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宪政思想述略
中国近代宪政思想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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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宪政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合理的制度，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回首百年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这一进程与国人变法图强、试图回应现代化的主观努力息息相关，也是中国在寻求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立宪主义思潮的客观反映。本文对近百年来中国宪政理论作一梳理和简介。
一、中国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
以政权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学和成立以后的宪法学。有学者依据这一标准，分为清末立宪、北洋政府立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宪法，孙中山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以社会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宪法学、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宪法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学。
以历史阶段作为划分方法，有学者认为，可将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近代宪法时期，包括清末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时期；二是现代宪法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时期。也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宪政历史可以分为晚清皇朝的宪法问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宪法、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宪法性文件、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和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
以立宪政体为标准，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清末君主立宪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有学者将宪政思想与不同时期的宪政建设分割开来，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分为孙中山宪政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政、中国苏维埃政权宪政、新民主主义宪政。
还有学者以立宪主义主导及核心价值为标准，把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封建君宪宪政思想、资产阶级市民宪政思想和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思想。
上述分类方法各有其合理之处，都有助于从某一方面说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宪政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了突出宪政思想的发展演进，本文将分为君主立宪的宪政思想、资产阶级市民宪政思想和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思想三个阶段，对近年以来宪政思想进行综述。
二、清末君宪宪政思想
（一）君宪宪政思想的萌芽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首先明确提出了“师夷”的新口号，并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和瑞士的政治制度。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对欧美国家的民主议会制度也作了较为系统的记述，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给予了高度评价。姚莹介绍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时说：“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英文Parliament议会的音译——笔者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议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虽从总体上来说，魏源、徐继畲、姚莹等人的思想并没有摆脱时代的局限，但他们对西方国家宪政制度的介绍和赞美，却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对近代中国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早期改良派的君宪宪政思想
19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早期的民族资
产阶级在逐步形成，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更多地传入中国，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学者，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形成了早期改良派，并提出了初步的民权和宪政思想。早期改良派宪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介绍和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尤其推崇西方国家宪法的分权制度和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早期改良维新思想家认为，君主专制“民无权”是中国贫弱的根源，根据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提出了“民权”思想。有学者提出：“天下之权唯民是主”，认为“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苟无议院，何有朝廷？”并强调“民权益盛，其国益强”。虽然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分权制度和自由、平等等原则的看法是肤浅和片面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2．提倡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早期改良派的理想政体模式就是“君民共主”。王韬说过：“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都，赞美；俞，同意；吁，不同意；咈，反对。旧时指君臣间私洽地进行讨论——编者注），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他认为，西洋政体，“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盛世危言·议院》）。他们普遍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兵强国富与其国家实行的宪政制度之间存在着内在。这些看法对后
来的变法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主张仿效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度。早期改良派把议会视为通达民意、防止专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一剂良药。曾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大臣崔国因，是近代中国向朝廷明确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第一人。他认为，“议院之设，分为上下。其上议院由王公大臣议之，所以率作兴事，慎宪省成，知其大者远者也；下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议之，所以通幽达隐，补弊救偏，兴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并认为，“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郑观应在《易言·论议政》《盛世危言·议院》中都详细介绍了西方议会制度。“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诚美矣”；有了议院，则“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早期改良派的学者在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并且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的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宪政主张，代表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追求，对中国近代宪政运动起到了先导作用。
（三）维新派的宪政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以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广泛传播西学，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并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继承和总结了19世纪下半期以来的宪政思想，继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宪政思想。
