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内容摘要】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键词】乡村精英；治理；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张芳山，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熊节春，哲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哲学研究。

涂宪华，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当代经济发展。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因而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这也许是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训练的国度的政治文化惯性延续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当前中

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执掌着乡村治理权力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村的各类能人。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但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往往会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角色摇摆，会垄断乡村本已稀缺的资源，会破坏乡村的民主化治理；如果没有规制或规制不完善，精英治理就会成为百姓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一、乡村精英政治：偶然与必然

关于何谓精英，我们一般援引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pareto）的定义，他曾经将精英分为“治理精英”（governingelite）与“非治理精英”（n on-governingelite）两类。显然，政治精英只是治理精英中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军事上的领导者、有影响力的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等。政治精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具体到中国，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级组织中拥有领导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在村级组织决策中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指的乡村精英是一种狭义的精英概念，主要是指乡村政治精英。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

社会的文化发展”[1]。为什么乡村选择了这种精英体制？文化上

的原因是最深刻的根源。

首先，传统制度文化型塑了“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期处于一种压力体制，民间缺乏自由、民主的生发空间，长期的压制型塑了中国的国民性格：“臣民”性格。对政治不关心，认为自己的言论于政治无关紧要，与其浪费唇舌去谈论政治不如退避三舍饮酒吟诗，如果自身权利受到非法伤害，也只能忍气吞声，对待权力唯唯诺诺敬若神明，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长期压抑塑造的人格，在这种“君臣父子纲常伦理”文化的压制下，每个人都成了权力的奴隶，且奴性十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曾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

臣民性格的反面是公民性格。具有公民性格的人对政治比较感兴趣，而且敢于与权力抗争，当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会进行合法的抗争，而社会也保护他的这种权利。一般来说，公民性格的民众是民主生发的良好土壤，而臣民性格的民众就滋养了精英体制的生长。詹姆斯·汤森、布兰特·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说：“帝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泾渭分明……少数握有权柄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民众之间的这种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2]

其次，当前的组织文化很不发育。就目前而言，农村的利益表达

机制不发达，民间组织也非常缺乏，兄弟之间都基本上是各顾各，村民与村民之问的关系就更加松散，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3]。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组织文化之中，才更加凸显出政治精英的重要性。anton steen曾经说过，在一个制度缺乏或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精英之间所形成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对于民主化来说就特别重要[4]。

当然，传统的乡绅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下，乡村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开放性，权力结构比较固化，作为乡土社会权力场域的精英角色也比较固定。在封建社会，乡村社会精英主要由乡绅阶层来扮演；在近代社会，乡村精英主要是有财富、声誉的人甚至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也跻身入内。本文探讨的乡村社会的精英是帕雷托所言的两类精英的结合体，他们往往先是在各自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有一定的成就，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然后在基层选举中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政治博弈，最终成为了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

传统精英理论一直认为精英政治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铁的事实。正如米歇尔斯所宣称的那样：“像物质财富一样，政治权力完全不可能、也没必要为社会成员平等地占有，凡是有组织、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精英。在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的抉择是虚构

的，任何政治都是精英政治。”[5]熊彼特也认为：“浪漫的大众民主是不现实的，民主政治不是由人民在掌权，而是由选举产生的精英在掌权。”[6]

实际上，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的法理型治理模式也并不排除精英的作用，因为民主与精英并非完全排斥、背离、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时期。早在19世纪布赖斯就曾说过：“大概没有什么统治会比民主更需要伟大领袖了。”[7]对此，马克斯·韦伯也有过相似论述：即便是法理型统治，统治的稳定和有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理型统治是否拥有一个克里斯玛的政

治人物作为统治者的[8]。民主也需要英明的领袖，或者说也需要一批精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而言，亦是如此。

另外，如果规制得好引导得好，精英政治也是通往民主的捷径之一，如徐勇教授所说：目前的村民自治是一个由形式到实体，由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培养民主习惯，到民众运用形式化民主实现民主权利、充实实体性民主的互动过程。可以说，发挥乡村精英的带动作用正是由形式化民主转为实体性民主的关键一步[9]。william.a.welsh依然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对于社会中人口占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尽管政治参与的机会已经扩大了很多，但是，在绝大数社会中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10]。

joseph fewsmith指出，在中国，群众被看作是由政治活动分子动员与组织起来的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拥有法律与公民权利的个

体[11]。

二、乡村精英政治：利与弊

乡村精英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并不是一个团结互助、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群体，而是利益不同、层次不同、组织状况不同、目标不同、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影响力大小有别的个体和群体。从扮演角色来看，在中国乡村政治（治理）精英的功能或作用，可将他们的作用描述为：决策者、组织者、推动者、平衡者、操纵者[12]。因为乡村精英具有公共身份和私人身份，在村里是决策者或影响者，在家里是家长，是父亲是丈夫是其他村民的亲戚……不一而足，所以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纠缠，这是一个利益的旋涡，所以乡村精英政治也经常会出现以下的一些问题：第一，以金钱换地位，以地位促金钱。一般而论，精英最为倚重的砝码就是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是他们获取政治资源的敲门砖和垫脚石。他们一方面可以用金钱优势购买村民手中的选票（尤其是在宗族、家族势力比较严重的地方）。在很多乡村，选举前几天村民全部抽上了名牌烟，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经济影响或权钱交易直接影响村干部或更上一级领导，获取上层的支持。当然，在这种经济购买政治的过程中，也屡次发生竞选中的“承诺捐赠”不予兑现的现象。如连江县坑园镇×村前任村主任谢某，他在竞选村主任时，不但花钱包车拉回外出民工投票并给每人每天五十元的误工补贴费，还收买了一些乡镇政府官员前

