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娱乐至死看新媒体泛娱乐化现象
从《娱乐至死》看新媒体泛娱乐化现象
艺传学院马媛秀子学号：10011311697 尼尔?波兹曼是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曾出版过20余部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等影响巨大的名作。因其对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为世界瞩目。《娱乐至死》发表于1985年。该书从一问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在这本书中波兹曼首先生动而明了地阐述了媒介即隐喻，作者不无遗憾地回顾了印刷时代理性思维统治下的美国也介绍了电视作为当时的一种新的媒介形式为人们带来了新的认知方法，在此书的后几章,波茨曼谈到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序言中为整本书埋下了脉络即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预言和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后者可能会成为现实。整部书的章节利落有致，语言娓娓道来而又论点鲜明，论据翔实，使人信服。赫胥黎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这说明人们过分依赖由自身创造的工具可能会导致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这一点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工具理性霸权理论有呼应之处。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电视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毫无疑问它意味着工业技术的进步，但正如赫胥黎所担心的，电视在发挥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的同时，它的内容却充斥着搞笑，荒诞，感官刺激等庸俗文化，人类长期浸淫于此类“垃圾”之中，是否会真如赫胥黎的预言所说，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麦克卢汉曾提出过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就是说从长远的角度看，真正有意义的信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提示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换句话说，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波兹曼对他的理论深信不疑，并且结合圣经中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得到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从而波兹曼更为精准地揭示了媒介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慢性功能，即媒介即隐喻。同一条信息通过纸媒报道和电视报道就有差别，中共十八大各地方代表团此次将讨论会公开透明在电视上进行实况转播，就与以往仅在纸媒上进行观点的报道有不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代表们发言时的表情，听到他们发言的语气。从而去认知和判断，所以电视给予受众一种新的认识论。
波兹曼在书中回顾了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时代——“阐释时代”。时代话语的特征为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长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而进入电视所引领的“娱乐业时代”，时代话语开始转变，内容无聊，表现物理，形式散乱。并且电视提供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受众只需辨认无需理解。在阐释时代，民众智力基础能达到聆听林肯和道格拉斯长达数小时包含众多法律条文和复杂长单句的演讲，而娱乐业时代，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民众乐于在电视上看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帅气的形象而非长达数小时的演讲。波兹曼在书的最后将阻止文化枯萎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也是给予我们思考信息过剩，泛娱乐化现象等新时代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
泛娱乐化现象在如今的新媒体上也同样存在。继电视之后，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了
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受众类型、传播方式、载体、成本、效果等方面有诸多特点。新媒体能很好地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由于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休闲时间呈现出碎片化倾向，新媒体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而生的。同时新媒体能满足受众随时随地地互动性表达、娱乐与信息需要。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代媒体在传播的诉求方面走向个性表达与交流阶段。对于网络电视和手机电视而言，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人们使用新媒体的目的性与选择的主动性更强。新媒体使用的便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使受众的选择更具个性化，导致市场细分更加充分。
如今，微博，优酷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的受众对于碎片化阅读的依赖和恶搞信息的偏爱，《娱乐至死》这本书也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意义。《娱乐至死》中波兹曼明确地指出在电子媒介所勾画出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受众对于信息的零碎化习以为常。但长此以往受众会成为得到娱乐最多但得到信息最少的人。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停留在表面的信息，会让受众产生错觉，自以为获得了大量信息，其实对自己有用的却寥寥无几。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媒体已从边缘走向主流，网民上网的第一目的也从获取信息转向寻求娱乐，网络媒体的娱乐化趋势已不可逆转。信息的爆炸对比受众时间的有限,心态的浮躁，压力的巨大，很少有人愿意花大量时间进行深度阅读，理性思考，浏览大量的新奇恶搞信息进行娱乐消遣成为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们开始尽量地应用手中的电脑和手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资源，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碎片化阅读。受众在社交媒体上所涉猎的大多是新奇事件、公知阔论、明星八卦、朋友晒图。这些在140字以内的信息所包含的信息量有限的同时，在时空，逻辑，甚至人事物上的跳跃性使受众无法形成连贯理性的思维，并且在这些内容中恶搞文化大行其道。最近，一组题为“杜甫很忙”的恶搞杜甫形象的涂鸦之作红遍了网络。纵观网络流行热点，我们不难看到娱乐恶搞的现象愈演愈烈，几乎各大网站都有“恶搞”分子，他们编辑恶搞文字片段，涂鸦恶搞图片，创作恶搞视频、甚至还创作了专门的恶搞剧。网络草根文化的娱乐恶搞已经无孔不入，从人物到事件、从绘画到照片、从古典名著到红色影片等等，都难逃网友娱乐恶搞的命运。一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将胡戈推成了著名恶搞人士；就连小时候英语课本上的人物李雷和韩梅梅也成为了恶搞对象；韩少和郭四娘的“恋情”、扮演奥巴马夫妇版本的《江南style》等等荒诞至极的内容，整个网络草根文化的传播似乎已经到了“无恶搞不欢”的地步，但这种娱乐性信息在网络中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点击率更高。人们在网络上疯狂地转发和评论具有娱乐因子的网络热点，网络的泛娱乐化使人们的关注行为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寻找能满足其娱乐需求的信息。
网络的泛娱乐化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语言。当“粉丝”不再是粉丝，“玉米”不再是玉米，汉语已演变成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汗语”。我们成了“偶们”，再见成了“88”，这样子成了“酱紫”，“博客”、“播客”、“晒客”、“哄客”、“维客”、“威客”等一大堆网络词汇蜂拥而出。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我们的预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这些网络语言在给予我们使用便利的同时，是否同时也便随着对经典的恶搞和娱乐文化的大行其道。于此我们不难看出微博等新媒体上的传播内容大多以娱乐为主，而不是思考，更多的受众选择将自己淹没在碎片化的信息中不去思考，只是浏览、跟随、附和与大笑。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试图提醒我们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不知我们在一次次短暂的、批发式的快感之后，是否能想起这句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