1．设议院，开国会。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将设议院、开国会作为“庶政与国民共之”的第一步。认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利有三：一曰“民信则巨款可筹”，解决财政困匮的问题；二曰“政皆出一堂，故德益无不下达”，使全国政事能统筹划一，使朝廷旨意直达百姓；” 三曰“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通过民主议政，杜绝官吏弄权，营私舞弊。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还向光绪皇帝提出召开国会的建议。他认为，日本与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富强，就是因为它们都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的缘故，中国由于“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因此，只有效仿日本与西方国家，召开国会，才能走上富强之路。
2．开制度局，制定宪法。维新派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制定资产阶级宪法的主张。康有为认为变法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变法之源”在于先“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制度局设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
仪皆平等”，“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他认为，国家没有宪法，就如同人没有“心思”，所以只有“宪章草定”，才能够“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可见，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代表的眼中，宪法成了实行新政的依据和保证。
3．实行“三权分立”。康有为认为，要实行变法维新，改革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应当仿效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并提出了以三权分立为组织原则的设想：“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
到19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宪政思想较为完整系统，他们要建立以设议院定宪法为核心，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度，“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议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把君主立宪制度视为救国的良方，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目标和政治纲领。
三、近代资产阶级宪政思想
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宪政思想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当时进步思潮的主流。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其集中代表。
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体，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所确立的宪政制度，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宪政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核心便是“三民主义”。
（一）三民主义的宪政纲领
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总称。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也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的核心，中心内容是建立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自主的民主权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使孙中山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政权模式。也正是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孙中山赋予了民权主义新的内容。首先，强调“主权在民”，实现真正的民权；其次，主张“直接民权”，即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了保障人民的直接民权，孙中山将英美的政权建设经验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五权宪法”理论。
（二）“自由、平等、博爱”的平等观与自由观
“自由、平等、博爱”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也是其宪政思想的基本内容。自由观与平等观作为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首先，确认人民的平等权利。指出“天赋人权，胥属平等”，并下令革除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吏特权，认为“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批判传统
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孙中山的平等观还表现在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思想上，他主张“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其次，确认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孙中山所主张的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和国家的自由，二是国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权利。
（三）“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
“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在宪政主张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具体体现。
1．关于权能分治
孙中山认为，要把中国改造成为新国家，必须把政权与治权分离，将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里，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家”，而将治权“完全交给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并且用政权去约束治权。权能分治的核心，在于维护“直接民权”，即宪法必须规定和保障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力。孙中山在总结了西方宪政制度的经验后指出，要使人民有权，就必须在宪法中规定人民的选举权之外，还要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
2．关于“五权分立”
孙中山“五权分立”的宪政思想，实际上就是在西方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加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考试与监察二权。
他认为，“考试与监察”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监察权的独立和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传统。“五权宪法”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采用外国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他认为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善良的政府”。作为孙中山最有特色的宪政思想，“五权分立”的主张不仅对南京临时政府的立宪活动，同时对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宪活动，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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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之宪政制度历史
中国法制史之宪政制度历史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将其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之后不到三月，光绪、慈禧相继辞世；不到三年，宣统帝被迫退位。最后的救命稻草压垮了虚弱的骆驼。一百年来，对晚清宪政改革的认识从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但不约而同地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改革。 《大纲》尽管欺世骗民，欲借宪政外壳维护专制王权，以图延续王朝脉息，二十三条中维护君上大权的就有十四条，不过仍然规定了“议院”、“言论”、“自由”、“财产”等对当时中国民众较为新鲜的概念。这不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是中国的宪政启蒙由理论到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十年之前，被慈禧亲手镇压下的维新派之主张，又被慈禧重新拾起，并且比维新派更为进步。 1911年，眼看革命烽火无法扑灭的清政府，再次试图以宪政挽回败势，公布了第二个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废除了《大纲》中的荒唐条款，代之更有宪政精神的条文，但正如张謇所言：“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这一切来得太晚，已不能取信于民。它所能起的作用，反而是激起更大的民愤。
