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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关系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V ol. 17, No. 4, 683–690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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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关系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党彩萍1,2 刘昌2

（1广州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系，广州 510182）（2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南京 210097）

摘要工作记忆和它的两个子系统——短时记忆和中央执行系统分别与一般智力的关系，在现有研究中争议之处主要表现在前三者与一般智力联系密切还是相关较低。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是两个独立的结构，但二者联系密切，前者能有效预测后者。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联系密切的原因主要在于：前额叶皮层是二者共有的生理机制，控制性注意和复杂策略的运用是二者共有的心理机制，而测试材料内容上的重叠和对潜变量的复合预测又可能夸大这种关系。

关键词工作记忆；一般智力；短时记忆；中央执行系统；控制性注意分类号 B842

探讨工作记忆和智力的关系，对了解智力和其他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Engle & Kane, 2004; Conway, Kane, & Engle, 2003; Kane & Engle, 2002）。而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或一般流体智力的关系，更详细地说，工作记忆和Raven 推理测试或Cattle 文化公平测试的关系，一直存在诸多争议。许多研究揭示工作记忆是一般智力的重要预测因子，那么是工作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引起了二者的密切联系? 本文从工作记忆的两个子成分——短时记忆和中央执行系统、以及工作记忆整体这三者分别与一般智力的关系以及原因分析四个方面来探讨该问题。

1 短时记忆与一般智力的关系研究

短时记忆是工作记忆的一个子成分，是一个纯粹的信息储存成分，储存的同时没有加工。简单的广度任务是测量短时记忆的“黄金标准”（Cowan, Elliott, Saults, et al. 2005）。

短时记忆和一般智力的联系，可以追溯到短时记忆在经典智力测试中的运用。第一个综合性智力测试——Binet-Simon 智力测试、Wechsler 智力量表从第一版到第三版、以及Woodcock–Johnson III 中的认知测试，都含短时记忆广度的子测试，且这些测验的结构效度也一直比较好。总之，近100年来短时记忆一直是智力评估和智力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收稿日期：2008-05-06

* 教育部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基金（200006）、广州医学院项目基金（2006GD060）资助。通讯作者：刘昌，E-mail: cglew@https://www.wendangku.net/doc/f618980731.html,

分。记忆的信息加工理论修订后，虽然记忆研究的重点由早期的短时记忆转换到工作记忆上了，但短时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关系研究依然进行着，且结论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短时记忆与一般智力联系紧密。大部分现代智力理论家主张：Spearman 的一般智力是各项认知能力测试中共有的一种抽象能力，是心理能量的普遍基础（“general fund of mental energy ”）（Spearman, 1914），这间接暗示了短时记忆和一般智力的联系。且很多研究显示二者相关显著,如有研究发现：简单的记忆广度任务在一般智力上的平均负荷是0.38（Carroll, 1993）。工作记忆子成分（特别是存储和协调功能）在推理中能够解释95%的变异（Buehner, Krumm, & Pick, 2005），其中的储存成分体现了短时记忆对一般智力的预测效应。同时考察工作记忆、短时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关系，结果虽然工作记忆对一般智力的预测效应大于短时记忆，但是当工作记忆中储存成分的影响被控制后，工作记忆对一般智力的这种独特的预测作用就变得非常小（Colom ，Flores-Mendoza ，et al., 2005），由此表明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高相关主要是由工作记忆中的储存成分——短时记忆引起的。

第二种：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分别与一般智力的相关非常接近。有研究综合了1976~1989年期间发表的探讨顺序记忆与一般智力关系的大部分文章，并以此为基础对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任务作区分，最后发现短时记忆与一般智力的相关是0.26，而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的相关是0.28（Mukunda & Hall, 1992）。这些结论也间接地肯定了短时记忆对一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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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预测性。但是，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分别与一般智力的相关非常接近，原因也可能在于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的测试材料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

第三种：短时记忆与一般智力的联系并不紧密。比如，短时记忆并没有直接进入Spearman的智力理论中，Spearman也直接指出：把记忆作为一般智力的一个因素，证据并不充分（Spearman & Jones, 1950）。而且其他研究也多次证明二者联系微弱。同时评估工作记忆和短时记忆与一般智力的关系，有的发现，工作记忆与一般流体智力之间存在非常强的关系，而短时记忆虽然与工作记忆相关很高, 但不是一般流体智力的预测因子（Conway, Cowan, Bunting, et al. 2002）。也有的研究结果是:工作记忆和一般流体智力的相关既大又显著，而短时记忆和它的相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Engle, Tuholski, Laughlin, & Conway, 1999）。还有人提出：“很多调查表明，短时记忆广度和智力存在明显的相关。但是本研究却显示二者的关系并不稳定，无法相互预测”（Blankenship，1938）。也有分析显示：总体相关系数方面，短时记忆和一般智力的显著低于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Ackerman, Beier, & Boyle, 2005）。可见，这类研究都主张纯粹的记忆过程本身并不能有效解释高级认知能力的变异。

出现以上不同观点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研究使用的测量材料和从工作记忆中提取储存成分的统计手段不尽相同。但多数研究支持了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相关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短时记忆任务的完成，一般只需要简单的自动化操作（如复述和组块），而这些对于完成一般智力的测试材料来说远远不够，后者还需要比前者更复杂的策略。

2 中央执行系统与一般智力的关系研究

许多研究显示，工作记忆，尤其是它的中央执行系统，与流体智力关系密切（Engle，et al., 1999; Conway, et al., 2002; Kane, et al., 2005）。那么，中央执行系统中的什么成分在起作用？多数研究提到更新和控制性注意。

首先，工作记忆更新这个概念经常出现在最近的文献中（如Friedman, et al., 2006），它是工作记忆的一个执行成分，主要功能是监控输入的信息，并用与当前任务联系较大的新信息来替换与当前任务联系不大的旧信息，以修改工作记忆的内容，（Morris & Jones, 1990）。并有研究显示，工作记忆更新并非是消极地维持记忆负荷，而是工作记忆中实时加工的动态活动（Morris & Jones, 1990）。工作记忆更新常用的测量方法是动态记忆范式（running memory task）, 即被试先看一些字母或数字串，且并不知道那些项目串的长度，然后按顺序回忆一个指定长度的项目串。

有研究调查工作记忆更新、加工速度在流体智力年龄变化中的作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工作记忆更新（非加工速度）几乎调节所有年龄变化引起的流体智力变化，它是年龄和流体智力变化的中介（Chen & Li，2007）。可见，更新部分解释了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密切联系。

其次，工作记忆等于短时记忆加控制性注意（Engle, Tuholski, Laughlin, & Conway, 1999；Kane & Engle, 2003），可见中央执行系统的功能主要由控制性注意来完成，该成分也类同于Norman和Shallice提出的注意监控系统（SAS）。控制性注意主要用于在信息加工或目标转换过程中激活信息，并解决任务目标、外部刺激以及习惯化反应图式之间的冲突，即激活与目标有关的信息，并抑制与目标无关的信息。那么，这个普遍的控制性注意是否是工作记忆对一般智力的预报效应的决定因素？

智力结构中可能存在一个对信息加工过程进行监控的认知成分，比如 Kirby和Das在智力PASS 模型中假设了一个计划系统，Sternberg在智力成分理论中提出了元成分，这些因素的功能均类同于控制性注意。注意的资源分配理论，主张注意分配和控制着加工资源，也是控制性注意发挥的功能。而智力就是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把加工资源分配到特定任务上而忽略无关的新异刺激的能力。

许多研究应用传统的注意测量任务来预测智力。有研究对已有研究结果做了一项矩阵分析表明，注意分数和智力分数存在显著相关（Schmidt-Atzert & Bühner, 2000）。还有研究发现，被试执行双任务的分散注意（即注意的不稳定）成绩与他们的一般智力有显著相关（Ben-Shakhar & Sheffer, 2001）。也有人直接研究注意和一般智力的关系，结果二者相关较高（Schweizer, 2004）。调查不同类型的注意和智力的结构，发现所有类型的注意都和一般智力在潜变量水平上相关较高（Schweizer & Moosbrugger, 2005）。可见，这些结论都间接支持了控制性注意对一般智力的预测性。而且，工作记忆容量和流体智力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二者都需要控制性注意（Engle, et al., 1999；Friedman, et al.，2006）。

更有甚者，有人将控制性注意与工作记忆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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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再探讨它与一般智力的关系，得出结论有：“我们的结果也支持了大量文献主张的工作记忆等同于控制性注意”（Bleckley, Durso, et al. 2003）。Kane 等进一步假设，工作记忆与控制性注意同功同构，因为控制性注意是中央执行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中央执行系统又是工作记忆的主要成分（Kane, Bleckley, Conway, & Engle, 2001）。另外，工作记忆潜变量剔除掉储存因子后，剩下的变量主要是中央执行系统，那么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产生的影响主要源于中央执行系统，即控制性注意（Engle, Tuholski, Laughlin, & Conway, 1999）。由此，控制性注意和一般智力密切联系。

