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作者：吴春梅/方之光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

戊戌变法失败后，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日本到1903年初，梁启超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和“今日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的统治。但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并于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这种演变，史学界分歧很大。论者或全盘否定，或完全肯定，或认为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界的影响。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依靠光绪皇帝推动变法的希望化为泡影。因愤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对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大肆攻击，并与唐才常等人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那拉氏的统治。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感到绝望，又痛惜好友唐才常等人惨遭杀害，于是梁启超的言论更加激烈，明确提出破坏主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并以我国每年死于水旱、瘟疫、盗贼动辄数十万人为例指出，与其让这种“无意识”破坏进行下去，不如施以“有意识”破坏，以便“随破坏，随建设”。他解释说：“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破坏终将不可免，且愈惧愈烈也。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免，无以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为”。（转引自邓明炎《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第119—120页，台湾天山出版社。)梁启超认为，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只有进行一场猛烈的社会震荡，才能拔除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梁启超除了倡言破坏外，还在他主持的《清议报》上拒绝发表保皇会的文字，又于1901年将“任厂”改为“任公”，自号“饮冰子”，大力宣传革命。

1902年鉴于清廷“回銮后，泄沓如前”，梁启超痛感“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汪穗卿先生师友书札》，转引自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71页。)于是背离了《新民丛报》“不为危险激烈之言”的宗旨，并且进一步把破坏与排满结合起来，大力宣传排满革命论。这一年，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明确表示，今日“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清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得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终不可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7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他希望通过排满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在政治上反清的同时，梁启超在思想上也反对尊孔保教。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梁启超反对保教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教束缚人的思想，不利于思想解放。中国学问不广、思想狭隘，“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守一先生之言，其又稍在此范围外者，非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两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梁启超据此指出，“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己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盖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2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戊戌变法时，为

减少变法阻力，梁启超曾与康有为一起，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东渡日本后，由于环境的改变，梁启超反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附会儒家学说，主张从正面加以宣传。他还以西方的人权理论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检讨，矫正了长期以来两种固有的不合理的观念：“第一是牧民与保民思想在今日之不合时宜，第二是纳国家与人民为一体”，认为在这种错误思想长期指导下，“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3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结果造成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而这正是中国政治腐败、思想阻塞的根源，故“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342页，中华书局出版。)

但是梁启超的这种激进言论和主张并未持续多久。1903年2月，梁在《敬告我国国民》一文中转而对破坏主义持怀疑态度，他说：“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亦有人矣。吾又勿论其主义之为福、为毒于中国，惟请其自审焉，果有实行此主义之能力与否而已。今之中国，其能为无主义之破坏者，所至皆是矣；其能为有主义之破坏者，吾未见其人也”。（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88页。)同年6月，他在给蒋观云的信中，明确表示“不敢倡言革命矣”，（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87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并于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认为中国当时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立刻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他指出，由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造成了中国人只有部民而无国民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希望立刻建立共和政体，可望但不可及，“昨日就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行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而易见”，（《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17页。)必须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所谓开明专制，按照梁启超的解释，就是“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一号第14页。)这里的客体指的是国民。因此，在开明专制时代，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不仅得到保障，而且它以逐渐发展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为最终目的。与开明专制相适应，梁启超转而反对排满，认为满族与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一样，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异族。

二

梁启超从破坏排满转而反对暴力的种族革命，主张开明专制，从表面看，似乎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一次倒退，但从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轨迹考察却可看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作为一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始终把人的近代化放在首位。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梁启超就一直注重对国人的启蒙工作，强调开发民智，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在民众的素质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条件下，中国的近代化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沿着梁启超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早在戊戌变法前的启蒙思潮中，梁启超就曾与康有为、严复等人根据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及中国儒家经典《大学》里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新民”思想。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变法的要义在于培养人才，“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10页。)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强调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在于开启民智，培养人才，即废除科举制度以及建立全国的学校系统。他认为“伸民权”与“开民智”密不可分，“开民智”是“伸民权”的前提，“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

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7页。)说明梁启超这时已将改革的触角伸及到更深层次的民众的改造上。

