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链

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链

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链(引)

发布时间:2008-10-30 9:34:30 作者:刘志彪点击: 11 评论

一、引言

经过将近30年的持续的、高速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地区现在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道路上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增长，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各个作者从自己的认识的角度的分别撰写的，但是却始终统一在一个指导原则下，即我们要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其它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

作为本书的序言，我首先来谈谈对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是与我对现代服务业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的。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不仅非服务业(初级产业、制造业)的竞争力由服务业决定，而且服务业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现代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投入。沿着这个思路，我选择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作为分析的切入点。

近年来，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南北贸易”问题的研究，已经从要不要加入GVC的争议，向两个深化的问题发展:一是以什么方式加入GVC有利于处于该分工体系低端的国家的产业升级;

二是基于绝大部分加入GVC的企业同时也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的事实，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克服地方性产业集群同质性竞争的格局，如何利用产业集群支持企业不断地攀升GVC的高端。

Gereffi(1999)认为，加入了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GVC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

就会自动实现本土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因为，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管理能力及制度体系的学习和追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在购买者驱动的GVC中，就会尝到快速升级和“自动”实现机制的甜头:进口零配件进行装配?整个生产过程的自主进行?设计自己的产品?在地区或全球市场上销售自主品牌产品。这种乐观的观点受到了Humphrey &Schmitz(2004)等人的强烈批判。他们认为，在这种GVC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进程被发达国家的大买家压制或者“被俘获”于GVC的低端环节，很难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更不存在升级过程中的所谓“自动”实现机制。Cramer(1999)更是提出了在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被迫处于GVC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但这些活动全部由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为、结构和制度所决定，被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了难以逆转的残酷的剥削。

这些论点一方面给像中国这类基于国际代工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警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价值链的攀升问题，逐步摆脱跨国公司通过GVC的治理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控制。实际上，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要坚持动态主义的方法论，首先突破把未来的竞争优势持续不断地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上的传统做法，利用高级要素的投入改变对“低端道路”的路径依赖。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现代

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是出现Gereffi所说的产业升级“自动传递”次序的关键问题。

我们把分析的视角集中在GVC中现代生产者服务投入的作用机制和实现途径上。我们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占据GVC的顶端，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从而取得非对称的全球利益分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其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地投入现代生产者服务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产业结构不断地趋向于“软化”。Reeve(2006)最近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对于OECD国家产业结构演进有着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作用。他指出，在新经济情形下，几乎所有制造业都严重依赖于资本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高水平教育的劳动力导致了制造产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众所周知的是，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教育这个根本，因此发展高水平的教育(包括各种高水准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产业升级的基础。

关注GVC中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GVC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极其现实和理论价值的问题。目前国内文献对GVC各个环节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这个层面。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制造环节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所耗用的时间和附加值都是很有限的，与其相关的服务业例如金融、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营销和品牌等活动，才是高附加值的环节。此外，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在加入GVC的过程中，呈现出既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同时又加入GVC的现实发展特征，即加入GVC是以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为支撑的。由于地方性产业集群中的制造环节也需要现代服务业来支撑，因此，关注GVC中的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也是谋求地方产业集群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

二、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攀升GVC的作用机理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地“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从理论上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这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效应，是与该产业的产出中含有密集的难以竞争、难以模仿以及可持续创造价值的高级要素有关。对此加拿大经济学家格鲁伯和沃克(1989)的结论是: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它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这一结论已为Guerrieri等人(2003)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他们以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为样本，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专业化的决定问题，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正向联系。尤其是现代生产者

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APS)的发展，是奠定制造业和其它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APS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如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技术、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它对于制造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链的攀升作用机理，可以从物质、行为、管理和制度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物质投入的层面看，APS所内涵的各种无形的隐含性知识，具体体现为制造业的投入成本。1(1)这种投入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的性能，以及用其所制造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现代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在制造过程本身，而在于制造过程所投入的APS的数量和质量;(2)APS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

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3)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从企业行为层面看，一般来说，制造商和生产者服务提供商之间是一种“客户—供应商”关系，不仅存在着“邻近”作用，而且APS的组织结构影响制造业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同时，制造业的组织结构也影响生产者服务的供给(Marshall，1982)。因此从服务提供商那里获得服务的成本，随着双方距离的增加而上升。例如，会议的旅行时间和联系的频率等(O’Farrell & Hitchens，1990)。Coffey & Bailly (1991)强调在发达国家，“中间需求服务生产是潜在的最昂贵的部分，一方面是保持与服务提供商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另一方面是服务的投入和市场成本”。这种推理意味着制造业厂商可以从与生产者服务生产的协同定位行为中获得巨大的好处。Goe(1990)指出，生产者服务厂商也可以从定位于“邻近”制造业厂商的行为而获得大量利益，因为制造业厂商为它们创建了市场。

第三，从当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演变看，现代制造企业正按照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原则，充分地走向“扁平化”、“柔性化”和“精细化”。在这种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下，产业升级不再表现为产业的整体升级和完整的产品价值链升级，而是表现为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某一技术特征的升级。这一命题如果成立，那么在全球化和外包条件下，为了推进产业升级，就必须在当代企业管理模式中，努力实现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某一技术特征在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如把自己所不擅长的或者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那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从而更加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由相关的专业外包公司提供更加专业、优良的服务，这就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对生产者服务业提出

更高的要求，产生“推拉效用”，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使得这些地区在知识溢出、劳动力质量、环境设施的方面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成为制造业投资特别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选择区域，最终形成双赢的局面。