考察晚清宪政改革，不能简单视为虚假的愚民之法。从兴办学堂，废除科举，改革六部及官制到各省筹立谘议局，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做了切实的工作。尽管清政府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借鉴西方各国经验，先推行地方自治，各地相继颁发自治章程，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到1909年各省谘议局陆续成立。清政府采取的分权方式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谘议局事实上成为地方议会，各省谘议局集中了行政、财税、司法等权力，甚至各省可自设关卡收税。自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地方权力便不断扩大，逐渐走上台面并制度化。依清政府的的政治体制设计，谘议局只是地方立法机构，监督地方政府，但谘议局的过于强势，动辄集体辞职，使得三权剥离过慢，权力之间缺乏制衡，甚至出现各省谘议局“大串联”，直接叫板中央政府。被立宪派视为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再开国会”，却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宪政成了地方分割中央权力的工具，各省谘议局极大推动了地方的分离主义。铁路等必须依靠中央统筹的重大项目，在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下开始各自为政，甚而以邻为壑。当初四川保路会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川鄂边境设卡，严防湖北人修铁路进川。这可并非是怕破坏风水、祖坟，而是已认识到修铁路赚钱，因而各省纷纷成立地方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 在乱世，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暴露地最为彻底。清政府为推行宪政改革下放中央权力，各省官绅便流露出权力贪欲纷纷夺权。这固然是由于中国缺乏宪政文化的土壤，在国民的宪政意识中并没有对法治
第八讲 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潮(完整版)
第八讲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潮 一、改良概说 （一）改良的原因与特点简述 1.原因：政治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否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2.特点：在根本政治制度总体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制度或体制改革。 （二）影响改良结果的主观、客观因素 1.主观因素：第一，改良者本人的政治智慧。第二，改良者的前期准备与计划是否充分。第三，改良的时机选择、路径选择、突破口选择以及对对改良的滚动式修正。第四，与体制内保守派与实权派关系的处理。 2.客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思想和文化环境等方面。 （三）中国历史上的改良简述 二、近代中国改良综述 （一）背景的独特性：外来因素的综合作用。穷（除了改良，别无选择，被逼无奈。内外交困的窘境）则变。 （二）思想与理论基础的独特性：西方的社会与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也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改良的萌芽时期。魏源、龚自珍为代表，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第二阶段，改良主张由观念层面向实践层面推进的启动期，即洋务运动时期。第三阶段，改良运动在观念层面的全盛时期，改良思想的宣传与普及；第四阶段，改良运动的践行期，即清末新政。 ( 四 ) 改良的不断深化与拓展性：即改良由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的拓展。 （五）改良领导者的独特性：改良者并不拥有正常的改良实践所需的政治集权，改良者调动的各种资源也就相对有限。 三、近代中国改良发生的背景 （一）思想背景：1.从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来看，清末社会仍然处于一种思想与观念十分封闭的环境中。“清代风气闭塞，几达不可思议之程度”（萧公权语）2.清末考据学的衰落与经文经学的兴起。
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政体变化的艰难历程
第四单元第17课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 政体变化的艰难历程 第四单元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 第17课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政体变化的艰难历程 一、学习目标与任务 学习目标描述 基本知识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抵抗派的思想主张；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政治思想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思想核心；《钦定宪法大纲》颁行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内容；“皇族内阁”的形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宋教仁遇刺案”。 过程与方法 ①阅读史料，归纳近代早期探索改革中国政治的代表性意见，并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②阅读史料，归纳维新派思想主张的核心，分析其进步性，并比较维新派前后两种不同的主张，探讨在当时改革采取激进方式或渐进方式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 ③提炼概括《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透过表象揭示其实质。 ④比较《钦定宪法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
华民国约法》的主要规定，认识民国时期的宪政与清政府宪政的不同。 ⑤学会以长远的眼光观察历史，正确运用史料，从清末民初的宪政实践中发现历史的进步。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通过学习了近代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让学生认识到：有宪法比无宪法是进步，但有宪法，却未必有宪政。从君主制到君民共主制，再到民主制，是中国政体变化发展的必经的几个阶段，以此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②让学生从宋教仁为宪政流血的感人事迹中感受到仁人志士们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认识到中国民主宪政道路之艰难与曲折，培养学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积极进取，不惜牺牲的人生态度。 学习内容与学习任务说明 《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政体变化的艰难历程》，教学内容分成“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清政府怎样走宪政之路”、“民国政府如何理解宪政”、和“为宪政流血”四个部分，分别探讨清末民初时期的维新变化、预备立宪和民国时期三个阶段中国宪政的演变历程。 教学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民国时期的宪政
浅析我国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一)
浅析我国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一) 现代化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习惯、文化心理的综合性社会变革。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不同，自清末改制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纠结在一起，因此中国不可能如西方那样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逻辑地展开宪政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独特景象与道路。以“分权让利”为根本特征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当代宪政建设的引擎，以宪政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继经济建设以后所面对的又一时代课题1。然而，“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政之与宪法，犹如法治之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2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一文中指出的“人类最后解决的”命题是：“人类最大的实际问题，就是解决自然强加给他们的如何建立一个文明社会并根据法律和谐一致地执行公正的原则。”