戊戌变法的失败，清廷的通缉，唐才常的遇害，以及对清政府昧于时势的痛恨，虽然使梁启超深受刺激而极力鼓吹破坏、排满，但梁启超没有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对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检讨，1901年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积弱溯源论》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中国积弱不振，政府与人民都有责任，“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皆有罪焉。其驯致之也非一时，其酿成之也非一人，其败坏之也非一事。……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时，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者在千数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他进一步指出人民的“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沈云龙主编《清议报全编》卷7第2—21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即统治者的愚民、暴民政策。梁启超虽然在感情上痛恨清政府，但在理智上又认为不能把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人一姓。1902年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小说》绪言——《新中国未来记》中，借书中人物黄毅伯的议论，更明确表达了他的这种看法：“黄君道：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什么因缘，难道我的眼光只会看到朝廷，不会看见国民吗？……至说到专制政体，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归在一人一姓。我想我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开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它，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一个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哪一个有这种资格呢？”（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3—164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

这期间梁启超在日本大量接触西学，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形成。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统一的形成，以及对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形成的，主要包括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世界竞争，其突出标志是对构成国家要素的国民的重视，以及超越了狭隘的地域、血缘、文化的束缚，转而强调以国家疆域为界限的大民族主义。它是一种开放的、进取型的民族主义。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主要得自于《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第一次向中国人描绘了一幅近百年来西方各民族迅速崛起并相互争雄的历史画卷。到日本后对西学的直接接触，使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深刻。他认为欧洲在近代的进步完全得力于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饮冰室文集》第4册之十第11页。)

如果说西方的民族主义对梁启超的影响仅仅是理论上的话，那么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则使梁启超对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有了切身体会。他认为，日本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实行了那种西方民族在民族主义感召下所进行的相同程度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一个民族行事的能力，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则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119页。)“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5—6页。)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对国民的强调和重视；摆脱了传统的“非我

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发的大民族主义。这是梁启超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并转而反对排满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以“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宗旨，认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新民的涵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本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新民的方法则是：“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7页。)即糅合中西文化的精华来塑造中国的新型国民。在洋洋数十万言的《新民说》中，梁启超不仅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强调对国民进行德、智、体、群训练的重要，并广泛宣传公德、私德、权利、自由、进取冒险、政治能力等思想，力图养成中国人作为近代公民所应具备的这些素质。虽然这期间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使梁启超在感情上认为清廷已是一个无望的政府，但在理智上，梁启超认为若不解决国民素质低下这个影响中国进步的主要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为此，他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第一要务”，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可以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垺。……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6页。)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使梁启超在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这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由激烈转向温和的基本原因，也是其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也于1903年以后他接触了德国学者波伦哈克和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有

一定关系。波氏著有《国家论》，中心思想认为共和因于习惯而得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者常危。伯氏则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具备了共和国民的资格时，这个国家才具备了建立共和政体的条件，美国独立后能建立共和政体是因为美国脱胎于原自治制度的英国，法国不具备自治的基础，故虽三次革命，仍三次再复为君主政体，造成了社会的极大震荡。以此对照，梁启超感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24页。)梁启超对伯、波两氏学说对他产生的震动曾有这样的记述，“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有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难逃耶！……呜呼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爱祖国，吾爱汝也，但不如爱自由。……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25—26页。)因此，伯波两人的学说也是促使梁启超思想转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于由激烈向温和的转变，梁启超在1911年蒞报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曾有所述及：“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盟，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虽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衅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6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从梁启超所述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梁启超鼓吹破坏、排满，是在受到种种刺激，感情高昂的时候发出的，更多包含了感情因素。第二，梁启

超认识到片面鼓吹排满后果的严重性。随着排满论的鼓吹，“两年来世论之趋向，殆由建国主义一变而为复仇主义”。（《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11页。)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梁启超认识到，片面鼓吹排满革命，不仅有民族分裂的可能，而且必然会引起外国干涉，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近代中国，救亡往往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梁启超当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第三，戊戌变法失败虽然使梁启超感情上受到沉重刺激，但也促使他进行冷静的反思，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3页。)因而认识到鼓吹排满、破坏，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是培养国民资格的一种“魔障”。在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情况下倡言革命，结果只能是一种“非常之豪杰”借军队的力量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一人手中，“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22页。)故“今日欲救中国，惟忍辱负重，厚蓄其力，以逞于将来”。（《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32页。)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启超虽因受强烈的刺激而一度鼓吹破坏、排满，但更多的是非理性成份，激烈排满只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表层，贯穿其思想主线的则是他的新民思想。因此，从激进排满到开明专制实际上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梁启超思想演变的轨迹清晰地展示了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是其思想本身发展的结果，外界的因素虽会产生影响，但不会是决定的。作为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虽会对梁启超产生一些影响，但不会是关键性的。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前追随康有为，康梁思想基本一致。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广搜日本书读之，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93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康有为的思想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02年他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要就是反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主张，以致康有为深为不满，屡屡发难。1903年3月，梁启超在给徐勤的信中，谈到他与康有为在思想上的冲突：“长者（指康有为）前屡责，得书辄怦怦自省，过后偶触他事，却又妄议复起矣。……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去年十月间长者来一长函痛骂，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弟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81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梁启超的思想已开始脱离了康有为的框框，康有为的言论已很难对梁启超产生主要影响。朋友中间，1898年以后与梁启超通信最多的是黄遵宪。在来往信件中，黄遵宪与梁启超广泛讨论了破坏、民权、政体等问题，并对梁启超的激烈排满进行了委婉的规劝：“吾辈今日报国之义务，或尊主权以导民权，或倡民权以争官权，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迹若相非，而事未尝不相成。……而今日又进一言，以无智不学之民，愿公教导之，诱掖之，劝勉之，以底于成，不愿公以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口实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8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