第四，从良性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APS既是制造企业制度环境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又为制造企业创造新的适宜竞争的制度环境，因此APS体现为制造企业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2当地方性产业集群中具备优良的生产者服务条件时，即生产者服务显示的交易成本低于制造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时，企业的部分业务就会外包出去。如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促使了互联网络步入成熟阶段，信息以及通讯成本的下降，这样就减少了企业从市场上获得服务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外包行为。制造业企业通过外购，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公司内部的零件和服务生产者缺乏改进商品和服务质量的动力的问题，而且可以有效的控制风险。企业采取商务活动外包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而且，随着生产过程的迂回化和柔性化，在生产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专门知识的专家来进行计划、控制、评估等工作，才能使生产有效率的进行。随着金融、咨询、法律、工程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日益专业化，其专业化的程度使得规模再大的制造企业也无法在其内部独自提供这些知识。科技进步促使了专业化分工，使得生产者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制造业自身的发展壮大给生产者服务业以极大的发展空间。

换句话来说，APS对制造业的投入，相当于波特竞争理论(Porter,1998)中所说的专业化的“高级要素”，它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从而成为GVC下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

三、攀升GVC需要寻求APS嵌入制造业的实现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出口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也十分引人注目。1980,2006年间，中国货物出口量以年平均25.66,的速度增长，超

过世界同期货物出口平均增长速度18.32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27,。3 这其中，1993—2002年的10年间，出口额从917.6亿美元急剧上升到3255.7亿美元，增长了2.5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5.3%上升到26.3%，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5%上升到5.1%;2003—2006年，出口额分别达到4382亿美元、5933亿美元、7619亿美元和9689亿美元，年平均出口增速达到31.4%。4我们认为，这种骄人的业绩的取得，主要利用的是低级要素投入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投入“高级要素”所体现出来的国际竞争力。

这个结论在我们最近所做的一项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中被发现5。我们的研究证实:在有效地控制了行业和地域因素后，产品内分工、企业规模、企业区位等传统要素，对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出口有正向作用，而经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资本密集度等高级要素，并未成为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制度因素对本土制造企业出口扩张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这种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对小规模企业出口的激励作用方面。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主要基于集聚效应所带来多因素的融合作用。目前，中国本土制造企业总的来说被压制在或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影响了出口能力的持续提升。

这个来自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充分说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激励低级要素投入的生产率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和“专业化”要素(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在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缺少现实的嵌入机制，因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现实中，现代的高级要素难以嵌入中国制造业并由此形成制造企业竞争力，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赫克歇尔和俄林(H-O)新古典理论提出的要素禀赋差异对国家间专业化分工的决定作用的国际贸易理论，从整体上可能仍然适用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

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禀赋来获取出口竞争优势。因此，利用高级要素投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前提，需要密切结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高级要素投入往往并不能有效地发挥比较优势和提升现实的产业竞争力，相反更有可能偏离国家的比较优势，扭曲现实的发展进程，因大量消费资源而起到消极作用。对此需要思考的是:长期局限于低级要素的投入，容易使中, 国企业落入“比较优势”的陷阱6。因此，问题的本质就不是要不要注重高级要素投入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发展条件约束下，如何利用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既能够取得现实的贸易利益，促进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又能够在动态的发展中逐步改善投入结构，挣脱“比较优势”陷阱的诱惑，实现产业升级目标。这就需要寻找符合现阶段发展要求的现实可行的“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

第二，从我们对中国实践的观察看，目前中国多数本土企业并不追求依靠高级要素投入来构建高端竞争能力，而是竞相追逐以代工等方式切入到由发达国家的大买家所主导的GVC分工体系，并且基本上都切入到GVC的低端制造或加工组装环节。当参与GVC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一旦试图建立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品牌和销售终端时，就对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形成挑战。作为GVC分工体系中的发包者，就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阻碍我国企业构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迫使我国企业被“锁定”或“俘获”于GVC中的低端环节。7因此，技术创新等因素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被发现不是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并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企业的自愿行为和自主选择，而极有可能是在现实的GVC分工格局下，与发达国家企业在进行利益博弈时的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结果。这就提出了如何在现实的GVC分工格局下，如何打破现有的决定利益博弈均衡的前提条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指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会被自动解除，而只能寄希望于自身投入要素的不断创新和升级。因为，

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对高级要素的投资形成的。这又需要我们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找到能与买方垄断势力相抗衡的“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

第三，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中国地方性产业集群中的本土制造企业热衷于低级要素导向的出口，跟目前中国的这些制造业集群的配置方式在功能上的单一、高级要素缺少嵌入制造业的具体途径等问题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现有的制造业产业集群，绝大部分是同类产业或者零部件配套产业在某一特定空间的简单集聚，这些功能单一的制造业集群，缺少来自基于APS的智力支持功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和增强产品差别化的功能，仅仅以大规模和专业化提升生产能力和降低直接的制造成本为己任，它们与以高级要素为内容的APS基本上处于“身首分离”、“翅膀与躯干分离”的状态。因而在集群与集群之间，存在着以地方政府作为主体的、以行政边界为特征的区域间的残酷竞争;而在集群内部，则存在着至少来自下列几种力量的异常残酷的生死争斗:一是由产品同质化所驱动的企业间的残酷的价格竞争，二是由集群内部以企业间相互“挖人”为特征的(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无序流动)生存竞争;三是由知识产权和隐含性知识保护不力所带来的模仿和侵权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态势，使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集群不注重研发支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仅仅进行高消耗的低成本竞争，在带来世界制造业为之恐慌的“中国价格8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某些定位于低级要素的制造业集群的整体性衰退9。因此，不能找到“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我国大批功能单一的制造业集群将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别是其他要素禀赋比我国更为优越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竞争后，面临大规模消失的严峻局面。