往村民家中说服村民投其一票，而且许诺如果当上了村主任，他会捐资十万元用于改造村中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当谢某被选为村主任后他却说当初承诺的是十万元给村庄，然后在其任期三年内连本带利从村级集体收入中取回此款项，村民不服，却是无计可施。毫无疑问，类似于此的失范行为均极不利于农村基层民主的良性发展[13]。

第二，或促进民主进程或阻碍民主道路。精英主义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它认为社会都是由极少数卓越分子及其组合掌握着方向，承担起了领导社会前进的责任，并因此实际享有和运用广泛的国家权力，在消极意义上则是指这些少数人，实际控制甚至垄断了国家权力，因而广大国民的实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侵害甚至被剥夺。精英理论的核心是论证社会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对社会的关键或决定作用。意大利的莫斯卡·帕累托和德国的米切尔斯是早期精英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代表，他们都指出了社会进步与发展是因为政治精英在引导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功能，政治精英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但事实上，乡村精英在控制权力之后，大都私欲有了膨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就想方设法去限制民众的参与，而“政治参与是提升国民民主素养的最好途径”[14]。他们限制民众参与政治，限制民众的利益表达。“农民教育要进行维权意识教育农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的淡漠

才是更大的贫困。农民维权意识增强了增收才有保障”[15]。因此，这种限制不但带来了政治合法性的下降，也直接影响了当地gdp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三，固化了体制模式与思维，助长了臣民文化与奴性思维。由于长期都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加上臣民文化对权力的服从与膜拜，所以传统的体制和文化得到强化。广大村民认为村委会、党支部是农村基层的正式权力，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们认为对村委会、党支部应该给以支持，这种支持不是认同性的支持，而是一种由于长期被统治所导致的被支配性的习惯性服从。也就是说，村民对自身的角色还没有觉醒，没有清晰的认识，传统的臣民意识与特有的子民习惯地影响到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他们有意无意或多或少都存有做“好臣民”的理想远远高于做“好公民”的认识，而这种思维定势又最终影响和消解了每个村民在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过程中作用的发挥。由于对自己角色定位的错误，所以即使有些村民对村干部和村政存在着不满和牢骚，他们不满的也不是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不满，而是对“领导没有替他们做好主”的不满。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谈到农民的思想时说：“对他们来说，优先的不是要民主，而是要保障。小农生活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16]所以，对广大村民来说，他们参与村干部的民主选举，最关心的是未来的村干部靠不靠得住，能不能给我们做好主，带来好处，而不

是把这种民主参与当作一种政治权利来看待，至少很少人有这么清醒的觉悟。

三、乡村精英政治：规制与规范

村这一级政治精英实际上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三者于一身的角色。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三人在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表面上是被国家控制了，实质上却被农村干部所控制，因为国家没有致力于村庄政治文化的转变，也没有摧毁地方上牢固的关系网络[17]。

把乡村精英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建设的突破口，对乡村精英群体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必要的政治培训，把其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个人智慧引导集体智慧，从而推动全体村民最终实现村民自治，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但正因为精英政治在中国乡土政治中这么重要，所以如何去规制他们的行为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方面既要扶持和鼓励乡村精英的成长，一方面也要用制度和文化去约束他规范他，使他得以更好的成长。

1.规范对乡村的财务的审查。截止到目前，我们对乡镇一级的财务审查制度已经坚持了很多年，而对于村庄的财务审查基本没有，有时候也是流于形式，因为上至中央下至县乡都在提村庄自治，而村庄本身又缺乏审查制度，而且村民对参与村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并不高，业务能力可能也决定他们很难审查财务。所以，乡镇一级

政府可以协助村庄进行财务的审查，帮助村庄财务公开透明。因为村庄自治并不排斥政府的合理协助和干预。

2.规范制度，以保障促规范。对于已经成为村干部的乡村精英应该给予更多一些的制度保障，“智猪博弈”告诉我们，精英们从事村庄事务管理是牺牲了很大的机会成本的，其他村民从他的牺牲中获得了利益，为了留住精英，我们应该给予合理的制度保障。这样可以让精英工作更加安心，更有激情，也可以给他提升了合法性认同，这个对他来说既是鼓励又是紧箍咒，是鞭笞他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现在很多精英在做了村干部的时候经常会感到不满和有些愤懑，有个村委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因为思想敏捷活跃、敢闯敢做，把村里事务处理的井井有条，百姓生活也蒸蒸日上，由此他也受到中央电视台三次的采访，但他依然表示，自己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可国家对他没有什么保障，他的工资一个月不到一千，退休之后这点钱也没有，他很渴望政府能够根据他的功勋给予一定的养老保障[18]。