对于康有为的责难和黄遵宪的婉劝，梁启超自己曾说：“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促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91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因此，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主要是由于认识不断加深，其思想本身演变发展的结果。

如何评价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我们认为全盘肯定或否定都有失偏颇。梁启超强调发展教育和启蒙的重要性，进而主张开明专制，这是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从当时国情看，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但从当时时局的演变看，却又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弱小的日本战胜了强大的俄国，国人普遍认为这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国内要求立宪的呼声不断高涨，立宪思想激荡于朝野，清廷迫于压力，不得不于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发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在此形势下，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主张，虽然他的本意是为了开民智，伸民权，以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基础，但开明专制对君主立宪从体制上看毕竟是一种倒退。此后不久，随着国内立宪运动的蓬勃开展，梁启超便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并施加影响。皇族内阁出台后，立宪派对清廷的立宪诚意产生怀疑，开始与清廷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与立宪两派通力合作，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梁启超也间接起了作用。

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虽然无论是破坏、排满还是开明专制，梁启超追求民主宪政的思想基调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从当时国情看，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也有其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但从时代潮流看，梁启超的这种主张却又落后于时势的发展。建立民主政治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当时的中国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实的困境使梁启超在思想上感到困惑甚至前后矛盾。这是我们在考察梁启超政治思想时应特别给予注意的。

【资料来源：《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摘要】《大同书》是康有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作，闪耀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异彩和奋进。求索的战斗精神，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著之一，《大同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认识水平。以《大同书》为代表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为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人建构出一种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为寻求现代转型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家园，并尝试着将中国文化价值世界化。而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谐思想、素质教育、价值观的选择等各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大同思想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观教育思想价值观 一、历史背景 （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 19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是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同时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的统治也摇摇欲坠，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是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也逐渐接受了近代的政治价值观念。戊戌维新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过程，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著之一，《大同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认识水平。 （三）中国人自立自强 近代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在抗争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主要由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企图采取不留些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进行改革，通过君主立宪的道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四）个人经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走出国门的康有为先后游历了日本、印度、美国、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等一些国家，亲眼目睹了西方社会。他也曾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渴望自由、平等、博爱，但不久，他在考察西方各国情况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千孔百疮，弊病很多。既然，封建社会已腐败不堪，资本主义社会也并不理想，这就促使他去寻求另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社会，进而诞生了中国人研究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走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二、大同思想 （一）平等观 平等观是康有为思想中闪光点之一。康有为认为“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且女子最有功于人类，男女应该平等。然而，我国的传统却是“重男轻女”。

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意义 1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希望的关键时刻 高举民族救亡图存的旗帜 要求通过变法 发展资本主义 侃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维新派的政治面目实践和思想理论 不公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2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鼓吹民权 主张衽君主立宪制 并在政治面目、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虽然未能生效 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3 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 维新派通过组织学、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开办学堂 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货观念 批封建群权和封建纲常伦理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维新派的推动下 文化界还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 而且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失败原因 1 客观上 维新派的势力非常弱小 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 而以慈禧太后亩产的反对变法的守旧势力却相当强大 新旧势力对比的差距预示着这场运动如履薄冰 难以取胜。 2 主观上 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也是这场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 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 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在大声疾呼救亡图存 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 结果却是处处碰壁。第三 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了人民群众 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 因此 运动未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 不但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 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 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 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也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 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康有为教育思想浅析 张小敏 摘要：面对异于古代的新的社会环境，康有为对为学的主观前提（性善、性恶）、为学的基本态度（顺、逆）和为学的最终目标（成人、普遍的善）等观念都做了自己的创造性解释。通过这样的创造性转换，康有为力图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开始进行了自己的独 《长 [1]。 康有为关于为学必要性的阐述，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儒学史上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生之谓性”的解释；荀子的性恶论。康有为认同告子的思想，他说：“告子‘生之谓性’，自是确论，与孔子说合，但发之未透。使告子书存，当有可观。”[2]生之谓性，即主张在本体论上对性存而不论；在表征上，认为世间万物

