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

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从文章风格的差异看来，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

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多取诸现成文献。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从历史文学成就的比较来看，《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史记》不仅成功塑造了历史人物形象，还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不只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作者也大都以唱叹出之，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人钟爱。而且，《史记》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而班固的《汉书》在文学上的成就没有《史记》高，首先从它的语言上来看，班固有意采用古字古音，文字艰深难懂，因此读起来比《史记》少了很多趣味，文章给人的感觉有点茂密滯塞，很难读懂，因此也只有少部分人阅读，所以影响的范围较《史记》要小。

此外，《史记》与《汉书》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以下几点：《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

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

综上所述，《史记》《汉书》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各有所长，各有特色。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篇巨著，都值得我们去读一读。它们的存在丰富了我们的历史，为我们保存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 《史记》这本书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叙事简明生动非常得吸引人。那你知道司马迁写的史记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伐赵失利公元前251年，燕王喜派国相栗腹和赵国订立友好盟约，并送上五百镒黄金给赵王置酒祝寿。栗腹回国后，向燕王报告说：“赵国年轻力壮的人都战死在长平了，他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我们可以借机进攻赵国。”燕王叫来昌国的国君乐间，想听听他的意见。乐间说：“赵国长期是个四面受敌、经常抗战的国家，那里的平民百姓都很熟悉军事，不可以轻易进攻。”燕王说：“我们现在是相当于用五个人去攻打他们一个人，这样还不可以吗?”乐间仍然回答说：“这样也不可以。”燕王很生气，因为群臣也都建议进攻，于是燕王派大将栗腹和卿秦分兵两路，带兵车二千辆，进攻赵国。这时大夫将渠对燕王说：“和人家互通关卡，制定了盟约，拿出五百镒黄金给人家的君王祝酒，使者回来一报告就反过来进攻人家，这样做不吉利，作战是不会取得成功的。”燕王还是听不进去，自己亲率侧翼部队随军出发。将渠便拉住燕王阻止他说：“大王千万不要亲自前去啊，去了是不会成功的!”燕王生气地用脚把他踢开。将渠哭着说：“我不是为了自己，为的是大王啊!”

赵国派廉颇率兵打败了栗腹，并追赶燕军，也打败了卿秦，追出五百多里，包围了燕国的都城。燕国人请求议和，赵国人不答应，一定要让将渠出面主持议和。燕国便任命将渠为国相，前去主持议和。赵国这才解除了对燕国的包围。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计安刘氏王陵被免除丞相职务后，吕太后就调任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审食其也是沛县人。刘邦在彭城西边被项羽击败时，楚军抓走刘邦的父亲和吕后作为人质，审食其以家臣身份侍奉吕后，照顾左右。他后来跟随汉军打败项羽被封为侯，受到吕太后的宠幸。他做了左丞相之后，一直住在宫中，掌握了朝中大权，文武百官都得通过他才能决断事情。 吕嬃因从前陈平为高帝出谋划策捉拿了樊哙，对他不满，多次进谗言说：“陈平当丞相以后不理政务，每天饮美酒，玩弄女子。”陈平听到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纵。吕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心里暗自高兴。她当着吕嬃的面对陈平说：“俗语说‘小孩和妇女的话不可信’，就看你对我怎么样了。不要怕吕嬃说你的坏话。” 吕太后立吕氏宗族的人为王，陈平知道无法阻拦，便忍气吞声，假装顺从。等到吕太后去世以后，陈平跟太尉周勃合谋，终于诛灭了吕氏宗族，拥立孝文皇帝即位。汉初这些宫廷要事陈平都是主要策划者。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燕国灭亡秦国随着势力的逐步扩大，加紧了扩张步伐，东方六国岌岌可危。当秦军到达易水时，祸患马上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 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

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 冠德于百王。”④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因此，司马迁与 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⑤ 二、体例内容 《史记》、《汉书》同为彪炳千秋的历史巨著，体例上都是纪传体。《史记》首创纪传体，内容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体配合，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书》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内容上有纪、表、志传。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

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

课程论文 题目名称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课程名称史源学课程训练 学生姓名刘锋 学号1040403021 系、专业中文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教师薛政超 2011年6月20日

课程论文开题报告书 题目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学生姓名刘锋 学号1040403021 院（系）、专业中文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教师薛政超 2011年5 月20 日

