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新模式下广东自贸区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1.广东自贸区的发展现状分析
1.1.港澳经济基础分析
在以经济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的今天，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位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香港澳门特区，三地地域相接，社会文化相通，天然的地缘和人文优势是该区域开展经济合作的优良条件。
1.1.1.功能性整合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内地长时间处于封闭、孤立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经济发展出现了偏差，港澳地区成为了中国内地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唯一通道。鉴于港澳特殊的贸易价值，中央制定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保留港澳作为中国内地获取急需物资的桥梁，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以货物贸易为主导的贸易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改革开放后，广东借助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排头兵。港澳资本和企业率先投资内地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改变了落后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三地经济合作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以比较优势为原则、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前店后厂”模式，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同时，推动了珠三角外向型工业经济飞速发展，港澳也成功地实现了从制造业基地向服务业基地的转型。结合巴拉萨的经济整合理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合作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市场经济自发型运动，三地处于一种功能性整合期。
1.1.2.制度性整合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多边贸易进程举步维艰，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给中国内地与港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必须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安排，才能更好应对外部经济环境挑战，推进三地经济共同发展。
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中国入世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实行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开放，中国经济必须走向世界；在“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下，港澳、内地互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关税区。三地经济处在相对割裂的状态下，内地仍然存在对港澳各种关税以及对服务业金融投资等限制措施。纯粹的功能性整合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无法解决中国需要对外开放的迫切性问题，所以更高程度的制度性整合应运而生。
2004年粤港澳三地正式实施中国内地第一个自由贸易协议CEPA，组成了一个中国国境内三个不同关税区间的自由贸易区。作为促进内地与港澳经贸发展的制度性安排，CEPA标志着粤港澳间的经济合作从功能性整合阶段上升到了制度性整合阶段。之后广东省又推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力求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新格局，推动周边九省

与港澳特区的合作，形成了泛珠三角区域“9+2”合作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特别是广东制造行业的发展，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合作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整个片区形成了一种以CEPA协议框架为基石，泛珠三角9+2框架为支撑，《纲要》指导下的粤港澳合作为核心的经济合作机制。在CEPA框架下粤港澳的合作优势为三地服务贸易自由化积累了一定经验，一系列合作机制也为今天广东自贸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合作发展。
1.2.广东自贸区框架及发展历程
今天的广东自贸区是一个全新的合作机制，是粤港澳合作以来的一个制度性飞跃。自贸区涵盖广州南沙、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珠海横琴三个部分，总面积为116.2平方公里，其中南沙占地面积60平方公里，前海蛇口28.6平方公里，横琴新区28平方公里。自2015年4月21日挂牌以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走过近两个年头。南沙、横琴、前海三片区的建设发展每月数据不断在刷新，多项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2016年1—11月，广东自贸试验区新设立企业7万多家，同比增长42.9%。其中含外商投资企业4070家，同比增长77.3%。合同外资36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2.8%。广东自贸区旨在深化粤港澳合作，三片区各具独特的经济优势，有利于互补错位发展，互补互助有利于强化广东自贸区粤港澳合作的特色，共同提高经济竞争力，共同促进粤港澳经济融合发展。
