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两大基本倾向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刘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他们的异同点你知道吗?以下是为你整理的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欢迎大家阅读。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 相同点：(1)背景相同，改革前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2)性质相同，都是由最高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3)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了重大措施; (4)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同点： 1)社会背景不同： 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 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前夕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 (2)领导力量不同： 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

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 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 (3)政策措施不同： 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4)国际环境不同： 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区别一，改革的国情不同 从1185年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权都被各种不同的征夷大所掌握，日本的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

戊戌变法的意义有哪些

戊戌变法的意义有哪些 戊戌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对中国邮政深远的意义，以下是为你整理的戊戌变法的意义，欢迎大家阅读。 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

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第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这就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有多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挨打那才叫怪事。因此，戊戌变法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只有强大了，才没有谁敢欺负我们。中国才不会再出现戊戌变法的悲剧。 第二：要改革开放，不能闭关自守。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719005155.html, 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作者：李泽鹏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7年第25期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戊戌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对我国的思想解放有着促进作用，推动了我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戊戌变法梁启超思想政治立场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1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现状 先前，我国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完善，尤其是在建国后，各学者、政治家、思想家大都否定了梁启超思想，认为其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坏破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直至20年代，人们才正视梁启超思想对历史及思想启蒙的作用。 第一，以梁启超为首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由于他们处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他们的思想也是多变的。该时期的思想家，一方面领悟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并将其引入国内，不断传承与发扬；另一方面其作为思想文化的先行者与领路人，势必会承担来自中国封建传统阶级阻挠的压力。 第二，由于时代的发展与变革，梁启超一生当中的诸多思想并没能都传承给后人，研究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思潮变换，能够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及教育思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长期以来，整个学界对梁启超及其思想内容的评价不够客观、公正，在这一情况之下，对梁启超自身的思想变化的研究有必要重新梳理，对梁启超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政治活动及其思想文化意识进行整理。梁启超政治主张的提出，为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环境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促使同一个时代里的专家、学者，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的思想都有所改观，很多人的思想格局扩大化发展，不局限于传统的狭隘思想意识当中。 2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的思想及政治立场的改变 在分析梁启超政治立场时，我们需要结合其在戊戌变法后的思想变化进行阐述。 2.1流亡日本，走向偏激

关于戊戌变法的几点认识

关于戊戌变法的几点认识 19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从内部上讲，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日趋腐化，封建经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逐渐解体，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受到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冲击，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的解放。在外部上讲，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由以发动侵略性的战争为主转化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西方的文化思想进一步传入中国，日本的崛起以及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这些都使得我们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民族开始觉醒。站在时代浪潮上，一批仁人志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并向光绪皇帝上书建议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以摆脱清政府面临的内外危机，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获得更有利的环境。 面对这样一种内外形势，我们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做了些什么呢？据我所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做了以下工作，推动戊戌变法的进行。在维新思想的宣传方面，维新派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这其中既有：康有为多次向当时的光绪皇帝上书，使自己的维新思想得到光绪帝的认同；维新派还通过著书立说这一手段宣传维新思想，比较著名的著作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以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康有为介绍外国的一些变法的经验教训，如《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创办一些学会，如强学会，南国会等；另外维新派还设立了学堂，创办了报刊《时务报》和《国闻报》、《湘报》。在政治方面，改革原有的行政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另外还取消了原有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地位。在经济方面，则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洋务派的做法，既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民族企业的发展，独立设立农工商局与铁路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提倡开办实业，鼓励发明创造等;在军事方面，维新派推动实行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另外还采用了较为先进的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维新派通过这些措施，使得资产阶级享受到了一定的政治权利，促进了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维新派推动实行的戊戌变法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仍然有一个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即戊戌变法的真正领导者到底是谁？我们传统的教科书上说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那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呢？有关的专家学者进过研究发现，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的奏折很大一部分是由光绪帝身边的帝党所上传至皇帝，皇帝的倾向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身边的帝党（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左右的，所以我们课本上所阐述的观点也缺乏有力的证据，我们不能一味的迷信课本上的观点，我们的官方与学术界也应该慎重对待这个问题，不要把一些尚无定论的观点搬入课本，影响学生的思想。既然戊戌变法的领导者问题都未解决好，那我们就应该避开片面的讲以某个人为代表进行分析戊戌变法。进而以一个群体为代表进行分析，进行研究，以更好的寻求历史的真相。综合上述，我们只能说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一个群体—维新派！ 维新派推动的戊戌变法在光绪帝的支持下风风火火地开展着，各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诏书从京师发往各地，各地在对执行诏书的各有各的想法，阳奉阴违的现象随处可见，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些诏书所涉及的方面也已经触动了原有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最终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结束了，一场曾经影响重大的维新运动落下了帷幕，为此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改革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在参考了有关的史料后，我发现我们当时的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在诏书的执行上，当时的光绪帝及维新派都持有一日即成的心态，过快得实行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戊戌维新的教训与启示