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 【摘要】《史记》与《汉书》是我国史学上的辉煌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巨著。《史记》和《汉书》是各自带着它们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作者自己的思想与个性之烙印的。因此它们的写作动机也有不同。 【关键词】史记；汉书；写作动机；比较 《史记》与《汉书》为中国正史二十五部中首要之两部史书，亦为中国传记散文中首要之两部作品。《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汉书》是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其间从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到汉武帝太初末年（公元101）这一段是相互重合的，而且班固在处理这段与《史记》重合的史实时，又没有完全另起炉灶，重新编写，而是不避嫌疑地直接袭用、或是改编袭用了《史记》中的许多东西。这一来就使得《汉书》与《史记》有了很大的可比性，人们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写作技巧、史学观以及个人感情等许多方面的差异。《史记》出自前汉司马迁之手，《汉书》主要成于后汉班固之手。两书自问世以来，两千年左右，始终为读书人学史学文的典范，其中的许多篇章一直为一般人喜读称道的传记作品。此两书很多重复的篇章，但究竟是相异独立的两部。一部是纪传体通史之鼻祖，一部是纪传体断代史之典范；一部为文，多行散句，以其气势称；一部为文，趋于骈偶，以整炼著。历来许多人都喜欢将两著并称，亦喜欢将两书合称。而有些人，将著者与其书合称，或谓马《史》班《汉》，又或称迁《史》固《书》。此正反映后人对两人与两书之推崇和比较。 一、《史记》的写作动机 司马迁从十岁以后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亦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这些书基本上是经书，但其也是史书。他二十岁以后，游历探访各地历史古迹，而观看遗物、遗风，搜集遗闻。[1]（卷九，p94）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历史之特殊的关心和浓厚的兴趣。 基于这种兴趣，然而这也是他的家族遗传的，更确切地说，直接引起写作《史记》的动机是父亲之遗命。他三十六岁时，受父亲的遗命。父亲的遗命包含了三个内容：其一，希望他复为太史，秉家世，续祖业；其二，勿忘自己所欲论著之承成；其三，论著应绍继而且效法孔子《春秋》。他父亲并以“扬名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之话勉励他。往后他下狱时，不自尽而忍辱下蚕室之原因恐多在此。司马迁不但流涕答应：

《史记与汉书》比较

《史记》与《汉书》比较 汉语言专升本071 曹燕萍 07011102 一、音关系 1a.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1b.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此例“为”与“伪”字音相近（匣疑旁纽、同属歌韵），“为”假借为“伪”。 2a.汉使马邑下人聂翁一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史记?匈奴列传》） 2b.汉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书?匈奴传》） “详”与“阳”字音相同（喻母阳韵），“阳”假借为“详”。 3a.相如不得已往，一坐尽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b.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汉书?司马相如传》） 此例中“疆”与“强”为异体字。 4a.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史记?佞幸列传》）4b.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汉书?佞幸传》）《史记?佞幸列传》中有宦官名为赵同，而《汉书》中所记此人名为赵谈。记同一人之名而用字不同是因为司马迁之父字“谈”，于是用一同音字“同”字来代替“谈”字。 二、义关系 （一）义同 5a.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史记?匈奴列传》）5b.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汉书?匈奴传》）此处“先”与“生”为同义异对应。 6a.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謁者。（《史记?汲郑列传》）

浅论《史记》与《汉书》的思想差别

浅论《史记》与《汉书》地思想差别 ——以《史记》《汉书》中地项羽形象为视角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是我国历史上地宏伟巨篇，分别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和断代史两种体例，促进了我国史学地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地历史资料.两书作者分别生活在西汉和东汉，都叙述了秦亡汉兴到汉武帝时期九十多年地历史，因此两者具有一定地可比性.但是由于所处地时代背景不同以及个人地思想倾向地差异，导致对历史认识地叙述和评价地差异，为此本文选取了秦汉之际左右政局地风流人物——项羽为切入点，通过对照两书对其叙述地特点，试阐析司马迁和班固思想地差别及原因分析.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项籍差别 一、《史记》与《汉书》地比较 《史记》和《汉书》均产生于汉朝，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是我国重要地历史著作，奠定了我国史学史地基础，具有举足轻重地意义.因此，很多人非常有兴趣把这两部书及这两位作者进行一番比较，进而对两书地写作上有更清晰地了解.本文以项羽地形象塑造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两书地叙述差异，进而分析两书作者思想地差别. (一) 就项羽在两者书中所处地体例而言，《史记》要比《汉书》高明.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项羽归入到“本纪”中，在卷七《史记·项羽本纪》，而班固将项羽与陈胜列于一处，同归于“列传”，在卷三十一《汉书·陈胜项籍传》中.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又裴松之《史目》：“天子称本纪.”1故知本纪,一是专叙天子及其世系,二是按年月次序叙事.司马迁将非天子地项羽列入天子之列，充分体现出司马迁对项羽功绩地肯定和欣赏.司马迁在其自序中有言，“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 1转引自：《<史记>与<汉书>地比较》刘学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历史学研究》2011年1月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 导读：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