3.建立完善乡规民约，建立完善农村政治文化。传统乡村社会教化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乡约”制度。“乡约”最早设立于宋代，由民间士绅自发组织，以“礼治”“教化”为手段的基层控制形式。它最初完全是一个单纯的教化组织，其主要作用是讲读乡约，旌善罚过，以励风化。乡约本身是一种宣传工具，它能构建当地的风俗、礼仪和纲常伦理，这些规则客观上是当地民众生活的规范，对村里

的所有村民都具有约束力，精英也概莫能外，也受到“乡约”的约束和监督。

4.鼓励发展各种乡村民间组织，并给以制度化的保障，为整合乡村精英的政治要求、协调他们的利益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这首先有助于广大农民的政治自觉和能力培养，其次还可以营造一种熟人社会的氛围，营造一种乡亲邻里的信任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这些都是乡村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规范乡村精英必备的文化土壤。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 【内容摘要】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关键词】乡村精英；治理；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张芳山，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廉政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熊节春，哲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哲学研究。 涂宪华，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当代经济发展。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因而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这也许是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训练的国度的政治文化惯性延续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当前中

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执掌着乡村治理权力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村的各类能人。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但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往往会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角色摇摆，会垄断乡村本已稀缺的资源，会破坏乡村的民主化治理；如果没有规制或规制不完善，精英治理就会成为百姓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一、乡村精英政治：偶然与必然 关于何谓精英，我们一般援引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pareto）的定义，他曾经将精英分为“治理精英”（governingelite）与“非治理精英”（n on-governingelite）两类。显然，政治精英只是治理精英中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军事上的领导者、有影响力的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等。政治精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具体到中国，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级组织中拥有领导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在村级组织决策中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指的乡村精英是一种狭义的精英概念，主要是指乡村政治精英。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 社会的文化发展”[1]。为什么乡村选择了这种精英体制？文化上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三年发展规划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三年发展规划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推动我村精神文明建设快速发展，全面落实好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任务，以村党支部为龙头，各项工作共同创建的格局，现结合本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际，特制定未来三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规划： 一、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积极开展宣传落实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完成上级下达的我村精神文明任务。 1、我村党支部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把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和宣传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融入各种创建活动中，组织我村党员、群众积极参会、，欣起学习宣传的热潮。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还要积极撰写理论文章、心得体会、充分发挥我村文化宣传等形式的作用，扩大学习宣传的覆盖面，使十八大精神重要思想的精髓进我村、进家庭。 2、把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和科学发展观活动作为我村支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年召开研究精神文明建设专项会议，建立健全村委会干部思想学习和理论学习档案。 二、以弘扬民族精神和倡导诚实守信为重点，积极推动思想道德建设。 1、组织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年”活动，巩固以“礼德、信德、孝德、爱德”为主要“四德四榜工程”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改陋习、促和谐”为主题实践活动，努力改善群众生活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积极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村”各项活动不少于一次。2、按照“社会公德抓建设，职业道德抓行业，伦理道德抓家庭”的工作思想，继续贯继续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弘扬民族精神和倡导诚实守信为重点，以争做文明村民为主线，开展农村文化形式，组织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活动和道德实施活动。 3、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组织村民学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坚决取缔各种非法组织。 4、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村”、“平安村”、“文明村”的创建活动，在全村广泛开展村民性精神文明活动，继续抓好文明村民、“和谐”“平安”家庭。 三、文化科技建设 1、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积极参加上级和各项活动，协调配合村里各项文体活动工作，组织开展电影进村活动。 2、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开展以“弘扬雷锋精神，展示青春风采，爱我家园”为主题的学雷锋纪念日活动和学雷锋宣传月活动。 3、由妇联牵头组织开展家庭美德教育，形成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社会文明的好风尚，开展“和谐家庭”评比活动。 4、在重大节日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组织开展“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六五”普法培训及宣传月活动；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和宣传月活动、文体活动。 5、以村党支部为主导，发动村民共同参与创建文明村队，提高村民的

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的互动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2010.4 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 —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 —— 党晓虹1,2樊志民1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资源管理系，Parkville,vic.3010） 【摘要】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传统乡规民约是在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三方力量博弈和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乡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而广大农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只有保证它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才能保证当代乡规民约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关键词】传统乡规民约；国家政权；乡村精英；农民 【中图分类号】S-09；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10）04-0100-06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Modern Inspi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elites,state and peasants —— DANG Xiao-Hong1，2FAN Zhi-min1 （1.College of Humanities,Northwest Agriculture&Forestry University,Yang ling712100； 2.Department of Resources M anagement and Ge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M elbourne,Victoria3010,Australi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way of village control,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evolved and developed continuall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llage elites,governments and peasants.Within this sys-tem,these three powers played different roles.Village elites were advocators,constitutors and executants of these rules,the governmen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were supervisors and supporters of them,and the peasants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these tradition rules were successful.So,we should ensure smooth relationship and correct allocation of rules between them,especially ensure the peasants’right of speak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villager regulations and rules in order to ensure a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execution of modern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 Key words: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rules;government;village elites;peasants 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浮现出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以及农民阶层三方力量的身影，他们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直接影响到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路径和乡村“自我管理”的具体成效。相较于古代农村社会，当代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乡村精英阶层、国家 [收稿日期]2010-07-01 [作者简介]党晓虹（1975-），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资源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樊志民（1957-），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与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 100