但是仍有大量文献并没有证明：控制性注意任务上的个体差异可以彻底解释或者解释大部分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因此，控制性注意也只能解释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联系密切的部分原因。

3 工作记忆整体与一般智力的关系研究

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的关系比以往研究者提到的还要复杂，因为每提出一种观点总会遭到批评。那么，过去十几年里，有争议的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密切相关。这类主张最早开始于工作记忆的一些测量任务和理解能力存在的相关（Daneman & Carpenter, 1980）。另外，推理一直被认为是一般智力的核心成分，所以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关系也可以追溯到它和推理的相关研究上。早期发现二者存在中等程度相关（Larson & Saccuzzo, 1989）。之后发现，潜在的工作记忆因子和潜在的推理因子之间相关很高（0.80~0.90），于是产生了一个影响较大的推断：“推理能力和工作记忆容量没有差别？！”（Kyllonen & Christal, 1990）。不过这个论断后面加的是叹号和问号，表明其有待商榷。

Kyllonen和Christal宣言后的10多年来，关于一般智力和工作记忆相关密切的结论也越来越多。比如：工作记忆可以非常显著地预测一般智力（Karl & Helfried, 2004），一般智力在工作记忆上的负荷平均为0.96，表明一般智力也可以反过来非常好地预测工作记忆（Coloma, Rebolloa, et al. 2004）。总之，大多数研究（Ackerman, Beier, & Boyle, 2002; Kane, et al., 2004; Hambrick, 2003; Su¨?, et al, 2002）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或结构方程模型对年轻被试研究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关系，二者路径系数的估计值一般在0.60~0.80，二者共享变异（即测定系数，相关系数的平方）大约在35%~65%。

关于工作记忆在认知能力发展以及一般智力发展中的作用，有研究也支持了二者有密切联系这一观点。工作记忆在认知老年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量达到76%（李德明，刘昌，陈天勇等，2003）。工作记忆能够解释儿童流体智力发展变化的85.4%（Liu Chang，2004）。

第二，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或一般流体智力）是同一个结构。如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分别代表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两个因素相关达到了0.994，几乎测量的是同一个结构（Stauffer, Ree, & Caretta, 1996）。也有人总结到：“简言之，工作记忆容量的测量，要求呈现了大量不同的刺激类型，要求大量不同的加工技巧，这些言语、数学以及空间能力都与流体智力相关很强”，“各种工作记忆容量的测量任务和各种高级能力的测量任务之间的相关太强了，使我们无法否认二者共有的一般机制”（Kane, Engle, 2002）。Engle等最初理论推测，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同功同构”关系可能只发生在潜变量水平上（Engle, Tuholski, Laughlin, & Conway, 1999），后来提出一种更极端的假设：工作记忆和一般流体智力或一般智力是一个整体，二者的相关系数是1.0，几乎是一种“同功同构”的联接（Engle, 2002）。

第三，否认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的“同功同构”关系，强调二者是两个独立的结构。许多心理学家表达了对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同功同构”这一观点的怀疑（Deary, 2000）。Conway等对多项能力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工作记忆指向一般智力的路径系数达到了0.98，控制了短时记忆的影响后是0.60，并进一步推断：工作记忆容量并非是Spearman 的一般智力，而是它的决定因素（Conway, Cowan, Bunting, et al. 2002）。后来又提出：“几个潜变量研究表明，工作记忆容量至少可以解释一般智力变异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回顾当前的研究可以看到，工作记忆容量和一般智力确实相关很高，但二者并非同一个结构”（Conway, Kane, & Engle, 2003）。

Ackerman 等分析那些同时包含工作记忆和Raven 推理测试的文献后指出：大量实验表明，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相关并没有那么高，工作记忆容量和一般智力、或一般流体智力、或推理，都不是同一个结构（Ackerman, Beier, & Boyl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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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没有速度限制的Raven测试改为20分钟内完成，结果显示它和工作记忆的相关仍然比较低，仅是0.55（Babcock, 1994）。可见，工作记忆对一般智力的预测效应非常有限（Sü?, Oberauer, Wittmann, Wilhelm, & Schulze, 2002）。

有人收集了测量工作记忆与智力的86项研究，对其元分析发现，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的真分数估计值的相关仅为0.48，二者共享变异还不到25%。于是宣称：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g）、一般流体智力（gf）、推理或者智力的任何其他因素，均非“同功同构”（Ackerman, Beier, & Boyle, 2005）。而且，一般智力的测量往往采用非言语的数字或空间推理材料，如常用的 Raven 推理测试。理论上，数字-空间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应该是相关最高的一对，但二者的相关仅是0.61（Ackerman, Beier, & Boyle, 2005）。可见即使相关最高的一对数据也拒绝了这一许多研究者主张的假设，依然远远不能证明它们同功同构。

然而，也有人认为Ackerman等人2005年的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低估了工作记忆和智力的关系，并对其报告的数据进行再分析，发现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之间的相关达到0.85，共享变异大约72%。虽然最后得到较大的相关值，但这依然不能证明二者是“同功同构”（Oberauer, Schulze, Wilhelm, & Sü?, 2005）。还有研究重新分析最近公开发表的10项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记忆与一般流体智力平均相关为0.72，共享变异大约50%。虽然比Ackerman等2005年得到的相关要大，但他们依然主张二者非“同功同构”（Kane, Hambrick, & Conway, 2005）。这些结果虽然有争议，但都表明了一般智力和工作记忆的相关整体上比Kyllonen和Christal得到的低，二者不是同一个因素。

第四，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关系是变化的。比如，当选用大写字母和汉语双字词为工作记忆的测量材料，最后会发现以大写字母为材料的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相关显著, 而用汉语双字词所测的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相关不显著（王金娥，何利，张庆林，2007）。由此表明，二者的相关不能笼统的说是显著还是不显著, 它与工作记忆的测试材料类型也存在关系。

综上所述，就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关系虽结论各异，但二者是同功同构的结论并不能得到广泛支持。有的研究者偶尔在实验中得出二者高相关，就推测工作记忆容量可以解释一般智力所有的系统变异。其实该类论断缺乏依据，不具有普遍性，理论上也没有理由假设它们是同一个结构。如果二者完全相关，这反倒是一件尴尬的事情。而且更多研究证实了它们的独立性，只能说工作记忆可以有效地预测一般智力。

4 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关系密切的原因

总体来看，最近的潜变量研究大都表明，工作记忆容量大约可以解释一般智力变异中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见，大部分研究承认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密切联系，那么导致二者相关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的这种密切关系可以从脑机制方面找到支持，即许多研究（Duncan, 1995; Kane & Engle, 2002）间接支持了二者共同激活脑神经基础——前额皮层。这个区域不仅在工作记忆中保存信息，而且在智力活动中能协调各感觉区域的活动。比如一些前额叶受损的病人通常在工作记忆和智力活动中都表现出严重障碍，不能计划和组织等。另外，同时包含储存和加工的任务激活的脑区是背外侧前额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和前带状束（anterior cingulate, ACC）（Smith & Jonides, 1999）。也有实验发现，工作记忆的中央执行系统和一般流体智力这两种认知活动状态下的大脑前额区存在部分重叠（Kane & Engle, 2002），工作记忆更新与前额皮层联系密切（Collette & Van der Linden, 2002）。但这些证据仅是间接的，还需考察这些脑区的活动变化是否能调节二者在行为成绩上的差异。

为了考察生理变化是否与行为成绩存在对应，有人使用fMRI检测了脑活动和行为成绩的关系，让被试在没有fMRI扫描的情况下进行Raven推理测验（代表一般智力的行为成绩）和有fMRI扫描的情况下操作N-back任务（代表工作记忆的脑机制），N-back任务需要被试记忆最后一个刺激，同时对n 个刺激连续刷新。结果发现，推理测验的行为成绩和n-back任务激活的背外侧前额皮质和前带状束生理活动之间有显著相关（Gray, Chabris, & Braver, 2003）。该结论有力地支持了二者共享脑神经基础的观点。

第二，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都是领域一般性的结构，其共同机制在于都需要控制性注意（Engle, Tuholski, Laughlin, & Conway, 1999）。双任务范式（dual-task methodology）（如阅读广度、计算广度、操作广度）是工作记忆的经典测量方式，其原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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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两个任务同时竞争同一有限的资源，使被试的注意力在储存和加工活动中来回转换。这就要求保持与目标相关的信息的激活和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也就是需要控制性注意发挥核心作用。而Raven 推理测验的加工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记忆信息、判断各单元图形的异同和利用这些信息寻找各单元图形关系的规则。对 Raven 推理测验做一个详细分析会发现：该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寻找并记住解决每个图形推理问题的规则。推理问题越难，需要寻找的规则就越多。因此，要想解决那类较难的问题，被试需要在寻找下一个规则的时候必须先发现上一个规则并记住这个规则，以此类推（Carpenter, Just, & Shell，1990）。因此，对于完成Raven推理测验至关重要的一项能力同样是控制性注意，即寻找下一个新规则（加工新信息）的同时要先记住上一个旧规则（保持与目标相关的信息的激活），面对干扰信息时要过滤掉无关特征。