四、协同发展机制:基于产业集群攀升GVC的案例

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某些以APS主导的服务业集聚区，它们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企业为服务对象，能够

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高级要素投入提供复合的产品和相关服务，不仅形成了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别化竞争格局，而且使集群内服务产业与制造产业之间形成了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的嵌入机制。

我们实地调查的案例，是位于制造业发达的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津通国际工业园”10，它由江苏津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占地1000

亩，规划建设面积90万平方米，目前已建成近30万平方米的17座高标准工业厂房、1座生产服务中心和1座生活服务中心，还有逾1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及研

发大楼也将正式投入使用。

“津通国际工业园”在功能上定位为“企业的集成服务商”，是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集科研孵化中心、制造生产中心、现代服务中心为一体，以循环经济范式和花园式社区为环境特征的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1它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

制造业的双轮驱动”为理念，为入驻企业提供集成服务的国际化产业运营平台。它为制造业配置的生产者服务主要包括:(1)科技服务，如工业设计、工程仿真、专利服务、技术设计、软件研发、测试等，园区内的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为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优先提供“种子基金”，以缩短从科技“孵化”到“产业化”之间的时间。(2)制造服务，包括人力资源、物流、国际货运代理、保税仓库、租赁、认证等，集工厂建设、设备安装和监管、工业工程、后勤服务、企业管理和物业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3)商务服务，如金融、法律、财务、税务、广告、会展等;(4)后勤服务:餐饮、住宿、邮政、通讯等。这种“津通服务体系” 的现代服务要素的注入，可为园内企业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多种其核心流程以外的其他业务。

作为中外大型企业高效营运的新型载体和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互动平台，自2005年10月开园以来，“津通国际工业园”已吸纳了世界500强的美国Good

Year、美国GE、美国BELKIN、德国WOLCO电子、日本FOSTER电机等20多家制造企业入驻园区;以及世界

500强的瑞士SGS标准认证、香港Kerry EAS物流、美国Rubber Shaw 工业设计、美国KPMG财务等20多家国际知名的现代服务型企业也一并进入。一流的国际企业的进入，也吸引了许多海外留学创业者和一些国内实力雄厚的大企业的进入。项目首期的入驻率达到了80,。目前该园区已经成为以常州地区为主要辐射范围、逐步将辐射半径延伸至国际制造基地的苏南地区甚至长三角地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以及制造业服务流程外包的示范区。

“津通国际工业园”的运作模式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曾先后被联合国中小企业联合会、美国电子协会、欧盟机械制造协会等列为外商“在华投资重点推荐工业园区”，受到国家及省市各级领导的表彰鼓励，尤其得到许多技术含量高、管理水平先进的国际性企业的认同。多次到访的世界著名战略管理学家、“隐形冠军”研究之父赫尔曼?西蒙教授对“津通国际工业园”的评价是“培养隐形冠军的福地”，也是“隐性冠军快速成长的最佳实践基地”12。

“津通国际工业园”的投资与建设的初步经验，对于寻找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要求的现实可行的“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 第一，通过现代服务产业集聚来增强对制造业竞争能力，这种嵌入机制的实现形式，关键是要在地理区位上建立一个贴近服务对象的高级要素投入市场。在集群的建设和发展上，由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性关系，更严格地说先进制造业对高级要素的投入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因此我们可以用现代服务业来大力吸引先进制造业的邻近配置，以实现两者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Martin(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表明，APS区位是制造业区位的函数。其道理在于:它们之间是“供应商—客户”关系。制造企业从短距离的生产者服务那里获得益处，因而，基于时间的“可达性”是解释二者协同定位的重

要变量。接近APS这一因素可以解释制造业的区位，但是，接近制造业并不是一个在统计上可以解释APS区位的显著因素，原因是生产者服务经常又是其他服务业生产的投入。他们的研究还表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接近APS的弹性，要小于非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接近APS的弹性。

第二，经验表明，FDI不仅是促进现代服务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且由此产生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力量，可以使集群产生“自我强化”效应，进一步成为吸引FDI和国内大企业的运作载体和具有巨大“磁场”效应的平台。13我们最近的一项关于空间集聚问题的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地区:(1)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越高，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越高。(2)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越高，服务业的集聚水平越高。因此，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集聚。(3)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正相关，且在加入协同集聚水平后，其显著性有所提高。(4)各地的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

水平受其与中心城市上海距离远近的影响，距离上海越近的地区，其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及其协同集聚水平也越高。因此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是很明显的。14 第三，为了把高级要素有效地嵌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过去我们比较多的强调“产学研”联合体的作用。根据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现在又竭力主张“产学研政”一体化的技术创新和转移机制。但是实践证明，通过“产学研政”一体化来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首先要有“非技术创新机制”来支持其产业化或者商业化的进程，否则一定会陷入技术创新的“欧洲悖论”(Veugelers et

al.,2007)15。这就是说，产学研政联合体的技术创新模式和机制，虽然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和主要途径，但是如果缺少“非技术创新机制”在背后的支持，高水平创新成果就无法转化为产业的技术进步成果和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认为，这种“非技术创新机制”表现在空间关系上，就是现代服务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机制。通过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和资源整合，以APS

主导的服务业集聚区聚集了来自国内外产业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金融解、其它中介部门、政府等目标一致的力量的融合，有效地降低了来自技术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四，“津通国际工业园”模式的运作经验提醒我们，在GVC分工体系下，价值链的治理与集群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不止只有一条途径。过去，诸如GVC 理论的代表人物Gereffi(1999)等，都十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必须通过加入“被俘获”的价值链，以及被大买家控制的治理机制，来逐步实现的自身产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中国的经验证明，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下，通过国际大买家所控制的治理机制，一般只能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等形式，实现初步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而很难或者只有很少的可能可以实现功能升级(即攀升“微笑曲线”中价值量较高的两端)。这是由博弈的双方在核心能力方面的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本质所决定的。通过现代服务产业为主导的集聚区的发展，以及它与制造业之间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我们事实上不仅把价值链两端的功能给独立开发出来了，而且实现了它与现代制造业的有机融合。