3人类社会已有的所有学说与制度安排，其目的都在于为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存续，宪政的立场首先就是人的立场，关注人的幸福与生存状况是理论创新与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本文拟站在这一立场上以历史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找出影响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以期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宪政建设有所启迪。因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4 一、精英意识与“没有出场的角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时代。宪政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运动，仅靠求生本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关照作为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实现社会精神（文化）的再生，从而使宪政运动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支撑，形成一种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运动。近代宪政理论是以欧洲话语来表述的。在西方本土，宪政的确立是建立在以“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underlaw）”5为指导性原则的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其自由传统的一种必然逻辑结果。戴雪指出：“……英吉利宪章不纯是一项政制，可以比较世间所有庸俗政制，却是神秘而不可强以言语形容的政治功业，甚至自我们在少年时即熟闻一语，即谓：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只由自然生长。’而且他的生成并不是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吉利人们所有一种政治天性，依之，他们的远祖远宗，当尚在野蛮时代，得以建筑坚固而又远大的制度。”艾沃．詹宁斯爵士在总结英国宪政经验时也认为，“成文宪法以政府理论或原则为基础；但理论是根据经验提出来的，那些自许‘自由之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英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7著名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认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8 注重考察西方宪政运动的文化根基及自然进化并不等于承认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纯粹自主变迁的，而在于注重从文化基础上构建宪政良性运动的平台，找出宪政运动的主体性力量。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始终停留在“精英意识”的状态上，远远没有形成全民族的文化上的整体自觉与诉求，突出表现为民族整体宪法意识、宪法信仰的淡薄与匮乏。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和封建士大夫虽然看到了大清王朝“盛世”背后的严重危机，提出了变法改制主张，但无论思想本身还是社会影响的历史局限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洋务派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早期改良派虽然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君民共生”的君主立宪主张，但时代的局限性同样不可避免，只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
【内容提要】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关键词】宪政/近代中国/制度【正文】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宪政在中国从思想传播到付诸行动，可以看成是一场制度和文化的移植过程。这场移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为开端，经过了制度改良（戊戌变法）和制度变革（辛亥革命），最终既没有带来启蒙者和改良者以及革命者所共同企盼的宪政制度，也没有使近代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虽然保留了一些宪政的形式，虽然宪政思想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渗透，但从这场运动的初衷来讲，宪政制度的移植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或者说，最终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所融化。这种失败，是由宪政自身的特点和近代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而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采用的移植方法，也更加剧了这种失败的可能性。一、宪政救国论宪政制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在19世纪下半期，在帝国主义用枪炮叩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先觉之士首先是看到自己物质文明的落后，于是有洋务运动的“师夷之长技”。继而很快就发现，腐朽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师夷长技”的绊脚石，于是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林则徐组织制《四洲志》，魏源著《海国图志》，介绍英、美、法、俄等国的政治制度，王韬则在〈漫游随录〉中盛赞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历数立宪制度和议会的种种好处，太平天国的洪仁容闳亦直接主张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改造中国。其中，王韬主张建立君民共主政治制度，得到了许多官僚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支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出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驻外使节也纷纷介绍他们所亲见的西方民主制度之优越，主张向西方学习，改良自己的制度。从表面上看，这首先是一场外来文化的传播运动，是不仅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而且同时渴望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文明；而往深层分析，则不难看出这学习的渴望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最早接触西方宪政文化的这批人，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船炮不如人，而且“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冯桂芬语，见《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这种忧患意识促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渴望，但是学什么？既然单纯地学技术、建工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后的问题，反而要受自身制度的制肘，那么制度显然是决定物质文明发达程度的根本原因。于是就从制度学起，而且，要么不学，要么就学最好的，要向发达的英美看齐。特别是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颇合中国人的口味，既能行宪政，又顾全了皇上的面子，何乐而不为？（注：王韬盛赞英国君主立宪制，认为最适合中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见＠①园文录外编·重民说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empirenews.page--]可见，“学宪”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求富强，这是最根本的；二是认定富强源于宪政制度，这也是很关键的。某种意义上，是求富强的迫切性造成了以宪政制度为富强之本这种“误读”，而“误读”的结果就是试图将宪政这朵西方文明之树上开出的鲜花生硬地嫁接到近代中国的封建土壤之上。学宪是名，救国才是实。为救国而学宪，就顾不上去钻研宪政自身的特点及其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而只看到它的工具性价值，“拿来”再说。那么，“拿来”以后，究竟派上了什么用场呢？二、宪政的实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宪政的传播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和文化的层次上，而且通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付诸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戊戌变法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改良派不仅不想触动封建制度的深层内核，甚至连变法的大旗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举出，而是小心翼翼地披上一层“托古”的外衣，挖空心思将一切新法都说成“古已有之”，反映出这场改良运动既缺乏社会基础，又缺乏权利和制度基础，更像是一场由先觉者所发动的悲壮的宪政启蒙运动，走的是一条乞求皇帝恩赐宪政的道路。其次，从变法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兴办教育和实业
中日近代宪政之路的异同及原因
