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理论的进展：交易成本
企业理论的进展：交易成本/自生能力的视角
皮建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
容提要：企业的围和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本文在交易成本/自生能力的视角下评述了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企业理论的思想框架，是企业理论的前期工作；财产权利理论抓住了物质资产所有权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投资阻塞或套牢问题；关键资源理论抓住了关键资源控制权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进入权分配问题；采购契约理论抓住了规定不完全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事后适应问题；自生能力理论抓住了要素禀赋结构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生产成本最小化问题。约束条件的改变是企业演变的重要压力，而把国的“默会知识”和国外的“编码知识”结合起来则是企业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界定企业的边界与从生产成本的角度界定企业的边界是两套不同的方法，探讨这两套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本文综述的主旨。沿着文献综述的路径前进，本文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和生产成本最小化都是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必要条件，但交易成本最小化是一阶条件，生产成本最小化是二阶条件。
关键词：企业理论企业边界交易成本自生能力
企业理论的进展情况（尤其是基本框架和主要方向），是研究企业理论时必须了解和把握的“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只有在当代经济学前沿（包括思想和模型两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才有可能防止学术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志俊和丁利（2002）的不完全契约视角以及其静（2002）的契约视角不同，本文主要是沿着交易成本/自生能力思想这条“主干道”往前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视了一些在思想方面和模型方面与交易成本/自生能力框架相关度不是很大的经典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企业理论的文献非常多，任何一个初涉此领域的人都有可能“锁入”（lock in）某个分支上的“小胡同”，从而不能看到企业理论这座“大迷宫”的整体面貌和思想脉络，进而很难把研究局部问题和研究整体问题结合起来。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评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它是企业理论的思想框架，属于企业理论的前期工作，它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第二部分评介了财产权利理论（PRT），它抓住了物质资产所有权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投资阻塞或套牢问题，它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是拥有的物质资产或者拥有控制权的物质资产；第三部分评介了关键资源理论（CRT），它抓住了关键资源控制权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进入权分配问题，它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既包括关键资源也包括对关键资源拥有进入权的人；第四部分评介了采购契约理论（PCT），它抓住了规定不完全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事后适应问题，它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种部采购机制；第五部分评介了企业自生能力理论（EVT），它抓住了要素禀赋结构这一要点，着重于解决生产成本最小化问题，它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是适应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行为主体；第六部分评论了TCE、PRT、CRT、PCT和EVT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界定企业的边界与从生产成本的角度界定企业的边界是两套不同的方法，探讨这两套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本文综述的主旨。沿着文献综述的路径前进，本文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和生产成本最小化都是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必要条件，但交易成本最小化是一阶条件，生产成本最小化是二阶条件。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TCE）
罗纳德·科斯的经典文献（Coase，1937）开启了传统厂商理论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的“黑匣子”，打开了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为部组织的“大门”。他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
替代，这种替代之所以能够发生乃是因为企业组织交易的成本小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Coase，1937，p.394），用五常（Cheung，1983，中译本，p.363）的话语表达就是：当一种成本的节约与另一种成本的上升在边际上相等时，这种替代就将停止。这实际上给出了企业存在的动力是什么，换句话说，这给出了企业的逻辑起点——回答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企业和市场都不是刚开始就以预先设定的形态产生出来的，而是彼此间以齐头并进的方式演化而来的。科斯认为，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企业在下列情况下将趋于扩大：（1）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加，组织成本变得越小且组织成本上升得越慢；（2）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加，企业家犯错误的可能性越小且错误增加得越少；（3）企业规模越大，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下降得越大（或上升得越小）（Coase，1937，pp.396-397）。
奥利弗·威廉姆森把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CE）。TCE的基本观点是，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本（Williamson，1985；Williamson，1996；Williamson，1998）。企业和市场都是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主要起源于节省交易成本，自动适应和合作适应的效果随治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Williamson，1996，中译本，p.280；Williamson，2002，p.181）。无疑，上述进路和五常（Cheung，1983，中译本，p.364）的下列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企业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同的交易成本下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不同方式。
TCE为了描述或刻画交易的目的而倚重的主要维度是：（1）交易重复发生的频率，（2）它们受影响的不确定性程度与种类，以及（3）资产专用性条件，其中TCE的许多可辩驳的含义取决于最后一个维度（资产专用性），可以说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Williamson，1985，中译本，p.78；Williamson，1996，中译本，p.51）。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它备择用途并由其使用者重新配置而不牺牲其生产性价值的程度，它是和可挤占准租金联系在一起的（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1978，中译本，p.203），资产专用性可分为六类：（1）场地专用性；（2）实物资产专用性；（3）人力资产专用性；（4）品牌资本；（5）奉献性专用资产（专向资产）以及（6）暂时性专用资产（Williamson，1996，中译本，pp.51-52；Williamson，1996，中译本，pp.113-114）。
TCE基本的行为假设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助于把注意力重新集中起来，还有助于区分可行的缔约模式与不可行的缔约模式（Williamson，1985，中译本，p.67；Williamson，1996，中译本，pp.46-48）。只要对经济组织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最终势必把以下三个概念综合起来：一是有限理性，二是机会主义，三是资产专用性的条件（Williamson，1985，中译本，p.64）。
TCE是如何对交易进行治理的呢？当只考虑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时，有效的治理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对于非专用的交易，包括偶然性的契约与经常性的契约，主要应使用市场治理结构（古典契约）。对于混合式的偶然交易和高度专用式的偶然交易，需要实行三方治理（新古典契约）。对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行为，可以采用两类专用交易治理结构（关系契约）：一是双方结构，其中双方都自主行事；二是统一结构，即不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是在有组织有统一权威关系（即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部进行交易。至于第三种因素即不确定性，已被假定为其严重程度足以要求人们做出关于适应它的连续性决策问题，对于不确定性问题之所以需要不断去适应，乃是因为不可能把所有需要确定的情况全部列举出来，并且事先规定好适当的政策。对于标准化的交易，无论不确定性的程度有多大，都能用市场治理来解决；对于具有资产专用性的交易，不确定性程度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使得缔约问题变得困难
重重（Williamson，1985，中译本，pp.104-115）。
TCE据以运作的式问题是纵向一体化，这就是在中间产品市场上常见的“制造或购买”决策（Williamson，1996，中译本前言，p.19）。TCE关于纵向一体化（部化）的理论在整个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协调双方当事人原本存在分歧的利益，消除财产权利未加界定或规定不当时导致的讨价还价成本。在简单的实用模型中，奥利弗·威廉姆森把科斯意义上的交易成本称为治理成本，不同的治理结构对应不同的治理成本，通过总的比较分析，TCE认为：（1）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低时，无论从规模经济还是从治理成本上看，都是市场采购更为有利；（2）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高时，则部组织更为有利；（3）对于中间状态的资产专用性来说，这两种成本只有很小的差别，这时很容易出现混合治理，即可以看到，某些企业将从市场上采购，其它企业将自行制造，而两者对当前的对策都会表示出不满意；（4）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从生产成本的比较上看企业处处皆不如市场，那么企业决不会仅仅为了生产成本上的考虑就实行纵向一体化，只有当契约方式遇到困难时，企业与市场的比较才会支持纵向一体化；（5）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容易实行纵向一体化；（6）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M型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倾向要比U型企业更为强烈（Williamson，1985，中译本，pp.126-133）以及（7）在其它情况相同时，纵向一体化在一种低信任度的文化将比在一种高信任度的文化中更为完全彻底（Williamson，1971，载《反托拉斯经济学》中译本，p.43）。实际上，所有上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效率边界”问题（Williamson，1985，中译本，p.136）。
交易成本经济学（TCE）是财产权利理论（PRT）、关键资源理论（CRT）和采购契约理论（PCT）的直接或间接的思想源泉，企业理论的主流方向正是在模型化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过程中不断向纵深发展的。