五、结论与政策

我们基于APS与先进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描述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或攀登产业链的高峰，必须高度重视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的APS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为了既充分利用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取得贸易利益，又能够在动态的发展中逐步改善投入结构，挣脱“比较优势”陷阱的诱惑，需要在各地产业集群的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中，建立现代服务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机制，尤其是要重视以APS集聚吸引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实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

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产业政策需要重新定位，使我国从世界制造业采购中心地位进入差异化生存和价值链高端发展的轨道。很显然，一个只关注价值中最薄弱环节的产业政策，不能支撑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在承接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大潮中，中国如果要立足于自主创新，专注于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就要以优秀企业家和带头性企业为主体，推进APS与制造业在产业集群中的融合与互动，以此在价值链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中国过去依靠勤劳与廉价，赢得了在GVC上的一个初级台阶和切入点。随着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建立，我国的产业政策就应该鼓励制造业集群的功能多元化，在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交货可靠和成本具有竞争优势的同时，立足于集群的区域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使中国产业集群不仅拥有优异的生产系统，同时还有与之相匹配的技术创新系统、市场创新系统和制度、管理创新系统。在此基础上，拥有更进一步的自我学习与持续完善的修炼机制，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支持并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目标。为此，我们应该更有效地支持集群内部的企业进入全球性的制造网络体系，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中，不断攀升价值阶梯，站上制造业价值链的顶端。

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大大消除了跨国生产布局的制度性障碍 ?信息技术革命大大推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运输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货物跨境流动的成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竞争，为了不断维持并加强自身的竟争优势，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了基于价值链的全球布局。 这种布局突破了以往从企业整体层面出发的限，转而以价值链环节为分析对象，通过深入研究不同环节独特的价值创造功能及与其相匹配的要素需求，从而把不同的价值活动配置到全球适应该环节的最优区位，达到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企业价值链特定环节竞争优势的目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了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过程在全球经济中的布局。一般来说，全球价值链被分成三种类型的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以及营销环节。 ?技术环节，处于价值链上游，包括研究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环节。技术环节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优良的试验设施、雄的资金实力等不易获取的要素，并且需要承担研发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因此，研究开发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在价值增值中起决定性作用。以电脑行业为例，著名的芯片制造商Intel通过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垄断，牢牢占据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环节，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极大的附加价值。 ?生产环节，处于价值链中游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环节。 ?在科技、教育和金融发达的今天，多数产业都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生产规模化，因此，生产环节所需要的要素都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中国大多企业处在这一环节。 ?营销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下游，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广告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在日趋激励的市场竞争中，谁控制了销售渠道谁就控制了市场;谁最先敏锐捕捉到消费者的信息，提供优势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谁就能控制市场份额，获取最终产品增值。 ?要保持全球产业竞争优势，关键是掌握该产业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 ?加工制造位于产业链附加值曲线的最底端，利润相对薄弱，企业如果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就必须向两端延伸——要么向上游端的零件、材料、设备及科研延伸，要么向下游营销端的销售、传播、网络及品牌延伸。总体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研究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研究 摘要：构建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模型，结果显示：我国从各国的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 结构合理化的提高；通过外商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通过国内研发支出占比消化吸收后的我国制造业OFDI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积极影响；通过服务业对外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显著为负。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业；OFDI；技术溢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56-10 一、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位，并超过同期吸收外资水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有助于自主创新提升。肖黎明、赵刚[1]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中国O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王志超[2]的研究结果对中国各产业OFDI外国研发溢出与各产业生产率指数的灰色关联度进行排名，制造业排在第一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排在第六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排在第九位，批发和零售业排在第四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排在第三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排在第二位。 部分研究成果发现，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姚战琪[3]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模型发现，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高。王志超[2]发现第一产业整体、第三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弱，第二产业中制造业OFDI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相对较强。但该成果未分析中国各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赵刚[4]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发现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对OFDI的影响虽然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该成果也未把OFDI研发溢出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也未分析中国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第一，目前在学术界关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

全球价值链演变

全球价值链演变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演变 1、价值链（Value Chai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相继提出价值链理论。1988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在《竞争优势》中，波特还突破企业的界限，将视角扩展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提出了价值系统(value system)概念，这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基础。在价值链的组成中，供应商具有创造和发送用于企业价值链之中外购投入的价值链，即上游价值。许多产品在到达顾客手里之前需要通过销售渠道的价值链，即渠道价值。企业的产品最终会成为其买方价值链的一部分，即顾客价值。这样，从上游价值到买方价值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 2、价值增加链（Value-added Chain)。 科洛特（Kogut，1985）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增值链》中用价值增值链(value added chain)来分析国际战略优势。科洛特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科洛特还认为，国际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便确保竞争优势。他也把价值增加链表述为一个过程：即厂商把技术同投入的原料和劳动结合起来生产产品、进入市场、销售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单个厂商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厂商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等，厂商的各种活动与技术都会同其他的公司发生联系。与波特强调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点相比，这一观点比波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 3、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衡量和提升对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f97534305.html,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衡量和提升对策 作者：张奎亮 来源：《商场现代化》2010年第08期 [摘要] 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指标来衡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找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问题,对中国如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一些合理的政 策建议。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附加值分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参与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中国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时间还很短,起点也低,加之中国有庞大的低劳动力的客观条件这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环节,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广阔土 地、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中国在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其自身的优势。 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衡量 1.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生产企业将原先的开发、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重新设计和整合,将资源集中于特定领域,将焦点集中在核心业务上,在企业内部保留最擅长的一部分核心功能和少数几个关键环节,将其他环节外包,尽可能的借助外部市场寻找合作伙伴,当然这些合作伙伴具有本企业不具有的能力。这种企业内联系和企业间市场交易而形成的链条就是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价值链条,这种链条具有网状特点,因而是水平的组织机构,跨国公司不能够从母公司自上而下的进行控制。根据有关的跨国公司组织机构理论,只要价值链仍以跨国公司总部进行驱动,其必然会采取金字塔型的控制结构,不过这种金字塔型正向网络化和水平化发展。 2.全球价值链的衡量 管理学根据生产过程中产品增值幅度,习惯将产品分为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附 加值是指在产品的原有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即附加在产品原有价值上的新价值。