戊戌维新的教训与启示 江南小寒戊戌变法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结尾。这里我们将结合维新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来分析它所带来的教训和启示。 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产阶级自上而下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实现近代化只有走革命道路。这既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是由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他们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思想上，他们虽提倡西学，却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虽有减少改革阻力之意，但也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无力。同时维新运动时期，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维新派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内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且维新派仅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提出的变法还严重的影响到了封建地主的利益。 因此，改革要取得成功就要通过革命的手段，彻底摧毁旧有的政治制度，推翻清王朝。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人从失败中猛醒抛弃了改良的幻想，先后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2）中国的革新运动必须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组织坚强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同时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因此，运动未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因为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顽固反动势力。维新派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去推行新政，到愿意接受维新变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去寻找力量，竟想凭借这样的一种力量，依靠极少数人的努力，去完成革新社会政治的艰苦事业，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可以说，维新派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维新变法的内容没有触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不能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就更加得不到人民群众得支持。相比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在了世界民族之林，充分展示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 3）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漫长而又坎坷的，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实现国家近代化。 当时西方列强已经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也在新一轮的瓜分中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而维新派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及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改革家。下面是搜集整理的梁启超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梁启超年少时，非常的爱好学习，在清朝光绪年间就中了举人。而梁启超的老师也是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很多先进的思想都是康有为为之灌输的，并且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发动了历史上极为著名的维新变法，为了清朝的重新崛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最终因为保守党派的破坏，最终失败。不过维新变法却唤醒了很多国民的思想，被民众称为“梁康”。 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均逃到海外。在海外，康有为与梁启超仍旧宣扬维新变法的精神，在海外推行君主立宪制，认为君主立宪制才是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不复存在。梁启超曾一度进入袁世凯政府，希望可以一展宏图大志。可是袁世凯却施行复辟帝制，自己称帝。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行为口诛笔伐，大肆批判袁世凯。 在此之后，梁启超又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且大力支持五四运动，推动了政治界与文学界的进步。梁启超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曾经还倡导了文体改良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诗界革命”两大革命，为文学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梁启超的文章有哪些一句“少年强则强，少年富则富”的呐喊，无疑是敲响了清末时期警示国人建设中国的警钟，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晚晴和民初两个时期，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活动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文章著作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当中，一直都是半耕半读。但是梁启超从小就十分的聪明，并且十分好学，年仅十七岁，便跟着康有为学习，因此他的文章在文学上有较大建树。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一时风靡全国。 梁启超一生著作宏定，总序达一千四百万字之多，而最为著名的有《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强，少年富则富”的感慨号召即出自此文。此文影响颇大，在文中他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将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与其心中理想的少年中国进行对比，鼓励青少年努力学习，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在《饮冰室合集》中，收集了梁启超几乎完备的著作，主要分为《文集》、《专集》两部分。而《文集》中就包括700余篇文章诗词300余首。《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新民说》等104种其关于政治思想观的文章。 梁启超一生著作建树诸多，说他是一代名流，绝无异议，如今他的文集作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的重要参考材料，同时也被广大文学爱好者广泛传阅。 梁启超的变法有什么影响1898年六月11号到九月21号这三个月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也被称为戊戌变法，它是由梁启

