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儒家思想发源于中

国，而广泛传播与东亚文化圈和世界文化圈。在东亚各国文化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地位。概而言之，在儒家弘扬的道德之中，从比较的意义上看，中国儒学凸显其“仁”，韩国儒学凸显其“义”，日本儒学凸显其“忠”；或者用略为细微的分类，中国凸显“仁恕”，韩国凸显其“义节”，日本凸显其“忠勇”。下面谈谈儒学在东亚各国的地位和影响。

首先应该谈谈中国儒学，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历史上有多个朝代曾把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思想，如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的西夏，金等朝均崇尚儒学。儒学的产生创造了以伦理道德为鲜明特色的东方文化，它蕴藏着深厚的有价值的伦理道德思想，虽然过去几千年，但是其宝贵的文化精髓仍然被我们所用，以致于儒学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或未来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将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始终是以“仁爱”观念居于核心地位，仁爱是中国儒学的主导价值取向。“仁”的思想来源可上溯到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保民思想，《尚书》中“老保赤子，唯民其康”，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伦理价值的反映。尤其是《尚书》中对保护老弱孤幼的重视与强调:“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若”，“不敢侮鳏寡”，这种对孤寡老人和失怙幼孤的特殊关注，是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滥觞。实际上，孝的真正意义也应当从这方面来了解，孝是对父母亲情的回报和珍视，它不仅在来源上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实践，所以程伊川说:“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

作为贯穿儒家思想始终的方法论的中庸之道, 其精髓就在于平衡协调各种

矛盾关系、促进事务的和谐发展。重新审视“中庸之道”这一哲学理念时发现它有许多适应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中庸”既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又是儒家的方法论原则

再来谈谈日本儒学，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

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

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动

儒教等经典著作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

韩国——历史上连续不断的士祸，对韩国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酿造了韩国儒学的“道义”精神

韩国儒学的精神与韩国的历史有密切的关联。朝鲜时代连绵不断的士祸，对韩国儒者的精神意志有重大的影响，戊午士祸(1498)、甲子士祸(1504)及己卯士祸(1519)、乙巳士祸(1545)对儒家学者的政治清洗和屠杀是东亚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这些儒者组成的士林派，要求改革，主张社会正义，与代表贵族官僚特权利益的旧勋派形成冲突，这些著名儒者的惨死不仅促发了韩国儒者的一种抗争的、不妥协的精神，也逐渐酿造了韩国儒学的“道义”精神。赵光祖说:“不顾其身，图谋其事，有事时不计祸患，乃真士人精神”，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义”是韩国儒学的精神和原理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儒学与中国文化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和文化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子钟情美好女子的情怀，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远征战士那份战火中思乡的苦楚与归家时的近乡情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心爱之人可望不可即那份无望的相思，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中那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眷恋......《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虽后经证实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是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诗经》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而意义深刻的。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1，王官采诗说；2，公卿献诗说；3，孔子删诗说。《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又称《诗三百》。它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500年。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的意义就是声调。《雅》是“王畿”之乐，“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其实周代贵族也是参与劳作的，所以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风，雅，颂各具其特点，其中以国风最能体现丰富的文化积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