全球价值链和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和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发展 摘要：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全球供应链把生产网络上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条价值链上，生产者服务则是连接供应链的重要纽带。在此背景下，世界权威机构正在大力推动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将其作为全球价值链下对世界贸易统计的一种新的核算方法。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世界贸易构成以及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发生结构性变化。于是，各经济体不断扩大自身的附加值贸易，进而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收益。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演进与扩散效应，将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和跨国生产产生深刻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附加值贸易统计；政策含义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 ）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主要特征。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模式。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受全球价值链以及当前世界先行的商业和法规环境、新技术、公司观念和战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国际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现象出现了。在新型国际生产体系中，国际组织和政策制定者将弥合传统规则制定和经济现实的隔阂。例如，OECD 和WTO 正致力于对国际生产分割进行规模、本质和结果的综合统计和分析工作。UNCTAD 也开始实施与之相关的投资发展方面的新研究。 技术、体制和政治变革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兴起，进而影响到贸易模式。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参与程度依赖于供应链上下游的关联程度。在此过程中，附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 ）统计成为准确衡量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经济利得的一种更好的核算方法。这种新的核算方法将改变传统的贸易统计结果，还原国际贸易的真实规模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正纷纷开展测度附加值贸易的研究项目，估算方法也在不断演进。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给世界贸易和投资带来了不少政策启示。不断推进的国际生产分割也具有很重要的政策含义，包括强调参与价值链的国家若要获得经济收益，就必须具有开放、透明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此吸引外国供应商、国际投资者和国内生产者。因此，如何更好应对变化世界中的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发展趋势，是各国制定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主要依据。 Feb 25 th , 2014 马涛 matao@https://www.wendangku.net/doc/f97534305.html,

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公司战略管理

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公司战略管理 摘要：跨国公司的2l世纪经营战略是面对世界市场竞争态势，以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获得最佳利益的战略。为了实现跨国经营战略，公司从重大经营决策、资源配置决策两方面进行调控，并在组织结构形式、内部管理体制上进行变革，采取多样化的管理体制来适应新世纪的市场挑战，以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是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的总体性管理，它要依据公司的长期全球目标与规划进行，要解决如何建立持续竞争优势、确定经营领域、处理市场竞争互动关系、搞好公司内部配套管理等问题。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彼此间的相互迎合，促使国际分工合作趋向深化。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和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出发，作简要分析。 关键字：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战略管理产业整合 一．背景分析 跨国公司战略是指公司面对激烈变化的经营环境，为求得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而进行的总体性谋划。而战略管理则是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的总体管理，是公司制定和实施战略的一系列管理决策与行动。其核心问题是使公司自身条件与环境相适应，通过对实施战略过程及结果的评价、控制，以确保公司自身目标的有效实现。 面向21世纪的跨国公司战略管理，既是一项总体性谋划，又是一种新型计划管理过程。据美国学者西蒙斯·罗伯克(Syoions·Norbert)等人的看法，就是在“做出重大业务决策时，据以考虑全球性的机遇，抉择以及展望公司未来的整体效果的计划。”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公司的长期、全局性计划两者密不可分。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迫于竞争压力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到八十年代达到高峰。伴随着分工深化，产品的价值创造体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垂直分离和整合。产品价值创造体系的再构导致其各个价值环节重组到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空间，逐渐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二．跨国公司管理战略 在一般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过程可分解成7个步骤，即企业使命、目的和目标、战略态势分析、战略方案制定、战略的选择与评估、战略计划实施、战略调整与控制在经济活动中，组织的存在经常是为了要在一个较大环境中完成某些事情，其特定目标或使命开始时都比较清晰，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也许会随着组织的成长、新产品的增加以及新市场的开拓，使得使命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明确企业使命是进行战略管理的第一步。 至于公司长期战略的拟定，则以公司总体目标前提。现代跨国公司的目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公司的基本经营哲学，它表明公司性质、指导原则以及公司高层决策者的理念。包括对盈利、履行职能以及公司发展基本方向的看法。第二个层次是公司基本任务，它表明跨国公司经营的范围、性质与总目标。第三个层次是公司综合目标和具体目标，综合目标是在基本经营哲学指导下，公司在计划期内所欲达到的目标，例如加强全球性经营活动，进入新兴的尖端技术领域，为利用当地经营人员来管理国外子公司等。具体目标包括利润指标、投资收益、销售份额、市场占有率、股份红利、质量控制、降低成本、产品研究、人事安排、公共关系、环境保护等等。另外，除了公司本身的目标外，还需要兼顾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目标，如客户、职工、供应商、东道国利益等方面的目标。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 通常来说，产品价值链包括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和运输等环节，而生产环节又可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环节。技术的不断进步，产品加工程度的日益提高，价值链增值环节逐渐增加，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市场的不断延伸，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完全依靠企业内部生产协调的成本逐渐增加，甚至超过市场交易成本，价值链整体运作的效率明显降低。在

