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回顾及展望_刘春燕
【语言与文化】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回顾及展望
刘春燕1，盘福东2
（1.中共桂林市委，广西桂林541001；2.桂林博物馆，广西桂林541001）
摘要：桂林抗战文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历史现象，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桂林抗战文
化研究堪称独秀山下一枝独秀。回顾总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文化研究；一枝独秀；回顾；前瞻中图分类号：G 122；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3）12－0151－06
收稿日期：2013-10-10
作者简介：刘春燕（1965-），中共桂林市委副秘书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抗战文化、区域政策；盘福东（1950-），桂林博物馆研究员，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研究方向：抗战文化、民族学。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13年12月
（第12期，
总第200期）Dec.,2013
（No.12,General No.200）
桂林抗战文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历史现象，是桂林文化中最有特点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桂林抗战文化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其所展现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孕育的抗战精神、高昂的爱国主义主旋律，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有理由为它的过去式而自豪，为现在式而骄傲，为将来式而展望。”[1]
本文试图对30多年来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研究领域、讨论热点及发展趋势做一梳理，以更好地推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服务当代文化建设。
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回顾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广西日报》开辟“桂林文化城忆旧”专栏和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组织专门力量，收集、整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艺史料为开端。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研究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9年《广西日报》恢复“桂林文化城忆旧”栏目为标志，研究工作重新开启。80年代以来，《广西日
报》、《桂林日报》，《学术论坛》、《广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
、《抗战文艺研究》等报刊以及《广西文史资料》、《桂林文史资料》等资料丛书相继刊发了一系列桂林抗战文化史料和学术论文，由此推动了桂林抗战
文化研究的蓬勃开展。[2]
90年代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
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术探讨历久不衰，研究成效引人注目。
（一）史料收集卓有成效，初成体系。30多年来，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日报社、广西党史研究室、广西地方志办公室、广西桂林图书馆、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桂林博物馆、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今发展研究中心）、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研究机构和部门，采取历史文献征集、口述实录、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收集整理并出版了一大批桂林抗战文化史料，涉及文化城盛况、重要文化活动、文化大事、文化机构、旅桂文化名人、报刊杂志等诸方面，成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资料类图书32部，
其中，文化城概况类图书史料11部，以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1987）、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
（1989）、魏华龄主编的《桂林抗战文化史料》151
（1995）、李建平主编的《抗战遗踪——
—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2005）、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编著的《丰碑——
—桂林抗战纪实文物史料图集》（2008）最为全面；文艺专题类图书史料8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丘振声、吴辰海、唐国英编的《西南剧展》（上、下册，1984），丘振声、杨荫亭主编的《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1987），杜宣主编的《驼铃声声——
—新中国剧社战斗历程》（1991），杨益群编的《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1995），李建平编著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1996）。新闻出版类图书史料有5部，其中以龙谦、胡庆嘉编的《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1999）最为详实。此外，还出版了一批桂林文化名人史料、重要文化机构史料以及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和社会科学资料目录索引。这些基础性的抗战文献资料收集工作，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提供了系统可靠的史料依据。
（二）学术氛围活跃，研究成果丰硕。随着1988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发起成立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1996年改名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1993年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的相继成立，由此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个体研究桂林抗战文化的局面，一批来自驻桂高校、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加入到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领域中来，抗战文化研究阵地开始拓展，区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形成普遍共识，学术氛围日趋活跃，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可谓成果丰硕。在学术研讨方面，1993、1995、1998、2001年先后举办了4次广西桂林抗战文化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召开了桂林抗战文化资源调查与开发（2002），纪念西南剧展60周年（2004），纪念张曙诞辰100周年（2008）等系列专题研讨，研讨领域涉及爱国主义与桂林抗战文化、桂林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抗战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重要文化事件、文化人物对桂林文化城的贡献等方面，促进了学术交流。在学术成果方面，推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专著达25部以上。其中，魏华龄的《桂林抗战文化城史话》（1987），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合著的《桂林抗战文学史》（1994），刘泰隆的《历史的高峰——