就不存在本质差别：“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顺者也。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视听运动，无人禽之别也。”[3] 康有为对孟子和荀子分别关于人性的阐述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一比较研究，康有 “天 造化施为。受天之所命不是简单的受造于造物主，更直接意味着人生在世具有的使命感和庄严的存在意义。因此人生来就背负了责任，生存总是伴随着将天之所命在世内展开和现实化的迫切要求。通过这一阐述，论证了人与禽兽的区别，人与人的区别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因而学与不学意义重大，正是居于此，康有为才不遗余力大力开展为学、讲学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求完善自己，更求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教和学的思想 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一书中对“教”与“学”的发生追本溯源，通过这种几乎是社会进化论的还原，对教与学的传统想象作了修改。他说：“教学不知所自始也？人类之生，其性善辨，其性善思，惟其智也。禽兽颛颛冥愚，不辨不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斯。民生颛颛顽愚，不辨不思。君子所以异于小人者在斯。惟其善于辨思，人道之始，其必有别矣。 待的：“夫学患不深详，教患不明浅；学患选之不精，教患推之不广，义皆相反。以学为教，安能行哉？”[6]“周官尚有岁月读法，谏救劝德犹是敷教之余法，不与学校相杂”[7]“选举止于士，敷教下逮于民”[8]。康有为所说的教不再是以孔子所说的“成人”（像藏武仲一样博学多识，像公绰一样清心无欲，像卞庄子一样孔武有力，像冉求一样多才多艺）为目标，而是指一般的社会成员应该能够接受到的最基本素质教育，前者对于新时代来说，过于想

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ff2001275.html, 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作者：李泽鹏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7年第25期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戊戌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对我国的思想解放有着促进作用，推动了我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戊戌变法梁启超思想政治立场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1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现状 先前，我国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完善，尤其是在建国后，各学者、政治家、思想家大都否定了梁启超思想，认为其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坏破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直至20年代，人们才正视梁启超思想对历史及思想启蒙的作用。 第一，以梁启超为首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由于他们处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他们的思想也是多变的。该时期的思想家，一方面领悟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促进作用，并将其引入国内，不断传承与发扬；另一方面其作为思想文化的先行者与领路人，势必会承担来自中国封建传统阶级阻挠的压力。 第二，由于时代的发展与变革，梁启超一生当中的诸多思想并没能都传承给后人，研究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思潮变换，能够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及教育思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长期以来，整个学界对梁启超及其思想内容的评价不够客观、公正，在这一情况之下，对梁启超自身的思想变化的研究有必要重新梳理，对梁启超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政治活动及其思想文化意识进行整理。梁启超政治主张的提出，为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环境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促使同一个时代里的专家、学者，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的思想都有所改观，很多人的思想格局扩大化发展，不局限于传统的狭隘思想意识当中。 2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的思想及政治立场的改变 在分析梁启超政治立场时，我们需要结合其在戊戌变法后的思想变化进行阐述。 2.1流亡日本，走向偏激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论康有为维新思想与大同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一)

