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的互动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2010.4

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

—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

——

党晓虹1,2樊志民1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资源管理系，Parkville,vic.3010）

【摘要】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传统乡规民约是在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三方力量博弈和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乡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而广大农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只有保证它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才能保证当代乡规民约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关键词】传统乡规民约；国家政权；乡村精英；农民

【中图分类号】S-09；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10）04-0100-06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Modern Inspi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elites,state and peasants

——

DANG Xiao-Hong1，2FAN Zhi-min1

（1.College of Humanities,Northwest Agriculture&Forestry University,Yang ling712100；

2.Department of Resources M anagement and Ge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M elbourne,Victoria3010,Australi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way of village control,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evolved and developed continuall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llage elites,governments and peasants.Within this sys-tem,these three powers played different roles.Village elites were advocators,constitutors and executants of these rules,the governmen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were supervisors and supporters of them,and the peasants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these tradition rules were successful.So,we should ensure smooth relationship and correct allocation of rules between them,especially ensure the peasants’right of speak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villager regulations and rules in order to ensure a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execution of modern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Key words: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government;village elites;peasants

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浮现出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以及农民阶层三方力量的身影，他们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直接影响到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路径和乡村“自我管理”的具体成效。相较于古代农村社会，当代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乡村精英阶层、国家

[收稿日期]2010-07-01

[作者简介]党晓虹（1975-），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资源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樊志民（1957-），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与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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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

政权以及农民阶层依然是当代农村社会发展的三大主导力量。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在广大农村社会的广泛施行，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载体，乡规民约也发生着现代嬗变，但是，在当代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中，对农民阶层主体地位的忽视，农民话语权和参与权的部分缺失，也影响着乡规民约的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20世纪30年代，随着会社、乡约、宗族等乡村基层组织研究的兴起，传统乡规民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杨开道、王兰荫、吕著清、王宗培等人对传统乡规民约展开了拓荒性的研究。近30年以来，乡规民约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张广修的《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2期）、牛铭实的《中国历代乡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卞利的《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张明新的《乡规民约存在形态刍论》（《南京大学学报》（社会

—从科学版）2004年第5期）探讨了乡规民约的历史形态、特点及其功能；李朝晖《民间秩序的重建——

乡规民约的变迁中透视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协同趋势》（《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卞利的《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等从法学的角度讨论了传统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韩茂莉的《近代山陕地区基层水利管理体系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萧正宏的《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

—以通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张俊峰的《清末晋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与运行——

利渠为例》（《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从古代水利组织、水利纠纷、水利环境等多个视角对传统乡规民约进行了深入研究。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传统乡规民约研究日渐丰富和多样化。但是，对传统乡规民约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三方关系的系统研究仍付之阙如，从维护农民在制定、实施乡规民约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的角度，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尚显薄弱。有鉴于此，分析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发展衍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探讨因其力量的消长带给传统乡规民约和乡村治理的影响，可以为当下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的当代乡规民约的完善和顺利实施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中的作用

早在1899年，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对传统中国“乡村头面人物”的地位和功能就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在中国社会中所能发现的最重要的例证是小社区的地方自治，这些小社区的组合构成了该帝国更大的组成部分。村子的管理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起先，这种情形容易被误认为一种纯粹的民主，但稍做考察便可明白，在实际上这一任务并非由全体村民承担，而是由少数几个人承担。”[1]在这里，明恩溥提到的“乡村头面人物”即指那些活跃在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乡村精英阶层。

按照美国学者孔飞力的观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是指那些“在地方上富有影响力的人物”[2]它既包括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具有官僚身分的卸任、离任官员，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本籍乡村社会产生影响的在任官僚，还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监、生、员等以及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者。[3]乡村精英阶层大多都读过书，在文盲占大多数的古代乡村社会，他们的有限知识能够获得乡民的敬仰和尊重，从而为他们获得更大的权威。[4]此外，传统乡村社会所强调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体系，也从根本上突出并保障着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使之稳定地居于“四民之首”。[5]加之中国乡村地域辽阔，农民居住相当分散，村庄之间相互隔绝，“蜂窝状”的基层社会结构

—乡村精英阶层对基层社会进行直接的使得皇权无暇对其进行绝对控制，只能委托“四民之领袖”——

管理和控制。这样，在诸多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之下，乡村精英阶层作为在纵向联合官民上下两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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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横向联结基层社会的主干与实体，登上了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政治舞台。

在对乡村基层社会的具体治理过程中，乡村精英阶层因为不具备官方授予的、正式的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权力，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对传统的、符合乡民道德伦理并得到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和理念的强调和坚决执行，来不断强化其在处理乡村社会日常事务中的绝对权威，这样，作为传统文化意识形态载体的乡规民约就成为乡村精英阶层治理统治乡村社会的制胜法宝。

正因为意识到传统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乡村精英阶层都非常重视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建设工作。一方面，为了提高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效果，他们积极致力于对传统乡规民约的理论构建，先秦儒家思想、宋明理学思想先后被蓝田吕氏兄弟、朱熹、王阳明、吕新吾等诸多乡村

精英阶层植入传统乡规民约的理论框架中。另一方面，

为了扩大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范围和领域，在乡村精英阶层的倡导下，传统乡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的“准法律”延伸到了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农业生产互助到乡民生活互济、从共同资源管理到生态环境保护、从家庭关系维护到社会关系协调……，无一不见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痕迹。大多数传统乡规民约由于从最初的倡议到后来的制定、实施乃至具体执行，都是在乡村精英阶层的主持领导下完成的，因此它们虽然也参照了当地乡村社会风

俗、

习惯和旧例，但依然带有明显的乡村精英阶层的认识观和价值观的烙印。这些从属于乡村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逐渐内化成为指导乡民日常行为的准则和标尺，并直接影响到了传统乡规民

