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钱穆史学思想之分歧(一)

陈寅恪与钱穆史学思想之分歧(一)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1890－1969）与钱穆（1895－1990）虽同以史家名世，且曾共事于北大、西南联大，亦可称不乏交往的朋友，但从钱穆多次对陈寅恪学术若隐若现的评论中依稀可见二者在学术思想、治学路数方面似存有较大分歧。对此，我在《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中已略作交代。那么，这种分歧究竟何在？钱穆1960年5月21日致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沓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227－2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前者实对陈寅恪文多考据而有所不满，后者则涉及二人讲史重专深还是重博通的不同。

重建信史、史料考据与陈寅恪的文化关怀

钱穆由传统文章学观点，突出“可诵”以批评陈寅恪文多考据原也自然，时至今日也仍不失鉴戒意义。但以此论陈寅恪的文章，似有所忽略陈寅恪“讲宋学，做汉学”（此系汪荣祖转述钱钟书对陈寅恪治学方法的评价。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七章“注32”，1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的学术路数背后所蕴涵的现代学术观念及其深层的文化关怀。

今人论陈寅恪大多注意到他本人论着中对宋人史着长编考异之法以及六朝“合本子注之义”的服膺和提倡，而清人“毋惮旁搜，庶成信史”（徐干学《修史条议》）的治史信条对其确也深有影响。不过，陈寅恪的“旁搜”史料，并不陷于清儒“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47、46、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的繁复举证、表层归纳，更着意于对史料本身的考辨纠谬、对勘互证。他一再提醒学生证定史料的“有”和“无”——特别是后者——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这些在陈寅恪的著述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元白诗笺证稿》辨“七月七日长生殿”玄宗与玉环相会之地点“长生殿”，先引《旧唐书》、《唐会要》证“长生殿”前身为祀神之“集灵殿”，接以《唐诗纪事》论白居易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继而再引《通鉴》胡注指出，“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由此得出结论，乐天之失并不在不知旧俗，而在于“未入翰林”、“不谙国家典故”遂致失言（《元白诗笺证稿》，41－43页，三联书店2001）。《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处理涉及曹冲的史料，先引《三国志·魏志》和叶适《习学记言》肯定“曹冲称象”实有其事的正面记载，然后据清人何焯、劭晋涵等人著述辨定上述史料之不可信，再引北魏《杂宝藏经》所载“称象”故事，同时考辨《杂宝藏经》的撰作时代、背景及适用范围问题，最后论证出“称象”故事缘出佛经，而后流播中土，“遂附会为仓舒之事”（《寒柳堂集》，176－181页，三联书店2001）。

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陈寅恪关注史料考据的治史特点，不仅体现在著述中，也延续在其课堂教学中，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123页）

因此，通过对杂多史料的纠谬、对勘，将研究对象置于过往社会生活和历史时空一切复杂关系中，紧扣“时”、“地、“人”三要素来追溯并重建一个确然可见、可感的历史当下，并由考察不同史料牵连广引出的多重问题来深入史料所指涉的历史深层的盘根错节，这些都的的可见陈寅恪“做汉学”对重建信史的追求，而贯穿其中的实为一种强烈的历史去魅精神和现代科学理性。但是，这也确实导致其文章易示人以牵缠、芜蔓的印象，所以钱穆的批评并非无的

放矢。

细读陈寅恪的文章，我们又分明可以从他对多重多样史料的引证考辨、对历史本身内在复杂性的解析中最终获得一种极为开阔的思维视野，或者某种豁然省悟式的阅读感受。譬如《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当其揭开谜底时，我们自可发现其繁复的论证不仅破除了传统史书叙事对历史文化记忆的某种人为构建和误导、进而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相，而且又由此指出佛教来华后对中土社会快速而有力的冲击，还顺带批点了比较民俗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多是由一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切入，而层层递进，转证一涉及文化血脉与历史转关之大论题，看似芜累枝蔓，实有其清晰、细密的内在逻辑。所以，有学者称陈寅恪的史料考据真正达到了一种“尺幅千里的考证学境界”（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85页），实非溢美之辞。