广东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是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体现。广东自贸区突破以往的自贸区模式，依托香港澳门，发展面向世界市场的国际化新型自贸区。在制度上承接港澳经济发展的方向，发挥港澳成熟的经济发展优势，结合广东经济发展现状，制定了全新的战略方针。广东自贸区紧跟着香港金融服务行业与澳门高新技术及旅游行业的步伐，积极对外开放市场，拓宽国际合作领域。在广东自贸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下，广东产业经济也必定能实现转型升级。
1.2.1.南沙新区：全面合作示范区
广州南沙位于珠三角中心，具有综合性优势，是外商和港澳企业在粤投资设厂的首选地域。它坐拥优越的深水港口区位环境，便利的航运条件吸引着大批港澳及外国企业的目光，有利于建设国际型综合性航运枢纽港。自贸区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深化南沙片区的对外贸易发展，特别是与港澳企业的合作。南沙与香港的合作领域涉及城市规划建设、金融高端贸易、中医药和生物技术、数据信息服务、航运物流等，重点发展生产性

服务行业、航运物流、国际金融商贸与高端制造业，力求打造一个国际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要素集聚高地。可否借助和利用好香港成熟的国际化市场，是南沙自贸片区发展的关键之一。据统计截止至2016年底，在南沙落户的港澳投资企业共952家，总投资额约148.24亿美元，其中包括香港新地、珠江船务、粤海、新滔等投资性公司总注册资本4.16亿美元。未来南沙片区更要加大与港澳企业合作力度，充分利用制度创新机制，积极寻求国际化合作，创新经济发展之路。
1.2.2.前海蛇口：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深圳前海蛇口依托着香港特区，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国际自由港的有利区位，正在拓展金融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它不仅可以利用前海深港合作区的政策优惠，还可发挥自贸区的制度优势。深圳前海蛇口重点发展科技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等高端服务行业，利用香港成熟的服务业市场能够使其更加准确快速地进攻国际市场。一系列自贸区优惠政策为前海蛇口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日渐推动着前海蛇口发展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领域重要基地和国际性枢纽港。蛇口片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其强大的国际贸易平台可以与前海蛇口码头等的物流基础相配合，促进片区产业整合。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截至目前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累计注册企业达124000千多家，注册资本68000多亿元，居全国自贸区首位。这不仅得益于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得益于国家政府对广东自贸区发展的重视与鼓励。目前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之一，未来该片区的发展前景更是无可估量。
1.2.3.珠海横琴：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
在珠海横琴的开发中，政府部门始终坚持“澳门优先”的原则。横琴新区借助澳门旅游休闲、高新科技研发、商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发展高端服务产业，澳门作为国际性商贸平台也在带动着港澳的商务服务要素向横琴聚集。横琴新区在与澳门开展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推动澳门经济走向发展多元化方向，两地经济互补互助。横琴自贸片区不只是自身的发展，它承接着与澳门经济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澳门作为经济新载体，也在帮助横琴实现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横琴自贸片区重点发展旅游休闲、文化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数据显示2016年1—10月，横琴自贸片区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1.7亿元，同比增长21.0%。港澳投资增长快，港澳企业数量达1105家，其中澳资企业669家，港资企业436家。尽管去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横琴片区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未来横琴片区要进一步扩大

对港澳服务业开放力度，配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1.3.广东自贸区发展经验与启示
1.3.1.发展坚持稳中求进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珠三角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行先试的制度特权，吸引大量外商投资，发展地方产业，致力打造一个“世界制造业基地”。尽管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成本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约束等问题制约着经济增长，但改革开放30多年形成的制造业体系所累积的经验仍有利于广东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也为自贸区发展提供稳固的经济基础。尤其在CEPA与自贸区政策实施以来，在粤港澳全新合作框架下，港澳对粤投资出口一体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果贡献突出。2016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广东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除了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自贸各片区发展做阶段性部署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由表1可知2016广东经济平稳运行，对全国GDP发挥了重要的支撑性作用，发展总体态势优于全国。