约的价值取向。因此，

乡村精英阶层无疑是传统乡规民约发展演变过程中最直接的推动力量。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衍变史中，国家政权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政权对民间组织及其规约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导致了其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影响和作用也并不完全一致。总的来看，国家政权对传统乡规民约的态度，历经了从反对、漠视到认同、参与的曲折过程。在北宋《吕氏乡约》问世以前，历朝历代政府均视民间社会组织为中央集权的对立物，这期间，尽管伴随着里社制度的分离，政府对公社以外的其他私社组织的态度有所松动，但依然存在程度不等的打

压。缺少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反映在其规约上明显的表现为内容单一、零散，约束力较弱，影响辐射面狭窄。北宋时期，《吕氏乡约》问世，当时对乡约组织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中央政府并未直接表现出明确的禁止，但是从吕大钧和其为官的兄弟吕大忠、吕大防的书信往来以及当时同僚的反映中，我们即不难猜测政府对乡约组织———这种人民自动结合组织的态度，与前朝相比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是不欢迎、不认可，只不过形式更隐晦一些罢了。国

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态度，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的传统乡规民约无论是内容、

数量还是约束效果上均未形成气候。明中叶以后，国家政权开始认识到传统乡规民约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并逐渐参与到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建设和推广中，经过国家力量的推动，传统乡规民约在明中叶以后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乡规民约的数量众多、地域范围广泛，还表现在规约类型日渐多样、涵盖范围和领域日益广泛、理论体系日臻完备。清代，国家在推广传统乡规民约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意志的渗透，在国家力量的强力介入下，传统乡规民约虽然获得了数量上的大发展，但也逐

渐丧失了本身的

“乡民自治”的性质，转而蜕变为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的御用工具。在传统社会，农民阶层作为处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常常被完全忽略，但实际上，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一方面，农民阶层内化的价值观、道德评价标准以及其长期沿用的风俗、习惯和旧例是传统乡规民约制定的主要思想基石之一。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农民阶层的认可与否直接决定了该传统乡规民约能否顺利实施和执行。从传统乡规民约的实施效果来看，那些得以顺利实施执行的乡规民约，无一例外是能够满足农民阶层现实需要并得到农民阶层价值肯定和认可的。如明清时期陕山地区的传统水利规约，正是因为符合了乡民的用水伦理和用水习惯，才在当地水资源管理

中长期、

稳定地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反的，那些脱离乡村社会实际、

与农民阶层实际需求相脱节的乡规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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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

民约则因为遭到乡民的抵制也很快走向了失败。譬如，北宋《吕氏乡约》，其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以绅士的行为标准、儒家的共同伦理准则来约束当地乡民、引民为善，从而实现涤净乡村社会风气，加强乡村社会控制之目标。客观地讲，《吕氏乡约》的初衷是好的，其约条和组织制度也都是相当具体和完备的，但是因为这一套儒家的做人标准、繁文缛节远离乡民的生活实际，对乡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起到真正的帮助作用，因此从其一开始就未受到乡民真正的拥护和支持，这也是导致其在实施五年后告一段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论述即能看出，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和演变是受到了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的合力作用的影响，很难说谁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方力量的缺失或定位错误都会阻碍乡规民约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乡规民约的流产和失败，这一点却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不容质疑的真理。

二、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博弈和互动关系

在对传统乡规民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之间彼此又是时刻处于一种相互妥协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当中，但因为农民阶层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以及个体的弱小性，就决定了它和其他两者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较量平台，这也导致了其和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较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不十分明显，因此，这种关系的博弈和互动更多的体现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精英阶层之间。

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倡导者和具体制订实施者，乡村精英阶层一方面努力使传统乡规民约无论是从根本目的还是主要内容都符合国家要求，体现国家意志，不仅如此，在传统乡规民约的颁布和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还经常邀请国家政权的介入，通过报请官府审批、钤印颁布、径直送官等方式求得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但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和巩固自身在管理乡村社会日常事物中的绝对的、不容撼动的权威，乡村精英阶层又时常会在传统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具体执行过程中，刻意强调自身的权力，有时甚至不惜与国家法令产生抵触。譬如，清中叶以后，清政府就将生杀的裁定和执行权力统一收归到国家和地方司法部门手中，然而，在事实上，为了强调自身的权威和保全组织的名誉和颜面，乡村精英阶层依然继续订立自行处死组织内部成员的条款。例如，李鸿章所在的合肥李氏在清末新订立的族规中规定，“族间子弟倘有违犯父兄教令，不肖不悌，或任性妄为，唆讼搭台，讹诈强夺，以及窝引匪类，偷窃行凶，谋害家庭等事”，并又屡教不改、情罪严重者，应“免其送官，有伤颜面”，而是“应即从严公同处死”。1这显然是和国家意志相抵牾的。

同时，作为国家政权来说，他们需要利用乡村精英阶层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和权威，代表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以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的社会秩序，故他们往往会在不威胁到封建政权和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对乡村精英阶层订立的传统乡规民约的某些具体管理措施作出些许的默认、让步甚至是妥协。譬如，明清时期的国家法令中对于所谓的“淫乱”妇女，除了近亲之间乱伦处罚较重之外，其他只是予以杖责等较轻的刑罚，而这一时期众多的宗族类乡规民约中则均有将“淫乱”妇女“沉塘”、“沉潭”、“聚薪焚烧”等极刑规定，这虽然与国家法令出现了些许的抵触，但因为并未动摇到专制皇朝的根基，且此类刑罚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了风俗，因此，这一血腥的规定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默许[6]；但是，一旦出现乡村精英阶层权力过分膨胀的苗头，其所订立的乡规民约与国法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危及到封建政权的切身利益，国家政权则会采取最为严厉的办法加以制止和处置。[7]譬如，明清时期，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族内精英阶层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乡规民约的