二、财产权利理论（PRT）
格鲁斯曼和哈特的经典文献（Grossman and Hart，1986）以及哈特和莫尔的经典文献（Hart and Moore，1990）被合称为GHM模型，构成了财产权利理论（property-rights theory，PRT）原始意义上的基本框架，后来经过哈特（Hart，1995）的进一步工作而使该理论在体系上趋于完善。财产权利理论（PRT）是企业理论中在模型化方面最为完美的，这是因为该分支逐渐发展成为不完全契约理论，所以该理论有时也被称为财产权利不完全契约框架（property-rights-incomplete contract framework）（Masten，2002，p.429），在形式化方面和扩展化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形式化方面的工作（Tirole，1999；Hart and Moore，1999a；Maskin and Tirole，1999a；Maskin and Tirole，1999b；Segal，1999）使得不完全契约理论拥有了严格的基础（rigorous founfations），这就如同阿罗-德布鲁-麦肯齐在一般均衡方面的工作一样。在扩展化方面的工作使得不完全契约理论拥有了很好的应用前景，这种应用不仅表现在公司金融方面（Aghion and Bolton，1992；Berglof and Thadden，1994；Hart and Moore，1994；Dewatripont and Tirole，1994；Bolton and Scharfstein，1996；Hart and Moore，1998），也表现在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的围以及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等方面（Hart, Shleifer and Vishny，1997；Shleifer，1998；Schmidt，2000；Aghion, Alesina and Trebbi，2002；Aghion and Bolton，2003）。
沿着交易成本思想这一脉络出发，PRT把着眼点放在财产权利上，而财产权利又主要表现为所有权（ownership）结构，所以该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其为企业的“粘合剂”就是物质资产的所有权。PRT把契约权利（contractual rights）分为两种类型：特定权利（specific rights）和剩余权利（residual rights），当在契约中列出所有的针对资产的特定权利的代价很高时，让某一参与人购买所有的剩余权可能是最优的，不可缔约性越强剩余控制权的作用就越重要。所有权就是购买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的错误配置会引起有害效应，
而一体化（企业的形成）理论正是建立在有效配置剩余控制权的基础之上的。PRT把企业定义为拥有的资产或者是拥有控制权的资产，也就是说该理论并没有对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区分，实际上是把所有权定义成了实施控制权的权力（power）。我们可以看到，在解释资产所有权的过程，PRT并没有区分部雇员（employees）和外部承包者（outside contractors）。PRT认为，一体化本身并没有改变写出特定契约条款（contractual provision）的成本，它改变的只是谁拥有把这些条款排除在外的控制权，资产的所有者有权控制契约没有明确给定的资产的所有方面的用途。PRT还认为，让参与人1（party 1）拥有企业（一体化）与让参与人1通过和另一个拥有企业的参与人2（party 2）签约购买（非一体化）的关键不同之处在于，在一体化的情形下，参与人1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参与人2），然而在非一体化条件下，他只能“解雇”（比如停止交易）“整个企业”，既包括参与人2以及工人也包括企业的资产。
PRT得到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下：（1）在任何一种所有权结构下，都存在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投资不足（Hart and Moore，1990，p.1130；Hart，1995，中译本，p.46）；（2）如果一方的投资决策是无弹性的（投资决策对激励不敏感），那么最好就是把所有的控制权都给予另一方（Hart，1995，中译本，pp.51-52）；（3）如果一方投资是相对缺乏生产力的，那么另一方就应该拥有全部控制权（Hart，1995，中译本，pp.51-52）；（4）如果两种资产是互为独立的，那么非合并型就是最佳的（Hart，1995，中译本，pp.52-53）；（5）如果两种资产是严格互补的，那么某一种形式的合并就是最佳的（Hart，1995，中译本，pp.52-53；Hart and Moore，1990，p.1135）；（6）如果一方的人力资本是必要的，那么该方拥有全部控制权是最佳的（Hart，1995，中译本，pp.52-53）；（7）如果双方的人力资本都是必要的，那么所有的所有权结构就都是同样好的（组织形式不再重要）（Hart，1995，中译本，pp.52-53），但是，如果一组参与人都对一项资产是关键的，那么资产的控制权应该由在他们之间进行投票的简单多数决定（Hart and Moore，1990，p.1135）；（8）如果一项资产对一方是特质的，那么他应该拥有它，换句话说，如果一方对一项资产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他就应该拥有它（Hart and Moore，1990，p.1133）。
PRT在模型化TCE的过程中抓住了资产所有权这一要点，集中讨论了投资阻塞问题或曰套牢问题（hold-up problem）。Whinston认为，PRT和TCE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PRT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不是实在意义上的；其次，PRT聚焦于事前投资扭曲而不是事后讨价还价成本；最后，PRT假设在所有的所有权结构中，效率损失都具有同样的性质（Whinston，2001，p.184）。威廉姆森认为，PRT在处理三个主要问题（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方面与TCE是相似的，它是一项重要的智力成果并催生了日益增多的关于不完全契约的正式模型化的文献，但是相当大的有价值的部分却被GHM遗漏掉了；GHM通过假设收益的共同知识以及无成本的事后谈判“蒸发”了事后不适应（ex post maladaptation），结果是GHM的所有的非效率都集中在人力资产的事前投资上（这种投资依赖于物质资产所有权）；GHM把纵向一体化看成了一种定向（directional）的方式，这是因为GHM下的共同所有权并不意味着共同（协调）的管理，共同所有权只是被当成了一种影响合作的方式而已；GHM假定激励强度、行政控制以及非正式组织并不因所有权而改变，并且假定法院是不相关的（Williamson，2000，pp.605-606；Williamson，2002，p.442）。总之，威廉姆森认为，GHM框架的错误并不是因为它太过机械，而是因为它并不完全适合于它所服务的问题，它模糊了而不是明确了关键的相互作用（Williamson，2002，p.442），它甚至对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有严重误导作用（Williamson，2000，p.610）。
PRT的成功和它的失败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的模型的精彩离不开它的假设的“精美”，它的结论和它的假设是高度相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在假设上就仅仅注重了一种形式的交易成本，所以也就不可能得到比较全面的结论。
三、关键资源理论（CRT）
关键资源理论（critical resource theory，CRT）是由Rajan和Zingales（1998，2001a）提出的，它是在PRT基础上的前进，也有许多学者把它看成是PRT的扩展。这一扩展主要表现在权威（authority）分配和组织设计方面，虽然与此类似的扩展（Stole and Zwiebel，1996；Aghion and Tirole，1997 ；Tadelis，1999；Hart and Moore，1999b；Baker, Gibbons and Murphy，2002；Dessein，2002；Aghion, Dewatripont and Rey，2003）有很多，其中不乏将引领企业理论研究方向的经典之作（比如关系契约理论），但是笔者还是把关键资源理论（CRT）单独列了出来，因为它沿着交易成本的思想前进并且对企业理论的贡献有着显著的独到之处。事实上，该理论已经成为所有此方面扩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聚点均衡”。
PRT把所有权等同于控制权，而在现代企业中则存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现象；PRT 不把雇员看成是企业的组成部分，而随着新经济的发展雇员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背离主要是由于PRT采用的是一种静态的方法。而CRT正是对财产权利理论（PRT）过于局限的观点的放松，企业的围和边界是随着约束条件（交易成本）的改变而改变的，由此，反映企业性质的企业理论也必然会随着现实经济的发展而发展。PRT把权力（power）或权威（authority）的来源诉诸物质资产的控制，而CRT则认为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是权力的来源，拥有这种权力的一方可以赋予另一方“进入权”（access）。关键资源可以是一个想法、好的客户关系、一种新工具或更为优越的管理技巧，进入权就是利用关键资源的能力或者是同关键资源一起工作的能力。获得对关键资源进入权的人并没有获得新的剩余控制权，他获得的仅仅是把他的人力资本专业化于关键资源从而使得他自身具有价值。CRT把企业定义为既包括独特的资产（物质资产或人力资产）也包括对这些资产拥有进入权的人，这和PRT 的定义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进入权对权力的分配并不依赖于将来的外部实施（outside enforcement）。CRT认为不安全有可能鼓励而不是阻碍专用投资。CRT支持部组织（internal organization）在提高企业价值方面发挥的作用，因为一旦一个参与人把自己的能力专业化于某个领域，部组织就会阻止他低效率地从其它领域获得权力，并促使企业协调和提升全面自身的专业化。和PRT理论一样，CRT也把参与人看成是经理（即雇员就是经理），这一假设在处理问题时会比较方便。CRT认为，企业家给雇员（即经理）对关键资源的进入权以进行更有效地生产，但是进入权也会给雇员夺取关键资源所有权以与企业家进行竞争的机会。一个雇员的进入权越大，他可以夺取的所有权就越多，在和原来的企业家进行竞争时就越有效。CRT把层级制分为水平层级制（horizontal hierarchy）和垂直层级制（vertical hierarchy），在水平层级制下所有的雇员只和企业家进行接触，而在垂直层级制下参与人形成了一条企业家位于最顶端的长链。雇员和关键资源之间的管理层次越多，这个雇员的进入权就越少。雇员只有在专业化以后才能增加团队的价值。有了进入权的雇员可以选择进行专业化，也可以选择进行竞争。垂直层级制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可夺取性（expropriability），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层级的大小。垂直层级制的本质是让雇员拥有位置权力（positional power），所以雇员的租金是安全的，他们有激励进行专业化。水平层级制与垂直层级制不同，雇员的位置权力很弱，因此他们进行专业化的激励也就很弱，但是他们更容易和企业家进行竞争，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的弱势。水平层级制的大小受制于个人理性约束，而垂直层级制的大小则受制于激励相容约束。
CRT得到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下：（1）如果专用投资是替代的，那么把进入权赋予唯一的熟练经理（expert manager）与赋予两个熟练经理相比，得到的总产出水平至少一样大，而得到的扣除投资成本的净产出水平则严格更大（Rajan and Zingales，1998，pp.396-397）；（2）如果投资是可加的，那么把进入权赋予两个经理比只赋予一个经理得到的投资总量更大，而把进入权赋予三个经理在生产收益的二阶导数弱单调（weakly
monotonic）时比赋予两个经理得到的投资总量更大（Rajan and Zingales，1998，p.398）；（3）如果两个经理被赋予进入权，那么与只有一个经理被赋予进入权相比，得到的对每项任务的专用投资水平更低（Rajan and Zingales，1998，p.402）；（4）所有权减低经理进行专业化的激励，当且仅当企业家拥有并排除经理时的生产收益的一阶导数与经理拥有并排除企业家时的生产收益的一阶导数（专用投资水平为经理在没有所有权时的投资）的和小于零时成立，这是因为此时专业化减少了所有者外部选择的价值，所有者必须部化这一损失（internalize this loss），而非所有者并不需要这么做（Rajan and Zingales，1998，p.408）；（5）如果专用投资是可加的，那么把所有权配置给唯一的经理比保留所有权并把进入权赋予两个经理得到更低的总专用投资（Rajan and Zingales，1998，p.412）；（6）竞争成本的增加，可夺取所有权程度的降低，或者生存概率的减小，会提高层级制的稳定状态的长度（Rajan and Zingales，2001，pp.830-831）；（7）垂直层级制在物质资本密集的产业占优，将采用论资排辈的晋升政策，而水平层级制在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占优，将采用要么升要么走（up-or-out）的晋升制度（Rajan and Zingales，2001，p.805）。