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_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_李祖佩_百度(精)

·新视野· 《探索》2012年第5期 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 李祖佩1 ，曹 晋 2 （1．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2．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610072） 摘 要：后税费时期，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体制性精英、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以及以私营业主为代表的 经济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公共利益空间，形成固化的村庄权力结构。利益分配结构以及合法性排斥结构。文章借用发展社会学中的概念，将这种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生态称为“精英俘获”，并试图放在后税费时期的基层治理机制中理解精英俘获得以出现的内在逻辑。精英俘获极大削弱了后税费时期资源下乡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资源下乡; 精英联盟; 精英俘获; 排斥机制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5－0187－06 收稿日期：2012－08－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增强和扩大党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12CKS0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10491142）。 作者简介：李祖佩（1985－），山东聊城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曹晋（1956－），山西人，四川省委党校编辑。 一、问题与田野 (1 问题提出 社会学视角中的精英研究，可以分成解放之前、解放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后至今三个时间段。解放前的农村精英研究，以国家政权建设为背景，探讨农村精英的性质和影响以及在转型中的调试。杜赞奇［1］ 指出20世纪上半叶农村精英的地位和功能从 “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转变；黄宗智［2］ 认为在传统社会，士绅被认为是当地公认的领袖，乡保实际上是最基层的半官职人员，是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同时，宗族势力的大小往往影响了乡保和士绅两种精英在村庄社会中的权力大小和权力运作。解放初期的精英研究，主要强调社会变革对精英的影响上，黄树民［3］ 通过个人生活史研究，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社会精英更替的历史文化背景。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精英研究，集中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经济精英对村庄政治运 作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上。郑辉、李路路［4］ 研究了经济精英已有的体制资源对其自身在新形势下成长的 作用；徐勇［5］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 家园清洁、空气清新、环境优雅、是人们身心健康的首要条件，在这次人居环境整活动中，我们XX村两委会带领全体村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优良的成绩。 一、加强宣传活动，营造活动氛围 活动开始，我们在街道旁制作醒目的宣传标语12幅，木质大红宣传板面两块，十三块高质量的铝合金宣传版面，内容包括环境卫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文孝道、焦裕禄精神等。在盘龙小区摆放醒目的天然奇石七块，并写有催人奋进的名言警句，全村各户门口张贴秸秆禁烧通知书，使村民对这次活动达到100%人人明白，个个参加。 二、建立组织，做好规划 在深入发动群众营造活动氛围的同时，我们首先成立了以村支部书记王俊杰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活动小组聘请有威信的村民为村民代表，一起商量制订了符合我村实际

情况的活动规划，方案具体规划安排包括：1、盘龙小区治理2、公路街、中大街清理3、公厕治理4、垃圾管理5、污水排放及管理6、村风民俗建设等六个方面，使这次活动有章可循，目的明确。 三、有力有序开展整治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活动开展的红红火火，其中投入人力1300多人次，各种机械铲车、钩机三十多台次，资金投入五十余万元，建木质小凉亭一个，护砌路边350米，路边刷漆3000平方米，建花池32个并全部绿化，治理排水沟1500米，制作铝合金板面13个，路边道牙200米，安太阳能路灯50盏，制作旧展画面6幅，安装老石磨、石碾各一盘，新建垃圾池5个，公厕7个，购买垃圾桶200个，达到户均一个，配备垃圾车2辆。 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效果明显 通过这次整治活动，我村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1、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所有主次干道整洁畅通，水泥硬化，无占道，

关于做好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

关于做好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不断深化城乡共建活动，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根据省、市文明办通知精神，现就做好我县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以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为指导，按照省市文明办《关于做好全省第三轮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通知》要求和县委、县政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部署，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以促进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为重点，继续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力争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支持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参加结对帮扶活动的单位 省、市、县三级文明单位均应参加结对帮扶活动。 三、结对帮扶主要内容

１、组织教育培训。发挥文明单位自身优势，积极开展政策法律、科技文化、道德规范、文明礼仪、健康卫生等知识培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广大农民追求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２、组织“清洁家园行动”。开展卫生知识教育，对照文明卫生村标准，建立保洁队伍，健全保洁制度，完善保洁设施，组织村民开展卫生大扫除，凈化庭院、粉刷墙壁、打扫房屋，硬化村内道路，整修坑塘沟渠，清除残垣断壁等，使村容村貌整洁美观。 ３、帮建乡村学校少年宫。积极帮助有条件的学校建设乡村少年宫并完善功能，真正使其成为农村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阵地、文体活动平台、社会实践基地。 ４、提供文体服务。帮助帮扶村培训文艺骨干，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为帮扶村送图书、送文艺演出、送文体器材。 ５、进行关爱帮助。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疾人等体现人文关怀的志愿服务活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志愿服务活动。