国际分工视角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性理论框架研究

国际分工视角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性理 论框架研究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架构不尽完善，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归纳总结。本文吸收早期国际分工理论基本理念，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尝试给出一个概念性理论框架。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产业间分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1.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继承与扩展。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与产业间分工理论的本质差异在于：贸易对象从以商品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产品为主，分工对象从最终品(成品)转变为中间品(价值链环节)。长期以来，”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都用于解释商品贸易。而”服务”通常是指没有实物形态产出的经济活动，”无形性”是其基本特征(江小涓，2008)。但现实中，服务已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体，即使是非生产性服务业同样拥有完备的全球生产体系(Low，2013;Miroudot，2012)。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挑战了以”实物要素”为核心特征的传统贸易理论。

江小涓(2008)指出，尽管”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来源不同(前者一般为技术差异，后者是生产要素比率差异)，但它们都导致了不同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进而促使贸易发生，这才是理论的”核”，并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Bhagwati，1984;Falvey&Gemmell，1996)。江小涓(2008)进一步提出，将商品和服务都还原为一组要素集合，即把商品和服务贸易都”拆分”为要素集合的贸易，那么它们的核心基础是一样的，因此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分工理论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都适用。最后，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大大增强了传统服务的可分割性，区域合作的日益深入促进了劳动力的有效流动等;这些都从”技术”层面促进了服务业分工的日益深入。2.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扩展。”比较优势理论”同时适合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但其长期以来都是针对最终品，在中间品逐步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现载体后，比较优势理论还适用么?Jones和Kierzkowski(1990)认为比较优势仍是全球生产分工的基础，而且适合服务业。曹明福和李树民(2005)认为比较优势是获取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益的核心来源之一。卢锋(2004)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并指出：不同生产工序的要素投入比例差异形成比较优势和贸易收益，促进分工行为的产生。本文同样认

心得体会：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中美贸易摩擦(最新)

心得体会：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中美贸易摩擦（最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产品的生产链不断被细分，构成了运转高效的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形态下，出口品价值不再由单一国家独立完成，而是由不同生产模块上的国家组成，通过发挥比较优势、相互合作，各种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件类中间产品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流动，进而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增加。 今年以来，美国采取单边主义措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导致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大国之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直接影响全球投资和生产率，扰乱多边贸易格局，进而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发生混乱或断裂。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阐述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 以全局综合的视角看待贸易差额 近年来，中美在国际分工中各自的产业优势逐步凸显，在全球价值链上形成了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

国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中国对美国出口广泛覆盖基础制造业的各项产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家用电器、家具纺织品等），而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有出口优势（飞机、汽车、芯片等）。就全球价值链分工而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总体处于中低端位置，而美国依托在高科技领域和市场营销服务方面的先发优势，占据了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中国海关公布的2017年中美贸易数据显示，全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为5837亿美元，美国对华货物出口15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5%。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都销往中国。此外，中美服务贸易额也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对华服务出口额从2007年的131.4亿美元增至2017年576.3亿美元，增幅高达3.4倍。 不可否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是中美贸易无法避开的问题。客观认识和评价中美双边贸易是否平衡，不能只看货物贸易差额。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利益大小，并不主要取决于贸易盈余多少，而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中所获得的贸易增加值，一国获得的利益也不在于从其他国家赚到多少盈余，而是要看为本国创造了多少价值。以苹果手机价值链为例，中国从中赚得有限的加工费，而美国通过提供核心原器件则可以获取较多利润。可以看到，美国获得的利益远大于中国，利益顺差在美方，贸易顺差在中方。此外，2017年中美商品贸易顺差的57%来自外资企业，59%来自

《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合算报告》解读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政研室主任沈丹阳对《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合算报告》 进行解读 2011年起，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委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成立课题组，开展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及相关议题的系统研究。课题组对2010-2012年我国与六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增加值、就业拉动等情况进行了核算，完成了《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以下简称《核算报告》）。日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政研室主任沈丹阳对《核算报告》进行了解读。 一、与传统贸易统计相比，贸易增加值核算的意义是什么？ 答：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能客观反映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和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分配。2012年我国出口总值为22391.5亿美元，约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2%。若以增加值核算，2012年我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为14335.8亿美元，仅占当年GDP的17.4%左右。 据核算，在双边贸易中，我国对美国、韩国和日本每1000美元出口中增加值含量较低（2012年分别为585、587和599美元），而对印度、东盟和欧盟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相对较高（2012年分别为695、661和631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出口比重的高低是造成出口增加值在国家间差

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我国每1000美元进口给贸易伙伴带来的增加值来看，给美国带来的增加值最高（2012年860美元），其次是日本、印度、欧盟和韩国（2012年分别为790、779、740和571美元）。2012年，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中欧贸易顺差、中印贸易顺差分别下降54%、56%和36%左右。 二、我国贸易增加值的拉动作用是如何体现的？ 答：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大，虽然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但单位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加。我国单位货物贸易出口的增加值总体偏低。2012年，我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为621美元，美国为850美元，欧盟、日本则介于700-800美元之间。随时间看，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部分过去主要依靠进口的零部件被有性价比优势的国内产品所替代，中国单位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加。2002年我国每1000美元出口的增加值约为551美元，2007年上升为591美元；2010-2012年，我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分别为605美元、616美元、621美元，逐年递增。其中加工出口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分别为305美元、367美元、386美元，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价值提升。这个趋势今后可望继续保持。 从商品类别来看，农业、纺织服装、食品、家具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以1000美元计）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高（800-900美元