CRT从实际生活中寻找约束条件，实证分析表明CRT能够与调查结果很好地吻合（Kumar, Rajan and Zingales，2001）。现实约束条件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变化，比如金融革命的影响（融资约束的放松）使得融资作为其它资源的“粘合剂”的作用“挥发”掉了（Rajan and Zingales，2001b，p.207）。CRT认为，最持久的领导要建立在组织能力和技术领先相互结合的基础之上，所以该理论对于企业如何把握和获取增长机会（growth opportunities）有很深的洞识，提出的策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已置资产和增长机会之间建立互补性；二是在企业的忠诚核心层和可能敢于竞争的雇员之间创立竞争差距（competitive gap）（Rajan and Zingales，2001b，p.208）。从某种程度上说，CRT 是为正在出现的新型企业寻找新的基础，当企业的约束条件改变时公司金融和企业治理的相互作用会导致成本折中的改变（Zingales，2000；Rajan and Zingales，2000）。
从交易成本思想的角度对CRT评论的国外文献几乎没有。笔者认为，在许多方面和PRT 一样，CRT也没有在模型上进一步逼近TCE的思想精髓，因为它的着眼点主要放在了基于进入权的交易成本上，只是拓展了物质资产所有权的含义而已。CRT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假设企业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来分析企业的理论，因而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阶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CRT本身在思想上就是对TCE的重要拓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现实的约束条件出发和吸收养分的。
四、采购契约理论（PCT）
关于采购问题的经济学文献有很多，但是把采购问题和交易成本框架联系起来的当推采Bajari和Tadelis（1999，2001）的经典文献。购契约理论（procurement contracts theory，PCT）是由Bajari和Tadelis提出的，其框架被称为BT模型，这一理论得到了威廉姆森的高度赞扬。因为PRT仅仅把焦点对准了“制造或购买”（make-or-buy）问题中的一种交易成本类型[投资阻塞问题或曰套牢问题（hold-up problem）]，所以大大局限了自身的视野。而BT则把注意力集中于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即，由契约的不完全导致的对事后改变和适应的讨价还价和摩擦（haggling and frictions）。交易的复杂性水平是和契约不完全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易变的参数将决定激励机制和一体化决策（Tadelis，2002，p.433），这样就在很少形式化的TCE和已经形式化很好的代理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一独到的创新之处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采购契约理论（PCT）是从实际情况（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所以并不像PRT那样难以验证，这是它的一大优点。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大都以简单至上，激励理论中数学模型的复杂性反而成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口实，这就是拉丰和马赫蒂摩（Laffont and Martimort，中译本，2002，p.272）所谓的“契约复杂性的限制”。BT把采购契约分
为两种，一种是成本加成契约（cost-plus contract，C+ contract），另一种是固定价格契约（fixed-price contract，FP contract），前者相当于“制造”，而后者则相当于“购买”。在成本加成契约中，完工时间可以被降低，但是会使所有者（买者）对成本更加不确定。在固定价格契约中，所有者（买者）可以被保证一个确定的价格，但是要以规定非常完全为条件。成本加成契约可以最小化完工时间，而固定价格契约则可以最小化总成本。一方面，买者要减少提供全面（comprehensive）规定而导致的成本，另一方面，买者要节约激励并减少由事后再谈判（renegotiation）引起的交易成本，关键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折中。采购问题主要是一个事后的适应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事前的甄别问题。虽然在契约签定以前有可能关于成本的非对称信息，但是契约的选择可能并不是对付这些非对称的机制，因为其它机制（比如竞标和声誉）在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方面显得很重要。BT忽视了事前的隐藏信息，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初始规定生不完全（endogenously incomplete）时的适应问题上。买者向卖者提供一件产品的事前的规定。事前规定得越完全，事后双方需要对变化进行再谈判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是事前规定得越完全对买者施加的成本就会越大。当再谈判发生时，卖者对原始规定改变的成本拥有私人信息。高激励（FP）虽然可以减少成本，但是这些激励却会因再谈判而引起事后剩余的耗散。低激励（C+）虽然不会侵蚀事后剩余，但是会阻碍节约成本的努力。BT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把采购问题中激励的选择以及规定不完全的选择都处理成了生变量，这实际上为TCE的基本思想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
PCT得到了如下的一些重要命题：（1）产品越复杂，规定的完全性就越小且在采购的过程中使用成本加利润契约（制造）的可能性越大；（2）随着再谈判摩擦的增加，由固定价格契约的非效率再谈判而导致的损失就会增加，从而使用固定价格契约（购买）更不可取。
“制造或购买”（make-or-buy）问题是决定企业边界问题的“心脏”，因为这回答了什么活动应该在企业部完成，什么活动通过市场采购完成。很明显，制造决策（make decision）会使买者承担所有的生产部件（component）的成本，买者（企业）和生产物品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成本加成契约；购买决策（buy decision）会使卖者（不同的企业）承担生产部件的全部成本。BT的分析表明部件的复杂性会决定买者的选择，简单的部件将会从外部购买，而复杂的部件将会从部采购（制造）。这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Williamson，1985）强调的在生产成本和治理成本的两难冲突之间进行折中的思想高度一致。威廉姆森指出，契约的两难困境在于：一方面，要通过契约具体规定全部意外情况，并规定好各阶段之间适当的应对措施，但这即使不是不可行的，也会不可避免地付出高昂的代价；另一方面，如果契约在这些方面十分不完全，一旦最初的谈判敲定下来，缔约各方就被锁定在一种双边交换之中，可以预见，各方之间不同的利益将导致各自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造成共同的损失（Williamson，1971，载《反托拉斯经济学》中译本，p.35）。实际上，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强调了在监督保证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两难冲突之间进行折中，五常（Cheung，1983）强调了在度量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两难冲突之间进行折中，这些思想也与威廉姆森的思想非常相似，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提到这些学术成果。
五、企业自生能力理论
企业自生能力理论（EVT）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提出的（Lin and Tan，1999；林毅夫和培林，2001；林毅夫，2002；林毅夫和志赟，2004；林毅夫和明兴，2004）。自生能力概念是根据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来定义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反之，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水平，那么就不会有人投资于这个企业，这样的企业也就没有自生能力，只有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够生存下去。
企业的技术和产业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能够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度的时候，企业才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选择自己的技术和产业。在给定正常经营管理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获利能力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的选择是否得当。一方面，当一个经济中的劳动价格相对低而资本价格相对高时，选择以劳动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产品比选择以资本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的成本更低；反之，当劳动价格相对高而资本价格相对低时，选择以资本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比选择以劳动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的成本更低。换句话说，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那么一个企业选择进入劳动最密集或劳动中等密集的产业并采用与之匹配的技术进行生产时将具有自生能力；当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提高时，这个经济就会出现技术和产业结构水平的逐步升级。换句话说，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业（产品）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
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的概念高度相关，两者都取决于一个经济中的要素禀赋结构，自生能力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比较优势则以产业为讨论的对象；比较优势的概念只适用于一个开放的经济中，而自生能力的问题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也会存在。企业自生能力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生产成本（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的节约上，换句话说，一个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必要条件是生产成本最小化。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当成了一个暗含的前提，所以转型国家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这一重要的约束条件非常容易被忽视。把自生能力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是把国的“默会知识”和国外的“编码知识”结合起来的必然结果，是推动企业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约束条件对于转型国家的国企改革和民企成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实际上就要求我们摈弃对以非市场的形式超前地追求先进技术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的赶超思想。除非提高了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不管是通过部积累还是通过外部引资），否则难于提高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水平。要素禀赋结构赶上发达国家以后，中国才能在总体的技术上和产业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同样的道理，企业规模的扩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成本水平，而不是企业规模的大小；成本水平除了取决于管理水平外，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技术/产业选择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程度。