可见，工作记忆参与了一般智力（尤其推理）活动的三个过程，在图形推理活动中发挥了两个基本作用：保持信息和形成初步的心理表征。这些需要控制性注意发挥功能。

第三，对复杂策略的依赖是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联系密切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作记忆广度任务比短时记忆的测试材料复杂得多，故完成短时记忆任务必需的那些简单的信息保持和复述方法，是无法满足工作记忆活动的，它需要更复杂的策略。而Raven 推理测验需要识别矩阵图形中隐含的规则，并能成功的应用这些规则。这些活动中都包含了对复杂策略的需要。可见，策略应用上的个体差异有助于解释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联系（Rogers, Hertzog, & Fisk, 2000；Schunn & Reder, 1998）。

第四，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测试材料内容上的重叠可能膨胀了二者的相关。从理论文献中也可以看到二者测试内容存在重叠，工作记忆的测量主要用来评估控制性注意或注意容量的（Baddeley, 2002；Marsh, & Hicks, 1998），而一般智力的测试任务部分也代表注意容量（Lohman, 1996; Messick, 1996）。有研究发现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相关，其测试内容重叠时显著高于二者不重叠时的相关（Shah & Miyake, 1996）。但也有人对此否定：这种膨胀效应确实存在，但并不是足够大或者非常显著，比如，空间工作记忆和空间能力的相关并没有显著高于空间工作记忆和言语能力的相关（Ackerman, Beier, & Boyle, 2005）。虽然Ackerman 等人对文献的元分析否定了这一点，但二者测试材料内容上的重叠似乎不容置疑。

两项能力的测试任务并没有清晰地区分开，有些工作记忆的测量任务可以很好地成为一般智力的测验任务，而且缺乏合适的工作记忆任务似乎是研究二者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Schweizer, 2005）。而且，Raven推理测试反映的是运用规则和计算几何图形的能力，它和工作记忆的高相关，体现在二者都涉及这两方面的能力。那么，当两类任务激活了同一类心理活动时，用其中的一项去预测另外一项就意义不大了，这类同于同义反复的表述（Babcock，1994）。比如，工作记忆容量的测量中频繁使用计算广度，而这个任务同样可以作为数字推理的测量任务。再如，阅读广度任务要求阅读理解句子的同时再记忆词汇，这对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测量任务的要求都存在相似性。还有，控制性注意任务常常并不能激发注意过程，而是激发了知觉和运动过程，并没有确保让实验期望激发的目标过程处于能压倒其他心理活动的优势。可见，工作记忆和智力的测量任务之间差异越大，关于二者的研究结论才会有说服力。而且，二者在测量内容上的重叠程度一般很难估计，所以也很难准确地估计二者的精确关系。

另外，工作记忆的测量标准，一般主张双任务范式，即加工的同时包含储存。但有的研究选择的任务并不与之吻合，随机生成和数星星测试（SCT）作为测量工作记忆的指标，其结构效度值得怀疑（Oberauer, Su¨?, Schulze, Wilhelm, & Wittmann, 2000）。可见各种研究中工作记忆的测量成分存在很大差异。

而且，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同功同构”关系的宣称，也可能是对一般智力的过高估计。一般智力也不能只用单一的非语言的图形推理来测试。仅仅使用一种任务来评价一般智力，只是对一般智力的一种粗略估计，并不能准确地检测出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关系。所以，测量一般智力的最好材料应该是形式多样的各套认知任务，应该使用形式、内容和方法各异的复合测试。

第五，潜变量分析法的不足也可能夸大二者的联系。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的那些相关系数，大部分不是从原始数据或相关矩阵中直接得到，而是来源于结构方程模型对潜变量的复合预测，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大？许多研究者已经讨论该问题，认为对潜变量的预测结果值得怀疑。因为一个潜变量存在很大程度的异质性，异质性越大，潜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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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间相关就越大，由此一套较弱的指标也可在潜变量水平上存在高相关。再如观察变量的数目不相等，也容易夸大真实变异（Viswesvaran & Ones, 1995；Burke & Landis, 2003）。还有，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操作应该使用协方差矩阵，特定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相关矩阵（Cudeck，1989）。但是许多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没有依据该标准，这些都会影响结构方程模型复合预测的有效性。

总之，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的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在实验手段和实验方法上仍存在许多待改进之处，尤其需要重新定义一些基本认知任务。而且未来的研究若能将行为研究和神经心理研究结合起来，并考察年龄变化和工作记忆测试速度在工作记忆对一般智力影响中的作用，可能会得到更有意义的结果。

参考文献

李德明, 刘昌, 陈天勇等. (2003). 加工速度和工作记忆在认

知年老化过程中的作用. 心理学报, 35 (4), 471–475.

王金娥, 何利, 张庆林. (2007). 工作记忆、注意与一般智力的

实证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3, 162–167. Ackerman, P. L., Beier, M. E., & Boyle, M. O. (2002).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within a homological network of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speed abilit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1, 567–589. Ackerman, P. L., Beier, M. E., & Boyle, M. O. (2005). Working memory and intelligence: The same or different construc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 30–60.

Babcock, R. L. (1994). Analysis of adult age differences on the Raven’s Advanced Progressive Matrices test. Psychology and Aging, 9, 303–314.

Baddeley, A. (2002). Is working memory still working? European Psychologist, 7, 85–97.

Ben-Shakhar, B., & Sheffer, L.(2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ility to divided attention and the standard measures of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ies. Intelligence, 29, 293–306. Blankenship, A. B. (1938). Memory spa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5, 1–25.

Bleckley, M. K., Durso, F. T., Crutchfield, J. M., Engle, R. W., & Khanna, M. M.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predict visual attention allocation.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0, 884–889.

Buehner, M., Krumm, S., & Pick, M. (2005). Reasoning=working memory ≠attention. Intelligence, 33, 251–272.

Burke, M. J., & Landis, R. S. (2003).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challenges in conducting and interpreting meta-analyses. In K. R. Murphy (Ed.), Validity general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pp.287–309). Mahwah, NJ: Erlbaum. Carpenter, P. A., Just, M. A., & Shell, P. (1990). What one

intelligence test measures: a theoretical account of the processing in the Raven Progressive Matrices test. Psychological Review, 97, 404–431.

Carroll, J. B. (1993). Human cognitive abilities: A survey of factor-analytic studies (pp.172–174).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 T. Y., & Li, D. M. (2007). The Roles of Working Memory Updating and Processing Speed in Mediating Age related Differences in Fluid Intelligence. Aging,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14, 631–646.

Collette, F., & Van der Linden, M. (2002). Brain imaging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ponent of working memory.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26, 105–125. Colom, R., Flores-Mendoza, C., Quiroga, M. A., & Privado, J. (2005). Working memory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 The role of short-term storag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9, 1005–1014.

Coloma, R., Rebolloa, I., Palaciosa, A., Juan-Espinosa, M., & Kyllonenb, P. C. (2004). Working memory is (almost) perfectly predicted by g. Intelligence, 32, 277–296.

Conway, A. R. A., Cowan, N., Bunting, M. F., Therriault, D. J., & Minkoff, S. R. B. (2002). A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short-term memory capacity, processing speed, and general fluid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30, 163–183. Conway, A. R. A., Kane, M. J., & Engle, R. W. (2003).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its relation to general intellig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547–552.

Cowan, N., Elliott, E. M., Saults, J. S., Morey, C.C., Mattox, S., & Hismajatullina, A., & Conway, A. R. A. (2005). On the capacity of attentions: Its estimation and its role in work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aptitudes. Cognitive psychology, 51, 42 –100.

Cudeck, R. (1989).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matrices using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5, 317–327.

Daneman, M., & Carpenter, P. A. (1980).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and reading.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Behavior,19, 450–466.

Deary, I. J. (2000). Looking down on human intelligence: From psychometrics to the br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can, J. (1995). Attention, intelligence, and the frontal lobes. In M. Gazzaniga (ed.),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pp.721–73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ngle, R. W. (2002).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s executive atten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19–23.