2019年高考作文模拟——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

2019年高考作文模拟金题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 热点直击 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3年11月，领袖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被摆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是统筹谋划和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的行动纲领。2018年，我国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意在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名师押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①2018年，“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中国农民丰收节”“全面小康”“农村电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农业品牌推进年”“农业文化遗产”“乡风文明”等成为中央农村政策的关键词。 ②领袖在多个场合寄语广大青年：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返乡创业，在故乡的沃土上施展才华、挥洒汗水；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上山下乡，服务乡亲、无怨无悔。2018年有280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一线。 ③领袖不到16岁插队到梁家河，与乡亲们一起摸爬滚打、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情谊。他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总结与反思

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总结与反思 孟军 摘要：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乡村治理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二是制度视角和行为视角的研究。而从反思的视角看，乡村治理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度借助西方的学术话语，基于本土的创新不多；二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两难困境。因此，要深化和拓展乡村治理的研究，必须注重消化和吸收西方的理论，立足本土资源和乡土中国的传统，重视理论的创新和理论资源的本土化建构；与此同时应当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融合——中层理论的研究。关键词：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制度研究、行为研究、西方话语、本土创新 乡村治理的方法论研究：总结与反思 孟军 “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乡村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层面。自从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逐渐解体之后，“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乡村管理模式逐渐消失。在很多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后来，人民公社改为乡镇、生产大队转变为村民委员会、生产小队转变为村民小组。国家政权的末梢收缩至乡镇，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政村治”格局，从而开始了新的乡村治理进程。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研究乡村治理著作、文章不胜枚举，但是从方法论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总结性和反思性研究尚少。本文探讨乡村治理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作者的反思提出解决的方案。 一、乡村治理研究方法论的两种维度——文献综述的视角 徐勇认为，在古代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随着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为传统因子的“三农”问题才显得格外突出。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农村的衰败导致了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主要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在1950-1970年代，国内的研究几乎停滞，国外的研究转向香港和台湾，进展缓慢。伴随着农村的改革进程加速和西方社会科学成果的大量引进，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1]乡政村治格局的确立、乡村治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大大刺激

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作者：卢福营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发布时间：2011年3月15日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曾经指出:“在所有社会中———从那些得以简单发展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社会———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①或许,莫斯卡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但是,社会治理时常表现为少数精英或能人的统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乡村治理史上,精英治理具有重要地位。乡村社会主要地是由各种精英和能人治理的。所谓精英治理,简单地说就是指个别或少数精英在乡村公共权力结构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主导和控制乡村治理的运作过程。 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精英治理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延伸的保甲制和乡村内生权势人物的影响共同治理乡村。”②特别是实行保甲制以来,皆由本地有能力、有权威的乡绅担任保长等农村乡里组织领袖,协助官府办理乡里事务。乡绅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操控村庄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乡绅治村现象。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上千年的传统乡村精 英治理模式,乡绅治村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第一,村庄领袖———保长、甲长等由乡绅担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担任村庄领袖的乡绅是官化了的族人,一般有以下特点: (1)多为有钱有势有知识有名望者,是乡里社会中的最高阶层。他们因为具备了财富、势力和知识三个条件,成为了地方上有威望的人。(2)乡绅往往上与州、县连通,下与平民百姓熟悉,加上了解本地本乡情况,便于上下沟通,充当着联系官民的“中介”角色,是一个介于官府与农民之间的特殊阶层。正如费正清所说:“他们是平民大众与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③ 第二,乡绅治村是一种地方自治形式。中国历史上的乡绅治村是一种带有地方自治性的村自治,是在国家与地方分权背景下的一种乡村治理体制。自治的主体是村,而不是村民。实质是由地方上的少数上层人士实行地方治理,广大农民不可能享有自治的权力。乡村主要由“亦官亦民”的乡绅治理,乡绅治村得到官府的认可,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也需完成官府交办的税赋和教化等任务,是一种官绅结合、“官督绅办”体制。 第三,乡绅的治村权来自于国家。中国古代的乡绅治理大多与宗族主义密切联系,但乡绅的治村权来自于国家,是统一的君权的一部分。尽管担任村庄领袖的乡绅是由乡民(主要是上层)推选或在乡民中遴选的,但必须经官府认可。换句话说,乡绅作为村庄领袖的治村权力是君授(或者说官授)的,而不是民众委托的。乡绅以国家安排的保甲组织为重要依托,依据国家法律,办理村庄公共事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农村社会成员开始分化,经济能人作为新生社会群体在农村社会中迅速崛起。农村改革发展中新兴的经济能人,主要指那些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显现超凡能力,并卓有成效的人士。从构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合理化建议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合理化建议 【篇一：2016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要点】 2016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要点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 我区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省委省政府《关于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力推进扶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和区 委区政府《关于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的部署与要求，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头等大事、第一民生，进一步完善政策支 撑体系和责任体系，深入开展“四帮”活动，扎实推进“五个一批”， 大力实施64个贫困村整村推进，完善贫困村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夯实贫困村脱贫基础，确保完成2016年脱贫目标任务。 一、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方略 1、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扶贫工作会议精神。通过现场会、培训会、宣讲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精神，做到学深悟透，领会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区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六个精准”，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把扶贫攻坚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带着感情真扶贫，按时完成2016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2、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按照“五个一批”的要求， 结合调查摸底情况，分门别类制定脱贫计划。落实相关政策的计划，精心组织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文化扶贫、小额信贷、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等精准扶贫计划，并细化方案、 完善措施。 3、编制扶贫规划。围绕“五个一批”、“一无、四通、四有”，制定贫 困户精准脱贫规划，编制贫困村扶贫规划。由扶贫办牵头，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等部门配合，结合64个贫困村的自身优势、产业特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协调交通、水利、卫计等相关部门，制定 贫困村项目建设规划，把涉农项目、水、电、路、卫生等基础设施 项目，尽量向贫困村倾斜。对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 帮扶资金统筹规划，捆绑集中使用，做到哪里有贫困，资金就投向 哪里，让贫困人口精准受益。 二、全面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水平