但是，自生能力是企业在竞争中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具有钱德勒（Chandler，1977；Chandler，1990）企业史知识背景的人很容易了解这一点，这就是路径依赖导致的自生能力的囚徒困境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失败”问题或“组织聚焦”问题，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和自生能力把经营管理水平假定为外生给定有关。从生产成本的视角来分析自生能力问题，虽然有助于抽象出转型国家的企业要适应要素禀赋结构这一本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生能力的交易成本维度，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引入了“发展战略”这一概念，试图用“发展战略”来构造出假定企业未存在时的一阶选择，这就决定了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提出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必定和发展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笔者是想要从纯粹企业理论的角度来发展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特别是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来发展企业自生能力理论。
六、交易成本与自生能力
企业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所以企业理论必须从现实中寻找约束条件，而现实生活中约束条件（交易成本）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企业围和边界的改变。企业理论中概念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理论变迁过程中的关键术语往往不是“独创”出来的，而是“发挥”出来的，PRT中的“契约不完全性”是从TCE中“借来”的，CRT中的“进入权”是从PRT中“借来”的，PCT中的“适应”是从TCE中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摘要：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鼓舞工资数据，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量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规模、缘故做了估量与分析。结果发觉，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也确实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托付人（政府的国资治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θ、代理人风险规避参数r 及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η缺乏充分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总代理成本的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模拟估算的结果显示，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能够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若要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则应该在财产所有权与操纵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 关键词：鼓舞性契约/代理成本/国有企业
「名目」 一引言 (3) 二正文 (6) 2.1模型 (6) 2.2模拟 (7) 2.3契约形式与绩效差异 (9) 三结论 (11) 四参考文献 (12)
一、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操纵权。 但关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制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鼓舞，如何在鼓舞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要紧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按Jenson与Meckling （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缺失。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托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差不多缘故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 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如此，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托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鼓舞机制上的扭曲，因此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关于“最优契约”的效率缺失。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缺失。 本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章节导览: 壹、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一、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二、产生交易成本的原因 三、交易的三项特征 四、交易成本分析 壹、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一、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1937年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 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分析(1)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分析(1)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分析 引言 我国证券市场成立迄今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股票市场的大规模发展为上市公司进行外源股权融资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场所。 在成熟市场上，企业融资存在“啄食次序”（pecking-order），即相对于外源融资，企业更偏向于内源融资，相对于股票的权益融资，企业会更偏向于债权融资。而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依次为：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1]。对照西方融资顺序理论，内外源融资偏好是一致的，在股权和债权的融资顺序上并不适用。针对我国融资市场出现的股权融资偏好，本文将对融资成本进行计算分析，试图说明融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现状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是建立在股票公开发行和交易基础上的。从广义上来讲，它包括股票融资和直接接受投资的融资；从狭义而言，就是股票融资。本文使用的是狭义上的概念，即指上市公司为融通资金而进行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行为，具体包括初始股权融资（首次公开发行）和后续股权融资（配股和增发）。 中国企业上市之前有着极其强烈的冲动去谋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上市之后在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往往不顾一切地选择配股或增发等股权融资方式，以致形成所谓的上市公司集中性的
“配股热”或“增发热”；大多数上市公司一方面保持很低的资产负债率，而另一方面目前1000多家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会主动放弃其利用再次发行股票融资的机会。我们将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上述特征称为股权融资偏好。 这是与国外成熟融资市场的“啄食次序”所不同的，我国企业在外源融资时，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欲望和行动。自1990年股市成立，市场规模不断扩大。1990年，我国上市公司只有10家，到2004年已达1377家；1991年，我国股票筹资额只有5亿元，2004年达到1510.94亿元，企业对公开发行股票的愿望仍然十分强烈，对上市资格和上市后股权融资资格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止过。从1991年－2004年我国企业债券与股票融资额（见表1）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股权融资的金额远远高于债资。 表1 1996—2004年我国企业债权与股权融资额的比较（亿元） 年份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债权融资268.92 255.23 147.89 158.2 83 147 325 358 327 股权融资425.08 1293.82 447.04 556.26 1389.09 604.50 698.95 988.16 1510.94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5年》整理计算 二．股权融资成本构成 股权融资的成本包括两大类：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是指在融资初期确定或预计要支付以货币度量的费用；隐性成本是指非货币
供应链企业间的交易成本研究_许淑君
文章编号:1007-5429(2001)06-0025-03 收稿日期:2001-02-26; 修回日期:2001-05-30基金项目:863/CIMS 主题资助项目(863-511-944-004) 作者简介:许淑君(1968-),女,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供应链企业间的交易成本研究 许淑君1,马士华1,张日新2 (1.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2.山东省威海港务局,山东威海264200) 摘要:首先指出供应链是一种能够减少企业间交易成本的新的组织模式;其次,分析了供应链企业间的总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之和,供应链减少企业间交易成本的原因;信息交流、相互信任与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供应链减少交易成本的三个阶段;接触交易、相互信任与合作联盟;最后,论述了供应链企业间交易成本的组成和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交易成本;合作关系;信任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ransaction Cost of Supply Chain Enterprises XU Shu -jun,MA Sh-i hua,ZHANG R-i xin (1.Management School,Huazhong Univ.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2.Weihai Harbor B ureau,Weihai,Shandong 2642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supply chain is a ne w organization model that can decrease inter -en -terprise transaction cost.And then the total cost of inter -enterprise of supply chain is analyzed including chance cost,transaction cost and produc tion cost.A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why supply chain can re -duce transaction cost,such as information exchange,mutual trust,and fine partnership and the three phases,contact trade,mutual trust,and strategic association.Finally,its components and influences over transaction cost are analyzed. Key Words:supply chain management;transaction cost;partnership;trust 1 供应链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又叫交易费用,最早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在研究企业性质 时提出,是指交易过程中发生的成本[1]。它可以分为市场运行成本、企业组织成本等。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的变动是企业组织模式变动的原因,即/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0。从手工作坊到企业,再到纵向一体化,进而出现横向一体化模式都是交易成本变化的结果。供应链的产生同样印证了这一理论。 1.1 交易成本与供应链的提出 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全球制造的出现导致 全球竞争日益加剧,同时用户需求呈现多样化、变化频繁的趋势,因而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显然,原有的/纵向一体化0的组织模式已不适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机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制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尽可能低的成本、尽可能多的产品品种为特征的战略,将主要精力用于其核心竞争力,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外部资源[2] 。供应链就是企业群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的积极应变(如图1)。 交易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0、谈判、签约、激励、监督履约等的费用[1] 。毫无疑问,利用外部资源将带来大量的交易成本。这就需要一种/围绕核心企业,通过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 ) 25)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No.6,2001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1年第6期