论康有为维新思想与大同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一) 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中，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关系尚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这一问题却直接涉关到对康有为思想体系的总体把握和他一生政治行为的评价。无论是维新思想的研究还是大同思想的研究，学界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充分肯定了变法时期康有为政治和学术思想的进步性，高度评价了大同思想的价值，同时也批判了康有为在变法后保皇保教反对革命的思想和活动，并由此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渐趋复古与保守。显然，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上存在着隔裂其思想发展的一贯性、理论基础一致性的倾向。正确理解康有为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共同哲学基础和逻辑关系，把其现实政治主张和未来理想看作是他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正确评价康有为后半生的政治行为和思想发展无疑是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一、价值心态与学术思想的发展 康有为早期的经历表明，从启蒙到思想的形成，康有为都是在“经世”思想的指导下积累知识、寻求救国之道的。“经世致用”和“微言大义”是康有为儒学思想的鲜明特点，严格的说在这一传统思想中所经的“世”、所营的“天下”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和世界。在表达对现世积极投入的背后隐含着康有为个人价值心态的形成及其变化，这又促使康有为把探求解脱之路的眼光从现世延伸到了未来。应当说，康有为“经营天下”的大志，在他的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的著述中也有着充分的表达。然而，这一“大志”在价值心态的引导下继续发展，以至变成了“经营全球”的境界。因此，康有为的未来理想与现实中的政治主张是密切相关、互为一体的，反映了他思考人生和社会由浅及深的思维轨迹。 康有为自称“吾家自九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①意即他把自己看作是传统精英集团——士人的一分子。“士”在古人心目中是以知识和才智著称的知识阶层，孔子使用士、君子和圣人不仅表示地位、等级、出身、智慧，而且还赋予了他们以道德精神典范的内容，他描述的“士”都是肩负重任，不以物质享受为意而以经营天下、显现大道、追求高尚情怀为目的的人物。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因此，孔子把士的社会责任看得沉重而艰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对社会知识阶层的规定和描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怀，渴望和积极参预治理天下的活动，自觉地用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完善其外在形象。而所谓士大夫主要是指由儒士而官员的社会精英集团，他们通过从政的实践把儒家的思想贯彻于社会。由士到士大夫，由研读思考到决策治国，士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是成为“君子”。事实上先秦诸子无不崇尚圣贤，诸子心目中的圣贤是人中之杰，大致指两类人，一是具体的圣人，即历史上存在过的圣人或虚拟的圣人；二是指理论化的圣人，即原则的人格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的道德人。在宋明理学中，圣人渐渐失去了其现实和历史品格，积淀为一堆抽象的政治伦理原则。在理学家的笔下，“圣人”成了“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象”的天道的显现者和实践者。①显然，圣人是超然于世的人，体现天道的人，忧苦难而解民倒悬的人。总之，文化传统中崇尚圣贤的传统，由士人向士大夫、君子、圣人转移、升华、抽象的实践轨迹，无不对以研究经典、专好宋明理学的康有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应该说，士大夫情调乃是康氏学术思想中的一大特色。从自编年谱中可以看到，四十年间，他所读、所注、所著之书以儒家经典、正史、历代会典、圣训及儒学各代名家之书为大宗。特别是从朱次琦习儒后，进一步促进了他自视“圣贤”心态的形成。他自称：“于时捧手授教，……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从此谢绝科举之文，士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于是倜然自负于众以不朽之业。”②早年的读书生活使天资聪慧的康有为学贯古今，超然于众人之上，确立了经营天下的大志。可以说从九江先生游，使他明确了自己的价值目标，并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及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改革家。下面是搜集整理的梁启超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梁启超年少时，非常的爱好学习，在清朝光绪年间就中了举人。而梁启超的老师也是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很多先进的思想都是康有为为之灌输的，并且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发动了历史上极为著名的维新变法，为了清朝的重新崛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最终因为保守党派的破坏，最终失败。不过维新变法却唤醒了很多国民的思想，被民众称为“梁康”。 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均逃到海外。在海外，康有为与梁启超仍旧宣扬维新变法的精神，在海外推行君主立宪制，认为君主立宪制才是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不复存在。梁启超曾一度进入袁世凯政府，希望可以一展宏图大志。可是袁世凯却施行复辟帝制，自己称帝。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行为口诛笔伐，大肆批判袁世凯。 在此之后，梁启超又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且大力支持五四运动，推动了政治界与文学界的进步。梁启超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曾经还倡导了文体改良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诗界革命”两大革命，为文学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梁启超的文章有哪些一句“少年强则强，少年富则富”的呐喊，无疑是敲响了清末时期警示国人建设中国的警钟，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晚晴和民初两个时期，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活动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文章著作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当中，一直都是半耕半读。但是梁启超从小就十分的聪明，并且十分好学，年仅十七岁，便跟着康有为学习，因此他的文章在文学上有较大建树。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一时风靡全国。 梁启超一生著作宏定，总序达一千四百万字之多，而最为著名的有《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强，少年富则富”的感慨号召即出自此文。此文影响颇大，在文中他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将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与其心中理想的少年中国进行对比，鼓励青少年努力学习，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在《饮冰室合集》中，收集了梁启超几乎完备的著作，主要分为《文集》、《专集》两部分。而《文集》中就包括700余篇文章诗词300余首。《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新民说》等104种其关于政治思想观的文章。 梁启超一生著作建树诸多，说他是一代名流，绝无异议，如今他的文集作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的重要参考材料，同时也被广大文学爱好者广泛传阅。 梁启超的变法有什么影响1898年六月11号到九月21号这三个月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也被称为戊戌变法，它是由梁启