Engle, R. W., & Kane, M. J. (2004). Executive attentio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a two-factor theory of cognitive control. In B. Ross (Ed.),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pp. 145–19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第17卷第4期工作记忆和一般智力关系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689-

Engle, R. W., Tuholski, S. W., Laughlin, J. E., & Conway, A. R. A. (1999). Working memory, short-term memory, and general fluid intelligence: A latent-variable approac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8(3), 309–331. Friedman, N. P., Miyake, A., Corley, R. P., Young, S. E., DeFries, J. C., & Hewitt, J. K. (2006). Not all executive functions are related to intellig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172–179. Gray, J. R., Chabris, C. F.，& Braver, T. S. (2003). Neural mechanisms of general fluid intelligence. Nature neuroscience, 6, 316–322.

Hambrick, D. Z. (2003). Why are some people more knowledgeable than other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emory & Cognition, 31, 902–917.

Kane, M. J., & Engle, R W. (2002). The role of prefrontal cortex in working-memory capacity, executive attention, and general fluid intelligence: An individual-differences perspective.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9, 637–671.

Kane, M. J., & Engle, R. W. (2003). Working-memory capacity and the control of atten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goal neglect, response competition and task set to stroop interfer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2, 47–70. Kane, M. J., Bleckley, M. K., Conway, A. R. A., & Engle, R. W. (2001). A controlled-attention view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0, 169–183.

Kane, M. J., Hambrick, D. Z., & Conway, A.R. A. (2005).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fluid intelligence are strongly related constructs: Comment on Ackerman, Beier, and Boyl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 66–71.

Kane, M. J., Hambrick, D. Z., Tuholski, S. W., Wilhelm, O., Payne, T. W., & Engle, R. W. (2004). The generality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 latent-variable approach to verbal and visuospatial memory span and reaso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3, 189–217.

Karl, S., & Helfried, M. (2004). Attention and working memory as predictors of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32, 329–347. Kyllonen, P. C., & Christal, R. E. (1990). Reasoning ability is (little more than) working-memory capacity?!. Intelligence, 14, 389–433.

Larson, G. E., & Saccuzzo, D. P. (1989). Cognitive correlations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Toward a process theory of g. Intelligence, 13 (1), 5–31.

Liu C. (2004). The development of fluid intelligence: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working memory but not processing speed. 心理学报, 36 (4), 464–475.

Lohman, D. F. (1996). Spatial ability and g. In I. Dennis & P. Tapsfield (Ed.), Human abilities: Their nature and measurement (pp. 97–116). Hillsdale, NJ: Erlbaum.

Marsh, R. L., & Hicks, J. L. (1998). 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and executive control of working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4, 339–349.

Messick, S. (1996). Human abilities and modes of attention: The issue of stylistic consistencies in cognition. In I. Dennis & P. Tapsfield (Ed.), Human abilities: Their nature and measurement (pp.77–96). Hillsdale, NJ: Erlbaum.

Morris, N., & Jones, D. M. (1990). Memory updating in working memory: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81, 111–121.

Mukunda, K. V., & Hall, V. C. (1992). Does performance on memory for order correlate with performance on standardized measures of ability?. Intelligence, 16, 81–97.

Oberauer, K., Su¨?, H. -M., Schulze, R., Wilhelm, O., & Wittmann, W. W. (2000). Working memory capacity—Facets of a cognitive ability construc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9, 1017–1045.

Oberauer, K., Schulze, R., Wilhelm, O., & Sü?, H. M. (2005). Working memory and intelligence—Their correlation and their relation: Comment on Ackerman, Beier, and Boyl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 61–65.

Rogers, W. A., Hertzog, C., & Fisk, A. D. (2000).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alysis of ability and strategy influences: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associative lear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6, 359–394.

Schmidt-Atzert, L., & Bühner, M. (2000). Attention and intelligence. In K. Schweizer (Ed.), Intelligence and Kognition (pp.125–151). Landau: Verlag Empirische P?dagogik. Schunn, C. D., & Reder, L. M. (1998). Strategy adaptiv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 L. Medin (Ed.),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pp.115–15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chweizer, K. & Moosbrugger, H. (2004). Attention and working memory as predictors of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32, 329–347.

Schweizer, K. (2005).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into the Cognitive Basis of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6(1), 43–51.

Schweizer, K., & Moosbrugger, H. (2005). Goldhammer K. The stru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ention and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33，589–611.

Shah, P., & Miyake, A. (1996). The separability of working memory resources for spatial thinking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pproac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5, 4–27.

Smith, E. E., & Jonides, J. (1999). Storage and executive processes in the frontal lobes. Science, 283, 1657–1661. Spearman, C. (1914). The theory of two factors. Psychological Review, 21, 101–115.

Spearman, C., & Jones, L. L. W. (1950). Human ability: A continuation of “The abilities of man.” London: Macmillan. Stauffer, J. M., Ree, M. J., & Caretta, T. R. (1996).

-690- 心理科学进展 2009年

Cognitive-components tests are not much more than g: An extension of Kyllonen’s analysis.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23, 193–205. Viswesvaran, C., & Ones, D. S. (1995). Theory testing: Combining psychometric meta-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 Personnel Psychology, 48, 865–885.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Working Memory

DANG Cai-Ping 1,2; LIU Chang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Guangzhou 510182, Chin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Existing studies disagree as to whether the respective correlation of working memory as a whole and its two sub-systems—short term memory and central executive—with general intelligence is strong or weak. Working memory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 are two independent constructs that have strong relationship to each other, with the former able to predict the latter. The reasons of such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M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 are principally that working memory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 share prefrontal cortex, controlled attention and complex strategic processes underlie performance on working memory span tasks as well as tests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while the overlapping of test content and the compound prediction of latent variable may exaggerate their correlation.

Key words: general intelligence; working memory; short-term memory; central executive; controlled attention

行为金融学文献综述

行为金融学文献综述安徽大学08金融刘秀达学号：I00814009 导言：在传统的经典金融理论中，理性人假设是所有理论的基石。在这一假设下的投资者具有理性预期和效用最大化的特点。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观察结果表明，金融市场上存在着投资者行为“异常”与价格偏离现象，这些现象无法用理性人假说和已有的定价模型来解释，被称为“异象”，如“股利之谜”、“股权溢价之谜”、“波动率之谜”、“周末效应”等等。在对学科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成为了学术界的关注点，并开始动摇经典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基于此，本文对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并总结目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在此基础上探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前景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关键字：行为金融，投资者，偏好一、行为金融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行为金融学, 就是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中，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心理、社会等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是运用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来分析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一门新兴学科。行为金融学以真实市场中普通的正常的投资者为理论基石代替经典金融理论的理性人原则，其基本观点是: 第一,投资者不是完美理性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由于投资者在信息处理时存在认知偏差, 因而他们对市场的未来不可能做出无偏差估计；第二,投资者不具有同质期望性。投资者由于个体认知方式及情感判断的不同, 导致偏好与行为方式不同,因而对未来的估计也有所不同；第三, 投资者不是风险回避型的,而是损失回避型的。投资者面临确定性收益时表现为风险回避,而面临确定性损失时则表现为风险追求；第四,投资者在不同选择环境下,面对不同资产的效用判断是不一致的,其风险偏好倾向于多样化,并且随着选择的框架的改变而改变。总之,投资者风险偏好偏离经典金融理论的理性预设。（一）行为金融学有关投资者偏好的理论 1、期望理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由于受个人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其投资行为并非完美预期, 风险态度和行为模式经常会偏离经典金融理论的最优模式, 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可变性。包括决策参考点决定投资者风险偏好和投资者损失规避两点。前者主要强调投资者主要通过收益和损失的比较而不是最终的财富状态来制定决策；后者有确定性效应和反射效应，即人们在面临收益时是厌恶风险的，而在面对损失时又是冒险家。 2、认知偏差理论认知偏差理论是研究人们在利用经验法则进行决策判断时所产生的错误。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时．由于时间和认知资源的限制，人们不能对决策所需的信息进行最优分析，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来进行投资判断。由此产生启发式认知偏差和框架依赖。启发式偏差是指人们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想寻找捷径来解决问题，并依靠直觉或者以往的经验进行推理并制定决策；框架依赖是指个人会因情景或问题表达的不同而对同一组选项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序列，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