职业经理人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精选资料】
迈克尔·C.詹森 威廉·H.麦克林 本文综合了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和财务理论几方面的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公司所有权结构的理论。本文定义了代理成本的概念，揭示了它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问题的关系；研究了由于债务和外部股权存在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的本质，论证了由谁承担和为什么要承担这些成本的问题，并研究了它们存在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本文也提出了对“公司”这个概念的一个新的定义，并且说明对债务产生和发行以及股权要求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如何成为市场完整性问题中供给方的一种特殊情况的。 可是，那些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们管理着他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可以料想，他们不会像那些私有合伙入时刻警惕地关注着自己的福利一样，去关注公司的福利。就好像一个富人的仆人那样，他们喜欢留心与主人无关的小东西，并放纵自己去获得。因而在那样一个公司的事务管理中，疏忽和浪费现象必然多多少少地盛行起来。(Adan2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Cannan Edition,MOdernLibrary，New Y_ork，1937，p.700.) 引言 论文的动机 本文运用了(1)产权理论、(2)代理理论和(3)财务理论的最新发展以构造出一种公司所有权结构[1]的理论。 而且除了综合以上三个领域的理论要素以外，我们的分析还重新阐明和涉及诸如公司的定义、“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目标函数”的定义、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信贷协议内容的具体化、组织理论、市场完整性问题的供给方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的理论有助于理解： (1)在一个混合财务结构(包括负债和外部股权两种要求权)的公司里，其企业家或经理为什么会采取一系列行动使该公司的总价值比他是惟一所有权人时的公司的价值低，而且为什么不论该公司是不是垄断性的，其产品是否有竞争对手，市场是不是要素市场，以上结论都一样； (2)为什么其行为不使公司价值最大化，但却完全与效率相一致； (3)为什么甚至在他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普通股的出售仍是一种可行的资本来源； (4)在负债融资相对股票融资可提供税收优惠之前，为什么负债被当作一种可依赖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一节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内容 [问题与思考] 一家汽车制造厂自己不生产汽车轮胎，轮胎由另一家厂商专门生产，两个厂发生的交易行为是企业外的市场行为，两家企业会发生订货供货的买卖行为，所遵循的是价格机制或市场供求规律，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形成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这种在交易中的成本或费用肯定是存在的。 问题：汽车制造厂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兼并轮胎厂，将其变成自己的一个分厂或车间？ 一、交易费用的涵义 交易费用概念是由科斯创立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初步形成。之后，该理论迅速发展，其中，威廉姆森的贡献最大。 1、科斯以前的交易理论 （1）亚里士多德对交易的论述 商业交易；贷钱交易；雇佣交易。从事这三种交易活动都可以带来财富或致富。 他提出了交易的概念，并将交易与生产区被开来，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肯定。 （2）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 在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他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 康芒斯的交易是在一定的秩序或集体行动中的规则中发生的、在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所有权的转移。他将交易的具体类型分为三种： 第一，买卖的交易，即法律上平等和自由的人们之间自愿的买卖关系。其一般原则是稀少性。 第二，管理的交易，是一种以财富的生产为目的的交易。其一般的原则是效率。 第三，限额的交易，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市财富或购买力的限额配给。
企业的本质-交易成本理论资料讲解
1.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企业的本质？为什么有企业？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差别？哪些因素决定企业的规模范围？ 企业规模、组织结构、组织效率 强调制度 企业（契约）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契约。资本、融资结构。 交易成本理论是关于产权交易的理论。 交易成本是企业替代市场的运行机制成本。 长期以来,西方传统经济学关于市场能够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作用下进行有效资源配置的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理论使得人们“既不知道引导市场交易活动的成本,也不知道企业内部不同的组织形式对成本的影响如何。”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公司的性质》中认为，“创建公司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即：发现价格的成本以及谈判和签订合同的成本。 公司存在的充分条件就是交易成本的差异，也就是在公司内部管理和管理的市场化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交易成本更低的方式。当公司管理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公司就应该产生；而当市场交易成本低于公司内部交易成本时，公司的内部交易就会弱化、消失，甚至会导致公司的灭亡。通常根据科斯的观点认为，企业是取代市场，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形式，选择只存在于企业和市场二者之间。 交易成本是企业替代市场的运行机制成本。1937 年,交易成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的运行也是有成本的。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由于运用市场机制也有成本是客观现实，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企业家代替市场机制，企业家指挥生产。企业组织作为市场的替代物，其运用市场机制的成本包括：（1）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2）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3）不确定性原因引起的费用，即契约履行的费用；（4）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科斯关于企业内部组织运行同样存在交易成本的论述，对以后相关的企业管理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将等于社会成本。零交易成本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是不可能实现或达到的，但是，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可以不断地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交易成本，使其交易成本不断地逼进零的极限，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正因为如此，西方各国政府和企业经济组织不断改革社会经济的产权制度和组织机构，改善经济运行机制、运行规则和运行方法。 用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解释：（1）短期生产经营决策的机会成本是生产组织制度选择的交易成本。在成本管理会计中，短期生产经营决策需要重点考虑机会成本，并在不同生产组织形式方案中决定取舍。（2）长期投资决策中的机会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成本。 科斯于1960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交易成本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界定,科斯把它定义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我们可以把交易成本理解为“扯皮成本”,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为获取经济收益而与人打交道时发生的一切时间、精力和物质的支出（彭真善，2006）。 科斯用交易成本完满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并用它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差别与联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市场的交易由价格机制来协调,而企业的存在将许多原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了。在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生产活动的协调机制,企业通过市场“内部化”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第二讲 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一节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内容 [问题与思考] 一家汽车制造厂自己不生产汽车轮胎，轮胎由另一家厂商专门生产，两个厂发生的交易行为是企业外的市场行为，两家企业会发生订货供货的买卖行为，所遵循的是价格机制或市场供求规律，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形成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这种在交易中的成本或费用肯定是存在的。 问题：汽车制造厂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兼并轮胎厂，将其变成自己的一个分厂或车间？
一、交易费用的涵义 交易费用概念是由科斯创立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初步形成。之后，该理论迅速发展，其中，威廉姆森的贡献最大。 1、科斯以前的交易理论 （1）亚里士多德对交易的论述 商业交易；贷钱交易；雇佣交易。从事这三种交易活动都可以带来财富或致富。 他提出了交易的概念，并将交易与生产区被开来，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肯定。 （2）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 在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他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 康芒斯的交易是在一定的秩序或集体行动中的规则中发生的、在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所有权的转移。他将交易的具体类型分为三种：第一，买卖的交易，即法律上平等和自由的人们之间自愿的买卖关系。其一般原则是稀少性。
