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军事研究报告：未来的台海战争
国外军事研究报告：未来的台海战争
The one 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opulence is defense.
Adam Smith1军事事务革命的脚步卷袭了全球，更加速了两岸间的军备竞赛，尽管武器的现代化是两岸的军事目标，但是面对各自庞大的军备与武装部队，全面的现代化是可欲而不可求的。美国在波湾战争的战果是累积越战失败后20年的生俱教训，而两岸现代化仍是接收工业战争时期的装备，尽管计算机科技在军事上的运用益发的重要，但是两岸在军事科技的研发上离先进国家尚有一段落差。可以预见的是，假如两岸在可见的未来发生战争，仍是以机械化战争为主，辅以自动化武器，但这并不代表奇袭式的胜利或消耗性战争不会出现，因为只要能找到正确的武器，则武器也就会构成胜利的百分之九十九。
第一節中共的新战争论：「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与其它国家相同，中共的军事战略，也是以领导阶层的「战略思维」(strategic thinking)为设计的基础。所谓的「战略思维」，是决策者根据国家目标、国际形势、所面临的威胁和今后战争形态所产生的认知；将直接影响国家对军事力量的分配、运用及发展。
在冷战时期，中共的军事战略是以应付超级强国的入侵威胁为主，主要的工具是所谓的「人民战争」，加上相对有限的核子武力；强调以「诱敌深入」及对少数目标（亦可能在自己的领土内）进行核子打击的战略来对抗侵略。然而中共真正的目的，却是希望藉由此种战略构想使超强觉得军事入侵不可能成功，以收「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吓阻」效果。
此种设计，固然大幅提高了军事入侵的难度。但由于过分倚重核武及游击作战性质浓厚的「人海战术」，不仅造成中共军力的臃肿庞大、效率低落，更由于资源无法与规模相配合以致装备和训练皆构不上现代的标准。长期「重陆轻海」的结果，更使中共的海空军沦为地面部队的「辅助军种」。换言之，冷战时期中共的军事战略虽能提高入侵者的占领成本，却也使中共的军力在运用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严重缺乏应付不同情况的弹性。
后冷战时期的到来和苏联的瓦解，使中共一夕之间解除了超强入侵的威胁；
中共的战略也相应作出调整，由以往的应付美苏军事外交压力，转为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但区域形势的改变，导致中共所面临的威胁形态发生了如下的变化：在威胁的类型方面，中共决策阶层认为在后冷战时期，中共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为「有限战争」和「区域战争」。这两种冲突形态不论在地理范围，或政治目标上都有局限性，但在强度和持续时间方面却可能非常广泛。换言之，在中共后冷战时期之军事战略思维方面，已从以往的应付单一威胁，转为应付多元威胁；由于这些军事威胁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达成有限政治目标为目的之「军事压迫」(military coercion)。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升高和延长，同时又能确保本身的权益不受剥削，甚至有效支持己方的政治外交战略；关键已不在军力的多少，而在于军事行动的快速反应能力和高能量的首次突袭成功，以及对有利事态的控制能力。
另一个对中共军事战略思维造成冲击的是一九九一年所爆发的波湾战争。中共在目睹久经战阵、装备及训练均与其相似的百万伊拉克大军，在西方联军的高科技武力下，甫一接触便迅速崩溃的事实所震憾；中共的「国防部长」秦基伟即坦白承认2：「海湾战争告诉我们，现代战争是高科技的立体战、电子战????当前我国的武力较武力发达国家落后二十年。」
不过鉴于中共军力结构的臃肿庞大，以及经济发展对中共现有资源的迫切需求，使得中共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所有军事部门的现代化，使中共只得将焦点集中在几个重点任务上进行选择性的现代化，以便遂行其所谓的「高科技条件下之局部战争」。
透过国内发展和国外采购，中共军方依照「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之作战要求，选择性的提升其武器与装备的性能，并将优先置于空军、海军、弹道飞弹及巡弋飞弹等四大部门，并在某些装备的改良上已然获得成效，例如海军在一九九零年代已先后接收了几种自制的新型水面舰只，包括四千五百吨的旅沪级导弹驱逐舰、二千七百五十吨的江卫级导弹巡防舰，及超过六千吨、配备射程远达一百二十公里的C802型舰对舰飞弹的旅海级驱逐舰；并透过外购的方式获得了二艘「现代级」驱逐舰及至少四艘「基洛」级柴电动力潜舰。在空军方面，引颈期盼多年的F-10多功能战机已于一九九八年三月试飞成功，据称其性能与F-16在伯仲之间；不过最主要的战力提升还是向俄罗斯购买的五十架SU-27（另有二百架生产授权合约）空优战机。至于在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方面，除外购八个连的SA-10防空飞弹系统外，中共近年来也致力于关键技术的提升，对这方面的状况外界所知有限，目前仅知在一九九五及一九九六年对的台湾地区周边的飞弹试射中，中共自制的东风十五型短程弹道飞弹呈现出相当的精确度。