表 1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信息网
1.3.2. 探索独特发展新路径
近年广东工农业均平缓运行，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行业有力支撑着广东经济增长。然而广东产业发展还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为主，服务业比重偏低。企业规模也普遍较小，技术水平有限，缺乏长远规划，亟待转型升级。在与外资合作上，广东多数企业自身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很难在技术性上寻求突破。再加上专业人才的短缺，自主研发性低等问题也在阻碍广东自贸区的建设发展。在历史机遇下，广东自贸区必须认清形势，紧抓自贸区政策红利，结合当地成熟的传统外贸，积极联合港澳及外企开拓国际化市场。全国四个自贸区的建立均以开放倒逼改革创新，政策上简化了审批手续，实行统一新版负面清单，一系列自贸区“惠民”政策使得总体上进出口形势逐渐好转。企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结合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全面协同创新推动经济转型。自贸区应该探索自身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径，在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乘风破浪。
1.3.3.加强与港澳经济合作
广东自贸区是粤港澳合作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制度创新的排头兵。广东自贸区区别于其他自贸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港澳特区的经济合作，这是国家政府在经济决策与制度改革上的一个突破。它不仅仅是强调广东自身的经济转型，也拓宽了港澳企业的发展空间，是一个双赢的政策。所以，在坚持与港澳的经济合作基础上，广东要更加积极地主动地融入国际化市场，综合考虑港澳当地政策制度，适当调整自身的体制机制，做到“制度创新”。
凭

借广东原有的制造业基础，再加上在港澳经济的高度辐射下，广东经济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已是势不可挡。各个自贸片区要始终坚持国际化、高标准，对标港澳，加强片区之间的协作，实现区域整体发展。如深圳蛇口工业区作为与前海优势互补的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应当与前海服务业相互融合发展。在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优势将会吸引优质现代服务业集聚于三地，也有利于三地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引领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广东自贸区要紧跟全球发展潮流趋势，引入发展高新技术，建设国际化生产性服务业中心。
如珠海横琴新区，可吸纳国外和港澳的高新企业，通过引进高新技术转移、扩散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这类产业的技术改造，使其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转型。横琴新区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可以解决澳门空间发展限制问题，吸纳和拓展澳门的产业和教育科研空间，包括商务金融服务、科教研发、旅游休闲等。在培育高素质人才与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促进两地文化教育的交流，促进珠海澳门双赢的创新合作与经济共同发展。
2.广东自贸区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1.区域之间发展存在异质性
2.1.1.粤港澳存在深层次矛盾问题
源于历史上殖民地的政治因素，港澳地区受西方文化冲击要强于粤文化，导致三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存在差异。港澳在“一国两制”体制下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发展模式上要比内地更加国际化，开放程度更高。所以三地在经济决策、执行上固然存在不一致性，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摩擦与矛盾。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区域内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间互相便捷地沟通与联系。在自贸区内合作若缺乏明确定位和关系，缺少整合机制与有效的沟通，出现双方利益不均衡现象，必然会影响合作积极性和可持续性。港澳投资者获取内地政策信息的渠道较少，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与港澳项目的实质性对接也并不理想。
例如南沙自贸区对接香港，但香港自身发展又依赖与内地的合作，可能会引起产业空心化、内地化现象，再加上香港微弱的服务内地意愿，制约着粤港更深层次的合作，香港对整个南沙自贸片区的带动作用极弱。
2.1.2.自贸片区之间发展存在差异
每个自贸区都有各自独特的功能，有核心的发展趋势。建设发展仅仅复制照搬其他自贸区做法，而抛弃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整个发展就失去了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活力。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起步当时的经济基础就并不同步，所以今天各自发展程度不同，经济实力也存在差异。但是自贸区是一个整体，必须协调好

关系寻求共同发展。