最新乡村振兴面临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关于发展规划问题及建议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必须坚持规划先行，精心谋划。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分“三步走”，从现在到2020年，主要目标任务是制度框架和改革体系基本形成。 磨刀不误砍柴功。各地“三农”发展规划设计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导致力量分散、步调不一、行动盲目、落实难、效果差：一是专业规划较多，整体规划不足。二是各地市县规划脱节，有机融合不够，没有形成有机整体。三是规划不细不实，引领作用不强，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没有细化到乡(镇)、到村组、到产业、到项目、到措施，规划和实际“两张皮”;有的规划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论证，朝令夕改，随意性大。 建议由县级统筹制定乡村规划，与城镇规划相衔接，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农村，并突出农业生产、农村居住、生态环境保护和农耕文明传承等功能。推动公共服务资源覆盖农村，出台优惠政策，改善基层医疗、养老、教育条件，打造城乡联动的农村生活服务网络。 二、关于产业建设问题及建议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脱贫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但不论是发掘自身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潜力程度，还是与农村农业先进发达国家、地区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在产业发展上都还存在许多短板：一是传统农业产业底子薄、基础弱，耕地量少质差，基础设施残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无太多优势可言，传统农业产业效益低、没有竞争力;二是农业特色产业质量不高、水平较低，资源丰富但深度开发利用水平低、基地有规模但生产效益低、产品质量好但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低，提升农业特色产业开发质效已是当务之急;三是农村新型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小，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块头小、档次低，发展严重滞后;田园综合体、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刚刚起步，辐射带动不够;现代农村服务业尚处于萌发阶级，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不够，农村新型产业远未形成主导产业，对农业农村经济支撑乏力。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重点。要增加乡村资金投入，各级政府“三农”投入都应该重点下移到乡村，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支出;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把农村土地出让金全部留在乡村，做到取之于地、用之于地。同时，要创新农业服务体系，整合科技、金融、市场等方面资源，打造一体化、开放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三、关于人力资源问题及建议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汇报材料

1、农民思想道德文化需求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式； 需求现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我们如何加强群众思想道德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农村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切实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努力把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存在问题：目前农民思想呈现复杂化。一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性，农民经济意识逐渐增强，由重政治转向重经济，也带来了政治热情的淡化。二是由重精神转向重实惠。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一些农民片面地认为精神是虚空的，只有金钱才是实的，因而精神奖励的吸引力日渐减弱。农民理想信念淡薄。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民在增强效益观念的同时，也诱发了“一切向钱看”，只讲实惠，不讲理想，只想索取，不想奉献。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思路与对策：1、积极推进理论武装，提高农民思想政治素质。2、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正确引导道德风尚，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3、用好载体，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的阵地作用。4、加强领导，进一步形成思想道德建设的整体合力。 2、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开展情况，村屯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广场、中心村建设，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组织等

情况；2010年8月县委宣传部对在全县深入开展文明生态村镇创建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双阳镇党委、政府按照县委宣传部的部署，把文明生态村镇创建工作作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效载体，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双阳镇现有8个行政村，5 7个自然屯，其中有8个自然屯是需要撤并的，现在对这8个需要撤并的自然屯都进行了规划，将在两年内全部规划到中心屯。8个行政村的通村道路硬化已经全部完成，部分村的村内屯路也已硬化。8个行政村都按照县委“六位一体”的要求，完成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建设，县委组织部给配备了标准的办公桌椅和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设施。县文体局给配备了电脑和投影仪。东北村和双兴村在新农办的帮助下建成了文化娱乐广场和农民书屋，并配备了各种图书。双兴村还自筹资金3万多元组建了农民秧歌队，极大的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8个行政村的中心屯的建设都达到了标准化，道路硬化的同时，还进行了净化、绿化和美化。8个行政村都根据村情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村民自筹资金以股份制的形式，组建了各类专业合作社15个。村民自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村里重大事项都以“四议两公开”的方式进行。保证了重大事项的操作性和实效性。 3、文明户（“四进农户”、“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情况。