除了先进武器装备的获得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近几年来，中共已逐渐将注意力移转至在高技术性战争中，信息或信息战所扮演的角色。中共对信息作战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导源于情报及指管系统上的突飞猛进。改良的传感器、通信及导引技术，使得先进的军队较诸以往更能快速而有效地搜集及运用有关战场的情报。根据「解放军报」上的一篇文章，其结果是3：今日，在战场上获得优势的关键不再依赖谁拥有较强大的火力，而是看
那一方先发现敌踪，比敌人更快速反应，及比敌人更精确的发动攻击。
因此，任何介入高技术冲突的军队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减损敌军获得或利用信息之能力，进而降低敌人的全盘战力，而与此同时又能维持自身之指挥、管制与情报等系统之整合。
中共对信息作战的第二个观点，是强调对敌之信息或计算机系统发动「软」（soft）攻，以作为不对称战略的基础，尤其是对付一个拥有强大传统军力的敌人。这些攻击的目的是要「侵入并破坏敌之军事信息系统，俾削弱其指管能力或瘫痪其指管系统」。中共的战略学者认为透过网络空间遂行信息作战之方式颇具吸引力，因为此种方式所提供的武力投射能力远超过中共传统武力所能提供者，同时又使中共获得某种程度的「阻绝」力量4。至于在手段方面，中共着重运用计算机病毒，并积极从事从远距外经由无线电传播方式，将病毒植入敌人计算机系统之可行性的研究工作。而此种对敌方信息及计算机系统的「软杀」，已和其它的电子反制措施，一齐纳入于一九九零年成立的「总参谋部电子对抗与雷达部（又称总参四部）」所管辖的整体电子作战任务中，该部门并设有专责单位负责诸如电子情搜、威胁数据及电子战斗序列之维持5。
除了「软杀」手段外，中共也发展各式各样的「硬杀」手段，以瘫痪敌方的C4I 基础架构。其中包括各式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及反辐射飞弹，来攻击敌方指管中心及陆基预警雷达，同时也持续开发一系列长程空对空或地对空飞弹，俾用以对付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如我国的空中预警机。不过截至目前为止，除了既有的弹道飞弹，和反辐射飞弹（中国航天公司所兜售的FT-2000反辐射飞弹系统，据该公司宣称此种飞弹系在二十至一百八十亿赫兹范围内作业，射程达一百公里，但未经西方权威管道证实）外，其余似仍处于研发阶段。
此外，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提升其武装部队遂行「高科技局部战争」的能力，中共解放军和其国防工业界一致支持发展以下之系统：电子侦察卫星、电子光学侦察卫星、飞弹预警卫星、导航卫星、气象卫星、战略及战术性无人空中载具、空中预警系统、太空监视系统、反匿踪雷达、信号情报站、战术侦察载具与船只，及特战部队6。由这些项目中，可以看出中共试图确保未来在中国大陆周边发生
战事时，中共可以获得作战空间的信息优势，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台湾。只可惜的是，中共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外界仍究难窥其堂奥。
中共的战略现代化可能会造成下个世纪初台海军事情势的重大改变。中共希望藉对诸如先制长程精确攻击、信息优势、指挥与管制作战与整体防空作战等方面的提升，使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在美国的干预发挥效力前，先行瓦解我方遂行战争的能力、瘫痪我方的军队，使北京在不使台湾遭受大规模破坏的情形下，达成其目标。
第二節中共侵台的模式
无论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区，都有许多学者甚至军方人士，相信一旦中共决定对台用武，则中共将有许多套方案可供选择：如封锁及攻占外岛、封锁（包括宣布禁区、远海封锁和近海封锁）本岛、正规登陆、非正规登陆、外科手术攻击等；然而当笔者越是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却发现即令中共的军力在后冷战时其已有显著的进步，但在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方面，中共的选项其实还是很有限，可以说少到仍只有以武力直接攻击、甚至进占本岛一途。笔者仅就「封锁台湾」部份予以说明，因为绝大多数学者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犯的错误，在对其他方案的讨论中也履见不鲜。
自一九八三年九月，邓小平会晤美国前国防部长温博格时，首次在公开场合警告可能对台湾实施封锁后，中共的领导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提「封锁台湾」的警告。从此之后，北京对台湾实施封锁的可能性，就成为有关各方考虑台湾前途时一个不能排除的因素，并引起了国内外各界对此一议题的重视，而其中绝大多数皆同意中共「有能力封锁台湾」。
一般而言，认同中共有能力封锁台湾的学者专家，在中共封锁台湾的目的、地区、手段、及优点等方面的看法相当一致，简单归纳如后：
在目的方面：
1.封锁本身属「较低强度的战争冲突」，可以藉，「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
最高的成功公算」以有效的达成绞杀中华民国赖以存活的进出口贸易，达到逼和乃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2.作为其整体对台军事行动的一环、或一系列逐步升高的步骤之一。