然而要对整个自贸区做出一致的发展规划与措施非常困难，完全一致的政策又会让片区之间难以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导致发展失去平衡。事物是在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下发展壮大的，自贸片区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着，在寻求突破的环境中共同成长。
各个片区建设的配套设施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珠海横琴自贸片区大片仍处于郊区，交通不便，城市化建设相对落后，教育医疗配套设施落后。加上企业进驻率与住宅入住率不高，目前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2.1.3.聚集效应过度强化而失衡
广东自贸区各片区借助税收、自贸区制度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着周边地区与海外地区资本、技术和人才，促进国际高端制造业转移及资金流动。这种资源的融合形成的乘数效应，将不断促进自贸区经济的发展。这种聚集效应是一种极大的发展机遇，但却也是一种挑战。
当所有有利资源向着自贸区涌来时，边缘地区会有制造业企业和资金的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的现象，比如惠州、佛山等内地城市会失去竞争力与机会。更多的贸易结算功能转移到自贸区内部，边缘城市会造成税源外流现象。而且这种现象的发展会出现两极的经济失衡，自贸区和珠三角地区经济越来越发达，相反边缘较落后的城市越发落后。
只有当自贸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扩散效应时，周边地区在辐射作用下发展，此时这种经济差距才会逐渐缩小。尽管从长远发展看来，“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周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看来，在短期内这种聚集效应对周边地区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
2.2.体制机制建设不完善
2.2.1.经济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广东自贸区虽然已经有近两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与上海、天津等较成熟的自贸区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在政策制度上还有待完善。上海自贸区建设已成气候，其龙头地位无可厚非，而天津自贸区在政治上享有绝对的优势。广东自贸区建设可以复制借鉴它们的经验有限，许多项目工程还处于规划建设时期，许多问题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整体还处于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对于如何实现优质产业等的合理分工问题，政策并不明确，也缺乏总体上和港澳衔接的制度安排。
回顾之前CEPA协议的发展，正是由于政府保持着大的政策定位和取向，没有进行对政策做更细致的分析，，在政策实施方面力度不强制度建设的落后导致失去预期的效果。自贸区内内地行政区之间以各自利益为重使得体制性矛盾突出，政府服务意识不强，组织协调机制松散，政府工作人员还没有真正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再加上自贸区与国际接轨力度有待加强，特别

是人民币结算、国际金融体系必须与国际对接。
2.2.2.法律以及监管体制落后
上层建筑影响着经济的发展。除经济制度以外，法制建设也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之一。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同时，原有的法律保障无法覆盖新兴的经济形态，也解决不了在高度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特别是关于金融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审判问题，需要建设相适应配套的法制化商业运营环境。如果自贸区法律体制不健全而导致法律漏洞，区域内企业的发展易受到冲击，而企业也不愿意投资于一个布满隐患的营商环境。
广东自贸三大片区的监管模式并不一致，容易出现监管混乱现象。虽然取消了事前审批制，但是事中事后的监管却也无法进行，许多交易信息出现纰漏而得不到有效监管。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是制约自贸区发展的原因之一，交易信息与交易过程应该有个法制化的监管环境。
2.2.3.制度创新体现不明显
广东自贸区的发展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建设靠的是制度创新。事实上许多企业入驻广东自贸区的目的仅仅是为享受税收优惠等一些政策福利，而并不是拥有创新意识。优惠的政策机制对中小型企业来说极具诱惑力，相比之下挖掘创新能力显得非常渺小了。
长期发展下去，随着政策福利诱惑的扩大会让企业形成一种依赖，失去原有的发展活力，导致整个自贸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改革红利沦为企业套利因素，明显是与发展核心相违背的，不利于企业激发活力，不利于提高竞争力。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走自主创新之路才是硬道理。
3.加快发展对策建议
3.1.正确把握战略定位，错位发展
3.1.1.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沟通机制
粤港澳三地异质性的存在，阻碍了自贸区间信息的沟通与交流，产生了许多问题与矛盾。但也正是由于异质性的存在，能让企业在极具挑战的环境下突破同质性局限，在竞争中创新，优胜劣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在政府层面，要积极整合三地文化意识形态，寻求合作的障碍所在，加强不同制度层面间的交流。大力培育高新技术和创信息人才，呼吁内地院校注重与港澳高校人才交流与合作，加强自贸区与粤港澳高新科技人才的对接。
在自贸区层面，项目信息传播要注重与港澳政府企业的沟通交流，保证切实有效的招商引资工作。积极打造自贸区面向港澳的专业信息服务聚集平台，例如国际性商品展示销售平台。
自贸区应该主动开展定期性三地企业间的营销信息交流沟通，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3.1.2.三大片区经济协调错位发展
每个自贸区有自身独特的定位、核心趋势和功能，广东自贸区建设发展应该综