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综述

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综述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价值创造体系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产品价值的增值过程被分割成片，传统的企业内部产品价值链突破了企业和国家 的界限，转变为全球分配与转移，形成了全球价值链。本文对已有文献大致梳理，揭示当前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问题。 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产品内分工、外包等一系列国际产业新形势而产生, 该理论诞生于上世纪年代,经历了不到二十年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理论结合了当前的产业发展 形势,技术进步和知识传播手段的改进等,使得产品更新周期缩短,竞争日趋激烈。现代企业的 竞争己经超越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价值链和价值链之间的竞争。 国内外学者对于价值链地位测量采用不同方法，这些方法出发的角度不同，所采取的基本假 设也是千差万别，对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会产生不少影响，明确全球价值链及其地位测算和影 响因素对于国际贸易中的竞争有着积极意义。 二价值链理论的文献 1. 国外相关研究： 最早提出＂价值链＂这一概念的是波特教授，他在1985年所著的《竞争优势》中提出， 企业活动分为生产、运输等基础性活动和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支持性活动，这些活动 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创造价值形成价值链，价值链对形成公司竞争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Kogut（1985）基于波特教授提出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在国际大环境中，价值链上 的不同活动可料由不同国家来承担，每个国家可承担其要素禀赋具有相对优势的部分，如劳 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可承担对劳动程度要求较高的产品或某道工序的生产活动。 Gereffi（1999）为代表的学者发展了新的理论——全球商品链理论。他将商品链的驱动力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规模、研发优势的生产者驱动为，这类企业对技术要求较高；另一类 是具有良好分销渠道、品牌效应的消费者驱动力，这类企业对人为劳动要求较高。不同驱动 力的价值链对应着不同的竞争优势。 Ponte、Sturgeon（2014）提出了模块理论发展过程，包括公司内部关系和更宽泛的制度性、规范性、社会性的过程，使得全球价值链治理拥有了更为全面、综合的理论。尽管上述 两位学者的研究改进了对公司内部权力动态和价值链治理的理解，但仍局限在＂生产者＂的 角度。 而Coe（2014）则将学术界对于概念和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从制造业转移到了物流业，此 时物流业不仅被视为不同产业价值创造环节的重要联系，也被视为服务业的一部分作为研究 对象，其本身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分布网络。Coe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中＂生产＂的概念的延 伸强调了全球价值链中中间环节的重要性。 2. 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需要构建自身的价值链。刘志彪（2007）首次提出国家价值链的概念即构建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通过培养本土巨型公司，立足于本国市场兼顾国外市场。 王子先（2014）则指出，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实现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 值链的高效对接。贾根良（2012）研究认为构建ＮＶＣ的关键在于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建设，不但要扩大内需还要＂走出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帮助价值链的销售环节的价 值提升。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的文献 1. 国外相关研究： Hummels(2001)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这一指标，通过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对全球价值链 地位进行测度，国际学术界称之为HIY分析法。该方法认为垂直专业化就是嵌入在出口产品 中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将垂直专业化水平指标VSS表示为用行业出口中的

全球价值链研究新进展

收稿日期：2010-08-2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湖南省加工贸易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实证检验及对策研究”（07A041）作者简介：许 南（1975-），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李建军（1978-），男，湖南宁乡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部讲师。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全球价值链（GVC ）框架为进一步分析全球经济提供了 全新的角度。Gereffi 等对GVC 框架进行了广泛地描述（如Gereffi and Korzeniew icz ，1994；Gereffi ，1995，1999，Geref-fi ，2005），其贡献是试图对跨边界、以企业为基础的交易和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些社会体系类型进行实证研究并发展它。GVC 分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发展，建构了一个涉及全球范围的分析框架。GVC 分析对如产业 升级、科技转变、 职业变动、市场扩张以及贸易模式等的研究显现了非常重要的洞察力。 1.参与主体在Ernst （2001）提出的基于“网络旗舰”的全球生产网络 模型中包含两类参与者：领导厂商（leader firms ）或称旗舰 公司（flagships ），本地供应商（local suppliers ）。“旗舰”指的是主导全球生产网络的跨国公司，分为“品牌领导者”和“承 包制造商”两种。旗舰企业位于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 其企业战略直接影响到低端参与者的生产、发展战略和网络位置，而后者则不会影响到旗舰企业的战略。旗舰企业通过对“稀有资产”的控制，以及对不同网络节点间的交易和知识 交换的协调获得优势地位（Gereffi ，1999）［1］ 。本地供应商可 以分为“高层供应商”和“低层供应商”两种。前者充当旗舰 企业与本地底层供应商之间的中介， 除了核心R&D 和战略营销活动外，几乎可以承担整条价值链的所有活动， 有时甚至会承担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功能。而低层供应商一般不与 全球旗舰企业建立直接的联系，主要与本地高层供应商发生互动。 2.驱动机制 Gereffi （1999） 对GVC 类型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分，依驱动机制的不同GVC 分为以生产领域的产业资本作为动力的生产者驱动和以流通领域的商业资本作为动力的采购者驱动（我国学者翻译时也叫订户驱动、购买者驱动， 笔者倾向于用采购者驱动）两种类型。换句话说， 就是GVC 各个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等是在生产者或者采购者的推动下完成的。Henderson （1998）在此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以后指出，生产者驱动指由掌握价值链上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主导企业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并行使对不同环节的协调作用。该驱动机制GVC 的 战略价值环节在于研发、关键零部件制造等环节，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汽车、 飞机等属于这种类型。采购者驱动是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国际品牌制造商、国际零售商通过全球采购或OEM 、ODM 等方式组织的国 际商品流通网络［2］ 。生产者驱动型和采购者驱动型的GVC 的区别。张辉 （2006）在Gereffi 的基础上从动力源泉、核心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表1所示）。 依表1，GVC 的驱动力因为其动力源泉不同，继而决定 了该价值链的核心能力不同， 分布的产业也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一国要发展一个产业时，要先根据该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力去确定该产业价值链的核心能力，然后积极发展这 全球价值链研究新进展：俘获型网络的形成与突破对策 许 南1，李建军2 （1.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2.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部，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GVC 理论作为一种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和贸易研究的新兴理论， 至今还没有整体地纳入当代跨国公司新理论体系中，也尚未进入产业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学的教材中。但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于发展中东道国却蕴含着头等重要的企业战略意义和国家产业政策意义。其中， 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成为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下的既成事实，其现实困境证明GVC “升级”事实上是“伪升级”，只有构建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自主的国内价值链（NVC ）才是根本出路。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俘获型网络；国内价值链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1-0075-05 75