陈寅恪一生不参与政治，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对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漠然。恰恰相反，陈寅恪是一个很敏感的学者——一个近乎足不出户但却对现实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变动十分敏感的书斋中人。如1954年3月直至1964年夏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原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更“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吴宓：《吴宓日记》1961年9月1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77页）当然，本文无意也无力于解析陈寅恪诗中之暗语密码进而推测其当时的政治意向，而只是想说陈寅恪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认知识研讨之唯一性的学者，而是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并由此关怀来选择学术话题的学者。就像他1942年3月为学生朱延丰之书作序时所说：“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163页）毕竟，“‘续命河汾’之向往”——即一种深沉的文化关怀——才是其“往来心目中之要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34页）所以，陈寅恪通过史料考据以“重建信史”的思路，不仅与带有相对主义的历史虚无论色彩的“古史辨”派之疑古乃至当下的新历史主义不同，即与当日傅斯年及史语所为代表的“考订派”或称“新历史考据派”也有不同。他的史料考据或称“做汉学”的治史方法背后，潜藏着一种重义理、重文化大义的“宋学精神”，在运用现代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表现为一种在史料中寻史识的“新汉学”思路——这或许才是他自己所说“较干嘉诸老更上一层”（《与妹书》，《陈寅恪集·书信集》，1页，三联书店2001）的真正含义。

解释历史与钱穆的治史求通

今人论钱穆虽多讲其破汉宋门户的基本学术理念，然而钱穆治史在兼采汉宋的基础上始终更强调“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2页，商务印书馆1997）。按理，他应该能接受陈寅恪式的学术思路才对。那么，他何以又批评陈寅恪的文章“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与传统史学的“才、学、识”之争有关，另一方面更有当时史学界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学术分歧的影响。

自唐代史家刘知几提出治史“才”（撰述技巧）、“学”（知识累积）、“识”（判断与断案）兼得之重要与困难这一悖论以后，尤强调“史才”之难（《史通》卷九“核才第三十一”），历代史家也对此常有感慨。钱穆在给余英时的信中反复交代的就是史学文章的写作问题，甚至到上世纪70年代出版《中国史学名著》后与严耕望通信时也依旧关注学术文章的写作问题（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29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今天我们读钱穆的文章，尤其是将之与陈寅恪的文章对读，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就是，钱穆的文章流畅显豁，陈寅恪的文章则哽咽多转折。说白一点，钱文好转述史料，而陈文多直接引证。转述相对直接引证而言，写成的文章自然“简净”（此系钱穆致陈寅恪函所作的自我评价，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28页，三联书店1998）得多。陈寅恪的著作不仅多直接引证史料，同时还伴有对史料的考辨察查，所以这样也就自然使得其文章不仅不够“简净”反而更显“专

深”了。这应该是其招致钱穆批评的一个原因。但是，潜藏在这番文章写作技巧之辨的背后，更有二人当时对所谓“史观”问题的不同思考。

钱穆虽以《先秦诸子系年》这样的考据之作登上中国现代学术的舞台，但他很快即对上世纪30年代以傅斯年和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主流史学界——即专注于史料整理和考订的“科学派”（亦称“考订派”）作风深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牵带他因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未能入选而产生的心理隔阂一直保持到老（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在写于30年代上半叶、出版于1939年的《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不仅批评了“考订派”“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同时也明确强调历史资料与历史知识的不同：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1－4页，商务印书馆1991）