—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1998），魏华龄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桂林文化城》（2003），张红的《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2004），李江的《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主潮论》（2005），王小昆的《桂林抗战音乐文化运动》（2005），雷锐的《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小说研究》（2007），黄绍清的《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诗歌研究》（2007），李江的《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戏剧研究》（2007），刘铁群的《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散文研究》（2007），黄伟林、高蔚的《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人文生态研究》（2007），刘俊文的《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社团》（2008），魏华龄的《桂林抗战文化史》（2011）等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出版论文集近20辑，发表论文400多篇，其中以魏华龄主编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1－8集，1992-2005）、李建平、张中良主编的《抗战文化研究》（1-7辑，2007-2013）较有影响。
（三）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学科价值日益显现。进入21世纪以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广西独具特色和优势的社会科学学科，呈现出逐渐由地方学科向全国性学科转化的趋势，正在跻身学科前沿[3]。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课题是广西哲学社会科学每年常设的重点课题，特别自2006年以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及其成因研究》（2006）、《抗战时期广西新闻出版事业研究》（2007）、《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2008）、《桂林抗战艺术史》（2009）、《抗战时期桂林进步报人群体新闻活动研究》（2010）、《西南抗战文化运动中的共产党员群体作用研究》（2011）等课题，相继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其学科价值和当代价值可见一斑。
（四）与时俱进，服务当代。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已从最初的研究文学艺术起步，逐步拓宽到目前的整个文化领域，涵盖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人物及作品诸方面。研究队伍以桂林、广西为主体，兼及重庆、武汉、上海、贵州、长沙、北京、太原等地都有学者开展研究，形成了以魏华龄、李建平为学科带头人，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为组织纽带，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其中，桂林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地域优势，使得桂林的抗战文化研究堪称独秀山下一枝独秀[4]，尤其在史料收集整理、抗战文学、抗战戏剧、抗战美术、抗战音乐、人物及文艺作品研究等方面，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公认和肯定，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如，1987年《桂林文化城史话》出版后，被认为是广西“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桂林文化城历史的专著，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桂林抗战文艺运动史的空白”[5]；1994年《桂林抗战文学史》出版后，先后有10多家报刊发表评论，认为该书是“一部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史空白的学术专著”，“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
[6]；1998年《历史的高峰——
—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出版后，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鲁迅研究的新开拓”，是“一本开拓鲁迅研究新领域的力作”[7]。2011年《桂林抗战文化史》出版后，被学界认为是“一部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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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化研究集大成之史著”[8]。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成果，受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50多所高校的关注，或刊物栏目转载，或摘登论文观点。新华社1995年和1999年先后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引人关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向海内外作了报道，引起海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桂林抗战研究会和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积极推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服务当代文化建设，参与策划、撰写了广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制作的历史纪录片《方舟》；多次在桂林百姓大讲坛向公众普及抗战文化知识；“桂林抗战文化”陈列展览，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目前，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已形成集文学、艺术、文化、新闻出版、党史、地方史、教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众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局面，进入了桂林高校的研究生课程，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由此产生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为改革开放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现代新型学科。[3]
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学术探讨
