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诩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邽。”上邽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

这就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的阪泉大战和涿鹿大战。

这两次大战实际上就发生在传说时代，并引起了两次大规模的部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经过这两次传说时代的部族文化交融，便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以黄帝、炎帝和蚩尤为首的三支华夏先民之间的大融合，形成了崇奉黄帝为首领、以农耕经济为社会基础、注重礼仪传统的古代华夏农耕文化。

先谈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发生的争斗阪泉大战。其时，刚刚迁至中原的黄帝轩辕氏，在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过程中，由于与早于自己定居于此、占有较好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者，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了阪泉大战。

阪泉大战争斗的结果是，黄帝轩辕氏继“神农氏兴起”。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的大融合。

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述的：“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里所强调的“三战”，则是折射出这场冲突和融合的曲折反复，以及两大部族文化融合过程的历时之久。关于这场冲突的发生地“阪泉”，有的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在今山西运城附近。无论是在那里，均反映出传说时代中原地区，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及其与游牧文化发生交融的地域之辽阔。

《列子·黄帝》对此次争斗也有这样的描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由此可见，黄帝轩辕氏在与炎帝神农氏的争斗中，正是凭借着畜牧者擅长驾驭猛兽的力量，以及游牧文化由生具来的刚劲和强勇，才得以战胜炎帝神农氏的。

这样，传说时代的游牧文化，不仅实现了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并且还对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汲取、互相注入的大融合，遂使中国古代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力之源。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摘要】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两种文明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认同，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交流影响 一，两种文明的特点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主要特点是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缺少商品交换、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排斥力，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劳朴实有韧性。 而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逐水草而居”形象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明更加接近自然，也就更加尊重自然，同时形成了游牧民族豪爽的性格。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在向北移，现在定下来的是4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是游牧文明，以南是农耕文明。 二，两种文明的交流和影响 经济方面 农耕文明发展较游牧文明更发达，因此经济上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影响更大。如水利技术、制瓷工艺、纺织、酿造、冶炼、印刷、造纸、砖瓦、采盐制盐等技术先后传入游牧民族地区，为游牧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然游牧民族中也有许多影响农耕文明的。 汉初由于国力的不足，休养生息六七十年，积蓄了足够的国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为了获得精锐的战马，汉武帝曾经发动对大宛的远征，所得大宛马大大改善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了饲养马匹的饲料——苜蓿，以及养马的先进方法。以此汉朝养马数十万匹，对阵匈奴时能够出动强大的骑兵。依靠强大的国力，汉朝对匈奴屡战屡胜。中国在汉代首次获得河西之地，并且置郡长期统治。 政治方面 五代十国之时，两种文明的交流尤其繁荣。契丹人制造鞍辔、服装的技术传入中原， 回鹘人与汴京百姓在市肆交易，这大大促进了汉民族与回鹘人的经济文化交流。 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游牧文明建立政权后向中原地区学习。如 鲜卑政权学习汉族文化，采用汉族地主阶级统治制度。 占领河套地区以后，北魏政府为了加强了对河套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融合两种行政体制的方略进行管理，既有汉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也有采取军镇管理