浅析中日近代宪政之路的异同及原因 【摘要】本文分析了近代中日两国法制化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实施宪政结果不同的原因，探讨了日本宪政之路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启示之处。要加强思想领域的对外开放；正确认识宪政的实质；大力夯实市场经济基础。以早日实现宪政与法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近代；宪政；中日比较；异同；原因 一、近代中日两国的法制化具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 1、中日两国近代以前同属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法为中心，影响及于东亚各国法律制度的法律体系。受中国传统法律影响并共同组成中华法系的东亚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中日两国在近代以前均属于中华法系的主要成员，两国的法律体系基本一致。 日本由于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以唐律为范本，引进并制定了律、令、格、式成文法。日本的多数历史学家，把当时这种以律令法为基轴所形成的国家统治体制，称之为“律令制”。在公元11世纪幕府政治以前，特别是大化改新后的头两个世纪，后世谓之“律令时代”，其特点是仿效唐代中国，国家掌握土地和人民，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律令时代是日本政治统一、法制完备、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新时代。这一时代的开创在制度上得力于对唐代法律文化的输入。
2、都因列强入侵、主权遭到破坏而走上法制近代化之路 日本与中国大致在1840年以前均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不同形式的封建制度，但是随后均遭受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化的序幕也由此被拉开。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关税主权。两次鸦片战争，英、美、俄、法等资本主义列强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26个，欧美各国纷纷攫取领事裁判权，对清政府的统治也造成了危害。列强的治外法权成为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废除的目标。 日本所面临的情况与清末状况大致相似。日本从1853年被美国舰队敲开大门，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的l5年中，英、美、俄、法等列强迫使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25个，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日本取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享有治外法权，日本的关税不能自主，列强还享有在日本设立租界的特权等等，日本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明治政府上台后，迅速把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列入重要议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各项法规的改革和建设便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序幕。可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也是促使日本进行法制改革的直接动因。 二、实施宪政结果不同的原因分析 1、中日统治者追求宪政的目的截然不同 1900的义和团运动以及继之的八国联军入侵，在内外交困的情况
中国近代宪政
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所谓宪政，一般言，就是有限政府。它指向一套确立与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旨在防止政府侵害个体的基本自由。宪政关涉两种关系：第一，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第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之间的横向或纵向的关系。立宪主义意味着在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中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在权利与权力之间谋求微妙平衡。宪政这种以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方式组织政治决策程序的一套自觉规则，因社会而异。它代替了那种受制于卡里斯马型领袖(理想型)的人治的概念。宪法是非个人的宪政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比较平等地分散了决策权力并承认了法律的可预见性。此外，一个国家的宪法实践可能与宪法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宪法的内容被普遍接受时，宪法理论便成了宪法实践。 中国政治传统中支撑宪政民主的思想因子甚少，如何借鉴来自异域的宪政制度，这是近现代中国所要面临的时代课题，《在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还交替存在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学习西方制度的过程。一般来说，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前提在于国家理性，后者“表明了我们正置身于西方理性主义伟大传统的语境之中，其中，任何事情都有其特殊的理性或内在的理性，这种理性必须通过心灵来把握或理解。” 国家立宪理性也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于国家的观念认识，而是一种从国家构成的本质或国家得以产生的正当性角度来理解的理性认识。所以，作者在全书中高屋建瓴分析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在作者看来，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社会变迁，使传统皇权统治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从而引发其合法性危机。从晚清、民国至当代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掌握国家权力都离不开宪法，宪法与宪政问题由此成为各派力量斗争的焦点，于是国人心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宪政情结”。 近代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各派政治势力以宪法为幌子来论证其掌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起源于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从自然权利出发，从形式上看，只有民主政府才是惟一合法的政府，民主成为权力形式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从实质意义上看，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有切实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才具有正当性和实质合法性。 从宏观叙事角度言，近代中国宪政的移植带有因时造法、应急立宪的特点。在宪政的中国语境之下，富有新意地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宪政思潮与运动一分为三：一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二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宪政；三是中间党派追求的自由主义宪政。 近代中国立宪主义者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不能不关心国家命运，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是其活动的焦点；二是珍视个人自由与寻求国家政治生活法治化、民主化相结合。 这是宪政思想的产生，明显看出，这宪政思想经历了许多年，从开始抄袭西方，到后来我们中国行成自己的宪政思想。这是对我们中国的管理提供了非常多的管理经验。接着，下面是宪政思想的发展。 一、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般认为，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点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关于近代中国国家富强道路探索
