宫体诗，进而批评太宗的一个重要证据。在《闻一多全集·官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先生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宫体诗）。”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就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僚，同样也沉溺在这种宫体的诗风里。”游国恩先生等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即使是新近出版的论著，仍然认为 他（指太宗，笔者注）偏嗜华靡的审美趣味。其诗亦多有缛丽之作，并曾作宫体诗要臣下赓和，因虞世南谏阻而止（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尽管唐代卢照邻、明代胡震亨以及《全唐诗》（卷一）等有过不同看法，甚至在近年袁行霈先生、罗宗强先生的著述中有过客观评价，但长期以来对太宗文学成就的评价执否定的倾向没有重大的改变。 其实，笔者认为，除去太宗诗文中确有部分江左遗风（应当指出，这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之外，《唐诗纪事》中所云之事对历代评论家的认识起到了不客观的影响。即使依据《唐诗纪事》而论，许多引述者也难免断章取义，因为太宗在这里接下来还有话，他说:“朕试卿尔。”太宗的话如果属实，说明他并非真的想写宫体诗，不过是个戏言;太宗的话如果言不由衷，也不足以印证他就热衷于宫体诗甚至到了“偏嗜”的程度。遗憾的是，对太宗在这方面的贬斥竟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那么，对太宗的评价怎样才更恰当些呢?这应当联系太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及影响一并考察。 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虽然太宗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学思想论著，但从与他有关的一些诗文中还是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一点的。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序曰:
领导者行为研究--李嘉诚
重用新人，让企业充满活力 企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在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创业之初，企业主要希望有忠心耿耿、踏实苦干的人才。 盛颂声、周千和就是这样的人才。他们从29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为自己苦做，打工的就不是。话补课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 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直到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践行，使盛颂声非常感动。 周千和任然留在长实服务。后来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并成为长实的骨干。李嘉诚认为，长江产业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归功于属下同仁的鼎力合作和支持。 香港某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时说：
“创业之初，衷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弥补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便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 元老重臣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但却往往拙于开拓，缺乏闯劲。 如果要不断地发展事业，就需要一批博学多才的青年才俊作为新鲜的血液注入企业中来。这样不但可以弥补老臣们的胆识、胸襟和见识上的不足，更可以推动事业不断前进，适应社会的不断变化。 李嘉诚深谙此理。因此，他虽然一直看重那些初期的创业伙伴，但并不一味依赖元老重臣。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霍建宁。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经常抛头露面。时间上，他主要从事幕后工作。此人擅长理财负责长实集团的财务策划，他处事较为低调，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而是个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大学，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持有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证（凭此证可以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专业会计师）。 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又提升他为董事副总经理。此时，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担任香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实属罕见。