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

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 经过李陵事件，司马迁因为触犯了皇上，下了监狱，交给朝廷审问。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 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 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很多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 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 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 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 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 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 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 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 《国语》。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 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 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

近十年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研究综述

近十年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研究综述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史记》的文学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司马迁精心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其中不乏有刺客这一群体，《刺客列传》就是他们的合传。当今对《刺客列传》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角度也走向多元,整个研究工作走向纵深。现就《刺客列传》研究现状做简单梳理。 一、刺客成因以及行刺原因探析 从各个层面探析刺客成因及行刺原因，这是研究《刺客列传》较常见的一种角度。其中曹继华的《刺客成因初探》，从环境及气质、变态贵族精神、原始复仇意识、英雄崇拜心理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侠义刺客的形成原因。另外，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探析刺杀原因，如黄莹等的《试析刺客行为的心理动机》对《刺客列传》进行分析。刺客的心理动机主要是对亲和爱的看重，对尊严的渴望，对道义、名声呢及功业的执着追求。又如《从豫让故事看其行刺的心理动机》，文章通过对豫让不懈的行刺行为的，可以看出其对忠诚的信仰、对自尊的渴望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也是支持其行刺行为的原因。 二、解读刺客的精神特点与思想观念 从深层次研究刺客的独特之处，是一种进步。作为刺客，他们有自己的个性来展现自己，有精神的，更有思想观念上的的。其中徐裕敏的《从《史记·刺客列传》看战国时刺客的精神特征》通过对刺客行为的分析，认为刺客有重义和好名两个重要的精神特征。他们的精神内涵，不仅包括完成对他人的义务，而且包括对个人价值的积极肯定。也有人从其它方面进行突破，如王涛《论先秦刺客的思想道德观与儒家传统》写到先秦刺客的行为，不仅是“士为知己者死”的简单报恩，还蕴含着最初的“忠信”和“仁义”的思想道德观，其某些积极的方面对儒家传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解析刺客形象 分析人物形象是研究文学文本常用的手法。对此，唐红的《在文本解析中复活《史记》中的刺客形象》以文本为基础，从“基本人性”、“深层文化结构”和“特定历史环境”三个层次，将刺客形象层层剥离进行解析。从刺客的悲剧命运来解读刺客形象，展示其价值，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如《高尚的品格悲剧的命运》从审美的角度解读《史记·刺客列传》武士形象。又如《论《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的悲剧命运所呈现的美学价值》从美学方面再现了刺客形象。 总之,近十年《史记·刺客列传》研究的文章不在少数,研究视角也翻样出新,然而研究大多集中于刺客形成原因、行刺原因，单个人物形象分析等方面,对于刺客人生信仰、精神气质、人物的横向比较以及某些积极方面对后世的影响的研究等稍显薄弱。所以,《史记·刺客列传》研究方面怎样找到一个更为新颖的视角,将研究在新的层面上全面铺开、向纵深发展是当代研究它的一个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司马迁史记的故事概括