对康有为《大同书》的细读分析

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同”社会构想 ----对康有为《大同书》的细读分析 一、康有为与《大同书》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作为康有为代表作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学人，首次尝试设计理想中世界的状态。在这个世界性的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种族、没有阶级、没有家庭、私有制消失、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人类过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文明生活，这就是康有为设想中的大同社会。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 太平世大同之道也。”“公者, 人人如一之谓, 无贵贱之分, 无贫富之等, 无人种之殊, 无男女之异。分等殊异, 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 此广大之道也。无所谓君, 无所谓国, 人人皆教养于公产, 而不恃私产, 一内外为一, 无所防虞, 故外户不闭, 不知兵革,此太平之道、大同之世”，康有为在1884年撰写的《礼运注》中, 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基书轮廓。 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中的人而言，大同社会表征着希望和美好。虽然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社会的路”，但其大同设想是康有为早期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其中的很多设想都很先进也很具体，不仅在当代具有进步意义，对现代执政者设计未来发展道路也仍旧有很大的启发性，集中表达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平等民主的要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同时也代表着以康有为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智慧和胸怀，就像康有为本人所说的“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因而这本书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思想价值上都有被仔细研究的必要，篇幅关系，本文着重选择个人觉得重要且有兴趣的几个关键点进行分析。 二、重点问题研读 1、康有为大同思想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关系是什么？ 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大同书》“混合公羊家三世说、礼运篇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说、卢骚天赋人权说、耶稣教博爱平等自由说，还耳食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幻想出一个‘大同之世’。 从他的描述可以看出《大同书》的思想来源多而庞杂，其中，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整本书的思想架构

梁启超的权利思想

梁启超的权利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行者，梁启超在当时和以后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梁启超早年师从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权，主张君主立宪，并参与了近代的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在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之后，梁启超于1902年在由其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表名为“新民”的连载文章，并通过“新民”这一全新的人格理想，较为系统的提出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这些文章后被结合成集，称之为《新民说》。《新民说》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大震动，在此之前，虽然己有思想先进的国人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从思想和制度层面上主张如此深刻而广博的变革却是闻所未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民说》是梁启超一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 一、新民之意义 梁启超在解释新民之义时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在他看来，固守传统和盲目的西化都是不可取的，要实现“新民”，发扬传统文化精淬和采补西方优秀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时间上来讲，《新民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指从1902年1月到1903年10月期间发表的《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义务思想》等文章，而后一部分则是指1903年10月到1907年3月期间发表的《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等文章。相比较而言，前期发表的诸多文章构成《新民说》的主要部分，梁启超在这一阶段较为侧重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较为注重对西学的采补;而在访美归来以后，梁启超则较为侧重“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注重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淬厉。由于本文以《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为探讨的主题，因而在时间上较为侧重于对《新民说》的前期部分的讨论。 二、《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 (一)由人伦道德到权利思想 梁启超塑造的“新民”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伦理道德的泥沼，成为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有着主体性意识的积极进取的新人。在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崭新的“新民”背后，权利无疑起到了核心的支撑作用。在梁启超看来，维护个人的权利是