记忆力训练课程

视知觉统合训练课程（二）记忆力训练一、记忆概述 1、记忆的基本概念：记忆是过去经历过的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不仅认识到的事物的映像能保存在人的头脑中，而且体验过的情感及作过的动作和行为都可以保存在人的头脑中。记忆主要以回忆（再现）和认知（再认）的方式表现出来。 2、记忆过程识记：无意识记（事先没有明确的目的，无需意志努力的识记）有意识记（有明确目的、需要一定意志努力且采取一定方法的识记）保持和遗忘：保持是记忆的中心环节遗忘是对识记材料不能再认和再现，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先快后慢，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会逐渐减慢，所以要及时复习再认和回忆：再认：过去感知过的事物重新出现时，感到熟悉，即原刺激出现，能认出来回忆：感知过的事情没有出现，但由于某种需要而能呈现出来二、记忆的类型及规律 1、从记忆保持时间的角度：瞬时记忆（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工作记忆）长时记忆（长久保存） 2、从主题参与角度：无意记忆有意记忆 3、从记忆内容角度：陈述性记忆（如人名、地名，如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等）程序性记忆（如何做事情的记忆）三、记忆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关系 1、记忆与知觉的发展：记忆是在知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知觉的发展离不开记忆。 2、记忆与想象、思维的发展：婴幼儿的想象和思维过程都要依靠记忆，2岁左右的儿童的想象基本上是记忆的简单加工，婴幼儿最原始的想象和记忆不容易区分。 3、记忆与语言的发展：婴幼儿学习语言也要靠记忆。 4、记忆与情感、意志的发展：婴幼儿记忆的发展影响他们情感和意志的发展。四、儿童记忆发展的特点 1、婴儿记忆发展的特点 3个月婴儿已具有一定线索提示下产生记忆的能力，1岁婴儿产生了主动提取眼前不存在客体的意向，2岁以后婴儿产生了有意地回忆以前发生的事件的能力。 2、幼儿记忆发展的特点 ①幼儿以无意记忆为主，效果优于有意记忆，3岁儿童基本上只有无意识记，不会进行有意识记。3岁之后，有意记忆逐渐发展，这是幼儿记忆发展中最重要的质的飞跃，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儿童的有意识记是在承认的教育下逐渐产生的，成人经常向他们提出记忆任务；另一特点是有意识记依赖于记忆任务的意识和活动动机。 ②幼儿以形象记忆为主，语言逻辑记忆正在发展。形象记忆包括运动记忆、情绪记忆。

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花絮解读

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花絮摘要：集体记忆理论并不是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当中内生出来的研究视角，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在“民族国家-族群认同”研究框架下具有的很强的灵活性、交叉性和应用性。本文通过对集体记忆理论的概要梳理，站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论述了该理论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提出了具体运用这一理论的设想。关键词：集体记忆族群认同集体记忆（又称“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一般通过功能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范式来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多为历史、民族的重大事件。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通过“集体认同”一方面强化集体记忆，另一方面重构集体记忆，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具体的应用与实践。一．集体记忆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大都不能排除记忆的因素。但学界对记忆较为完备的理论与研究集中于脑神经科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领域，直到二十世纪80 年代，才有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民族学者从比个人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关注记忆，发展出了相关的理论并把它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与工具，开辟了记忆研究新的篇章。（一）“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 “集体记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在《集体记忆》一书中，哈布瓦赫反对心理学研究记忆时只注重个体而忽视社会群体的做法1。个体层面的记忆理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个体的记忆活动，个体与相应生活年代下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也影响着个体的记忆活动。个体之间存着大量共同的记忆，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事实。因此，哈布瓦赫认为应当把“集体记忆”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由不同社会群体或组织所建构，每个群体的集体记忆都各有特点2。哈布瓦赫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他在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深受涂尔干关于集体意识研究的影响。涂尔干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把集体意识作为了社会整合的主要工具，同时留下了一个问题：当社会不在集体欢腾的过度兴奋状态时，用什么来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哈布瓦赫就这个问题给出了“集体记 1IJzerman.M.2008.“The Complex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Utrecht University. 2Ivanova,O.2007,“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 Youth in Ukraine.”Third Annual Danyliw Research Seminar on Contemporary Ukraine.

注意与工作记忆二者关系的研究进展

工作记忆与注意二者关系的研究进展摘要综述了近年来工作记忆和注意二者关系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就工作记忆和选择性注意的交互关系以及视觉工作记忆和注意的相互影响两大部分的研究展开论述。主要涉及选择性注意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工作记忆对选择性注意的影响、视觉工作记忆对注意定向的调节、注意水平对视觉工作记忆客体表征的影响等方面。关键字工作记忆，注意，选择性注意，视觉工作记忆，注意定向，注意水平 1．引言工作记忆与注意是两个重要的认知结构，也是心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工作记忆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其中以Baddeley和Hitch提出的工作记忆系统(working memory system)最为流行(Baddeley A D&Hitch G． 1974)。工作记忆系统包含一个中央执行器(central executive)，以及两个从属的子系统：负责言语材料暂时存储和处理的语音环路(phonological loop)和负责视觉材料暂时存储和处理的视空间缓冲区(visuo— spatial sketchpad)。不同于传统的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划分，工作记忆强调了记忆的加工成分，指的是在存储的同时对记忆内容进行复述、更新等操作的能力。注意是指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主要可分为选择性注意，持续性注意、随意注意等。工作记忆涉及对信息的加工、暂时性动态存储和执行控制等核心认知过程；而注意则是外界信息进入信息加工系统的通道控制机制，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信息加工系统的中心环节。从意识问题来看，工作记忆则可能是意识内容的来源，而注意可以被看成是有关内容能否进入意识的通道控制机制，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ZHANG Bao ,JIN Zhi-Cheng&CHEN Cai-Qi,2008）。这些年来，研究者们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就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主要包括工作记忆和选择性注意的交互关系研究以及视觉工作记忆和注意的相互影响两大部分研究成果。 2．工作记忆和选择性注意的交互关系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和选择性注意是在知觉、思维和行为间

基于智慧教室环境的个性化教学实践研究

基于智慧教室环境的个性化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研究方案一、课题提出的目的、意义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在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框架中提出，学校教育方式的变革要在学生多样化、个性化教学方面取得突破。“十二五”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目标与标志工程是要建设“三通二平台”，其中的“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平台支持与政策保障。可见，国家信息化政策要求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必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进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从教育媒体技术发展的实践轨迹来看，、社交网络、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技术与设备与教育的逐步融合，反映了媒体技术在以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为目标的导向下自卫性的结果。因此，无论是教育政策还是教育技术应用，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诉求和价值取向。而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潮流——智慧教室的建设势必将个性化学习落到实处。本课题主要对智慧教室环境下的个性化教学实践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给出课堂教学中的方法和途径，并对各环节做了详细的说明，使个性化教学具备了较好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本课题针对实际教学中涉及的问题，给出具体的案例，并利用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实验过程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得出实验的阶段性结论。为进一步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提供初步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二、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1．智慧教室智慧教室是数字教室和未来教室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基于物联网技术集智慧教学、环境智慧调节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智慧教室系统，是推进

未来学校建设和课堂教学的有效组成部分。使学生通过智慧教室实验平台，实现师生交互式课堂教学，更好地实现个性化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2．翻转课堂翻转课堂实质是将“知识传递”与“知识内化”进行了翻转。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探究者”，课堂也由封闭转向开放，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翻转课堂成功的关键是通过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配套教学视频和课堂学习任务书，确保学生达成课前学习目标。学生在任务单“问题导向”学习任务的指导下，在家按照自己的步骤学习，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反复观看视频，直至完成学习任务，达成课前学习目标。课堂上，学生接受检测（含协作评价），完成进阶任务（含协作评价），参加微项目学习（包含协作探究和展示、质疑、阐释），达到内化知识和发展核心素养的目标。 3．个性化教学个性化教学是通过对特定学生的全方位评价发现和解决学生所存在的学习问题，为学生度身定制不同于别人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让学生有效的学习。每一个学生都是与众不同的，有自己独特的天赋特性、偏好和天生优势，也有不同于别人的弱点。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应该用个性化的方法去适应学习上的要求。实现个性化教学不仅可以帮助中小学生迅速提高学习成绩，还能使之人格更完整、知识更全面、能力更突出、身心更健康、阅历更丰富，并具有更强的独立创新能力。三、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的价值 1．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现状评述被誉为大数据商业运用第一人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出，大数据改善了学习的三个核心要素：反馈、个性化和概率预测。智慧教室应用系统的移动端APP，PC、平板电脑、智能手机都成为了数据采集的渠道，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和移动网，任何一个学生在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方式做任何事情都会有记录，这样就形成了智慧课堂的特色。这些大数据来自学生、家长和老师，记录内容包括学生自画像、学期总结，还有同伴、老师、家长的个

形状记忆合金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形状记忆合金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摘要：综述了形状记忆合金的发展概况，简要介绍了形状记忆合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现状，分析了当前形状记忆合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今后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方向。关键词：形状记忆合金、形状记忆合金效应、应用一、引言形状记忆合金(Shape Memory Alloy ,SMA) 是指具有一定初始形状的合金在低温下经塑性形变并固定成另一种形状后,通过加热到某一临界温度以上又可恢复成初始形状的一类合金。形状记忆合金具有的能够记住其原始形状的功能称为形状记忆效应(Shape Memory Effect ,SME) 。形状记忆合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型功能材料,是集感知与驱动于一体的智能材料,因其功能独特,可以制作小巧玲珑、高度自动化、性能可靠的元器件而备受瞩目,并获得了广泛应用。二、形状记忆合金的发展史与现状在金属中发现现状记忆效应最早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8年。当时美国的 Greningerh和Mooradian在Cu-Zn合金小发现了马氏体的热弹件转变。随后，前苏联的Kurdiumov对这种行为进行了研究。1951年美国的Chang相Read 在Au47·5Cd(％原子)合金中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马氏体界面随温度的变化发生迁动。这是最早观察到金属形状记忆效应的报道。数年后，Burkhart 在In-Ti 合金中观察到同样的现象。然而在当时，这些现象的发现只被看作是个别材料的特殊现象而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和重视。直至1963年，美国海军武器实验室的Buehler等人发现了Ni-Ti合金中的的形状记忆效应，才开创了“形状记忆”的实用阶断[1]。