在可能进行封锁的地区方面，包括：
（1）由高雄往西南方延伸至东沙群岛，即南中国海的北端。
（2）沿台湾东岸外十二海浬内的西太平洋。
（3）基隆以北的各对外联络航道，即东海南部的海域。
其中基隆和高雄加起来，即占我国进出口吞吐量的百分之八十。
在封锁台湾的方式方面：
1.宣布禁区：此为中共实施任何封锁方式的第一步骤。在做此宣布的同时，商
船保费即高涨，即使中共海军尚未行动，封锁即开始奏效。
2.近海封锁：对台湾岛周围三十英里禁区和台湾海峡其余水域在内的战区的封
锁所购成。其手段有封锁我方海港的出海口、进港航道、台湾海峡及台湾东岸外十二海里领海内的西太平洋；至于工具则包括阻塞船、布雷、机舰封锁以及最具威胁的潜舰。
3.远海封锁：中共的潜舰、水面舰只及长程巡逻机将布置于通往台湾的航线上，
但与台湾本岛保持足够的距离以避免与我国海空军接触；任何船只若无中共的认可将不得驶往台湾，违者将被「拦截、迫令返航、俘虏或击沉」，亦可在必要时加以布雷。
封锁台湾之优点：
1.封锁能避敌之长，攻敌之短，台湾的地面部队将无用武之地，而海面舰艇将
面临中共上百艘潜舰的袭击。
2.封锁可以切断台湾的经济命脉，在经济上窒息台湾，但台湾的产业结构不致
受到破坏。
3.封锁不会伤害台湾平民的生命和破坏台湾的经济设施，中共付出的代价也远
比直接进攻要小，而其它国家干预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针对前述对封锁行动持正面看法之学者专家的论述，予以综合分析，可发现几乎所有类似的主张，在本质上均承认下列三点假设，而此三点亦是中共封锁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1.封锁与直接攻打台湾相较，为一「低强度、低成本、低风险、高成功率」的
军事行动。
2.封锁引起国际干预的可能性远小于直接攻打台湾；换言之，中共具有充份的
行动自由。
3.中共有足够的能力实施封锁，尤其是数量庞大的潜舰。
然而当我们尝试从更高的层面，更宽、更深的角度以避免过份局限于军事和技术的层面时，则上述三点假设都难以成立。兹分析如后：
若我们同意中共封锁台湾为一「低强度、低成本、低风险、高成功率」的军事行动，则无异于同意下列推论：
1.冲突不会升高。
2.若要冲突不升高，则唯一的可能为中华民国将「坐以待毙」而不会进行任何
的抵抗。
这种主张是值不得一驳的。老毛奇曾说过：「你假定敌人有三种选择，他却偏偏选择第四种。」战争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有敌我二面，敌人有其自由意志。而那些相信封锁为低强度冲突的人，却已经命令我国不得抵抗。真正合乎逻辑的是我方必然全力反抗，而除非中共放弃封锁，否则势必要反制、击破我方的反击，如此一来，克劳塞维兹所说的「三大互动效应」将赋与冲突本身一种「动量」，促使暴力「螺旋形的上升」，简单的说：「冲突的强度会节节升高」。而冲突双方所争者，实为对航道的控制，换言之，为制海权，拥有制海权的一方将获得胜利。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对德国的封锁和反封锁，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的封锁，皆是如此。说穿了，所谓「封锁、反封锁」仅存在于概念中，在现实世界中所呈现的，是一场为争夺制海权的「海空大决战」，其冲突之强烈、所付成本之高昂、风险之高，与直接进攻的差距可说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根本不可能是「低强度、低成本、低风险、高成功率」的军事行动。
同理，所谓的「近海封锁」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一旦中共有此举动（无论是布雷、阻塞船或是以潜舰、飞机及船舰封锁进港航道）很快的就会在本岛四周形成一场海空大决战。
至于在距台湾相当距离之外的远海实施封锁，其成功的前题如下：
1.中共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不致引起其它国家的干预。
2.中共有足够的能力执行封锁。
而中共在执行封锁时为避免与我军接触，可能布防的区域为南中国海北端介于东沙和西沙之间的水域，以截断我国经马六甲、新加坡两海峡北上经南海接巴士海峡通往高雄的航路。理论上中共只要在前述之封锁区以潜舰和水面船舰设防或布雷即可，但实际的状况则远较复杂；因为该条航线除我国外，亦为亚太其它国家如日、韩及东协各国的「生命线」，每天出入的船只不下数百艘，以日本为例，其石油进口的90%及进出口的60%皆通过此航路7。
而这也就为中共的行动自由造成极大的限制，因为任何危及该航路的行为均将危及其它国家的经济安全；简单的说，一但中共宣布封锁，则所有行经该海域船只的保费都会高涨，而不限于驶往台湾的船只；而船只为避开封锁线所蒙受的损失、所增加的成本，都会反应在出口产品的成本上，造成产品竞争力的重挫而严重损害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再加上，我国对能源平时均维持90天的存量，必要时可延长为270天，这也就表示封锁必须维持相同的长度，如此长期的封锁在绞杀我国经济的同时，也同时对邻近国家如日、韩产生同样的绞杀作用。而过往的船只数过多也将使中共无法藉情报搜集、电子侦测及监视的手段事先过滤以避免其它国家遭受池鱼之殃。
是故，类似的封锁将无可避免的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威胁，而这也就使国际干预，特别是美日干预的可能性大幅增加。早在冷战结束之前，日本为确保其「生命线」即已承诺防卫北纬20度以北一千浬的航道安全；而在冷战结束后，因美国的支持，更肩付起含盖北纬17度以北共1200浬的「海上保安措施」(注八)。故中共的封锁一旦危及其经济安全即可能导致日本的介入，而基于美日安保条约乃至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就可能介入，而其介入的可能性又因下列因素而加强：