他并不否认史料的重要性，但更强调要从史料中觅取史识，二者有手段和目的之别。就此而论，他与陈寅恪的主张相近，而不同于“考订派”——尽管钱穆对后者治史方法或有误解。然而钱穆又提出，“时代既变，古代所留之史料，非经一番解释，即不得成为吾人之知识”（钱穆：《关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讨论·敬答海云先生》，转引自陈勇《钱穆传》，174页，人民出版社2001）。因此，钱穆并不像陈寅恪那样借由考订、整理史料来寻史识，而是认为当下史学的要务即在于重新解释、“翻新”历史，以讲明适合当下需要的历史知识：“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3、15页，三联书店2001）如何解释、“翻新”历史以提供新的历史知识？钱穆想说的是，要研究并撰写“简单而扼要”的“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而这种“新通史”又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是“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钱穆：《国史大纲》，8页）。显然，在钱穆所说的两点中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即关注文化之“演进”与旧史之“统贯”，按照今人的话来说，即寻求一种对于已有历史的纵贯的宏观照察，系观衢路而非照隅隙。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在晚明最后的四年，钱谦益赋闲，精神状态介于道、儒之间。陈寅恪为他的入世情怀感动，同情于他的际遇，也因此为他辩护。陈寅恪自己是一个出世者，关注的是大概念的社会—人性或文化，他对钱谦益的理解是深刻的，区别于那些喧嚣而行的斗士们。 一、人治与理治的辩证 《说剑篇》见于【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写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 壶公注： 辛巳年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壬午年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这是大明朝最后的4年。无论从任何角度说，这一段历史都是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历史，这种关注更重要的是省悟，如同晨钟暮鼓。

《说剑篇》相关两篇： 其一、【燕誉堂秋夕】 雨过轩窗浴罢时，水天闲话少人知。凭阑密意星娥晓，出幌新妆月姊窥。 斗草空阶蛩自语，采花团扇蝶相随。《夜来》一曲君应记，飒飒秋风起桂枝。 其二、【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在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钱谦益和柳如是二人，在《夜来》歌唱中，在洞房清夜秋灯里，居然不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而是感受着秋风飒飒的时局，议论着剑气吞吐的庄周论战。 从两诗的意境看，其一篇是以柳如是的口气写，浴罢、新妆、斗草、扇蝶，沉迷之际却又提醒自己新婚的夫君：飒飒秋风起矣，时局不宁。其二篇以钱谦益的口气写，东虏游魂、双鬓皤然、贳酒论兵、凉风细雨，勾画了当其时社会的内忧外

患与参与者的无边愁怆。作者叹到，多少英雄马革裹尸，我的人生也在磨蚀中进入了晚年。可是在这洞房花烛夜，清夜秋灯里，我们说的还只能是那些我们无法排解的苦难。 应该说明的是，《说剑篇》写的不是铸剑技巧、运剑方法，文章以剑为载体论述了关于力、势、道三个不同层面的战略思想。《说剑篇》与墨子的《非攻》一样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亮点。 当然，在基本点上仍然存在差别，例如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墨子以立于“天下”的高度论证，任何战争都是权力者的争权夺利，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孟子没有墨子式的平民倾向，但是他说：“春秋无义战。”而庄子则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的激愤源于其对于大道的理解和坚持，是对公平正义的理解的和坚持。当孙中山大书“天下为公”的时候，当中共坚持其旗帜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明白庄子的“道”从三千前至于今天，至于今天仍然必须坚持。 应该注意到，陈寅恪读罢《说剑篇》相关的两篇他的心情受到两个层次的激动：

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

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 作者：杨联升附图 引言 据「中央日报」副刊报导，史学大师义宁陈寅恪先生于五十八年十一月病逝广州。（以前传说陈先生曾被红卫兵殴打，未知确否。）先生生前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今竟不幸言中，眞令人欲哭无泪。然盲目衰翁，早一日升达天界，卽等于早一日脱离苦境。敬慕先生者，惟有虔心祝祷，共祈冥福；尊事先生者，惟有更图精晋，光大师门。联升在清华经济系，曾选修先生所授隋唐史，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亦蒙先生指导。在「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民廿六）印布之拙稿「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卽是其中之一章。至于论文主旨，则与陶希圣先生及鞠清远兄之著述，大体相同，故未发表。联升于陈先生隋唐史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尝造寓晋谒。七七事变后，曾到北平城内先生府上参拜太老师散原老人之灵柩，此为联升在国内晋谒先生之末一次。来美留学之后，曾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己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