视觉工作记忆内容对自上而下注意控制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1, Vol. 43, No.10, 1103?1113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1.01103 收稿日期: 2010-09-29 * 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国家青年基金课题项目(CBA0901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XLX266)。通讯作者: 杨海波, E-mail: psy-yhb@https://www.wendangku.net/doc/f618980731.html, 视觉工作记忆内容对自上而下注意控制的影响：一项ERP 研究* 白学军1 尹莎莎1 杨海波1 吕勇1 胡伟1 罗跃嘉2 (1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天津 300074) (2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摘要采用视觉搜索范式, 以二维抽象对称图形为材料, 通过记录\16名被试在长短两种时间间隔(ISI)条件和有效、中性、无效三种视觉工作记忆内容条件下的行为反应和事件相关电位(ERPs), 探讨视觉工作记忆内容对自上而下注意控制影响的认知过程和脑机制。结果发现：(1)无论ISI 长或短, 有效信息条件(记忆图形与目标所在的背景图形相同)的反应时均显著短于无效信息条件(记忆图形与目标所在的背景图形不同)。(2)有效信息条件下的额区P2波幅显著大于中性信息条件(记忆图形不出现在搜索序列中); 枕区P1、N1波幅和潜伏期在视觉工作记忆内容条件下差异不显著; 短ISI 条件下, 有效信息条件下的枕区P300波幅显著大于无效信息条件; 长ISI 条件下, 有效信息条件的枕区P300波幅显著小于无效信息条件。表明当目标出现在与记忆内容相匹配的客体中时, 激活了工作记忆中的客体表征, 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优先捕获注意; 同时ISI 变化对此过程起着调节作用。关键词视觉工作记忆; 信息内容; ISI; 自上而下注意控制; 事件相关电位分类号 B842 1 引言现实生活中, 个体只能有选择地加工有用信息, 同时抑制无关信息, 这样才能确保认知活动的高效率。在这一过程中, 注意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Desimone 和Duncan (1995)提出视觉注意的偏向竞争模型(biased competition model)认为, 存在两种注意控制方式：(1)自下而上注意控制, 主要受刺激性质(如刺激的特异性和凸显性)的影响; (2)自上而下注意控制, 主要受目标与期待(当前的目标、对刺激位置和出现时间的期待)的影响(Yantis, 2000; Luck & Vecera, 2002)。大量行为实验结果表明, 自上而下注意控制在注意选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Soto, Heinke, Humphreys, & Blanco, 2005; Soto, Humphreys, & Heinke, 2006)。自上而下注意控制的加工机制是通过激活储存在工作记忆中的目标表征或模板来完成的。工作记忆主要参与外界信息的加工、暂时性存储和执行控制等认知过程, 注意控制则控制了外界信息进入信息加工系统的通道, 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信息加工系统的中心环节。视觉工作记忆主要负责加工视觉信息, 例如物体的形状、颜色等, 当注意与视觉工作记忆共享某些特征时, 视觉工作记忆内容会对注意选择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研究者从行为角度对工作记忆能否自动引导注意选择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一些研究者(Downing, 2000; Oliver, Meijer, & Theeuwes, 2006; Soto et al., 2005; 杨海波, 尹莎莎, 白学军, 2010)认为, 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的目标模板使视野中具有目标特征的刺激自动优先获得注意, 结果支持偏向竞争模型。Downing (2000)的研究以人脸图片和几何图形为材料, 发现探测刺激出现在

儿童学习障碍的文献综述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学校心理辅导论文姓名：学号：1016413050 成绩：

儿童学习障碍的文献综述摘要：本文概述了学习障碍的概念、流行学病程、分类、症状、成因、诊断标准和干预技术，并阐述了自己对学习障碍的干预方法的一些意见。关键词：学习障碍；学习障碍干预意见；文献综述 1 学习障碍的概念学习障碍一词是由英文learningdisability（简称LD）翻译而来的。学术界对他最早的界定是美国特殊教育加柯克提出的学习无能的概念。但是对学习障碍的定义一直未统一，以下是搜索整理的各界关于学习障碍的定义：， 1.1 美国公法94-142的定义学习障碍指儿童在理解或运用语文的心理历程中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异常，以致在听讲、思考、说话、阅读、书写、拼字或演算等方面显现能力不足的现象。学习障碍包括知觉障碍、脑伤、轻微脑功能失常、失读症及发展性失语症等状况，但不包括基本上由视觉、听觉动作异常或智能障碍、情绪困扰或环境、文化、经济地位不利等因素所导致学习困难的儿童。[14] 1.2 美国学习障碍全国联合委员会的定义学习障碍是一个概括的名词，指的是在倾听、说话、阅读、书写、推理或数字能力的学得与使用具有明显困难的异质障碍团体。学习障碍是个人内在因素，推测是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所致，它可能出现于一生中的各阶段。学习障碍可能具有自我调试行为、社会知觉及社会互动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都不会导致学习障碍。虽然学习障碍可能同时具有其他的障碍情况（例如，感官缺陷、智能障碍、严重的情绪困扰），或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文化差异、不足与不当的教学），但都非这些情况或影响所造成的结果。[4] 1.3 美国精神医学会的定义学习障碍就是注意力缺失障碍。所谓注意力缺失障碍，是指注意力低。医学常将其当做有关学习障碍的诊断性症候使用。[1] 1.4 我国对学习障碍的定义学习障碍指在听、说、读、写、算等能力的习得与应用上显著的困难者。学习障碍可能伴随其他的障碍，如感觉障碍、智能不足、情绪困忧；或由环境因素所引起，如文化刺激不足，教学不当所产生的障碍，但不是由前述状况所直接引起的结果。学习障碍通常包括发展性学习障碍与学业性学习障碍，前者如注意力缺陷、知觉缺陷、视动协调能力缺陷和记忆力缺陷等，后者如阅读能力障碍、书写能力障碍和数学能力障碍等。[7] 观察以上各种定义发现，这些定义的共同要素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发展不均衡、学习有困难、学习成绩差，排除其他障碍和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学习困难。

工作记忆研究的现状

工作记忆研究的现状 [摘要]：有关记忆的研究由来已久，90年代又兴起了对于工作记忆的研究热潮。通过对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的对比，工作记忆研究方法的现状与观点的叙述以及工作记忆的理论模型的介绍和理论问题的探讨，简要回顾有关工作记忆研究的发展和理论趋向。 [关键词]：工作记忆；语音回路；视空初步加工；中枢执行系统；有关记忆的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又兴起了工作记忆研究的热潮，本文主要通过对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的对比、工作记忆研究方法的现状与观点的叙述以及工作记忆的理论模型的介绍和理论问题的探讨，简要回顾有关工作记忆研究的发展和理论趋向。一、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 1974年，Baddeley和Hitch在模拟短时记忆障碍的实验基础上，从两种记忆存储库理论中的短时记忆的概念出发，提出了工作记忆的三系统概念，用“工作记忆”代替了原来“短时记忆”的概念。Baddeley认为工作记忆指的是一种系统，它为复杂的任务比如言语理解、学习和推理等提供临时的储存空间和加工时所必需的信息，工作记忆系统能同时储存和加工信息，这和短时记忆概念仅强调储存功能是不同的。工作记忆分成三个子成分，分别是中枢执行系统、视觉空间初步加工系统和语音回路。但是直到今天很多教科书都还依旧将工作记忆等同于短时记忆（如张春兴的《现代心理学》等等）。虽然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的含义以及概念有相通的地方，但是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且对于这两个概念应该从机能的角度和构成的角度两个方面加以区分。第一，从机能的角度加以区分。如果从机能的角度考虑工作记忆，它所保持、存储的信息是以后复杂的认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并且基于这种存储基础上的处理与加工是以后复杂的认知活动的前提条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心算中的记忆就是一种工作记忆。而短时记忆的机能仅仅是起到对信息的存储作用，其存储的信息未必一定是下一步认知活动所要运用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要打电话，所查到的一个电话号码，我们拨过这个电话以后就忘了。如果仅从对信息的存储这一角度考虑，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是相通的，但是在机能方面工作记忆比短时记忆，多了一个前期的加工功能。第二，从构成的角度加以区分。与机能的角度不同的是，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在系统结构，构成水平上的区分是相当复杂的。工作记忆系统与短时记忆系统到底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还是短时记忆系统包含工作记忆系统，还是反之，这一直都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但是支持工作记忆系统包含短时记忆系统的人要相对多一些。Baddeley & Logie于2002年、Cowan于1999年的研究都支持这种观点。用Engle的话说就是，工作记忆系统是由“短时记忆”和“控制加工机能”两个部分构成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短时记忆”指的是“短时记忆存储库”。按照两种记忆存储库理论的观点，短时记忆的存储仅仅靠“短时记忆存储库”这一个单一的功能是无法实现的。要想实现短时记忆的机能，“控制加工机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从这个观点出发“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在组成结构上并没有大的差别，都是由“短时记忆”和“控制加工机能”所构成的。但是“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在组成结构的差别