（一）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抗战时期，桂林一时间文化名人云集，书店出版社林立，图书报刊琳琅满目，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文化活动高潮迭起，成为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被誉为“文化城”。对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的形成，学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是在抗日战争的特定条件下，桂林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国民党桂系当局同国民党蒋介石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作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桂系当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营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3]。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蒋桂矛盾的特殊环境、良好的自然地理及社会人文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客观依据和根本原因[9]。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内涵。桂林抗战文化与桂林文化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紧密相连。桂林文化城一般指的是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以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到1944年桂林大疏散以前这段历史时期，桂林成为抗战中国的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前后将近6年时间。抗战文化则是指“九一八”事变之后，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时期。[3]桂林抗战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弘扬；科学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培育。[10]
（三）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桂林抗战文化与延安、重庆、武汉、上海、香港等地抗战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桂林抗战文化不仅汇集了国统区大后方的文化，而且汇集了延安、沦陷区以及上海、香港地区的抗战文化，具有全国性、国际性[11]。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国抗战文化的总汇，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12]
（四）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学界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统一战线建立、进步文化人士奋起抗战等方面，对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探讨。如：党必须掌握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保证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与桂系地方实力派搞好统战关系，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骨干作用[13]；桂林抗战文化的优良传统，就是始终坚持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步文化是桂林抗战文化的主流，继承和发扬桂林抗战文化的优良传统，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4]。
（五）桂林抗战文化主题。学界从中华民族精神传承、抗战爱国主旋律、民族凝聚力、抗战精神等方面，对桂林抗战文化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阐释。有学者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派别、不同阶层求同存异以及不同流派文学艺术作品百花齐放的角度，对桂林抗战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进行了深刻阐述，认为抗战八年，桂林抗战文化自觉承载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战斗，对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作了最具历史感和时代感的诠释，表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肩作战通力合作的团结奋斗精神，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的包容开放精神，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自强不息精神[15]；桂林抗战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了救亡图存的民族独立、解放精神，万众一心抵御外敌、维护国家统一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追求真理的科学民主精神，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人民性、坚定的政治性、显著的抗争性,是中国抗战精神的一面旗帜[16]。从今天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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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毛泽东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与实践。桂林文化城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论新阶段》、《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等著作在桂林排版重印，或公开发行，或秘密流传，对桂林文化城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17]学界认为，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团结抗战等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和影响，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所作的大量工作密不可分。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统战工作方式，向国民党桂系首脑传播了毛泽东思想；云集桂林的秘密党员、进步报刊杂志及书店，通过集会、演讲、撰写文章、刊发毛泽东文章和书籍等方式，向广大军民传播了毛泽东思想。[18]毛泽东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促进了桂系军阀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较好的政治环境中开展；鼓舞了人民大众抗战信念与必胜信心，确保了桂林抗战文化的正确方向。