1《合肥李氏宗谱》卷2《家范》，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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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族内大力倡导和鼓励“捍族”思想，宗族械斗事件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影响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对此，国家迅速通过采取挫削乡村精英阶层力量、削弱宗族经济实力等一系列政策，将乡村精英阶层这一中介势力牢牢的控制在皇权的势力范围之内，从而维护封建王朝的正常秩序。

当然，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施受对象，农民阶层尽管在这个关系链条上处于最弱势的一方，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力量是可以被忽视的，相反的，从历代王朝的演替规律上看，农民阶层对国家政权稳定性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从传统乡规民约的执行效果来看，农民阶层对乡村精英阶层所倡导的传统乡规民约的认可程度直接决定了其最终的命运。正是在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的合力助推和彼此之间时而激烈时而和谐的关系互动中，传统乡规民约向前演进并发展着。

三、传统乡规民约的当代启示

传统乡规民约虽然离我们是渐行渐远了，但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尤其是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这三方力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力量消长对乡规民约的影响，却能够给我们当代的乡规民约建设乃至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表明，国家政权必须指导乡规民约的制订并通过国家机器协助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对其予以执行，但又不能直接强行介入到对乡规民约的具体制订工作中。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乡民的自治热情，保证村民自治的属性和成果，又确保村民自治是在国法范围内的合法自治。当代大多数村规民约虽然从形式上看都是由基层村组织草拟、由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但是其主要思路和基本框架却是由当地政府根据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原则和其近期治理目标而统一制定的。同时，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原则是基于整个乡村社会整体发展而制订的一种宏观的、带有一定前瞻性的目标方案，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当代乡规民约就难免不带有统一化、缺乏地方特色、脱离实际等一系列缺点。这也就势必造成乡民对当代乡规民约的认可程度不高、参与积极性降低，从而导致乡规民约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应景之作。

其次，传统乡规民约的演进历程表明，农村精英作为沟通协调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无论是在乡规民约的制订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保证农村精英阶层的稳定和对乡村自治事业的有效参与，同时将其活动纳入国法的有效监督范围之内，方能保证乡规民约的有效制订和执行，从而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当代转型期农村精英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组成：其中，政治精英由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积极参与社区政治的社区能人（非干部精英）组成；经济精英是由社区范围内的私营企业主和集体企业的创办者

和管理者组成；而社会精英则是那些人品、知识、经验、背景等方面具有优势的社区成员。[8]作为农村社

会的领军人物，他们无疑是乡村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但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乡村精英走出农村流向城市，他们的外流不但造成了村庄精英资源的流失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也使得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受到明显的钳制。[9]同时，在村庄内部，村干部的角色、功能仍处于政府主导下的权威自治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的过渡之中，依然具有强势的行政势力，因此，一方面容易滋生在任乡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得更多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采取各种包括非正常手段在内

的方式直接参与对社区权力的竞争，而完全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宗旨和原则。相反，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由于乡村公同经济的短缺和匮乏，村干部对村庄控制和保护能力减弱，随着其政治权力的收缩，他们纷纷开始向经济精英转化，村民自治事业陷入无人关心和问津的尴尬境地。

再次，传统乡规民约的执行效果表明，农民作为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

其认可与否直接决定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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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

了乡规民约能否顺利实施和良好发展。因此，只有使乡规民约的内容与农民的自身需要相契合，并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也才能保证乡规民约顺畅的贯彻和实施。当代乡规民约大多是以植根于西方法律文化之上的国家法律为建立依据和基础，它更多的强调以义务性的规定对农民进行约束，而忽略了对其自身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同时，因为经济处罚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越来越多的乡规民约采用以经济处罚为主的惩戒措施对乡民进行法律层面的管制，这就势必导致乡规民约沦为防民之利器，而完全违背了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此外，由于很多乡规民约都是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范本的指导下制定的，它们大多合乎国家法令和政策、文本规范、逻辑清晰并在理论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却对乡村社会生活缺乏现实针对性，不能因地制宜地解决乡村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不难想象，这样的乡规民约是很难得到农民真正的道德认同和真正意义上的拥护和支持的，其执行的顺畅性和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余论

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无疑是乡规民约发展演变过程中最主要的三大推动力量，其中，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农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而广大乡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任何一方的错位或缺失都有可能导致乡规民约的流产和失败。传统乡规民约的演进历史同时向我们充分证明：由于完全漠视和忽略了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执行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的表达，传统乡村社会的乡规民约仅仅是乡村精英阶层出于实践道德理想而设计的一种蓝图模式，体现的是乡村精英阶层的意志和心声，因此，仅仅是“部分、少数人的有限自治”，而绝非真正的村民自治，农民的不满和抗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曾经说过的那样，“当在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得不到参与的满足感，对社会将具有潜在的爆炸性”[10]。因此，只有保证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有效性，方能保证乡规民约健康、正常地向前发展，也方能从根本上确保村民自治制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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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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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内涵