交易成本的性质及区别
二、交易成本的性质 1、交易成本是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在某种意思上是在一次交易中可能发生或者已发生的成本，可能发生是在它与其它的可能交易而言，即在比较哪个交易更可取，而他放弃的交易的成本就是机会成本。 2、交易成本是对稀缺资源的损耗。一般来说，为达到交易总是需要信息搜寻，另外由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方的损害和由此引起的诉讼费用则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稀缺资源的浪费。 3、交易成本是经济主义之间知识、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是利益冲突与调和过程中损耗的资源。在市场交易中无时不刻不存在着交易成本的产生。进行市场调查，获取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分布和质量的信息，寻找潜在的卖家和买家，获得与他们的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当价格可以商议时，为确定买家和卖家的真实要价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的过程。监视合同签署人，看其是否遵守合同上的各个条款。贯彻合同，在一方未履行合同并因而造成另一方损失时，后者提出起诉，要求赔偿。保护双方权益，防止第三方侵权，比如防止剽窃、侵犯权利等。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的，都是达成交易之前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4、交易费用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其原因是，人类社会的分工总是不断深化的，知识和经验的个体差异无法彻底消除。人们的认识在时间上具有不一致性，任何措施只能有限地将其缩小而无法彻底地消除它。科学技术无论如何都难以完全消除（无成本地）空间和时间给交易甙类的障碍。经济个体的利己心，尽管可以用法律等正式制度或习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来约束和引导，但只要资源的稀缺性还存在，利己之心就不会从根本上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合乎经济理性地存在。 5、高额的交易成本可能减少或消除本来可能有利的交易。例如，在高速通货膨胀时期，会使交易成本提高，使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投资受阻。在技术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使许多本来有利于交易双方的交易活动受阻。对于有害的交易，政府通过严厉的打击，以提高其交易成本，则具有减少和阻止有害交易发生的积极作用。 6、虽然交易成本无法彻底消除，但却是可以降低的。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和技术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两种主要力量。要看到，技术进步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产生诸如新的有效的度量方法使交易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意味着出现更复杂的商品从而提高交易成本。
公司金融 委托代理理论
第五专题资本结构：代理成本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理论的发展以及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等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资本结构理论中的应用，以探讨MM定理是否存在的资本结构理论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挑战，资本结构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步入新资本结构理论时期。新资本结构理论主要以资本结构委托代理论、资本结构信息经济学理论和资本结构证券设计理论的等构成。 新资本结构理论的最突出特征是认识到了信息不对称在资本结构决定中的主导作用。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参与者占有的信息是不同的。在信息不对称分布下，拥有较少信息的一方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信息，而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则通过输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获利。金融市场的买卖双方就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借方比贷方更清楚借贷抵押品的可靠性、管理层的勤俭程度和道德水准；对于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来说，企业家总是拥有一些不为他人所知的有关企业内部经营活动的内幕信息，这就使企业家在与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抗争博弈中占有优势。 资本结构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本结构信息经济学理论都是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研究资本结构问题，但两种理论研究的问题是不同的，体现在：资本结构委托代理论研究的是金融契约事后信息不对称（即隐藏行动）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分析企业融资方式选择和最优资本结构决定等问题；资本结构信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金融契约事前信息不对称（即隐藏信息）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探讨企业资本结构、融资方式选择在克服逆向选择问题方面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及对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影响。 本专题首先研究建立在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的资本结构委托代理理论。 一、企业融资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一）企业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 科斯（Coase，1937）在其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本质》中提出，“企业是生产要素的一组契约，其中每一种要素都以自我利益为驱动力”，这即是所谓的科斯的“企业是一种契约”的企业契约理论。围绕科斯 的“企业是一种契约”的思想，众多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企业委托代理论。 企业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是由构成企业的各利益相关主体（stakeholder）(包括外部的债权人、关联交易商、客户、内部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员工等)组成的共同组织，是这些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缔结的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 根据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而且又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机制。15与企业通过契约形式完成交易不同，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成交易。企业有时可以依靠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将原木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 而选择用市场方式还是企业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关键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企业通过内化的市场交易来减少交易费用。随着企业的扩大，管理费用随之扩大，当两者相抵时，企业停止增长。企业规模的极限限定了单个企业规模的有限性。因此，面对市场需求的复杂多变，单个企业无能为力，为提升企业竞争优势，许多单个企业结成战略联盟。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易费用，而且协同的管理费用相对于单个企业的管理费用为低。这样参与联盟的个业都能获得较同行业同类个业自主生产更大的利润，因此，个业愿意参与协同工作，服从核心企业的任务分配与调控，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创意产业演化过程中，企业与个业之间是一种动态的联盟，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行为动机。为在新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创意产业内的成员企业加强彼此合作，优化白身所在的协同绩效，往往会通过签订有效的契约来激励彼此之间达成更为密切的合作，避免成员企业的投机行为，节省交易成本。 运用交易成木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意产业演化是建立在各个节点企业高质量的信息传递与信息共亨的基础之
上的。因此，信息共享是实现创意产业演化的基础。创意产业演化中的每个节点企业都需要作出各种决策，这些决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创意产业演化中节点企业的生产运作相互依赖。获得的信息的多少和质量与决策质量密切相关。因此，创意产业演化中信息的共享对创意产业演化中每一个节点企业的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很多战略都涉及信息的交换与共亨。同样信息共享在给创意户业演化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创意户业成员企业的风险。信息共享的程度是创意产业演化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 信息技术的应用有效地推动了创意产业的演化与发展，它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提高企业信息交换的准确性，减少在复杂、重复工作中的人为失误，因而减少由于失误而导致的时间浪费和经济损失，提高创意产业演化的运行效率。
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
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问题分析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特点，提出了代理成本资本结构解决方案：扩大债务融资比重，控制配股融资比重，建立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体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一、我国上市公司中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根据企业经营管理中委托——代理关系一般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情况也可以在股东与企业经理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关系框架之内进行分析。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殊性，以及企业借贷市场特点，使得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以及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和特点。？ 1．股东与经理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肩负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为国企解困，同时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过程中为了保持其国有性质而出现了大量国有股份和法人股份，并且从长期绝对控股愿望出发对这两部分股份都作不流通处理。这样形成了我国特殊意义证券市场。据资料，截至1999年10 月2日，我国已有1003 家上市公司，发行总股本数为2816 亿股，其有股约1902亿股，比例为67 ? 56%并且在总股本超过4亿元112家公司中，国有股比例超过70%占了半数以上。？ 可以看出，深沪两市中有近三分之一（32 ? 43%上市公司国家股所占比重超过50%（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而在目前这样一种股权流通机制下，相对集中大股东与相对分散小股东之间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知道，股票投资收益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红利收益；另一部分为资本利得，即买卖股票所获得价格差。国家大股东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正常上市流通，因此，他不可能通过正常交易获得资本利得收入，这样他收入来源就只有红利收入这一项了。而资本利得和红利支出二者之间