关于近代中国国家富强道路探索 发布时间:2011-05-25 编辑: 手机版 论文关键词：宪政；民权；国家富强 论文摘要：近代中国在危机中震荡，救亡图存、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成为时代先驱者的追求。梁启超几乎毕生都在追求中国立宪的目标，其宪政思想在探索中发展变化，其中有关“民权”、“有限政府”、“法治”等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构成了近代中国宪政之路中绚烂的一章。? ?? 梁启超是在忧患中探索近代中国富强道路的时代先驱之一，也是活跃在当时政治和思想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面对中国专制独裁贫穷落后、积重难医的现实，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寻求真理、为社会大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奔走呼号，综合中西、上下求索，努力寻找中国切实的宪政方案。? 一、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来源?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同时，由于梁启超所经历的传统教化，在其宪政思想中亦有儒家思想的沉淀，如他所说：“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舌于我笔端而已”〔1〕。这段自白，虽为谦虚之词，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渊源。梁启超的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进化论、民权论、分权思想和法治思想。? 第一，梁启超以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论证了改革政治、实施新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进化论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自达尔文出，然后值得丢、人类迈指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虽谓达尔文之前为一天地，达尔文后为一天地也。”〔2〕? 梁启超将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规律直接用于现实观察人类社会。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反对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所迫，非不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权；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
中国近代宪政历程概述
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他认为，西洋政体，“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盛世危言·议院》）提倡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早期改良派的理想政体模式就是“君民共主”.。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诚美矣”；有了议院，则“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早期改良派的学者在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并且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的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宪政主张，代表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追求，对中国近代宪政运动起到了先导作用。 中国近代宪政历程概述 一般认为，宪政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合理的制度，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回首百年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这一进程与国人变法图强、试图回应现代化的主观努力息息相关，也是中国在寻求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立宪主义思潮的客观反映。 一、中国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般认为，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点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该过程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以政权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学和成立以后的宪法学。有学者依据这一标准，分为清末立宪、北洋政府立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宪法，孙中山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以社会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宪法学、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宪法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学。 以文化特性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四个阶段：“输入期”（1902～1911）、形成期（1911～1930）、成长期（1930～1949）和现代中国宪法学时期（1949～）。这种分类方法主要依据外来文化的移植以及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程度。依据单纯移植和移植理论与本土结合程度，还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清末移植立宪时期，该时期主要受日本影响较深；二是寻求移植理论与本土文化结合时期，该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五权宪法”时期和社会主义民主宪法时期。 以历史阶段作为划分方法，有学者认为，可将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近代宪法时期，包括清末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时期；二是现代宪法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时期。也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宪政历史可以分为晚清皇朝的宪法问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宪法、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宪法性文件、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和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 以立宪政体为标准，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清末君主立宪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有学者将宪政思想与不同时期的宪政建设分割开来，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分为孙中山宪政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政、中国苏维埃政权宪政、新民主主义宪政。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感想跟体会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感想和体会 ---宗派主义与中国宪政史 在本学期的中国法制史中，老师讲了中国法制在历史上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法治及法制思想和它们对中国法律发展进程的特殊影响。在分析“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老师讲到了中国宗派主义对中国宪政的影响，总的来说，宗派主义对中国宪政弊大于利，“宪政意义上的权利制衡演变成派系之间的斗争”，“个人之间的恩怨凌驾于政党的利益与目标之上，政党之间的斗争又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与目标之上”，“中国宪政运动中的派系斗争不仅使得宪政的发展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而且久而久之也动摇了人们心中的宪政信念以及对宪政追求的决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但从字面上来看，这些说法毋庸臵疑是正确的，从历史与法制发展的大致走向来讲，宗派主义确实不利于宪政在中国的发展，久而久之，势必成为阻碍中国宪政发展及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绊脚石。但是如果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宗派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应该也产生过一些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法制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哲学家们曾说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待每一个问题，存在即合理，如果一个事物在其整个过程中没有对好的事物起到过一丝一毫的推进作用，那我想它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宪政的实质就是规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它要求对政治权利加以限制，防止政治权利被某一部分人滥用来侵犯人权和自由。宪政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宪政也被称为“立宪政体”和“立宪主义”，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如以上所述，关于宪政这个概念的说法多种多样，但是其中的关键是“宪法”、“民主”、“规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宪政的本质就是人民可以通过制定宪法以及宪法的实施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机械地听从于政府及其制定的法律的安排。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更替都会引起社会体系各个方面剧烈的变更，其中政权体系的变更应该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因为新生的阶级只有利用政权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益。政权变更势必会引起法律的改变，在中国法制历史上的公布成文法运动既是其中一例。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诞生了，但是封建社会中的君主制度和家长制度严重压抑了新生思想