题目：知识经济的内涵是什么？知识经济的特点是什么？ 当今世界，正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经济随着现代科技革命产生和发展。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成果不断涌现，知识经济孕育而生。知识经济是一种崭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球化经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也有一个过程。从知识经济与知识的关系分析，人们发现，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和知识在生产中作用不断增强紧密联系的，是人类从最早一块自然的直接赐予获得生存，到近代依靠对自然的加速索取获得发展的旧生存发展模式，向依靠自身的智慧，更有效的利用自然，更合理的发展经济的新模式的转变过程。知识经济是文盲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和归宿，是人和自然最终获得和谐发展的希望所在。 对世界领域知识经济的初步形成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计算机开发到现在。由1945年开始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制造后，计算机硬件芯片集成度提高，软件界面大众化，其多媒化全方位的功能，价格低易于普及，国际互联网横向的发展，并向各领域纵向深入，才使其成为这一时代真正的主宰。随着人们认识水平不断的提高，从一个学科到一个领域，再到社会经济结构，从现象的感受到理性把握和科学认识，画出一条从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的清晰轨迹。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和研究基于1997全球知识经济大会在多伦多召开，表明一个基于最新科技成就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是随着实践的规模、程度加大和深入发展，油学术界到国家最高决策人，从个人的研究成果到全球了解认同，实践到理论过程的时间缩短，速度提高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和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革命，特别是其中以数字化合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从而导致知识经济的产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科技革命是知识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知识经济就是在现代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直接孕育并抚育了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特征使人们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通过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信息高速公路”可以快捷的获取、传输和存储信息，方便的与世界各地交流和沟通。互联网的兴起，使商品交易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仅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减少了库存，而且有效缩短了从产品制造到销售、使用的时间，从而直接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目前，世界经济正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 自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词以来，世界各国，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知识经济。1998年开始，“知识经济”一词，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中，成为今年来在世界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知识经济本身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内涵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或不对称性。人们通常只从知识的层面来理解知识经济，并且又把知识仅仅解读为科技知识。显然，对知识经济作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难以揭示它的本质内涵和特征。我们应该本着全面、科学、理性与动态的原则，从社会这个大文化环境出发，多层面、多视觉的考察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的现状和未来走势，从而力求全面准确的把握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点。 知识经济，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安OECD在1996年《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相对于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知识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的重要特征，就是知识的有效创新，广泛交流，合理综合和正确运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使生产力获得迅速提高，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核心要素。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那么知识经济中所说的知识又是哪类知识呢？知识这个概念，通常是指

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的互动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2010.4 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 —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 —— 党晓虹1,2樊志民1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资源管理系，Parkville,vic.3010） 【摘要】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传统乡规民约是在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三方力量博弈和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乡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而广大农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只有保证它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才能保证当代乡规民约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关键词】传统乡规民约；国家政权；乡村精英；农民 【中图分类号】S-09；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10）04-0100-06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Modern Inspi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elites,state and peasants —— DANG Xiao-Hong1，2FAN Zhi-min1 （1.College of Humanities,Northwest Agriculture&Forestry University,Yang ling712100； 2.Department of Resources M anagement and Ge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M elbourne,Victoria3010,Australi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way of village control,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evolved and developed continuall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llage elites,governments and peasants.Within this sys-tem,these three powers played different roles.Village elites were advocators,constitutors and executants of these rules,the governmen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were supervisors and supporters of them,and the peasants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these tradition rules were successful.So,we should ensure smooth relationship and correct allocation of rules between them,especially ensure the peasants’right of speak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villager regulations and rules in order to ensure a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execution of modern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Key words: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government;village elites;peasants 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浮现出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以及农民阶层三方力量的身影，他们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直接影响到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路径和乡村“自我管理”的具体成效。相较于古代农村社会，当代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乡村精英阶层、国家 [收稿日期]2010-07-01 [作者简介]党晓虹（1975-），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资源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樊志民（1957-），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与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 100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内容摘要】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键词】乡村精英；治理；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张芳山，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熊节春，哲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哲学研究。 涂宪华，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当代经济发展。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因而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这也许是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训练的国度的政治文化惯性延续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当前中

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执掌着乡村治理权力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村的各类能人。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但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往往会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角色摇摆，会垄断乡村本已稀缺的资源，会破坏乡村的民主化治理；如果没有规制或规制不完善，精英治理就会成为百姓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一、乡村精英政治：偶然与必然 关于何谓精英，我们一般援引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pareto）的定义，他曾经将精英分为“治理精英”（governingelite）与“非治理精英”（n on-governingelite）两类。显然，政治精英只是治理精英中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军事上的领导者、有影响力的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等。政治精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具体到中国，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级组织中拥有领导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在村级组织决策中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指的乡村精英是一种狭义的精英概念，主要是指乡村政治精英。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 社会的文化发展”[1]。为什么乡村选择了这种精英体制？文化上

2019年高考作文模拟——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

2019年高考作文模拟金题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 热点直击 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3年11月，领袖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被摆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是统筹谋划和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的行动纲领。2018年，我国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意在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名师押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①2018年，“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中国农民丰收节”“全面小康”“农村电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农业品牌推进年”“农业文化遗产”“乡风文明”等成为中央农村政策的关键词。 ②领袖在多个场合寄语广大青年：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返乡创业，在故乡的沃土上施展才华、挥洒汗水；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上山下乡，服务乡亲、无怨无悔。2018年有280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一线。 ③领袖不到16岁插队到梁家河，与乡亲们一起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情谊。他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合理化建议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合理化建议 【篇一：2016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要点】 2016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要点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 我区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省委省政府《关于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力推进扶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和区 委区政府《关于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的部署与要求，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头等大事、第一民生，进一步完善政策支 撑体系和责任体系，深入开展“四帮”活动，扎实推进“五个一批”， 大力实施64个贫困村整村推进，完善贫困村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夯实贫困村脱贫基础，确保完成2016年脱贫目标任务。 一、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方略 1、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扶贫工作会议精神。通过现场会、培训会、宣讲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精神，做到学深悟透，领会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区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六个精准”，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把扶贫攻坚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带着感情真扶贫，按时完成2016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2、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按照“五个一批”的要求， 结合调查摸底情况，分门别类制定脱贫计划。落实相关政策的计划，精心组织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文化扶贫、小额信贷、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等精准扶贫计划，并细化方案、 完善措施。 3、编制扶贫规划。围绕“五个一批”、“一无、四通、四有”，制定贫 困户精准脱贫规划，编制贫困村扶贫规划。由扶贫办牵头，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等部门配合，结合64个贫困村的自身优势、产业特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协调交通、水利、卫计等相关部门，制定 贫困村项目建设规划，把涉农项目、水、电、路、卫生等基础设施 项目，尽量向贫困村倾斜。对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 帮扶资金统筹规划，捆绑集中使用，做到哪里有贫困，资金就投向 哪里，让贫困人口精准受益。 二、全面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水平