戊戌变法在历史上有什么作用

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的什么作用？ 答：政治方面：改革政府机关，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说明在政治方面他们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即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又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政府法令。同时，任用维新人士，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参与政治舞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 经济方面：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给民族资本主义以适当的发展机会，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文化方面：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传播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冲击了封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军事方面：训练新式军队。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方法，增强军事力量以挽救危亡。 总之，变法法令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因此，这次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知识分子的传播奠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的什么作用？ 答：政治方面：改革政府机关，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说明在政治方面他们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即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又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政府法令。同时，任用维新人士，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参与政治舞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 经济方面：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给民族资本主义以适当的发展机会，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文化方面：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传播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冲击了封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军事方面：训练新式军队。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方法，增强军事力量以挽救危亡。 总之，变法法令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因此，这次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知识分子的传播奠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梁启超法家思想初探

梁启超法家思想的近代初探 一梁启超法家思想概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古学复兴思潮，诸子学、陆王心学、佛学等传统文化开始兴盛起来。梁启超与近代古学思潮的复兴关系极为密切，他对诸子学如儒道墨法都曾进行过研究，但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以辛亥革命作为分界线。之前，他主要研究阐述了墨、法两家；之后，不再重视法家思想，在继续研究墨家的同时，转而重视儒家、道家。由原来的墨法并重转变为儒、老、墨并重。 梁启超是第一批系统研究法家及其历史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虽然他对于法家思想的认识没有一定的系统性，有零散之感，且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得较为精糙，但对于法家学说的观点、见解仍较为精辟。本文就其法家主要观点及贡献作一简要论述。 《中国六政治家》由梁启超等人合编，包括管子、商君、诸葛亮、李卫公、王荆公、张居正，这些人几乎全属于法家或后期实行法治的代表人物。其中《管子传》、《王荆公》为梁启超所著，附录附有其著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在这些著作中，梁启超通过总结法家的传统思想，提倡实行法治主义，且对管子、王安石评价极高，为王安石平雪昭冤，改变以往形象，肯定其改革。梁启超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倜乎远矣！”①。梁指出，“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人之眼光观察管子。爱国之士。或有取焉”②。终归一点，梁启超著述目的是为当时现实社会、政治改革服务的。 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梁启超“命法家为新学派，命法家以前诸家为旧学派”③。他重点阐述了法家的法治思想，通过儒墨法三家比较得出结论认为：法制是由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提出“我国言法制所由起，大率谓应于社会之需要而不容已，此儒墨法三家之所同也，今刺取其学说而比较之”④。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从法家角度阐述了国家主义思想。梁启超认为，代 ①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②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③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3页。

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的异同

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的异同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所进行的两次著名的政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分析历史事件，就是为了得到启发，从而更好地发展当今社会。通过对这两场政治运动的比较，我们能有所感悟。 有些不同点浮于表层，我们能一眼透析，有的是深层次根本性质方面的我们要善于挖掘，往往是不同中显现出差别。 1.代表阶层：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他们极力接近封建社会上层人物，更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紧紧依靠华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较大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性。 2.群众基础：戊戌变法得到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开明地主和爱国知识分子支持。辛亥革命群众基础是会党、新军、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 3.思想主张：维新派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批判封建的因循守旧思想。革命派直接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4.变革的目的：维新派主张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未触及封建土地制度。革命派按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制，主张推翻清朝统治、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 5.手段：维新派主张用和平和改良的方式，幻想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革命派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统治。 6.方式:维新派上书皇帝，建立维新团体，创办学堂、报刊，同顽固派论战，宣传变法。1898年，在光绪帝支持下，进行维新变法。革命派出版刊物、书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政党，采取武装斗争方式，推翻清王朝统治。 7.性质：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8.结果:戊戌变法被顽固派镇压失败。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但胜利果实被窃取。 9.实际影响：戊戌变法的法令基本被废除，其主要功绩是在社会上起了

戊戌变法对近代中国影响

戊戌变法对近代中国影响 作者：李琳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第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第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第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 第五，它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更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第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历时短暂，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分析其失败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的权利思想