（七）桂林抗战时期的艺术。桂林抗战艺术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历久不衰。学者们对桂林抗战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理论、文艺论争、民间文艺等问题都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其中在抗战文学、抗战戏剧、抗战音乐、文化城鲁迅研究、西南剧展、桂剧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尤为突出。学界经过长期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认为，桂林文化城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数量之多及影响之大远超过其他区域。桂林抗战文学是大后方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三者兼有之文学，始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融为一体，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组成部分。[19]国统区的鲁迅研究，以桂林为最，许多鲁迅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出自桂林，这是桂林文化城文化人对鲁迅研究的历史贡献。[7]桂林抗战戏剧，以公演、会演、巡演、座谈及研讨等多种形式，走向大众，唤起了人们的爱国心、凝聚了人们的爱国情、坚定了人们的爱国志，有效完成了对中华各民族、各阶层的思想动员和文化动员，创造了文化宣传的奇迹。[20]桂林抗战音乐运动率先提出了“抗战歌曲到农村去”的口号，成为吹征的战鼓和战斗的号角。[21]桂林抗战文艺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对今天文艺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多出精品，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八）桂林抗战时期的新闻出版。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出版空前繁荣。对这一现象，学界从出版业概况、重要新闻机构、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出版发行方针、经
营策略、办报人思想、印刷业发展等方面，总结和探讨了桂林抗战时期新闻出版事业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对《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野草》、桂林版《扫荡报》、《国民公论》、《抗战文艺》、《建设研究》、《十日文萃》、《中国农村》以及文化供应社、实学书局、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新知书店、国际新闻社等重要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都有研究。桂林文化城一直存在进步出版业与市侩主义的斗争、与国民党当局的尖锐斗争，但始终高扬了抗战时代的主旋律，为抗战出版、为抗战服务、为抗战出力[22][23]。桂林文化城出版发行的抗战理论书籍、宣传抗战通俗读物、反映抗日斗争文艺书刊，传播了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传递了为祖国为人民而斗争的钢铁意志和坚强决心，达到了广泛发动国民参加抗日战争的目的。[24]（九）桂林抗战时期的社会科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桂林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予以重视，并在社会科学特征、历史贡献、社科刊物、社会团体以及哲学、战时经济、政治学、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翻译、内迁知识分子群体等方面作了研究和探讨。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进步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如火如荼；人才荟萃，社科队伍不断壮大；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对重大政治问题予以关注，是抗战时期桂林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25]但抗战时期桂林社会科学的发展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研究方法很落后，与自然科学存在着严重分离，有时代局限性。[26]
（十）桂林抗战时期的文化人。抗战时期，桂林文人荟萃，是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推动了桂林文化活动高潮迭起。学界对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夏衍、胡愈之、欧阳予倩、邵荃麟、艾芜、司马文森、王鲁彦、柳亚子、杨东纯、焦菊隐、熊佛西、聂绀弩、陈迩冬、张志让、陈劭先、周钢鸣、李济深、李任仁、严人杰、雷沛鸿、胡风、陈寅恪以及胡志明、鹿地亘、史沫特莱等旅桂20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文化名人作了重点研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对文化人士在桂林的文化活动、业绩、思想情操、工作作风和贡献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自觉地坚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在抗日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的历史必由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7]
（十一）桂林抗战文化的资源开发利用。21世纪以来，学界开始重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为现实服务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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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抗战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在抗战文化资源遗址遗产调查、文学价值、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及方法手段、对策建议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效。如立足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要积极探讨桂林抗战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28]；以文学研究为手段，开发抗战文化资源，可以实现对广西包括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把握和利用，为文化建设服务[29]；桂林抗战文化资源是桂林发展红色旅游的主要依据和主要旅游资源[30]；建立桂林抗战文化资料中心，既是对抗战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也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31]；保护与利用好抗战文化资源，应建立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评价机制，从城市人口、公众意识、制度建设等方面予以高度重视[32]；应加强桂林抗战文化资源在“中国梦”主题教育中的时代化运用。[33]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新视野。
除了上述主要方面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还在桂林抗战文化与延安、重庆、昆明等抗战文化比较、桂林抗战损失调查、青年运动、侨务、自然科学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研究。
三、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展望