中国近代法制史
中国近代法制观念变迁 摘要：本文叙述了中国自晚清以来发生的法治观念变迁，以及晚清以来中国的各个政权颁布的法制特点。 关键词：近代法制观念 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提倡“睁眼看世界”，中国人初步认识到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的必要性。此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洋人兴办学校、出版翻译书籍，进行了以强权为后盾的一系列文化渗透活动，使得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进入中国。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除了科学技术上的领先，还有制度上的领先。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礼治文化为底蕴、以专制主义体制为支撑的传统中华法系，面临着解体的深重危机。以民主、宪政、法治为特点的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使得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法制观念开始更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法制的变革已经是呼之欲出。 在这一时期，守旧派不顾时代潮流，拒绝任何改革，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在保持孔孟圣道与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在练兵、工艺等方面主张“采西法，以应世变”，从对外交涉的需要出发，提出学习“公法学”和制定“交涉刑律”。这种法观念打破了祖宗之法不可改变的束缚，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这是国人由盲目排外到中体西用的观念的转变。 儒学三纲自汉以来一直是国家立法的指导原则，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改良派开始批评三纲，最为激烈的是谭嗣同，他提出“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号召，否定君权神授的观念，批判宗法父权与夫权，力主变法图强。这是国人从维护三纲到批评三纲的观念转变。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人提出设立议院、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新法制的立宪蓝图，并进行了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对于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做了广泛宣传。到了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派创建民国的纲领处于主要地位。国人的观念由专制神圣到君主立宪、共和。 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都是资产阶级法治的支持者，反对“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法治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国人的法观念由以人治国到以法治国。 中国自古以来，司法权与行政权都掌握在同一批人手中，从而助长了行政专横。随着西方分权学说的输入，开明的思想家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特别是司法独立。清末司法改革，就是在司法独立的新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是国人由司法与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的观念的改变。 以刑为主、重刑轻民事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之一。但在新的形势下，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以刑为主的法律要向着诸法并重的方面改革。这是国人由以刑为主到诸法并重的法律观念的改变。 在种种新的法观念的指导下，清政府进行了清末修律。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传统法制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清政府的目的在于抵制不可遏制的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敷衍和拉拢要求改革政体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并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巩固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虽然清政府进行了法制改革，将君主权力的使用写入宪法，但仍旧不能挽回颓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我国法制进入了新的章程。
宪政中国初论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计划一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先生曾饱含深情地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指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哲人已逝，但他的话语却跨越了时空。“宪政中国”在语汇上便是对“少年中国”的借鉴。不仅如此，我们还试图套用他的话提出，今日中国之前途与命运，主要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宪政建设；宪政建设欣欣向荣则中国欣欣向荣，宪政建设生生不息则中国生生不息，宪政建设推进顺利则中国发展顺利，宪政建设成效显著则中国发展成效显著。在中国加入了WTO之后，在各种各样的依法治国方案层出不穷之时，在宪法意识缺乏仍然是中国理论界（当然包括法学界）最普遍、最严重的“集体缺钙症”[1]之情况下，强调“宪政中国”而不是“法治中国”，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能否套用梁启超先生的论断浓墨重彩“宪政中国”？而且，为什么恰恰是“宪政中国”，而不是别的“××中国”？在我们看来，套用是完全可以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个：第一，从纯学术探究的角度来说，“宪政中国”比“法治中国”、“民主中国”、“民主宪政中国”等更具优越性；第二，从中国的演进历史来看，“宪政中国”是当代中国国家发展[2]的内在逻辑；第三，“宪政中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第四，放眼世界，“宪政中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必由之路。对这四个理由，我们将分别撰文论述，本文即是对第一个理由的发挥。至于“宪政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在既有条件下如何建设“宪政中国”等等，在我们的研究中，那是在把“宪政中国”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能性阐述清楚之后的事情。二、“宪政中国”的导出历史发展到20世纪后期，经过十年内乱折磨的中国再次擦亮了自己的眼睛。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揭开了新的序幕，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因此获得了新的色调。对此，我们只要简单梳理有关线索即可了然于心。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该公报还特别提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empirenews.page--]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进一步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十二大报告还为此强调：“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重要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十二大报告还明确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宣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上述重要决定和规定，深刻表
宪政的中国之道
宪政之累 1、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 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 西方宪政文化自始至终都是类似于中国文化中属于“道”的那种东西，主要不是预期所设来解决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工具。 2、由于近世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对国家与民族生死 存亡的焦虑，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宪政时，就不可能做到发其端竟其绪而只能用“截取”的方法，首先从最易和最大功用处下手。 4、无论是中西文化的主辅之分。还是道器、体用之别，取法西学 都离不开实用的原则。“中体西用”作为近世中国文化的一个范 式直接规约着对西方宪政文化移入的范度。 6、王韬那一代人提出的“君民共主”还算不上后来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所推崇的议院也并非是西方代议制的议会，但他们在国家富强与宪政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利害关系则是近世中国队宪政思考、探究的基本品格。 对于国家生存问题的关切，康梁看到了议院、民权于保国保种保教的工具性价值。这样，在西方属于文化的宪政理念、制度、规范，被康梁等人约化为一个单纯的改制主张。他们主张议院，不知希望在政治生活里能够听到人们的声音，而且还坚信议院是达到国家富强不可替代的工具；他们张扬民权不仅仅是追求“人民有权”的民主价值，而且还在另一个目标上把国家富强看作是大众的事业。这与西方文化