1.美若坐视日韩等盟国蒙受严重损失而无动于衷，则无异于放弃其在亚洲的利
益及领导地位，同时将鼓励中共或其它的国家日后藉军事冒险来解决国际争端。
2.美若进行干预，则其手段为运用绝对优势的海权，具有充分的弹性，美国甚
至于可以不必直接挑战中共的船舰，只要划定一「无害通过水域」即可；又此一措施可以在履行美日安保条约的招牌下执行，而不会直接挑战中共的「主权」，相较之下其风险远低于对中共直接攻台进行干预为低。
是故，在考虑到本区复杂的国际政经情势，及封锁所形成的连锁反应后，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共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可不顾忌国际干预的可能性而径行实施封锁；相反地，任何有损于本区航道安全的举动均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而前述对中共行动自由的限制，也会更进一步限制中共执行封锁的能力，尤其是潜舰，因为潜舰的威力主要来自于隐蔽性。事赏上，潜舰是世界第一种在技术上达到「匿踪」(Stealthy)特性的武器系统，故反潜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步骤在于「侦潜」。是故，在潜舰执行封锁任务时，为自身安全故不能常常浮出水面，故潜舰无法喝令船只停船受检，也不能执行诸如通令返航或俘虏船只的任务；换言之，潜舰若要有效的执行封锁，则唯一的手段即为「无限制潜艇封锁」。而在中共无法掌握南海过往船只的详尽情报下，若实行「无限制潜艇封锁」，则「必定」
将引起相关国家(特别是美、日)的激烈反应，随之而来的必是国际强力干预。而在台湾近海执行「无限制潜艇封锁」则将如前文所述，引发一场海空大战。以往的战史亦可提供充份的证据，二次大战中美国对日本的潜艇封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封锁区内所有的船只皆为日本的船只，无船只鉴别的问题；1962年，美国之「隔离检疫」，亦以水面舰只为主，而不用潜艇以赋予执行任务时所需的弹性。
同样的限制亦将使中共不能藉布雷以执行封锁，因为中共所布放的水雷对航行该海域所有的船只均构成严重威胁，势将危害相关国家的经济安全，届时，一支多国海军必将被派遣从事扫雷的工作使国际干预成为事实；如同两伊战争时，伊拉克的布雷，使得多国海军不得不在荷姆兹海峡从事扫雷及护航的任务。
中共目前能用以执行远海封锁者，为其数量约40至50艘的大型水面军舰。就算中共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若要使封锁发生效果，则中共「至少」要控制两条主要的航道，除了前述的马六甲－南海－巴士海峡外，还有龙目(Lombok)－望加钖(Makassar)一太平洋－台湾；而若要做到完全封锁，则还要再加上横越太平洋，以及来自东北亚共四条航线，同时还需要对航线外「广大无边」的开放水域执行巡逻和监控，另外还必需在海峡当面保持一只「相当实力」的舰队以牵制我国海空军，并防御我方对大陆沿岸可能的报复行动；而这些行动将可能长达90~270天，即使不计补给因素，上述任务已非中共所能负担。
事实上以中共目前的能力连封锁南方航道都有问题，据估计光是封锁南海，中共至少要投入5至8艘旅大级，10至15艘巡防舰，以及其它若干舰只。这已经占前述40至50艘大型舰艇的1/3至1/2；若以妥善率80% 的「超高标准」计，投入封锁的舰只已占能动用数(30~39)的二分之一以上，扣除在海峡当面及其它地区的防务工作;中共已无余力在龙目－望加钖之线执行封锁，更何况其它的区域。
其实中共的能力连封锁南中国海都未必能胜任，大多数的学者专家在讨论远海封锁问题时都忽略了后勤补给的因素；由于中共在该区缺乏有效的基地的情况下，需要在数百公里外以大批的船舰执行90天以上的封锁，则真正对其成败起关键性影响作用者，并非潜艇战舰而是后勤补给。据估计，中共目前能用以支持远海作业的船只约有23艘油轮、10艘补给舰、1艘潜艇母舰，特别是2至4艘的「富锦级」远洋补给舰(AOC)。而在中共可支持封锁的船队中，最后两者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三至五艘船只就成了中共整个封锁行动的「阿奇里士腱」，因此，我方整个反封锁作战之重点应在瘫痪其后勤补给，而其「重心」即前述之「阿奇里士腱」，击沈一艘旅大级对中共的封锁不会产生太大的打击，但击沈一艘「富锦级」不仅较容易，也能对中共封锁的持续带来重大的妨碍，其「边
际利益」是极大的。而我方最适合执行是项任务者为「海龙级」潜舰，概因中共潜舰绝大多数可谓不具攻潜能力，其水面舰艇的反潜能力亦十分落伍，我方的「海龙级」若搭配高度训练的乘员，则成功的机率不能谓之不高。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即使中共有充份的行动自由，以其目前海军的能力观之，短期内中共尚无封锁我国的能力。
在经过上述的分析后，我们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中共若决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则唯一合于逻辑的作法即为运用「高科技局部战争」之模式，直接攻击台湾本岛之目标，若政治解决无法达成，则只有继之以两栖正规登陆，占领全台。