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三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卽将回国任教。一良到燕大，联升到北大，并各兼史语所副研究员。先生又询及联升之内兄缪钺、彦威，云曾数度通信。又云，回国后拟在南京定居。此为联升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当时胡适之先生已接受北大校长之任命，方在纽约准备回国，本拟一同登舟探视，临时以故未克前往。一九五六年，联升撰「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一文，在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印布，为胡适之先生祝寿。曾托人将单印本设法转呈先生，闻已收到，并传语嘉勉。联升所学伤于芜杂，虽曾列先生讲席，至多勉强升堂，绝不敢称入室。顷于悲痛之余，忽然检得当年（约在民廿四）在清华园听先生讲隋唐史笔记二册。因录其第一讲大略，以为记念。追忆学恩，倍增哀痛。 五十九年二月记于美之康桥。 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大略 应读及应参考之书： 甲：通鉴隋唐纪，通典。（宜先读）

钱穆作品总集

廿四岁论语文解(子部) 卅二岁论语要略(子部) 卅六岁刘向歆父子年谱(子部) 卅六岁墨子(子部) 卅六岁阳明学述要理学 卅七岁惠施公孙龙(子部) 卅七岁国学概论 卅七岁周公 卅八岁王守仁理学 四十岁孟子要略(子部) 四一岁先秦诸子系年(子部) 四三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子部) 四五岁国史大纲(史部) 四七岁史记地名考考据(史部) 四八岁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 五十岁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 五一岁政学私言 五四岁中国文化史导论 五四岁湖上闲思录 五六岁文化学大义中国文化 五六岁人生十论 五七岁庄子纂笺(子部) 五八岁中国思想史 五八岁中国历史精神 五九岁四书释义(子部) 五九岁宋明理学概述理学 六一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六三岁庄老通辨学术思想史(子部) 六三岁秦汉史(史部) 六四岁学龠 六四岁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学术思想史(经部) 六七岁中国历史研究法 六七岁论语新解(子部) 六九岁中国文学讲演集 七四岁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 七五岁朱子新学案理学 七五岁朱子学题纲理学 七五岁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 七六岁史学导论 七七岁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 七九岁中国史学名著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一部书 八十岁孔子与论语(子部)

八十岁孔子传(子部) 八十岁理学六家诗钞(集部) 八二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学术思想史 八二岁灵魂与心学术思想史 八四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 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五岁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文化 八五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七岁国史新论 八七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八七岁双溪独语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二部书 八八岁古史地理论丛考据 八八岁中国文学论丛 八八岁中国学术通义学术思想史 八九岁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理学 八九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九二岁晚学盲言 九五岁新亚遗铎 九五岁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 九五岁中国史学发微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民国八四年初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绿色代表手头有红色首图开始借阅