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学习时报】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 查处和整治力度”。这是自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连续三年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首要举措。“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 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 性质》中首先提出，其原义是“为了进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及交易的条件，要 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来保障契约的条 款得以按要求履行”所发生的费用。这一概念后来由张五常、 威廉姆斯等发扬光大，认为交易成本是由于人性因素与交易 环境因素交互影响下所产生的市场失灵现象，造成交易困难 所致，它包含搜寻信息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契约成本、 监督成本、执行成本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叫体制性成本，是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 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且其中暗藏“灰色地带”，不仅浪费企业的人力和 物力，更会贻误企业的市场机遇，已成 为当前企业发展的主要困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
府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五 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推进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推行，降低 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明显成效。但不少审批事项只是换了个“马 甲”，从明的转成暗的、从上面转到下面、从政府转到与政府有关的中介，审批服务中的各 种“要件”、程序、环节等还是关卡林立，帮助企业降成本的好政策被困在“最后一公里”。 让降成本的好政策不沦为“空头支票”，真正做到为企业“松绑”、给市场“腾位”，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深化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来进一步优化政府管理的方法和效率。一要通过实施负面清 单制度，消除市场壁垒，评估审批认证年检等尽可能“合并同类项”，削减掉一些不必 要的权力，抹掉一些不必要的审批。二要推动大数据建设，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在集 中审批模式基础上，基于统一高效和服务便民的原则，精简、 整合、重构审批权力和审批机构，借助“互联网+”和云技术， 通过电子政务方式创新，实现审批运行过程的重塑与再造。三要让各项举措落地生根， 让地方能接得住、管得好。确保 党中央确定的政策不走样、不变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及时有效地将改革“红利”充分释放。文章原标题为《制度性交易成本》，刊载于《学习时报》 2017 年 12 月 29 日第 ２版本期编辑：董大伟
詹森及其代理成本理论
经济学家向来推崇劳动分工促进效率的准则,在做学问时通常比较强调“专”。因此,经济学家大多是在某一领域钻研很深“专家”,而不是涉猎广博的“通才”。不过,也有例外。有一些经济学家,既能在某些领域深入钻研,又能在多个领域触类旁通,兼专家和通才于一身,迈克尔·詹森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詹森生于1939年,1962年,他获得马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并于1964年获得金融方向MBA学位,1968年获芝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博士学位。此外,詹森教授还拥有比利时鲁汶大学、瑞士波恩大学、罗切斯特西蒙商学院等多所名校的名誉博士学位。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詹森已在西北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担任讲师和助理教授。此后,詹森在罗切斯特大学执教了21年,期间为研究生开设了经济学、会计学、公司理财、资本市尝组织管理和公司政策等课程。1988年以后,他执教于哈佛大学商学院,讲授组织管理学。2000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詹森教授开始把工作阵地从学界转向了业界,接受了著名的摩立特集团的聘请,担任执行董事至今。 除了在学界、业界的工作外,詹森教授还广泛从事其他社会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73年创办了《金融经济学期刊》。目前,该杂志被认为是金融学领域最重要的两份学术期刊之一。 代理成本 詹森教授在学术上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代理成本理论”,并应用这一理论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组织结构问题和资本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代理成本理论”的学术源头,可以归结为两个在当时已经比较流行的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亅代理理论。 首先是产权理论。从科斯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对企业的边界以及企业的内部组织问题产生了兴趣。沿着科斯的研究轨迹,阿尔钦、德姆塞茨、哈特等一大批经济学家进行了丰富而有益的探索,这些理论成果总结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产权理论。产权理论的关注点是产权分配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考察契约对于权利的配置怎样影响契约双方的成本、收益。 其次是委托亅代理理论。在产权理论研究契约对于权利分配所产生影响的同时,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在关心契约本身的设计问题,大名鼎鼎的莫里斯、马斯金、霍姆斯特朗等都是委托亅代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和研究产权学派的学者惯用文字逻辑的论述不同,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更习惯于运用高深的数学。通过求解复杂的数学规划,他们试图告诉人们,对于委托人而言,究竟应该怎样设计和委托人的契约,才能使自己获益最大。 在詹森教授看来,契约理论虽然研究了各种契约构成带来的可能影响,而对现实中会出现怎样的契约并没有进行探究,而委托亅代理理论则正好相反。如果将两个理论结合起来,就既能找到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契约,又能研究其经济影响。本着这种思想,在1976年的一篇重要论文中,詹森及其合作者麦克林一起提出了“代理成本理论”。 要理解这个理论,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代理关系。在詹森和麦克林看来代理关系被定义为由委托人与代表委托人进行工作的代理人订立的契约,这种契约可以是明的,也可以是暗的。需要指出的是,在詹森他们的语境中,代理关系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宽泛。只要有多人之间的合作,就存在着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并不存在人们通常理解的不对等关系。例如,两位作者合写文章,合作的一方就和另一方就构成代理关系。 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按委托人的利益而行事。为了保证委代双方的利益一致,委托人就需要订立适当的契约来限制代理人利益上和行为上的偏差,这种契约的设计,就是委托亅代理理论研究的范畴,而这种契约的决定显然就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这种成本就是“代理成本”。 比较正式地,詹森和麦克林将“代理成本”定义为:为设计、监督和约束利益冲突的代理人之间的一组契约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加上执行契约时成本超过利益所造成的剩余损失。具体来说,“代理成本”分为三个部分:①监督成本,顾名思义,即委托人用于管理代理人行为的费用。②担保成本,即代理人保证不采取损害委托人行为的费用,以及如果采取了那种活动,代理人将赔偿委托人的费用。③剩余成本,即由于代理人的决策和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的决策之间存在着偏差
交易成本理论在企业供应链方面的应用
物流0741班曾明金 070700404621 论文题目：交易成本理论在企业供应链方面地应用 论文目录： 一、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看交易成本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与其意义介绍 1、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 2、交易成本理论提出地现实意义 <二）交易成本地分类及其相关内容 1搜寻和信息成本 2监督和执行成本 3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 <三）产生交易成本地原因及其相关内容 二、从交易成本理论看供应链地产生、发展与其管理控制 <一）供应链地概述及供应链地产生与发展 1 供应链地概述 2 供应链地产生与发展 <二）影响供应链节点企业间交易成本地因素 1 交易地频率 2 交易地不确定性 3 资产地专用性 <三）供应链管理减少节点企业间交易成本地过程分析. 三、香港利丰集团地实践与应用 <一）香港利丰集团地简介 <二）利丰集团地供应链管理与交易成本控制 四、结语 五、参考文献 概述：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随之垄断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商上百年历史地通用宣告破产重组,再到丰田<通用之后地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商）地严重全球召回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供应链上地企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此可见如何提高整条供应链地整体质量与整体竞争力是现代企业急需解决地问题.供应链上地各企业除了追求自身利益外,还应不断减少各环节地交易成本包括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一同去追求供应链整体长期地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关键词：交易成本供应链管理交易成本控制利丰集团
一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看交易成本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与其意义介绍 1、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当中惟一在实证检验方面成功地领域.交易成本经济学是融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为一体地、新颖地边缘学科. 以威廉姆森为代表地交易成本经济学.他们认为,市场运行及资源配置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交易地自由度大小,二是交易成本地高低. 在一定地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地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地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交易成本指达成一笔交 易所要花费地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地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包括传播信息、广告、与市场有关地运输以及谈判、协商、签约、合约执行地监督等活动所费地成本.交 易成本理论是由科斯(Coase, R.H., 1937>所提出.他在《企业地性质》一文中认为交 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地,最明显地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地成本”、“市场上发生地每一笔交易地谈判和签约地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地其他方面地成本. 2、交易成本理论提出地现实意义 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地组成部分.社会交易成本越小则社会交易活动就越是活跃,社会商业活动才会越发达.