至于其进攻模式，依中共的准则著述与刻正发展中的系统，我们可推论如下：解放军的第一个目标，可能即为对我方的早期预警雷达、信号情报设施、国家指挥中心及重要的军事通信节点等发动攻击，希望藉此瘫痪我方的指挥与管制机构。解放军为遂行此一打击作战，需要协同运用电战兵力、反辐射飞弹、陆攻巡弋飞弹、弹道飞弹、特战部队甚至传统的空袭。同时为了不使准备工作为美国和我方察觉，中共将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如卫星预警信息传输保密措施、隐蔽、伪装及欺敌等作为。
在本阶段一开始，中共将立即对我方约二十五个预警雷达阵地进行电子战，并同时以长程防空飞弹及反辐射飞弹攻击、干扰我方在空中作业的预警机；倘若我方的雷达仍可运作，则中共将继之以巡弋飞弹及空射反辐射飞弹的攻击，至少强迫我方的雷达操作人员为自保故而关机。等我方雷达的大部份均已被摧毁或失效时，中共的特战部队将自海上或空中着陆，搭配事先潜伏的「第五纵队」，对选定的目标，如雷达阵地、通往防空指挥中心的通信链路等发动突袭，其目的是瓦解、瘫痪我方的空防指挥体系，为次一阶段──争取台海的制空权──创造胜利的先决条件。
除了以飞弹或特战部队对前述目标进行「硬杀」外，中共的准则与著述也强烈「希望」能同时对我方的C4I 架构，及军方和民间的电力及运输计算机系统，以病毒等「软杀」的手段发动信息作战。
在对我方的雷达预警系统和C4I 架构发动第一击之后，中共的二炮部队将紧接着以弹道飞弹（若存量够的话，还可能加上巡弋飞弹）对台湾地区的八个军用机场发动饱和攻击，其重点可能置于跑道、油料储存设施与机场的战管设施，并混合运用高爆弹头和子母弹以增加对跑道的破坏效果；同时中共希望届时他们能将弹道飞弹的精度提升至四十五、甚至三十公尺以内，如此，则在理论上，中
共的弹道飞弹将能有效攻击特定的跑道及坑道出入口──明显针对我方「佳山基地」而来。
中共希望在对我方的早期预警雷达、防空雷达、C4I 基础架构、机场的先制攻击中，能瘫痪我方的空防系统，让中共大批不怎么现代化的战机能在敌情顾虑较小的情况下，对第一击中未摧毁的目标及其它更广泛的目标，如防空飞弹阵地（其中有相当部份在无雷达的情况下，暂时失去接战能力）、海空军基地、海面上的军舰、地面部队的集结区、战区战术通信网路等，发动数波传统攻击任务；此时，纵使我方仍有相当数量的战机能升空作战，然在缺乏指挥管制的情况下，其效能势必大打折扣。中共手中量较少的新式空优战机则负责提供掩护，或暂时保留在后方担任空防，拦截我方空军对大陆的攻击行动，等到前述旧式战机消耗掉部份我方战机后，再行投入。
绝大部份的中共军事理论家均认为，在掌握了台海的空优后，「将有许多作战方案可供选择」。例如，若解放军认为有必要遂行进一步作战，则可利用其空优来达成台湾周边水域上的海上优势。若中共在建立起海空优势后，认为有必要攻占台湾本岛，则最后一步则是运送地面部队渡过台湾海峡。然而，眼尖、敏锐的读者至此可能已经发现到，仅管中共的军事理论家一再强调「有许多种方案」，但事实上这些「方案」其实都是「同一个计划中的不同阶段」。中共军事理论家刻意切断这些阶段之间的关联性，或许是为了掩饰他们推论中的一个始终拔不出的「石中剑」，那就是，在经过前述几个阶段的战斗后，若双方仍未能就某种政治安排达成协议，则中共仍旧非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或是承受来自美方的军事干预，而最糟的情况则是，在发动对台湾的两栖作战时，遭到美国的军事干预。
第三節中华民国的因应之道
面对强敌如中共者，中华民国若想避免与之兵戎相见，唯一的途径即为让中共「在政治上不要太悲观」及「在军事上不要太乐观」，由于前者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故本节中将不予讨论，但笔者仍需在此强调，就重要性而言，前者实重于后者，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政治以其它方式的延长」。
未来两岸在台海的军事冲突模式，其形态其实与一九四一年时英、德两国的状况极为类似，第一阶段必是双方对制空权的争夺，先掌握制空然后可以有制海，最后才谈得上两栖登陆。但与一九四一年不同的是，今日海峡两岸在国力上的悬
殊差距，以中共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军力，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在制空和制海权的争夺上，中共最终将取得优势。因此，对中华民国而言，关键因素在于：
1.当中共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时，其已经现代化部份，还剩下多少？是否
足以支持地面部队在一场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中，击破岸上的守军？
2.美国是否以武力介入？其介入的强度如何？尤其重要的是，在美方的介
入发挥影响力前，我国能否阻止中共造成某种难以挽回的既成事实？
3.我国人民的意志力？
根据这三项因素，笔者认为，要使中共「在军事上不要太乐观」，则需遵循以下点原则：
绝不对中共进行「先制打击」
如前所述，倘若我国单独面对中共的军事攻击，则由于双方的国力差距极其悬殊，假以时日我方必将为中共的重量所压倒，故是否有外力介入，特别是美国的军事介入，对台海军事冲突的最后结果将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故为了使外力获得介入的正当性，关键因素就在于绝对不能让我国成为「现状破坏者」、甚至是「点燃引线者」。