唐太宗用人之道
唐太宗用人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中华帝国千古一帝，唐代第二位君主，唐高祖李渊之次子。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4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16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发动“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唐太宗实行一整套比较开明的人才政策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一 唐太宗人才政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唐太宗即位之初，国内形势并不是很好。一方面，唐王朝是在攫取隋末农民起义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最后击败刘黑闼起义军是在武德六年，至唐太宗即位不过3年多时间，农民起义的余散力量
同唐王朝统治者之间仍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建成、元吉余党既不甘心也不安心，总想侍机捣乱。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局部变乱，这些都给唐太宗政权带来威胁。 历史的得失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炀帝在治理国家中实行“骄矜自用”的孤家寡人政策，无法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对此，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在时势面前，唐太宗认识到，“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把“用贤才”与“安天下”联系起来，其见解是客观的，同时又是辩证的。应该说，这是唐太宗人才政策得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为了尽快地稳定局势，唐太宗必须恰当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阶级矛盾和
第1法 首点居正 唐太宗论笔法云
第1法首点居正唐太宗论笔法云：“夫点要作棱角，忌圆平，贵通变，”首点者，应以龙睛凤眼之姿、高山坠石之态，安居于全字中心之上，棱角突显，飒爽精神，是为点笔技法之要诀。 第2法通变顾盼李阳冰论笔法云：“夫点不变，谓之布棋。”一字之中，点笔当为至要，而两点以上者要顾盼通变，各有形制，应首尾意连，彼此呼应。若平直相似，整齐划一，便不为书。 第3法点竖直对一字之中，上有点下有竖者，当思是否直对，如直对，再思点笔位置。点竖直对，有在字之中间者，有在字之左右者。所谓直对，是为重心垂直相对，万不可偏侧。此法应先思后书，目测位置，手后随之。 第4法中直对正一字之中，有上下两中竖者，两竖均应垂直对正，若能对正，则字身不倒。然两竖中有一竖须坚挺垂直，以立其势，而另一竖则略向左斜，以化其板。对正之法，是以重心为准，如两笔僵直，神韵必失。 第5法中直偏右凡中直者，皆应垂直劲挺、管逐势行。无论悬针垂露、有钩无钩，屈体弯身是为大忌。右军论中直曰：“紧如春笋之抽寒谷是也。”太宗也云：“为竖必努，贵战而雄。”中直虽应垂直劲挺，但须稍有偏右，以化呆板，楷、行同此。 第6法底竖斜位凡竖在下方者，皆非全部居中，或偏于左，或侧于右，侧右者多，偏左者少。不居中者，当不可强为，强为居中字身必倒。底竖笔锋所指，必有所向，察之要精，观之务细，以全局定其位置，以字势择其形态。 第7法横笔等距横笔之间凡无点、撇、捺者，间距基本相等，其法同“竖笔等距法。”第8法竖笔等距竖笔之间凡无点、撇、捺者，间距基本相等，楷书即是，行书亦然。竖距虽然相等，但其宽窄当随字形而定，不可一律。有因字势各异者，当有右倾左斜、阴阳粗细之别，或悬针，或垂露，迟速缓急，变化有致。 第9法上收下展上收而下展，下展而上收，凡上下结体之字必择其一。上收者，阴柔华丽，涵蓄谦和，以避让而留地步；下展者，阳刚豪放，行笔雄奇，以开张而壮丰满。阴阳顿挫，妍美遒劲，错落而生奇势，对应而求壮和。 第10法上展下收上展者，飘扬洒脱，以耀其精神；下收者，疑重稳健，以标其端庄。行笔挥运，应先急后缓，当急不急是为涩滞，当缓不缓是为浮滑。 第11法上正下斜上正者，竖笔务须垂直；下斜者，重心则应不倒。上正者以平其势，下斜者以化其板。凡上下结体之字，务须注意斜正，当斜则斜，当正则正。斜而不倒、正而不僵，正中求其动势，斜中取其稳健。 第12法上斜下正凡上下结体之字，上斜下正者居多。上以斜势而呼于下，下以收缩而呈于让。顾盼相应，神气贯连。飘然飞动中求其肃穆，稳重古朴中存于风神。禀阴阳于动静，体物象而成形。 第13法下方迎就凡上有撇捺开张、宽博舒展之字者，下方宜上移迎就。上移则为抱紧，下坠必为脱节。上移者，钩环盘纡，紧密而势出；下坠者，中宫散涣，软弱而缓滞。 第14法左收右放凡左右结体者，以左收右放者居多。一独体字，如置于左部，其形必变，以收敛而逊于右，“林”、“双”、“晶”即是。 第15法左斜右正凡左右结构者，以左斜右正者居多，左斜为呼，右正为应，有呼无应，字势必殇，有应无呼，无源之水，均不能立。呼者以斜而取势，应者以平而安神。呈左动而右稳，书呼疾而应迟。 第16法对等平分陈绎曾《翰林要诀》论书云：“对者宜等，间者宜半。”凡左右结构字，有避让迎就者，也有对等平分者。对等平分，是为高低对等、宽窄平分，不可一方过高、一方过小。虽有呼应，但各占一半，以求平实。 第17法左右对称凡左有撇右有捺者均需应平稳对称，其高、低、长、短应识字形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