关于陈寅恪的精神及治学思想

反刍 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陈寅恪寒柳诗的古典今典分析_瞿子栋

第30卷第5期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0月V ol.30 NO.5Journal of Pingxiang College Oct.2013 陈寅恪寒柳诗的古典今典分析 瞿子栋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摘 要：陈寅恪先生创作的诗歌世称寒柳诗，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出色的史学家之一，寒柳诗中包孕了许多的典故，尤其是古典与今典的综合运用，更使得寒柳诗达到了诗歌用典的高超境界。本文便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用典传统而下，从陈寅恪寒柳诗中的古典今典入手，从而分析其诗中的心灵变化与复杂情思，进而窥探寒柳诗的艺术特征。 关键字：陈寅恪；寒柳诗；古典今典；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49（2013）05-0052-05 一、中国古代诗歌用典与寒柳诗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刘勰之所谓“事类”，即诗文中的典故运用。用典，也称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用典的出现是文化积累的必然结果，从先秦屈原始，历经汉代大盛与南北朝的极端化发展，到了唐宋，诗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将创作中的用典作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如“韩退之自谓‘窥陈编以盗窃’，柳子厚自谓‘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娱乐’，欧阳永叔亦自谓‘好取古人文字，考寻前世以来圣君子之所为，时亦穿蠚盗取，饰为文辞，以自欣喜’”。 前代的古事古人古语与经典，甚至是诗人当时的事件、人物、言语，都是用典取材的来源，“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因此用典是诗歌重学问的必然结果。“自卿渊已前，多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而以学资才，方能“主佐合德，文采必霸”。职是之故，“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诗人只有重学博览，才可以熟悉各种典故，以在诗歌造语间游刃有余，使诗歌之言，文辞之意在与典籍、故事的历史关联中，通古典雅而有书卷气。 诗歌发展到宋代，学问化的倾向达到顶峰，时人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称之，学问成了宋诗创作审美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的诗人们以学问修养为底，尚理好议，推崇韩愈，“远师六经，近师吏部”，后又在苏轼、王安石等人的倡导下尊杜学杜。宋诗在先后以韩愈、杜甫为文学典范的过程中，接受了其“以才学为诗”的做法。后至清末年间，经程春海、祁隽藻等人倡导学杜学韩，以及曾国藩倡导学山谷诗等以纠诗坛甜熟浅滑之弊，“宋诗运动”大兴，同光体蔚然成风，“同光体者，余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同光体主要分为两派，其中声势最隆的是赣派，取法杜甫、韩愈、孟郊、李贺与黄庭坚，以陈散原为首，作诗避熟避俗，用典使字戛戛独造，“陈散原先生，则万口推为今之苏黄也……尝言‘诗必宗江西，靖节、临川、庐陵、诚斋、白石皆可学’……早年专事韩黄……又兼有杜陵、宛陵、坡、谷之长……生新奥折，归诸稳顺……思深理厚，尚不失自家面目”，时人语之为“及时雨宋江”，赞曰“见一善，尝挂口。退而视之无所有。江湖上，归恐后。阅世高谈辟户牗。撑肠万卷饥犹餍，脱手千诗老更醇。双井风流谁得似，西江一脉此传薪”，甚至以“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 收稿日期：2013-09-23 作者简介：瞿子栋（1990-），男，江西萍乡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江南学。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

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高考作文 钱穆素材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七下历史第一单元课后测试

历史七下第一单元课后测试(链接中考) 1．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材料中“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指（） A．分封制B．三省六部制C．科举制D．八股取士2．“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描述的是（） A．赵州桥B．长城C．丝绸之路D．大运河 3．下列哪一史实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 A．隋文帝灭掉陈朝B．隋朝创立科举制C．隋朝统一度量衡D．隋朝开通大运4．盘点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时代，唐朝当位列其中。唐朝之盛始于贞观年间，开元时达极盛。下列关于“开元盛世”的相关表述不准确的是（） A．姚崇、宋璟、杜如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能干廉洁、办事效率高 B．全国各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扩大 C．召集县令进行考试，结果有40多人因不合格而被淘汰 D．倡导节俭，抑制奢侈风气 5．某皇帝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在治国过程中轻徭薄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盛世局面，史称（） A．文景之治B．光武中兴C．贞观之治D．开元盛世 6．621年，魏征归顺唐朝，受到太子李建成重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器重他的才干和耿直，不计前嫌，委任为谏议大夫，这说明唐太宗（） A．轻徭薄赋 B．简法轻刑 C．选贤任能 D．恩威并施