另一个因素则为军事性的，尤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我方没有获得巡弋飞弹及军事侦察卫星的可能，故不仅在目标获得──特别是中共的弹道飞弹、甚至未来可能布署的巡弋飞弹，都将安装在机动载具上──方面有困难，在攻击时也只能以战机进行传统的空袭。在目标搜寻不易、且具高度机动性的情况下，空袭的效果将极为有限；而在中共布署了S-300先进防空飞弹、及SU-27空优战机的情况下，其战损必然十分可观。在战果小、成本高的情况下，对彼岸施以先制打击只是徒然消耗我军战力，使中共缩短获得制空权的时间罢了！
强化情搜预警能力、提升防护力
为了在中共的第一击后，还能确保相当程度的有生战力，则即早发现中共的意图，增加预警时间，以便向国际提出警告，并进行重要军事设施（特别是C4I 基础架构及各飞弹阵地的雷达）的防护、疏散及掩蔽工作，可说是至关紧要。而其具体作法，包括：
1.军事情报的交流（尤其是美国）。
2.优先扩充具备机动载台的预警系统，尤其是空中预警机队，但应积极克
服数据链路的问题，使预警机能直接指挥在空机接战敌机，而不必经由
地面指挥中心（衡山指挥所）；至于神盾舰，若能克服人员获得和系统维
护的问题，且未对其他军事投资造成排挤（例如特别预算）的条件下，
亦可购置；但笔者反对购置阵地式的长程预警雷达，因其目标过于显著，防护不易，必然会成为中共最优先摘除的对象，换言之，在接下来逐渐
升高的冲突中，此一花大笔预算建购的长程预警雷达根本无用武之地；
至于其所能提供的预警功能，则可经由军事情报的交流予以弥补。
提升军事报复的能力、特别是地对地飞弹及潜舰，但不应参予TMD
一旦中共对我国发动攻击，依前节的推论，第一步骤必然是以大量的导弹、甚至巡弋飞弹，对我国各重要军事目标，如预警雷达、防空指挥所、C4I基础架构及各机场进行攻击，甚至是饱和攻击。如此则不仅来袭飞弹数量将极大，所攻击的目标也可能分布极广，根本不是以防卫北、中、南三大都会区为目的建构的TMD所能应付的。因此，除非TMD所带来的政治附加价值极为可观（例如发展成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但可能性不高），否则如此所费不赀，却又用处不大的武器系统诚属浪费。。
如前页所述，面对中共的空优战机和先进防空飞弹，以战机对大陆进行空袭不仅效果有限，而战损亦可能非常高。故我国实在应该尽一切的手段，寻求在地对地飞弹方面的突破。倘若我国能从台湾本岛，直接以飞弹攻击大陆沿海的海空军设施，特别是部队集结区，如此则一方面能使我国获致实质的报复能力，又能减轻空军战机的负担，使其能全力投入空防的任务，将使我国的打击力和防御力大幅提升。与地对地飞弹同样能改变台海战略平衡者，则为潜舰，其不仅能对中共数量庞大、却在反潜能力上非常落后的水面舰队、甚至水下舰队，构成「难以测度」的威胁，更能将战火自大陆东南沿海延伸至其它大陆沿海地区，益发提升我国的报复能力。
强化反登陆战力：以德军防御诺曼底为例
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如果不以强大的两栖攻击能力为基石，则在理论上就无法对台湾构成一种可兑现的威胁，同样地，台湾的防卫若忽略反登陆战力，则将使中共侵台所面临之「不可测」的风险大为降低，适足以鼓励其进行对台湾的军事冒险，故反登陆作战虽然在理论上，居我国建军备战优先顺位（制空、制海、反登陆）之末，但其重要性绝不能轻乎。以下本文将以隆美尔对诺曼底的防御构想为例说明。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德黑兰会议之后，柏林当局由秘密的情报来源，即已获知了西方联军预备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天（预定在五月），在法国境内开辟「第二战场」。当这个消息经由OKW（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呈报与希特勒之后；使OKW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希特勒对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有了机
会「可以把渡海的联军赶下海」去；如此一来，西线的联军在几年之内将无力进犯欧陆，而德国也就可以将兵力集中，再加上各种新式的装备─喷射机、飞弹、重战车等─先在东线和南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便重获对付英美的主动优势。
希特勒信心的基础在于「联军的渡海侵入是可以被击退的」。然而，他的这种信心却未为其高级幕僚及陆军参谋本部所接受；后者的见解，可以用OKW中的作战厅长约德尔的意见来代表：「沿着一条长达二千六百英哩的防线，当然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构筑纵深的防御体系，以增加海岸正面的抵抗力…所以为了形成重点起见，在西线必须要控制着强大的机动预备兵力…」。换言之：预备兵力比要塞工事重要，其原因为联军拥有完全的制海和制空权，所以可以在北起挪威，南至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上的「任何一点」上登陆；由于德军的兵力不足以把守每一里的海岸，所以唯有等「判明了联军的登陆地点后」，再调动预备兵力予以「迎头痛击」。
德国陆军的这种看法，普遍为西线的高级将领所接受，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西总」司令官的官伦德斯特元帅、装甲总监古德林上将以及西线装甲兵团司令史维本博格在内；由于负防卫重任的高级将领对「大西洋长城」概念的缺乏信心，再加上德国物资供应的日益短缺，遂使得在西部海岸的大多数地区，除了港口地区以外，希特勒口中的「固若金汤」，仅仅只有海防哨及少数聊备一格的据点工事罢了。