黄帝的神话传说故事

黄帝的神话传说故事 轩辕本是南方一位有知识有技巧的跛足青年，西陵氏族神巫歧伯通过占卜从广西地区 找来准备作为首领的候选人，但西陵氏族的人，嫌他是一跛子，坚决不同意他竞选新首领。只有嫘祖看上了他的聪明才智，与他成为了好朋友。后来，西陵氏族中来了以为能人的消 息被北边一个氏族知道了，于是，他们趁西陵氏族不备时把他抢虏走了。跛足青年因腿脚 不便，发明了以为代步的车。后将车改制为战车，氏族自有了大车后就不用害怕其他部落 剽悍的骑兵了，使部族作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便被部落推为领袖，称为轩辕黄帝。轩辕黄帝领导部族着力改革，改变游牧民族杀伐好战的习性，力主养性爱民，以仁德 服天下，不好战伐，只对些残害百姓，不服王化的部落进行讨伐，因此，远近有80多个 部落闻风归顺。 得到天下之后，黄帝便开始巡视人间。相传有一个春天，一位少女在桑园养蚕时，碰 到黄帝。黄帝看到在她的身上穿着一件金色彩衣，闪着轻柔、温和的黄光，地面上堆着一 堆蚕茧。黄帝就问少女身上穿的是什么，少女就说了植桑养蚕、抽丝织绸的道理。黄帝听后，想起人们还在过着夏披树叶、冬穿兽皮，一年四季衣不蔽体的生活，感觉到这是一项 大的发明，能让人民穿衣御寒。他就与这位少女结为夫妻，让她向百官和百姓传授育桑养 蚕的技术。这位少女就是黄帝的正妃嫘祖，当时黄帝也已到了三十而立之年。 黄帝封嫘祖为正妃之后，嫘祖就组织一大批女子上山育桑养蚕织丝。但很快又遇到了 一个大难题，蚕养了很多，茧也产了不少，但抽丝和织帛却有了困难。就在这时，群女中 有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面部丑陋的女子发明了缠丝的纺轮和织丝的织机。黄帝得知后，对此项发明大加赞赏，让她给众人传授技艺。后来在嫘祖的撮合下，黄帝娶了这位丑女，作为次妃，这位次妃被后人尊称为嫫母。 蚩尤是炎帝的苗裔，在涿鹿之野那场神国的战争中，炎帝被黄帝打败了，迫于无奈退 居南方，蚩尤也被俘虏而做了黄帝的臣子。蚩尤天生勇猛，对炎帝的失败很不甘心，他部 族的人也都和他一心，愿意听他的调遣。 于是，蚩尤族的人去见了夸父族的人，请求他们助一臂之力。夸父族人意见不一，一 部分表示对于这种战争并没有多大兴趣，另一部分觉得这正是替弱者打抱不平的好机会。 那些愿意打抱不平的人就都参加到这场战争里去了。 蚩尤族人得了夸父族人的帮助，实力和士气重新壮大起来，真是如虎添翼，又和黄帝 的军队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了。 黄帝对于夸父族人加入战争，十分恼怒，但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接连吃 了好几个败仗。他很颓丧，战场上蚩尤族的人又在吹烟喷雾了，烟雾虽不算大，但是东一处、西一处，隐蔽着夸父和蚩尤们出其不意的袭击，时常令黄帝的军队措手不及。 黄帝没有办法，干脆把军队暂时交给他手下的大将力牧指挥着，自己却跑到前些时候 会合天下鬼神的泰山上去躺卧起来，好静静地想一想对付蚩尤的计谋。