7．唐朝时期，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唐玄宗时，册封回纥首领为（） A．“天可汗”B．怀仁可汗C．云南王D．渤海郡王8．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句描述的是唐朝（） A．农业生产的发展B．丝织工艺的精湛 C．垦田面积的扩大D．长安商业的繁荣 9.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唐朝时唐蕃关系友好。历经1200多年的唐会盟碑至今依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以下人物中为唐蕃和睦作出重要贡献的是（） A．鉴真B．玄奘C．文成公主D．元昊 10．唐代有男女同服之俗，男女同样参加骑马、打球、饮酒、舞蹈等活动。唐代的女服还曾流行由波斯（今伊朗）传入的胡服。材料直接反映出唐代（） A．经济的繁荣B．政治的清明C．文学艺术的兴盛D．社会风气的开放11．唐代中后期，“波斯锦”“胡锦”“番锦”通过丝调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内地也生产“胡式锦”。这主要表明（） A．唐朝采取开明民族政策B．中外交流开启唐朝盛世 C．唐朝中后期手工业衰落D．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 12．唐朝从“小邑犹藏万家室”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转折点是（） A．开凿运河B．安史之乱C．黄巢起义D．靖康之变

史学概论复习资料

绪论（概要） 一、名词解释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类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和历史观互相影响，相互制约。 二、论述 历史学的学科结构 ①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时间（上古史、中古史、古代史、近现代史） 空间（美国史、中东史、欧洲史） 内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 综合（秦汉专题史） ②以特定对象和特定方法为轴心的综合研究科目 （历史文献学、器物学、考据学、历史地理学、年代学） 第一章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一、名词解释 意谓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

二、列举 1.修史制度论 （1）君举必书----慎言行 （2）人君不观史 （3）设官修史，唐代开始 （4）整体修史制度 2.新史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史学观点或着作 （1）梁启超 三阶段：1901----1905年：服膺进化史观 批判传统史 1912----1920年：中西结合，因果关系，“据事直书” 1920年以后 着作：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 1901年《中国史叙论》 （2）章太炎 史学观点：历史是“人群和社会的进化”进化论，生存竟争解读历史；评历史人物；

将人类学运用于历史研究中。 着作：《訄书》论文集 （3）夏曾佑 史学观点：天演论，历史进化论；历史功能论；历史阶段思想 着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4）陈黼宸 着作：《独史》、《史地原理》、《中国通史》、《诸子通义》和《读史总论》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三个层次 （1）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 （2）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 （3）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 4.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其相关代表作品 A、史学思想：“求真实，供借鉴”精义 B、学术信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术 （2）重视制度史，社会阶层的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略谈_柳如是别传_中陈寅恪的文学思想