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桂林抗战文化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和意志，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凝聚力的坚强体现，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是印刻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宝贵文化遗产。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战略高度，审视和展望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就是要紧紧围绕时代主题，以服务现实需要为出发点，积极探索与创新，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一是突出主旋律研究。当前，世界多极化，我国意识形态各种思潮活跃复杂，迫切需要加强正面引导，巩固壮大主流思想阵地，切实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综观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导向，以科学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突出桂林文化城重大事件、重要文艺作品、重要文化人物、重要文化现象、新闻出版以及抗战文化精神、抗战文化的国际性、抗战文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在桂林文化城的运用与实践、抗战文化对青年一代的培育和影响等重大问题研究，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共同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是进一步拓宽学术研究视野。面向未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要在深入挖掘抗战文化所蕴含的当代价值和丰富内涵上下功夫，不断深化对抗战文化的理性认识，深刻揭示桂林抗战文化与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渊源关系，积极探索先进文化发展繁荣的规律，尽快实现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表象研究向学术理论研究的转变。当前，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以世界的眼光，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视野中，加强与国内外抗战文化学术界的互动交流，多方面了解和把握各地抗战文化研究的新动态新观点新视野，提升研究层次。要立足大文化，不断超越学科苑囿，积极开展抗战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思想、社会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拓展研究领域。要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论坛、主流媒体、学校等平台，实现抗战文化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互动，推动研究与普及相结合，提高整个社会对抗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关注度。
三是着力打造桂林特色文化品牌。现存丰富的抗战遗址和文物是打造桂林特色文化品牌的重要载体。抗战文化研究要主动服务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要结合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实践，通过编制完善抗战文化保护利用开发专项规划、设计开发红色旅游线路、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出影视作品和舞台艺术等措施，推动研究工作与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旅游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影视媒体相结合，充分发挥抗战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抗战文化的影响力。当前，要主动作为，提前策划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录片、学术会议等活动，着力推出一批抗战文化精品力作，打造桂林特色文化品牌。
四是加快完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数据库。近年来，桂林图书馆“桂林抗战文化数据库”建设已经通过国家鉴定，为中外专家学者研究抗战文化、普及抗战文化知识提供了有效的资料平台。但是，目前还有大量抗战文化史料散存在有关文化部门以及个人手中，同时，不少抗战时期的见证者年事已高，加强抗战文献史料的整合、抢救工作刻不容缓。要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口述史料和濒临失散史料的抢救和征集工作，进一步丰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数据库建设，更好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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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阳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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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史料的作用。
五是加强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是桂林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具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但是与传统基础学科一样，同样面临着人才匮乏的困境。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文化立市的高度，重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人才队伍建设。要充分发挥驻桂高校、科研院所人才汇集的优势，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和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为纽带，推进抗战文化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各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要加大对桂林抗战文
化研究在课题立项、资金资助等方面的扶持力度，以持续的项目资助助推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开创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新局面。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积累了雄厚的实力，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精神世界更为丰富，这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回顾以往抗战文化研究，成就蜚然；展望未来的抗战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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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经典之作