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科学规划布局，发挥地方特色，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和具体措施。协调好区域之间发展差异，注重产业合理分工，相互联合打造合作升级版。
广东自贸区濒临港澳特区，是自身最突出的特色。因此各个片区应该结合自身实际特点，借助港澳经济效应发展特色产业，协调好各方利益，明确发展目标，进行错位互补发展。
片区自身要加强城市化建设，完善经济发展配套措施，注重环境建设和人才教育问题。不仅是航运物流设施，应该重视区域内交通条件的建设，强化交通枢纽建设，加快高速建设等，更好地吸引外界企业人士的到访。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政策发展带动下，自贸区应该联合港澳政企积极开展产业、海洋、生态、文化、投资贸易等国际上的交流合作，拓宽合作领域，深入开发同质资源，共同赢利。
3.1.3.边缘城市要直面挑战、保持活力
在自贸区“吸虹效应”影响下，周边城市要积极主动对接广东自贸区的发展，时刻把握市场供求关系、企业产业价值链条特征，借鉴自贸区先进政策，如可以利用“清单”管理模式更好地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其次自贸区外部企业可以积极参加自贸区内各种贸易活动，主动利用原产地政策，借助自贸区平台，促进对外合作与发展。认真分析国际市场变化和要求，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符合自身的多元化市场战略，分散竞争风险。
在自贸区高端技术发展带领下，要完善吸引各类高素质人才的激励制度，为企业转型提供内在动力，提高企业在区域内的竞争力，带动区域发展。
当自贸区发展出现挤出效应时，周边城市要抓住机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外贸水平。
自贸区内丰富的外贸经验与启示将会是未来其他城市企业可借鉴吸收的一大笔财富。
3.2.完善战略规划与管理体制
3.2.1.完善经济管理体制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环境，广东自贸区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和市场监管环境。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自由便利化改革不能停。广东自贸区在明确发展宗旨以及合作目标的前提下，需要召集参与各方共同制定中长期合理的发展规划。
粤港澳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全局性战略高度，加以调整发展动向，形成更高层次的国家战略。自贸区体制建设要循序渐进，做到因地制宜合作的同时，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合作模式与合作内容。合作领域必须集中在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范围之内，以便政府可以及时出台政策措施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整治，做到灵活务实。
建立完善的组织协调机构是自贸区的重任之一。自贸区在高

度开放的国际环境下，需要突破国内区域现有组织协调机制，建设一个国际化、市场化的政策运行机制。在与港澳政策衔接上需要一个规范完备的政策制度设计与安排，对接三地经济运行机制，保证政策与信息沟通的及时性和流动性。
加大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意识，突破部门间利益，增加透明度。对于自贸区内不同需要应该有针对性的服务提供给企业者，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化行政监管，提供更加便捷的政策支持。政府需要在现有合作组织架构上拓展自贸区功能，加强统筹性。在政策执行上，要合理科学地配置权利和职责，保证各方利益均衡。
3.2.2.完善法律监管体系
广东自贸区内各个合作项目必须依法开展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是自贸区建设的必要条件，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才能处理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问题。在新型自贸区经济体制下，按照内地法律框架对港澳标准规则进行借鉴性的引入，便于打造国际化的法治化商业营运环境。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税收监管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建立一个可及时调整，灵活性极强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保护屏障。
各片区、领域之间的关系与监管模式必须有相应的法制保障、合理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自贸区配套法规和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思路。尤其是广东自贸区以金融贸易相关的服务业为主，良好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至关重要，政府应该建立公平公正合情合理的有效机制以保障广东自贸区的平稳健康发展。
纵观现行高标准的国际经贸协定，短时间内要将规则体系引进国内并在全国范围推行，是极具挑战性的。但是广东省站在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作为先行先试的广东自贸区可以吸纳这些规则并试行，为之后全国推行时积累经验。
3.2.3.坚持制度创新优势
区域合作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来适应发展的不同要求，而创新又是来源于发展需要，并伴随发展的整个过程。当制度不适应发展要求，创新的预期收益就会大于预期成本，区域制度创新应运而生。
政府要敢于打破政策枷锁，带领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推动中国向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型。企业要应该结合实际发展情况，积极参与“二次创新”，探索升级转型之路，不断提高科技含量，注重核心科技创新研发，提升产品附加值，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方向靠拢。如创建自主品牌加快融入国际市场，向国际化转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带动产业升级发展。