最新乡村振兴面临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关于发展规划问题及建议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必须坚持规划先行，精心谋划。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分“三步走”，从现在到2020年，主要目标任务是制度框架和改革体系基本形成。 磨刀不误砍柴功。各地“三农”发展规划设计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导致力量分散、步调不一、行动盲目、落实难、效果差：一是专业规划较多，整体规划不足。二是各地市县规划脱节，有机融合不够，没有形成有机整体。三是规划不细不实，引领作用不强，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没有细化到乡(镇)、到村组、到产业、到项目、到措施，规划和实际“两张皮”;有的规划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论证，朝令夕改，随意性大。 建议由县级统筹制定乡村规划，与城镇规划相衔接，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农村，并突出农业生产、农村居住、生态环境保护和农耕文明传承等功能。推动公共服务资源覆盖农村，出台优惠政策，改善基层医疗、养老、教育条件，打造城乡联动的农村生活服务网络。 二、关于产业建设问题及建议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脱贫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但不论是发掘自身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潜力程度，还是与农村农业先进发达国家、地区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在产业发展上都还存在许多短板：一是传统农业产业底子薄、基础弱，耕地量少质差，基础设施残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无太多优势可言，传统农业产业效益低、没有竞争力;二是农业特色产业质量不高、水平较低，资源丰富但深度开发利用水平低、基地有规模但生产效益低、产品质量好但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低，提升农业特色产业开发质效已是当务之急;三是农村新型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小，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块头小、档次低，发展严重滞后;田园综合体、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刚刚起步，辐射带动不够;现代农村服务业尚处于萌发阶级，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不够，农村新型产业远未形成主导产业，对农业农村经济支撑乏力。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重点。要增加乡村资金投入，各级政府“三农”投入都应该重点下移到乡村，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支出;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把农村土地出让金全部留在乡村，做到取之于地、用之于地。同时，要创新农业服务体系，整合科技、金融、市场等方面资源，打造一体化、开放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三、关于人力资源问题及建议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篇一：“三亚旅游模式”之精准扶贫篇】 三亚实施旅游扶贫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三亚紧密结合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和发展全域旅游的新要求，力争一年攻坚脱贫、两年巩固 提升，两年全面提高，并通过示范村委会的引领作用，推动“酒店+ 民宿”模式的全面推广，确保三亚市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微风徐徐拂过夏日正午的“春天里”，女主人阿春在一楼的客厅里轻 轻地摇着摇篮，几个月大的婴儿甜甜地睡着。现在是三亚旅游的淡季，阿春不必忙里忙外接待游客。要是在旅游旺季，阿春一天要接 待上百位游客。阿春之前的主业是在村里开小卖部，自从三亚大力 推广“民宿+脱贫”、“乡村旅游+脱贫”模式后，阿春的生活变得忙碌 而充实，同时，村里的环境也日新月异。 “四无”美丽乡村的旅游之路 阿春真名叫符春，是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中和小组的一名村民。30 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时，也是“春天里”的女主人。去年10月，在三亚市启动中廖美丽乡村建设时，阿春还对打造“春天里”心 怀疑虑。 “一开始不想做农家乐，经营‘春天里’，因为觉得木头做的房子不结实，而且也担心小孩子长大以后没地方住。”阿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春天里’现在不仅仅只是一个喝咖啡、吃饭的地方，周边也打造了 环湖栈道、九品莲池等供客人休闲游乐。” “春天里”为两层建筑，一楼为阿春及其家人的生活起居场所，二楼 是为游客提供休憩的露天咖啡亭。二楼视野开阔，一条小河从“春天里”前面流过，屋旁的大榕树枝繁叶茂，为“春天里”投下一片阴凉。 放眼望去环湖栈道、九品莲池及郁郁葱葱的树木相映成趣，大自然 的清新迎面扑来。 “春天里”于2015年10月开始打造，春节对外营业。仅在春节期间 就接待了上千人，一天收入能达到200元。 据中廖村副支书高俊介绍，中廖村作为47个美丽乡村之一的村庄，是一个纯黎族村庄，现有812户，总人口3350人，2014年人均收 入6800元，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业、养殖业收入和村民外出务工收入。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 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农村精英的外流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的虚空。要解决农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即流入与流出的平衡与协调。同时,要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机会,提供保障,吸引精英人才的回流,惟其方可使得新农村建设稳步前行。下面我就农村精英人才外流现象谈几点看法：一、剩余劳动力转移表象下的精英人才流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生产物质与

劳动力相结合是任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事生产的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中,当劳动人口不能实现与生产物质的正常结合,便会出现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自明代伊始,于人口逐渐的增加及农作技术的不断改良和演进,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改进和提高。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农村生产活动所依靠的劳动力逐渐减少,此而产生了农村人口渐趋饱和,甚至是过剩的形势。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及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当土地生产不再能负荷激增的人口时,便产生了过剩人口,即通常意义上 1 的富余劳动力。这样便初步形成了历史上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问题依旧持续,当时制约中国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在于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发展及社会经济制度。相对较少的耕地却被多数的农业劳动人口所均分,使得每个农业劳动力所有耕地很少,这种农村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运用的低度就业成为农村集体劳动者的共同问