新石器时期彩陶

新石器时期彩陶 仰韶文化——其年代为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 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是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期的一个文化体系。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辅以采集、渔猎和饲养牲畜。 仰韶文化因时间、地区的差异而被考古学家分成不同的类型，诸如关中、豫西、晋南地区的半坡、庙底沟类型；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大司空村类型；郑州、洛阳地区的王湾、大河村类型。以半坡、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器型与纹饰最富有特色、最具有代表性。 彩陶：仰韶文化的陶器中，彩陶所占比例虽小，但文化与艺术价值很高。彩陶上的彩绘颜料系天然的赭石、红土和锰土，有的器皿在彩绘之前还加施一层红色或白色的陶艺作衬底，最后入窑经1000摄氏度左右高温烧成。由于窑室封闭不够严密，陶土中的氧化铁得以充分氧化，故烧成后的陶器是橙黄、红或红褐色，纹饰呈黝黑或殷红色。 1.半坡类型 以西安半坡村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 以圆底或平底的盆较多，小口长颈瓶和圆唇直口鼓腹罐也有一些，造型风格朴实厚重。彩绘一般都施于器物最显眼的部位，多施黑彩，并流行施内彩的装饰风格。 彩绘纹饰多以人面、蛙、鹿等形象最引人注意。常见的几何纹有宽带、波折、三角、斜线、菱格、网形纹等，它们单纯而富于装饰效果。纹样的造型结构，由于较好地处理了虚实、阴阳、正反、疏密关系，虽为简单的反复却能给人以变化丰富的印象。人面、鱼、鹿以单独纹样两相对应地装饰在敞口盆的内壁，非常醒目。有些鱼纹则以顺序平列构成带状施于外壁。在各种鱼形纹样中，呈现出从较写实到抽象的演变过程，这对探求一些抽象的几何纹的渊源和含义很有启发。 2.庙底沟类型 以河南陕县庙底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 代表器形有大口小底曲腹盆和碗。盆较大，口部有折沿，造型挺秀饱满，轻盈稳重。碗较小，直口。彩陶比率增加，纹饰大都为黑色，一般装饰在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和口沿上。 纹饰大多为两端相交的弧线组成的新月形、叶形、花瓣形纹，以及弧线与直线相交而构成的三角形纹。弧线的内侧空白，外侧填以黑色，这样构成二方连续纹样，黑白各自成形，有阴阳双关、虚实相生之妙。造成纹样构成变换微妙，还包括加进的黑圆点和并列直线，以及用斜向交错的细线构成的网纹等因素。特别是以花瓣形纹组成的菱花饰带，空间相互借用，构思尤为出色，格调华丽优美。 以鸟为母题的纹饰亦多，有侧面和正面鸟纹，有作展翅飞翔状的鸟纹，有三足鸟以及鸟与日纹复合图像。有研究者对鸟纹进行排列分析，认为它与半坡鱼纹一样，也有一个由写实到写意，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而晚期那些不对称的钩羽圆点纹，很有可能就是鸟纹意象化的表现。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 近期看了《狼图腾》一书，本来这本书是前几年闹的沸沸扬 扬的一本书，可以说在文化界的轰动不亚于王小东的《中国不高兴》。书是几年前出的，可是很惭愧，现在才把它看完。看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很多人都执著地追求这本书中的真谛。的确，书中的思想和观点也同样让我产生深深的震撼。 这几日我在不停的思考书中之意，也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陋解， 在这里写出来，本也委实是自家直言，姑且论之，希望不要被笑话. 书中的大意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毛主席号召广大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要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去建设农村，故事的 主人公陈阵就是响应这个号召插队到蒙古大草原去的。而故事讲述 的是在陈阵的眼里被世人称为凶残的野兽“狼”的形象。中心是 围绕陈阵看狼，以及蒙古人看狼，和其余知青看狼的不同，以及狼 自身所处的社会形象。中心大致如此，而我要讨论的是陈阵从狼身 上看出草原文化与我们小农文化的区别，其实这也是作者借陈阵的 口吻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 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在畜牧业生产条件下， 由于作为第一生产资料的草资源在游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 而反映到头脑中对草的认识亦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 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对草、畜的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民族能够达到。因为草原和畜群在其经济生活中居特殊地位，反映在它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文化心态，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民歌、祝词、赞词、谚语及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风格独特、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表达了游牧民族对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赞美。千百年来，蒙古民族遵循着祖先的遗训，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草场和牲畜。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当中，就