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曾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如价值链、商品链、生产网络、企业网络、价值网络和投入产出分析等。 斯特恩(sturgeon，2001)从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 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女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女HSears，Gap 等)、领导厂商(如戴尔，耐克等)、交钥匙供应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编辑]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主要从纵向维度来研究全球经济组织，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倾向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研究经济组织。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纵向维度更长；产业越庞大，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其横向维度也会更发达，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而全球价值链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抽象和简化，这种抽象和简化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可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之治理。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本文也将以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展开。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编辑]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_李惠娟

全球价值链嵌入 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 李惠娟蔡伟宏 摘要：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 关键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出口技术复杂度 DOI:10.13510/https://www.wendangku.net/doc/f97534305.html,ki.jit.2017.01.007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服务产品出口总额从1993年的111.93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222.1亿美元，年增长速度高达15.3%。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由过去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逐步向现代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比例大幅度攀升转变。中国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以及不可贮存的特性导致了服务产品的不可贸易”观点，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持续上升的动因。近年来关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服务业融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Gereffi，2012）。凭借着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服务外包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实现中国服务产品出口技术的迅速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不高，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以往文献侧重于研究制造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如今快速发展的服务贸易已成为一国获得贸易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有研究表明进口中间服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需求、供给和空间互动的综合视角”（14YJC79006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互动视角下的服务业增长研究”（2015A030310145）。 李惠娟：广州大学旅游学院510006电子信箱：hedyjuan@https://www.wendangku.net/doc/f97534305.html,；蔡伟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全球价值链的演变

全球价值链的演变 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这就是价值链。 “价值链”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一个企业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价值选择一个构建基块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来自企业价值上的某些特定的价值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尤其是能够长期保持的优势，说到底，是企业在价值链某些特定的战略价值环节上的优势。而行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该行业的某些特定环节的垄断优势，抓住了这些关键环节，也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这些决定企业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认识管理等等，视不同的行业而异。在高档时装业，这种战略环节一般是设计能力；在卷烟业，这种战略环节主要是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策略（也就是如何对付各种政府和消费者组织的戒烟努力）；在餐饮业，这种战略环节主要是餐馆地点的选择。虽然如前所述不同行业有不同的价值链，同一环节在各行业的作用也不相同，但是，对于具有较大规模的企业，例如跨国公司则可以通过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也就是核心能力在相关行业中进行扩散和移植，从而提高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在国际营销活动中拥有全球跨行业营销的范围经济效应。这种范围经济效应是跨国公司通过最佳广度（范围）地使用通用型要素和资源而获得的。这种通用型要素可以是通用的生产设备、管理经验、营销技能和研究开发能力。由于在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能发现通用型要素的存在，那么，当两个行业的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也就是核心能力需要相同的通用型要素时，跨国公司就将自己在一个行业中的核心能力扩散到另一个相关行业，使得范围经济效应转化为范围经济优势。因此，跨国公司在一个行业的营销沟通活动中获得的先进知识、经验和技能，可以不需要很大的追加投资就能转移到其他相关行业。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商品或服务价值的实现,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它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全球价值链为研究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揭示了现代生产活动的相互关系。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国际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机制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仍不够深入系统。传统的研究认为,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后来赫克歇尔与俄林所发展出的要素禀赋理论和迈克尔·波特所阐述的竞争优势理论,成为解释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形成原因的假设前提和基本理论框架。不过,这也只能从宏观层面找到解释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原因和机理。但从微层面看,这种分析框架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和宽泛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普遍认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作为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两大动力机制。 1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因 一，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综述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综述 □ 作者：李献宾1 江心英2 作者单位:1、江苏大学财经学院2、江苏大学工商学院国际经贸2010年第11期字号：【大中小】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08SJD6300006）、镇江市软科学项目（RK2008021）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在分析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形成、动力机制、治理机制及沿价值链产业升级逐一进行阐述，展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全貌，并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前景进行探讨。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全球价值链治 理产业升级 作为一门新兴理论学科，全球价值链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在短短几十年内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沿科学，其

发展不仅仅意味着理论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现实经济的指导作用。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初步展示了其对现代化生产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提出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们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这其中最为流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波特（porter）1985年提出的价值链理论。波特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的时候，把公司的整体经营活动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具体的活动，这些活动分处于不同的环节，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为每个活动都创造价值，所以波特把这些活动称为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被分为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相互联系，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即公司内的价值链。在此基础上波特还提出，不仅公司内部存在价值链，一个公司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任何公司的价值链都存在于一个由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中，而且该体系中各价值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寇伽特（Kogut，1985）在对价值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明确提出整个价值链条的各个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如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