康有为大同思想评价

康有为大同思想评价

康有为大同思想评价 [摘 要]“大同”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理想,大同世界更是为万千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其大同思想虽是“乌 托邦式的空想,但又是超越时代的文化晶体” [1] ,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试图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进行研究，发掘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思想；和谐社会；时代价值 人类最伟大的梦想, 莫过于建立一个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大同社会。中国近代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精心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大同世界,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他无法找到实现人类大同的现实通途。研究康有为《大同书》及其大同思想, 分析其中的积极意义和缺陷, 对构建和谐世界和实现全人类幸福, 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大同思想的积极意义 康有为大同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康有为政治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传入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作用。 第一,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的标志,它对剥削制度的尖锐批判能够起到民主主义的启蒙作用。大同思想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高度物质文明、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人人劳动和财产共有的“大同”世界。它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文明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对人权的要求,具有极大的民主主义启蒙意义。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剥削、反压迫的思想,实际上正是对当前封建剥削、封建压迫的强烈抗议。大同空想是反封建的呼声。 第二,康有为大同思想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够起到社会主义的启蒙作用。有些主张不仅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致,甚至有所发展。比如康有为提出“去 [1]董重转，王秀云《康有为大同思想略论》。 九界”,达到大同极乐世界,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没有提出过;康有为提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作者：苏沛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884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 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如果以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光绪皇帝书为起点，以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终点，前后经历十年左右时间。接踵而起的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次革命的规模都比上一次壮阔，提出和解决的问题都比上一次深刻，都更加接近中国的实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人们的认识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因而事后来看以往的政治斗争运动。难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多一些，把它的成就看得少一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多年来有些著作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的时候，往往对它在中国近代所起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有鉴于此，笔者不顾浅学，谨抒己见，以就教于博学。 一、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戊戌变法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七十年代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冯桂芬、郑观应、马建中等人。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中的《适可斋记言记行》，是其代表著作。维新派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踪迹。例如，设立议院的主张，就可以在《盛世危言》中找到。维新派的说法是：“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大地莫多焉，而不开国会，虽有四万万人，而不预政事，视国事如秦越，是有民众而弃之。”(《请君臣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以下凡引自《戊戌变法》者均简称“资”），第238页)“设议院以通下情也。……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上清帝第四书》资Ⅱ，第176页。)《盛世危言》中的说法则是：“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为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资I，第57页。)两者相比较，不仅主张一致，连申述的理由也基本相同。又如，维新派认为变法必须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入手。梁启超说：“今言变法必自求才始，求才必自兴学始。”(《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资Ⅳ，第539页。)而《盛世危言》中说：“学校者，人才所由此；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资I，第49页。)两者的观点和逻辑也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在批判洋务派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体用不可分割、向西方学习必须兼学其体用的观点。这是两派在展开激烈的论战中一个交锋的观点。可是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已提出过了。《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说：“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国，然其驯致富强亦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 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

梁启超《变法通议》

梁启超《变法通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浅析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浅析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发表时间：2019-06-24T11:27:44.030Z 来源：《成功》2019年第3期作者：黄沁茗 [导读]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关键词】梁启超；趣味；趣味教育；美育 梁启超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美育思想大家。在他的美育著述中，“情感教育”、“趣味教育”、“艺术教育”等概念均使用过，从基本内涵看，它们都可以理解为美育，但就侧重角度和所处地位而言，还是有所分别的：情感教育侧重于美育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艺术教育”侧重于美育的主要途径和方法，而“趣味教育”在梁启超看来就是审美教育，这显然更接近美育的内在本质。在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中，“趣味教育”是核心范畴，“情感教育”、“艺术教育”是对于“趣味教育”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因此，以“趣味教育”为切入点更能把握他的美育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首先，“趣味教育”的内在本质 梁启超曾明确地宣称：“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第12页) 他还说：“问人类生活干什么，我一点不怀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生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2] (第22页)可见，“趣味”、“趣味主义”不仅是梁的审美理想，也是他的人生信条，由重“趣味”、重“趣味主义”到重“趣味教育”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 梁启超说：“趣味教育”这个名词不是他创造的，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他则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梁启超这一改动，就将趣味提升到了审美的高度，意义十分重大。“拿趣味当手段”，是“有所为而为”，总要以另一件事为目的，其结果是目的达到，手段抛弃，“趣味”也就没有了。而“拿趣味当目的”，却是“无所为而为”，“为了趣味而趣味”，像小孩子游戏一样，没有其他目的，这里“趣味”已成为一种超功利目的的情趣、乐趣，也就是美感愉快。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进一步指出，“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3] (第13页)可见，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教育”中的“趣味”，不是一种形而下的感官愉快和低俗享乐，而是一种超官能欲望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愉悦。在《学问之趣味》中，他更明确指出：“趣味”就是“快乐”、“乐观”、“有生气”，“趣味”的反面是“干瘪”、“萧索”，趣味具有健康向上的情感意味和生命意味。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是一种超利害得失、超生理欲望的审美愉快即美感，这样，梁启超所谓的“趣味教育”在本质上就成为审美教育、美感教育。 梁启超极力弘扬趣味、审美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趣味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审美的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而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4] (第24页)这就是说，人虽然具有审美的本能，但生活中的趣味和美感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进行有意识的培养训练，即通过一定的手段，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审美活动，不断提高感官的审美能力，把感官从麻木的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有趣。他特别指出，尤其是人生在幼青年时期，趣味是最浓的，整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入下等趣味不可。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之有无和“趣味”之高下都与“趣味教育”息息相关。 二、其次，“趣味教育”的主要途径 “趣味教育”之必要性在理论上已如此，那么“趣味教育”在现实中如何可能呢？梁启超认为，现实的和理想的生活为趣味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感受、善于想象，随时随地都能受到美感教育。在梁启超看来，趣味的源泉有三：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三，“他界之冥构摹进”。总之，无论是外部自然、社会生活还是艺术的形式都是引发美感的重要“机缘”。“趣味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充分利用这些审美因素，有意识地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让人们拥有一双会看形式美的眼睛和会听音乐的耳朵、拥有一颗热情敏感的心灵。 虽然，在梁启超看来，天下万物都有趣味，人生生活于趣味，只要有生活、有事做就有趣味，然而对于“趣味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即他所谓的“趣味的主体”，他还是有严格界定的。经过多方比照，梁启超列出了四项趣味的主体：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在劳作、学问主要还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手段的条件下，趣味毕竟是有限度的，游戏中所产生的趣味又往往稍纵即逝；而艺术比之劳作、学问游戏却具有更为普遍、更为持久的影响力。因而在这四项主体中，他最看重的又是艺术教育。而在艺术教育中，他尤其推崇音乐、美术、文学。他说：“美术的功用”，“是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明白这种道理，便知美术这样东西在人类文化系统上该占何等位置了。”[5] (第24页)在梁启超看来，文艺的本质就是趣味、就是审美。因而，艺术教育在整个美感教育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并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所以，他说，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 艺术教育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威而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这是因为在梁启超看来，艺术教育主要是一种“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比之理性教育，在人的审美心理的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到的越发少”，而“用情感来激发人，好象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吸引多大分量的铁, 丝毫容不得躲闪。”“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时间占领了他心的位置”。[6 ](第71页)这是梁启超对于艺术情感教育特征的极具本质性和独创性的阐发。他认为，艺术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加以浓缩、物化，通过塑造的美的形象来感染人，触动人的情感，对人的心灵加以“熏”“浸”，如春风化雨，点滴滋润，天长日久，铭心刻骨，它对人的影响是深透、久远的。由此，梁启超称艺术是“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说“音乐、文学、美术是情感教育的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并说“艺术家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