司马迁史记的故事概括 胶西群臣中有人知道了胶西王反叛的计划，就规劝说：“侍奉一个皇帝，是最快乐的事。现在大王和吴王向西进兵，假使事情成功了，两主定会有分歧争端，那时候战祸还是 不会消停，您也就没有安稳的日子过了，说不定会因为吴王造反而家破人亡。诸侯的土地 不足朝廷的十分之二，力量悬殊太大了，而背叛朝廷也会使太后担忧，您又但上了不孝的 罪名。从上面的分析看，您起兵造反的计划实在是不明智的，这不是长远之计啊。”胶西 王不听，又派使者联合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他们都应允了，并说：“城阳景王曾为正义攻打吕氏宗族，不要让他参与起兵，事成之后分些土地给他就行了。”各诸侯由于听说有人受到削地的惩罚，都震惊恐惧，大多怨恨晁错，因此都愿意发兵。 景帝终于下令削减吴国的豫章、会稽二郡，可好时机已经过去了，等到诏令发到吴国，吴王早就准备好起兵作乱的一切条件，征召了他全部的士兵，通令全国说：“我年纪六十 二岁，亲自统率军队。小儿子年龄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以凡是年长和我相同的，年轻 和我的小儿子相同的人，都要出征。”他又派人联系南边的闽越、东越，东越也跟随吴王 发兵。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杀死了朝廷派来的官员，向西进兵。齐王后来后悔，服毒自杀，违背盟约。济北王因城墙损坏没有竣工，他的郎中令将他 劫持控制，他也无法发兵。胶西王和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一起率兵围攻临淄。赵王刘 遂则暗中派使者到匈奴商议联合作战之事。一时间真是天下大乱，西汉政府面临着建立以 来最大的危机。大概刘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了保住刘家天下铲除了异姓王，扶持自家人 称王，以为可以江山稳固、千秋百代了，到头来却自家的窝里斗更狠，遗害子孙更厉害。 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祖的小儿子，他母亲是过去赵王张敖的嫔妃。汉高祖曾临幸赵国，赵王就把淮南王的母亲献给了他。她受到皇上宠幸，怀有身孕。从此赵王张敖不敢让 她住在宫内，为她另建外宫居住。一年后，赵相贯高等人在柏人县，谋弑高祖的事情被朝 廷发觉，赵王也一并被捕获罪，他的母亲、兄弟和妃嫔悉遭拘捕，关在河内郡官府。淮南 王的母亲在囚禁中对狱吏说：“我受到皇上宠幸，已有身孕，请您告知皇上，照顾一下我 腹中的孩儿。”狱吏如实禀报，皇上的女人多得是，怎么会记得这个只一晚的女人，而且 他正因赵王的事气恼，根本没有理会淮南王母亲的申诉。淮南王母亲的弟弟赵兼拜托辟阳 侯审食其告知吕后，吕后出于妒嫉，不肯向皇上进言求情，辟阳侯便不再尽力相劝。淮南 王母亲生下淮南王后，怨恨而死。狱吏抱着淮南王送到高祖面前，高祖这才后悔莫及，下 令吕后收养他，并在真定县安葬了淮南王的母亲。 等淮南王黥布谋反后，汉高祖立儿子刘长为淮南王，让他掌管昔日黥布领属的四郡封地。皇上亲自率军出征，剿灭了黥布，让淮南王即位。 河东人李文曾同张汤结下嫌隙，他当了御史中丞之后，心中怨恨张汤，屡次暗中搜寻 陷害张汤的材料。张汤有个喜爱的下属叫鲁谒居，知道张汤怨恨李文，就让人向皇上密告 李文的坏事，而这事正好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就将李文判处死罪，把他杀了。他心知肚明 这事是鲁谒居干的，但等皇上怀疑，询问是谁告发李文的时候，张汤却假装惊讶地说：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 一、体例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略加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史记》、《汉书》都长于刻画人物，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取得了一定成就。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史记》五种体例。 第一、"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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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异同之我见 相同点： 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同点：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 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因此，《汉书》虽

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 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比班固更丰富多彩，《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汉书》更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汉书》也有它的独到之处：第一，班固写人叙事不以夸张场面见长，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地渲染气氛、描写情节，而是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以简炼准确的笔调勾画人物，使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理神情也生动地闪现在读者眼前，如《苏武传》写苏武就是如此。第二，《汉书》的语言不像《史记》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它简洁规范，韵味悠远，自有一种妙处。《史记》取材广泛，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含真情，笔势雄健，显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汉书》则多取材于《史记》，汉武帝以前的史实记载大都沿用《史记》的原文，往往倾向于已有文献的复述和保存，具有“文人习气”，在写法上也是平实稳健，组织严谨，语言富丽典雅又很凝练，在描写的生动性方面比之《史记》相差甚远，在文学性上也逊色不少。