这种海防空虚的情况，随着隆美尔元帅的到来，而有了迅速的改善。一九四四年一月，在他完成大西洋沿岸防务的视察后，隆美尔即奉派出任西线「B」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须尔德海到罗亚尔河间的防务。隆美尔一到任之后，在「如何抵御联军入侵」一事上，几乎立刻就和西线其它高级将领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冲突；隆美尔对伦德斯特等一干将领的防御计划，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1.一般的论调都认为由于海岸线是如此的绵长，因此不可能处处加以设防，
敌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事实上，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外行的说法，海岸线虽长，但受限于许多因素，大规模的入侵所可能进行的地点最多也仅有几处，是故守军在布防时，自可有轻重缓急之分：在入侵威胁最大的地区，守军自应厚集兵力；至于次要的地区，则只要足以应付小型的海岸突击即可。
2.由于联军掌握了西战场上的制空权，其战机可以阻止德军机动预备兵力的
调动；因此只要联军的桥头阵地一经建立，联军即可在战术机动性上握有绝对的优势；更由于联军飞机能长久迟滞德军后方部队的调动，是故即令
联军未能攻占任何港口，光凭滩头阵地即可逐渐增加物质上的优势，而最终突破德军防线。
3.因此，隆美尔认为德军唯一的希望，就是强迫联军在「大西洋长城」面前，
作决定性的战斗，此时联军兵力的大部份还停留在海面上，极有可能为岸上的守军逐次击破。是故专门防守港口不足以击败联军，要想击破侵入军，就一定要在滩头上将他们赶下海去。
根据这些概念，隆美尔遂建议：「在入侵作战尚未开始前的这段空档中，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防务都完全整顿妥善…，每一名士兵和每一件兵器均应集中在『大西洋长城』上，或是紧接在其后方以便提供密接支持…以构成有史以来最坚固的海防，其强度足以应付任何的登陆攻击。…我们必须在敌人尚未达到主要决战场之前，即将他们歼灭。…我们必须乘他们还在水中的时候，就把他们击退。」隆美尔的主张获得了希特勒的支持，遂授与隆美尔以全权，命令他修改伦德斯特的计划，于是隆美尔遂马不停蹄地按照其构想，改进海岸的防御，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1.隆美尔正确推论联军可能登陆的地区，一定仅限于能获得强大空中支持的地
区为限；换言之，主要的入侵必定落在介于敦刻尔克到瑟堡间的地区（仅为海岸线全长的十分之一）；即诺曼底和加莱地区，所以这二区域即成为西线防务的重点。
2.联军在登陆时，必先作猛烈的海空攻击，同时施放烟幕。除海岸登陆外，空
降部队也可能落在主要攻击区之内，以求切断我方防线与对后方的交通线，并企图在极短时间内建立大型的桥头阵地。
3.隆美尔主张在海岸地区建立一个设防地带和布雷地区，从海岸线向内陆延伸
达五、六英哩；而为了要同时阻止敌人的两栖和空降兵力，此一设防地带必须同时对海面和陆地设防。
4.为了使据点能有效的对抗空中攻击，海岸上所有的岸炮和战防阵地必须全部
用混凝土筑成极厚的掩盖；如此一来，在联军的攻击波接近滩头时，就直接落在这些位在工事中之枪炮火力的直接威胁下。
5.为了对抗来自海上的入侵，除岸上的炮火外，隆美尔计划进一步将防线往海
上延伸；其主要手段为水雷和水下障碍物。后者的目的是构成一种「人工暗礁」以求使登陆艇在接近海岸时先在水中蒙受重大的损失。隆美尔主张分别在水深六呎处、低潮处、中潮处和高潮处设置四道水中潮碍带。
6.为了击退登陆部队，除前述手段外，岸上的守军应尽一切手段，诸如地雷、
碉堡、铁丝网等予以加强，务使设防区的厚度尽可能加厚。其目的在于利用工事和火力钉死，阻绝已经上滩的敌军；最低限度也要使敌军付出极高的代价，始能向内陆作迟缓的推进。
7.鉴于盟军所有的绝对海空优势，隆美尔麾下兵力不足，参差不齐的步兵部队，
即令获得了前述手段的支持，仍旧有被联军突破的可能，因此隆美尔主张把所有的装甲部队都位在海岸防线的紧后方，其前卫单位的火炮应能直接射击滩头。如此一来，步兵在受到联军强大压力时，就可立即获得装甲兵的支持。
隆美尔认为在联军的强大空权之下，任何从远后方调集预备队的企图都是妄想；另一方面，由于在登陆战刚开始之际，联军大部分的部队和装备尚留在海面上，而已经上岸的部队，不仅装备不足，组织建制也必定有相当程度的混乱。是故，只要有「较少的装甲部队」，在敌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开入滩头，就有可能将之击退；因此装甲兵力的迅速开抵前线实为关键的因素；反而言之，时间拖得愈长，逆袭就愈难成功。因此，隆美尔强调：「在D日有一个装甲师，其价值远超过D+3日的三个装甲师。」
仅管隆美尔并未有充份的时间使他的理想得以落实，但他的防御措施仍旧替联军的「大君主」作战带来许多新的难题，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在攻击重量及战术弹性二方面。
首先在攻击重量方面。在两栖攻击时，特别是对已设防的海岸进行两栖攻击时，一艘登陆艇是一艘船，同时也是一个兵器，所以不可能装得和它规定容量一样满。一艘LST，在平时可以运送三十辆战车；但是在某一滩头进行两栖作战时，它却不可能使二十五辆战车同时登陆。换言之，决定的因素是「卸载的能力」而非「搭载的能力」。而为了要对抗海防工事、对抗内陆德国陆空军的逆袭，并遂行机动战起见；一个师的兵力差不多要当作一个半师来算，方可容纳必要的工兵、战车、战防、防空即滩勤组织等人员；如此，攻击军一上岸，才能以完整的组织和建制来对抗敌人的增援（特别是装甲部队）部队，并遂行机动作战。因此，隆美尔的工事，使联军面临若非减少突击时的重量，就只有增加登陆载具一途。而到D日时，为了运送五个突击师和二个海上待命师，一共动用了近五千艘各式登陆船只，其它军舰还不在内，从这个数字上我们救可想象两栖侵入作战的困难程度。