简析儒家文化和孔子学院的传播作用

简析儒家文化和孔子学院的传播作用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乎《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依据《结构论》的系统综合理论，曾邦哲提出公元前约几百年几乎同期发展的希腊（自然）文化、犹太（律法、波斯时期）文化、印度（佛教、精神）文化、华夏（儒家、伦理）文化奠基了人类至今以来的核心文化模式。不管世人对其文化，精神内涵的做何解释，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再从几个方面概括介绍一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我国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赢利性公益机构,它建立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成为世界各国的迫切要求。它的建立必将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服务。从2004年创立到2009年底,我国已经在88个国家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4所孔子课堂,还有50多个国家的260所机构提出了开办申请。 孔子学院是国际汉语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的平台。汉办主任许琳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和任务》(《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2期)中指出,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任务是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孔子学院应该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一个推崇文化、追求和平发展的国家。孔子学院运作的这些年一直在贯彻这一任务,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这么短的时间建立五百多所而且运转良好,这是国家汉办和各高校对外汉语教学界努力的结果。当然,孔子学院还处于起步阶段,各方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利弊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利弊影响 文/郜良 儒家学派由孔子所创。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间受到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在近代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五四运动”中受到“打倒孔家店”的否定，“文革”中受到“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儒家思想文化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代表，作为传统的力量，顽强地积淀在当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之中，以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风尚、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和血液，发挥着积极或消极作用。起积极作用的为精华，起消极作用的为糟粕。我们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必须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先进文化引领时代潮流，在大胆吸收西方符合现代化规律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扬弃”。因此，必须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现实利弊影响有清醒的认识。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儒家思想发源于中 国，而广泛传播与东亚文化圈和世界文化圈。在东亚各国文化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地位。概而言之，在儒家弘扬的道德之中，从比较的意义上看，中国儒学凸显其“仁”，韩国儒学凸显其“义”，日本儒学凸显其“忠”；或者用略为细微的分类，中国凸显“仁恕”，韩国凸显其“义节”，日本凸显其“忠勇”。下面谈谈儒学在东亚各国的地位和影响。 首先应该谈谈中国儒学，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历史上有多个朝代曾把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思想，如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的西夏，金等朝均崇尚儒学。儒学的产生创造了以伦理道德为鲜明特色的东方文化，它蕴藏着深厚的有价值的伦理道德思想，虽然过去几千年，但是其宝贵的文化精髓仍然被我们所用，以致于儒学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或未来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将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始终是以“仁爱”观念居于核心地位，仁爱是中国儒学的主导价值取向。“仁”的思想来源可上溯到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保民思想，《尚书》中“老保赤子，唯民其康”，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伦理价值的反映。尤其是《尚书》中对保护老弱孤幼的重视与强调:“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若”，“不敢侮鳏寡”，这种对孤寡老人和失怙幼孤的特殊关注，是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滥觞。实际上，孝的真正意义也应当从这方面来了解，孝是对父母亲情的回报和珍视，它不仅在来源上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实践，所以程伊川说:“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 作为贯穿儒家思想始终的方法论的中庸之道, 其精髓就在于平衡协调各种 矛盾关系、促进事务的和谐发展。重新审视“中庸之道”这一哲学理念时发现它有许多适应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中庸”既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又是儒家的方法论原则 再来谈谈日本儒学，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 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

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现代的意义

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一、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其结果只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分析了它们在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提出了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要重新认识，指出儒家文化人本主义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整合的功能必将对当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人本主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 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一单元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一课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 1．练习与思考1 本题内容涉及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判定问题。题目给出三种不同的观点。答案是多元的，只要学生能提出观点，自圆其说即可。而且，问题考察的是学生论证历史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引导学生探讨该问题时，可以进一步引出：孔子讲义，是否绝对否定利？是否将义与利决然对立？韩非子讲利，是否绝对否定义？ 其实，不管是孔子还是韩非子，在义利之辨中，都没有将利与义绝对对立起来，只是侧重点不同。如：孔子也讲“庶之，富之，教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不过是孔子更讲仁、礼；韩非子则更注重利的功用。究其原因，实是两者的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方法不同所致。孔子提出礼、义、仁，故更重义，韩非子出于战国时期社会现实需要，主张法治、刑赏，故而更重利。 义利之辨发展至宋明时期，成了一大命题，即“义利之辨乃人禽之别”，君子与小人便成了绝对对立的道德观念，这是基于宋明理学思想观念之上的。后世学者如清代颜元主张义利统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就现实社会现状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2．练习与思考2 孔子强调“仁”，是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人手，推而广之，以此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礼，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则通过“天人感应”将儒家的伦理学说神圣化、绝对化，强调“天意安排”。孔子的学说从启发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和自觉要求人手，董仲舒则强调“天意安排”，这是他们学说最大的不同。 第二课宋明理学 1．练习与思考l 本题允许学生从不同角度解读诗句，得出不同结论。以下仅供参考： 第一首诗：借景喻理的名诗。全诗以方塘作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的读书感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两句，借水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补充新知。从哲学角度思考，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道明了源与流的关系。 第二首诗：《宋诗鉴赏词典》是这样说的：“蒙冲巨舰，需要大江大海，才能不搁浅，才能轻快地、自在地航行。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必要条件，违反了它们在水上航行的规律，硬是要用人力去‘推移’，即使发挥了人们的冲天干劲，也还是白费气力。”朱熹此诗是因为观书有感而作。从这样的视角出发，诗中所谓的“蒙冲巨舰”、“向来枉费推移力”表面所指为自然现象，但暗中指向的却是平时虽刻苦读书，百般思索，千样计较，书中之理仍然有不易了解这样一种困难迷惑的情景。但长期而艰辛的思索、探求，于“昨夜”豁然明朗，大彻大悟，以前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悄然冰释，书中之理在自己的脑海中融会提升为井然有序的“洁净空阔”的理世界。朱熹认为，人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即物穷理”，要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阶段，苦苦摸索，艰难积累。在此一阶段，为了解放迷惑困顿而上下求索。在这一阶段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豁然贯通”、大彻大悟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准备或基础，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之上的飞跃。诗句道出了朱熹哲学的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 2．练习与思考2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万事万物的总法则，人世间的伦理纲常是其具体体现，人们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渐进式地探究理。而陆王心学则提出心理合一的观点，陆九渊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则进一步发展“心即理”，的观念，将“心”视为宇宙最高本原，因此求理不需要借助外物，唯求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姓名：马焕系别：12级法本（1）班学号：201293120126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