司马迁史记的小故事

司马迁史记的小故事 一次，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下车， 当时张释之迎上去阻止太子、梁王，不让他们进宫。并检举他们在皇宫门外不下车犯了不 敬之罪，并报告给皇帝。薄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文帝摘下帽子赔罪说：“这怪我教导儿子 不严格，请您原谅。”薄太后派使臣带着她的赦免太子、梁王的诏书前来，太子、梁王这 才能进入宫中。文帝由此更加看出了张释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做了中大夫。 又过了些时候，张释之升任中郎将。一次，张释之跟随文帝到了为文帝自己修建的霸陵，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眺望。文帝的宠姬慎夫人也跟随前行，皇帝用手指新建造的道 路给她看，并感慨地说：“这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接着，文帝让慎夫人弹瑟，他自己 合着曲调歌唱，心里很是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着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用 苧麻丝絮堵塞石椁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谁还能打得开呢?”在身边的近侍都连连称是。张释之走上前去说道：“假若里面有了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也还会 有缝隙;假若里面没有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也用不着忧虑啊!”文帝称赞 他说得好，后来任命他做了廷尉。 晁错被杀以后，朝廷命令袁盎出使吴国，劝吴王退兵。吴王一向很看重袁盎，想要让 他担任将领，袁盎不肯。于是，吴王打算杀死他，派了一个都尉率领五百人，把袁盎围困 在军中。 袁盎在吴国担任丞相的时候，手下的一个从史曾经与袁盎家里的婢女私通。袁盎得知 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将这件事公开，仍然和以前一样地对待那个从史。不久，有人对从 史说：“丞相已经知道你与他家的婢女私通的事情。”从史害怕被治罪，就赶快逃走了。 袁盎得知从史出逃，亲自驾车追赶，赶上以后，没有责罚从史，反而把婢女赏赐给了他， 依旧让他做从史。等到袁盎此次被围困而命悬一线的时候，当年的那个从史正好担任困守 袁盎的都尉的司马。 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天子将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封为楚王，任命袁盎为楚国的 丞相。此后，袁盎曾经向天子上书谈了些建议，但是未被采用。后来，袁盎因病免职家居。他与乡里人厮混，斗鸡赛狗，好不自在。洛阳人剧孟曾经拜访袁盎，袁盎以诚相待。后来，有位安陵的富人对袁盎说：“我听说剧孟是个赌徒，您为什么要与他交往?”袁盎回答说：“剧孟虽然是个赌徒，然而，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客人为她送葬的车子就有一千余辆。 这证明他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况且，每个人都会遇到急事、难事。一旦他们前来相求，不 用父母尚在为借口推托，不用有事或者离家外出去拒绝。这样的人，是天下人所仰望的， 大概也只有季心、剧孟二人了。如今，您时常让几名骑士随从保护自己，一旦遇到急难， 这些人难道就可以依靠吗?”袁盎谩骂这个富人，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王公贵人们听说 此事，纷纷称赞袁盎。 袁盎虽然闲居在家，但是，汉景帝时常派人向他询问计策。梁王一直想争取成为皇位 的继承人，对此，袁盎曾经进言劝说景帝不要立梁王，坚定了皇帝的决心，也使相关的议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

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修史是家族的事业。他写《史记》前，是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漫游者，他在父亲的要求下，从二十岁开始曾作为期两年的漫游，司马迁的漫游，是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很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日后写《史记》的真实性、科学性。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蒙受人生灾祸。他因为替李陵辩护，汉武帝震怒，司马迁下狱。他想到了接受死亡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但他毅然接受宫刑，在死刑与宫刑之间选择。为了著述的理想，司马迁忍辱含诟，隐忍苟活，选择了辱没祖先和个人人格的宫刑。生前人所不耻，死后光耀千古，成为一个另类的英雄。 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零星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传说中去揣测他的结局。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矗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全文）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以前“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以前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实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很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很多相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

《史记》与《汉书》叙事艺术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叙事艺术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通史与断代史之先河，同时也在文学史上也见证和演绎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和中国文学文体散骈渐分的阶段。《史记》、《汉书》之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但在过去大量的比较研究中，多以两者孰优孰劣为比较之根本，多少年来，“扬马抑班”亦或“扬班抑马”，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史记》、《汉书》叙事方而的对比解析，解读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由散向骄发展之痕迹，探求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特点。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 班固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