“提升教师教学智慧实践研究”课题研究方案

沙坪坝区教育科学规划办2012年度规划课题“提升教师教学智慧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方案滨江小学课题组一、问题的提出：学校要发展，教师是关键。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堂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简单、固定、僵化的教学思维和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培养需求和学生的需要，教师必须注重学生在课堂生成的教学情境，灵活机智地处理一切教学活动，这就需要教师的教学智慧。近两年来，我校结合区“十一五”规划课题“特色课堂行动研究”开展了“智慧课堂”的研究，我们发现，智慧的课堂更需要智慧的教师。然而，在我们的课堂中，教师的教学智慧却成了制约课堂的短板，面对课堂中的一些生成的问题，我们往往缺少睿智的思考，机智的应对，灵活的处理，课堂少了一点生气和灵性。提升教师的教学智慧，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学校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提出“提升教师教学智慧的实践研究”课题，其研究的核心是“教学智慧”，其落脚点是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二、课题界定智慧是指对事物的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概括地说，智慧就是指人在活动过程中，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它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安身立命、直面人生、应对生活的一种最高境界的品质和状态。它与一个人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体的

智商、人生的阅历、能力的水平、知识程度等密切相关，更与教育的质量有着特殊的关系，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一个人做事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水平。教学智慧在《教育大辞典》中被定义为：“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理解教师智慧的内涵，需要分析它所强调的三个关键词：一是教学“复杂性”，二是教学的“情境性”，三是教学的“实践性”。具体地说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教学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并敏锐机智、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境而生成融通共生、自由和美的境界的一种综合能力。教学智慧是实践性存在方式的一种表达，实践性是其基本属性。提升教师的教学智慧就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个体借助理论学习的积淀和教学实践的反省，逐步地使自己从低层次的技能熟练且恰当运用的教学智慧阶段，经过中间层次的机智应对突发性教学情景的教学智慧阶段，最终达到最高层次的圆融贯通、自由和美的教学智慧境界。三、理论依据近十年来，教师的教学智慧备受人们的关注，对教学智慧的研究既有专门的学者，又有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前者偏重于理论研究，理论性较强，如赵建军认为:“所谓教学智慧，指的是作为教主体的教师对教学所做的观念运筹、经验调度、操作设计等的种种努力及其体现于教学实践各环节的主体能动性。”王鉴认为：教师的教学智慧是

实验设计：情绪对认知的影响——不同情绪状态对前瞻记忆的影响题库

不同情绪状态对基于时间前瞻记忆的影响摘要：本实验通过情绪诱导法操纵被试的情绪状态，通过以词语归类任务为干扰任务，考察正性、中性和负性情绪条件下基于时间的前瞻记忆任务的质量。以此，探究不同情绪状态对基于时间前瞻记忆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情绪状态对基于时间前瞻记忆的影响显著，正性情绪下成绩最高，中性次之，负性情绪下最差。关键词：情绪状态前瞻记忆缺实验假设实验目的文献综述 1.前瞻记忆： 1.1含义：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 PM）,是指对未来某一时刻完成某项或某些意向活动的记忆，即指对预定事件或行为的记忆。生活举例：一定得记得下课后把活动的海报贴出去；记得十分钟后把电磁炉关了等。回溯记忆是指对过去已发生事件或行为的记忆。生活举例：昨天买衣服花了多少钱；早饭吃的什么等。前瞻记忆是相对于回溯记忆而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长时记忆。 1.2 分类：根据线索的类型，Einstein和McDaniel把前瞻记忆区分为基于时间(Time-based PM)的和基于事件（Event-based PM）的两种前瞻记忆类型。基于时间前瞻记忆是指记得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或者是在某个时间段之后完成意向行为。生活举例：10分钟后要记得吃药。在这个活动中，时间是目标线索，吃药这一行为成为了前瞻记忆的目标任务。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是指某个特定事件触动了意向行为的执行。举例：看见鞋摊了，所以要买双鞋。这时，鞋摊成了目标线索，激发买鞋行为的执行，从而完成了前瞻任务。研究发现，基于时间的前瞻记忆较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需要更多的注意资源，具有更多的提取自发性、动力特性等。 1.3影响前瞻记忆的因素：对前瞻记忆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中。第一，年龄因素。对于不同年龄是否与前瞻记忆任务成绩相关结论还未达成一致。有实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儿童前瞻记忆的成绩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也有很多研究也证明儿童前瞻记忆存在年龄效应，我国的学者张磊、王永跃对幼儿园儿童进行了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再者，对前瞻记忆老化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是众说纷纭。第二，提示物、靶事件的特征因素。靶线索、事件的内外部特点以及它的特殊性都直接影响了前瞻记忆的成绩。以往研究表明，不熟悉的、醒目的提示物、靶事件更容易提高前瞻记忆表现。第三，时间间隔因素。保持间隔，即形成意向到执行意向所要求的行为的时间长短会对前瞻记忆造成影响。人们一般都认为，随着间隔的延长前瞻记忆的成绩会降低，但是也有相关研究证明前瞻记忆成绩随延时间隔的增大而提高。第四，人格，即个体差异。有研究表明，A型人格的人（个性中时间观念强，争强好胜，关注最后期限和持完美主义观点等）比非A型人格的人前瞻记忆表现好。第五，动机和情绪对前瞻记忆也有一定的影响，被评估为重要的任务比不重要的任务更

关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活动5篇

关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活动5篇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活动1 不知不觉又要进入春节模式了，每年我们都在说：过年没有小时候有趣了!可我们找寻的年味是什么?是新衣?是年夜饭?是拍一张全家福?还是一件渴望已久的玩具? 记忆中的年味，是挂在老房子墙上那本厚厚的黄历，喜庆吉祥的大红封面，白底黑字的每一页除了载有农历月、日和农时节气外，还写满了“今日宜忌、吉神凶煞”等，撕一张少一张。而除夕那一页早早就被心急的我做上记号，每天数着日头盼着过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心情愈加迫切，新年便在撕去的一张张老黄历中，越来越近。记忆中的年味，是年三十全家齐上阵，母亲负责用面和水熬浆糊，一个小盆，一根筷子，在煤球炉上细火慢熬，边熬边搅，熬好的浆糊会散发一股酸酸的气味，馋嘴的我总有忍不住尝一口的念头，结果自然是被母亲及时制止。刷浆糊要用一个高粱穗扎成的刷帚，沾上粘稠的浆糊往门框上刷，哥哥个子最高，负责贴春联，父亲则指挥哪一副春联该贴到哪个门上，我负责看高低，“左边低了，右边再高点……”贴春联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记忆中的年味，不是除夕家宴上的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而是一盆普通的凉拌什锦菜。每年，母亲都会为了年夜饭前前后后忙活好几天，杀鸡宰鱼，蒸馍馍、剁肉馅、煎蛋饺……最后，在除夕当天，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妥当，父亲就开始拌什锦菜，菠菜、粉丝在开水中烫

熟，鸡蛋液在锅中煎成薄薄的一层，各种食材切碎后拌匀，上桌时配上一碗飘着红辣椒油的调料汁，一红、一绿、一黄，让人瞬间胃口大开。记忆中的年味，还是老房道中放鞭炮点焰火时，四处飘散的硫磺味。那时物资还不怎么丰富，父母收入也不高，过年家里除了年三十的“封门炮”初一的“开门炮”初三的“送年炮”外，没有多余的鞭炮给孩子玩。我便“自力更生”，一大早起来，就去捡别人家没放响的鞭炮残余，房道里的孩子多，我们总爱比谁捡的最多。眼巴巴地望着别人家放完鞭炮后，我生怕捡晚了，被别的小孩抢先，赶快蹲下，把没有放响的鞭炮一个一个地捡起来，然后再拿着点燃的香燃放。过年那几天，矿区家属区的每一条街巷都是让我两眼发光的藏宝地，也是我从不曾忘却的欢乐场。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过年的方式也变得更丰富多彩。可不知从何时起，那些曾触动我全部感官的年味，渐渐消失了，就像记忆中的老房子，成了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寻找年味，成了很多人想做、在做、却难以如愿的事情。从城市到乡村，从他乡到故乡，我们寻寻觅觅，四处游荡，即使看到了瑰丽璀璨的烟花，漫天飞舞的爆竹，却总感觉少点什么。记忆中的年味，虽然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可儿时的童真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亲情，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从未消失，反而愈发清晰。或许，那份年味就是家人围坐的团圆热闹! 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题征文活动2