中民主的原生价值是不同的。 8、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和康梁的立宪党人围绕是兴共和革命还是走君宪之路，展开了几年的大论战，然而论战并非是对这两种民主形式自身优劣的论辩，而是哪一种政体更能把中国导向富强之路的争吵。 历史已成全了那些值得成全的人，但共和革命所追求的那些价值的稍纵即逝，便显露出这场革命的文化底气的不足。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崩塌，传统文化业随之失去了依托。西方宪政文化被中国的功利性的接受，却病没有给中国带来宪政的持久信念和新的秩序。专制制度在政治上被推翻了，但社会却还是老样子。事实上，皇帝被赶走了，取而代之的并非是西方的政制；西方的自由变成了中国式的恣肆放纵；西方的民主变成了枪炮的强弱决定政治力量大小的“公平”规则；西方式的宪政成了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一袭外衣。传统文化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其合理性和整体性亦随之发生了动摇，无法为社会提供一个明晰的价值尺度，因而出现了文化上无所适从的紊乱。“丢掉贵义贱利的同时，失去了信用和廉耻，丢掉知足的同时，失去了俭朴，带来了奢靡和不择手段，表面看“世风日下，人心浇薄，是传统沦丧”。 10、“富强为体，宪政为用”凝聚成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探究的最为执拗的一种文化品格。近世以来宪政探索和实践中的成败得失都与它有着干系，今天的中国仍拜领着它的感召和驱动。 西方的武力给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大国所加的侵凌首先是一种文化上的伤害。这种文化上的屈辱感是对西方宪政文化采取实用主义
中国近代宪政失败的原因探析_赵丹
2008年3月 第21卷第1期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 l of Shanx i P oliti cs and Law Instit u te for A d m inistrators M ar.,2008 V o.l21N o.1 =法学研究> 中国近代宪政失败的原因探析 赵丹 (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1摘要2 文章从介绍/民本0和/民主0两词的含义入手,简要回顾了两词背后的东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并通过这种回顾比较了东方国家的宪政之路,由此分析出中国近代宪政失败的原因所在。 1关键词2 民本;民主;宪政 1中图分类号2DF081文献标识码2A1文章编号21672-1500(2008)01-0016-03 近代的大幕已经落下,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相互影响着、沟通着也冲突着。尤其是以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文明,在逐渐取代了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东方文明同时,也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主流。而东方国家由此也看到了自身存在的局限,纷纷仿效西方立宪法而行宪政,反思民本吸纳民主,意图摆脱积贫积弱的艰难处境,求得民族和国家的复兴。 一、民本思想)))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 (一)民本思想内涵及沿革 何谓民本思想?/民本0之/民0是相对于/君0而言的,泛指一切统治对象;/民本0之/本0在5说文6中的原意为/木下曰本0,引申为事物之基础与起源。中国古代将/民0与/本0相提并论旨在突出/民0对于/君0的重要性。 民本思想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历代思想家和学者对这一思想都有阐述与发展。 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交接时期,民本思想的原始形态已经产生。在五帝和夏朝时期,皋陶在与禹、舜讨论治国之道时说:/安民则惠,黎民怀之0,西周时期这种思想又更进一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0这一时期是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统治者虽然认识到/保民0的重要性,但仍然是基于/敬天0而言。 春秋时期,孔子以/仁0为出发点,认为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对/仁0的实践。孔子后学生孟子又进一步发展,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0[1]。孟子认识到以往朝代因暴政导致覆亡的教训。主张民贵君轻,仍然是以君主专制为本位,其重视民意不过是作为君主统治的晴雨表,提醒君主慎用统治权。以孟子为代表,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发展成熟,在其后历朝历代基本不脱其窠臼。 (二)民本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1.民本思想是与中国历史上长期的自然经济背景相对应的,这种自然经济的特征表现如下:(1)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夏、商、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春秋时期,以铁农具和犁耕方式为标志的生产力较之以往得到长足发展,到周宣王时停止了/藉田之礼0,公田开始向私有转化,土地私有化使租佃制的小农经济确立起来。同时期,商业也获得很大发展。但是战国时期,各国的执政者在变法中都执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而战国之后,秦以严苛的法制管制国家生活自不必说,汉代初期休养生息虽使得商业也得到复苏,但汉武帝时期实行强硬的/告缗0制度,结果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都破产。商人地位从此在历朝历代被边缘化了。(2)重视分配甚于重视生产的国家指导方针。孔子尝谓:/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 收稿日期:2007-12-22 作者简介:赵丹(1982-),男,山西孟县人,山西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宪法与宪政
宪法与宪政 一、宪政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宪政，学术界有很多的定义。西方学者关于宪政概念的基本认识包括： （1）宪政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 （2）宪政意味着对于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它保障公民权利并制约政府权力； （3）宪政是法治的政治秩序； （4）宪政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其中控制政府权力是西方宪政最核心的内容。 Scott Gordon，Controlling the State：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希腊到今日的宪政历史》印第安纳大学资深教授斯科特·戈登认为，宪政“指代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这种观念”。“控制国家或政府权力”是宪政的原初含义。 对中国学者定义宪政有很大影响的是毛泽东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尽管中国学者对宪政的认识角度不同，但普遍将民主、民主政治视为宪政的内涵要素。 比较中外学者关于宪政的定义，存在两大重要差别。一是西方学者并不赋予宪政过多的内涵，而中国学者的宪政的定义承载了众多的内容，如民主政治、法治、人权保障、自由等。第二个重大差异是西方一般不把宪政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而把宪法的最高性、政体制度上制约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制度安排、法治秩序等作为宪政的内涵。而中国学者突出强调宪政的民主政治意义。 什么是判断宪政的标准呢？判断宪政的基本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宪法是否得到认真实施。其他的标准如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只是判断宪政水平高低、完善程度的标尺，而是否认真实施宪法是判断宪政有无的标尺。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宪政建设的起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认真实施宪法，宪政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认真对待宪法。 二、宪政的基本内涵（要素） 宪政的基本内涵就是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宪政应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和人权。 （一）宪政与民主政治 宪法是对已取得的民主事实的确认，是民主事实的法律化。没有近现代人民争取民主的事实，就不可能有宪法，更谈不上宪政。民主政治建立后，还需要通过宪法的实施即宪政实践去维护、发展和完善，使之更符合民众的意识和一般的文化精神。 （二）宪政与法治 1．法治意味着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法治强调国家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法治的集中表现是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依法治国，首要是依宪治国，即运用宪法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