的历史必然。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

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体系中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对亚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文将从历史角度着手，简述儒家文化的特点，重点考证儒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情况，以及儒家文化圈形成的方式。 标签：儒家文化圈；传播；儒家文化 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开创于春秋时期，由孔丘所创，其提倡人伦血亲，事功现世，存养修身，其中思想是忠、弟、信、孝、义、礼、廉、耻，核心是“仁”。由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儒家文化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今天我们可以说，儒家文化已经成为国学的代名词。 一、传播儒家文化 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与汉字、佛教一样，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后又传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南洋各国。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这些国家从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直到风俗习惯、社会面貌，都有很深的儒家文化的印迹。 （一）儒家文化在周边各国的传播 1.朝鲜 早在公元前1世纪初，孔子的思想就在朝鲜传播。《朝鲜金石总览》记述：“圣莫如夫子，师莫如夫子。大而国家至庠序皆有夫子庙……天子以下，背面跪而拜。”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相继尊孔，君主非常重视儒学，视它为维护秩序的工具、加强君权的武器，大量推广。与此同时，三国竞相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唐朝都城长安学习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儒学家，如：薛聪、金云卿、崔志远等。 1392年，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建立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宣布儒学为正统思想，在汉城建孔子庙，仿中国周时的“成均”之说，名为“成均馆”。当时，其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皇室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和研究。总而言之，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氏王朝统治的500年中，儒家学说起到了维护和稳定社会的作用。 韩国当代社会，礼仪、伦理都受到儒家观念深刻的影响，到现在依然很明显。在韩国，信奉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依然是以儒家为主。即使是在西方文明侵入后，韩国社会增加多种社会问题的情况下，韩国政府仍然秉承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维护社会的稳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韩国影响之深。 2.日本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xx古代服饰的影响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xx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 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 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二、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质”与“文”二字在中国哲学中释义相当宽泛。质指一个人的资质美，《论语·卫灵公》中记载：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这里所说的“质”，是指人内在所具有的伦理品质。文指一个人服饰的美，《论语·泰伯》记述：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所谓的“文章”是指礼服上的纹饰、丹车白马、雕琢刻镂之类的文饰或文采。可见，孔子是极其重视服饰之美的。但是，孔子在认定服饰要讲形式美的同时，又对君子的个人修养提出形式与内在的关系。《论语·雍也》中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然而，只有合乎礼的服饰与动作姿态，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这些虚饰只能使人感觉像浮夸的史官。儒家在服饰上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是与等级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上层社会尤甚。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礼”的重要成分,已经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几乎波及了社会各阶层。以上这些正是形成中国古代服饰独特风貌的原因之一。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 “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 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儒家文化是在传统中国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得以存续。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 第一，人本主义思想。 不同于西方，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古、女娲、神农氏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孝经》谓：“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王制》亦谓：“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论语·雍也》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亦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论语·泰伯》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告子》亦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第二，“内圣外王”思想。 肯定了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为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 “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的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这样，儒家就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家十分注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