美丽乡村精准扶贫

美丽乡村精准扶贫 【篇一：县委书记王海军调研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县委书记王海军调研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 5月26日，县委书记王海军深入下堡寺西王庄和临西镇周楼村、东 马鸣堂村，就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开展调研。 每到一处，王海军都与镇、村干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村庄环境整治、群众收入来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来到便民服务中 心，认真查阅扶贫档案；走进农户家中，询问生产生活情况；深入 村内街道小巷，实地查看农村建设。 王海军指出：美丽乡村建设要结合实际，按照省、市总要求，用好 用活用对资金、强调村民主体地位、确保宣传先行、突出重点，大 力推进农村改房、改水、改路、改厕、改厨，全面实施民居改造和 中心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让农村变得更美丽，让老百姓生活得更 幸福。就扶贫开发工作，他指出：扶贫开发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要突出增收致富路子，充分调动村支两委、驻村工作队、帮扶单位 和当地群众的积极性，继续完善农村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 工作内容，切实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落实一系列强农惠农 政策，把扶贫开发工作与当地特色产业相结合，以产业项目为抓手，带动广大贫困群众致富。 王海军要求镇、村干部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与美丽乡村建 设和扶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学习，做到干部素质有新提 升，作风有新转变，工作有新成效，用学习成果推动各项工作持续 开展。 【篇二：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工作 的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市及渝东南片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增强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全县扶贫开发水平，加快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实施精准扶贫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扶贫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民生工程。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石”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县扶贫开发经历了“二六越温达标”、“八七扶贫攻坚”、稳定解决

《乡村振兴战略》试题答案

乡村振兴战略试题答案 总分：100 及格分数：60 考试剩余时间：0时25分46秒 单选题（共10题，每题3分）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那那次党代会提出的？ A、十六大 B、十七大 C、十八大 D、十九大 2、近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采取了选派机关干部到村担任村党组织书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自身精英缺失的不足。 A、村长 B、村委 C、村党组织书记 D、村务公开会计 3、建设乡村文化礼堂，肇始于那个省 A、浙江 B、福建 C、广东 D、江苏 4、农村社会治理开始朝着网格化方向实施制度创新，实施“民生110”工程。表明：国家权力契合农村基层法治的要求，为人民群众提供以（）的多元救济通道; A、以基层司法为核心 B、以传统文化文化为核心 C、以乡贤规则为核心 D、以村规民约和村民意愿为核心 5、世界最早的生物防治是中国的 A、利用黄猄蚁治柑桔害虫 B、养鸭捕蝗 C、桑基鱼塘 D、稻鱼轮作 6、社区营造就是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的（），激发农村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以“营造农村社区”为基础，实现基层政府、党团组织、社区协会和农村居民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中的多元互动。 A、政治资本 B、社会资本 C、人口结构 D、社会组织关系 7、目前世界上申报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是 A、日本 B、美国 C、意大利 D、中国 8、测土配方施肥，缓释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属于哪一类资源节约型技术（） A、节水 B、节能 C、节地 D、节药 E、节肥 F、节劳力 9、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还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A、俭朴村风 B、淳朴民风 C、勤劳家风 D、节俭族风 10、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是（） A、利益相关 B、关系相融 C、阶层相近 D、地域相近 多选题（共10题，每题4分） 1、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创造良好的精英成长环境，内容包括（） A、需要尊重和承认村庄精英在在乡村治理中的合法性地位； B、出台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村庄干部竞选机制； C、完善“告老还乡”和“回乡光荣”精英们的制度吸纳机制； D、把大学生“村官”制度作为农村建设输送人才的一项长远战略计划； E、完善国家公务员的晋升考核机制 2、文化相连是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的心理基础，文化相连包括的基本内容是（） A、地缘文化 B、习俗文化 C、亲情文化。 D、民族文化 E、非物质威化 3、通过乡村精英的制度培育，实现乡村振兴,其内容包括（） A、加大乡村发展的政策投资力度 B、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 C、提高村庄精英的生活待遇 D、提供完善的村庄公共服务，做好精英回流工作 E、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4、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难以取得成效的原因，包括（） A、自治单位过大，村民自治难参与。 B、利益纽带缺失，村民自治难民主 C、行

乡村振兴战略试题与答案

单选题（共题，每题3分） 1、乡村振兴的基本涵是（） A、产业振兴 B、农民生活富裕 C、实现传统乡村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性 D、乡村人才振兴 2、目前世界上申报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是 A、日本 B、美国 C、意大利 D、中国 3、社区营造就是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的（），激发农村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以“营造农村社区”为基础，实现基层政府、党团组织、社区协会和农村居民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中的多元互动。 A、政治资本 B、社会资本 C、人口结构 D、社会组织关系 4、使制度运转起来的关键是要让( )化为每个公民的行为习惯。 A、村民自治 B、精神 C、选举 D、复议 5、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那那次党代会提出的？ A、十六大

B、十七大 C、十八大 D、十九大 6、近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采取了选派机关干部到村担任村党组织书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自身精英缺失的不足。 A、村长 B、村委 C、村党组织书记 D、村务公开会计 7、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是（） A、利益相关 B、关系相融 C、阶层相近 D、地域相近 8、调查表明：居住在同一块地，同吃一个井里的水，同走一条乡间路，共用一线路电的同村村民，日常交往密切，具有凝聚力。这种文化被称为（） A、地缘文化 B、亲情文化 C、公共文化 9、测土配方施肥，缓释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属于哪一类资源节约型技术（） A、节水 B、节能 C、节地 D、节药 E、节肥

F、节劳力 10、畜禽粪便循环利用途径不包括（） A、有机肥 B、培养基 C、田园覆盖 D、饲料 E、燃料 11、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由美洲引进到中国的水果是？ A、烟草 B、菠萝 C、西瓜 D、梨 12、“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是那位领导人提出的？ A、 B、 C、 D、 13、建设乡村文化礼堂，肇始于那个省 A、 B、 C、 D、 14、“村治”是指以( )为后盾，强调高度的自治和一定程度的，事关村民自身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 这里主要是指“村务”) 由村民自己处理。