炎帝黄帝大战的故事_黄帝与炎帝的传说故事.doc

炎帝黄帝大战的故事_黄帝与炎帝的传 说故事 古时候，在华夏大地上有着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部落。炎帝黄帝大战就是为自己各自的部落而战。我为大家整理了炎帝黄帝大战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炎帝黄帝大战的故事 黄帝崛起，与炎帝决战于阪泉之野 女娃姐妹俩相继物化，她们的父亲炎帝心如刀绞，悲恸欲绝，他痛悔没有医治好四女儿，痛悔没有照顽好小女儿，他是位爱满天下的神，丧女之痛，时时刺激他、提醒他医治世人，照顾世人。 炎帝的大爱赢得了民众的心，他的苗裔和部属也个个精明强干、敢作敢为，他的势力逐渐自南往北发展，不可避免地与正如日中天、向四周扩张的中央土德之帝黄帝发生冲突。 黄帝的介绍 黄帝姓姬，与炎帝同族，也是少典氏的后代，母亲名唤附宝。附宝婚后，久未生育，心里不免焦虑;夜半失眠，出门仰观天象，默祷上苍，忽见一道巨大的电光环绕着北斗七星的第一颗天枢星，光华耀目，直射而来。附宝一阵目眩，竟感应而结胎，两年后生下了黄帝。黄帝十五岁时接受国土袭封，号有熊氏;因发明装有轮子的车辆，又号轩辕氏。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十四人获得姓氏，成为酉、祁、己、膝、任、苟、僖、衣等十二氏族的始祖。

黄帝变相混沌 该精明时，四面八目，明察秋毫;该糊涂时，浑无面目，大智若愚。黄帝的高妙处、历害处正在于此，别的神灵是想学也学不来的。 这一阵子，黄帝朝南的两只眼睛睁得特别大，他要洞察炎帝各路人马的虚实，他要找出炎帝致命的弱点。 经过大胆战略设想，小心战术构思，黄帝统率十万神兵、十万人众、十万鬼卒，以翱翔天穹的鹰、雕、鹫、鹞等凶禽作旗帜，以驰骋原野的虎、豹、熊、罴等猛兽作前驱，奔赴阪泉之野，与严阵以待的炎帝展开决战。两军交锋，杀声震天，白刃耀日，只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漂杵。恶战三场，仁厚慈爱的炎帝抵挡不住年富力强、圣明神武的黄帝，一溃千里，退至极南之地、偏僻之乡。 上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 相传远古时期黄帝擒拿蚩尤的神话故事，一直都是被古今中外之众人所知晓的。 天生勇猛的蚩尤非常不甘于炎帝的失败，所以他一心要想再和黄帝作战，于是蚩尤便请求夸父族人助自己一臂之力。有了部分夸父族人的帮助，再加上蚩尤原本的族人，显然蚩尤族人的实力和士气都重新焕发了起来，于是如虎添翼的蚩尤族人迫不及待的就和黄帝的军队打了起来。 黄帝对于加入战争的夸父族人很是恼火，但短时间内又没有能够驱散他们的办法，且黄帝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也接连吃了好几个败仗，于是黄帝越来越显得颓废。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正文)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 一、导论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挑战与反应，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萧启庆，1972）。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间的冲突与战争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农耕游牧关系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因农耕游牧关系涉及（理性）行为主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政策选择与博弈，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也开始应用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等经济分析工具分析农耕游牧关系。俞炜华和章自刚（2006）从游牧区比较贫瘠及游牧民族组织军事成本较低的现实出发，构造博弈模型，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出击草原惩罚、修建长城防御和通过和亲、朝贡贸易等方式购买和平等政策背后的经济理性。俞炜华、南文海构建模型说明在农耕游牧双方对土地既存在武力抢夺又存在交易的情况下，“谁对土地评价高，谁就能得到土地”，由此说明“400mm等雨量线”、长城与农耕游牧分界线基本一致背后的经济逻辑。在此基础上，该文还认为，长城并不影响土地在游牧和农耕民族之间的配置，其价值在于节约农耕民族军事投入并减少向游牧民族支付的财富数量（俞炜华和南文海，2009）。盛洪（2011）应用科斯定理分析了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清代的草原政策及军事技术变革对“华夷边界均衡”的影响。周方银（2011）则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构建博弈模型，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将农耕游牧关系视为理性行为主体选择行为的结果，从双方政策选择约束条件入手进行分析，拓展了农耕游牧关系的研究视野。尽管不少研究涉及双方边界的确定，但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在组织理论快速发展和国家政治版图新一轮重组推动下，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国家规模经济理论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A.Alesina和E.Spolare（1997；2005），H.I.Crossman和J. Mendoza（2001），D.Wittman（2000）等学者应用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冲突经济学、国家贸易等方法，分析国家规模和边界的变迁、统一与分裂等问题。帝国的扩张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如R.Findlay（1996）以土地、劳动力为要素的生产函数和固定数量的劳动力在争抢土地和生产间配置为前提，构建国家边界扩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诩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邽。”上邽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游牧民族的介绍 (2) 二、游牧民族的起源 (2) 三、游牧民族的发展 (3) 四、游牧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4) 五、游牧文化对中华影响 (5) 参考文献 (6)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起源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_赵林