2014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将田汉七十多年前的话剧《秋声赋》重新搬上了舞台，该剧在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和南宁数轮演出，都引起了轰动效应，并成为第四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入选剧目。 《秋声赋》是左翼剧作家田汉1941年创作的作品。这一年，田汉四十三岁，人到中年，进入了他人生的多事之秋。 1937年上海沦陷，田汉不得已离开中国现代话剧的摇篮上海，到武汉和长沙从事戏剧运动。1940年5月，他应陈诚之召，到重庆继续第三厅的工作。重庆期间，他与妻子林维中、女儿玛琍、儿子海云有一段黄金时代的生活。秋末冬初，前女友安娥也来到重庆从事文化抗敌工作，还带来了她与田汉的儿子大畏。安娥在重庆期间写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交给田汉指正，两人旧情重燃。田汉陷入家庭危机。 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大敌当前之际，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悲剧煎熬着每一个明智的中国人。左翼人士纷纷离开重庆。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上安娥的存在，田汉与妻子林维中的矛盾日趋激烈，到了无法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境地。3月，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他希望这个离开能够带给他转机，帮助他打开民族风云和个人风月的新局面。 正当田汉隐居南岳菩提园的时候，5月，杜宣风尘仆仆从桂林来访。杜宣此一南岳之行，是要说服田汉加盟李文钊创办的新中国剧社。 桂林文化人苦斗的精神重新点燃了田汉的激情，他欣然同意加盟新中国剧社。8月，为支持新中国剧社的创建，田汉举家迁到桂林。 1939年4月20日，田汉曾经带领平剧宣传队抵达桂林，住在桂林榕湖路五美园一座小楼，从事他的新戏剧运动。此次重返桂林，田汉在东灵街花桥附近住，后来又搬到龙隐岩边的施家园。安娥也来到桂林，与田汉重聚。田汉一方面与安娥志趣相投，另一方面与林维中剪不断，理还乱，再加上皖南事变之后桂林文艺界相对萧条，家庭的秋天、国家的秋天以及桂林自然界的秋天，激发了田汉的创作冲动。1941年秋冬之际，田汉完成了话剧《秋声赋》。 一天，戏剧家熊佛西携夫人叶子访问田汉，田汉朗诵刚写完的《秋声赋》，熊佛西深受感动，口占一绝相赠：名满天下田寿昌，箪食瓢饮写文章，秋风秋雨秋声赋，从古奇才属楚湘。 秋天的桂林，田汉倾力支持的新中国剧社屡遇挫折，演出票房不好，后台老板撤资，以至于创办者李文钊忍痛辞职。田汉凭着他各种人脉关系支撑着新中国剧社的运营。正是在这种极度艰难的境遇中，10月，田汉创作了话剧《秋声赋》。1941年12月28日，由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在桂林国民大戏院上演，连演八场，终于帮助新中国剧社走出困境。数年后田汉回忆：《秋声赋》因接触了当时沉闷空气，也描写了一些本地风光，却从1941年12月28日在国民大戏院上演起，演到第二年1月3日。这也就稳住了‘新中国’（指新中国剧社）的经济基础，给了大家再接再厉的勇气。① 话剧《秋声赋》不仅写于桂林，而且剧情大都写的也是桂林。 抗战时期桂林的秋天，秋风萧瑟，秋意伤感。 昔日情人胡蓼红的到来让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的诗人徐子羽既兴奋又忧虑。他的兴奋是因为他与胡蓼红曾经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的忧虑是担心婚外的情感无法得到妻子的谅解。 妻子秦淑瑾对徐子羽的婚外恋情充满怨恨，她希望丈夫和自己一起去南洋生活，保证家庭的安宁与和谐。 徐母深明大义，支持儿子的文化救亡事业，但对儿子的情感生活也不满意。因为不愿意看到儿子与媳妇整天争吵，她与媳妇秦淑瑾一起从桂林回长沙。 胡蓼红有与徐子羽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想带着徐子羽到马尼拉。但徐子羽并不同意她的主张，并对她的变化感到不理解。为与徐子羽远走高飞，胡蓼红想赢得徐子羽女儿大纯的支持。她引导年幼的大纯叫她妈妈。大纯明确表示自己有妈妈。此举让胡蓼红既伤心又醒悟，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f69651528.html,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作者：刘春林 来源：《桂海论丛》2015年第04期 摘要：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有桂林本身的历史根源、独特 的地理位置，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广西特殊的政治气候，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执行，多方因素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桂林文化，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5.9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16-05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 化运动的高潮。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 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
论抗战时期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
抗战时期论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 摘要： 时隔今日，抗战胜利已过了六十多年，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年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岁月无痕，历史犹存。虽然抗日战争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灾难，但在烽火连天里，中国大地抗战文化繁荣昌盛，历久不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抗战期间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各种文化运动空前高涨。许多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战文化都在这段时期产生了，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文化城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从这时候开始，桂林就成了正式的文化抗争和军事战场。在桂林这块抗战文化胜地，有许多的抗战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精彩各异的传奇故事。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的民族的抗战事业呕心沥血过，他们的传奇事迹引起了我们对桂林抗战文化的探索和思考。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桂林有着很强的典型性，它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文化城。而这典型桂林文化城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是抗日战争的大形势所决定的。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大批进步文化人跑到桂林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香港，原来逃亡香港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又涌到桂林来；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结果。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等，以拥护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大义，对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桂系元老李济深，开展了巧妙而又成功的统治工作，使桂系相对地保持着民主气氛；三是桂系与蒋介石有尖锐复杂的矛盾。