村级治理(科普资料)

长沙县村（社区）新型治理机制模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总体要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方法，开创我县村级（社区）治理工作的新局面。经县委研究决定从2013年5月开始，启动30个村级治理试点村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较为完善的形成了长沙县新 型村级（社区）治理运行模式。 一、组织架构 建立以村（社区）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的组织架构。 二、运行模式 实行以党支部领导、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授权委托）决策、村民委员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社会组织协同参与，党的领导与民主自治有机统一的新型村级（社区）治理运行模式。 三、目标效果 一是凸显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重点要理顺好村支两委的关系，促进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方式的转变，使党组织从事无巨细的直接管理中彻底解脱出来，更加务实的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的优势，集中民智谋发展，集中民力办民事，真正把知情权亮给群众，决策权还给群众，监督权赋予群众，充分调

动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二是使村民自治得到更加有效的实现，基层民主进一步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成员既是议事决策的主体，又是村级各项事务的具体参与者。能有效改变村级事务由村支两委几个人说了算、忙不赢的状况，形成“大家的事我关心，集体的事我参与”的同心、同力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真正实现过去“为民当家作主”向“由民当家作主”深刻转变。实现依法民主治村。 三是让多元主体参与村级（社区）治理，激发社会力量共治共建的活力。社会多元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村级（社区）治理，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广大群众追求和谐发展、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转化为具体实践，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力量的整合，形成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四、具体职能 （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积极推进党组织领导方式由直接管理向运用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组织引导村民依法自治转变。一是要加强自身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贯彻执行，确保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得到正确落实。二是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尊重群众主体地位，不断提升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三是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着力提高统筹全局、协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篇一：“三亚旅游模式”之精准扶贫篇】 三亚实施旅游扶贫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三亚紧密结合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和发展全域旅游的新要求，力争一年攻坚脱贫、两年巩固 提升，两年全面提高，并通过示范村委会的引领作用，推动“酒店+ 民宿”模式的全面推广，确保三亚市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微风徐徐拂过夏日正午的“春天里”，女主人阿春在一楼的客厅里轻 轻地摇着摇篮，几个月大的婴儿甜甜地睡着。现在是三亚旅游的淡季，阿春不必忙里忙外接待游客。要是在旅游旺季，阿春一天要接 待上百位游客。阿春之前的主业是在村里开小卖部，自从三亚大力 推广“民宿+脱贫”、“乡村旅游+脱贫”模式后，阿春的生活变得忙碌 而充实，同时，村里的环境也日新月异。 “四无”美丽乡村的旅游之路 阿春真名叫符春，是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中和小组的一名村民。30 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时，也是“春天里”的女主人。去年10月，在三亚市启动中廖美丽乡村建设时，阿春还对打造“春天里”心 怀疑虑。 “一开始不想做农家乐，经营‘春天里’，因为觉得木头做的房子不结实，而且也担心小孩子长大以后没地方住。”阿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春天里’现在不仅仅只是一个喝咖啡、吃饭的地方，周边也打造了 环湖栈道、九品莲池等供客人休闲游乐。” “春天里”为两层建筑，一楼为阿春及其家人的生活起居场所，二楼 是为游客提供休憩的露天咖啡亭。二楼视野开阔，一条小河从“春天里”前面流过，屋旁的大榕树枝繁叶茂，为“春天里”投下一片阴凉。 放眼望去环湖栈道、九品莲池及郁郁葱葱的树木相映成趣，大自然 的清新迎面扑来。 “春天里”于2015年10月开始打造，春节对外营业。仅在春节期间 就接待了上千人，一天收入能达到200元。 据中廖村副支书高俊介绍，中廖村作为47个美丽乡村之一的村庄，是一个纯黎族村庄，现有812户，总人口3350人，2014年人均收 入6800元，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业、养殖业收入和村民外出务工收入。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材料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材料 农民自办文化是繁荣与发展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材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材料 近日，按照部里统一要求，市文明办以"'种'文化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情况"为题，深入各县(市、区)的村屯，通过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全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大力推动下，"种"文化作为我市发展农民自办文化的一种创新模式，得到了长足发展。各种文艺组织方兴未艾，乡土文化人才得以挖掘，特别是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促进了农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同时，改变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有力地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文化阵地进一步加强。截止目前，全市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农家书屋覆盖率达到90%以上，各级图书馆累计支援各类图书近100万册，建设各类文化(体育)广场、影剧院、小剧场达近百个。如，我们调研的宁江区农林村、乾安县君子村等村屯中，有的小剧场及活动室面积近3000㎡，规模和标准都很高，作用发挥的也很好，已成为丰富广大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农村文艺队伍不断壮大。举办农民文艺辅导(表演、乐器演奏、文学创作、民间手工艺制作、书画)短期培训辅导班200期，累计派出下乡辅导人员2500人次，培训农村文艺骨干7200人，培养剪纸、刺绣、根雕、泥塑等民间手工艺爱好者1000多人，文化热心人6000多人，二人转民间演员450多人，文艺表演爱好者20xx多人，业余文学创作者300多人，礼仪司仪250多人，文化户近3000个，拥有乡(镇)、村屯小剧团、秧歌队、文艺演出队、篮球队等各类农民自办文体组织941个，在走访调研的典型村屯，都有着一批较为专业的"草根"艺队伍和民间艺人队伍，有农民自发成立的小剧团，还有专门为小剧团创作剧本的土生土长的创作者。农民写农村事，农民演农村事，极大的激发了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成果丰硕，成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如，宁江区农林村筹拍了电影《笑春》，乾安县君子村的文艺表演登上了央视新闻。 ——农民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举办农民艺术节、农民运动会、农民村晚等各级各类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百余场次，改编和创作文艺节目1280个，吸引农民累计约140万人次，一批民办鼓乐队、民办小剧团和民间工艺品等民间文化产业正在兴起。特别是在乾安县君子村等一些村屯，通过快板、二人转、拉场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意识地把党的大政方针和富民政策、农村好人好事、文明新风融入文艺表演中，寓教于乐，使广大农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促进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社会风貌形成。如今，在全市广大农村，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大院成为最热闹、群众最向往的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 快速发展 农村精英人才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快速发展农村精英的外流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的虚空。要解决农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即流入与流出的平衡与协调。同时,要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机会,提供保障,吸引精英人才的回流,惟其方可使得新农村建设稳步前行。下面我就农村精英人才外流现象谈几点看法：一、剩余劳动力转移表象下的精英人才流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生产物质与