第55卷　第6期2002年11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　Vol .55.No .6Nov .2002.700706　○世界历史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赵 林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武汉湖北430072)[作者简介]赵　林(1954-),男,北京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 [摘　要]从公元前2000纪初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多年时间里,游徙于欧亚 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对南部定居的农耕世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农、牧世界之间 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和融合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 响,它不仅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构成了历史自身发展运动的重要动力,而且导致了文明域 界的扩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外之地”被裹挟到文明的历程中,从而为人类历史从区域史、国 别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必要前提。 [关键词]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K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6-0700-07 一、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 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第62-63页)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 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入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 收稿日期:2002-09-17

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姓名任津辉 教育层次自考本科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校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张俊杰

目录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2)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5)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8) 参考文献：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炎帝的传说故事

炎帝的传说故事 炎帝 中文名称:炎帝 又名:烈山氏神农氏赤帝 性别:男 民族:华夏族 生平简介 炎帝,传说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又称赤帝、烈山氏，一说即神农氏(或神农氏的子孙)。相传其母名任姒，一日游华山，看见一条神龙，身体马上有反应，回来就生下炎帝。炎帝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食足衣；为了让百姓不受病疾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其族人最初的活动地域在今陕西的南部，后来沿黄河向东发展，与黄帝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中，炎帝被黄帝战败，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合并，组成华夏族，所以今日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后代」。 炎帝神农氏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神农氏。因以火德王，故称为炎帝。继女娲后为天下共主,传说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五弦瑟,开始蜡祭和市场.自他以后中国进入农耕社会. 是传说中远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 春秋时左丘明撰《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水经注〃渭水》：“岐水（今岐山县境）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南宋罗泌《路史〃国名》载：“炎帝后，姜姓国，今宝鸡有姜氏城，南有姜水。”《一统志》载：“凤翔府宝鸡县南七里，有姜氏城，南有姜水，炎帝长于姜水……”。宝鸡市南姜城堡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炎帝的传说。如说炎帝生于峪，其母怀抱炎帝沐浴于九龙泉。又说炎帝遍尝百草，为人类找到了可以治病的中草药，到晚年上天台山误尝断肠草而死等等。因传说代代沿袭，当地人们视九龙泉为圣地，遇大旱常在此祈雨。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宝鸡县令许起凤因祈雨重修炎帝寺并立石碑一通。

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中西文化起源比较

第二节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 上一节讲到中西民族生存环境的不同，中华文明的自然基础是河流，而西方文明是海洋，这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模式，这一节，我们就中西民族不同的经济生活形态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 （一）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1．起源：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的三点区分：磨制石器，制陶，出现农业） （1）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年前） 西安半坡遗址，发现最初的农具：石斧、石铲、骨锄、陶刀；小米和粟的皮壳 说明：黄河中游已经广泛种植耐旱的粟谷和蔬菜，形成稳定的农业定居点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骨耜，木耒耜等种稻工具和大量炭化的稻谷。 出现家畜的驯化和饲养 （2）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成为华夏居民主要谋生手段。出现灌溉系统和排水工程。 2．发展 （1）夏：农业是关系国之存亡的命脉 这一部分，很难找到史料记载，但是从流传下来，大家都熟知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农业已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形式。 同一时代的西方的神话大都是宙斯，阿伽门农等神力和勇士，而我们这一时代的神话却是：古代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炎帝）； 教民耕种的后稷；为民治水的大禹 养蚕抽丝的嫘祖； 。 （2）商代：农业是华夏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关于这一部分的历史考证，我们主要从殷墟甲骨文中寻找。 甲骨文中很多基本词语的字型都与农业密切相关。例如： 男：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3）周代：农业是经济生产活动的中心内容 ①周王朝对诸侯功臣分赏土地，赐予田产和臣民，使他们成为拥有土地和农奴的领主 ②周代帝王开始身体力行的方式，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充分显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 《诗经周颂》写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③从周代始，由民间歌谣汇集的《诗经》中有大量关于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描绘。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区别与相似