梁启超的权利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行者，梁启超在当时和以后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梁启超早年师从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权，主张君主立宪，并参与了近代的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在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之后，梁启超于1902年在由其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表名为“新民”的连载文章，并通过“新民”这一全新的人格理想，较为系统的提出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这些文章后被结合成集，称之为《新民说》。《新民说》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大震动，在此之前，虽然己有思想先进的国人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从思想和制度层面上主张如此深刻而广博的变革却是闻所未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民说》是梁启超一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 一、新民之意义 梁启超在解释新民之义时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在他看来，固守传统和盲目的西化都是不可取的，要实现“新民”，发扬传统文化精淬和采补西方优秀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时间上来讲，《新民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指从1902年1月到1903年10月期间发表的《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义务思想》等文章，而后一部分则是指1903年10月到1907年3月期间发表的《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等文章。相比较而言，前期发表的诸多文章构成《新民说》的主要部分，梁启超在这一阶段较为侧重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较为注重对西学的采补;而在访美归来以后，梁启超则较为侧重“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注重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淬厉。由于本文以《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为探讨的主题，因而在时间上较为侧重于对《新民说》的前期部分的讨论。 二、《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 (一)由人伦道德到权利思想 梁启超塑造的“新民”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伦理道德的泥沼，成为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有着主体性意识的积极进取的新人。在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崭新的“新民”背后，权利无疑起到了核心的支撑作用。在梁启超看来，维护个人的权利是

梁启超一生三变的启示_裴毅然

出 生于广东新会农家的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十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１７岁中举，２３ 岁与老师康有为耸掀公车上书，１８９８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不过，据学者统计，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这在一向尊崇“从一而终”的中国，自然讥多赞少，落下“流质易变”之诟。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漱溟自述》 ，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３页）甲午至戊戌时期（１８９４～１８９８），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以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张本，托古改制，摇撼旧法，倡平等、主民权，求立宪，发展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赫赫有名的思想领袖。 梁启超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戊戌至癸卯（１８９８～１９０３）亡命东瀛时期。１８９９年３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留徒梁启超、韩文举（１８６４～１９４４）、欧榘甲（１８７０～１９１１）等人于日本，在横滨发行旬刊《清议报》。是年春夏间，日本进步 党领袖犬养毅（１８５５～１９３２）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陈少白（１８６９～１９３４）、梁启超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欲使孙康二派联合，共任国是。梁启超一见孙中山，便倾倒于孙的言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１８６１～１９０１）等人时相往还，顿形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版，第２集，第２９页） 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往还密切，渐有赞成革命之意，认为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 （《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２年５月），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康两党合作。这自然引起以保皇维新为己任的康有为及其党人之不屑。因为康党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尤其康有为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奉为明主，视反满弃君类同“发逆”。因此，梁启超这种“反出朝歌”、有悖师门的转变，深受康党唾弃，斥为“叛徒”。尤其在注重五伦的传统思想中，天地君亲师，背叛师门确可归之“大逆不道”。不过，这一切梁启超都顶住了，他朝着激进革 梁启超一生三变的启示 ■裴毅然 HUI MOU 回眸 71

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相连的环节。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之间是相互继承的关系。戊戌变法正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洋务运动为中国引进了西学，为戊戌变法的发生起了启蒙作用19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兴办“洋务”，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近代军用企业、民用企业、新式教育机构等。洋务运动的创办活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潮流。戊戌变法人士也从西方的科学知识的政治制度中寻找到了变法的理论依据和途经。 一、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对戊戌变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体西用”作为一股思潮，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已形成，并成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洋务派一面维护着封建专制制度，一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中体西用”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力也很大。虽然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然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却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在理论上日趋完善。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就是秉承“中体西用”这个宗旨，同时它又是维新变法直接留下的仅有成果。 三、洋务运动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戊戌变法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办起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军民用近代企业，揭开了封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序幕，使中国生产由手工劳动发展到了机械生产。近代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出现的发展，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民资本的产生和发展，相继而来的是产生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使改良派的维新活动具有了比较坚实的阶级基础，由此迅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