抗战之前，有过蒋桂大战。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把桂系的军队调到前方，阴谋借日本军阀的飞机大炮摧毁桂系的军事实力。可后来万万想不到是台儿庄大捷，反而大大地提高了桂系的威望与实力。战败后由于人民政府的领袖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砀山好几年。这样，在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经历了团结和分裂，形成了复杂的矛盾斗争关系。 这样，桂林文化城就随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波浪形的向前发展，而成为文化史上的罕见文化现象。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何香凝、柳亚子、夏衍、茅盾……用他们的民族气节勾画出一个个爱国文人的高尚情操。而他们那抗战时期的动人故事，从此更是流传于世…… 抗战时期，著名文学家夏衍，著名画家郁风，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金山，著名编剧蔡楚生等来到了桂林，给桂林的抗战文化带来了空前的发展。一是兴办刊物，宣传抗日。夏衍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主办了《救亡日报》、《华商报》。二是积极开展抗日文化运动。为了充分发挥文化人士的才能，桂林当局对文化人士的工作进行精心安排。旅德学者张铁生负责编辑《新建设》杂志；旅美女作家黄庆云恢复期刊《新儿童》。1942年5月8日，旅港戏剧工作者章泯、司徒慧敏、丁聪、彭凤子等人在桂林中北路大众电影院公演了《北京人》。香港《天文台报》社长陈孝威，在桂林桂西路广西省立桂林中学大礼堂作“会师东京”的演讲。写于、出版于桂林的报告文学如夏衍的《走险记》，矛盾的《虚惊》，萨空了的《香港沦陷回忆》等书籍民众踊跃购买，争相传阅。以柳亚子的《流亡杂诗》、何香凝的《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以及《太平洋鼓吹集》中的338人写的441首诗，无不令人传唱。在此期间，这些文化人士还创作了《走出香港》等50多幅美术作品和《再会吧，香港》、《白云故乡》等深受民众欢迎的话剧和电影主题歌曲。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运动桂林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运动桂 林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
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家，还有从事彩印、铸字、装钉的，设备比较齐全。每月的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1]2。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2]37。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文艺著作多达1000多种，丛书50余套，杂志共出版了2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回顾及展望_刘春燕
【语言与文化】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回顾及展望 刘春燕1，盘福东2 （1.中共桂林市委，广西桂林541001；2.桂林博物馆，广西桂林541001） 摘要：桂林抗战文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历史现象，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桂林抗战文 化研究堪称独秀山下一枝独秀。回顾总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文化研究；一枝独秀；回顾；前瞻中图分类号：G 122；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3）12－0151－06 收稿日期：2013-10-10 作者简介：刘春燕（1965-），中共桂林市委副秘书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抗战文化、区域政策；盘福东（1950-），桂林博物馆研究员，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研究方向：抗战文化、民族学。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13年12月 （第12期， 总第200期）Dec.,2013 （No.12,General No.200） 桂林抗战文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历史现象，是桂林文化中最有特点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桂林抗战文化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其所展现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孕育的抗战精神、高昂的爱国主义主旋律，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有理由为它的过去式而自豪，为现在式而骄傲，为将来式而展望。”[1] 本文试图对30多年来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研究领域、讨论热点及发展趋势做一梳理，以更好地推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服务当代文化建设。 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回顾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广西日报》开辟“桂林文化城忆旧”专栏和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组织专门力量，收集、整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艺史料为开端。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研究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9年《广西日报》恢复“桂林文化城忆旧”栏目为标志，研究工作重新开启。80年代以来，《广西日 报》、《桂林日报》，《学术论坛》、《广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 、《抗战文艺研究》等报刊以及《广西文史资料》、《桂林文史资料》等资料丛书相继刊发了一系列桂林抗战文化史料和学术论文，由此推动了桂林抗战 文化研究的蓬勃开展。[2] 90年代以来，研究队伍不断壮 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术探讨历久不衰，研究成效引人注目。 （一）史料收集卓有成效，初成体系。30多年来，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日报社、广西党史研究室、广西地方志办公室、广西桂林图书馆、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桂林博物馆、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今发展研究中心）、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研究机构和部门，采取历史文献征集、口述实录、实地调研等多种方式，收集整理并出版了一大批桂林抗战文化史料，涉及文化城盛况、重要文化活动、文化大事、文化机构、旅桂文化名人、报刊杂志等诸方面，成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出版资料类图书32部， 其中，文化城概况类图书史料11部，以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1987）、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 （1989）、魏华龄主编的《桂林抗战文化史料》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