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冲撞，积淀成为今天的文化系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它们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浑。本文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具体比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性。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

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

“善”与农耕文明 “善”是一个伦理学领域的概念，也可用来检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一种人类文明道德进步的尺度。如果不是从心灵意义上，而是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和诠释善的内涵和标志，那么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和平与建设便是善，侵略与破坏便是恶。假定在人们面前摆出两幅图景：一幅是靠辛勤耕耘，创造社会财富，满足衣食之需，不伤及乃至危及邻人邻国；一幅是靠扩张（侵略）和掠夺（破坏），攻击邻人邻国。毫无疑义，人们都会将第一幅图视之为善，将第二幅图谓之为恶。 从上述意义上看，农耕文明便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先看看游牧文明。这种文明具有显著的“游击”特点，“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专寻草肥水美之地而居，将一个地方的水草消耗掉了，环境破坏掉了，再换个地方。这种文明生长在马背上，极具机动性、剽悍性和掠夺性。翻翻游牧民族的历史，充满了部落之间的打杀和征伐，也记载着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征服和掠夺，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动辄屠城，所过之处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毁灭其他类型的文明，特别是农耕文明。欧洲人至今谈起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尚心有余悸。 再看看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尽管它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决不是善的代表。这种文明天然需要具有无限扩张趋势的市场和生产要素，充满追求利润和财富的不可扼制的欲望。看看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从圈地运动（羊吃人）到贩卖黑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一不是工业文明制造的恶行。马克思将上述罪恶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工业文明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在当代社会，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侵扰有所收敛，但对大自然的破坏却变本加厉。地球正在变成工业文明的垃圾场，正在沦为全人类“失落的家园”。

游牧文明

游牧文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及历史根源的探究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就像一串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给它自身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在造就自己的同时，也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华夏文明。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灿烂的华夏文明中，昙花一现的游牧文明以其自身的特点，似乎以最恰当的方式适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它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深刻的。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如此，它最终摆脱不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逐渐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只能从民族大融合中找到它的些许痕迹，它留给我们的除了独特的文明，就只有无限的遐想了。 现在，让我们再一次以华夏文明继承者的身份，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吧。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游牧民族统一中国的历史时期。一个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另一个就是满族建立的清朝。曾几何时他们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令中原王朝闻风丧胆。它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民族的强悍。而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游牧文明的基础上。所谓的游牧文明，就是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建立起来的文明。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蒙

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就用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牧民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并且认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无常，包含变化、运动之意。当《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随着农耕文明的生根和发展越来越严密而消逝时，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却始终张扬着，并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结合起来，成为保持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 蒙古族的民间诗歌中，有这样两句诗：“牧人爱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如此直白地表述人们有保护大自然的责任的话语，在农耕文明中是绝难找到的。即便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最倾向于天的道家，也不能如此自觉而清晰地表达出人应当保护自然的观念。这还是在农耕文明的惰性因素没有完全强化，原始采集狩猎文明遗留的及与游牧文明交互影响而存在的活性因素仍旧占有一席之地的先秦时期。秦汉之后，随着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定胜天的观念和消极企求神灵保佑的世俗观念逐渐盛行，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的声音，除了宗教的影响外几乎就不再能够听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这样的言辞，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难怪有学者慨叹，西方文明的血统来自于游牧文明，只有游牧文明的活力，才能发展出对自由的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