智慧课堂实践现状及其建议

专题 teacher@https://www.wendangku.net/doc/f618980731.html, 5 MAY 2019 NO.09 智慧课堂实践现状及其建议阮高峰浙江师范大学当前，社会的生产、生活各领域正掀起一场以智慧科技及其创新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技术研究与应用实践，自美国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以来，诸如“智慧城市”等类似的概念正在众多的细分领域不断涌现。对于教育领域而言，针对“智慧教育”的研究与探索，也相应地成为当前各地教育信息化工作推进的重要内容，被越来越多的教育决策者和从业者视为当前信息技术变革教学与变革学校发展新的实践途径甚至是制高点。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阵地，课堂中的智慧科技应用即智慧课堂的构建与应用，是师生感受智慧科技应用最为密切同时也是最为频繁的一个情境，因而也成为探索智慧科技创新传统学与教方式，推进智慧教育的重要阵地。 ● 智慧教育版图中的智慧课堂 1.智慧课堂是智慧教育推进的重要阵地一般所说的智慧教育，指的是在当前社会计算技术泛在化的大背景下，发生在教育领域中，依赖智能终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数据分析技术，为教育决策提供计算支持的一种实践。依据智慧教育着力解决的教育问题与应用情境的差异，它在应用形态上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结合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智慧教育在具体实践上也必然是一个涵盖甚广的主题谱系。具体来说，从支持的教学决策层面的角度，可包括课堂内的智慧教学实践即通常所说的智慧课堂、校园层面的智慧化管理与决策即智慧校园及区域（县、市、省域乃至国家范围）智慧教育实践等；从技术解决方案的角度，可包括智慧教育的硬件系统研发（如移动学习终端等）、网络联接技术研发（如物联网、无线网络等）、智慧教育标准研发（如智慧校园建设规范等）、基础软件研发（如教育大数据技术、学习分析技术等）、应用系统研发（如智慧教学系统研发）等；从研究与实践的视角，可以分为智慧教育领域基础理论问题、智慧教育实践应用模式的研究（如智慧课堂的设计与实施），以及由其衍生的众多新课题，如智慧教育时代学生的信息素养问题（如数字公民素养）、智慧教育时代新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如混合式教学、AI支持的认知学徒制等）。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师生接触、感受新的教学模式、教育技术最为直接与频繁的场所，并且任何新的教育研究成果要惠及最广大的师生，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往往着眼于对现行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智慧课堂的构建与应用，必然成为智慧教育探索、推进过程中不可绕行的重要应用场景。 2.智慧课堂及其实践重点通常认为，“智慧课堂”是一个派生于“智慧教育”的概念，指的是智慧科技工具应用于课堂教学情境的一种实践活动，其目标是借助多种形态的计算终端收集学生学

工作记忆容量

工作记忆容量工作记忆容量有很多种任务可以用于测试工作记忆的容量。常用的一种被称作“双重任务”范式，有时也称为“复合容量”，是序列记忆同时进行信息处理的任务。daneman 和carpenter 在1980年最先发明了这一类任务的形式，被称作“阅读容量”。被试需要阅读若干句话，通常为2到6句，并试图记住每句话的最后一个词。即他们既需要读完所有的句子，之后又需要以正确的顺序复述记住的词。同时有些任务没有这样“双重任务”的特征，但也可以有效的衡量工作记忆容量。目前，科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要确认究竟一个任务需要哪些要素才能成为测量工作记忆的可靠手段。工作记忆容量的水平与其他复杂认知任务的表现紧密相关，例如阅读理解，问题解决，以及智商的测定。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工作记忆容量体现了认知调控的水平，特别是在具有不相关的干扰信息的环境中维持多个任务相关线索的能力。因此类似的任务体现了集中和保持注意力的能力的个体差异，特别是当周围的事件引人注目时。而这似乎是大脑额叶的功能。 “块”式记忆，尽管大多数成年人可以正确的按顺序重复大约7个数字，只有少数人可以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数字记忆容量，甚至可以达到80个。这一能力或许可以通过反复训练获得，主要运用了将若干个连续数字(通常3个到5个)编码为一组的策略，

这样的编码组在记忆中只占用了一“块”的容量。要使这种方法有效，进行记忆的人必须能识别出各个数字串所组成的编码组。例如 ericsson 和同事曾经研究过一个人，这个人深入掌握体育竞技史上的比赛数据，并将其用于“块”的编码;若干个这样的“块”又可以组成一个更高层级的“块”，从而形成“块”的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最高级的“块”保留在工作记忆中，而在回忆时这些“块”再逐级递次展开。即，工作记忆中的“块”只作为回忆其展开后所代表的数字的线索。 ericsson 和 kintsch 提出的观点认为，练习这样的记忆技巧并不能真正的扩大工作记忆的容量，其实只是增强了从长期记忆中回忆信息的能力。当面对不同的内容时，可以记住80个数字的人在记忆词汇时则与其他人的记忆水平差不多。工作记忆的容量差异工作记忆不仅有一个存储的任务，同时还有一个加工的任务，比如典型的工作记忆任务――操作广度(又名计算广度)，每个词语前面有一个数学算式(比如3+2=?，苹果)，连续呈现两个或更多的配对后，需要顺序回忆出呈现的词语是什么，所能回忆出最多的词汇数目即为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词语和视空间工作记忆广度等。工作记忆在语言理解、问题解决、推理和创造性思维等高级认知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发现工作记忆成绩与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sat成绩存在着正相关，与智力的相关性也很高。但工作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重要的任务上面。在不同个体或人群间，工作记忆容量有很大差别。如果提到个体差异的话，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男女差异。

浅论选择性注意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的交互作用

浅论选择性注意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的交互作用论文关键词:空间注意空间工作记忆基于物体的注意物体工作记忆论文摘要：传统上只是从单方面讨论了选择性注意一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之间的关系，即认为注意选择有限信息以进人工作记忆。近期的一些研究发现，视觉空间工作记忆的内容影响选择性注意的分配，注意选择工作记忆中保持的空间或物体表征，选择性注意对于正确保持空间或物体信息是必需的认知调节。文章最后指出，关于选择性注意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交互作用的研究为将来进一步揭示基于空间与基于物体的注意选择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1引言对于视觉注意所选择的信息表征的类型，目前已得到大量实验证据支持的主要有两种理论观点，即基于空间(space一based)和基于物体((object一based)的视觉注意理论。基于空间的理论模型认为，视觉选择是基于对视野的纯粹的空间表征进行操作的，视觉注意选择的是特定的空间位置，然后才对落在所选空间内的物体进行加工。基于物体的理论模型认为，视觉注意选择的是根据格式塔知觉组织原则对视野的注意前组织而得到的知觉物体(perceptualobjects)，而不管物体所处的空间位置。Ely等(1994)首次在单任务范式下同时确立了基于空间与基于物体的注意，说明这两种注意成分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交互作用的方式共同作用于视觉加工过程。后来的一些研究

进一步证实了Egly等人的发现，并在单任务范式下初步探索了基于空间与基于物体的视觉选择的交互作用关系。工作记忆是一个临时保存有限信息的认知系统，其中的信息时刻处于激活状态，以便随时进人其它认知过程。Baddeley(1986)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工作记忆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两个独立的工作记忆系统，即视觉空间(visuospatial)和语音(verbal)工作记忆。后来的研究发现，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子系统，如空间工作记忆和物体工作记忆的分离等。这种工作记忆结构的分离反映出，在哺乳动物视觉系统中，有两条独立的神经通路以分别加工空间和物体视觉特征，即所谓的“where”系统和“what”系统。对于选择性注意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这两个认知系统之间的关系，过去一般只看到它们之间的一个单向联系，即认为注意选择感觉信息以进入工作记忆中，注意对于工作记忆起着闸门控制的作用。然而，近期的一些研究从另一方向揭示了选择性注意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之间的重要关系，即工作记忆的内容会影响注意的分配，注意选择工作记忆中保持的空间位置或物体。以下从基于空间与基于物体的注意两方面来探讨选择性注意和视觉空间工作记忆之间的上述重要关系。 2空间注意与空间工作记忆 2.1空间工作记忆对空间注意转移的导向作用 Awh等(1995假设，如果空间选择性注意指向工作记忆所保持的空间位置，那么与非记忆空间相比，对记忆保持空间的视觉加工效率将显著增强。实验中要求被试在空间工作记忆任务的保持阶段完成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