军国民体育思想

摘要：当西方体育逐渐完善并在学校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仍然处在落后的封建科举制度之下。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中国人被迫学习西方人的教育制度，中国近代体育就此诞生。在强烈的功利主义面前，学校体育的发展完全束缚于统治者，因而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体育思想。但是，认清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脉络，了解学校体育的价值和意义，对当今学校体育的发展仍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学校体育 一、中国近代学校体育诞生的背景 1.西方国家近代学校体育逐步发展并趋于完善。 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欧洲人就开始痛斥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主张人的自然存在，提倡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后来对古希腊体育文化遗产的发掘，为近代体育的诞生提供了借鉴。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人们强调人体健壮的重要性，认为“灵魂与肉体不是矛盾的，只有健康的肉体才能为宗教理想服务”，主张把体操定为学校教育的固定课程。经过维多里诺等人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最终由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使体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英国教育家洛克，倡导英国实行“绅士体育思想”，并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使得英国的业余体育活动逐渐开展起来。1774年，德国教育家巴赛多在德绍创办了第一所博爱学校，最早把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正式课程。之后，体育在学校教育中逐渐实现课程化和体系化，体育师资得到迅速的发展，学校体育得以确立。当时著名的体育课程主要有德式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的户外运动。西欧和北美的学校体育不断发展，体育思想也逐步建立起来，不但使他们的教育更加完善，也锻造了他们强健的体魄。 2.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教育背景。 早在商朝时期，我国便有了学校教育，到西周发展迅速，但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由于当时奴隶主的统治需要，奴隶主贵族学校进行的六艺教育中，射、御和乐中的舞蹈都具有体育的性质，当时的学校教育还是比较重视身体的练习和锻炼。但是自西汉以后，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学校教育一般只重视德育和智育，而忽视体育。特别是西汉时期，封建统治者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用儒家思想教化国民，这一主张也直接改变了传统的中国学校教育。孔子认为应该用仁义礼乐致力天下，反对武力；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提倡以王道和仁政治理天下，反对战争军事准备。因此，在之后的历朝历代中，身体运动一直受到禁锢，不被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唐朝时期虽然设立了武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