劳动力相结合是任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事生产的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中,当劳动人口不能实现与生产物质的正常结合,便会出现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自明代伊始,于人口逐渐的增加及农作技术的不断改良和演进,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改进和提高。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农村生产活动所依靠的劳动力逐渐减少,此而产生了农村人口渐趋饱和,甚至是过剩的形势。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及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当土地生产不再能负荷激增的人口时,便产生了过剩人口,即通常意义上 1 的富余劳动力。这样便初步形成了历史上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问题依旧持续,当时制约中国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在于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发展及社会经济制度。相对较少的耕地却被多数的农业劳动人口所均分,使得每个农业劳动力所有耕地很少,这种农村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运用的低度就业成为农村集体劳动者的共同问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通用版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通用版 ——Summaring Experience, Carrying Over To Go Forward Striving for More Achievement 。

村级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 家园清洁、空气清新、环境优雅、是人们身心健康的首要条件，在这次人居环境整活动中，我们XX村两委会带领全体村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优良的成绩。 一、加强宣传活动，营造活动氛围 活动开始，我们在街道旁制作醒目的宣传标语12幅，木质大红宣传板面两块，十三块高质量的铝合金宣传版面，内容包括环境卫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文孝道、焦裕禄精神等。在盘龙小区摆放醒目的天然奇石七块，并写有催人奋进的名言警句，全村各户门口张贴秸秆禁烧通知书，使村民对这次活动达到100%人人明白，个个参加。 二、建立组织，做好规划 在深入发动群众营造活动氛围的同时，我们首先成立了以村支部书记王俊杰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活动小组聘请有威信的村民为村民代表，一起商量制订了符合我村实际情况的活动规划方案，方案具体规划安排包括：1、盘龙小区治理2、公路街、中大街清理3、公厕治理4、垃圾管理5、污水排放及管理6、村风民俗建设等六个方面，使这次活动有章可循，目的明确。 三、有力有序开展整治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活动开展的红红火火，其中投入人力1300多人次，各种机械铲车、钩机三十多台次，资金投入五十余万元，建

美丽乡村精准扶贫

美丽乡村精准扶贫 【篇一：县委书记王海军调研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县委书记王海军调研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 5月26日，县委书记王海军深入下堡寺西王庄和临西镇周楼村、东 马鸣堂村，就美丽乡村和扶贫攻坚工作开展调研。 每到一处，王海军都与镇、村干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村庄环境整治、群众收入来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来到便民服务中 心，认真查阅扶贫档案；走进农户家中，询问生产生活情况；深入 村内街道小巷，实地查看农村建设。 王海军指出：美丽乡村建设要结合实际，按照省、市总要求，用好 用活用对资金、强调村民主体地位、确保宣传先行、突出重点，大 力推进农村改房、改水、改路、改厕、改厨，全面实施民居改造和 中心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让农村变得更美丽，让老百姓生活得更 幸福。就扶贫开发工作，他指出：扶贫开发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要突出增收致富路子，充分调动村支两委、驻村工作队、帮扶单位 和当地群众的积极性，继续完善农村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 工作内容，切实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落实一系列强农惠农 政策，把扶贫开发工作与当地特色产业相结合，以产业项目为抓手，带动广大贫困群众致富。 王海军要求镇、村干部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与美丽乡村建 设和扶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学习，做到干部素质有新提 升，作风有新转变，工作有新成效，用学习成果推动各项工作持续 开展。 【篇二：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工作 的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市及渝东南片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增强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全县扶贫开发水平，加快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实施精准扶贫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扶贫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民生工程。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石”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县扶贫开发经历了“二六越温达标”、“八七扶贫攻坚”、稳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