因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总是面临着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这就使人们不可能在无交易成本地情况下进行决策.为此人们为实现商业交易地扩大而不断寻求交易成本地降低.企业供应链管理就是其中最有效地策略之一.企业在管理上要求紧密合作,共担风险,更要共享利益才能够打造一条强有竞争力地供应链；供应链上地各企业除了追求自身利益外,还应不断减少各环节地交易成本一同去追求供应链整体长期地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从技术上要求企业不断地运用新技术成果包括新地通讯工具,发展电子商务以更快更好地发 现交易对象促成交易,要求我国要加快三网合一战略不断完善信息流通平台 <二）交易成本地分类及其相关内容 本处主要分析市场交易成本,其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 1搜寻和信息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地搜集及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地成本 2监督和执行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地成本,例如追踪产品、监督、验货等. 3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地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地内部成本. 4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付出地事后成本.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代理成本影响文献综述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代理成本影响文献综述 ◆吕 锐 西南财经大学时光金融学院 【摘 要】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完的热点,企业代理成本一直是公司治理内部管理的关键性问题和管理控制的重要课题之一,代理成本和公司治理之间相互影响,代理成本的控制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本文在学者现有研完的基础上,一文献综述的形式展示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角度出发分析代理成本的成因和影响机制,力争得出积极研究成果。 【关键词】代理成本 股权集中度 管理层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代理成本是委托人为监督和约束代理人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加上执行契约时成本超过收益所造成的剩余损失。代理成本的存在直接导致公司价值的减少,如何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激励,保证公司高效运营并向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努力,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这是自代理问题被提出以来一致备受关注的课题。由于影响代理成本的因素繁多,本文将影响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因素进行文献总结。 公司治理水平与代理成本息息相关,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但由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制度背景存在差异以及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一、股权集中度 Pound(1993)认为,当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时,由于监督具有较大的外部性,每个股东都想搭便车,这样就没有一个股东愿意监督管理者;反之,如果股权相对集中于少数几个大股东,则监督的外部性较小,大股东具有限制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谋取自身利益行为的经济激励及能力,可以更有效地监督管理者的行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Peiderer 和Zechner(1996)认为,所有权的集中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因为大股东比分散的小股东更有动力去监督管理层,而且大股东的存在可以减少管理者与众多股东谈判和签约的交易成本。 曾颖和叶康涛(2005)通过构建一个两时点大股东掠夺模型,考察了股权结构、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其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逐步上升,大股东掠夺效应先是要超过其监督效应,表现出代理成本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但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一步上升,则此时持股比例的增加并不会导致大股东掠夺程度的进一步上升,但却会使大股东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趋于一致,代理成本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成负相关的关系,即代理成本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成倒U形关系。范勇福(2006)认为理论上有理由断定,股权适度集中和经营者相对独立的结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和价值最大化,是公司治理的理想基础,在这样的股权结构下,才有可能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 二、股权制衡度 股权制衡度是指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约程度。关于股权制衡度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已有研究有不同的结论。国外的不少研究表明,“多股同大”能够提高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减轻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高雷、宋顺林(2007)的研究却发现“一股独大”和集中的股权结构能显著减少代理成本,而“多股同大”增加了代理成本,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在我国尚不普遍;宋力、韩亮亮(2005)对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国内大多数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都认为股权制衡度越高而代理成本越大。 三、管理层持股比例 自利的管理者持有的公司股份越少,就越容易与外部股东存在分歧,约束和监督成本也就越高,代理成本也就越高。随着管理者所持有的股份增多,管理者自己所承担的成本亦上升,因为管理者将更多地承担其行为导致的成本。Jensen(1986)认为管理者持股可以减少其与股东的利益冲突。但是,Morcketal(1988)、Mconnell和Servaes(1990)、Kole (1995)发现内部人所有权与公司业绩之间并非是线性关系。蔡吉甫、谢盛纹(2007)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在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 由于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导致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利益出现冲突,代理问题由此产生。因此,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契约将管理者的行为目标诱致到与股东利益一致的方向,便成了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需解决的核心问题。Jensen和Meckling在其经典论文《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中认为,管理层持股能使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所以能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按照其理论模型,管理层持股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是线性的,因而,当管理层持有公司全部股份时,公司价值达到最优。然而,现有研究证实,管理层持股与代理成本是非线性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表明此时管理层持股可使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利益趋同效应);而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超过某一水平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显显示出管理层持股比例过高,反而会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掘壕自守效应)。管理层持股对代理成本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利益趋同效应和掘壕自守效应间的权衡。 四、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会规模 我国自2001年引进独立董事制度至今已有8年,但该制度并未取得良好效应,独立董事常被冠以“稻草人”、“花瓶董事”等称号。2004年5月27日,《上海证券报》发表的一份“中国独立董事生存现状抽样调查”,反映出我国的独立董事正面临边缘化的命运:33.3%的独立董事表示,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和反对票;35%的独立董事表示,从未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有分歧的独立意见。这说明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在我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蔡吉甫、谢盛纹(2007)通过对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回归分析,得出独立董事并未发挥应有的治理作用的结论。 在现代公司中,董事和董事会通常是作为股东的代表实施公司治理的。由于董事会把提供资本的股东和使用这些资本创造价值的管理者联系了起来,因而被一些公司治理文献认为是市场经济中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董事会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其有效性取决于董事会的规模及其构成。董事会规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目前理论界尚未取得一致。一些学者认为,规模小的董事会比规模大的董事会具有更强的控制功能。也有学者认为较大规模的董事会因能满足管理幅度的需要而更有利于公司治理。在董事会规模给定的前提下,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影响董事会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这主要体现在董事会的构成上。董事会的构成包括两方而:一是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及其所占比例,二是董事长和总经理(CE O)两职的分离情况。其中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及其所占比例是关系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认为,具有较高比例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可有效约束公司管理层的随意决策权。 作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还受到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的影响,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应具有较为明显的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力,韩亮亮.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5(1):30-40. 2.蔡吉甫,谢盛纹.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4. 3.吕长江,张艳秋,代理成本的计量及其与现金股利的关系[J],理财者2002. 4. 4.范勇福.股权结构、大股东行为与代理成本.财税金融,2006;10. 5.高雷,宋顺林.管理者报酬与企业绩效实证分析.金融研究, 2007;3. 6.龚晶,刘鸿雁.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财经论坛, 2004;5. 72 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