乡村精英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政治民主化是公民在最大程度上广泛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及充分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政治权利，我国农村民主建设的开展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由于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国农村民主建设的开展不可能齐头并进，欠发达地区落后的经济文化决定了其民主建设开展的困难性。结合云南省的实际，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民主建设的困境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受当地乡村精英的影响很大，乡村精英对村民起着示范和影响的作用，然而这些乡村精英对目前农村政治却保持一种低姿态，鉴于他们的特殊地位，我们认为应该对乡村精英进行社会动员和必要的政治培训，把他们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把其经济文化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带动全体村民最终实现村民自治，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法。 一、目前村民自治的现状 村委会是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性质上讲，它不属于一级地方政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除少数拥有村办企业的行政村外，大部分农村的集体经济和集体财产丧失，变成了“空壳村”。村委会自治组织体现的是村民的自我管理，它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表明了中央对村民自治的高度重视，但“试行”二字为一些地方继续推行村公所体制留下了空间，云南省便是典型。中共中央[1993]7号文件决定“为减少管理层次，乡镇不再设置派出机构、村公所”，云南省在1999年全面实现由村公所改为村委会，对于这一制度变迁的运转如何?我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云南的村民自治存在以下三重困境，第一：村委会自治功能不突出。从理论上讲，村公所作为乡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权力直接来源是乡政府，其工作性质是行政性的，村委会是自治性的工作机构，工作性质是村民的自我管理与服务，其权力来源于村民，由村公所改为村委会，这是一种体制和管理方式上的转变。从功能上讲，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是代表村民的利益向政府提出要求，即“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村委会应积极配合乡镇行政工作的开展，即“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民族乡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考虑到政府在村级并未设立派出机构这一现实，村委会听从乡政府的指导、维护乡政府权威是可理解的。目前一些地方基层权力瘫痪，农村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自发成立了各种组织形式，村民对村委会维护自己利益的要求和乡镇行政对村委会维护自己行政权威的要求目的往往不一致，甚至会尖锐对立。村委会在代表两种不同层次利益的选择中间，处于两难境地，由于习惯于传统的行政领导，就仅向或主要向行政指令方向发展自己的行为，并在实际运作中牺牲另一方面的功能目标，这样村民便成为受害者。当我们问到“村公所改为村委会有何不同”时，90的村民回答“改与不改一样，换汤不换药”，在与村干部交谈中得知，村公所与村委会前后的变化只是换了一个牌子，同样的一套人员编制，同样的工作方式。第二：权力机构与常设机构关系的非正常化。在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中，由村民组成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属于权力机构，村委会属于常设机构，在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由村民会议决定。我们调查发现，村民会议权力机构的地位并不突出，甚至可有可无，村民会议不经常召开；当问到村民“您参加过村民会议吗”，51 的人表示从未参加过，而45的人表示参加过一两次。村委会成员并非按照严格的民主选举程序，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上面定调调，下面划圈圈，比如选村委会干部时，由村党支部选出的代表挨家挨户抬着选票箱，选票上已有候选人名字，村民只需勾划就行，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委会监督和制约乏力，甚至无所谓监督和制约，可见在当地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会议的原则并不明确。第三：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拉锯式”博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趋于弱化，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基于顺乎民意、减轻财政负担等因素而作出的制度选择，同时以村民自治制约监督基

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作者：卢福营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发布时间：2011年3月15日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曾经指出:“在所有社会中———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社会———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①或许,莫斯卡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但是,社会治理时常表现为少数精英或能人的统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乡村治理史上,精英治理具有重要地位。乡村社会主要地是由各种精英和能人治理的。所谓精英治理,简单地说就是指个别或少数精英在乡村公共权力结构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主导和控制乡村治理的运作过程。 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精英治理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延伸的保甲制和乡村内生权势人物的影响共同治理乡村。”②特别是实行保甲制以来,皆由本地有能力、有权威的乡绅担任保长等农村乡里组织领袖,协助官府办理乡里事务。乡绅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操控村庄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乡绅治村现象。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上千年的传统乡村精 英治理模式,乡绅治村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第一,村庄领袖———保长、甲长等由乡绅担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担任村庄领袖的乡绅是官化了的族人,一般有以下特点: (1)多为有钱有势有知识有名望者,是乡里社会中的最高阶层。他们因为具备了财富、势力和知识三个条件,成为了地方上有威望的人。(2)乡绅往往上与州、县连通,下与平民百姓熟悉,加上了解本地本乡情况,便于上下沟通,充当着联系官民的“中介”角色,是一个介于官府与农民之间的特殊阶层。正如费正清所说:“他们是平民大众与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③ 第二,乡绅治村是一种地方自治形式。中国历史上的乡绅治村是一种带有地方自治性的村自治,是在国家与地方分权背景下的一种乡村治理体制。自治的主体是村,而不是村民。实质是由地方上的少数上层人士实行地方治理,广大农民不可能享有自治的权力。乡村主要由“亦官亦民”的乡绅治理,乡绅治村得到官府的认可,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也需完成官府交办的税赋和教化等任务,是一种官绅结合、“官督绅办”体制。 第三,乡绅的治村权来自于国家。中国古代的乡绅治理大多与宗族主义密切联系,但乡绅的治村权来自于国家,是统一的君权的一部分。尽管担任村庄领袖的乡绅是由乡民(主要是上层)推选或在乡民中遴选的,但必须经官府认可。换句话说,乡绅作为村庄领袖的治村权力是君授(或者说官授)的,而不是民众委托的。乡绅以国家安排的保甲组织为重要依托,依据国家法律,办理村庄公共事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农村社会成员开始分化,经济能人作为新生社会群体在农村社会中迅速崛起。农村改革发展中新兴的经济能人,主要指那些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显现超凡能力,并卓有成效的人士。从构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的外流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的虚空。要解决农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即流入与流出的平衡与协调。同时,要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机会,提供保障,吸引精英人才的回流,惟其方可使得新农村建设稳步前行。下面我就农村精英人才外流现象谈几点看法： 一、剩余劳动力转移表象下的精英人才流失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生产物质与劳动力相结合是任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事生产的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中,当劳动人口不能实现与生产物质的正常结合,便会出现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自明代伊始,由于人口逐渐的增加及农作技术的不断改良和演进,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改进和提高。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农村生产活动所依靠的劳动力逐渐减少,由此而产生了农村人口渐趋饱和,甚至是过剩的形势。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及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当土地生产不再能负荷激增的人口时,便产生了过剩人口,即通常意义上