一言以蔽之，隆美尔的计划才刚开始，就已经打乱了盟军费时经年的后勤安排作业，并使后者的计划面临了空前的压力；由此即可证明，尽管同盟国在工业和科技方面占了极大的优势，但在战术阶层，防御对攻击还是享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尤以两栖作战为然。防御者所采取的即令是最原始化的手段，攻击者虽用
最新奇的技术也很难克服。
不过更令盟国计划人员感到忧心忡忡的，却是这些障碍物对H时（攻击发起时）所形成的限制。一般人都以为在战争中采取攻势的一方有充分的主动权可径行决定攻击的时间和地点──然而在两栖作战中这种「主动优势」却要大打折扣。大君主的计划人员就发现，即令不考虑水底障碍物，光是潮汐、地形（会影响高低潮的时间）和天候即已经使日期和时间的决定饱受限制；而水底障碍物的出现更使得在D日时，H时的可能范围缩至最小：为了让登陆艇能通过前段的障碍物，同时又要让爆破班有充分的时间，乘着它们在尚未被水淹没前加以清除起见，所以第一波的攻击必须在最高水位前三小时（半潮）以前就要着陆。而为了使后续的部队能在黑夜来临之前，趁着第二次高潮时继续登陆，使得一天当中可能的H时，就只剩下了一个──对攻方而言，何来「主动优势」之可言。
经验及教训
其实，中共的登陆战力，仍未达对像台湾这样一个充分设防的岛屿进行两栖攻击的标准，且差距还不小。依我国军方的评估，中共海军现有两栖登陆舰共六十八艘，其中LST战车登陆舰二十一艘、LSM中型登陆舰四十五艘、气垫船二艘；两栖登陆艇三百四十五艘，依共军实兵编装及舰艇装载能量，并参照中共第一梯次登陆师装载计划，遂行近程、岸对岸登陆之制式两栖登陆战力来看，具有载运两个步兵师及两个步兵团的能力8；但考虑台湾海峡的宽度，实际上可能执行此种岸对岸运兵任务者应为中大型登陆舰艇，如此，可载运兵力将降至一个加强师。若将「战斗装载」因素及克服海防工事所需的特种单位及装备等计入，则实际运输量还会再减少。
同时，一次渡海任务中所能载运的兵力并不就等于实际的攻击兵力，因为在攻击兵力抢滩时，在海面上仍旧需要有一支浮动的预备队，以便用于扩张战果或巩固滩头。在诺曼底登陆战中，在五个攻击师抢滩时，在海面上还有两个师充当跟进（Follow-Up）预备兵力。以此类推，中共若一次载运两个步兵师及两个步兵团，则抢滩兵力至多不超过二个师；若仅载运一个加强师，则抢摊兵力可能还不到一师。而除非中共能占领并保持大型港口的开放，否则以商船运兵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就登陆的地点而言，一般认为中共可在台湾沿海的任何一点上登陆的看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大规模的两栖攻击不若小型海岸突击，须考虑的因素极多，除了地形以外，还包括潮汐、腹地、周遭的人文聚落型态，而人为的防御设施，也会进一步的限制中共对登陆地点的选择。
约六年前，当我国陆军决定采购M-60战车时，舆论一般多持负面的评价；
主要的反对理由是重战车不适合本岛的地形，这种主张看似正确，实则「似是而非」，其理由如下：
1.在未来的台海冲突中，我国必采守势，而在战略上，守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以
逸待劳」，重战车不利机动的缺点在守势作战中只要运用得当，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隆美尔的作法即为最好的答案──直接摆在海岸上，一旦有警，一个极短距离的移动即可在海岸上就防御位置，根本就不要考虑「运动不便」的问题。
2.事实上，一旦中共决心侵台，西部沿海的主要铁公路桥梁和隧道，迟早成为
中共空军和飞弹的打击目标；届时，柔肠寸断的交通、再加上大量涌至乡间的难民潮（这是很有可能的），任何车辆，即令是轮型的装甲车辆，都不可能作中长距离的调动。
3.在反登陆作战时，考虑中共所能动用的两栖战车（八五式及六二式）皆属轻
型的战车，在和M-60此种重战车对抗时，不论在火力、防护力方面都无法相提并论；而M-60及M-48H若加挂侧裙及反应装甲，则亦能有效抗衡中共步兵的反战车飞弹；而中共的此型飞弹，却能轻易地「收拾」轻型的装甲车辆。
4.由于在战时将无长途调动之可能，是故我方的装甲车辆必需分散配置，而为
使西部所有的海岸线都能获得足够、充分的装甲掩护起见，则数量一定要大，而M-60不仅成本极低，在后勤方面更能和现有的M-48A3、A5，及M-48H相配合，可有效疏解大量配署的成本负担。
1Martin van Creveld, “Technology and War: From 2000 B.C. to the Present,”（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9年），页二二九。
2欧淑惠，《中共战略分析：主要因素与演变趋势》（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八十二年），页八四。
3Mark Burles and Abram N. Shulsky 原著，国防部史编局译，《中共动武方式》（台北：国防部史编局，民国八十九年三月），页六九。
4
5Mark A. Stokes 原著，国防部史编局译，前揭书，页六二至六三。
6Mark A. Stokes 原著，国防部史编局译，《中共战略现代化》（台北：国防部史编局，民国八十九年四月），页三七～三八。
7
8林弘展原著，《中国人民解放军X档案》（台北：本土文化出版社，民国八十五年），页九六～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