第20卷　第3期长　春　大　学　学　报 V o l .20　N o .3　2010年3月 J O U R N A LO FC H A N G C H U N U N I V E R S I T Y M a r .2010　 收稿日期:2009-11-08 作者简介:廖雯玲(1984-),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略谈《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的文学思想 廖雯玲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从文学角度解读文史大作《柳如是别传》,认为其众体兼备,亦文亦史,深刻体现了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同时,作者既采用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传统释诗方法,又深入人物内部世界进行心理分析,研究了与柳如是相关的诗人词客,特别是对柳如是诗词创作阶段与特点的梳理分析,为后人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柳如是别传》;文体;实录;阐释方法;诗词研究 中图分类号:I 207.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907(2010)03-0061-03 《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是陈寅恪先 生晚年在目盲足膑的情况下,历时十年而成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对于这部文史巨著,学者们大多从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而针对其文学角度的研究一般和史学融合在一起。本文试图从文学角度对蕴含其中的陈寅恪的文学思想进行部分挖掘。 1　文体:亦文亦史,众体兼备 据《辞海》,传记一般分为两大类,一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一以史实为根据,多用形象化描写。前者更大程度地倾向史书,后者带有更多的文学色 彩,《柳如是别传》则介于二者之间。 一方面,《柳如是别传》具有史书价值。它以柳如是为中心,概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以及当此之际与柳如是有关的各种人的种种际遇。其中,着重叙述了柳如是与陈子龙等云间胜流的交往以及钱柳姻缘、复明运动。作者通过对人物作品的大量笺证考释来记叙,同时又搜检各种方志笔记等史料,博考慎取,因此,它较传统意义上的史传,少了故事性的叙事和描写,多了学术上的考据,相对来说更具史料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作品中充满了诗词歌赋及对它们的析赏,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由于传主及相关人物是诗人词客,这也给作品打上了作家研究的印迹。更兼陈寅恪在释诗赏析中,又深入人物心灵,刻画了天崩地坼时代人与人、人与政治、人与文化的深刻冲突,并抒一己之叹,在兴之所致时,还以情付诗;更重要的是,作品突出展现了柳如是独立不屈的个性,出类拔萃的才情,不同于流俗的气节和勇气,读之但觉 300多年前的这个历史生命是如此鲜活,让人心神飞动,这就使整部书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书,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部文学作品。 此书的另一文体特点是众体兼备。刘梦溪曾称《柳如是别传》“可以说是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 的文备众体的典范”[1] 。陈寅恪在书后的偈语中说道:“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亦可证明,作者也并不打算把它当成一部纯史书来写,这无疑更说明了本书的文学性。 2　实录精神 《柳如是别传》突出的表现出对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对于《史记》的“实录”精神,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概括描述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陈寅恪作为 “四大史家”之一,对史学老祖宗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应有深刻的体认,写作中也时时以“实录”要求自己。 一方面,整部作品建立在对诗词、方志、笔记等历史资料的笺释考证基础上。另一方面,作者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态度,无论是对其反复赞叹的柳如是,还是对史有恶评的阮大铖等,都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判断。对阮大铖,作者一方面肯定“圆海人品,史有评价”而不多论,同时又颇喜他的《咏怀堂集》,认为“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肯定其文学修养,赞誉《燕子笺》、《春灯谜》二曲为当时之绝艺[2]859 。至于圆海与东林党人之间的一段恩怨,作者也以客观的眼光予以评价,云: 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

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钱穆：天人合一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

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

前辈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简介

前辈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简介 人物档案 姓名：陈寅恪 国家：中国 祖籍：江西修水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长沙 出生时间：1890年 去世时间：1969年 职业：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 主要成就：国学大师，百年清华四大哲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为一生，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地位很高，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寒柳堂记梦》、《元白诗笺证稿》等存世，另外还有很受时人欢迎的《柳如是别传》也是陈寅恪所作。 光绪十六年，陈寅恪在湖南长沙出生，因为祖母黄氏在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寅年，因此为他取名寅恪。

陈寅恪幼时在家塾启蒙，从此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同时也接触到算学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一直到光绪二十六年，陈寅恪十岁的时候，因为祖父陈宝箴去世，于是随父举家迁往金陵定居。 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请来国学大师王博沆、周大烈等人前来教学。学堂采用现代化教育，涉及知识层面包括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有这样的家学渊源，陈寅恪可以说自幼就接受了极好的国学教育，同时也开眼西方，对东西方文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光绪二十八年，陈寅恪留学日本，在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就读，三年后辍学归国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五年后，也就是宣统二年，陈寅恪又自费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归国。民国七年，又再次自费到哈佛大学游学，在学校教授梵文和巴利文，一直到民国十四年才归国。在这将近七年的时间中，陈寅恪学习各方知识和文字文化，对各民族文化都有了很深的理解。 纵观陈寅恪的学历，可以说是牛气冲天，他能有日后的成就，与其孜孜不倦的求学有很大的关系。他本身就具备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加之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很高，为国内外学者所重。 归国之后，陈寅恪到已经改制的清华大学任国学道士，成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民国十三年为研究院导师，时人将其与梁启超、王国维并举称清华三巨头。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 【说明】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于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