的富余劳动力。这样便初步形成了历史上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问题依旧持续,当时制约中国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在于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发展及社会经济制度。相对较少的耕地却被多数的农业劳动人口所均分,使得每个农业劳动力所有耕地很少,这种农村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运用的低度就业成为农村集体劳动者的共同问题。在当时,农村富余劳动力泛指的是农村劳动力减去从事农林牧副渔等行业之后所仅存的劳动力差额。在1 978年历经改革开放之后,承包制度开始在中国大陆实施。在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被突显出来。首先是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由于出勤人数增多,原有农田已经容纳不下劳动人口,再加上实施农业机构化及推广农业先进技术,使得此问题更加显现出来。其次,大陆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等因素使得剩余劳动力增加的现象更加严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农村社会人口不断向城市社会流动,而城乡二元架构的形成使得这种流动趋势更加激烈。为了摆脱农村社会的简单落后,大量的农民纷纷走出乡村社会而奢求从城市社会中获取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生存他们不愿仅仅依靠土地来求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农民工”大量涌现。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以大学生和创业者为代表的精英人才,一旦离开之后就不愿再重回故土。

特色美丽乡村村庄建设规划-2019-乡村脱贫攻坚现存问题与解决路径

乡村脱贫攻坚现存问题与解决路径 我国在消除农村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消除农村贫困既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 今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8年脱贫攻坚战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随着脱贫攻坚逐步向纵深推进，深度贫困问题凸显，攻坚难度递增，新时期乡村脱贫工作仍存在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乡村脱贫现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具体而言，重点解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落实对特殊贫困人口的保障措施。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2019年的一号文件把打赢脱贫攻坚战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6年时间减少了8000多万人，连续6年平均每年减贫1300多万人。

我国原有832个贫困县，2016年摘帽28个县，2017年摘帽125个县，2018年将要摘帽280个县左右；2013年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2.8万个，2018年底还剩2.6万个贫困村。人口已经做到了85%左右脱贫，村80%左右退出，县超过50%摘帽。 二、现阶段乡村扶贫存在的问题 1 贫困人口范围广,收入差距大 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收入普遍较低,远低于城市人口收入水平,且农村贫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例在逐步加大,这也和农村总人口流失有一定的关系。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低下,其收入的富贫差距不断扩大,有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年均收入不足千元,这已经成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制约因素。 2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差,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当前,多数农村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区域,其交通不够便利,基础设施较差,水毁现象严重,而且逐步陷入“自然环境差一收入低一改善自然环境难一收入低”的恶性循环中，这也是制约贫困人口致富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一些贫困山区、矿藏、能源等然资源缺乏,产业基础薄弱,尤其是自我发展动能明显不足,人均收入普遍很低,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这也成为地方政府农村扶贫开发的一大难点。 3农村产业化水平低,缺乏竞争优势 从农村产业发展情况看,多数农作物产品的加工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也导致产品的附加价值不高。多数贫困人口仍然从事传统的种植和养殖业,对自然灾害等的抵抗和防治能力不足,靠天吃饭现象占主导。他们使用传统的生产技术、工具,加工手段落后,产业缺乏集约化,农产品单一且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此外,对农产品缺乏精细化和深度加工,农民与当地食品企业之间合作不够，当地农产品品牌不强,缺乏竞争优势。 4农村社保水平低,因病返贫等问题突出 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使得很多农户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且得不到有效解决。尤其是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着老而无人养、无能力养等问题,即使有少量积蓄,也会因病返贫或是因子女教育返贫,长期处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另外,特贫人口占贫困地区农户人口总数的比例较大,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次发放的扶贫款

农村精英

论当前中国农村精英治理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考察村庄，不能不考察村庄精英，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中掌握优势资源的那些人，因为掌握优势资源，而在村务决定和村庄生活中，具有较一般村民大的影响。不理解村庄精英的状况，很难理解村庄的运作与治理。——贺雪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解禁，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开始恢复，农村精英研究的相关成果也丰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农村精英开始得到研究。农村精英是我国乡村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尤其是自1988年6月国家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村精英在乡村社会中非常活跃，不仅为乡村地方政府所重视，且也为学术界所侧目，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乡村社会结构，阐释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乡村精英本身素质较高，也比其他村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是农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民主治理的发展进程中，农村精英治理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他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 （二）、概念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国家为治理乡村而建构的制度体系称为乡村管理体制，既包括乡、村各自独立的制度设置，也包括乡与村之间的关系定位。其中的村级治理是指“通过村庄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对村域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 政治活动"，也称村庄治理。 村民自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由村民广泛参与，积极影响，依规范制度而非个人意志进行的治理。然而，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村民自治性组织的作用往往被弱化，真正掌握村庄公共权力、广泛影响村庄公共事务乃至村庄命运的是村庄精英个人。由农村精英主导村庄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依其个人权威和个人意志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控制和协调，而普通村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系统运作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限的村级治理称为农村精英治理。从村治民主化的纵向发展的层面来看，精英治理是村民自治或村治民主化的过渡阶段。 二、农村精英的类型及其特征 关于农村精英的分类，涉及到转型期中国农村精英结构及其变迁等问题。在此，笔者依据不同农村精英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不同，大致将其分为政治型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